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一

那一年汪先生的身体显得特别不好，苏北劝说：“汪老，能写就写写，身体重要，我要是能写出您那样的书，哪怕一本也够了。”汪老开始不作声，静了一会儿，忽然非常生气，激动地拍了桌子，说：“我活着就要写！”又说，“写作，写作是我生命的一部分，甚至全部！”

——《我和汪曾祺先生的交往：日记摘抄》

我和汪曾祺先生的交往——日记摘抄

小引

这里的几十篇日记，都是当年记下来的。我翻出发黄的旧日记本，一页一页地找，摘下了这些文字。它们是零碎的、片断的，但同时它们又是温暖的，是十分难得的。这是我与汪先生交往的原始记录，记录了一个青年当时的轨迹。当然，这些都是当时随手记下的，当然更多的是没有记。人年轻嘛，又要玩，又要疯。一件事情完了，另一件事情又来了，哪来的那么多工夫安心坐下来记笔记？感谢我还有动动笔头的习惯，虽是挂一漏万，总还是记下来一点点，得以保存了我当时的最初的记忆。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再看这些笔记，觉得它是多么珍贵。

高邮汪曾祺文学馆

1989年5月8日，星期日，北京

今天见到汪曾祺先生了。

我是2月28日到北京来的。这次能到鲁迅文学院进修真是我的幸运。从天长来时，在滁县上了火车，一直是站着，或者坐在地上，到了徐州才坐了半个屁股。3月1日中午12点才到北京。

上了两个月的课，忙忙乱乱的。早晨起来，发现北京一夜小雨。早饭后躺在床上浏览了一会儿报纸，就起身准备去洗衣服，正开门，一阵脚步声从楼梯口传来，紧跟着一行人就向接待室走去。咦，这个老人怎么这么眼熟？他脸黝黑，背微微有些驼。他微笑着，走在最后。这个老人是谁？

汪曾祺先生！

一位熟人证实了我的感觉，我怦然心跳。再一打听，原来他是来参加鲁迅文学院和北师大联合举办的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开班典礼的。

我住的503宿舍就在他们开会的大教室的边上。我已无心洗衣服，我在那紧张地等待着。中间，汪先生出来了一趟，正好去上厕所。厕所又正好在我宿舍的对面，于是我便走上前去，同汪先生说话。我所说的大意是，我是安徽天长的（天长在高邮湖西岸），曾抄过先生的小说《晚饭花集》，抄在四个笔记上，寄给过先生，不知有没有收到。汪先生嗯嗯嗯，不置可否，也不知他收到没有。

散会后，我站在大教室门口，汪先生一走出，我就把他引到隔壁我住的503房间里来了。汪先生坐下，环顾了一下房间，说：“三个人一间，挺好！”

我递给他一支烟，是我们滁州生产的长把子“红三环”，我见汪先生对烟的牌子似乎并不讲究。他接过去，我用火机给他点上，他隔着烟雾对我说，你们天长出过一个状元叫戴兰芬。

我接话：是的，我们县里的人都晓得，有一个对子的，叫“天长地久，代代兰芬”。

他说，其实这个头名状元是他们高邮的，叫史秋。因名字谐音不好听，“死囚死囚的”，被慈禧点状元给点得了。这个戴兰芬，名字好，“天长地久，代代兰芬”，相当吉利，便被点了头名。

我也隔着烟雾，见汪先生陶醉得很，他吸烟抽得很深，浓浓的一大口到嘴里，憋了一会，喷出来，整张脸又没有了。这都是劣质的烟草，烟雾很冲，不一会，满房间都是烟雾，我们宿舍里的几个人，有站的，有坐的，都仿佛浮在半空，又像正在洗澡堂里，给人不真实的感觉。

