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栖居地

我庆幸自己是有故乡的人。故乡不仅仅是出生地，你生活过的那个旧日处所与环境，也不仅仅是与你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与物，故乡是形而上的，是精神的承载体，是灵魂的家园。人许多时候是活在记忆中的，丧失记忆意味着生命环节的缺失。

1932年的夏天，师陀带着一身暑汗与满眼泪水回到故乡。他怀着失去父亲的伤痛，徘徊在杞县一个叫花寨的小村。那时他刚刚离开家乡一年余，对故土的情感也许还很单纯。三年后，当他从北平再次回到花寨，“故乡”已成为他挥之不去的记忆。尽管他说“我不喜欢我的故乡”，但他“怀念着那个原野”。也许，当时的他并未领会到故乡对他一生的影响，他更不会想到，整整七十年后，一个叫邸玉超的读者，从他作品的字里行间走进他的花寨，走进他的故乡。

在去花寨的《乡路》上，有白杨、翠柳、村落，有丰饶的原，绿的浩瀚的海，烟雾似的棠梨，鹅黄的菜田。花寨村子那么小，又那么穷，一年到头都被宁静的空气包围着，有些冷落，有些寂寞。但村庄里的孩子们的梦是绛色的，在彩色的虹与霞的上面。游戏是人类初始的经验与记忆。花寨的孩子也和别处的毫无差别，总不肯让寂寞重重压在身上，他们有自己的世界，秋后的月光照耀下的禾场，是他们的乐园。孩子们的游戏会翻出许多花样，他们的嬉闹声给小村添上一抹生气。然而，师陀童年的梦很快被现实绞碎，变成灰色，他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面容枯槁，独立在土谷庙前，抱着膀，悠然地吸着本地造的烟，昂首眺望原野。

模样是那样像一个流氓，一个盼望着故土的水手，可是不更像一个大人吗？

谁让我们失去了乐园？师陀的笔尖停留在《失乐园》的空白处，问。

就在师陀陷于故乡复杂思绪不能自拔时，另一位京城作家沈从文正兴冲冲从故土湘西归来，挥动浓情的笔墨，创作着后来成为他的散文名篇的《湘行散记》。沈从文从故乡带回的是温暖和浪漫，是生命的活力；师陀从故乡带回的是冷静和真实，是现实的“生命的寂寞”。不同的人生际遇，不同的性格气质，对故乡有不同的感受与寄托。或者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故乡，有对故乡不同的认知。我也是远离故土的人，每一次返乡，留给我的都是别样的感受与迥异的印象，既有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欣然，也有等闲相见莫相亲的怅然。有故乡的人才能真正理解物是人非的落寞。

师陀成名于30年代，作为中国现代散文作家第二代的重要一员，在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他的散文诚如他在第一本散文集《黄花苔》中说的，是“野生植物”，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执拗地充满生气地开放着，生长着。他承继20世纪20年代散文趋美变异的风格，在唯美与现实的碰撞中开辟出自己的一条蹊径。

师陀以小说成名，在他的散文创作中也隐约着小说的笔致与技法。他更关注人，尤其是故乡的人。《老抓传》是他的散文代表作，我却愿意做小说读。老抓年轻时爱上一位姑娘，姑娘嫁到他家时，竟做的是他二嫂，情感受伤害的老抓默然离开家乡，独自漂泊江湖。二十年后的一天晚上，他孤身回到故乡，世界和他自己早已改变了模样，除了他曾经的恋人——现在的二嫂，几乎没有人能认出他来。他把猫狗当作亲人，度过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这是怎样的人生，怎样的命运？我真的不忍细讲这位老人可敬可叹的故事，我的泪会打湿键盘。好在他有故乡，故乡总会给游子温暖，尽管这温暖比刀子还锋利，它会让人热血涌动，也会让人心生疼痛。师陀并不是一味描写故乡的悲凉，现实的悲怆，他以“乡下人”的善良敦厚描述故乡人的淳朴善良、故乡的美。

一个牧羊女正沿着溪走下来，在她的前面，肚儿便便的山羊们懒懒地鸣着，或左或右，跑着一只牧羊狗。“请问大姐，前去可有落脚的地方吗？”他拔下嘴里的烟袋，打着问讯。那姑娘从旁边跑过，向空中甩了一个响鞭。小狗则冲下溪去，溅起水花，快活地洗了个澡。上得岸去，抖下水滴，接着惬意地打着喷嚏。她过了溪，用鞭一指道：“那边。”

多么富有诗意的画面，多么温馨和谐的美。如此亲切美丽，如此俏皮纯真的故乡少女，怎能让人忘怀。

故乡并不一定都在乡村，能栖居你灵魂的，都叫故乡。

卧心苦禅

书读得累时，或稿子写烦了，喜欢找一本画册来读，抑或翻翻早年从杂志封底剪辑的画页。读画有一种别样的享受。现代的画家，印象深的是李苦禅，当然还有潘天寿，人称“南潘北李”。李苦禅师承国画大师齐白石，齐的画颇受吴昌硕影响，又可上溯到八大山人。而八大与弘仁、石溪、石涛为“四大名僧”。读苦禅的画，会心境大开，陡生侠骨。喜欢李苦禅的原因还有一点，是他的名字：苦禅。参禅悟佛，苦在心智混沌，也苦在心志恍惚。卧心苦禅者，怎能不成大器？

汪曾祺先生也似苦禅者。汪先生以文名世，其实他不但能书，而且善画。只不过他的画多是倪云林似的小品，自我抒发与把玩，极少示人。他曾说，他的调色盘里没有颜色，只有墨，从渴墨焦墨到浅得像清水一样的淡墨。有一次，他以矮纸尺幅画初春野树，觉得需要一点绿，便挤了一点菠菜汁在上面。可见其画风的清淡。

汪先生把他的画风运用在了他的小说上。李家巷的李小龙每天放学都路过王玉英家，看见王玉英坐在天井的晚饭花前做针线。晚饭花开在傍晚的空气里，非常热闹，但又很凄清。李小龙很喜欢看王玉英，因为王玉英长得美，好看。有一天，一顶花轿把王玉英抬走了，她嫁给了风流浪荡、不务正业的钱老五。晚饭花还在开着。从此，这条巷子就看不见王玉英了。又一天，李小龙看见王玉英在钱老五家门前的河边淘米，王玉英头上插着一朵花。李小龙很气愤，他觉得王玉英不该出嫁，不该嫁给钱老五。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原来的王玉英了。（小说《晚饭花》）少年的忧伤，无言的伤痛，禁不住令人掩卷沉思。

早几年枕边常放两本小说集，一是汪曾祺的《晚饭花集》，另一本是李锐的《厚土》，从这两本书中，我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两人作品字面风格不同，但骨子里都有超越世俗的佛性禅意，都能读出人的本质。两人也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有社会良知，有大家风范。汪曾祺说：“我的作品有读者，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惧。我给了读者什么，我说过我希望我的作品有益于世道人心，我做到了么？”汪老做到了。他以别致的小说赢得了众多读者，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说到汪曾祺，就要说到他的名篇《受戒》。小说里面的小和尚明海和村姑小英子实在可爱。明海受戒去，她船接船送。回来路上，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趴在明海耳旁小声问：“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明海惊讶得眼睛鼓得大大的。小英子一再追问，明海大声说：“要。”明海出家在菩提庵，大家叫讹了，就成了荸荠庵。本来很庄严的菩提，一转口就成了荸荠，亲切得如同邻家老宅。庵里的和尚除了打坐念经，还经常打牌，也抽水烟，吃肉，娶老婆，因为庵中无清规。读着小说，不禁让人向往，前去受戒。汪老自称这篇作品有一种内在的欢乐。我的解读是：佛家有俗子，尘世藏禅意，受戒在佛寺，修佛在心。

弘一法师临终有偈语：悲喜交集。汪曾祺说他对这样的心境是可以领悟的。汪曾祺的小说确有悲凉之处，也有欣喜之情，表现形式多为轻描淡写，洗去铅华，如他的画。画事之笔墨意趣，能老辣稚拙，似有能，似无能，即是极境。国画大师潘天寿说：“平中能见其奇，奇中能见其不奇，则大家矣。”汪曾祺先生的小说，在简约淡雅中凝聚着殷殷文人情怀，在朴素无华里流淌着浓浓平民热血。他说他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什么是悲悯情怀，什么是暖世温度，读他的作品，你会有切身的感受，从而得到生存的有力支持。

齐白石老人九十五岁时画过一幅画，画面仅是一穗高粱，鲜艳而圣洁，热烈而饱满。从中可以读出一种对自然的感恩，对生命的膜拜，对劳动的赞美。

他们通过艺术受戒。

橡树的爱情

20世纪80年代，舒婷有一首《致橡树》的诗，像诗中的木棉花，很红，甚至有点微微的紫色，被公认为朦胧诗派的代表作。有趣的是，说是朦胧诗，大家却都读懂了。那个年代，写诗的人，不写诗的人，都喜欢背靠一株树，吟哦或者朗诵几句，可以说，只要有绿色青春生长的地方，都少不了茁壮的橡树和多姿的木棉。这样的状况以后似乎再未发生过。

在我的印象中，那个远去的年代天空透明而湛蓝，让人想象到赤子的眸子；空气清澈纯净，纤尘不染；而风总是翘着脚尖行走，如同天鹅湖畔的舞女。这样的日子最适合诗歌的萌芽，也最适合爱情的生长。《致橡树》是发自心底的深情歌吟，诗人对坚贞爱情的咏叹，对独立人格的向往，对青春理想的追寻，应和了一代人的精神需求。那高举着铜枝铁干的橡树，那绽放着红硕花朵的木棉，摇曳着现代青年卓尔不群的姿态，永恒着在河之洲的忠贞不渝的爱情。和诸多人一样，笔者也是从那个年代开始爱恋诗的，也是在那个时节生发爱情的，因此，至今读《致橡树》仍然怦然心动。其实，诗歌如野菜一般疯长的时节并不令人怀念，值得向往的倒是有不写诗的女人端坐在午后的长椅静心读诗的风景。那是一种美丽，一种高贵，一种极致的和谐。

