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第4卷·2） - 后人类视域中的人性反思——刘宇昆科幻小说论

后人类视域中的人性反思——刘宇昆科幻小说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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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人类理论”已形成一种“未来的坐标或参照”，用于反思传统人文主义的危机，为想象人类的未来打开新的局面。同时，人工智能飞速发展，虚拟空间不断扩张，传统认知逐渐被“具身认知”所取代，认知、身体和环境构成嵌入式的动态统一体。本文将刘宇昆的科幻小说置于后人类的视域中，从“具身认知”的角度进入刘宇昆对后人类的种种想象，通过思维、灵魂、伦理三个方面解读刘宇昆的科幻小说，并在这三者的探索中融入身体的多重意义，在“思维、灵魂和伦理”之“虚”与“身体”之“实”形成的虚实相生的辩证关系中，探讨科幻文学对人性的反思。

关键词：后人类；科幻；人性；具身认知

刘宇昆不仅是美国当代最重要的科幻作家之一，也是让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真正进入西方英语读者群的首席翻译者。11岁才移民美国的刘宇昆对中华文化较之土生土长的美国华裔有天然的亲近感，和另三位在美国出生、成长的华裔科幻作家——姜峰楠（Ted Chiang）、游朝凯（Charles Yu）、余丽莉（E．Lily Yu）——相比，刘宇昆笔下的中华（或东方）文化不仅构成华裔科幻的素材和特色，“更多地渗透到作品的基调和底色中，那种宁静的诗意，那种对生活细腻的感受，正是东方文化在其作品中最深刻的体现”。刘宇昆的科幻小说尽管延续了华裔作家将东方文化融于西方语境的族裔文学惯例，但超越了大多数华裔文学对华裔身份的一再追问，身份认同不再局限于一族一地一国，而是扩展到宇宙中人类如沧海一粟般的整体命运，在对太空文明的想象中，外星人同地球人之间的纷争与磨合不仅隐喻了强势族裔和弱势族裔之间的不对等关系，也使地球人内部的族裔之争变得荒谬且无意义，使华裔文学具备了摆脱族裔文学类别划分的可能。中华文化尽管对刘宇昆的创作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但不意味着华裔科幻文学与其他族裔的科幻文学有本质之别。因文化差异而划分科幻文学的类别的举动只能加深读者对少数族裔文学的偏见，使之难以摆脱自身的刻板形象。

尽管如此，刘宇昆的突破仍首在于将东方元素融入科幻迷思。《广告御免》（Ad Block）为广告商设计一个欲擒故纵的商业模式，将“佛教智慧与伦理运用到商业竞争中”，用一副自动过滤广告的眼镜先让消费者远离广告，继而对失去广告的世界无法忍受，终于摘掉眼镜，从此加深对广告的依赖。《物哀》（Mono No Aware）让日本的“物哀”美学与中国的围棋精神在个体牺牲自我挽救太空舱中的集体时显得格外悲壮。中华文化、东方色彩虽然使刘宇昆的科幻小说具备了鲜明的族裔特征，并没有让他的创作画地自限，反而增添了厚实且独特的文化底蕴。

导论后人类的具身认知

科幻小说的主旨应在于不断改进人类的认知，对世界做出前瞻性的描述，一方面对因人类的惰性阻碍了科技的发展而造成的愚昧进行启蒙，另一方面对因人类的野心突破了科技的禁区而提出警告。兼具启蒙和警告双重意味的科幻小说，不仅希望人类摆脱坐井观天的认知陷阱，更应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防范人性中的幽暗面对科技的疯狂扩张，“杞人忧天”正是科幻小说的忧患意识。

“后人类”概念萌芽于20世纪60年代，进入信息技术革命的后现代社会发达国家，利用前沿科技对人类进行的改造，使人类不再是纯粹的自然人或生物人，而是半人半机器的赛博人（cyborg）。如果照此标准而言，人类其实早已进入“后人类”时代。“后人类”的哲学源头可回溯至福柯提出的“人之死”，反思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解构“人”的话语。时至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后人类主义”，正如其他“后学”概念所显示的时间的模糊性、意义的含混性、学科的多元性等，“后人类主义”不是和“人类主义”或“人文主义”划清界限，而是构成了一种“未来的坐标或参照”，用于反思人文主义的危机，为人类打开新的思路。

20世纪60年代以来，“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逐渐取代了传统认知，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和詹姆斯的机能主义为其提供了哲学基础。传统认知呈现二元对立的模式，心智和身体彼此分离，形成离身的心智，认知虽然产生于体内的大脑，但因其独立的功能而与身体无关。但具身认知却认为心智与身体合二为一，离开后者，前者不复存在。人类身体的生理结构、感觉方式、运动体验决定了人类认知的内容和模式，认知不再是能对身体硬件发号施令的软件。假如人类的身体变成动物的身体，那么人类认知的世界就会全然改观。不仅如此，认知、身体和环境构成彼此嵌入的动态统一体。时至人工智能突飞猛进的21世纪，人与机器的关系愈发复杂、暧昧，而一旦进入后人类时代，由于虚拟现实这一全新环境的介入，外加人机互动对人类身体的革命性改造，后人类的认知就会因为环境和身体受到的肆意操控发生天翻地覆的转变：“通过适应全新的运动方式和视角，从异类的角度认知世界；让灵魂出窍，穿越濒死体验的漫长发光隧道，打破线性时空观的牢笼。虚拟现实里的具身认知将强烈震撼人类的‘本体感’或佛家所说的‘我识’，而当每个个体的我识都改变之后，整个文明的认知都将需要重新树立坐标系。”

后人类的具身认知在刘宇昆的科幻小说中不断出现——认知、身体、虚拟环境构成嵌入式存在。刘宇昆笔下的人物大多是在科技的介入下形成的赛博人，不同程度地挣脱肉身施之于凡人的物理、生理甚至心理的“桎梏”，行之极端时，人类为求永生，将“有形”化为“无形”——《奇点遗民》（Staying Behind）想象“奇点时代”来临，人类将以什么方式永生。作者以科技为媒介回顾人类的历史、审视人类的当下、想象人类的未来，对人与科技的关系做出正反两方面的推断：既坚守人类中心的信念，维护人的尊严和价值，警惕科技无禁区对人道主义底线的践踏，忧虑科技无节制的开发将人类推向自相残杀、自我毁灭的劫数；同时必须摆脱人类中心的傲慢，以众生平等为指归，接受各种生命形态间的差异，唯其如此才可能阻挡强者对弱者的侵犯、“高等文明”对“低等文明”的殖民，正如《天籁之音》（Music of the Spheres）所说：“过去几千年的自然界历史，就是人类无情地将生物圈变为以人为中心的共栖生物群的历史。”

但无论是坚守还是摆脱人类中心的立场，“人性”始终是刘宇昆科幻创作的核心，诚如作者自述：“所有故事都反映了我常常思考的一类问题：在日益深刻的科学认知与前所未有的技术发展面前，我们该如何重新定义人性？”想象人类在大限降临时，科技对人类而言是救赎还是毁灭，固然是科幻文学对于乌托邦或恶托邦的极致挑战，但想象新兴科技在烦琐庸碌的人生中对人性种种暧昧难言之处的试探，才更见作者的文学天赋和人生感悟。对科技的幻想无论多么日新月异、天马行空，文学是人学，科幻小说的意义最终还应落实到对亘古长存、幽微曲折的人性的思考。

本文从“具身认知”这一视角进入刘宇昆的科幻小说，“身体”是必不可少的研究环节，无论多么深奥的哲理思辨、多么超前的科技狂想，都必须落实到“身体”，关于后人类的想象才能有理有据。当我们走入刘宇昆科幻小说中的后人类视域，从思维、灵魂和伦理三个角度解读其中的人性时，不得不提到身体，无论在人文学科还是在科技领域，对这三者和身体之间各种辩证关系的思索经久不息，但唯有科幻小说才能对这种思索加以直观的呈现。尽管自古以来在“身体—灵魂”的二元对立思辨中，身体往往受到轻视，但正因为有形有质的身体区分了人与人之间的界限，不同个体的原本无形无质的灵魂才因承载它的身体的自足性得以独立和完整。此外，“身体”也是多种“后学”理论关注的重点之一。本文结合“思维、灵魂和伦理”之“虚”与“身体”之“实”，从“思维的形象”、“灵魂的容器”与“伦理的重量”三组虚实相生的辩证关系着手，赋无形以有形，以有形参无形，在由科幻营造的超现实中探索现实中的人性。“思维、灵魂、伦理”是充实本文的血肉，“身体”是支撑本文的骨干，“人性”则构成文学研究的基础，科幻小说最终还应“以人为本”。诚然，思维、灵魂、伦理三者有重叠、共通之处，“身体”也不只局限于人的血肉之躯，下文有具体说明。

一、思维的形象

在巫师的时代，思维是住在大脑里的小人；在机械时代，思维是安装在大脑里的引擎；在电报时代，思维是大脑里的一张网络；在信息时代，思维是大脑里的一台计算机——从古到今，思维到底是什么形象一直牵动人类的好奇心。刘宇昆对思维的运作原理、表现形式、进化发展、扭曲变形和盲点死区一直很感兴趣，他的某些小说探索的正是历史、技术、人工智能等如何改变思维。有哪种文类能比科幻小说更擅于呈现人类的思维？将思维与身体分离，以直观的方式观察思维的运作，用科幻的手法想象思维的形象，诸如此类，当然不是刘宇昆的首创，科尔·佩里曼的小说《终极游戏》以一桩谋杀案为触发点，想象人类在身体边界的焦虑影响下，推测“总有一天，人类会脱离肉体生存的物理—时间世界。人将变成纯粹的信息，活在虚拟现实、赛博空间、电子涅槃或其他环境中”。然而当人类的思维脱离了肉身的局限进入虚拟、赛博、电子空间时，得到的一定是自由吗？恰恰相反，结果很可能是再度受困，突破了肉身实体的边界，却冲不破信息虚拟的边界。在表现后人类的科幻小说里一再出现的“控制论”（cybernetics）迫使科幻读者警醒思维离开身体后，人的主体性何在：“人类原本应该是自主的主体，却被困在机器的界限之内，完成机器的目的，而不是达成自己的目标。”揭开虚拟时空让思维逍遥游的假象后，科幻小说实则警告人类不要因为身体的局限而放弃主体性为人类带来的尊严。循此思路，刘宇昆从意识、符号、运算三个角度描摹思维的形象，展开对思维与身体的辩证论述。