“汪先生，我给您寄过四个笔记本，是抄的您的小说。不知收到吗？”我又问了一遍。

他噢噢噢的，不知道收到没收到。

他又坐了一会儿，我要下他家里的电话号码。有人来催吃午饭，汪先生起身走了。

苏北当年的抄书笔记

（注：2007年汪先生去世十周年，我写过一篇纪念文章《“我最喜欢的是徐青藤”》，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不久一个乌鲁木齐的读者给《文汇报》写来读者来信：《道光状元慈禧点？》。《笔会》的《编读往来》也来文照登。文中说戴兰芬是道光年间的状元，怎么可能是慈禧点的呢？作者查了历朝状元谱。看来汪先生是搞错了。）

1989年5月24日，星期日，北京

去拜访了汪先生，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在汪先生那里吃了午饭。他给了我一幅画，是一枝墨竹。画面上首，竹叶稀疏，叶片倒向一方，仿佛有风而过，瑟瑟有声。下首竹枝栖一小鸟，鸟墨色，回头后望，小眼有情。整个画面极清淡。未题款，只钤一印。

2015年11月12日补记：这是我第一次得到汪先生的画。这里要展开一下，我知道汪曾祺这个名字，大概在1983年。1980年我开始爱好文学，先是看地区小报上的散文诗，我模仿它们，也写了几篇，投到地区报上，可是石沉大海。后来我受我的一个同学的影响，知道还有很多外国文学名著，于是我买了《复活》《茶花女》等，我生吞活剥地看了一些，除培养了一点自负和傲慢的气质外，不得要领。后来我结识了我们地区的许多文学作者，在交流中，知道了汪先生。找来他的作品一看，心中欢喜得不得了，就迷上了汪曾祺这个名字。那个时候，《晚饭花集》已经出版了。

我得到了《晚饭花集》，为了学习他的语言和写作方法，我把他的《晚饭花集》抄在了四个大笔记本上。用了一个春天一个夏天，我把它抄完了。现在，这几个笔记本，经过近三十年的旅行，又回到了我的手中，关于这个故事，详见《三十年前的四个笔记本》一文，这里只略记一二。

这样抄来抄去，把一本《晚饭花集》抄在了四个笔记本上

1989年7月2日，北京

又拜访了一次汪先生，那天小雨，汪先生赠我一本《蒲桥集》，并留我吃了中午饭。他在《蒲桥集》的扉页上写道：“赠立新，汪曾祺，1989年7月。”

我大约坐到下午2点半离开。

（这里要说明一下，我本名陈立新。汪先生所题“立新”是我本名，我后来写作才用苏北这个笔名。下同。）

1989年12月2日，安徽天长

收到汪先生一封信，信很简单，是为我们出书写序的事，汪先生写道：

立新：

信收到。我可以写序，但最好你们每人寄一篇作品给我看看，这样写起序来可以较为切实，不致完全架空立论。

书名不好，但一时也替你们想不出更好的。如想出，当函告。

即候安好！

汪曾祺

11月28日

2015年11月13日补记：这个事的起因是这样的，1989年秋，我们几个在县里写小说的，想出一本合集，以为纪念，起这个念头的主要是龙冬。本来我们定的书名是《四人故事集》，收王明义、龙冬、钱玉亮和我四个人的短篇小说。一人出几篇，一本书，大约十六万字。我们在创作上，主要受沈从文和汪曾祺影响。龙冬建议最好能由汪曾祺写个序。这个任务他们交给了我，要我给汪先生写信。我大着胆子给汪先生写了一封信，所说就是大致上面的意思。没想汪先生非常痛快，很快回了信，同意给我们写序。这篇序后来登在隔年的《光明日报》上，具体参见《汪曾祺与序言》一文，这里只提及一下。