了解有呼吸的橡树早于读舒婷的诗至少十年。那时候教室取暖靠生铁炉。于是老师领一群学生到深山去采松塔。也就是那个时候，我认识了橡树。老师是这样传道授业的：大家认识这棵树吗？它叫橡树。我们吃的橡子面，就是橡树的果实磨的。它的叶子光亮油滑，也叫“玻璃叶”，做过年蒸饺子的屉布非常好，有清香味。特殊的语境，暗示了一个特殊时代的生活境况，自然而贴切，生动而鲜活。关于橡树，我曾查阅了几种资料，包括古老的释名工具书《尔雅音图》，包括很现代的网上，都不甚明了。《辞海·生物分册》列“种子植物”不下七百种，唯独不见“橡树”条目。也可能有其他名目，不得而知。真得感谢当年老师的教诲，否则很可能对生活在我们身边的这种普通的植物一无所知，进而也可能影响到对《致橡树》的阅读与理解，以及对一段过往生活细节的记忆缺失。

俄罗斯诗人密尔兹利亚可夫曾写过一首被谱曲并广泛流行的诗——《孤独》，同一国度的风景画大师希什金，把此诗中的一个句子“在平坦的盆地中间”作为画题，成就了他一幅影响甚大的作品。画面是无边无际的、岗峦起伏的草原中间，独立着一株枝叶茂密的橡树。这幅画充满了浓郁的诗情和蓬勃的生命气息，化“孤独”为“独立”，彰显出别样的人生态度和思想感情。不知道舒婷读没读过这幅画，我觉得《致橡树》从意象到形象都是与之契合的。人类共通的交流是艺术和情感，爱是直抵人心、走向世界的绿卡。无独有偶，荷兰画家凡·惠恩四百多年前也曾画过一幅有关橡树题材的油画——《有两棵橡树的风景》。画面是两株历尽沧桑的橡树，遒劲的树干，短发般的枝叶，仿佛牵手百年、比肩而立的老人。有一场雨在天空酝酿，空气质感而湿润，阳光照射在树干和小丘上，让人不禁感叹人生的冷暖。两棵橡树迎风而立，从容而坚定。我一直以为，左侧的那株稍矮些的是雌性，另一株高些的当然是雄性，讲述的是异国的不老的爱情。

如果人能放下架子，把自己作为一株普通的懂得爱的橡树，一棵诗一样纯净的植物，那么世界就是六十亿株绿色生命汇成的“爱琴海”。

穿西服的徐志摩

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在中国热播的时候，我刚上小学。电影中的列宁睿智、平易，又充满力量，有点像父亲单位那位因为秃顶而常戴前进帽的老工长。我非常喜欢手势夸张、说话风趣的这位苏联革命领袖。现在才得知，年轻时的徐志摩也是曾经崇拜过列宁的。1918年的苏联新兴政权刚刚建立，环境十分艰苦和险恶，餐桌上只有土豆，没有面包，更没有牛肉。同一年，我们自己家的状况也非常糟糕，刚剪去辫子不久的国人，刀枪相向，南北失和，孙中山被迫下野。这一年的8月14日，徐志摩从上海滩登上赴美利坚的邮轮，那一刻，他的眼神有些飘忽，西服的下摆暗喻着风的方向。许多年以后，有人考证那天的风是西风，理由是那是个西风东渐的时节。而徐志摩自己在诗中说，“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徐志摩是有些虚荣的，他先是拜梁启超为师，刚刚到美国不久，就又丢下学业，远渡重洋去英吉利拜师哲学大师罗素，就连他身着的西服、梳的头型都有点英国绅士的味道。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他，平时喜欢搬弄柏拉图、尼采、卢梭，后来在泰戈尔访华时亦密切追随。虚荣是讨人嫌的，而敢把虚荣亮亮堂堂地亮出来，就有点可爱了。我喜欢虚荣，但缺乏率真，只好用自己的虚荣心去揣摩体会他虚荣时的乐趣，还真是种特味的享受。

世事总是不乏机缘巧合。1918年，《新青年》刊发诗人刘半农用白话翻译泰戈尔的《新月集》时，徐志摩已登上赴美的邮轮，那时候的他并未开始写诗。然而，十年后的徐志摩却成了新月派的代表诗人。泰戈尔在《飞鸟集》诗歌中写“鸟儿愿为一朵云/云儿愿为一只鸟”。1931年11月19日，总“想飞”的徐志摩，在从南京坐飞机去北平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写诗仅十年，年仅三十六岁的诗人鸟一样驾着云永远西去了。那一天，诗人着的一定是云一样洁白的礼服。

据卞之琳先生回忆，徐志摩在北京大学讲授雪莱的诗歌时，眼睛望着窗外，或者对着天花板，完全沉浸在诗的天空中。可以想象，那时的他一定忽略了西服袖口雪花般的粉笔末，他的心是长着翅膀的、飞翔着的，这样的翅膀在拉斐尔的画中才能见到。徐志摩出生在浙江海宁的富商之家，有江南才子才华横溢的天分，有富家子弟无拘无束的天性，又屡受西风熏陶，我想，他早已不习惯长衫的拖累。然而，他的西服即使是正宗的法国或者美国品牌，他的肤色毕竟是纯正的国货。我在读他的诗歌时，分明感受到这一点。《再别康桥》看似西化的、唯美的，其实也是东方的、古典的，你可以读出江南丝竹的韵律，也能品味出中国传统诗词的意境。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文学本身是公平的，而文学的史记却不一定公允。作为中国现代新诗的开拓者，在近半个世纪时间里，徐志摩遭遇不公的评价，新时期文学复兴以来，他才逐步得到肯定。茅盾称他是“中国资产阶级代表诗人”，尽管在“诗人”前缀了“资产阶级”，也算是一种适当的定位。徐志摩的思想虽然有些多变，但基本信仰是根深蒂固的，胡适把他概括为爱、自由、美的，卞之琳概括为爱国、反封建、讲人道。我以为，作为诗人，他是可以景仰的；作为人，他的思想是多面的，就像他身上的西服，可能藏些褶皱，但总体还是蛮笔挺而潇洒的。

一切都是宿命。徐志摩在一个秋叶无声飘落的午后，在竹篱内隐约的小女孩的笑声里，突然得知了“天国的消息”：人生的惶惑与悲哀，惆怅与短促——在这稚子的欢笑声里，想见了天国。敏感的徐志摩悄悄地走了，没带走一片云彩。

花开雨巷

近几日天气晴好，甬道两旁的丁香花繁茂地开了，空气中弥漫着的花香，时而淡淡的，时而浓浓的，引诱人不得不去欣赏。丁香花象征着纯真无邪、初恋和幽怨，她独特的芳香、优雅的花色、高贵的姿态，让人心仪。

午后慵懒的时光里，在丁香花的馨香中，读戴望舒的诗，不禁怦然心动。读诗，真是一种奢侈的享受。

《雨巷》是戴望舒的成名作，他因此而赢得了“雨巷诗人”的雅号。1927年夏天的中国，风雨如晦。戴望舒等几位曾参加过进步活动的青年隐迹于松江的好友施蛰存家的小楼上。闲来无事，戴望舒在翻译西方诗歌的同时自己也创作了许多诗歌，其中就有《雨巷》。《雨巷》是他内心情境的外现，失望、希望、幻灭、追求，这些情绪的纠结，让诗人在现实与梦幻间踯躅彷徨。那一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是初露头角的敏感的诗人普遍都有一种幻灭感。茅盾1927年以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写成的第一篇小说就叫《幻灭》。《雨巷》就是在这种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雨巷》运用象征的手法，把当时黑暗冷酷的社会现实暗喻为悠长狭窄而阴暗寂寥的“雨巷”，没有阳光，没有生机，破败颓废，死气沉沉。而“丁香一样的姑娘”是美好理想和希望的象征。

主人公“我”怀着理想破灭的失望，在冷漠、凄清的雨巷中孤独徘徊着，内心幽怨，但仍然残存着一丝朦胧的愿望：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的

结着愁怨的姑娘

她曾经静默地走近诗人，尽管她向诗人投出的是太息的目光。然而，丁香一样的女郎终是像梦一般地从诗人的身旁飘过，走尽了寂寥的雨巷，从现实中消失了，留给诗人的是无限惆怅。

尽管如此，诗人并没有断了对未来的憧憬与期待，依然撑着油纸伞苦苦追寻着：

我希望飘过

一个丁香一样的

结着愁怨的姑娘

诗中的意象共同构成了一种象征性的抒情意境，含蓄地暗示出作者既迷惘感伤又有期待的情怀，并给人一种朦胧而又幽深的美感。诗中重叠反复手法的运用，回荡着一种流畅的节奏和旋律，体现了戴望舒诗歌一贯的追求：诗境的朦胧美、语言的音乐美和诗体的散文美。

其实，我更愿意把《雨巷》读成爱情诗。戴望舒的忧郁不仅来自对于理想的追寻过程中的迷茫与失落，也源自他坎坷的爱情。他心内一直无法忘却他的初恋——与施蛰存妹妹施绛年的爱情。《雨巷》中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就是施绛年的化身。多年苦恋，到头来戴望舒终于知道，施绛年不爱他，那刻骨的爱只是单相思。施绛年与他友情多于爱情，所以总是若即若离：

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

……

默默彳亍着，

冷漠、凄清，又惆怅。

她静默地走近

走近，又投出

太息一般的眼光

后来，她终于和他分手了：

她飘过

像梦一般地，

像梦一般地凄婉迷茫。

……

她静默地远了，远了

到了颓圮的篱墙，

走尽这雨巷，

消逝得无影无踪。甚至——

消了她的颜色

散了她的芬芳

消散了，甚至她的

太息般的眼光

无可奈何中，诗人依然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又寂寥的雨巷，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后来，他与温柔漂亮的穆丽娟结婚。由于他深陷于施绛年的虚幻爱情不能自拔，婚姻自然难以幸福，最终穆丽娟与他离婚。对爱情完全失望的戴望舒在香港与一个比他小26岁的女子杨静结婚，没过几年，杨静便弃他而去。在戴望舒四十五年生命历程中，经历了与施绛年的伤心之爱、穆丽娟的不忍之离和杨静的无奈分手，不同的女人相同的结局。戴望舒的一生，是一部凄楚哀婉的情爱悲剧史。