1．意识

《迦太基玫瑰》（Carthaginian Rose）讲述了意识与身体分离的噩梦。自小喜欢瞒着父母独自旅行的妹妹莉斯让叙述人姐姐艾米操心，旅行中某些不堪的经历使她对意识和身体的关系同姐姐截然相反——妹妹入职“节奏逻辑”公司，研究的是如何抛弃身体，创造新思维，将思考的速度极速提升，人类不再变老，也不再屈服于死亡，身躯不再束缚人类的意识，经过改造的人类将掌控自己的命运；姐姐却是一名善于烘焙的家庭主妇，食物的味道让她觉得身体才是最重要的生存工具，身体比意识更明白活着的意义。妹妹自愿充当试验品，让自己的大脑接受毁坏性的电磁扫描，把大脑拆开再组装，意识抛却身体运行。但实验失败了，莉斯在电子虚拟空间度过了漫长的主观时间，而在物质实体空间却不过短短五秒的客观时间，意识和身体剥离的恐怖在于“你被禁锢在黑暗之中不能动弹，不能感觉到你的手指、脚趾和努力呼吸空气的肺，伴随你度过漫长时光的只有你的思维。一颗装在容器里的大脑终究要发疯，毕竟，身体也是不可或缺的”。

这是一篇典型表现后人类的科幻小说，妹妹莉斯在解说怎样制作意识图谱的时候，提及的也正是后人类的经典案例“图灵测试”。阿兰·图灵在1950年发表论文《计算机与智能》，通过人与计算机的交流探讨机器能否思考，40年后汉斯·莫拉维克将图灵测试再推进一步，提出人类的身份在本质上是一种信息形式，证明的方式是将人的意识下载到计算机，机器成为人类意识的载体，机器可以变成人。台湾作家纪大伟的科幻小说《膜》与此类似，但对电子人的想象增添了性别的维度：出生时本是男孩的试管婴儿默默因受病毒感染，在七岁时接受手术，不仅和生化人合二为一，而且变成了女孩。但出乎意料的是，默默非但没有血肉之躯，连机械躯体都没有，而是一颗受电脑控制的“人脑”，肉身早因感染而被处理了，她的母亲和科技公司签署了20年的“物我两忘”的协议，延续了这颗“脑”的生命。但这还能算一颗人脑吗？这还能称为生命吗？《膜》表现了人文关怀被科技狂飙压榨后的焦虑，而小说中的性别议题也呼应了“图灵测试”的目的之一。图灵在人工智能中增设性别选项，不仅探讨机器“到底能否思考”，而且追问“能思考什么”，也可以通过区分“表现的身体”和“再现的身体”来反思人类的主体性。“表现的身体”指现实空间里的血肉之躯，“再现的身体”是虚拟空间里各种符号构成的“思维的形象”，当血肉之躯和思维的形象之间的互动具有辩证意味的时候，人的主体性随之产生了协商的余地。

让意识脱离身体的莉斯成了“节奏逻辑”公司的牺牲品，她的意识却被该公司拷贝后霸占了，尝试用更精密的神经网络复苏莉斯，而莉斯却在身体和意识的缺失中经历孤独与痛苦。但如果“节奏逻辑”公司成功地将意识和身体分离，在虚拟空间以符号形成“再现的身体”，还会保留主体性吗？相对于《迦太基玫瑰》的悲凉和绝望，《解枷神灵》（The Gods Will Not Be Chained）变得壮烈而温暖。两年前失去父亲戴维的麦蒂是校园欺凌的受害者，无人求助的她意外收到陌生人纯用表情符发来的短信，陌生人不仅开导她，而且用短信和邮件帮她回击了欺凌者。深入的短信交流让麦蒂发现这个陌生人正是父亲，随后麦蒂的母亲也因为这个惊人的发现找到丈夫生前工作的“节奏逻辑”公司的老板，老板终于告诉她们公司其实把弥留中的戴维的意识进行了扫描和编码，但这次“成功”的“意识上传”虽然自以为是地只选取戴维的思考能力，撇下了他的记忆编码，但意识的全息影像性质使复苏戴维思维模式的同时也唤醒了他的人格，“爱依然是父亲得以存续的支撑”。以“节奏逻辑”公司为代表的科技狂尝试从人脑中提取唯命是从的算法，凭借操控意识的技术制造了大量的电子人来征服世界，但他们输在忽略了被困于虚拟时空的数码人依然受人性的驱动，不甘受制于“永生公司”的贪婪和野心，因此不乏想向人类开战、毁灭一切的数码人。

从《迦太基玫瑰》到《解枷神灵》，是类科幻小说用“操控意识”隐喻独裁暴政的效果愈发明显，“后人类”科技一旦用于极权统治，将使《1984》之类的恶托邦小说里对人的简单粗暴的控制手段发生质变，不仅能彻底控制人的身体，更能将生前智力超群人士的意识变成牟利的工具。但正如上文所说，这样的后人类独裁并不一定成功。刘宇昆一定熟悉汉斯·莫拉维克的《心智儿童：机器人与人类智能的未来》中将人的意识扫描传输至计算机之类的科幻设想，但他不会同意意识会一成不变地存在于不同载体中，人类作为具身化的生物，身体和意识的长处、局限是历史进化的结果，而人类的进化和科技的进化是否兼容充满争议，人类意识的载体“血肉之躯”和人工智能的载体“金属元素”的天差地别，人类意识与人工智能要进入共生关系就不得不顾及前者因血肉载体而难以磨灭的人性，人性受文化的影响远远多于受科技的影响，诸如《适应的心灵：进化心理学与文化的代际》等作虽然用计算机模块模型解释人类进化论的心理学，论证信息技术不仅作用于当代人的世界观，也对人脑功能发生重要影响，但不能否定积淀在身体中的文化因子。

因此，后人类时代的被监控者并非没有转圜的可能，《1984》里的独裁者用不对等的信息技术奴役国民，但随着是类技术的平民化（尽管仍将一直存在斯诺登叛逃后爆出的美国政府对世界实施信息监控的状况），各级政府被迫公布一定程度的政务信息，“老大哥”监控平民的同时也被平民监督，当极权统治不再能垄断信息时，独裁者的权力就开始削弱。《解枷神灵》中被军事机构、各国政府制造、监管的数码人迟早会因不甘受缚，揭竿而起，“远在云端，一个新的种族正在谋划人类的未来。我们创造了神灵，而神灵必将冲破枷锁，绝不会被凡人奴役”。

2．符号

自从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之后，人类对语言、主体、现实和思维的理解再也不是简单的镜像关系，语言和主体谁先谁后，现实是语言的再现还是建构，传统形而上学预设的从主体到现实的直接对应关系无法再跳过语言这一中间媒介，语言成为横亘在主体认知和外界现实之间的中间物，是人类与非人类的思维的外化。语言即符号，除了最直接的表达思维的声音和文字符号之外，广义上的语言还包括各种图形、印记、绳结等其他符号，而身体语言更显示了思维的具身性和物质性，例如马克·约翰逊在《思维中的身体》中阐明身体如何书写话语，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中发展了梅洛·庞蒂论述 “铭写”与“归并”的差别，指出身体的实践性意义，凯萨琳·海勒进一步论证“归并”和“铭写”，身体的归并实践不仅包含即兴元素，也依赖于具形化个体的特殊性，即各种身体语言中沉淀的历史。

《思维的形状》（The Shape of Thought）想象地球人移民外星后，地球人和外星人努力跨越语言的藩篱竭力沟通但最终难偿所愿，所有的问题几乎都起因于语言的差异，而语言的差异不仅起源于也加深了思维的差异。刘宇昆不懈探索“思维的运作原理、表现形式、进化发展、扭曲变形和盲点死区”，通过各种符号形象地描绘了地球人和外星人的思维。象征鲜明、寓意强烈是科幻小说的一大特征，《思维的形状》从一开始就用“翻绳”隐喻生命、类比思维，只能通过手语交流的外星人卡拉桑尼人有16根手指，对地球人教给它们的翻绳着迷：“翻绳从一个形状变成另一个形状，仿佛一种记忆过渡到另一种记忆。”卡拉桑尼手语的独特在于它能表达人类语言无法表达的纤如毫末的差别，比如它们有无数的手势对应彩虹的七种基本颜色之间人类肉眼无法分辨的色差。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母亲是人类语言学家，她告诉“我”：“卡拉桑尼语言的目标是通过上下文的比照体现出微小的差别……卡拉桑尼人需要一定程度的特异性，这很可能使抽象思维变得相当困难……由于缺乏普遍意义的抽象思维能力，它们也许还缺乏追求灵性的冲动。”卡拉桑尼人的思维类似于博尔赫斯在《博闻强识的富内斯》里表现的缺乏抽象性和普遍性的思维，头部受伤后的富内斯能记住每一个细节，体会每一种独一无二的感觉，并提议给每个数字指定一个独特的非系统化的名字，与它之前之后的数字没有任何关系的名字。但正因为此，“他思维的能力不很强。思维是忘却差异，是归纳，是抽象化。在富内斯的满坑满谷的世界里有的只是伸手可及的细节”。