1991年9月30日，湖北黄冈

我是去年9月10日来黄冈《金潮》杂志帮助工作的。来黄冈已一年多了。马上就要结束这一年的借调。这个月的21至24日在境内大崎山参加了绿色文学笔会，刘醒龙、叶爱霞、姚海燕和何存中等文友聚在山上。几天过得很是愉快。记得一天夜晚，那个月亮，真是大，真是圆啊！那个月亮干净得，真是印到了心里去。月亮怎么那么大，大得人心里冷飕飕的。一个东西太真实了，你心中反害怕了。这样清晰、真实的月亮，是让人心里惧怕的。还记得深夜里的松涛。那真是“涛”，像大海的潮水一样，一阵一阵地，涌动在心里。晚上根本无法入睡，耳朵内都是这种有规律的一阵一阵的潮声。不经历这样的生活，你是不懂得风声也是叫“潮”的。夜晚的大自然，它是在涌动，是不停息的。25日苗振亚到黄冈来，我和刘醒龙陪他，去了黄梅的五祖寺和林家大垸，一路非常高兴。

1991年10月12日，北京

结束湖北黄冈《金潮》杂志的一年借调生涯。黄冈是革命老区，是一个偏僻贫穷的地方。我在黄冈一年，风雨晴日，花开花落，过了一年清贫的日子。我9月29日离开黄冈到北京。在这里已待了近半个月。见到了评论家何镇邦，作家洪峰、肖亦农。到刘震云家去了一趟，在震云家吃一顿饭。去龙冬家里多次，多数时间和龙冬待在一起。去了汪先生家一趟。先生给了我一幅画，是一枝墨梅。他题了王维的两句诗“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并题“立新同学存之，1991年年初，汪曾祺”。

汪曾祺画作“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2015年11月13日补记：这里也可以宕开一笔，说说我和刘震云的故事。三十年前，刘震云北大毕业分配到农民日报社，他刚刚发表小说不久。1987年或者1988年的《青年文学》发表了他的一组短篇小说《乡村变奏》，我读了之后觉得写得真是聪明，又简洁又幽默。可能是杂志署了作者的单位，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对他的这篇小说发表意见，于是就建立了通讯联系。之后写了有好几封信，都是切磋文学的。这些信可能还在，在我老家县里的一个旧书橱里。这样过了不久，刘震云刚好到我们县来采访，他不认识我们县里的任何人，地区也没有人来陪他，他便用电话簿上的号码，打电话给我单位。他打的是我单位的值班电话，我们单位的一个同事还不错，那天我正好没上班，人在家里，那个同事居然骑自行车到我家里来通报。

我一听北京来人找我。我北京没有一个熟人，只跟刘震云通过几封信，我便估计肯定是他。于是骑上自行车飞奔到县宾馆，在总台要了登记簿一查，果然有刘震云登记的字迹。我找到房间，敲开门，一打问，就是刘震云。他正一个人蹲在床上呢！

于是我们两个第一次谋面的朋友便聊了起来。那时人还比较单纯，不浮躁，于是聊的话题也多，人也真诚实在。聊着聊着，时间过了12点。我本以为刘震云是北京来的记者，过一会儿县里肯定会来人通知他吃饭，弄不好也留我，还能跟着吃一回县里的饭，可是过了12点，眼看要到1点了，还没有人过来请。那时记者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让人“头皮发麻”，估计县里还没有得到信息。于是我说，干脆请你到我家去吃吧？刘震云看看快1点了，也没有人过来，于是说，那好吧。他便跟了我出来，上了我的自行车，由我驮着，穿行在我县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来到县城西门的一个独院，我的家里。

我家没有任何准备，母亲下乡出礼，只有我父亲一人坐在家里堂屋中出神，厨房锅里是一锅清水。

我父亲听说是北京来的记者，非常热情，可是已1点多钟，买菜现做也来不及，于是便下面条。三个男人，下了一锅的面条，放了许多的酱油和蒜花，就在院子中心撂下桌子，三个男人坐下，呼啦呼啦吃面条。正吃到劲头上，不知从何处飞来一只大绿头苍蝇，在头顶上转。这是一只身上带有金属光泽的大“绿头”，非常健硕。这家伙看来“吃”得不错，长得像一只小苍鹰，嗡嗡嗡地飞来飞去，飞的声音非常响。它像一架直升机，在头顶上做着各式动作：俯冲、拉起、盘旋，我们一起起来轰它，根本不起作用。我父亲又找来一只鸡毛掸子，在空中乱舞。可这家伙，太敏捷了，飞得又高，根本舞不住它。