在丁香花以外，还有一束勿忘我，让人伤感地流连。

为你开的/为我开的勿忘我花/为了你的怀念/为了我的怀念/它在陌生的太阳下/陌生的树林间/谦卑地，悒郁地开着/在僻静的一隅/它为你向我说话/它为我向你说话/它重数我们用凝望/远方潮润的眼睛/在沉默中所说的话/而它的语言又是/像我们的眼一样沉默/开着吧，永远开着吧/挂虑我们的小小的青色的花。（《见勿忘我花》）

勿忘我花是深情而浪漫的花，这花像一个多事而纯真的孩子，为两个相爱的人传递花语，传递情思。然而，诗人最值得珍惜的初恋丢失了，他的爱情是青涩的，目睹了他的爱情的林间的花也是青色的。伤感和忧郁笼罩着他的诗歌。

戴望舒是现代诗丛林中的开拓者，他撑着一把油纸伞，在诗的泥泞小路中跋涉。他的诗主要受中国古典诗词的滋养和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的影响。当年戴望舒翻译的外国诗歌后来结集为《戴望舒译诗集》，其中有深受戴望舒喜爱的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魏尔伦、耶麦、果尔蒙等人的诗作，还有波特莱尔的《恶之花》、西班牙诗人的作品等。

那少女是洁白的/在她的宽阔的袖口里/她的腕上有蓝色的静脉/人们不知道她为什么笑着/有时她喊着/声音是刺耳的/难道她恐怕/在路上采花的时候/摘了你们的心去吗？……有一个青年人苦痛的时候/她先就不作声了/她十分吃惊，不再笑了/在小径上/她双手采满了/有刺的灌木和蕨薇/她是颀长的，她是洁白的/她有很温存的手臂/她是亭亭地立着而低下了头的。

我不能确切地读懂法国现代大诗人耶麦笔下的《少女》象征着什么，但诗中传达出的情绪就足以让人感动，让心灵为之荡漾。作为现代派新诗的领军者，把西方的象征主义手法与中国古典诗词意境相融合，是戴望舒对中国现代派诗歌的一个重要贡献，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戴望舒生平总共定稿发表了92首诗歌。作品虽然不多，但在诗歌艺术上，却呈现出了独特的成就与魅力。戴望舒是寻梦者，也是中国现代诗坛上饱受争议的一位诗人，他是彷徨的，也是坚定的。而今，许多批评过“雨巷诗人”的诗人早已被人淡忘了，我们却徜徉在“雨巷”中乐此不疲，让艺术之雨淋遍全身，让心灵获得美的滋润。戴望舒的意义就在于《雨巷》，没有《雨巷》就没有戴望舒，没有戴望舒，中国现代诗歌百花园就会少了一朵迷人的丁香。

近一个世纪悠长的时光静默地远去了，那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依然让我们无限向往，像那姑娘一样美丽的丁香弥漫在时间的小巷。

生命的两极

话剧《生死场》挺火，凑趣看了，排得不错，因很少看舞台剧，不得要领，说不错也只是总的印象。台词仅记下两句。一句是：“日本人是哪村的？”很传神，也好玩。另一句是二里半老婆被日本鬼子强奸后喊的：“他把我x了。”听得我一身冷汗，心说，我怎么记不起萧红写过这样的句子呢？由此又读了一遍原作《生死场》。我的读本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前有萧军作的《〈生死场〉重版前记》和鲁迅1935年作的《序言》。鲁迅先生是很看重萧红的，他对萧红和《生死场》的评价甚高。鲁迅先生在序言中说萧红用“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其实如今的编剧才真叫“越轨”。看来，经典作品还是读原作好，免得串味。

萧红是一代才女，《生死场》是她的代表作。唐韬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权威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给予萧红和《生死场》很高评价，认为《生死场》真切反映了东北人民沦陷前后的生活，正像鲁迅在序言中说的，它是“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力透纸背的揭示。小说前十章描写沦陷东北农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后七章描写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广大人民的苦难和斗争。作品中蕴含着感人的力量，胜过同一时期其他同类作品。萧红1942年在贫困中病逝于香港，年仅31岁。她的文学之旅总共不过9年，但其成就和影响却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超越时间和国界的。她的作品令人爱不释手，百读不厌。其艺术光辉至今熠熠生辉。

《生死场》无疑属经典作品。经典之作的特质便是其内容的丰富，精神的博大，主旨的深厚和艺术的精湛。窃以为，《生死场》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它昭示了人类的共同情感和经验：“忙着生，忙着死”。人对自身生命总是充满困惑，对死亡充满畏惧。哲学家说，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人是能够思想的苇草”（帕斯语），总要进行思考。饥饿、战争、自然灾害、疾病，始终伴随着人类，人祸胜于天灾。贫困的朝鲜人忙着生忙着死，富裕的伊拉克人和美国人也忙着生忙着死。不贫不富的我们呢？其实谁都逃不开这个宿命的“生死场”。世间真应该多些平和从容和温暖。萧红是智者，也是糊涂人。她逃开了令她失望和厌恶的家庭，逃开了东北沦陷区，又从大陆逃到了香港；她也曾逃离饥饿和贫困，逃离爱人萧军、丈夫端木蕻良，但她同样逃不开“生死场”，逃不开“忙着生、忙着死”。这仅是我今天读来的个人感受。对于小说中反映的东北人民抗日的不屈精神，文学史家早有定论。

这话题分量太重，也太严肃，咱们还是唠些别的吧。萧红是东北女人，喜欢（也许不是喜欢）吸烟，绿川英子见她“几回衔着烟嘴的面孔”，萧红研究者张琳说她“对烟卷却有大癖”，萧红在给萧军的信中也说自己“纸烟向来不抽了，可是最近几天忽然又挂在嘴上了”。萧红小时候喜欢看天，长大后喜欢谈天，难怪这位小说家有诗人气质。《生死场》中就到处弥漫着诗意。写高粱地“那里是绿色的甜味的世界”，菜田的道边“绣着野菜”。写麻面婆“她抓到了日影，但是不能拿起。她知道她的眼睛是晕花了”。如诗的句子如东北野菜俯拾即是。“细节决定成败”是最近的流行语，七十年前萧红就懂这个。二里半家的羊丢了，因为找羊他差点挨了邻里的打，“那家的女人出来，送出一支搅酱的耙子，耙子滴着酱”。麻面婆偷摘别人家的倭瓜，让儿子往回抱，累得儿子把倭瓜叫成西瓜，结果偷的却是自家留种子的倭瓜。何等精彩幽默的细节描写，多么真切的乡村境况。金枝和情哥哥偷情怀了孕，心急火燎地把青柿子当红柿子摘了，当妈的对她大打出手。作家接着写道：

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

贫困扭曲人格，物欲泯灭人性。深刻不？萧红对人物心理和外貌的把握同样是精到的、生动传神的。

她发怒和笑着一般，眼角集着愉悦的多形的纹绉。嘴角也完全愉快着，只是上唇有些差别，在她真正愉快的时候，她的上唇短了一些。在她生气的时候，上唇特别长，而且唇的中央那一小部分尖尖的，完全像鸟雀的嘴。

每个人物都是活生生，喘着热气的，呼之欲出。语法句式更是独特，“笔致越轨”。胡风先生赞誉《生死场》为“史诗般作品”，一点不过。

生与死是生命的两极。面对“生死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识，自己的感悟，自己的准则，无论何种活法，都保持一份坚定与从容才好。

沦陷的婚姻

法国人说：婚姻像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美国人说：婚姻像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

中国人说：婚姻像鞋子，挤不挤脚只有自己的脚趾知道。

关于婚姻的比喻古今中外都不乏奇思妙想。最近读了苏青的长篇小说《结婚十年》，有一点体会，套用一句经典的句式便是：婚姻像一列行驶的火车，乘客不一定都到终点。

关于苏青，20世纪40年代上海一家出版社曾出过一本书，名《苏青和张爱玲》。现在张爱玲红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几乎是妇孺皆知，但了解苏青者怕是没几人的。殊不知，当年苏青与张爱玲齐名，可谓上海滩文坛“双雌”。1943年，苏青的《结婚十年》出版单行本后很快成为畅销书，短短半年时间发行九版，到1948年已发行到十八版。这种情况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罕见的。苏青属于毁誉参半的女作家，名不见正传，更没人投资炒作，没有电视剧热播，时下的落寞就很自然了。

苏青原名冯和仪，浙江宁波人，出身书香门第。1935年开始文学创作。1942年，上海沦陷后，苏青的婚姻也遭遇“沦陷”，她开始用“苏青”的笔名卖文为生。此后不久，她怀着离婚的苦闷写了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

《结婚十年》描述了女主人公怀青十年的婚姻生活遭遇，作者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的心灵感受，表现了家庭生活和婚姻生活中的种种微妙关系。黄万华先生在《关于“结婚十年”》中这样评价：“小说写闺房闺情，同时在布局上又融入人物心理发展的线索；日常生活场景描绘得细腻，令人想到《红楼梦》的影响，同时其中更多地渗透着一个现代女性的情感；语言意象的选择上带有浓厚的民族传统心理，而语言质感上又往往有着古典诗词某种意境的渗透。”《结婚十年》从多角度描绘婚姻生活，如婚礼洞房、生儿育女、夫妻情感、婚外恋情，尤其对夫妇生活的压抑和情感饥渴的描写刻画，微妙而真实，大胆而含蓄。苏青以“飞蛾扑火”的勇气道出了那个时代女性真实生存境况的悲凉。而且“对中国妇女在夫妇生活（包括性生活）中遭到的压抑、禁锢，苏青也企图从历史中去追根溯源。”（黄万华语）

苏青和张爱玲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传记作家胡辛1989年出版的《张爱玲传》就以大量笔墨记叙了她们的友情生活。胡女士说苏青是热闹的、世俗的，张爱玲是荒凉的、贵族气的。张爱玲喜欢苏青的轰轰烈烈、敢恨敢爱，喜欢她俗中的俊逸，苦中的乐观。张爱玲也钦佩苏青的才气，她曾感叹，苏青最好的时候能够做到一种“天涯若比邻”的亲切，唤醒古往今来的妻性和母性，她能把每个人都熟悉而容易忽略的记录在案。张爱玲还曾说：“近代的最喜欢苏青。踏实地把握生活情趣的，苏青是第一个。她的特点是‘伟大的单纯’。”

