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争夺皇权

且看两宫太后如何动作。

咸丰帝设计的权力分配格局，不是急切仓促之举，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二位皇太后和幼帝为一方，八位王大臣为一方，不突出任何一方，缺任何一方又不可。这既不是垂帘，又不是辅政，而是“垂帘辅政，兼而有之”，其特点是多方牵制，其指导思想是权力制衡。《清史稿》说：“辅弼充位，悉出庙算。”是有道理的。《剑桥中国晚清史》评点八大臣辅政：“并不是把权力全部授予他们。由于他们只受权赞襄，所以不能合法地启用通常代替朱批的御玺。他们不得不求助于两位皇太后固有的权力。因为母后的地位能够合法地代表幼主使用御玺。”

咸丰帝自以为谋算得天衣无缝，不会出什么问题，他可以放心地走了。但还是出了问题，而且出了大问题。

问题出在八位王大臣欲想皇权独揽上，即独霸皇权，而他们的企图是从谕旨事件暴露出来的。百密一疏。咸丰帝设想得再周全，还是有漏洞。关于谕旨的拟定、呈览、修改、颁发等，他就没有交代明白。

两宫皇太后与顾命八大臣之间的矛盾，很快便暴露无遗。两宫皇太后在避暑山庄的澹泊敬诚殿召见顾命八大臣，商议有关谕旨颁发、疏章上奏和官吏任免等重要事项都应该如何处理。八位王大臣乘机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实是向两宫皇太后叫板。费行简在《慈禧传信录》中记载八大臣狂妄地提出：“谕旨由大臣拟定，太后但钤印，弗得改易，章疏不呈内览。”

这就是说，一是臣下的奏章一律不进呈皇太后阅看；二是皇帝的谕旨由王大臣拟定；三是皇太后只管钤印，没有权力更改谕旨的内容。如若照此办理，两宫皇太后只不过是个木偶式的盖章工具而已。这样明目张胆地暴露自己的心迹，说明他们根本没把这孤儿寡母放在眼里。他们以为，年轻的寡妇和幼稚的小皇帝不会有什么能耐，只能任其摆布，俯首就擒。其实，他们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那就是完全低估了绝顶聪明的慈禧，虽然她只有二十七岁。

慈禧哪肯善罢甘休。她当然要予以反击。谕旨是皇权的重要象征，谁控握了谕旨的颁布权，谁就拥有了最高的皇权。这一点，双方心里都十分清楚。两宫皇太后坚决驳回了他们的奏章。“后(两宫皇太后)持不可”，两宫认为不可以。

原则问题，两宫皇太后寸步不让。并明确提出，关于谕旨，她们有授意权、审阅权、修改权、钤印权和否决权，即她们拥有皇帝的一切权力。她们给予八位顾命大臣以坚决的反击，断然地亮出了自己的政治底牌。这是一个不可退让的原则问题。双方僵持不下，“议四日”，足足争执了四天。

最后，王大臣终于让步，完全同意了皇太后的要求。决定大臣的奏章呈皇太后阅看，谕旨由八大臣拟定后呈皇太后审看，如果皇太后同意便上下各用一印，应该皇帝朱批的地方也以御玺代之。御玺存皇太后处。至于官吏的任命，则各省督抚等重要职位，由八大臣拟名，请两宫皇太后裁决。其他较次要官吏的任命，则采取掣签法。

这第一回合的交手，两宫皇太后占了上风，实际是西太后占了上风。因东太后权力欲不强，不过她们当时是联合在一起的。这一争论，给她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那就是八位顾命大臣是她们母子掌握皇权的极大障碍。她们也看透了顾命八大臣觊觎皇权的野心。这就促使两宫皇太后产生了一个想法，有朝一日一定要锄掉他们。

两宫皇太后，尤其是西太后，对于顾命八大臣在咸丰帝生前就充满了嫉恨。对于顾命八大臣的实际首领肃顺，更是恨之入骨。肃顺的权力，炙手可热，他和载垣、端华“三奸盘结，同干大政”。咸丰帝一死，他们拉拢其他五大臣，结成死党，面对孤儿寡母，更是势焰熏天了。

在热河行在，两宫皇太后处在顾命八大臣的包围之中，她们感到岌岌可危。为此，两宫皇太后议定，要冲破包围，寻求帮助，她们想到了远在北京的恭亲王奕䜣。

奕䜣(1833—1898)，爱新觉罗氏，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奕的异母弟，自号乐道堂主人。道光帝有九子，其中第四子是奕，第五子是奕(过继给惇亲王绵恺)，第六子是奕䜣，第七子是奕。

奕䜣与奕自幼同在上书房读书。奕䜣喜欢习武，曾自制枪法二十八式，刀法十八式。道光帝看着高兴，就给它们命名，枪法曰“棣华协力”，刀法曰“宝锷宣威”。并赐给奕䜣一把白虹刀，以资鼓励，这表明了道光帝对奕䜣的喜爱。