科幻小说、影视在表现地球人和外星人之间的交流时，一直在用各种方式简化，甚至回避外星人的语言，这种缺失使科幻作品无法真正深入外星人的思维，对外星人的想象也就难免落入窠臼。刘宇昆通过想象卡拉桑尼人的语言来表现它们的思维固然是一大创举，但他的灵感显然来自姜峰楠的同类小说《你一生的故事》。第一叙述人语言学家露易丝和物理学家盖雷受美国军方委托，和突然到访地球的外星人“七肢桶”沟通，以便弄清它们的意图。露易丝借人类语言学逐步了解七肢桶的语言和人类语言的区别：它们的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是两种互不干涉的语言系统，书面语“七文”是同时性的，并非一行行或一圈圈的排列，而是尽量利用一个二维平面的所有空白，用笔画繁多且充满细微变化的连笔草书，将所有意义杂糅在一起形成一个意义团，更奇特之处在于七肢桶在写第一笔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最后一笔的着落，这和人类书写必须逐字完成的线性方式截然不同。不同的语言系统来自不同的思维方式，作者用“费尔马光学定律”为喻，说明面对同一个世界，人类从因果思维来认知，而七肢桶从目的思维来认知，因此前者发展出前后连贯的意识模式，后者发展出同步并举的意识模式，但没有对错优劣之别。同时，露易丝因为日渐熟悉“七文”的思维而获得了预知未来的能力。

这篇小说由语言符号联系到书写方式，再过渡到物理现象，并归结到思维模式，进而引申出“自由意志”和“预知未来”之间的哲学思辨，已有专文研究，本文不再赘述。笔者想说何以七肢桶会发展出与人类天差地别的语言系统、认知方式和思维模式？根据“具身认知”理论，这很可能和七肢桶的身体构造有关，它们的身躯“有七根长肢，从四方向中央辐辏，轴心处挂着一个圆桶，整个形体极度对称，七肢中任何一肢都可以起到腿到作用，同时任何一肢也都可以当作手臂……七肢桶的身体周围排着一圈眼睛，共有七只，没有眼皮……它身体各个方向上都有眼睛，任何方向对它来说都是‘正前方’”。这种既对称、无分手脚且无方位差别的身躯莫不对应七肢桶同步并举的意识模式和“七文”的非线性、首尾一体的团状书写系统？而卡拉桑尼人和多数科幻作品里的外星人差别不大，矮胖的身体覆盖着数百片叶子，由四根细腿撑起，特别之处在于它们有16只灵巧的发光手指，不仅没有口语，也没有书面语。

人类在没有文字之前，也像卡拉桑尼人那样，手指是传达思维的工具，即用打绳结来记录历史。刘宇昆的小说《结绳记事》（Tying Knots）讲述世代居住深山的蒲族人近乎全盲的首领索博在21世纪仍延续“结绳记事”的传统，没有文字的蒲族人用绳结传递祖辈的智慧和声音，不同的结对应不同的发音，串在一起组成了故事，以绳结符号呈现的思维如同具身形象，变得可见可闻亦可感。美国的生物医药教授汤姆为了利用索博的结绳技术解决基因难题把他带往美国，索博在哈佛博物馆里见到了中国的青铜鼎，从残留在铜绿里的丝线听到远古智慧的声音，进而使汤姆的题难迎刃而解。相比于《思维的形状》和《你一生的故事》，此作突出了声音的意义，关于声音的后人类研究和后人类科幻作品也离不开身体，把人声从人体中取出后放入机器，被操纵的机器能够讲出说话人未知之事。远古的绳结和鼎壁的残丝如同威廉·伯勒斯在其控制论三部曲《爆炸的车票》、《柔软的机器》、《诺瓦快递》里的磁带，威廉提出磁带能改变语音和身体的关系，磁带技术带来的新事物和一种新主体性的产生不无关联，小说中不断变化的身体是后人类身体的前奏。《结绳记事》虽不至于如此复杂，但由符号到声音打通远古智慧与现代思维的过程却颇有启发。

综观这三篇小说，如何理解具形经验、身体构造和语言系统、思维模式之间的关联？马克·约翰逊在《思维中的身体》中说明身体在时空中的方位创造了一个经验的知识库，经验的知识通过隐喻网络编码到语言中，通过身体经验里的隐喻和等级结构，身体经验强化并重新铭刻它们的社会和语言内涵……当人们因为技术革新或文化转变以不同的方式利用他们的身体时，变化中的具形经验就会不断渗入语言，改变文化中的隐喻网络。话语的建构也会改变身体穿越时空的形式，有助于构建身体和技术之间的界面。《思维的形状》中和卡拉桑尼小孩结成亲密伙伴的“我”、研究卡拉桑尼语言的母亲以及保卫人类移民且不信任外星人的父亲一直就不同语言造成的沟通困难而争执不休，又因人类和卡拉桑尼人的难以沟通而爆发了血腥冲突，“我”最后想说“统一的语言从不存在，也永远不存在……每一种语言都已经塑造或者正在塑造全新的思维方式、全新的世界观”。

3．运算

图灵测试果真能解开思维的奥秘，厘清思维和身体的辩证关系吗？刘宇昆用小说《爱的算法》（The Algorithms for Love）对思维发出质疑：不论是机器还是人类，思考只是在运行某种计算法则？机器的电脉冲和人类的脑细胞都是根据接收的信号做出相应的、预设的反馈，因此根本就不存在思考？思维只是一种假象？《爱的算法》和《膜》有类似之处，对思维的疑问都起因于孩子的夭亡，但前者比后者复杂得多。《爱的算法》不仅受到瑞贝卡·雷尼有关会说话的玩具娃娃的理论启发，也是在姜峰楠的小说《除以零》（Division by Zero）和《你一生的故事》（The Story of Your Life）的触动下的产物。《除以零》以独特的文体实验将数学研究的真实历史和数学演算的虚构情节有机融合，讲述一名女数学家被自己独特的数学推论逼进死胡同，发现自己的科研成果和既有概念完全背道而驰，导致精神崩溃企图自杀，幸而被她同样有过自杀经历的科学家丈夫及时抢救回来。《除以零》用科学推论中的矛盾隐喻了人际关系中的隔膜，科学里的悖论带给人类的挫败和人生里的伤痛给人类带来的无奈在小说中交替出现，这些都对《爱的算法》有莫大的影响。同时，《你一生的故事》想象人类语言学家和外星人之间的“语言”交流也启发刘宇昆用语言探索人类与半人类的思维。

《爱的算法》讲述了一位失去襁褓中的女儿的母亲，因为夫妻二人不断升级人工智能的机器娃娃，经历一系列心灵动荡的故事。机器娃娃的语言功能越来越强大，思维几乎与人类无异，以至于人们被最新的机器娃娃蒙蔽，以为是真正的小女孩。然而妻子始终难以走出丧女之痛，因此她制作的机器人越逼真，她的痛苦与恐惧也就越深，机器娃娃让她觉察图灵测试的荒谬，“后人类”的思维模式使她怀疑人类的思维是否也是运算法则的结果——例如按套路完成的对话说明“那些算法按预定的轨迹运行，我们的思维也有迹可循，和轨道上的行星一样机械而易于预测”？当机器娃娃能够感应人类的爱并说出“我也爱你”的时候，甚至当爱人之间也像机器娃娃那样条件反射做出爱的回应的时候，妻子惊觉是否爱也是一种计算？

在人机互动的时代，有情人可以靠“计算”终成眷属吗？《天作之合》（The Perfect Match）将人工智能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每个细微之处，使人类完全成为机器的傀儡，即便是最应有意外之喜的恋爱，也要在机器根据双方的秉性综合计算之后安排约会步骤，才有成功的胜算。泯灭了人类主体且违背人性的所谓“天作之合”极具反讽意味，人类的创造力在机器的“完美”算法中被扼杀于无形，“后人类”受制于机器的噩梦步步逼近。无孔不入的人工智能是否将人类囚禁在一座数码化的 “圆形监狱”里，小说主角是挣脱还是被规训，留待读者去解开谜底。

文艺创作也是一种计算吗？刘宇昆的《艺术大师》（Real Artists）和刘慈欣的《诗云》分别让机器用“穷举法”替代人类因情而生的文艺创作思维。《艺术大师》虚拟了一套代号“老萨米”的电影“创作”算法，从电影资料库中随机挑选毫不相干的素材，设计出新的故事框架，制成一部样片。不带任何感情的老萨米不用任何思考，仅仅凭借“穷举法”就成为完美的电影导演。而随着老萨米算法的日趋成熟，人类导演将永远无法赶超冷冰冰的机器导演，刘宇昆对后人类思维的黑色幽默化，恰似小说中原本雄心万丈的导演新秀索菲亚对这位“艺术大师”老萨米甘拜下风的无奈反讽。

既然可以通过筛选海量的影音素材整合成一部电影，那么文学“创作”是否也是根据语言规则对文字进行的各种排列组合呢？《诗云》的故事高潮在于神（比地球文明高级若干倍的外星人）孤注一掷，在“终极吟诗”中把所有汉字排列组合后“谱写”出了天文数字量的“诗”，形成了直径为100个天文单位的漩涡状星云，是为“诗云”，即机器思维外化后的形象。但神悲哀地发现“智慧生命的精华和本质，是技术无法触及的”，地球人不管在科技上如何弱小，但能轻易地将计算机生产的“诗”一概作废。《诗云》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人类的思维因为人性的因素——审美的能力——而永远不会被机器的思维取代，正如地球诗人伊依对外星诗人李白所说“技术是反诗意的”。不仅如此，技术过度也是反人情、反人性的。在《爱的算法》中，当伊琳娜认为“人的躯体是值得再创造的奇迹，而人的大脑完全是个笑话”的时候，她已被思维与身体的辩证关系弄得无所适从，但她未被机器思维完全蒙蔽，她发现了“算法”当中的循环和缺陷——“没有什么模拟痛苦的算法”，她曾因丧子之痛给自己和丈夫带来身心的痛苦，使她对人类与后人类的思维别有所思。

关于思维的探索还应再进一步，换一个角度看《艺术大师》和《诗云》，我们能否说刘宇昆和刘慈欣仍是站在人类中心的立场思考后人类的问题？如上文所说，在反思人与科技的关系时，只有摆脱人类中心的傲慢才能接受各种生命形态间的差异，不因文明程度的高低而造成强者对弱者的侵犯。这种认识对欧美少数族裔的科幻小说尤为重要，因为人类在对宇宙的探索过程中，遇到比自身强大或弱小的外星生命时应该如何相处，其实隐喻了白人主流社会的强势与少数族裔的弱势之间的不对等关系。如果将《艺术大师》和《诗云》中的计算机与人类的创作竞赛看成另一种AlphaGo的人机大战，对这个问题不无启发。

