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再起，二度攻粤

1929年7月7日，俞作柏、李明瑞在南宁正式就职。但蒋介石对有左倾倾向的俞、李主政广西并不放心，为了监视俞、李的动向，蒋介石同时任命他的心腹、著名特务头目郑介民为广西省政府委员兼李明瑞的第15师政治部主任，同时委姚毓琛为梧州海关监督，李国基为柳州禁烟分局局长，企图从财政上、人事上死死钳制俞作柏、李明瑞。

但是俞作柏、李明瑞是具有左倾进步倾向的国民党员，他们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支持农民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俞作柏的弟弟俞作豫是著名的共产党员，俞作柏、俞作豫与李明瑞又是亲表兄弟，关系密切。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后，要求中共派干部协助其工作，以便建立一个独立于蒋介石和桂系军阀集团之外的、类似北伐战争前广东革命政府那样的新政权。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先后派遣了龚楚(化名龚鹤村)、邓小平(化名邓斌)、贺昌、张云逸、陈豪人(又名陈导民)、叶季壮、龚饮冰(又名龚仁)、徐冠英(又名徐开先)、石迟锋、史书元(又名史遽然)、何世昌、宛旦平、袁任远、许进、许卓、李谦、胡斌、冯达飞、李朴、袁振武(又名袁也烈)、佘惠、沈静斋、李干辉、阎伯英、章健、李显、王展、张翼、杨茂、云广英、王逸、林礼等40多名在大革命幸存下来的有丰富政治、军事工作经验的干部，通过各种渠道，陆续进入广西。他们与原先在广西工作的雷经天、俞作豫、韦拔群、陈洪涛等中共党员一起开展工作，由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负责统一领导。[18]

一九二九年八月一日，俞作柏(前排左七)、李明瑞(前排左四)出席广西省政府成立典礼

邓小平通过俞作豫做俞作柏、李明瑞等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帮助他们整顿和培训部队，共筹反蒋、反桂系军阀的大计，同时开展兵运工作，发展革命武装力量。经过邓小平等人的细致工作和内部活动，使俞、李与中共建立了较好的合作关系，同意接纳和安排中共派来的一批干部到其军政部门任职，先后安排了一批中共党员担任了重要职务，如张云逸任警备第4大队长兼教导总队副队长，徐开先任教导总队总队长，李谦任警备第4大队副队长，俞作豫任警备第5大队队长等。教导总队的任务是训练初级军官，为提高部队素质打基础，有300多名学员加入共产党，后来都成了红七军的中、下级干部。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争取下，俞作柏同意开放工农运动，释放黄绍竑在“清党”中关押的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启用罗少彦、岑伯英、陈可福、陈可夫、张震球、陈漫远等中共党员干部和革命青年到省和县有关部门工作。从此，广西局势为之一振，各地的工农革命运动又蓬勃开展起来。[19]共产党在广西的地方组织也得以恢复和发展。俞作柏还解散了由黄绍竑亲信把持的各级国民党党部，逮捕了劣迹昭彰的国民党反动分子，支持各地的农民运动。俞作柏还委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广西部分县的县长。与此同时，俞作柏、李明瑞还违背蒋介石的意愿，有意收编了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在广西的部队，将其收编为1个师(新编第16师，师长吕焕炎)、两个独立旅又1个独立团，以示对李、黄、白不为已甚，留有余地。连同李明瑞、杨腾辉从武汉带回来的两个师，广西境内仍有4个师的兵力。所有这些，均为蒋介石所不满，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

在政治上，俞作柏还与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很接近。在改组派骨干陈公博的策动下，俞作柏同意与张发奎部合作拥汪反蒋。9月初，俞作柏与张发奎联名致电在法国的汪精卫，请其回国参加反蒋运动。蒋介石截获此电后，立即采取措施，于9月18日电令驻宜昌的张发奎部移驻陇海路，同时电令俞作柏、李明瑞赴南京听训。这样，张发奎、俞作柏别无选择，不得不提早打出反蒋旗帜。9月18日，张发奎在宜昌宣布护党反蒋，率队伍南下，准备与俞作柏、李明瑞合作。9月27日，俞、李在南宁发出讨蒋通电，欢迎张发奎率部入桂。俞作柏同时宣布就任“护党救国军”总司令，李明瑞为副司令。