其实，苏青是悲剧的，因为上海沦陷的特殊社会环境，“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傅雷语），也由于苏青自己性格使然，她一直处在被“诋毁”之中。她的作品主调游离时代之外，自溺于“超脱”；性情倔强而张扬，心直口快，自然会遭遇社会和家庭的“围剿”。

苏青的作品（包括《结婚十年》）当时受到很多非议责难，有的报刊骂她“文妓”，甚至有人造谣“苏青已经做妓女”。她在1947年创作的《续结婚十年》的序言《关于我》中，回顾了离婚后的困苦生活，痛陈了自己的冤屈不平。半个多世纪前的苏青，真的有些时下某些女明星的味道。只是苏青没有喊“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

清官难断家务事，何况世事乎？咱们还是谈点别的吧。《结婚十年》我存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和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两种版本，也有前一种版本的《续结婚十年》。闲来无事读一读挺好，一是比看电视剧过瘾（日前上演了一部《结婚十年》，是当代故事，徐帆主演，挺好看的。苏青目前可能还没人拍，都忙着抢拍张恨水呢）；二来可长点心眼儿，免得一不小心把自己的婚姻家庭弄“沦陷”了。结一次容易吗？被谁离了都不好。

朋友问在下：“最近离了吗？”我答：“没时间，正忙着看《续结婚十年》呢。”

1933年的那场雪

窗外蓝天白云，阳光灿烂，风中飘荡着一首悠扬的乐曲，而我的思绪却仍然在一个透明的夜晚徘徊。那是一个距离我们已经很遥远的夜晚。

距离可以让人遗忘，也可以让人怀想。

那是一个透明的夜，透明得赤裸而招摇，痛苦而又痛快。《透明的夜》是《中国现代作家选集——艾青》的开卷之作。《透明的夜》是1932年9月10日艾青在上海一所看守所里写的，诗中充满野性的生命律动。那时候他还不叫艾青，而叫蒋海澄。是年8月，他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主义”被当局判了六年徒刑。1931年9月，东北沦陷，而广大的中国却并没有太在意，一边是暗夜沉沉，一边是灯红酒绿。深陷囹圄的青年画家蒋海澄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心中充满悲愤，失去画笔的他，开始用诗抒发着一个叛逆者对这个世界的思考与抗议、回忆与企望。他的眼睛穿透监牢厚厚的墙壁，看到一个透明的夜，一个躁动不安的夜，一个生机勃勃的夜：

……阔笑从田堤上煽起……/一群酒徒，望/沉睡的村，哗然地走去……油灯像野火一样，映出/我们火一般的肌肉，以及/——那里面的——/痛苦，愤怒和仇恨的力。油灯像野火一样，映出/——从各个角落来的——/夜的醒者/醉汉/浪客/过路的盗/偷牛的贼……

这是一群来自广阔原野，来自广漠草原的野性的狼——北方的汉子，他们从黑暗的夜中走来，走进透明的夜中；他们从诗人的心中走来，走进现实的生活。

就在艾青在监牢里写了《透明的夜》的二年后，萧红在青岛完成了她的《生死场》。“严重的夜，从天上走下”（《生死场》中的句子，新奇而硬朗）后，苦难的北方农民逐渐觉醒了、站立起来了、呐喊了：“我们去赶死，就是把我们的脑袋挂满了整个村子所有的树梢也情愿；”寡妇们喊出“千刀万剐也愿意！”；赵老三流泪说：“……我不会眼见你们把日本旗撕碎，等着我埋在坟里，也要把中国旗插在坟顶，我是中国人！”这时候的他们，多么像《透明的夜》中那群不驯服的热血贲张的酒徒、浪汉啊。

《透明的夜》充满画面感，色彩单调而强烈，明暗过渡自然，笔触粗犷，细节丰富，有油画韵味；节奏明快，韵律流畅，既有传统笔意，又极具现代气息。

1932年这个萧瑟的秋天过后，下了两场大雪。

第一场大雪是1933年1月14日早晨下的，纷纷扬扬的大雪落在上海一所监狱冰冷的铁窗上。狱中的艾青想起家乡落满白雪的乳母的坟茔，难掩一腔激情，一气呵成写出了《大堰河——我的保姆》。

诗人以真挚的感情，通过对乳母大堰河悲酸不幸的一生的描写，对这位普通贫苦农妇的回忆与思念，赞美了她淳朴善良勤劳无私的高尚品德，抒发了对哺育自己的乳母大堰河的无限感激之情。诗人把爱和恨、赞美和诅咒交织在一起，传达了他对当时罪恶社会的愤慨和不平。

这是蒋海澄第一次用“艾青”的笔名发表作品。1933年的这场大雪让艾青一举成名，《大堰河——我的保姆》为艾青在中国现当代诗歌史的地位加重了砝码。

第二场大雪是1937年12月29日下的，头一天夜里，艾青在武昌一间阴冷的屋子里写下《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第二天果然下起了大雪，艾青说“今天的雪是为我下的”。这一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战爆发。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

诗人怀抱着抗敌的志愿，从浙江金华家乡赶到当时的抗战中心武汉。（此时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来到国民党所在地武汉，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诗人看到土地的饥馑与灾难，民众的痛苦与绝望，天空布满阴霾。

中国的路/是如此的崎岖/是如此的泥泞呀。

于是诗人在寒冷的冬夜写出这首诗，给人们些许温暖，给人一丝光亮，激发人们奋起抗敌，救民族于危亡。艾青通过他杰出的作品《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让我们感受到他心中激荡的对祖国、对人民深切的爱。

七月派诗人牛汉曾评论道：如果说《透明的夜》是诗人心灵爆出的一束虹彩，那么《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是诗人的感情和创作冲动更为深广的一次涌流和升华。它是一曲悲愤的交响乐，它是一幅意境深远色彩斑斓的大幅油画。

1933年的那场雪早已消融，而夜依然透明。“夜的醒者/醉汉/浪客/过路的盗/偷牛的贼……”仍然在斑斓的夜色中游逛着……

沉静的圣泉

沉静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境界。

现代著名散文家陆蠡原名陆考源，字圣泉，陆蠡是他的笔名。蠡字不好认，不易解，这里姑且作简单注释：蠡字作动词时，读三声lǐ，意被虫子蛀的木头；作名词时读lí，意思是用葫芦做的瓢。也有说是用贝壳做的瓢，如成语以蠡测海，喻见识短浅，看不见事物的全貌。估计陆圣泉以蠡为笔名是自谦。陆蠡像圣洁的泉，像沉静的潭，清冽而温暖，深邃而透明。

大智慧者不会在乎自己的短处，才华出众的人不会在意自己的长处。陆蠡身材矮小，形容平庸，不擅言语，却天资过人，有大才。他不但是散文名家，还擅长音乐，弹一曲好钢琴，爱好天文，精通多种外语。我读过他翻译的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罗亭》，文笔清丽，意境深远，很能传达俄罗斯的高贵气息。

1937年夏天，陆蠡在北平租了一间小小的寓所，寓所的“圆窗外面长着常春藤，当太阳照过它繁密的枝叶，透到我房里来的时候，便有一片绿影。我便是喜欢这片绿影才选定这房间的。”陆蠡每天望着窗口，看常春藤伸开柔软的卷须，借助一根绳索或一茎枯枝向上攀缘；看它舒展开折叠的嫩叶，一点点由鹅黄变嫩绿，渐渐变青，渐渐变老；观赏它纤细的脉络、嫩芽，以母亲抚育孩子的心情，盼望常春藤快点长大，长得茂绿。即使是下雨的时候，陆蠡也默默守在窗前，倾听雨滴敲打绿叶的美妙声音，看藤蔓在风中婆娑摆舞的优美姿态。

“绿色是多宝贵的啊！它是生命，它是希望，它是慰安，它是快乐。”

忽然有一天，一个自私的念头让陆蠡伸出手去，把两枝浆液丰富的枝条牵进了屋内。绿的枝条悬垂在案前，依旧舒放地成长，依旧恣肆地攀缘。陆蠡好像发现了一种“生的欢喜”。然而，这被他幽囚的“绿友”的尖端总朝着窗外的方向，甚至于一枚细叶，一茎卷须都向窗外挣脱着。它的枝条渐渐变得细瘦，叶子也逐渐枯萎了。陆蠡自责，不该心生魔念，“把天空底下的植物移锁到暗黑的室内”。就在这时，卢沟桥事件发生了。临回南方前，陆蠡把常春藤的枝叶放回到窗外，“珍重地开释了这永不屈服于黑暗的囚人”。陆蠡的这篇《囚绿记》，张扬的是生命的高贵与自由，这就像常春藤的主藤；而其丰富的内蕴，就像常春藤四季不同的叶子，读者会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解读出属于每个人自己的纹脉与色彩。

在文学的植物园，一枝一叶总关情。说到常春藤，不由得让人想起美国短篇小说之父欧·亨利的小说《最后一片藤叶》：一幅画在墙上的永不凋谢的常春藤叶子，挽救了琼珊的生命，却成了老贝尔曼的人生绝笔。一片写着大爱的叶子，放射出人性的璀璨光芒，让灰暗的世界摇曳一丝光亮。

值得庆幸的是，尽管“永不屈服于黑暗”的陆蠡34岁就被人类的黑暗与丑恶吞没了，但他移出窗外的那枝常春藤和欧·亨利描绘的那最后一片藤叶一样，今天依然蓬勃生长着，为这个世界增添着一抹绿色，为我们保留一份温暖的怀想与希望。

世界上一定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你承认不承认，它都存在着。

苍茫之水

就像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一样，水滋润着生命，也威胁着生命。与长江水的苍茫、辽阔、深邃相比，人显得如此脆弱与渺小。