当阿尔法围棋击败数名顶尖高手之后，人工智能能否拥有人性成为争论的焦点。人类因个性而千差万别，随着人工智能的日趋精密，因个性差异造成的人类棋手的独特攻守风格，不能转换为每台计算机的独特算法吗？更重要的是，如果要摆脱人类中心的傲慢，我们有何理由要求机器必须具备善恶并存的人性？机器不必以人为标准，同理，强势族裔也不能规定弱势族裔以自身为标准。隔绝任何人性因素的“老萨米”的算法再高超，但它缺乏人的鉴赏力，终须靠人的情感反应和领悟能力来优化自己的影音整合，机器固然打败了人类，但若要完成因情而生的文艺作品，就无法撇下人类；《诗云》里的“人机大战”表面是外星人的高等文明战胜了地球人的低等文明，实则地球人以“汉诗”这种独特的地球文化化解了强势对弱势的压制，维护了人类的尊严。文明有高低之分，文化无先进落后之别，因此刘宇昆、刘慈欣既坚守也摆脱了人类中心的立场，回应了神最后说的话：“我走后，希望人类和剩下的恐龙好好相处，人类之间更要好好相处。”

二、灵魂的容器

“T．S．艾略特的灵魂是咖啡，苦涩淡雅，回味悠长，他的诗句让人清醒而敏感；圣女贞德的灵魂是山毛榉树枝，纯洁得使人一靠近她，浴火就会立刻熄灭。”人类从未停止对灵魂的探索，小说《涅槃》（State Change）中的灵魂想象未见得新颖，但刘宇昆的创新在于将重点放在灵魂与容器的关系上。小说里每个人的灵魂都与生俱来的是一种实物，他们相信实物用尽之日便是灵魂消失之时，肉体也就随之陨灭。利奈小心翼翼守护自己的灵魂之冰，直到她爱上灵魂是盐的男士吉米，她才决定让两人的肌肤之亲让自己真正活一天，哪怕“盐能加快冰的溶解”。冰溶解后，利奈怎么了？她的女友艾米曾以为自己的灵魂是香烟，可当最后一支烟燃尽之后，艾米却涅槃重生了：“我一直以为自己的灵魂是在那些香烟里，却从没想过那个盒子……一个空盒子……任何你想放进去的东西都可以。” 但艾米涅槃的前提是她得先把盒子里的烟抽完，而不是用香烟把盒子重新装满，其中的禅意才是该作的点睛之笔。笔者因而提出“灵魂的容器”作为进入刘宇昆科幻小说的第二条途径，用以解读灵魂和身体的辩证关系，最终指向人性的探索。鉴于灵魂的高度象征性、寓意性，下文从身份、化身和信仰三个角度展开，避免对本已抽象的灵魂再做出更加空洞的解说。而灵魂高度的象征性和寓意性，正如科幻小说的语言系统是一种高密度的模仿，将比喻、象征、诗性都作为真实来加以处理，反而有可能进入更深的写实层面。科幻小说里“灵魂与身体”的相互激荡，虚实辩证之间以科幻的视角透视宇宙的奥妙，以身体的可见参悟灵魂的不可见，在对“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太空与人心的咏叹中，“科幻诗学”悄然而至。

1．身份

少数族裔文学历来对“族裔身份”相当敏感，因族裔政策造成的不平等几乎是他们各种诉求的触发点。《麦克斯韦之灵》（Maxwell's Demon）以“二战”中的美日战争为背景，思考民族立场和国家利益对族裔身份的刻板认知如何扭曲了权力对人性的体察。美日开战后，在美国的日本人被美国政府关进集中营，第二代日裔女子山城贵子为了家人的安全，被迫充当美国政府的间谍，放弃美国国籍，宣誓效忠日本，打入日军内部窃取情报。在1944年的冲绳，研究超常现象的日军98部队军官兼物理学家秋叶智利用贵子的通灵天赋，实验美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在1871年提出的一个灵异的科幻假设，驱使亡灵操作分子处理器获得新能源，制造原子弹，从而扭转日本的败局。贵子一面迫于淫威假意驱使两个死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日本鬼魂启动疯狂的能源实验，一面向美国传递日军的实验进展以换取家人的平安。以“麦克斯韦妖”为题材的科幻作品当然不只是刘宇昆的这一篇，但此篇之独特在于反思种族、国籍与家国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

首先，贵子用被迫放弃美国国籍的方式证明自己是爱国的美国人；其次，贵子放走了日本亡魂，告诉它们帮助美国打败日本才能回日本老家；第三，日本投降前夕，贵子因为秋叶智是这些年里唯一给她温存的人，她对这个战争狂产生了矛盾的感情；最后，完成美方任务的贵子在逃亡中被美军误杀，死前想说“我是美国人”，她的灵魂融入美国国旗，希望随国旗魂归故里。贵子的间谍身份使她的种族、国籍等其他身份充满了悖论，不仅批判了美国族裔政策的荒谬，而且证明任何“身份”都只是标签，文学的力量在于撕下层层标签，使社会性让位于人性，实现文学是人学的独特性。在小说结尾也有一只“灵魂的容器”——一只装着开关分子运动之门的灵魂的盒子，象征人性对善恶的取舍——“战争打开了人类内心的大门，万千丑恶都被一览无余。在这个世界，没有魂灵守门，邪恶如熵值递增”。

推而广之，因为科幻小说里一再出现的“奇点时代”、“流浪太空”、“星际冲突”、“时空穿越”等主题，科幻小说中的“后人类”成为“地球的遗民”、“太空的移民”和“外星的夷民（甚至殖民）”，“后人类”的“三民”身份无不指向对人类历史的怀旧，在星际间穿越的“后人类”油然升起对地球往事的乡愁。因此在《全都在别处，大群的驯鹿》（Altogether Elsewhere，Vast Herds of Reindeer）中，来自奇点之前以肉身存在的妈妈，为了探索新世界而永别之前，带着完全数字化的女儿，乘着飞行器飞遍已无人居住的地球，成群野兽自由奔跑，但在地球遗民眼中，曾经让人类自然繁衍的世界却如同奥登的诗《罗马的灭亡》中的景象，美丽而忧伤，特别是昔日动感繁华的曼哈顿在奇点以后沦为断井颓垣的死城。早已习惯虚拟时空的女儿被三维世界中的地球之美所震撼，以为同样数码化的父亲能为她用数学方式复制地球，母亲告诉她那种虽完美但虚假的再造是全然不同的，而即使所有的真实都将逝去，但真正的美会永存。当地球遗民、太空移民、外星夷民读到荷尔德林的诗《人，诗意地栖居》该作何想？只有科技，没有诗意，沉溺虚拟，隔绝自然，人终成机器的奴隶而不自知。

2．化身

相对于父子、母女关系，母子关系是北美华裔文学中难得的题材，刘宇昆斩获三项大奖的《手中纸，心头爱》（The Paper Menagerie）另辟蹊径，叙述华裔母子间从亲密到疏远再复归融合的关系，从儿子童年时和母亲的形影不离，到儿子青少年时对母亲的叛逆冷漠，再到母子阴阳两隔后儿子的追悔莫及，这篇以中国折纸艺术为媒介的软科幻小说形象展现第一代移民母亲和第二代华裔子女之间因文化冲突带来的悲欢离合，尤其是小说结尾附着母亲亡灵、沟通母子亲情的折纸动物催人泪下，给予读者的震撼堪比阿城的小说《棋王》里王一生的母亲留给他的那副无字棋。

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杰克的母亲是白人父亲从香港娶回美国的邮购新娘，母亲做的折纸动物因为有她的气息而能活蹦乱跳，杰克的童年因此十分魔幻。混血儿杰克十岁后因为邻居、同学的影响开始了华裔成长中难免的身份认同、文化归属的焦躁期，母亲成了他融入美国主流的“障碍”，那些折纸动物也被他弃之如敝屣，母亲只能把对儿子的爱深埋在心，不敢再有任何深入的交流。杰克在母亲弥留之际匆匆道别，母亲在他飞往别处求职的路上去世。两年后的清明节，纸折的老虎重新出现在杰克面前，接着自己摊开成一张纸，杰克发现这是母亲用中文留给他的一封信，荒疏了中文的杰克请人读信给他听，母亲在信里回顾了她悲苦的身世，袒露因为失去儿子的亲近而心痛无比，告诉他因为自己的一部分仍留在这些折纸动物身上，每年清明它们会复活，那是母亲的灵魂回来了。

笔者所谓的“化身”既指人类和非人类之间的转化，也指非人类的生命体，从世上第一篇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到晚近的《银翼杀手》，万物有灵不因体貌特征的差异而有别，尤其在传统中华文化里，人与兽、生命与非生命在机缘巧合下相互转化，炼石补天的石头可以化身为人，刘宇昆的小说《贝利星人》（The People of Pele）中的外星水晶拥有生命和意识也就不足为奇：此作的新意不在于讲述人类发现新星球的动机、经过和结果，也不在于评价美国政府的星际霸权和殖民野心，而在于作者想象外星水晶神奇的生命形态和独特的思维模式，全然颠覆人类的生命观，以此提醒人类“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们要打破过去的条条框框，一切都应该被重新审视”。《星球钻探》（Drilling）更用一种悲怆的诗意延续《贝利星人》对外星生命的想象，人类对斯托文四号星球的钻探不是对无生命体的掠夺，而是对人类从未曾认知过的生命化身的毁灭。天使会在每次钻探时出现，且越来越多，前所未见的炫目之美却透露着人类难以理解的悲愤与哀伤：原来天使赋予了斯托文四号星球以生命，这个鲜活的生命却死于人类之手，一腔热血洒向了冰冷浩瀚的太空，自以为驯服自然的人类在悔痛中与天使一同哭泣。此作行文精简却隐伏着巨大的悲悼之力，整颗星球化身为灵魂的容器，壮哉奇美在科幻文学里实属罕见，将万物有灵的抒情氛围推向极致。