蒋介石得到俞作柏、李明瑞异动的消息，急电郑介民前往南宁劝阻。郑介民对俞作柏说：“我们为着国家前途，希望大家团结一致，不要听奸人的破坏中伤。至于广西财政困难，中央尽可设法解决。”俞当即回答说：“蒋介石能够放弃独裁，贯彻三大政策，真正为国的话，应先行释放国民党叛变革命后所逮捕的政治犯，我们为了革命的前途，为了挽救国家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个人利益得失，是所不计的。”[20]

9月29日、30日，蒋介石两次致电李明瑞，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要李劝俞作柏“即日离桂来京，以息谣诼，而塞悠悠之口。否则，吾为党国计，不能不以公忘私，以尽吾革命之天职也”[21]。但俞、李决定不理睬蒋的威胁利诱。

当时，中共方面认为俞、李主政广西只有3个多月，立足未稳，加上广西部队内部复杂，仓促出兵必然失败，曾经劝说俞、李不要出兵参加军阀混战。[22]但俞、李也没有接受劝告。

10月1日，俞、李在南宁召开反蒋誓师动员大会，宣布南路讨蒋军成立，并发出“反对独裁、实行民主，释放政治犯，贯彻三大政策”的通电。南路讨蒋军由俞作柏任总司令，李明瑞任副总司令，共3个师又两个独立旅、1个教导队、5个警备大队及直属总部的炮兵工兵通讯特务等4个营，其中，广西警备第1师吕焕炎部驻防梧州、平乐；第15师黄权旅驻防平南、桂平；杨腾辉第55师驻防柳州、庆远、桂林一带；其余各旅及警备大队分驻南宁、贵县、玉林一带。[23]

俞作柏、李明瑞宣布反蒋后，却发现手下几位大将均已被蒋介石收买了过去。

原来，俞作柏回桂后，实行与共产党合作的政策，深为广西省内一些反共军官所不满。他们私下早已串联反对俞、李。首先是桂系中资格甚老的张任民从香港窜回广西，暗中煽动吕焕炎、杨腾辉、梁朝玑、黄权等统兵将领起来反对俞作柏、李明瑞。张任民首先找到由于梁朝玑及几位团长，单刀直入，对他们议论俞作柏说：“老俞的行为乖张，此刻中央对广西，因为中原多事，实在鞭长莫及。如唐生智的变乱，阎、冯异动，第4军的自由回粤，等等，中央绝无余力再来管我们了。我们广西的事，要由我们自己负起责任，再来一次定桂。我由香港回来时曾与季宽(黄绍竑)商量过，他主张我先回来看看情，如大家愿意的话，他是可能回来的。”[24]听了张任民的一番露骨的话，梁朝玑即表示：“任民兄，我们第1师不成问题，只是杨腾辉部现在亦驻扎柳州，和我们似乎处于敌对状态，他的态度，很难捉摸，你若能把他拉过来，就更好了。复兴广西，大家都盼望极了。”[25]

随后，张任民又去找他的学生杨腾辉动员，经过张任民一番煽动，杨腾辉也愤愤不平地表示：“老俞太自私，将从中央领到的200万大洋，自己先留下一半，给了裕生50万，只给我35万就算了。还要我拉柳州驻防，明明知道逖俦(梁朝玑)在此，部队已经无钱吃饭，我还能抢饭吃么？”[26]张任民见如此，便说明自己的来意，要杨腾辉支持黄绍竑重回广西主政，杨腾辉表示“诚心拥护”。张任民随即又撮合杨腾辉与梁朝玑的关系，杨腾辉送5万大洋给梁朝玑，梁朝玑则赠送杨腾辉七九子弹30万发，两人结合准备寻找机会倒俞作柏，拥戴黄绍竑东山再起。[27]