于是大家便不再管它，埋头抓紧吃面条，偶尔它冲下来，我们齐动手去轰。那是一个大夏天，面条吃得急了，三个人满脸流汗，可不管不顾。头顶上嗡嗡嗡着，三人埋着头吃着。院子里有两棵高大的泡桐树，绿荫一地；墙边上的鸡冠花和野茉莉长得正旺，有几只鸡在远处啄食，不时发出咕咕咕的声音，和这头顶上的嗡嗡嗡声相应和。所以这顿午餐特别难忘。

1989年3月我到鲁迅文学院进修，正好刘震云他们的研究生班刚开学，莫言、余华、洪峰、迟子建等都在那个班，可以说是大腕云集。震云那时住在鲁院紧后面的农民日报社院内，是一个很小的小套。我去过他家好多次，也在他家吃过几次饭。那时他的女儿还小。我记得夏天，震云还带着他的女儿在报社院子里玩。那时鲁院的同学喜欢扎堆聊天，每次震云在，总是笑声不断，他见谁都叫老师，一副老实巴交的“坏相”。我在鲁院写的一个短篇小说《狗报》，拿给他看看，他认为还不错，就给我写了一封信给《北京文学》的兴安。兴安看后，认为也还好，就发在当年第9期的《北京文学》上。后来的90年代初，大约1991年，我又去过他家一次，那次我很苦恼，觉得写不出来东西。我很无奈、很可怜巴巴地坐在刘震云对面。我记得他对我说，不要想那么多，放开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这样才能写出感觉，找到自己。

又过去二十多年，一直没有见过刘震云。他现在算是“大腕”了，可能也很有钱了。可是他还是我心中的那个刘震云。真的非常想念他。

1992年11月27日，安徽天长

收到汪先生的一封信，主要寄《旅食集》一书给我，并寄来一份剪报。信是由师母代写的。师母写道：

立新同志：

今天收到《文汇报·笔会》上刊登的老汪的文章，里面不指名地“点”了你一下，我记得答应给你看一看，现在寄来。最近比较忙，所以老汪送你的《旅食集》也寄晚了。

你和爱人、孩子都好吗？什么时候再到北京来？老汪为应付约稿和社会活动，忙得不可开交，他不另给你信了，要我代他向你们问好！

施松卿

11月7日

2015年11月13日补记：这个事的由头是，1992年的九十月间，我和爱人到北京，任务是为我们系统的报社改一个稿子。其实也没有什么改的，主要是编辑朋友好心让我到北京玩玩。在北京我去了一趟汪先生家。先生和师母都在，留了饭，说些什么现在已记不起来，因为当时没有记录。但其间说道，我抄汪先生的小说一事，被汪先生写到一篇短文中了。待文章发表出来，再寄给我看看。

师母施松卿的信（1992年）

师母施松卿给苏北寄的剪报

所寄的是当年10月25日的剪报。真是剪报，把一张报纸只剪了这么一篇文章。《笔会》给设的栏目是《著书人语》。这张报纸现在还夹在寄给我的这本书里，已完全发黄了。翻翻这份旧剪报，剪报的反面是秦牧的一篇文章，编者按中说：“秦牧先生于1992年10月14日在广州不幸逝世……现将先生的遗作和来信一并发表，以志追思。”

在这篇题为《对读者的感谢》一文中，汪先生提及我当年抄书之事，因后文有所涉及（见《三十年前的四个笔记本》），这里就不重复了。看汪师母的信，邮戳上从北京寄出的时间是11月16日，而信末的落款日期是11月7日，说明信写了好几天之后才去邮局。信与书是分开寄的。我几乎是收到信的同时，就收到了书。书是用一个废牛皮纸信封反过来包的。两层牛皮纸，厚厚地包着。这个牛皮纸信封，至今仍然在我书橱里。多少年了，我搬过多次家，没舍得扔掉。它还在，就是一个念想。

