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研究

春秋咨询制度与问对文的生成

韩高年^[1]

摘要：问对文萌芽于春秋以前，伴随着咨询制度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普遍实行，一些诸侯咨询政事于臣下或卿大夫问政于下属的“口述问对”被记录下来，并被引为经典，这一过程导致问对体的定型。

关键词：春秋 咨询制度 问对体

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问对体者，载昔人一时问答之辞，或设客难以著其意者也。《文选》所录宋玉之于楚王，相如之于蜀父老，是所谓问对之辞。”这段话指出了问对之文在文体上的基本特征，但未详论其起源及演变。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对问对一体的起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徐氏说：“按问对者，文人假设之词也。其名既殊，其实复异。故名实皆问者，屈平《天问》、江淹《邃古篇》之类是也；名问而实对者，柳宗元《晋问》之类是也。其他曰难，曰谕，曰答，曰应，又有不同，皆问对之类也。古者君臣朋友口相问对，其词详见于《左传》《史》《汉》诸书。后人仿列之。若其词虽有问对，而名入别体者，则各从其类，不复列于此云。”徐师曾在归纳了各种类型的问对之文后指出：究其根源，见于《左传》等典籍的“君臣朋友口相问对”是后世问对之文的源头。这是极有见地的意见，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从中国古代文体产生的内在机制来看，任何一种文体的产生都源自社会生活实际需要的吁求。文体在受到“他律”的同时，也受自身发展的“自律”。^[2]上文所引徐师曾关于问对文源于春秋的观点，为我们考察这种文体的生成机制指明了方向。结合春秋时期问对之文的实例来看，问对文在春秋之前即已经萌芽，而在咨询制度盛行的春秋时代逐步定型。

一 咨询制度与问对文的起源

据上古史研究者的意见，在部落时期，遇有重大公共事务无法决断，部落首领须通过咨询各方面意见以完成决策。因此，咨询制度是一种古老的实现重大政治事件决策的行政制度。《尚书·尧典》载帝尧曾就治水之事咨四岳及众人，年老时还曾就继任者“咨四岳”，这就是典型的咨询制度。进入夏代以后，虽然王权初步确立，但咨询制度仍是一种为明君所采用的重要的政治制度。商代统治者虽然自称“余一人”，但有德之明君仍注重在为政中征询贵族和贤者的意见。《尚书·盘庚》载盘庚迁殷之前曾对贵族们说“重我民”，又说“暨予一人猷同心”，意思是说要重视民意，我的谋划与你们同心。这是典型的咨询制度的表现。

那么，由咨询制度催生出来的问对之文见于何处呢？这还要从《尚书》《逸周书》《左传》《国语》中求之。

周初立之时，武王曾就治国之事多次咨询于周公旦，周公旦据史实以对武王。其问对之文见于《逸周书》，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大开武》《小开武》二篇。《大开武》云：

维王一祀二月，王在酆，密命访于周公旦曰：“呜呼！余夙夜维商，密不显，谁和？告岁之有秋，今余不获，其落若何？”

周公曰：“兹在德敬。在周，其维天命。王其敬命。远戚无十，和无再失。维明德无佚，佚不可还。维文考恪勤战战，何敬、何好、何恶。时不敬，殆哉！”

王拜曰：“允哉！余闻国有四戚、五和、七失、九因、十淫，非不敬，不知。而今言维格，余非废善以自塞，维明戒是祗。”

周公拜曰：“兹顺天。天降寤于程，程降因于商。商今生葛，葛右有周。维王其明用《开和》之言，言孰敢不格？”

四戚：一，内同外；二，外婚姻；三，官同师；四，哀同劳。

五和：一，有天维国；二，有地维义；三，同好维乐；四，同恶维哀；五，远方不争。

七失：一，立在废；二，废在祗；三，比在门；四，謟在内；五，私在外；六，私在公；七，公不违。

九因：一，神有不飨；二，德有所守；三，才有不官；四，事有不均；五，两有必争；六，富有别；七，贪有匮；八，好有遂；九，敌有胜。

十淫：一，淫政破国。动不时，民不保。二，淫好破义。言不协，民乃不和。三，淫乐破德。德不纯，民乃失常。四，淫动破丑。丑不足，民乃不让。五，淫中破礼。礼不同，民乃不协。六，淫采破服。服不度，民乃不顺。七，淫文破典。典不式教，民乃不类。八，淫权破故。故不法官，民乃无法。九，淫贷破职。百官令不承。十，淫巧破用。用不足，百意不成。

呜呼！十淫不违，危哉！今商维兹，其唯第！兹命不承，殆哉！若人之有政令，废令无赦，乃废天之命？讫文考之功绪，忍民之苦，不祥。若农之服田，务耕而不耨，维草其宅之，既秋而不获，维禽其飨之，人而获饥，去谁哀之？