与此同时，徐启明也在广西军中煽动第15师第44旅旅长黄权，对他说：“广西总要找同共患难的人来做领导，李、黄、白不在，俞作柏这么乱搞，不会长久的，只有找同患难的人出来奋斗，才能安定地方，贡献国家。”徐还说：“俞作柏因缘时会，有了这个地位，但容许共产党活动，实在被人厌弃了，况且他过去种种你知道得很清楚，不会信任人的，怎能跟他一起呢？吕光奎(吕焕炎)对统一广西有功，现在玉林力量也大，何不和他合作推倒俞、李，安定地方。”

当然，在这种游说的背后，蒋介石的金钱再次发挥巨大威力。蒋介石答应只要吕焕炎起来反俞、李，就安排他担任广西省主席并送200万大洋。吕焕炎自恃资格老、又是保定军校出身，早就不甘心位居俞作柏、李明瑞之下，蒋介石策反取得成功。吕焕炎应约派他的堂弟吕沦隐到南宁和杨永泰接头，谈妥条件，即听从蒋介石的驱使。吕焕炎投蒋后，以30万大洋收买李明瑞的心腹黄权，被蒋介石委为第15师师长。李明瑞得到消息后曾以多年袍泽之谊，劝说黄权：“革命军人的职责，是保国卫民，现在蒋介石背叛革命，把国家搞到这步田地，我们怎能置之不理？我们倒桂成功后，继续倒蒋，原是早经决定的计划，目前虽然由于时间短促，准备不够，但迫于环境，我们一定要适应形势的要求，使革命力量得以保存，个人利益得失，应在所不计。”但利欲熏心的黄权不听劝告，坚决追随吕焕炎投蒋。[28]

在这样的背景下，吕焕炎(广西警备第1师师长)、黄权(第15师第44旅旅长)、杨腾辉(第57师师长兼第171旅旅长)、梁朝玑(新编第16师第1旅旅长)等均早已背叛了俞作柏，俞、李几乎成了光杆司令，这就注定了俞、李反蒋必然迅速失败的命运。

10月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免去俞作柏的广西省主席，指定吕焕炎继任。同日，国民政府文官处发出令“讨逆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副总指挥吕焕炎讨伐俞作柏、李明瑞的“国民政府令”。

10月3日，杨腾辉发表通电，宣布拥护南京中央，指责俞作柏主政以来“一切设施多有乖戾”，表示拥护中央明令讨伐。

10月4日，陈济棠在广州东较场誓师，宣布在肇庆设立第八路军前线总指挥部，并发表讨伐通电。

10月7日，陈济棠遵照蒋介石的命令，派香翰屏、余汉谋、蔡廷锴3师溯西江而上进入广西梧州，吕焕炎向平乐撤退，让开大路给陈部继续西进。陈部抵达平南、桂平间，与黄权部发生接触，黄令直属特务营掩护大队退却，自己则从前方退回桂平。李明瑞闻讯，星夜自邕赶赴桂平，才知道黄权、吕焕炎已被蒋介石收买。吕派梁朝玑、杨义两旅向南宁追进，情况十分危急，俞作柏、李明瑞于10月13日仓皇离开南宁，俞作柏经龙州潜入越南，后转香港；李明瑞与俞作豫率领特务营及广西警备第五大队滞留龙州，准备下一步行动。