1993年4月1日，北京

今天到了北京。我能借调到北京工作，真真可以用“神奇”两字表述。

2015年11月13日补记：我在县里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到外地工作。因为这也不在于我想呀！我们家族除了我家在县城外，所有的亲戚都在农村，连地区里也没有一个。你说能有什么想法？我的一切想法，就是能写作，能把稿子寄到大城市（报纸刊物都在地级市以上的地方），有地方发表出来。我就想认识一些外面的编辑。大约1992年的冬天，我见我们总部北京的报纸，在一版登了一篇我们邻县的一个作者的专访，我当时就眼红了：他写的跟我差不多呀！怎么他能登到北京的这么大的报纸的头版？于是我便给这个朋友写信，目的也是想能被这个记者访一下。那个姓龚的兄弟还不错，便给我写来一信，寒暄了一通，信内还附有一信，是给那个孙姓记者的，大意是说，我给你介绍一个新朋友，他很有才华，文章写得非常好之类。我把这封信附上，又自我介绍写了一封信，并找了几本发表我作品的杂志，一大包，写上地址，一股脑寄往北京去了。过了十几天，收到一个北京报社的信封，薄薄的，似乎什么都没有。我急切地拆开一看，是几行龙飞凤舞的字，意思是说，来信收到，认识老兄很高兴，以后多联系，也给我们多写稿子。

认识了老孙，我真给他多写稿子了。我那时与县委宣传部的一个干事合作，写简讯，又短又精干，不断往北京寄，短稿好发，便于配版面，因此隔三岔五就有我们县的稿子，我自己很得意，领导也很高兴。你别看就那几行，那可是在北京的报纸上，可要发往全国的。你做了一件工作，本来全县知道了就不简单了，一家伙弄得全国人民都知道，你说能不是好事？

这样写了一年，一天老孙要向外地打个电话。那时我们北京的报社统共才两个电话机。打电话要排队——这些都是多少年之后，我已到报社工作了好几年，一次闲聊，老孙对我说的——老孙排在一个叫王文媛的女同事的后面，王文媛是总部正式的干部，那时老孙自己还是一个从县里借调去的。王女士在副刊部主持工作，她正往我的那个邻县打龚老兄的电话，电话内容是要借调他到北京来帮助工作。老孙等在王女士后面，老孙是一贯的急性子，他就催王女士：“快一点快一点，我要打电话，有急事。”王女士说：“我的事也很重要，还没有讲完呢！你且有的等呢！”老孙不服。就讽刺王女士：“你本事不小，倒可以借调人！”王女士快人快语，也不示弱，反过来讽刺他：“来呀！你有本事，也给借一个给我看看。”

回到办公室，老孙灵机一动。他负责的这个版面，也缺少人手，领导正要他找人呢。我们这个系统，是一个垂直单位，从县到地区到省里到北京共四级机构，人事权都是在上面的。上面一句话，人即走了，往上借的人很多，有三个月的，有半年的，走马灯似的。所以在那时借一个人也不是难事。老孙一下就想到了我。也可能近一段时间，我给他写的稿子较多的缘故。说办就办，他即给我打来一个电话，问我愿不愿意到北京工作一段时间。我当然愿意，可是我说了不算呀！他说：“你愿意就好，剩下的事情我来办，你给我寄一个简历。”

我迅速弄了个简历，给北京寄过去。过不了多久，老孙给我县里的领导打了一个电话，意思是说想借我过去用上两三个月。领导觉得小孙给他写过专访，人也不错，很有才华。我们这个领导是很惜才的。于是领导叫我过去，说：“小孙打来电话，说要借你过去用两三个月。时间也不长，你愿意过去，就给他去忙一阵吧。自己也多学习学习。”

我当然高兴，一迭声地谢谢领导关心。领导说：“你同意，就在近期把工作交交，就过去吧。”