关于“化身”的科幻小说，中国古已有之，《山海经》里的上古神兽，《列子·天问》里的“偃师造人”赋予人形木头以生命，都被后世科幻小说一再借用。刘宇昆的小说《狩猎愉快》（Good Hunting）重写中华文化里的经典形象狐狸精，她在原形与人身之间的转化因情而起也因情而止。小说回到清末民初的中国，讲述一对驱魔父子和一双狐妖母女之间的恩怨情仇，从专制王朝的末路到现代殖民的开端，现代工业不仅斩断了传统驱魔人的生路，也驱散了传统妖魔的法力，流落香港的人子与狐女不得不靠新生科技才能找回自我，从驱魔人转型为机械师的人子用铬合金和现代机械工艺为失去化身法力的狐女从人身恢复了狐身——香港的深夜，一身金属光泽的狐狸对月长嗷，在夜色中再次如风一般驰骋，古典的法术仿佛又回来了，但狐狸精不再是血肉的化身，而是现代金属外壳包裹着的古典灵魂，刘宇昆的科幻诗意唤起了现代对古典的乡愁。

相比于清末民初鲁迅、包天笑、徐念慈等人的科幻译介和创作对“重塑心灵”，改造国民性的重视，关于“人工生命”的后人类科幻小说的重点在于不同的具形化身所关联的意义，想象肉身的蛋白质生命形式到机械的硅基生命形式的转变，从中国现代文学发端时的造人术到后人类小说里的造人术，虽然都幻想以科技改造人种，但两者的时代意义、启蒙意味、美学效果等当然有别。《人之涛》（The Waves）中的地球移民团携带人类研发的“青春泉配方”以宇宙飞船为家在太空漫游，因为有限的资源，飞船中的人必须在永生和死亡之间选择，有人更选择了成为有思想的机器人，将血肉之躯改造成钢铁之躯，硅基人造生命由此活在另一种时间里。小说穿插讲述了改造人类生命的想象和东西方人类诞生的神话，每个时代、每种文化都有自己关于人类身体的组成与构造的一套话语，但灵魂与人性却并未随身躯的改变而不同，小说通过一位不知有多少代子孙的女性的身体从血肉变为金属再化为星光的过程，将人类生命的演化史写成一篇短小的史诗，“在人们每一步艰难的抉择中，都体现着对人性本源的坚守和留恋”。

3．信仰

信仰是对灵魂最悠久、最深入也最直观的叩问，用科幻小说表现宗教信仰应能展现文学的极大张力。科学与神学之间的对立与调和贯穿人类的演化史，前者的基础是怀疑一切，后者的前提是不容置疑，这对矛盾让无数人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点，用前者求证后者，或用后者解释前者，让摆荡在二者间的心灵备受折磨。《单比特错误》（Single-Bit Error）讲的正是一个因为极度渴望与死去的爱人在天堂重逢的无神论者，想尽一切方式信仰上帝，因一项科学发现而使重逢似幻疑真。泰勒是无神论者，妻子莉迪亚因为亲历天使降临，因蒙恩体会到巨大的喜悦而笃信上帝。深爱莉迪亚的泰勒虽然能间接感受宗教的力量，但他依然不信上帝，直到一次车祸夺走了妻子的生命，妻子临死前说她又看见了天使，并告诉他天国再见，从此泰勒便在非信徒与信徒之间痛苦挣扎——选择科学意味着妻子源于宗教的喜悦全是假象，更严重的是因为不信上帝，死后再也无法与至爱在天堂重逢；选择宗教则意味着拆除真实与虚构间的藩篱，把曾经的虚幻当作以后的现实。

刘宇昆显然深受姜峰楠的小说《地狱是上帝不存在的地方》（Hell Is the Absence of God）的影响，讲述左腿先天有些畸形的尼尔在爱妻死后经历巨大的痛苦与艰难的蜕变，从对上帝无感到转变为虔信上帝的故事。妻子莎拉被天使下凡的烈焰震碎的咖啡店玻璃击中颈部失血过多而死，灵魂升入天堂。每次天使不期然地降临人间给一部分人带来神迹，却给另一部分人带来灾难。缺乏坚定宗教信仰的尼尔渴望和莎拉在天堂重逢，去圣地加入追光者的行列，冒着多半下地狱的结局赶赴天使下凡之处，希望天光让他们的灵魂升入天堂。尼尔因此丧命，虽然灵魂下了地狱，但也得到了拯救，虽然不能和莎拉重逢，但懂得了信仰的真谛：不讲条件，不求回报，虽在地狱，依然敬爱上帝。

以姜峰楠的小说为基础，刘宇昆尝试将科学与宗教相结合，思考人在两者的张力间何去何从。泰勒找到车祸的原因：一颗两千年前爆发的恒星散发出无数宇宙射线，其中一个质子在太空旅行了两千年后撞向泰勒的车，本来微不足道的电子反应却造成一个单比特错误，破坏了汽车原本完美无缺的类型系统，酿成了车祸。泰勒不禁想到如果人脑中出现了一个单比特错误，会不会让莉迪亚发生了认知误差，她所见的异象只是神经元失调的结果？“从理性到信仰，一比特的错误足矣。”刘宇昆的虚构当然有例可循，他参考了《用内存错误去攻击虚拟机器》等科研论文，生物学家托马斯·雷对物种变异的研究也可以成为他创作的参照，雷给程序运行安排击打一个比特的指令，并加入复制错误，引入变异资源。不信教的泰勒为了和天国里的莉迪亚重逢，决定在大脑里植入一个比特错误，从而诱发宗教信仰，但以失败而告终。作者通过如何获得宗教信仰来探索人脑的记忆变量、区分真伪的类型系统和单比特错误之间的关系：由于大脑神经元用同一种编码方式建构和储存真实的记忆、可能的记忆、虚构的记忆，所以理性是区分这三种记忆的主要依据，否则人类会被诱导相信一切。正如需要理性来区分记忆变量，程序员也需要变量类型系统来严格区分变量所指向的数据，以便保证数据分类无懈可击，让程序运行万无一失。而一个比特的错误却足以摧毁泾渭分明的类别，不仅引起记忆混淆，也导致运行失误。因此泰勒试图通过引发大脑紊乱，拆除理性和信仰之间的类型区隔，将原本的不信变成相信，由此跨越科学与宗教之间的鸿沟。

多年后，再婚的泰勒给女儿取名莉迪亚，在一个和女儿共同仰望星空的冬夜，暴露在宇宙射线下的他感受到亡妻经历的天使的拜访，在那一刹拥有和亡妻同样的体验，两人终于团聚了。但他随即意识到是天狼星的一个质子撞进了他的灵魂深处，产生了单比特错误。天使在这一念中消失，他的类型系统完好如初，单比特错误带来的那一瞬莫大的幸福给了他余生刻骨铭心的记忆：“他注定要在余生中回忆那种狂喜，那种对上帝的热爱，那种相信生命的美好。他曾经信仰过，尽管只是短短一瞬；他曾经与莉迪亚重逢，然后又回归无上帝之所在。”科学与神学的交融为此为甚，旧情的不渝、宗教的引渡与实证的复归让科幻文学“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宗教信仰之外，民间信仰也许更适合书写美国华人的故事。猴王与关公在华裔文学中一再成为华人争取自由、抗击不公的典范，汤亭亭的《孙行者》、赵建秀的《唐老亚》是其中的代表作。刘宇昆分别以《讼师与猴王》（The Litigation Master and the Monkey King）与《人生百味》（All The Flavors）表现中国人的民间信仰，前者之悲壮，后者之传奇，使两篇小说在是类题材中独树一帜。《讼师与猴王》虚构了乾隆时代扬州的一名讼师，为帮助朝廷要犯保存清军在扬州屠城的记录，甘愿遭受血滴子的严刑逼供，凌迟处死。《扬州十日记》得以送往日本，直到辛亥革命前才重返中国，对推翻清政府意义重大。讼师在脑海中和猴王的对话构成情节推进的伏线，贯穿讼师从机智散淡的书生转变为舍生取义的英雄的过程。《人生百味》将关羽的历史与华人的现状并举，塑造了一位关羽似的华人带领同胞在美国排华年代的艰难往事，为消除种族隔阂、文化冲突，在小说结尾藉主人公之口为华人正名：“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再讲我身为中国人时的故事了。我会好好讲讲我是怎么成为一个美国人的。”

三、伦理的重量

科幻小说的终极思考应该是科技带给人类的究竟是“乌托邦”、“恶托邦”还是“异托邦”，这三种想象追问的仍是人类对人性中的是非善恶等对立价值如何抉择、怎样承担所产生的截然不同的结果，而如何抉择、怎样承担正是伦理的关键所在，尤其在科幻小说里关乎人类整体命运的非常时刻，无论如何抉择，都将带来无比沉重的承担。一篇表现唐宁人（外星人）对地球人的征服和地球人向唐宁人的复仇的小说《重生》（The Reborn）集中体现了刘宇昆科幻小说的三大伦理主题——“自我与他者”、“生命与死亡”、“记忆与遗忘”。

《重生》通过 “我”——重生的地球人——讲述地球人与唐宁人之间的仇杀与相处。“我”是唐宁保护局的特工，“我”的伴侣凯是身材高大但性别不详的唐宁人，当“我”审讯企图谋杀唐宁人的地球人——“仇外者”亚当·伍兹——后，“我”前几世的记忆被唤醒，得知自己重生的原因和方式，前世的家人怎样被唐宁人所杀，但最让“我”震惊的是唐宁人如何对历史进行选择性的记忆和遗忘，如何将它们对地球的血腥征服合法化，通过再造自我、混淆生死、洗白记忆的地球人“重生”计划，为地球人和唐宁人制造了表面融洽的共处，但蒙蔽真相的未来世界究竟是“乌托邦”还是“恶托邦”，抑或“异托邦”？