俞作柏、李明瑞仓促起兵反蒋，中共方面已经估计到他们必然迅速失败。为应付这种突如其来的局面，邓小平和广西特委书记雷经天等商量后决定利用蒋桂、粤桂军阀混战之机，依靠已经掌握的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将近2000人的武装力量，由南宁撤退至右江地区，同右江工农运动相结合，准备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当时，张云逸利用他兼任南宁警备司令的有利条件，接管了省军械库等机关，将军械库里储存的五六千支步枪以及山炮、迫击跑、机枪、电台和堆积如山的弹药用船运往右江地区，为起义提供了充足的武器弹药。[29]10月15日，邓小平和张云逸等率领中共掌握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及教导总队撤往右江地区，准备进行武装起义。部队到达百色、恩隆(今田东县)地区后，于10月28日解除了驻在这个地区的警备第三大队的武装，接着收缴了右江各县民团的武器，迅速控制了右江各县。邓小平在布置了右江地区的起义工作后，于11月上旬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途中经过龙州，又布置了左江地区的起义工作。经过邓小平等人争取和开导，李明瑞毅然决然同意参加起义，随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2月11日，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和右江农军于百色东门坡广场正式宣布起义，起义武装编为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中共第七军前委书记兼党代表(后改为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参谋长龚鹤村，辖3个纵队(第1纵队长李谦，第2纵队长胡斌，第3纵队长韦拔群)，加上军部直属教导队、特务营、炮兵连共4000余人。12日，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雷经天为主席。此后，右江地区很快开始分配土地，陆续建立了百色、恩隆、隆安、东兰、凤山等十几个县的苏维埃政权，各县农军则改编为赤卫军。经过这些工作，右江苏区初步建成。[30]

1930年2月1日，国民党广西编遣特派员、第四编遣分区主任李明瑞与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大队长俞作豫率领警备第五大队在龙州宣布起义，起义武装改编为红军第八军，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任政治委员，何世昌任政治部主任，宛旦平任参谋长，辖两个纵队，共1000余人。李明瑞担任红军第七、第八军总指挥。同时，左江革命委员会成立。随后，总指挥部决定，集中红军第七、第八两军攻打南宁。由上海刚刚回到龙州的邓小平得悉这一情况后，决定停止进攻。红七军未来得及停止进攻，以致连遭失利，被迫退出右江沿岸各城镇，向苏区腹地东兰、凤山地区转移。同年3月，红八军也遭到桂系之进攻，大部损失，军长俞作豫被捕英勇就义，余部数百人由李明瑞、袁振武等率领，转战到右江，后编入红七军。

俞作柏、李明瑞宣布反蒋后，被蒋介石任命为广西省主席的吕焕炎，因为资望不够，怕难以服众，不敢贸然宣布就职。

广西局面的急剧变化，使在香港遥控指挥的改组派领袖汪精卫焦虑不已。情急之下，汪精卫转而寻求与在港的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合作，希望李、黄、白重回广西，收拾局面，以便与正在南下的张发奎合作。经由唐生智的居间拉拢，汪精卫与黄绍竑两人对饮一瓶一百年陈的拿破仑白兰地酒，彼此言归于好。黄绍竑随即秘密潜返广西，在张任民、吕竞秋等人陪同下于10月中旬在宾阳县政府，召见梁朝玑、杨腾辉、许宗武、黄权、蒙志、封克鲁、梁重熙、吕竞存、杨俊昌等将领，黄绍竑首先对大家说明自己的来意，希望大家团结一致，与张发奎的第4军合作同下广东。他说：“现在广西应当急起自救，必须团结一致，自己解决自己家乡的痛苦，但是我们广西地方，不能离开广东，如两广能团结，一切都有办法，如两广分裂，只有两败俱伤，尤其我们的4、7两军，为国家尽了很大努力，都无好结果，现在第4军又要回来了，中央原是不许可的。只有两广联合，才能有办法。我此次回来，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帮助第4军安定广东，那么第4军一定也会帮助我们广西以后的建设发展。大家试回想一下，我们在民十六、七年时，省内是何等繁荣安定。虽然两次出兵帮助广东，我们内部仍是很好的。大家真爱广西的话，趁此次机会，就要发奋再干一次，争取我们的光荣独立，大家如有意见，不妨提出。”[31]