就这样，我就这么神奇地来到了北京。来到了我今生最向往的地方。

1993年9月28日，北京

到汪先生家，先生给画了一幅画：斜上曳一苍劲的老枝，其枝头一片绿叶，叶片极淡，迤迤然下垂。画幅下面有两只小鸡仰着小小脑袋，看着上面的绿叶。小鸡一绒黄、一淡墨，小眼睛极神气。整张宣纸水汽淋漓。边上题了一款：“雨。立新存。一九九三年中秋前二日，题旧画，曾祺。”

1993年11月3日，北京

今天同龙冬、央珍夫妇到汪先生家。汪先生同我们谈到顾城。他说，1988年他在香港见到顾城同谢烨。谢烨怀孕了。汪先生对顾城说：“谢烨好像怀孕了似的。”顾城说：“怎么‘似的’，就是怀孕了。”

对顾城杀妻自缢，汪先生想不通，说：“太过分了点。”又说，“其实他们在那生活挺艰苦的，一个月50美元。”又说，“据说是谢烨扭头之后砍的，从背后。”

汪先生见到央珍就很高兴，总是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女孩”。汪先生说龙冬“找个藏族老婆”。一副挺羡慕的样子，又好像后悔自己年轻的时候怎么没找个少数民族的老婆。

苏北与龙冬在汪曾祺书房

那时他在昆明。昆明可是个多民族的地区。说起在昆明上大学，他说，在昆明上大学的时候，有个福建女同学，她说她会说苏北话。她说了一句给汪听：“我日你妈妈不开花。”说完汪先生嘎嘎地笑，我们也觉得很开心。

晚上在汪先生家吃饭。小菜有高邮的双黄鸭蛋、美国腰果。主菜是炖肉。主食是牛肉馅饼。喝的是剑南春。

汪先生晚上喝了点酒。他正在为一家刊物赶一个稿子。他说，是写他生活的另一面，说：“都说我淡，但我也是爱激动的。”他说，“文章的名字就叫《饮鸩止渴》，赶急了，疲劳，心跳不太好，有些累。”

席间说到出书，他说：“《菰蒲深处》印得一点也不好，像个儿童文学。”说到《榆树村杂记》，汪先生说：“封面上印的是什么呀！一问，说是榆树。”说，有人就靠藏书吃饭。一本书有时可卖十倍的价格。说唐弢藏书多，说范用多，姜德明也多。说到贾平凹的《废都》，汪先生说：“《废都》我有一本，也没看。别人问我对《废都》的印象，我干脆回答，没看。这样反而好。看了，说没看，反不好。”

我刚去了皖南。我一下子说了皖南的好几个地方：歙县、泾县、屯溪……汪先生说：“我去过皖南。”并在那寻过“根”。歙县有汪村，大约那就是汪家的祖居地，他后来在散文《皖南一到》中写道：

歙县是我的老家所在。在合肥，我曾戏称我是“寻根”来了。小时候听祖父说，我们本是徽州人，从他起往上数，第七代才迁居至高邮。

原来第七代就迁到了高邮。说到回高邮，游高邮湖，有人说他和施师母是“高邮湖中老鸳鸯”，这话被他的孙女卉卉听到了，孙女还小，脱口就说，是“鸳鸯湖中老高邮”，呵呵，这样也挺好的。

我把两篇小说丢给汪先生，请他给我写几句评语。他说：“可以。”我们临走时，汪先生说：“稿子弄哪去了？”好像这个挺重要的，我一时非常感动。老头儿看似散漫，其实骨子里是认真的。（之后师母告诉我，汪老看了好几遍。）走时，汪先生送一本沈阳出版社出的《中国散文大系·汪曾祺卷》。

1993年12月4日，北京

下午5点同龙冬到汪先生家。苏州的徐卓人也在。之后汪朗、汪朝回。晚上在汪先生家吃晚饭，菜不多，记得有煮干丝、咖喱牛肉。喝的倒是洋酒：人头马和白兰地。吃到干丝和咖喱牛肉，真正感到纯正地道的汪氏菜肴的味道了。