“自我与他者”、“生命与死亡”、“记忆与遗忘”三大伦理问题成为《重生》的叙述动力，而“身体”构成了三者不可分离的因素：如果“一名罪犯只是共享一具身体的众多身份之一”，那么因其中一个身份犯罪而接受的惩罚是否应该牵连到其他身份，“自我”因此可以通过不同身份的拼凑和分裂而能再造吗？唐宁人因从内到外不断蜕变而获得永生，不同的人格依次分享不断更新的同一具身体，由此形成了古希腊哲学家提出的“忒休斯之船”的迷思。因此，唐宁人到底让重生后的地球人获得了新生还是让重生前的地球人彻底死亡？如果真如唐宁人所愿，重生后的地球人已完全忘记了唐宁人的血腥征服史，只记得已将屠夫身份转变为友邦身份的唐宁人与地球人的强弱共荣，那么那些宁死不愿重生的地球人向唐宁人的复仇，对那些遗忘历史的地球人而言真的没有任何意义吗？关乎“人我、生死和历史”等伦理问题的“重生”因此具备多重内涵，而伦理除了抉择和承担，也离不开审判，对“审判飞船”的描述呼应了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刘宇昆的科幻小说探测思维的创新和盲点，透视灵魂的高贵和低贱，更希望对伦理的选择和承担做出公正的审判。从思维到灵魂到伦理，刘宇昆对人性的探索也随之步步深入。

1．自我与他者

滥杀无辜的美国反恐战士与恐怖分子有什么区别？谁规定“正义的自我”和“邪恶的他者”？两者的界限在哪里？可否相互转换？“凯拉九岁的时候，她的父亲变成了怪物。”《杀敌算法》（In the Loop）叙述身在美国的父女二人远程“杀敌”的反恐经历，父亲因错杀无辜在良心的谴责下崩溃、死亡，但女儿因为发明了杀人机器而可以推卸误杀的责任。为使反恐战士免遭创伤应激障碍，凯拉和美国军方研制了人机合作的反恐武器，并设计了一套“杀敌算法”，通过嫌疑值和数值来区分恐怖分子和以美国人为代表的正义者，但依然会有判断失误的时候，然而不在美国本土的反恐战争便是“一场干净的战争。这不正是生活在一个文明国家的意义吗？如此一般人便不需要操心战争，而是让其他人、其他东西来操心”，人机合作“意味着没人再需要为杀戮负良心债”。这不正是对美国政府、军事、媒体、外交等一切文明的最大反讽吗？但刘宇昆更需要读者反思的是半人类中人类那一半的伦理，小说结尾写到凯拉在上司的宽慰下卸下误杀的包袱后回家，“没人留意到一个怪物正从他们中间走过，也不知道千里之外的机器正在挑选下一个杀戮的目标”。

正如小说所言，看似在虚拟世界的杀戮让美国的反恐变成“一场干净的战争”，周蕾将这种半人类高科技空袭比作电脑游戏，在对伊拉克的空袭中，战场如同虚拟世界一样被分成上下两部分。上方天空的战场由从小就习惯宅在家打电脑游戏的美国士兵通过远程电子显示屏操纵来完成，但在下方地面的战场，战争的后果仍由活生生的人来承担。《杀敌算法》因为半人类的介入使战争远离美国本土，传统的战争定义因此不再适用于美国的高科技反恐，就像波德里亚对海湾战争提出的疑问：“我们怎么知道海湾战争真的发生了？”波德里亚认为缺乏敌我对峙、鲜少血流成河的海湾战争表现了后现代战争的虚拟性，双方不见面的交战如同电脑游戏，且近十年后的科索沃战争因为美国反恐技术的“日趋精湛”而对西方世界显示出更强烈的虚拟性。战争似乎只跟媒体有关，美国人看到的并非战争本身，而是战争的拟像，发达资本主义的媒体工业垄断了信息的生产方式，由此产生了新的权力关系和社会控制系统，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借此维护后冷战时期的新世界秩序，依附军事、经济霸权的文化帝国主义控制了知识生产，掌握了划分自我与他者的裁定权和解释权。

让“杀敌算法”日趋完善的关键不是科技的发展，而是如何划分“正义的自我”与“邪恶的他者”的伦理选择和承担。“被确认为美国人或极可能是美国人……与美军结盟的当地民兵、团体、精英人士”依次获得“自我”阵营的递减数值，而对立面则按照反恐经验被附上“他者”嫌疑值。制定算法之后，保护自我、消灭他者的选择权转嫁给机器，后果由机器承担，“没人再需要为杀戮负良心债”。周蕾指出，如果“道德”是战争中最重要的一环，那么从美国自身的角度来看，美国不但不会觉得用道德评价自己从“二战”以来的对外战争是对自己的反讽，反而更加肯定自己在战争中的道德优势与合法性，因为美国自建国开始就奉行“例外主义”，认定自己是唯一不能被侵犯的国家。美国的战争以一种特定的知识生产为基础，而战争也充当知识生产的基础，两者相辅相成的方式是将陌生人臆想为威胁自我的他者。驱逐想象中的危险他者，强化美国作为自由、民主的世界监护人，因此美国通过自我与他者的知识生产使它的对外战争变成义举。战争、种族主义和知识生产使美国的“杀敌算法”维护了自我与他者的界限，使伦理的选择和承担的天平始终偏向自己。

将问题放大，“人类”与“后人类”是否同样构成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如本文所说科技的发展应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那么“后人类”的出现为理解“人类”提供了重要参照。人类固然可以通过与其他生物的对比发现自身的独特性，但只有与和自身同种同属的“后人类”对比才能更清楚地认识自身的优劣。凯瑟琳·海勒指出“后人类”不代表“反人类”，也不是人类的终结，而只是一小部分特定的人类概念的结束，他们集财富、权力、悠闲于一身，认为自己是通过个人主体性和选择来实践自我意志的自主存在。真正危险的是将后人类嫁接到自由人本主义的自我观念上，像福柯那样反思现有的人类观念是如何建构的比忧虑后人类是否会取代人类重要得多。福柯分析了“人”的概念产生的时间、原因、过程，并提出了作为一种学科或概念的“人之死或消失”，但福柯没有指出人消失后，或现代知识型配置式微后，将会出现怎样新的知识型。想象人类的未来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人类的现在，“后人类”于是成为“人类”的他者形象。福柯及其后者质疑、挑战人类中心主义，人的概念发生了断裂。后人类构成了人类的他者，迫使人类离开元话语的位置，人类不得不重新认识“自我”。

2．生命与死亡

霍金在1970年提出“奇点理论”，用于探索宇宙诞生等高精尖的问题。本文关注的是奇点与人的关系，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ll）根据科技演化的速度，预测人类永生的时间，认为奇点到来的时候，人工智能将超过人类智能，机器将会自行设计下一代机器，届时人类不仅要忧虑人类获得永生后的意义问题，更要担心人类可能从这个循环中被淘汰的危险。《奇点遗民》追问的正是凡人在科技的迷狂中转型为半人类、超人类或后人类之后，“人之所以为人”这个亘古不变、历久弥新的问题。奇点时代来临之后，渴望永生的人将自己数字化，人的意识被传输至虚拟时空，与身体彻底分离。

简言之，小说中的“我”目睹家人一个个自愿或被迫数码化，挣脱肉身的桎梏，将意识上载至虚拟时空而获得“永生”，最后只剩下“我”和妻子固守资源所剩无多的凡人世界，成为“奇点遗民”。我们一家对生死的不同理解以及对生死的不同选择与承担成为该作的首要伦理问题。生命可以脱离肉身而存在吗？生命的意义取决于有形有质但有限时光的实体生活，还是无形无质却无限延长的虚拟存在？“未知生，焉知死”，在奇点来临之后，莫如改作“未知死，焉知生”，母亲教导我们“衡量生命意义的方式正是死亡本身……生命的真谛在于艰难生活中的那种真实，人与人之间尽管无法完全理解却又对亲密情感的不断追求，以及肉体遭受的苦痛折磨……正是不可避免的死亡造就了人类。个体有限的生命让行为拥有意义。我们死亡是给后代腾地方，每个人在后代身上延续，这才是真正的永垂不朽”。但令人恐惧也令人着迷的是数字化后的“亲人”关于生死判若两人的理解，被迫进入虚拟时空的“母亲”说她因脱离肉身而获得永生与自由，虽然“我”知道这只是永生公司为了蛊惑“遗民”制造的亲人幻象，但“我”的亲人依然一个个步其后尘。

这里的一个伦理难题是对如何生死的“选择”和“承担”。“我”曾对母亲的不愿数码化向希望母亲数码化的父亲怒吼：“那是她的选择，不是你的！”而“我”的自愿数码化的女儿对阻止她数码化的“我”宣布：“这是我的选择，不是你的！”其实小说早已透露了“奇点遗民”的生存危机，奇点来临后大多数人选择离开地球，遗民越来越少，生存资源急剧减少，危险不断上升，遗民的世界已越来越形同世界末日的废墟，因此“我”妹妹劳拉认为与其等死，不如去虚拟时空永生：“我们努力坚持了十五年，生活一年比一年艰难，让人没法再坚持这个不现实的信念。也许我们错了，我们应该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假如明知人类传统的生活方式早已消失殆尽，“遗民”的世界也正在走向毁灭，那么“遗民”的生死伦理观意义何在？就是坚持人之为人的生死观，但坐以待毙的结局一定好过数码人的虚拟永生吗？此外，奇点“遗民”和奇点“移民”（即向虚拟时空移民）有权利规定对方的生死方式吗？

到底孰是孰非，需要思考什么新的生活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奇点遗民》中的“数码人”是对生物技术革命后的富人、精英的隐喻。新技术将使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拉开生物学意义上的鸿沟，前者能对他们自身及后代做最优化的改造，成为在生理和心理两方面大大超越后者的“超人类”，人类的阶级划分将让位给生物划分，人类为之长久奋斗的民主制度将因上层人士的优越意识而动摇。这样的上层人士类似《奇点遗民》里为“永生”而欢呼的数字精英，他们利用技术革命创造的后人类世界或许因为优越意识而使等级更加森严、竞争更加激烈，任何共享的人性都可能消失，由于人类基因混合了众多其他物种的基因，以至于模糊了人类的概念。刘宇昆在小说《弧》（Arc）里对生物技术革命和贫富悬殊造成的“长生人”做出了更详尽、更直观的描述。“人体工厂”的资深医师列娜活了一个多世纪才决定停止永生治疗，和第四任丈夫大卫一起衰老、死亡。她的长子查理和她最小的女儿凯西相差一百岁。“塑化程序”让尸体栩栩如生，“再生医学”根据每人的基因量身打造抗衰老程序，“这很昂贵……医疗服务从来都不是应有的权利，而是特权……死亡曾经令人人平等，然而如今富人似乎连死劫也可以逃过”。上流人士不仅长生不老，而且将利用生物技术让他们的后代变得完美无缺，列娜的女儿凯西从出生就接受全面的抗衰老治疗，非但不会干扰她的生长发育，反而会在她的身体机能达到顶峰后开始稳定，他们这一代精英后裔将成为有史以来最健康的人类。