黄绍竑说完，梁朝玑站起来表态说：“我很赞成军长的意见，我绝对服从。”接着，杨腾辉也站起来说：“总指挥原是我的长官，我现在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能在自己的老长官指挥下，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我既然接季公回来，就是望你领导我们。”随后，许宗武也说：“我看今天的事，并无什么研究的，大家自然是一致维护季公的，我们准备行动就是了，不必浪费时间，大家也不需多说话了。”[32]

见大家一致赞成无异议，并且表示绝对听从命令。黄绍竑随即决定采用“护党救国军”的名义。1929年11月11日，黄绍竑在梧州公开发表通电，宣布遵“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议”的命令，就任“护党救国军”第8路军总指挥，与第4军一致讨蒋靖粤。

此时，张发奎率领的第4军以急行军的方式从湖北经湖南到达广西境内，24日，黄绍竑与张发奎在石桥黎木根(梧州东北60里小镇)会见，讨论攻粤计划。张发奎对黄说：“季宽，以后凡事大家要讲明白了才干，方免许多误会。”黄答：“我们若还打来打去，是替人家造机会呢！”

关于今后行动方案，黄绍竑认为，桂局转变未及一日，诸事都要重新部署，第4军已经连续行军作战近百日，沿途大小战斗10余次，部队比较疲惫，应当先在广西境内稍为休息整顿，然后再会师东下。但张发奎则认为，应乘其不备，一举东下，即可占领广州，否则对方准备，必难获胜。

张发奎(右)与黄绍竑(左)合影

其实广东方面，早就准备了很坚固的工事。而且第4军经过一二千里的长途行军，直下广州，又犯劳师远袭之戒。但张发奎自信过甚，总认为对方不堪一击。张发奎还暗示，即使广西军队不能协助，第4军亦可单独获胜，张发奎决心甚坚，大有“灭此朝食”之概。黄绍竑虽不赞同张发奎的意见，但亦无法阻止，同时又不能袖手旁观，听其失败。只好同意与张发奎立即行动，桂军除留吕焕炎一部留守广西外，其余悉数东下，在出发前，黄绍竑决定电请白崇禧回来，他对张任民说：“任民兄！此刻的事，我们几个人办不了的，我想电约健生(白崇禧)回来，你看如何？”张任民回答：“很好，应当如此，你快打电报给他吧。”[33]

白崇禧接电后，即取道龙州赶到八步军中与黄绍竑相晤，随后李宗仁也从西贡回到了八步。李、白与黄绍竑、张发奎等这里开会商讨今后的行动问题。决定重新改定战斗序列，由李宗仁任“护党救国军”总司令兼命令传达所所长，黄绍竑为副总司令兼广西省主席，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下辖第三路军(总司令张发奎)、第八路军(总司令李宗仁兼)[34]。桂张军共有28个团，约有5万之众，其分工是：第三路军由四会、清远入花县、丛化，担任左翼；第8路军循西江经肇庆，攻击粤汉铁路正面的军田，并分兵一部进攻佛山，最后两军“以攻取广州为目的，拟将敌之主力压迫于广州以西地区而歼灭之”。

广东方面，蒋军早已做好了迎战的准备。战争爆发以前，陈济棠以兵力不足为由向蒋介石求援，蒋立即派朱绍良为“讨逆军”第六路军总指挥，率领谭道源、陈继承、毛炳文3个师赴粤助战，另派何键率第四路军进入桂北，牵制桂张军。

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嘉勉广东前方将士电》。

随后，蒋又派何应钦以广州行营主任的名义到广州督战。蒋军的部署是：以第六路军总指挥朱绍良指挥的3个师和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2个师为右翼，由蒋光鼐指挥，在花县两龙圩一带阻击张发奎部；以余汉谋、香翰屏2个师为左翼，在花县白坭及三水、芦苞一带阻击桂军。陈济棠则在花县新街设立总指挥部，负责指挥全局。