席间谈话，汪先生说，什么是文体？文体就是文章体现什么。他的意思是文体是内容，不是形式。我给他的两篇小说他看了。他不满意。他批评我：《小林》体现什么都不清楚。一个作家要有自信，说我缺少这一点。说要有“这种写法我第一”的感觉。这时汪朝插话：“这是一个狂老头！”

人们都说汪曾祺平和，其实他骨子里是很狂的。汪先生的写作是极其认真的。汪师母在桌上说：“他都是想透了才写。”这时汪先生接话：“我就要写出同别人不一样的才行。别人看了，说：‘这个老小子还有两下子！’”又说，“刘绍棠那样的小说，我是写不好的。”

汪朝在桌上说，老头儿写《大淖记事》时，家里没地方给他写东西，老头儿总是想好了，像一只老母鸡，到处找窝。找到窝，下了蛋，才安静下来。汪朗说，他想好了一篇东西，总是吃睡不安，要写出来才安定。汪朝就说：“老爷子又有蛋了。”

汪先生看我心情不佳，就对我说，沈从文刚到北京来时，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他看了契诃夫的小说后说：“这样的小说我也能写出来。”——做一个作家，对自己的信心都没有，还能写出什么好东西来？

晚上，汪先生喝了不少白兰地。

1993年12月5日，星期日，北京

今天10点才起床，一天没做什么事。

昨天到汪先生家去，先生虽然没有批评我，但弦外之音是不批评的批评。说我懒。我是有两年没有写一篇小说了，笔是完全生疏了。汪先生说：“三天不写手就会生的。”我却两年没写一个字了。汪先生说：“这一点老舍先生做得好，有的写没的写每天写五百字。”看来创作还是得要勤奋，天才不天才暂且搁一边。

昨晚从龙冬处回来已深夜2点，可还是心有触动。我怎么啦！是不是世俗得太多啦！

汪先生一家子都是好人。前不久汪先生酒喝多了，跌了一跤。汪先生说，跌下之后他首先一个感觉是能不能站起来（这是检查有无中风的方法）。结果站起来了，还试着往前走了几步。“咦！没事！”这是汪先生的话。

苏北与汪先生在看《纽约时报画报》

汪师母说，回到家里，他一个劲地照镜子，左照右照的。师母心里说：“老汪今天怎么啦！是不是有什么外遇？”这个话从七十五岁的满头银丝的师母口中说出来，不免让我们年轻人感到滑稽和天真。从这句话也可以看出老两口的感情。汪先生是照脸上的皮跌没跌破，他是一下子趴下的。

师母多次提到汪老的初恋。用师母的话说，是“老汪的初恋”。“因为初恋的对象还活着，老汪不能写。”《受戒》不是写初恋的感觉的吗？

汪先生昨天送了我一本散文《草花集》，还送了我一本《中国散文大系·汪曾祺卷》，题的话是“我并没生活在葫芦里”。因为书的封面画了一只葫芦，一个老头蜷在葫芦里。汪先生还挺幽默。（可是这本书被我弄丢了，那时我住筒子楼，不知谁跑来借去看了。）

1993年12月18日，北京

同王文媛到汪先生家。先生拿一瓶湖南吉首的酒给我喝（黄永玉设计的，后来知道是酒鬼酒），同时汪先生给我一幅画，是一枝花，汪先生题了“苏北搜得旧作”。汪先生说，一个老人说人生有三乐：一曰喝酒，二曰穿破衣裳，三曰无事可做。

1993年12月28日，北京

昨天同谢芸在汪先生家，汪先生在家煮什么东西，有点怪怪的味道。师母说，老汪在煮豆汁。她说：“我们一家子都反对，你去闻闻，又臭又酸。”汪老头说：“我就吃。”又说，“梅兰芳那么有钱，还吃豆汁呢！”

1994年1月28日，北京

同龙冬一道到汪先生家去。汪先生没说多少话，只说了昆明一家刊物的负责人“麻里木啯”（意为不懂事，或者狂妄），不知道这个人怎么惹了他。

汪先生说，到台湾流鼻血，几乎没出门，“特别是参观，累得要命”。

汪先生说：“我这次到台湾，真正感到自己老了。”