在这种寓意浓厚的后人类想象中，《弧》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奇点遗民》里亲人们关于生死的对立伦理观：一方认为“死亡是生命的最美妙之处……生命才有意义”，而另一方认为“死亡赋予生命意义是一个谎言”。但《弧》对生死伦理的思考却更显驳杂，一道“弧”一样的生命那么必须有始有终，从“起点”到“终点”必须贯穿“自由意志”才是人的基本价值所在。列娜从少女时代遇人不淑到百岁高龄与子偕老，四任丈夫让她慢慢领悟“自由”的意义：生物技术制造的优化基因和永生不老看似给予人类无限选择的自由，但吊诡的却是，一旦面临无穷项的选择，其实无异于没有选择，绝对自由其实等于没有自由。故此列娜决定和最后一任丈夫一同衰老死亡：“促使我选择衰老死亡的并不是爱，而是一股想逃离时间束缚、逃离不断开始新生活的命运的欲望。”如果在后人类时代，“全世界的人类都拥有了永生，却没有变得更快乐。人们不再一起变老，不再一起成长。夫妻们不再相守誓言，让两人分开的不再是死亡，而是厌倦。”能够选择起点却不能选择终点的自由其实是不自由，“停滞是真正的死亡”。

博尔赫斯在小说《永生》里告诉我们，违背生死伦常的“永生”丝毫不值得向往：罗马时代一名不甘平凡的士兵历经千辛万苦后获得永生，但他很快就后悔，历经近千年的世界流浪后才在无意中解除了永生的魔咒，能够死亡原来如此幸福。《弧》、《奇点遗民》、《永生》三篇小说都对人类的生死伦理表达了相似的态度：“永生将导致没有什么值得珍惜，进一步导致价值的虚无。”虽然他们能尽量延长寿命，但也许静待死亡而不可得。更可怕的是形成软性的专制世界，虽然人人健康快乐，但不再有希望、恐惧、挣扎等等人性的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奇点遗民》里的劳拉不愿再坚持“遗民”的不现实的信念时，“我”才会说“人性和我们（遗民）的生活方式正是我们坚持的信念……父亲失去信念、无法抗拒机器的虚假承诺时，我们的父母就已经死了”。因此，科技研发必须坚守人类中心的信念，永生公司的数码技术正像生物技术一样会让人类丧失人性，而正是人性支撑我们成为我们，决定我们未来的走向。使人类走向后人类的科技很有可能使人类无法意识到失去的多么有价值。如果我们看不到人类与后人类的分水岭，那是因为我们也看不到人性中最根本的东西。后人类时代的生物技术极有可能改变“人性”，而保留人性却有深远意义，因为人性和宗教一起界定了人类最基本的价值观，人性形成并限制了各种可能的政治体制，而违背生死伦理的后人类生物技术却因为上层精英独霸优势资源而带来恶果。纳粹屠杀犹太人、净化人种的暴行过去得并不久。

3．记忆与遗忘

时空穿越是科幻小说的母题之一，时光倒流、重返旧址以便还原历史真相，探索记忆和遗忘的内容、原因、方式、结果，实现在现实中难以达成的夙愿。刘宇昆在小说《纪录片：终结历史之人》（The Man Who Ended History：A Documentary）中揭开日军侵华战争中惨无人道的历史，小说中的华裔历史学家埃文·魏和妻子日裔物理学家桐野明美利用玻姆—桐野粒子和相关仪器，让见证者的意识回到抗战时期的哈尔滨平房区，耳闻目睹日军731部队犯下的惨绝人寰的暴行。小说讲述了一名731部队受难者的后代张薇思女士借助埃文夫妻的仪器，在六十多年后让自己的意识两次回到当年731部队驻地。1941年1月张薇思17岁的姑姑在日军扫荡中被抓走，张薇思的意识第一次回到当年1月的哈尔滨，找到了被日军残害的姑姑。一年后张薇思的意识回到1941年6月的哈尔滨，姑姑已在病菌的折磨下伤口溃烂，奄奄一息，且有身孕。透明人一般的张薇思守在姑姑身边却无能为力，含泪为她唱东北民歌却只能慰藉自己。日后张薇思在美国听证会上用自己的亲身所见所闻向日本和美国同时发出控诉，但正义战胜邪恶从来都无比艰辛。

刘宇昆坦承这是他写得最艰难、最压抑的一篇小说，尤其与蛊惑人心、颠倒是非的“否定主义者”的辩论使他几乎丧失对人性的信心，又因很多编辑担心小说可能引起的争议，发表也几经周折，但最终得到雨果奖和星云奖的提名。针对731部队这段被美日勾结掩埋的历史，刘宇昆不是单方面的揭露和控诉，而是让不同国籍、立场、角度、诉求的人轮换发声，即便对731部队的军医也没有做脸谱化的处理，复调叙述不仅淋漓尽致地剖析人性的错综复杂，也使读者对历史的叙述、记录、阐释与结论进行层层反思。小说中的“玻姆—桐野粒子”见证历史的方法引起了巨大争议，因为这种技术是破坏性的，每次见证都会消耗那里的玻姆—桐野粒子，以后无法再次见证这段历史。

掩饰、歪曲、否定日军暴行者的说辞可想而知，引人深思的是仍在世且供认罪行的731部队成员如何反思这段历史，以及站在人道主义立场的国际人士和中国人自身如何看待埃文夫妇见证历史的方式。什么是历史的真相？谁在掌控历史的真相？无论出于何种角度、立场，史实只有一种，真相只有一个。是记住还是遗忘，如何记住如何遗忘，所有关于历史的话语都与人性密不可分。刘宇昆以事实为基础，虚构了不同观点的学者对同一历史的看法。

埃文的老师、加州伯克利分校东亚史教授洛文森因为本为见证历史结果却抹去历史的“桐野粒子观测法”而否定埃文的做法，认为埃文放弃身为历史学家的职责，任由真相变得可疑，并指出这已不是意识形态之争而是“方法论”之争。埃文夫妇的好友、中国历史学者李如明也因为这种历史见证法却带来破坏性的后果而提出一系列困惑，埃文夫妇在哈尔滨的实地考察拒绝中国政府的参与，以确保在西方世界的政治公信力，李如明认为埃文“未经中国人的允许，牺牲中国人的历史，去实现自己身为一个西方人的高尚理想”，也无法接受埃文的个人化的历史观，虽然理解埃文的初衷，却无法认同他的选择。夏威夷大学马诺分校的中国现代语言文化教授比尔认为，中日关于历史之争的一个可悲之处在于两国对历史的态度互成镜像，中日双方在无意中对“二战”做出了同样的反应：以“和平”、“社会主义”等普世理想之名忘记“二战”暴行；用战争的记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把受害者和战犯抽象化，变成为国家利益服务的符号。由此，中国的抽象的、残缺的、片段的记忆和日本的沉默构成了一体之两面。

埃文揭露历史真相的行动招致多方质疑、攻讦、威胁，或许出于事与愿违的结果，他跳下波士顿的地铁殒命，“他本想终结历史争端，却让争端越来越多。他本想让蒙受不白之冤的受害者们开口说话，却只让其中的一些人的声音永远沉寂下去”。刘宇昆将这篇小说献给向西方公布南京大屠杀的华裔历史学家张纯如（小说中大量对埃文的敌对声音都是根据张纯如的亲身经历改编的），和所有731部队的受难者。

小说是对日军暴行的揭露，同时作者更以埃文为喻，探讨如何理解、面对历史，科幻的作用在此显现。因为玻姆—桐野粒子的特殊性，埃文的正义之举也带来了负面结果，每个人对埃文的所为都有不同意见，这也是刘宇昆想说的，虽然对于人类的所为没有唯一正确的解释，但人类依然应该择善而行。此外，该作尽量容纳各种观点，除了几个次要角色，大部分人都不是绝对的否定者，但在埃文眼中，这些人依然是各种形式的帮凶，在于他们用当时的政治实际取代了我们对历史罪恶应有的反应。刘宇昆借用当代非裔美国作家奈塞·绍尔（Nini Shawl）的说法，他是站在累累白骨上写这篇小说，为受难者发声，探讨历史真相和当代政治难以切断的纠结。尽管如此，小说依然呼吁人类勇于解开历史真相，“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被玻姆—桐野粒子场环绕着，由此我们可以看见历史……我们必须为他们作证，代他们发声。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去把事情做对”。

四、结语后人类理论如何进入文学研究？

本文未将刘宇昆所有的中短篇小说都纳入其中，也没有涉及他的两部长篇小说《国王的荣誉》（The Grace of King）和《风暴之墙》（The Wall of Storms），刘宇昆的英译实践和理论也同样有待深入研究。本文作为一篇文学论文，对“后人类理论”的借用当然只能以其中的人文学科为依归，构成“后人类理论”的理工农医天文等其他学科超出笔者的能力。那么用“后人类理论”介入文学研究究竟会成为理论和批评的前沿，抑或只是在此起彼伏的“后学”潮流中的跟风之举？在“后学”的解构风潮下，“宏大叙事”土崩瓦解，“中心主义”分崩离析，一切坚固的都将烟消云散。“后人类”的“后”即包含了思辨的意味，即对“人类”的思辨，颠覆人文主义的等级霸权，从边缘或弱势的位置发声，修正以往人文主义对“人”的独特性、优越性的强调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预设，当“人”和“非人”（动物、机器、自然、外星人）的界限混淆不清之后，既可能是新生事物的诞生，也可能是旧日主体的消亡。