那是一片苍茫之水，在生命的尽头给人温柔的拥抱，让流动的时间戛然窒息。七十多年前的1933年12月5日清晨，由上海开往南京的吉和轮逆流而上，滚滚长江波光粼粼，浩浩东去。船舷旁，诗人朱湘喝下半瓶红酒，高声朗诵海涅的一首德文诗，纵身跃入江流。一个最喜欢屈原的诗人，追随着伟大诗人的灵魂决绝地去了，给世人留下一个飞翔的背影以及无尽的哀伤和惋惜。也许命运早就注定了这个结局。诗人多年前曾吟哦：葬我在荷花池内/耳边有水蚓拖声/在绿荷叶的灯上/萤火虫时暗时明。（《葬我》）诗人早就预知了自己将融入水中，这样激情流动的水更适合他不羁的性格。

朱湘是天生的诗人，恃才傲物，性情乖戾，终日寡言少语，沉湎在诗的空间里，与现实格格不入，与周围的人逐渐隔阂疏离。“每天二十四点钟都想着写诗”的朱湘变得敏感而偏执。《采莲曲》是乐府诗旧题，又称《采莲女》等，为《江南弄》七曲之一。古人写《采莲曲》的很多，王昌龄、李白、白居易等名家都写过《采莲曲》。现代的《采莲曲》，属朱湘的最著名。

小船呀轻飘，/杨柳呀风里颠摇；/荷叶呀翠盖，/荷花呀人样娇娆。/日落，/微波，/金丝闪动过小河，/左行，/右撑，/莲舟上扬起歌声。

日落时分，晚霞镶金，杨柳依依，荷叶田田，河中荡漾着美丽女子的歌声。诗的开篇用民歌一般纯粹的语言，描绘出一幅充满浓郁水乡风情的采莲图。色彩艳丽明快，格调古典雅致，静中有动，动中有静，洋溢一股和谐美。

朱湘为什么要在日落黄昏的时候去采莲？（古今众多的采莲曲中，只有唐代刘芳平的《采莲曲》是写黄昏采莲的。）在诗人的特立独行背后，隐藏着作者难言苦楚。夕阳西下，孤舟采莲，总是显得有些孤寂与哀伤。

菡萏呀半开，/蜂蝶呀不许轻来；/绿水呀相伴，/清静呀不染尘埃。/溪涧，/采莲，/水珠滑走过荷钱。/拍紧，/拍轻，/桨声应答着歌声。

蜂蝶不扰的纯洁的绿水，是诗人内心的宁静，清静的不染尘埃的荷，是诗人不俗的品格。人生是不能够完全被物质占据的，总应该留有一方净土任诗意生长。

升了呀月钩，/明了呀织女牵牛；/薄雾呀拂水，/凉风呀飘去莲舟。/花芳，/衣香，/消融入一片苍茫；/时静，/时闻，/虚空里袅着歌音。

生活的窘迫，灵魂的孤立，让诗人无路可走，只能选择隐遁与逃离。诗人驾着孤独寂寞的生命之舟，徘徊在忽明忽暗的夜色中，穿行在人情的薄雾与世俗的凉风中。在袅娜的歌声中，一切的美好、希望都消融入苍茫之水，投入一片虚空。

水的柔软与包容让孤独的生命有了依赖感与归属感。国学大师王国维投昆明湖自杀，作家老舍投太平湖自尽，在诗人顾城、海子自杀后，青年诗人戈麦也自沉于北京西郊万泉河……

“星宿死了，它们的灵魂，仍然灿烂着光明。”这是朱湘写给那些无端逝去的诗人，也是写给他自己的墓志铭。

高高的白杨林

有几年没看到白杨树了，盛夏的白杨树一定生长得很茂密吧。白杨树是属于北方的树，故乡的树。生长在城里的树都是比较尊贵的观赏树，比如银杏、广玉兰、楠木、香樟、悬铃木、苦槠、榉树、泡桐等等。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不单人有差别，树也有差别。白杨有着非常强的生存能力，大路两旁，河畔荒滩，田畴沟渠，有黄土的地方，就有白杨的生长。北方的白杨和北方的农人一样质朴、正直、向上。这是茅盾在《白杨礼赞》中说的。

春天，当土壤里还透着冰碴的时候，当春风中还夹着寒意的时候，白杨树的枝头已经开始冒出翠绿的嫩芽，掐一片嫩芽，掰开，皮绿色，心黄色，放进嘴里，有些苦，汁液粘在手心是不好洗掉的。秋天的白杨林是孩子们的天然游乐场。秋风一夜间把叶子脱尽，铺在了草地上，于是，孩子们把书包挂在枝条上，开始拾树叶，勒“皮狗”。如果乏了累了，可以躺在落叶里，仰望天空，把白云想象成变幻的图画。

一个少年情不自禁地大声背诵：

它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屈曲盘旋的虬枝，也许你要说它不美丽，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横斜逸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它却是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

另一个孩子不服输地接着高声朗诵：

我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质、坚强，以及力求上进的精神。

在七十年前那个血雨腥风的岁月，“白杨精神”在凝聚中华民族精神，鼓舞全民抗战斗志方面，起到了独特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今天，我们终于可以欣慰地卸去我们曾经赋予它的略显沉重的责任，在和平、温暖的蓝天下，以崭新的视角欣赏白杨树自然的美，朴素的美，那种极具生命力的美。

白杨树是自然之子，草根一族。除了在中国三北防护林带像战士一样守护生命外，在尼罗河河谷，在欧洲的村庄与原野，同样有白杨在天地间高高耸立。

1880年，印象派大师保罗·塞尚在法国寂静的小村庄创作了著名的《白杨树》。画面是由大面积的深绿色块构成的高低参差的白杨树，一角天空高远明亮，林间曲折蛇行的小路充满想象与诱惑，阳光潜伏在空地、石台与树的边缘，深沉而炫目，空气在流动，在跳跃。整幅画色彩明丽，韵律和谐，张扬着大自然蓬勃的生命力。十年后，另一位印象派代表人物莫奈创作了《埃普特河岸的白杨》、《白杨树》、《沿着河的白杨树》等一系列白杨树题材的作品，描绘塞纳河支流的埃普特河沿岸的白杨树，记录了从大自然中得到的稍纵即逝的瞬间印象，表现了不同季节、不同时间阳光下物体所呈现的色彩。让人一见如故、刻骨铭心的是《远眺白杨》：辽阔的天空五彩祥云舒展自由，并且从云的流动中感受到气流的游动。辽远的地平线上站立着聚散有致的墨绿的白杨，让人想念故乡。地平线天才地用橘红色的成片的令人惊艳的花构成，热烈、绚烂，对人眼睛的冲击力，对人心的撞击力是无法形容的。近景的麦田抑或原上草，舒缓的浅黄，弯曲的阡陌，美得令人忧伤。

在故乡的高岗上，有白杨在召唤远行之人，沿着白杨林路，游子就可以找到家。

弄堂里的日子

怀旧原来是上岁数人喜欢做的事，而今不一样了，怀旧成了时尚。怀旧的色调比较单纯，有时是那种茶水洇在信纸上的淡赭色，有时是那种过时的中山装的浅灰色，有时是那种掉了碴的民窑青花大海碗的靛蓝色，当然也会有汁液饱满的橙黄色，如果非要用一种色彩去比拟，那只有去找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泛黄的日历或明星照了。有些忧郁，更多的是温暖。怀旧是安静的，时光斜在窗棂一动不动。追忆逝水流年，怀念人事沧桑。留恋过往，追思故人，留住失去的美。这些都属于怀旧吧？

怀念弄堂里的日子，就是怀念张爱玲。

北方人喜欢炖菜，文火煨，小火炖，慢火咕嘟，这样出来的菜热乎，滋味足。在这十二月的冬季读张爱玲，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现代女性作家，读的次数最多的是萧红，次之是张爱玲，再次之是苏青。萧红的人和文如北方四月的冻土，温暖含在坚硬之下，颇有些男子气。张爱玲和苏青则是纯粹的南国的水，柔软、多情，形迹清晰却偏偏不受制于岸。四十年代的上海，是被她们俩统治的，至少是那个时代的上海女人。女人们读着她们的书，过自己的日子，看似关联不大，其实是被她们左右着的。

张爱玲的面容长得似乎很一般，至少没有她的文章光艳。美女与作家有瓜葛，是近几年才有的事。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个异数。张爱玲20世纪40年代初的横空出世，犹如一颗灿烂的彗星，划过天空，让人目眩。

张爱玲的作品是彻头彻尾的小市民文学，是鲜活生动的真正世俗文化。这和被政治窒息了创造力的主流文学的那种毫无个性、鲜讲技巧的作品相比，更贴合民众。她关注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鸡零狗碎”，人性中的小的瑕疵，市民的小奸小坏，小矛盾，小心眼，小花招……恰恰就是这些小的方面才是人生中日常的、永久的和每天纠缠得你身心疲惫的形形色色。

在张爱玲的作品和她的私人生活里，是没有什么忠奸之辨和纲常伦理的，她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喋喋不休的谈食，谈服装，谈性，沉湎于私人生活空间。就技巧而言，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了。语言的精当，感觉的准确和细腻，结构的天衣无缝，意境的凄迷哀婉，使后继者难以步其后尘。而精致聪明的叙述和阅尽人生悲凉的情怀的糅合，创造了过目难忘的艺术效果。比喻的精妙，除了钱钟书，别人是无法与她相媲美的。如：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她的文章华丽苍凉，色调炫目，繁复的细节，令人叫绝。她的文章既有古典的美，也有世俗的美。她个人则在喧哗后陷入孤寂。

从未平静的夜晚

夜晚的平静是人的主观臆想。夜晚从来没有平静过，不要说大的动物，小的昆虫，就是那些种类繁多的植物，也喜欢在夜色下窃窃私语，即使那些看似没有生命的风啊、云啊、月啊，也在每一个夜晚出没着，做着她们本分的事情。

我们生活的世界没有两个相同的夜晚，夜晚的不同各有因素。1927年7月，清华园的一个夜晚因为朱自清而变得与众不同。那是一个月圆的夜晚，朱自清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月光下的荷塘该是怎样一番风致呢？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可以想象却又难以捉摸，便具有了吸引力。）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荷叶亭亭，像舞女的裙。