12月6日，李宗仁在广东清远下达总攻击令，为了刺激士气，张桂军部政治工作人员散发传单，再次提出“不打广东会饿死，打到广东有饷关”的宣传口号，以刺激士气。

一开始，桂张军士气旺盛，攻势颇为凌厉。白崇禧随桂军第2师(师长蒙志)行动，由德庆、四会到清远渡河，向粤汉铁路的银盏坳进攻，渡河后，白崇禧乘坐铁路手摇探路车前进，当即遇到3架蒋军飞机的轮番轰炸和低空扫射。其中1枚炸弹落在离白崇禧只有50米远的地方，幸好这是一枚哑弹，白崇禧得以脱险。当时桂军第2师官兵已经散开躲避轰炸，亲眼看到这个情况，虚惊一场，纷纷开玩笑说：“白老总有将星照耀，天公开眼，炸弹不发，将来大有希望。”

白崇禧到达战场后，即指挥桂军第1师(师长梁朝玑)担任中央队，攻击军田粤汉铁路正面，第七路军担任右翼队，张发奎指挥第4军担任左翼，由于粤军在军田附近构筑有坚固的工事严阵以待，阵地遍布铁丝网。白崇禧指挥的第1师向粤军正面阵地攻击，乃由各地各师挑选先锋队300余名携带手枪和手榴弹，向粤军阵地乘黑夜发起攻击，并声明先锋队的官佐先赏港币60元，士兵赏30元；等到夺取粤军阵地，击败粤军，进入广州之后，论功行赏，先锋队的官兵各升一级，官佐加赏港币500元，士兵200元。这样，就使那些官兵不顾生命甘当炮灰。先锋队员领赏编队后，吃饱喝醉，乘夜深粤军枪炮声已疏时，逼近粤军阵地前，破坏铁丝网，开辟道路突入粤军阵地，展开冲杀。但粤军死守阵地，大队增援，四面夹击，结果先锋队被粤军击败，冲锋顿挫，仍是对峙状态。

与此同时，张发奎指挥的左翼，在两龙墟与粤军激战4昼夜，张发奎所部受到重创，官兵损失惨重。张发奎所部官兵损失兵力达二分之一多，旅长黄镇球、副旅长欧震等受伤，旅长吴奇伟等掉队。因所有兵力全部用完，为避免全军覆灭，张发奎不得已于12月12日下令各部撤退，多数部队无法接到命令，不得已，乃照来路自行退却。

担任正面攻击的白崇禧见左翼张发奎部已退，左侧背受到威胁，经与李、黄商量后，也下令后撤。13日，白崇禧在给张发奎的信中说：“昨日午后接见文日来电，故敝军占领芦苞后，决定元晨以主力分由芦苞白坭渡河，向炭步新街前进。但主力渡河，尚未完毕，迭见贵部军官由花县方面到军田，云系贵部已向原路退回等语。故德、季两公及诸将领，决心将军队暂撤回江右岸，以便与兄会商后，再定计划，敝路因正面攻坚3次，毫无效果，极为惭愧，已令蒙师开往清远掩护贵军，即归兄指挥。”

桂张军本拟退守广西门户梧州，不料粤方海军舰队早已先期占领梧州。桂、张军只好撤往平乐、荔浦一带集中整理。张发奎将剩余得8000余官兵编为2个师6个团，以李汉魂任第4师师长，张发奎任第4军军长兼第12师师长。[35]

事后有人分析这次桂张军远征广东失败的原因：“桂军因阻于大小河流之隔绝，且乏渡河器材，仅能凭重赏选得少数敢死之士，采木板渡江猛攻。但多数部队，无法继续前进，故攻势毫无进展。且部队暴露于江滨平坦开阔之处，遭到粤方飞机的轰炸与扫射，伤亡惨重，精神上所受的威胁影响甚巨。结果折翼而回退桂境。桂军此次出动，全可谓准备不周，出浪战之师，求侥幸之胜，打了一个无把握之仗。”[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