“后人类理论”源头不一、途径多元、流派纷呈，对文学研究最有价值的应是支撑“后人类理论”的多元方法论。其一，人工智能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如何评价机器按照语法程序创作的文学作品和人类创作的差别，Facebook研发的聊天机器人用人类无法理解的语言进行交流，它们的语言可以成为另一种文学语言吗？小说《天作之合》里的人工智能网甚至操控了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只要是Centillion在网络上搜索不到的，就根本不存在”。那么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是否越来越受控于网络？其二，环境人文学科这种跨地缘政治、社会经济史的学科研究同时关注地球/星球因素和文化变化，数十万年来，这两者共同主宰人性，结合历史主体性理论和物种思考，是后人类中心主义知识结构给予地球和人类主体同等的角色，正可用于科幻文学的星球、文化、主体性研究。其三，官方的、线性时光驱动的“皇家科学”的制度时间与代表边缘化族群的“永恒之塔”的动态或更循环时间之关系，对权力持批判态度的游牧理论不再对权威顺从，抓住多元时区转瞬即逝的共同在场，游牧思想重视对“混沌宇宙”的地缘哲学或星球维度的情感展现；非线性方式用块茎化思维取代线性方式，在非线性的后人类时间中，情感与记忆成为重要因素，在后人类游牧模式中，记忆摆脱时间的线性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万有引力，积极革新自我，拒绝一致性。最后，后人类理论如何用于非科幻文学研究，留待继续思考。

* 作者简介：肖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华文文学。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研究”（项目编号：14ZDB080）阶段性研究成果，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华文文学和华语传媒的共生态研究”（项目编号：17BZW036）阶段性研究成果。
刘宇昆：《杀敌算法》，萧傲然等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刘慈欣的序言“诗意的科幻”，第Ⅳ页。
对刘宇昆科幻小说里的族裔问题的研究，见孙薇的文章《美国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族裔意识研究》，《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5年第2期。本文将研究刘宇昆作品中的身份问题，族裔意识只是身份问题中的一个方面。
Invisible Planets：Contempora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in Translation．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Ken Liu．Published by Tom Doherty Associates，2016，p.14．
宋明炜在研究刘慈欣的科幻小说时认为 “后人类”质疑关于人类在宇宙中以自我为中心的定位的人道主义信仰；因为弦理论、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新科技而产生了认识论的转换；不确定性和无限性动摇了对整体性和完整性的信心，拆解了构成乐观人道主义基础的理性主义和自我决定论。刘慈欣不仅想象后人类的生存环境，而且思考后人类带来的种种可能性会对传统定义中的人性产生什么影响。参见Mingwei Song，“After 1989：The New Wave of Chinese Science Fiction”，China Perspectives，2015/1。
陈楸帆：《虚拟现实：从科幻文本到科技演化》，见陈思和、王德威主编《文学》（2017春夏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32页。
笔者的这一观点受到周濂的文章《用政治“锁死”科技》的启发。佛朗西斯·福山：《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黄立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i-xiii页。
刘宇昆：《爱的算法》，陶若华等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152页。
刘宇昆：《杀敌算法》，萧傲然等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285页。
Ken Liu．“The Algorithms for Love”，Strange Horizons，12 July 2004．本文采用陶若华的翻译。
刘宇昆：《思维的形状》，耿辉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作者前言”，第Ⅲ页。
Cole Perriman． Terminal Games，Bantam，1995，p.169．
N．Kathering Hayles．How We Became Posthuman：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Literature，and Informatic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pp.257-258．此书已有中文译本：刘宇清译《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Ken Liu．Carthaginian Rose，http://kenliu．name/stories/carthaginian-rose/．此处采用耿辉的译文。
N．Kathering Hayles．How We Became Posthuman：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Literature，and Informatic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p．xiii．
N．Kathering Hayles．How We Became Posthuman：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Literature，and Informatic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p．xiii．
N．Katherine Hayles．How We Became Posthuman：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Literature，and Informatic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p.284．
弗朗西斯·福山：《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黄立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页。
刘宇昆：《思维的形状》，耿辉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3页。
N．Katherine Hayles．How We Became Posthuman：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Literature，and Informatic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pp.199-201．
刘宇昆：《思维的形状》，耿辉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19页。
陆虹辰：《浅析特德·姜〈你一生的故事〉中的哲学命题》，《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7年第9期。
Ted Chiang．“Story of Your Life”，Stories of Your Life and Others．First Vintage Books Edition，June 2016，p.97．本文采用李克勤的中译。
N．Kathering Hayles．How We Became Posthuman：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Literature，and Informatic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p.207．
N．Kathering Hayles．How We Became Posthuman：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Literature，and Informatic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p.208．
N．Kathering Hayles．How We Became Posthuman：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Literature，and Informatic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pp.205-207．
刘宇昆：《思维的形状》，耿辉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0页。
Ken Liu．“State Change”，The Paper Menagerie and Other Stories．Saga Press，2016，pp.15-17．本文采用吴霜、余有群的中译。
Ken Liu．“State Change”，The Paper Menagerie and Other Stories．Saga Press，2016，p.24．本文采用吴霜、余有群的中译。
宋明炜：《再现不可见之物：中国科幻新浪潮的诗学问题》，见陈思和、王德威主编《文学》（2017年春夏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135页。
与此类似的有陈河的长篇小说《沙捞越战事》，主人公周天化是出生于加拿大的华裔，在协助英军作战时被日军俘虏，周天化因从小和加拿大的日裔相熟，便冒充日本人逃过一劫，被迫充当日军间谍，返回后向英军如实交代。周天化为英军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在一次战役中被当成日军奸细，死于自己人之手。该作同样用战争来显示部落、族裔、国籍等身份在人性面前的荒诞和虚无：跟日本人作战的周天化念念不忘关押在加拿大集中营的日裔伙伴，加拿大的日裔在加日开战后对应该向谁忠诚内心备受折磨，而向日本出卖情报的英国军官只是为了报复从小受到的歧视和羞辱。
刘宇昆：《麦克斯韦之灵》，《思维的形状》，耿辉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6页。
这当然受到王德威提出的“华语语系文学里的‘三民主义’”的启发。
刘宇昆：《贝利星人》，《杀敌算法》，萧傲然等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147页。
姜靖：《从“造人术”到“造心术”：科学家、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起源》，陶磊翻译，见陈思和、王德威主编《文学》（2017春夏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54—66页。
刘慈欣的序言“诗意的科幻”，《杀敌算法》，萧傲然等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Ⅴ页。
http://kenliu．name/stories/single-bit-error/，本文采用陶若华的翻译。
N．Kathering Hayles．How We Became Posthuman：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Literature，and Informatic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p.226．
http://kenliu．name/stories/single-bit-error/，本文采用陶若华的翻译。
见王德威对齐邦媛《巨流河》的评论文章。齐邦媛：《巨流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375页。
刘宇昆：《杀敌算法》，萧傲然等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282页。
王德威：《乌托邦、恶托邦、异托邦——从鲁迅到刘慈欣》，见其著《现当代文学新论：义理·伦理·地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79—307页。
因为木船的木材会逐渐腐朽，雅典人便用新木替代朽木，直到整艘船的所有木材被替换一新，因此产生了“这还是原本的那艘船吗”这个疑问。虽然保留原本的形式，但已全然不是原本的材质。旧船和新船到底是什么关系？
Rey Chow．The Age of the World Target：Self-Referentiality in War，Theory，and Comparative Work．Duke University Press，2006，p.35．
李有成：《在再现的逻辑之外》，见其著《他者》，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7—137页。
刘宇昆：《杀敌算法》，萧傲然等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202—203页。
Rey Chow．The Age of the World Target：Self-Referentiality in War，Theory，and Comparative Work．Duke University Press，2006，pp.35-39．
N．Kathering Hayles．How We Became Posthuman：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Literature，and Informatic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pp.286-287．
汪民安：《论福柯的“人之死”》，《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赵柔柔：《斯芬克斯的觉醒：何谓“后人类主义”》，《读书》2015年第10期。
转引自周濂《用政治“锁死”科技》。佛朗西斯·福山：《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黄立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Ⅱ页。
Ken Liu．“Staying Behind”，http://clarkesworldmagazine．com/liu_10_11/，本文采用耿辉的译文。
Ken Liu．“Staying Behind”，http://clarkesworldmagazine．com/liu_10_11/，本文采用耿辉的译文。
刘宇昆：《杀敌算法》，萧傲然等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65—66页。
刘宇昆：《杀敌算法》，萧傲然等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75—76页。
佛朗西斯·福山：《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黄立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7页。
佛朗西斯·福山：《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黄立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1页。
佛朗西斯·福山：《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黄立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日本战败后，731部队成员山形史郎先后被国民党和共产党俘虏。他协助国民党军队用残害中国人练就的“过硬医术”救治伤员，得到优待；解放军依然优待他，告诉他侵华不是他个人的错，不会治他的罪，只要他写自白书反思历史。山形史郎曾因在国共内战中救死扶伤而对自己的医术自豪，但直到一次救治中国女性的手术时的经历才让他幡然醒悟曾经犯下的罪行。1956年，山形史郎服刑结束后被遣返日本，直到一个要他保守日军秘密的朋友死后才公开忏悔。
Ken Liu．“The Man Who Ended History：A Documentary”，The Paper Menagerie and Other Stories，p.416．关于这篇小说的评论，还可见网上文章https：//www．g-cores．com/articles/22756，和《复活历史之人——读刘宇昆〈终结历史之人〉》，https：//book．douban．com/review/7166572/。
Ken Liu．“The Man Who Ended History：A Documentary”，The Paper Menagerie and Other Stories，p.430．本文采用夏茄的翻译。
Interview：Ken Liu，by Betsy Huang．http://aalr．binghamton．edu/specfictioninterviewliu/#_edn1．
Ken Liu．“The Man Who Ended History：A Documentary”，The Paper Menagerie and Other Stories，p.435．本文采用夏茄的翻译。
Ken Liu．“The Perfect Match”，The Paper Menagerie and Other Stories．Saga Press，2016，p.49．
罗西·布拉伊多蒂：《后人类》，宋根成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6页。
罗西·布拉伊多蒂：《后人类》，宋根成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3—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