（让人想起宋代词人蒋捷的《风莲》词，以裙喻荷，不新，但摇曳。）

点缀其间的洁白的荷花，

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

（本来挺俗的譬喻，因了“袅娜”与“羞涩”的传神，便也将就了。）

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

（此句绝妙，有逶迤态，有荡漾感。正应了杨振声所言：“引领读者自迩以致远，自卑以升高。”）

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

（是风踮着脚尖跑过去了吧？）

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

（这样的荷塘景致本是可以让人心静如水，遗世独立的。）

荷塘如此美，那月色呢？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

（一“泻”字，让月光有了流动；一“浮”字，让雾有了透明。）

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

（月色的细腻感、朦胧感全出来了。）

淡淡的云从明月上移过，仿佛小睡；月光从树叶间洒下来，在荷叶上画上斑驳的倩影。

荷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如此美妙的清华园的夜晚，若真的从哪个橘黄的窗子里传来小提琴的名曲，得醉倒多少人啊！）

然而，这样美的夜色也只能让朱自清获得片刻的宁静，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作为知识分子的他，心绪怎能平静下来呢？因此，朱自清由采莲的旧俗惦记着江南了，江南是他的故乡。也许，只有故乡这个温馨的港湾才能让人的心灵得以停泊；只有家这个暖巢才好让人安稳酣眠。

以上是我读朱自清散文名篇《荷塘月色》的笔记。

关于散文，朱自清在《背影》自序中说：“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定见的，只当时觉得要怎样写便怎样写了。我意在表现自己尽了自己的力便行，仁智之见，是在读者。”说得朴素而实在，和他的人一样本真。朱自清的散文温厚细致、平淡自然，似清风、若清水，感情真挚浓厚而有节制，如《背影》；有时又浓墨重彩，瑰丽华美，如《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朱自清的散文是文人散文，与文人画一样，是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的综合展示，作品有高品格、高品质。我以为，在现代散文家中，朱自清先生是独树一帜的大家，几乎无人能与之比肩。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朱自清先生逝世三十周年时，清华大学为了纪念他，把水木清华荷花池东岸的迤东亭改名为“自清亭”，表达了人们对他完美人格的敬仰。与“自清亭”毗邻而立、朝夕相处的是附近小山坡上纪念闻一多先生的“闻亭”。朱自清和闻一多，都是毛泽东赞颂的“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的爱国知识分子。朱自清青年时代曾参加过五四运动，也曾目睹血腥，写下《执政府大屠杀记》，朱先生不仅是有气节的文人，也是铁骨铮铮的汉子。

出淤泥而不染，处浑浊而自清。这是荷的品质，亦是朱先生的品质。

国画大师张大千擅写荷，早年曾画一幅《荷塘月色图》。张大千才情高绝，每有激情喷发，即作大画。《荷塘月色图》为手卷，纵46厘米，横622厘米，由丈二匹纸四开后两张对接而成，堪称皇皇巨制。画从左端起笔，一路铺陈，荷花欣然绽放，荷叶摇曳多姿，荷塘水雾迷蒙，淡淡的月光如梦如幻。一股清风拂来，清香满池。画上题诗一首：

波翻太液接银潢/闲看疏星曲槛凉/可忆江南好风景/女儿争贴额边黄。

诗书画三位一体是中国传统文人的身份识别符码，深得文人画浸染的张大千自然也不例外。一卷荷花，绘出了张大千的淋漓兴致，脱口吟诗，脑海里想象的竟然是额边描黄的江南女子。在此处，张大千与朱自清两位大师不谋而合。

因为我们人静下来，夜晚才显得安静；因为我们的心宁静了，才会看到夜晚的生动。

多事之秋

文人悲秋有悠久的历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诗经年代的秋景已经点染了主观色彩。我们有太多的悲情，需要秋来消解与分担。

读郁达夫的散文《故都的秋》，不禁引起我对1934年秋天的凝望。1934年是农历甲戌年；同时也是民国二十三年；伪满洲国大同三年，康德元年；日本昭和九年；越南保大九年。1934年中国的秋天发生的最大事情之一是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这一步的迈出，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这个秋天还有许多值得记录的事情：9月14日，出席国联的国民党政府首席代表郭泰祺向大会发表演说称“东四省仍被日本占据，国联责任未尽”，国民政府仍把解决“九一八”事变的希望寄托在国联。9月17日，国联改选非常任理事，中国竞选连任失败。10月3日，年初刚改为“大满洲帝国”的伪满洲国决定将东四省改为十省，溥仪有滋无味地做着皇帝。11月7日，以杨靖宇为军长兼政委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在白山黑水间抗击日寇。

这是一个多事之秋。

1934年，“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这是郁达夫寄寓杭州十年后不远千里回到故都北平的第一感受。悲秋往往与怀乡联系着。

郁达夫一直深情眷恋着故都北平的山水风物，每年到了秋天，他都会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鸣，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让郁达夫记忆更为深刻的，是故都的植物：阳光下蓝色的牵牛花，花下疏落的秋草；铺满街巷的槐树像花而不是花的落蕊，“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屋角的枣树上挂满橄榄似的尚未成熟的果实，这是北国的清秋、一年中最好的日子。

秋雨过后，熟人相见，不免京腔京韵地感叹一番：“唉，天可真凉了——”“可不是么，一层秋雨一层凉了！”皇城根人的对话中透出一丝凄凉与无奈。

郁达夫在感受体味故园的秋时，既有喜悦，也有伤感。“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忧伤的鸽哨。“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蓝色的牵牛花，也能感受到秋意。

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这一时期的郁达夫偶尔会流露出伤感、消沉的情绪，因而文中出现悲喜交集的描述就不足为奇了。

《故都的秋》中多处以北国之秋和江南之秋作对比，以凸显北方故都“秋的深味”。这种比较本是作文的俗笔，但因其譬喻新奇诙谐而令人拍案叫绝：“比起北国的秋来，正像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蟹，黄犬之与骆驼。”作品中关于外国文人也同样悲秋的议论也很是新鲜。

1934年的秋天距今已经过去七十六年了。我们脚下的泥土里埋藏着那一年飘零的落叶。因为与我们遥远，我们才怀念它。

悲秋与其说是对秋的爱恋，不如说是对自己的爱怜。悲秋说白了就是悲自己。

村民林语堂

林语堂1895年出生在福建漳州府平和县的坂仔村。没人能够知道，这个乳名叫和乐的乡村孩子几十年后会成为享誉世界的名人。

林语堂十三岁在教会学校迷恋上西洋音乐，1919年远渡重洋，先后到美国的哈佛大学、德国的耶拿大学和莱比锡大学留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四年的欧美生活和学习，对西方文化有了深入接触与研究。1936年移居美国，从事英文著述，因其知识渊博，文章幽默闲适，个性鲜明，风格独特，深受读者欢迎。他的《生活的艺术》一书在美国印行了四十版以上。不久，他创作完成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出版后在国际文坛产生影响。1947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带全家游历欧美各国。林语堂一生中在海外生活了三十多年，足迹踏遍欧亚美的山山水水。

林语堂在国内生活的十几年间，有两个重要的“三年”。一是1923年至1926年，林语堂历任北大、北师大、女师大等名校教授，长期为《语丝》撰稿，出版《剪拂集》，声名大噪。二是从1932年到1935年的三年时间，林语堂先后创办了《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杂志，高举“幽默”的大旗，倡导“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他自己创作了大量此类风格的散文小品，结集《大荒集》《进行集》《有不为斋文集》等，成为独树一帜的散文家。他的《春日游杭记》，就是这个时期创作的作品。

《春日游杭记》是用闲适笔调来述游，用幽默气质来论事的代表作。由梵王渡刚一上车，只见对座的一位土豪叫了一份比常人多一倍的西菜，大啖大嚼起来，几分钟便将一杯五茄皮烧酒就着大菜下肚，接着又叫了一盘白菜烧牛肉，而且其牛肉至十二片之多。一刻钟后，又来土司五片、奶油一碟。这时，又来一位油脸而黑的中山装少年，一屁股歪在土豪旁边坐下，也同土豪一般模样不管不顾地吃起来。搞得桌面茶水横溢，一片狼藉。“我明白这是以礼自豪之邦应有的现象，所以愿以礼为始终，并不计较。”

林语堂以闲适之笔勾画出饕餮客的嘴脸与神态，尤其是把土豪吃东西的时间精确到分，把菜的量精确至“片”，凸现了林语堂式幽默。

作者一路无聊到了杭州，见小河边有妇人跪着在浣衣，联想到西施，并悟出西施之所以成名是因为她浣的是纱，“尤其因为她跪在河旁浣纱时所必取的姿势”。这样的触景生情，真切而独见，舒张而逶迤。微雨中的西湖景致愈发撩人。

内湖、孤山、长堤、宝俶塔、游艇、行人，都一一如画。近窗的树木，雨后特别苍翠，细草茸绿得可爱。细雨蒙蒙的几乎看不见，只听见草叶上及田陌上浑成一片点滴声。

寥寥几笔，姿态横生，意境全出。

村屋五六座，排布山下，屋虽矮陋，而前后簇拥的却是疏朗可爱的高树与错综天然的丛芜、蹊径、草坪。其经营毫不费工夫，而清华朗润，胜于上海愚园路寓公精舍万倍。

这幅画是国画，文人画的那种，糅进了作者的审美意趣和士大夫情怀。（本段结尾“令人痛哭流涕”句调侃得让人心服口服。）

我说的仅仅是《春日游杭记》的第一部分，余下的两部分留着大家自己去欣赏吧，就像看足球，知道了结果，再看就没意思了。

1966年，林语堂离开美国，定居台湾。1975年林语堂接任川端康成当选国际笔会副会长，并被列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之一，虽然落选，但其影响却越来越大，成为与世界文学大师比肩而立的中国作家。林语堂1976年3月26日在香港去世，享年82岁。“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学贯中西、享誉世界的林语堂属于地球村民。

你是否渴望激情

激情是生活的助燃器，激情是人生的推进机。激情像黑暗中的萤火，不能照亮道路，却能给人以前行的动力；它像饥饿中的一粒蚕豆，不能果腹，但能给人以慰藉。激情之薪是理想，激情之火是信念。