呜呼！夙夜战战，何畏非道，何恶非？是不敬，殆哉！

王拜曰：“格乃言！”

前人以为《大开武》为周初文献，陈逢衡云：“是时纣忌周愈甚，武王难之，故有其落若何之问。十淫，指商俗。武周兢兢为念，则牧野之事已不待甲子而决矣。故心战在乎自修，庙胜在乎能戒。”^[3]按此篇开首“访于周公旦”一段为交代行文背景之语，相当于《书序》，应是后之整理者所加。全篇的主要内容均是就周武王咨谋于周公而发，周公的对问之语围绕着“敬德”“求和”“顺天”三个方面展开，后半部分述“四戚”“五和”“七失”“九因”“十淫”的内容似是引述所谓《开和》之言。今人黄怀信认为此篇与下篇《小开武》“均记周公旦启发开导武王之事及言”^[4]，就其内容而言，黄说是。然而从文体方面来看，这是典型的问对之文。《大开武》等同类文献不一定百分百为当时实录，最初可能是口碑相传，后经史官写定。然而从其文本来看，仍保留了较多的口头问答的痕迹。此篇问对文的文体至少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设为问答（问答为体），以答为主。第二，采取引经据典以解危去惑的说理方式。所引皆为口碑形式的为政之道。第三，经典语是大前提，所咨询之事是小前提，如何处置所咨询之事是结论。行文的逻辑结构十分清楚。《小开武》也有类似文体特点。

西周以降，虽王权进一步加强，然咨询制度仍见用于重视德政之王者。为政之中，或咨询于在列之臣，甚或咨询于在野之贤者，每每有之，此在典籍尚有记录。《诗经·小雅·皇皇者华》写一位周天子的大臣，代周天子出使四方，咨询臣下。诗中写道：

我马维驹，六辔如濡。载驰载驱，周爰咨诹。

我马维骐，六辔如丝。载驰载驱，周爰咨谋。

我马维骆，六辔沃若。载驰载驱，周爰咨度。

我马维骃，六辔既均。载驰载驱，周爰咨询。

诗中的“我”即周王臣子，他奉使外出咨询访问于邦国之诸侯及贤者，旨在安民务德。《毛传》：“忠信为周。访问于善为咨。咨事为诹。”郑玄《笺》云：“爰，于也。大夫出使，驰驱而行，见忠信之贤人，则于之访问，求善道也。”咨，本亦作“谘”。诹，《尔雅》云：“谋也。”《说文》云：“聚谋也。”孔颖达《正义》释此咨询制度曰：

三章《传》云：“咨事之难易为谋。”四章《传》曰：“咨礼义所宜为度。”卒章《传》曰：“亲戚之谋为询。”此皆出于《外传》也。《左传》曰：“访问于善为咨。”杜预曰：“问善道也。”“咨亲为询”，杜预曰：“问亲戚之义也。”“咨礼为度”，杜预曰：“问礼宜也。”“咨事为诹”，杜预曰：“问政事也。”“咨难为谋”，杜预曰：“问患难也。”唯“难”一事，杜为“患难”，毛为“难易”，不同。然患难之事，亦须访其难易，理亦不异。馀皆与《传》同。毛据彼《传》，因以义增而明之。其“忠信为周”一句，《鲁语》文也。《鲁语》无“访问于善”一句。又云“咨才为诹，咨事为谋”，与《左传》异。韦昭以为字误，改从《左传》，曰：“才当为事。”又曰：“事当为难。”是也。馀与《左传》同。此四者，诹、谋、度、询俱访于周，而必为此次者，以咨是访名，所访者事，故先咨诹。事有难易，故次咨谋。既有难易，当访礼法所宜，故次咨度。所宜之内，当有亲疏，故次咨询。因此附会其文为先后耳。

孔颖达是硕学大儒，他根据《左传》《国语》等关于天子咨询制度材料与《皇皇者华》所述的关联，证实了《毛传》所述咨询制度的正确性。由上引这段材料可以看出，这位为天子出使咨询的大臣咨询的内容包括了具体的危机性事件（难事）、宗族之事、礼法所宜等方面。《皇皇者华》被《诗序》以来的解诗者认为是产生于西周末期宣王时代的作品，从其常被用于天子慰劳使臣的燕饮礼来推测，这首诗所述的天子咨询制度大概是当时的常制。既然咨询是就某些重要的政治问题向在列之臣或诸侯、贤者请教以借其智，那么按理当有被咨询者的对问之辞。然而可惜的是《诗》篇或主于仪式主题，或主于抒发感受，而对这些问对之文不可能载录。

