自序

大量事实表明，任何类型的文学创作都离不开作家这一重要角色。作为文学的生产者，作家的一言一行、文化素养、艺术水平、思想感情都深深地影响着文学创作的品质，所以在文学活动中作家的作用是无处不在的。作家是文学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享受着人们赋予的很高荣誉，被看作人类关于情感、自由、正义、良知、理想乃至精神的最高代表者。然而，自19世纪现代小说开始出现到20世纪乃至当下，作家本身也遭到不断的质疑，他们面临种种问题的境况也越来越成为文学潮流中不容忽视的现象。这种分化具体说是从福楼拜开始的。19世纪中叶福楼拜开始强调写作的客观性，标志着现代小说的出现，与这种现象相伴随，作家也面临着被退出作品的趋势。20世纪初“新批评”流派的出现将这种趋势进一步强化，他们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只强调文本的重要性而无视作家的存在，以至于作家被逼到了边缘化的地位。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形式主义叙事学，他们只关注作品内部结构和规律的探讨，将作品与作家的联系完全隔断，公然宣布“作家死了”，以至于很多文学研究已经不再关注作家。这是有文学以来作家所遭遇到的一场时间最长的争议。在这场争议中，越来越多的人跟随着这个潮流，对作家的问题尤其是作家能不能在作品中出现和发声的问题进行了质疑，仿佛文学真的已经到了不再需要作家的地步。

然而，背离事实的偏颇总是会在时间的长河中暴露出其不足，当作家被否定后，文学不是越来越好了，而是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了，这个时候终于有人站出来对这种现象进行批驳了，也对作家的存在问题进行了正面的维护。美国学者韦恩·布斯就是最早维护作家的人之一。1961年他出版了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小说修辞学》一书，书中他站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立场，以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为依托，对作家在创作中的地位、作用和身份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评价和全力的维护。布斯的理论发表后，得到了全世界的积极响应。在中国，青年理论家李建军也是作家的积极维护者之一，他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出版了《小说修辞研究》一书，对布斯谈过的一些问题和没有谈到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探讨，尤其是他继承了布斯的修辞思想，对作家在创作中的种种情况做了积极而中肯的评价，使得作家的问题得到了进一步澄清。

笔者不才，理论修养没有布斯那么高，当然也没有李建军那么敏锐，无法在理论上对作家问题做出更高层次的回应和展望。不过，笔者以为理论也不一定越高深就越好、越高深就越能说明问题，有时候如果能够回到实际，抓住问题的要害，理论虽然可能简单点，但本质上也不一定就很差。正是带着这种心态，这些年来笔者一直在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尤其是在阅读了大量作家谈创作的书籍、创作日记以及相关访谈等一类文字材料后，渐渐对作家的问题也有了一些自己的认识，形成了一些基本的判断。在笔者看来，19世纪后半叶开始，随着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作家的身份、功能、地位、作用以及存在方式、表达方式的确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但尽管如此，从他们谈论创作的言论中还是会发现，创作中作家所面对的一些基本问题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甚至更加坚固了。在他们的言谈中，作家长久以来形成的一些固有的东西不但被继承了下来，而且也得到了相似度很高的呼应。比如他们的身份问题，他们的艺术修养问题，他们面对的各种内外主体修辞关系问题，他们的修辞使命问题，甚至他们所经历的写作生活状态，都表现出了惊人的传承性、相似性和一致性，这说明作家所面临的一些东西虽然有些在改变，但很多都一脉相承，这是一个有价值的发现。于是我把这些东西集中起来，把它们作为作家创作中的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待。随着这种思考的不断深入，笔者发现作家的这种文化现象不但具有普遍性，而且具有个体性，是研究文学和阅读文学的重要参照，是值得我们好好珍惜和关注的宝贵资料。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笔者依托作家的各种创作言论，从他们创作生活的实际角度出发撰写了这本书，以期能够对作家问题的探讨有所助益。当然，书稿的写作并不轻松，不但阅读、思考、收集资料花费了不少的心血和精力，而且将它写出来并进行多次修改的过程也颇费时间，其间停停顿顿、反反复复好多次，促使笔者不断走下去的是家人的支持、朋友的帮助，当然还有对学术的执着和努力。好在书稿经过两三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也算是对付出的心血的一点安慰吧。当然，努力是有的，心血是有的，只是由于水平有限，问题也就在所难免，恳请读者和同人能够提出批评意见，帮助笔者继续成长。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