1938年春季间，萧军徒步从山西临汾渡黄河奔赴延安，时间约为一个月。“人们对于历史的记忆是容易忘怀的，特别是对于没有这段经历的人，就更容易模糊，好像‘世界’一生下来就是如此地存在，这很危险。”此话是萧军在《从临汾到延安》一书的新版序言中说的。萧先生此言具有普遍的意义，对一切人一切事都有警醒。咱们还是回到书中。1937年，对于中国历史是个不能忘却的记忆，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中国，中国开始全面抗战。无数文艺工作者投身抗日斗争。这时，萧军和萧红都在临汾民族革命大学当教员。1938年初，临汾面临失守，萧军随大学迁往运城途中折到延安。这本书就是他此行的“旅行记”。

《东北革命文化人物录》介绍萧军：萧军原名刘鸿霖，笔名三郎、田军、肖军。辽宁义县人。1938、1940年两次去延安。主要著作有《八月的乡村》《五月的矿山》《第三代》等。1989年逝世，享年83岁。萧军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东北作家群”的代表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与叶紫的《丰收》、萧红的《生死场》一同由鲁迅作序编入“奴隶丛书”。《中国现代文学史》对萧军及其作品有很高评价，“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的形势下，（萧军的）小说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

萧军1938年第一次去延安时31岁。而从《从延安到临汾》书中所附的他刚到延安时照的照片看，足有50岁。一根木棍挑着行囊搭在肩上，胳膊上搭着防寒的长衣，一身疲态，一脸倦意，绝对像个“逃难”的。临汾到延安多少里程？在六百万分之一的地图上，其直线距离仅有一根普通火柴杆长，实际距离相当于从北京到石家庄的距离。徒步，对于时下城里人来讲，可能等同于散步。

延安的什么吸引着萧军去长途跋涉？美国战地记者撰写的《中国的惊雷》一书中这样描述那时的延安，那里“不是一个中国一般的县份，而是一个军营，一个战区司令部”，“那地方特别清洁一些，那里的人都充满着罕有的活泼和朝气”。

萧军行走在晋西南与陕北的塬岭土路间，荒野沟壑间。在壶口附近的黄河边，“道路是越来越艰难，有的时候狭窄得只能容许一只脚站立着，从右面的峭壁上还常常要随时崩落大小不等的石块”。白天，他遇到疯子的纠缠，夜里，他遇到狼的威胁。路好时他一天行了一百里。

萧军是倔强的，他可以随学校的“大军”去运城，他的同事有的去运城，有的去了西安，唯有他独自奔往延安。爱人萧红和他吵架生气，也没能阻止他，与他彻底分手。

聂绀弩1946年在写回忆萧红的文章《在西安》中记述了这段故事。当时萧红对聂绀弩说，她爱萧军，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她和他是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她觉得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萧军也痛苦，他写道：

人全是爱安全、爱幸福、爱朋友、爱亲人的。谁真正乐意向艰苦的不可知的旅途上进军？谁愿意抛开朋友抛开亲人，孤独地向着死亡的井口去探险？这样做，那一定有着比这些更大的迫力在促进着他们，使他们不能不忍受这些痛苦的割离，不能不踏向明知是艰苦，明知“没有血的代价就换不来胜利”的阶梯，一段段地走下去，既不回头，也不希求幸免。

为什么要去延安，为什么要有这次“旅行”，为什么有如此大的激情？还用问吗？

那是战火熊熊的年代，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从临汾到延安》既可作纪实读，也可作小说看。它的内容真实可靠，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可从侧面了解当时社会的状况，了解晋南陕北的民风民情。而他的写作方法是小说的，人物外貌描写独特生动，心理描写真切细腻，环境描写简洁准确，尤其是细节刻画，绝对胜过他的代表作《八月的乡村》。

以一部而今挺火的小说名作结语吧：渴望激情。

人生况味寄书衣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开创了“荷花淀派”的孙犁是独树一帜的。《白洋淀纪事》、《荷花淀》是他最负盛名和最能代表他创作风格的作品。1992年《孙犁文集》八卷本出版后，孙犁老人对家人说：“我这一生什么也没有，就有这么几本书。”就是这几本书，给多少人以挑灯夜读之乐，给多少人以生命的感动和历史的怀想。

孙犁之所以成为文学大家，与他具有渊博学识是分不开的。他的一生是爱书、读书的一生。

从《孙犁书话》一书中你会领略到他读书之多、读书之广。《孙犁书话》作为“现代书话丛书”之一，一直深受读书人的喜爱。这本书的编者金梅在“编选后记”中说：“孙犁是一位富于创造性的文体家。他娴熟地把握了书话这一散文特殊文体的特征，善于从书中抓取一点因由，一点使人感兴趣的材料，然后举重若轻地随意说些自己独特的感想。新颖轻快，意趣盎然。”而我尤喜欢其中的第五辑“书衣文录”。

“书衣文录”是孙犁创造的一种独特的日记式书话。少则十余字，多则二三百字，记下书里书外，社会人生，自曰“书衣文录”。其中有书的来龙去脉，读书心得；有思想情绪，生活状况；有旧人时事，世况人情。人生酸甜苦辣百般况味，自笔端流出，一段历史，一段记忆，渗透在书皮上的一根根纤维中，成为今人的参考，后人的观照。这种日记性质的书话现在已被许多读书人和藏书人仿效。

《孙犁书话》收入1973至1976年间的“书衣文录”近二百则。

七十年代初，余身虽“解放”，意识仍然被禁锢。不能为文章，亦无意为之。曾于很长时间，利用所得废纸，包装发还旧书，消磨时日，排遣积郁。然后，题书名、作者、卷数于书衣之上。偶有感慨触，虑其不伤大雅者，亦附记之。（孙犁序言）

那时，他的书被抄后刚还回来，他做编辑工作之余，天天以包书皮为乐。孙犁住在天津一大杂院，“庭院甚乱，遇假日当避后室。然周围无一处安静，嘈杂如下处。”“时1973年12月21日晚，室内十度，传外零下十四度云。”不但环境差，而且屋子窄小。1975年3月5日传言有地震。“家人为余相度避身之地：一床下，一书桌下。床下必平躺，桌下必抱膝。一生经历，只此一着，尚未品尝也。”七月间“大雨成灾，庭院如潭，家人困处，我自包书。积水未撤，屋漏，滴水未止。”一代文学大家，生活如此凄惨，慰藉他心灵的，唯有书籍：

昨夜梦回，忽念此书残破，今晨上班，从同事乞得书皮纸，归而装修焉。能安身心，其唯书乎。

他是达观的。不能左右时代，但可以幽默自己。别人常与他借书，时有不惜书者。一位部队后勤军官还回的书上满是污迹，孙犁写道：

彼近年以职务方便，颇读中外小说，并略有藏书。对此书似无兴趣，送还时，书面油渍颇多，盖彼习惯于开饭时阅读，而彼等之伙食，据他说办得甚好云。

……

余中午既装《小说考证》竟，苦未得皮纸为此书装裹。适市委宣传部春节慰问病号，携水果一包，余亟倾水果，裁纸袋装之。呜呼，包书成癖，此魔怔也。又惜小费，竟拾小贩之遗，甚可笑也。

既是自嘲，也是自信。

他记录日常生活细节：“昨日从办公室抱回茄子五枚，小黄瓜二条，用八张报纸裹之，尚恐街头出丑。两手托护之，至家极累。”这一天谣传地震，“家人大为预防，镜框油瓶布满地下”。他述身世际遇：“阴历四月初六也，为余生日，与小女共面食。年六十三岁，身德不修，遭逢如此，聊装旧籍，以遣心怀。”他感叹时世：“红帽与黑帽齐飞，赞歌与咒骂迭唱。遂至文坛荒芜，成了真正无声中国。”

“书衣文录”的语言文白杂糅，雅俗共赏，既有文言的高贵典雅，又有白话的亲切随和。文风既幽默诙谐，又庄重深刻，适合百家口味。

童心不泯

童心是世间最可宝贵的，也是最难保持的。

丰子恺是位童心不泯的漫画家和作家。他时时从儿童生活中获取感悟，他的幼子阿宝骑着板凳说，“阿宝两条腿，凳子四条腿”，于是丰子恺画了一幅漫画，用儿子这句童真秩语作题。丰子恺认为，一个人不可失去童心，大家都不失去童心，则家庭、社会、国家、世界一定温暖、和平而幸福。

丰子恺是画家、书法家，也是散文家，他的《缘缘堂随笔》拥有广泛读者，其影响久盛不衰。郁达夫说，人家只晓得他的漫画入神，殊不知他的散文，清幽玄妙，灵达处反远在他的画笔之上。读《缘缘堂随笔》，重温大师文章，乐趣无穷。

《白鹅》《山中避雨》选入了课本，但我不太喜欢，我更喜爱《随感十三则》的妙趣横生。其第二则：有一种椅子，坐的地方，雕着一只屁股的模子，中间还有一条凸起，坐时可把屁股精密地装进模子中。丰先生说，每次看见，常误认为一种刑具。其三则：散步中，在静僻的路旁拾得一个很大的钥匙，不耐坐在路旁等候失主，也不愿藏进自己的衣袋，就擎在手中走路，好像采得一朵野花。我这里只是概说其中的细节，全文是“富有哲学味”的。

1926年早春，丰子恺与弘一法师住在江湾永义里，用小纸球抓阄，两次均抓个“缘”字，遂将书斋命名“缘缘堂”。于是我们得以读到他不同时期的《缘缘堂随笔》。丰子恺或画或文，无不充满童心爱意。

某一天，他把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从上海送回乡下，独自回到租寓，将家常零星物件统统送了人，唯留下四双儿女的小鞋子，整齐地摆在自己的床下，而且每每看到都会感到无名的愉快。爱孩子爱到如此境地的父亲，世间是少有的，这是一幅绝妙的爱子漫画，不知丰先生画过没有。

他在《儿女》中写道，这年夏天，丰子恺领着四个孩子坐在树荫下吃西瓜消暑，三岁的阿韦一面嚼西瓜，一面发出花猫似的喵喵声，五岁的瞻瞻说：“瞻瞻吃西瓜，宝姐姐吃西瓜，软软吃西瓜，阿韦吃西瓜。”七岁的软软和九岁的阿宝说：“四个人吃四块西瓜。”普通的日常生活小景，稚气未脱的童言，在丰子恺的心中、笔下，神思飞扬。他认为，阿韦的音乐的表现最为深刻，完全表达了孩子的欢喜感情；瞻瞻把这欢喜的感情翻译为诗，已打了折扣，但仍带着节奏与旋律，犹有活跃的生命流露着；软软与阿宝的散文的、数学的、概念的表现，比较起来更肤浅一层。然而孩子们全部的精神没入吃西瓜一事中，其明慧的心眼，比大人们所见的完全得多。天地间最健全者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