前述道光帝在传位给第四子奕还是第六子奕䜣的问题上，曾颇费踌躇。后来经过深思熟虑，道光帝最终通过一匣二谕的方法，把皇位传给了第四子奕，同时任命第六子奕䜣为恭亲王。一匣二谕，这是清朝自雍正帝实行秘密建储制度以来绝无仅有的一例。同时，在遗嘱中任命一子为亲王，也是空前绝后的。对奕䜣的这一任命，流露出道光帝对奕䜣的特殊情感。

咸丰帝起初对奕䜣是重用的。即位后，便宣布奕䜣为恭亲王。咸丰三年(1853)九月，命奕䜣署理领侍卫内大臣，参与京城巡防事宜。十月，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四年(1854)，任为领班军机大臣。迭授都统，右宗正，宗令。五年(1855)四月，命奕䜣总理行营事务，直至全歼北伐太平军，奕䜣因而得到优叙。

但好景不长。是年七月，奕䜣的生母孝静皇贵太妃病重。孝静对咸丰帝奕有十几年的鞠育之恩。左右权衡，奕䜣冒昧请求咸丰帝晋封孝静为皇太后。这个奏章惹恼了咸丰帝，认为奕䜣“礼仪疏略”，就下令免去奕䜣军机大臣、宗令、都统职事，仍在内廷行走，重回上书房读书。这是咸丰帝对奕䜣的严惩。

七年(1857)五月，奕䜣复授都统。

九年(1859)四月，奕䜣加授内大臣。

十年(1860)春，英法联军再次大举入侵。八月七日，咸丰帝逃往热河，召回谈判不利的怡亲王载垣、尚书穆荫，命奕䜣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督办和局”。形势急转直下，英法纵兵焚烧圆明园，京师陷落。奕䜣不得不与英法签订了和约，即中英、中法《北京条约》。随后又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同英法签订和约，奕䜣自认有罪，奏请议处，咸丰帝发下上谕：“恭亲王办理抚局，本属不易。朕深谅苦衷，毋庸议处。”表示对奕䜣的理解。

但是在办理谈判的过程中，北京便形成了以奕䜣为首的北京集团，这里包括大学士桂良，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周祖培、吏部尚书全庆和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

十二月，鉴于外事频繁，奕䜣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是办理一切涉外事务的总机关，是与世界接轨的具有近代性质的外事机构。咸丰帝采纳了奕䜣的建议，并任命奕䜣主持总理衙门。

奕䜣在办理和局的过程中，深得外国人的好感，认为可以说得通。但却引起了远在热河的肃顺、载垣、端华等重臣的嫉恨，由此加深了咸丰帝对奕䜣的猜忌。

当时北京方面关于咸丰帝病重或驾崩的谣言，在朝野上下无限制地扩散着。后来不久又产生了另一个很能蛊惑人心的谣言：英法联军认为咸丰帝不守信用，企图用同他们接触较多的恭亲王奕䜣代替咸丰帝。这个谣言不会不传到咸丰帝的耳朵里，肃顺们也不会不借机恶进谗言。这样，本有嫌隙的奕、奕䜣两兄弟之间的隔膜就愈益加深了。为了打破肃顺集团对咸丰帝的包围，奕䜣屡次奏请亲赴热河行在。但此时的咸丰帝对奕䜣已经抱有很深的成见，不想见他。就这样，直至咸丰帝病逝，奕䜣也没能踏足热河行在。

咸丰帝的遗诏，使京城内外、朝野上下，大吃一惊。他们没有想到，在顾命八大臣之中，竟然没有亲兄弟恭亲王奕䜣。顾命八大臣中，任何人的血缘关系也没有奕䜣和咸丰帝这么近。奕䜣身肩重任，与洋人谈判，却被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真是匪夷所思。这样的遗诏，简直不可思议。更有甚者，肃顺集团又借助幼帝载淳的名义发下上谕，命奕䜣等“在京办理一切事宜，无庸前赴行在”。连恭理丧仪也把奕䜣排斥在最高领导层之外，肃顺们的企图是，既借以贬低奕䜣的政治威信，并割断奕䜣同两宫皇太后的联系，以便从中控制。

恭亲王奕䜣并没有因为自己被排斥在顾命八大臣之外而灰心丧气。他在密切注视着热河行在的蛛丝马迹。

恰在此时，两宫皇太后把目光投向了远在北京的恭亲王奕䜣。她们知道，如想搞垮危及自家皇权的肃顺集团，必须依靠恭亲王奕䜣。

两宫皇太后深知，恭亲王奕䜣是她们惟一的依靠。她们决定创造机会，召见恭亲王奕䜣。

两宫太后能够如愿以偿地召见恭亲王奕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