二 春秋咨询制度与问对文的演变

春秋时期，周天子的政治控制力下降，形成礼崩乐坏、诸侯力政的局面。加之国人阶层、舆人阶层的兴起，^[5]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诸侯国的国君多广开言路，通过咨询于在朝在野的智者及贤者以弥补自身在政治识见、治国之道及谋略等方面的不足，并及时解决现实中遇到的政治危机。这是对此前咨询制度的进一步弘扬和强化，这一风气在使传统社会中政治经验书面化和经典化的同时，也催生出全新的问对之文。

春秋问对文较之前最大的变化有两个：一是问对双方的身份发生了变化。此前多天子与贵族重臣间的问对，春秋时代则下移至诸侯与巫史之官及卿大夫之有识者。第二，问对中虽引经据典而又不拘泥于经典之言，能因事设辞。如《左传·鲁庄公十四年》载鲁申繻以“妖由人兴”对鲁桓公之问：

初，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六年而厉公入。公闻之，问于申繻曰：“犹有妖乎？”对曰：“人之所忌，其气燄（炎）以取之。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

这是鲁桓公君臣围绕郑国发生的政变而发的问对，盖据当时流传之旧典，列国之人均以“内蛇与外蛇斗”为郑厉公复位之预言。申繻之对则因事而言“妖由人兴”，这是灵活变通的解释，而非简单化地引据惯常预言的规则。这正是春秋时代大夫阶层政治理性觉醒的体现，可谓见识高明。《左传》于此年还记载郑大夫原繁临死对郑厉公之问，也是典型的问对之文。其文曰：

厉公入，遂杀傅瑕。使谓原繁曰：“傅瑕贰，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纳我而无二心者，吾皆许之上大夫之事，吾愿与伯父图之。且寡人出，伯父无里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

对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贰如之？苟主社稷，国内之民，其谁不为臣？臣无二心，天之制也。子仪在位，十四年矣；而谋召君者，庸非贰乎？庄公之子犹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赂劝贰而可以济事，君其若之何？臣闻命矣。”乃缢而死。

原繁其人，梁玉绳考证曰：“原繁始见《左传·隐公五年》，郑武公之子。”（《春秋分记》）。杜预《春秋世族谱》云：“亦曰原伯。”他典司郑国宗庙之事，为知礼解文之士。对郑厉公之辞引证“先君之命”而发之，有义有节，声辞俱厉，抱必死之心而发为言辞，令人可敬可佩。文体尚与西周初之《大开武》等篇相似。

再如《左传·僖公四年》载楚屈完对齐桓公之问：

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师进，次于陉。

夏，楚子使屈完如师。师退，次于召陵。齐侯陈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齐侯曰：“岂不谷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谷同好，如何？”对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害君之愿也。”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屈完及诸侯盟。

屈完此篇对问之辞，从对方发问生发开去，既有朝堂咨询之问对文的因事而发的特点，又具有外交辞令的典雅与犀利。后《楚世家》、《齐世家》及清人所编《古文观止》俱载此文，尤其是清人古文选本选录此篇，以之为文之典范，广为传播，转相摹习，遂使其成为问对文中的经典。屈完为楚国大夫，长于辞令，出师问，不辱使命。为屈原先祖。刘文淇《春秋左氏旧注证》云：“服虔取《公羊》说，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称使？尊屈完也。曷为尊屈完？以当桓公也。”其他还有《左传·僖公六年》载楚大夫逢伯对楚王之问，《僖公七年》载管仲以礼、信、德对齐桓公之问，《僖公九年》载秦大夫公孙枝对秦穆公问晋乱，《鲁僖公二十三年》载晋狐突以忠信之道对晋怀公，《成公三年》载臧宣叔以古制对鲁成公之问等，都是典型的问对之文。

《国语》中也收录了为数不少的问对之文，比较典型的如《楚语》载申叔时以傅太子之道对楚庄王：

楚庄王使士亹傅太子箴，士亹辞曰：“臣不才，无能益焉。”……问于申叔时，叔时对曰：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

若是而不从，动而不悛，则文咏物以行之，求贤良以翼之。悛而不摄，则身勤之，多训典以纳之，务慎惇笃以固之。摄而不彻，则明施舍以导之忠，明久长以导之信，明度量以导之义，明等级以导之礼，明恭俭以导之孝，明敬戒以导之事，明慈爱以导之仁，明昭利以导之文，明除害以导之武，明精意以导之罚，明正德以导之赏，明齐肃以耀之临。若是而不济，不可为也。

且诵诗以辅相之，威仪以先后之，体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节义以动之，恭敬以临之，勤勉以劝之，孝顺以纳之，忠信以发之，德音以扬之，教备而不从者，非人也。其可兴乎！夫子践位则退，自退则敬，否则赧。