丰先生的评判是欠公允的，然而公允的父母有这样的童心童眼吗？至少我的身边是没有的。丰子恺的心被四事占据着：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日本的一位作家说丰子恺对万物有丰富的爱。童心看世界的人，心中怎能缺少爱呢。

《缘缘堂随笔》囊括了丰子恺1925年至1972年创作的经典随笔一百〇一篇，由其子丰一吟编辑。其中许多篇是描写令人神往的作家自己童年时代生活，更有许多具有浓厚“舐犊之情”的写儿女童趣的作品。丰子恺的随笔不仅是为文者的范文，也是为父母者的有益读物和教材，而喜欢漫画的读者或漫画作者会得到意外收获。

人之初，性本善。童心如朝露，天然纯净，不曾被世俗污染，因而弥足珍贵，但也容易破碎干涸。其实，每个人都不乏童心，只不过成人迷恋于现实的圆熟，有意无意间，将童心作茧，或者干脆主动扬弃掉，以适应生存的挤压与世故的防卫。丰子恺在《谈自己的画》中写道：

成人的世界，因为受实际的生活和世间的习惯的限制，所以非常狭小苦闷。孩子们的世界不受这种限制，因此非常广大自由。年纪愈小，他的世界愈大。”

现代汉语词义的变异也足以证明，比如“天真”一词，对于孩童，它仍然保持着褒义的原意，而用在成人身上，则成为一个暧昧的词，甚至是一个危险的词。

当年阿Q画圆时是存了些童心的，只不过生的渴望让他把一个圆画成了瓜子形。鲁迅先生将《阿Q正传》的最后一章题为“大团圆”，是否暗示着阿Q画完人生这个圈呢？人之将死，还想把一个圈画圆，如果换成今日一位普通老人，不是也很可爱？如果换成另一个情形下的普通人，也算活得从容。童心被社会环境蒙尘，是儿童的不幸，更是成人的悲哀。结缘“缘缘堂”，读懂孩子，你的世界会焕然一新。

离我们最近的大师

2005年10月17日19时06分，一代文学巨匠巴金驾鹤西去。巴金是20世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家，是离我们最近的文学大师，阅读巴金，就是阅读一部“世界名著”。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反映现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衰亡史，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是独一无二的。尤其是《家》这部杰作，就其描写的家族史和社会史的内涵，有评论家把它与《红楼梦》相提并论。可以说，《家》影响了几代知识青年。巴金对自己生活了十九年的封建家庭怀有极大的厌恶感，他通过《家》这部小说真实地展现了“五四”时期一个大家族的生活图景和历史画卷，宣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崛起，民主势力急遽觉醒，封建势力日趋没落，以高老太爷为代表的、以宗法礼教为思想支柱的封建家庭必然彻底崩溃。《家》重点描写的是封建家庭中叛逆青年同封建家长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斗争，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一代青年在五四精神召唤下，逐步觉醒。巴金在《关于〈家〉》中说，“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我控诉’”，“所以我要写一部《家》来作为一代青年的呼吁”。《家》情节曲折生动，矛盾错综复杂，尤其是人物性格的塑造，显示出大家风范。觉新是个有着双重人格的富家阔少，思想上，他渴慕新生活，渴望个性解放，个性自由，而在行动上，他却无力反抗封建秩序，懦弱地、痛苦地生活在“牢笼”中，甘愿做封建家庭的牺牲品。而觉民和觉慧的身上，充满了叛逆精神。不同的是，觉民的叛逆行为主要体现在追求个人婚姻自主上，他和表妹琴的自由恋爱，抗婚、逃婚，开创了这个家族中反抗封建婚姻的先例。觉慧的性格大胆而幼稚，他是这个封建家族的真正叛逆者和斗士，反对封建礼教最勇敢、最坚决，不但反映在他勇敢地与婢女鸣凤恋爱，更反映在他关心国家命运，果敢地积极投身进步学生运动。觉慧是那个时代追求社会理想，冲破封建樊篱的热血青年的代表，也是年轻巴金的自我写照。

巴金是沉默的，他的沉默充满力与美；巴金是慈祥的，他的慈祥饱含情与爱。巴金最喜欢听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悲天悯人济世；巴金最喜欢玫瑰，纯洁芬芳有刺。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生于1904年，四川成都人。从1921至1999年，巴金共创作和翻译了1300万字的作品，被授予“人民作家”称号。巴金的文学成就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他的伟大人格深受人们敬仰。

不到三十岁的巴金写出了传世之作《家》，七十五岁时，巴金又写出了一部惊世之作——《随想录》，他“狠狠地挖出自己的心”，献给社会，献给他深爱着的广大读者。冯骥才评价巴金：“由《家》到《随想录》，他一直是社会良心的象征。”冯牧说，巴金的《随想录》是一本大书，这部巨著在现代文学史上可与鲁迅先生的杂文相并比。汪曾祺在读了《随想录》后说：“我看他的书，很痛苦。好几年没有这种感觉了。他始终是一个流血的灵魂。”读过《随想录》的人都会有这种切肤之痛，敬仰之情。

巴金是讲真话的典范和旗帜。150篇随感，他不断解剖自己、批判自己，以自己做靶子，以自己做镜子，袒露灵魂，鞭挞自己，警示他人，显示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崇高良知和广阔胸怀。巴金说，他把笔当作手术刀，一下一下割自己的心，每篇每页满是血迹，但更多的却是十年创伤的脓血，不把它弄干净，它就会毒害全身。巴金用深邃的思想，睿智的思考，锐利的刀笔，割着自我的同时，也割着社会的毒瘤。

“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的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这是卢梭写在《忏悔录》开篇的第一句话。巴金讲真话的勇气和社会责任感绝对可与卢梭相媲美。

巴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最后一位大师，他人离我们最近，作品也离我们最近。

人性的花园

在这里，没有利益的争夺，没有灵与肉的丑恶、没有烧杀抢掠的罪恶，只有爱在吐芽，美在开花，善在结果。淳朴、正直、勤劳、忠贞、谦让等等美德鸟一样在这里筑巢栖息，民主、自由、平等、公平风一样在这里款款流动。世上有这样的人性的花园吗？

还是让我们到沈从文的故乡湘西去看看吧，也许那里才有我们要找的答案。沈从文的《边城》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凄美的梦幻般的爱情故事：在湘西边城的一条小溪旁，住着一户人家，家中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一只黄狗。祖孙二人靠摆渡为生。女孩叫翠翠，十五岁，情窦初开。当地船总顺顺有两个儿子，大少爷天保豪放豁达，正直慷慨，二少爷傩送长得清秀聪明，富于感情。天保喜欢上美丽清纯的翠翠，让父亲托人向翠翠的外公正式求婚。外公打探翠翠意愿，翠翠并不作答。原来在两年前的端午节赛龙舟盛会上，翠翠邂逅了二少爷傩送，青春多情的男女相互吸引，暗恋起了对方。这时候地方上的王团总看上了傩送，愿以碾坊作陪嫁把女儿嫁给傩送。傩送得知哥哥爱翠翠后，向哥哥吐露了实情，表示坚决不要碾坊，只想娶翠翠，做个摆渡人。于是兄弟俩约定夜晚唱山歌求婚，公平竞争，让翠翠自主选择。天保知道翠翠喜欢傩送，为了成全弟弟，外出驾船闯滩，意外落水而亡。船总认为大儿子天保的死与翠翠有关联，再娶翠翠做二儿媳妇显然不妥，于是不同意傩送娶翠翠的请求。傩送本来对哥哥的死深感愧疚，又得不到翠翠的爱意回应，于是同父亲吵了一阵后坐船下了桃源，远走他乡。两个有情人终究天各一方。失望的外公也在雷雨之夜突然去世了。遭遇一连串变故的翠翠悲痛欲绝，在船总等好心人的帮助下埋葬了外公，独自守着渡口，痴心等待傩送归来。小说的结局充满忧伤，也充满悬念：那个在月下唱情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傩送一直没有回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边城》心理描写细致入微，对感情的处理别具手段。祖父让翠翠去城里看端午热闹，翠翠想去又怕祖父一个人孤单，问：“我走了，谁陪你？”祖父说：“你走了，船陪我。”翠翠说：“爷爷，我决定不去，要去让船去，我替船陪你。”真挚的感情，潜伏在浅淡的幽默之中。对爱情的美好憧憬，对心上人的期待与躲避，少女的娇羞、矜持表现得淋漓尽致。《边城》对人物性格的塑造是理想化的。翠翠、老船夫、傩送、天保、船总、老马兵身上都有善良、豪爽、纯真的品质，张扬的都是自然淳朴的生命形态。老船夫摆渡从不收钱，对好心人硬留下的钱也用买烟叶的方式回馈给大家。在小说中，自然风光的原始秀丽与人性的善与美得到充分展现。“边城”是湘西的桃花源，是“少年中国”的乌托邦。

《沈从文传》的作者金介甫认为，“《边城》总的来说是写人类灵魂的互相孤立。”这是典型的西方学者的认识。仔细品味，小说情节的阴差阳错、人物关系的纠结疏离，语意的朦胧误会，确实有一种微妙的心灵不易沟通的感觉。在翠翠与外公、外公与船总和外公与傩送、天保，翠翠与傩送、天保之间的交流都是不很顺畅的。比如小说最后，傩送要渡河，爷爷为了让翠翠与傩送有单独相处的机会特意躲了起来，而这样一个天赐良机翠翠却逃避了。这是因个性、自由产生的孤独。《边城》不但在中国文学史上卓然而立，在世界文学百花园中也有它独特的色彩与芳香。

原来，我们一直努力寻找的那座花园就在《边城》里。

人性之花可以常开，生命之树却不能够常绿。一代大师沈从文走了，这位“人性的治疗者”为我们留下了一座美丽的人性的花园，那里的花花朵朵四季常开，那里的坛坛罐罐清香四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