《楚语上》载录申叔时之问对，又见于《左传》《史记·楚世家》。申叔时之对，在文体上也是以问答领起，在文中述评结合。从其所论傅太子之制的次第井然看，当非临事杜撰之辞，而应当也是引述古制。这些特点都和前引问对文十分相似。此外见于《国语·鲁语》的“展禽对臧文仲之问”等，也都是典型的问对之文。

除此之外，还有载于《新序》和《说苑》的“祁奚对晋悼公荐贤”，“师旷对晋悼公问卫人逐其君”等，也比较典型。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问对文又见于《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这些问对文大体相同而细节有异，不大像是后出者因袭时代在前者，而更像是同一个文本的不同传本。这表明到春秋末期，一些论理深刻、引证丰富且富于文采的问对文已经独立于史传而传播于士大夫君子之间，有经典化的趋势。

三 春秋问对文对战国诸子言说的影响

春秋时代的问对之文经由史官著录而由口传状态被写定成为书面的文本，从而也完成了其文体的“定型”。随着史传在当时社会各阶层的传播，一些较为著名的问对之文被有识者多次地阅读接受与引用，出现了“经典化”的趋势。这些经典化的问对文，不仅其言治论政的内容成为诸子百家取资的重要思想资源，其形式特点也对诸子之文产生了很大影响。

章学诚氏尝言：“周末文胜，官礼失其职守，而百家之学多争托于三皇五帝之书矣。”^[6]章氏言诸子托为上古之人发为言论，然而其文章辞令之形式，则多顺承春秋之问对文。因诸子皆欲以其学术为当时之社会求改造，为当时之诸侯备咨询。其发为言辞，皆因时事政事而发；其著为文章，恒拟朝廷庙堂问对。这种风气在诸子中相当普遍。墨家之文，多取问对之体。如《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备城门》《备高临》等篇，均是时君、时人或弟子发问，而墨子对答，是典型的问对之文。俞樾《〈墨子闲诂〉序》中说：“墨子则达于天人之理，熟于事物之情。又深察春秋、战国百余年形势之变，欲补弊扶偏，以复于古。郑重其意，反复其言，以冀世主之一听。”正因为如此，墨子之文很重视“辩说”，发言及为文强调“知类”“明故”，^[7]即通过对相同本质的事物中存在的共同性的运用，由此及彼，类而推之，以获得对未知事物本质的认识。这和春秋时代之问对文注重征引古制常理以解决现实问题的论证方式有着深度的契合。

孟子虽反对墨学，但其发言为文却多采墨家之法。故《孟子》亦多见问对之体。如孟子对齐宣王、梁惠王等篇，直是朝堂问对之实录。与春秋问对之文尤其相似。儒家之文再如郭店楚简中被学者们考为子思或其弟子所记的《鲁穆公问子思》等篇，也有上述特点。

道家之文，《庄子》《列子》最喜用问对之体。最为典型者如《庄子·天运》，以发问开篇：“天其运乎？地其处乎？……”一连提出十五个问题，之后又以“巫咸袑曰：来，吾语女……”一段作为对答。

稷下学派之文，亦多取问对之体。如《管子》“管子轻重”中除《国蓄》《轻重己》之外，几乎都是假托齐桓公与管子的问答构成的篇章。

问对之文至战国以下，多演为“虚设问答”，完全不同于《左传》《国语》中针对具体的社会问题所构拟的情况。刘知几《史通·杂说下》言：

自战国以下，词人属文，皆伪立主客，假相酬答。至于屈原《离骚》辞，称遇渔父于江渚；宋玉《高唐赋》，云梦神女于阳台。夫言并文章，句结音韵。以兹叙事，足验凭虚。而司马迁、习凿齿之徒，皆采为逸事，编诸史籍，疑误后学，不其甚邪！

上引刘氏一段话，概括了战国以下问对之文“假相酬答”的特点。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宋玉的《对楚王问》，其文见《新序·杂事》，后为《文选》所录，以为问对之文的典范。此篇还见于《襄阳耆旧传》（《太平御览》卷五十二引），虽文字略有不同，但大体相同。由历代著录以之为范文来看，此文已经具有被经典化的趋势。

[1] 韩高年，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2] 陶东风：《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第128～200页。

[3] 转引自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258页。

[4] 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三秦出版社，2006，第123页。

[5] 参见晁福林《春秋战国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2011，第654～657页。

[6] 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中》，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94，第39页。

[7] 参见秦彦士《〈墨子〉与诸子议论散文的历史演进》，载氏著《墨子考论》，巴蜀书社，2002，第267～2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