我听了挺心酸。

我同龙冬进汪先生家的客厅，先生在打电话。打完电话后没有立即转过来同我们说话，而是孩子似的在桌子上趴了一会儿，仿佛还沉浸在什么情景中。我和龙冬相视一笑。之后先生转过脸来，猛然发问：

“你们谁3号走？”先生还挺留意的。

我说：“我，我回家过春节。”

汪先生什么话也没说。

留吃饭，喝酒。

吃完酒汪先生愣了一会儿，听我们说话，之后他忽然站起来，一抱拳，说：“我要睡一会儿。”就趿拉着鞋到里屋睡觉去了。我们留在外面同师母说话。

1994年6月30日，星期四，北京

今天同王文媛到汪先生家去了一趟。师母同先生身体还好。

看报，聊天

11点同文媛分手，我到龙冬那去。中午我请客，有龙冬、李师东、罗强烈和黄宾堂。一顿午饭花去255元。下午3点到龙冬那看录像，一个关于西方祼体舞的片子。西方的艺术很大胆，中国人的思维是有问题的。关于艺术的解放简直是扯淡。

王文媛给汪先生带了几瓶酒。我说：“给您带了几瓶酒，烟就没给您带了。少抽点烟，酒可以喝一点。”汪先生躺在沙发上，我望着他的眼睛。汪先生的眼神是执着的，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说：我对有些事情是很坚持的。眼神是有品位的。这是我的表述。汪先生说：“还有几年活的！这也不行那也不可的。”

他指的是烟。他不为怕死而戒烟。他是决心将他的烟史带到棺材里去了。汪先生说这话时，汪师母坐在边上，没说话。汪师母是不支持他抽烟的。可几十年了，她太熟悉汪先生的为人禀性了。她尊重他对事物的一些看法，尊重他的习惯，甚至是坏的习惯。

晚上回到宿舍，他们又喊我搓麻将，有老高、老王和老孙。搓了一夜，老王历史性悲剧，一夜无感觉，几乎没有和牌。

1994年7月5日，星期二，北京

晚上文斌来，送来了北京大学考试的成绩单。综合知识86.5分，马列理论76分，语文79分，总分238.5分。排第15名。晚同文斌、谢芸在老孙家吃饭。之后炎哥来，搓麻将至凌晨3点。

多亏我的同学夏文斌提供资讯，使我有机会能再考一次北大（上次考作家班没考上）。虽然是个“专转本”，但毕竟是北京大学啊。

1994年7月27日，星期二，北京

今天收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上写：

陈立新同学：

我校决定录取你入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习。请你准时于一九九四年九月八日，凭本通知书到校报到。

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

一九九四年七月九日

能在北大读三年。这对我的人生是非常重要的。

1994年7月23日，星期五，北京

爱人和女儿乘66次火车从老家来。带她们玩了儿童城、动物园、天文馆、石景山游乐场和天安门等。昨天我用三轮车带着她们沿长安街骑到天安门，之后兜广场一周，从南池子到北池子，再北海，再西单，向西，向北，一直到中国人民大学，在陈武那里吃了晚饭，骑回到公主坟已晚上10点多了。

今天到火车站买了一张65次车票，她们要回去了。一张80元的票要200块钱，还差一点被那个胸口通红的票贩子揍了一顿。

汪曾祺画作“吴带当风”

送妻女时一场大雨，且风呀雨呀的，一股劲地搅得昏天黑地。明天晚6点给家里打电话，估计那时她们到家了。我又开始了清静的、孤独的、一个人的生活。

从火车站回来，买了一本《小说月报》。这几天是《小说月报》出版日，心中总是惦着，我心尚牵着文学，还是觉着文学好呢。文学的魂还在。

1994年9月9日，星期五，北京

昨天到北大报了名，缴了学费1600元。领了一枚校徽，还有课本。今天读了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见识了刘震云的大手笔。他不光能驾驭青菜萝卜，而且也能驾驭帝王将相。他的手下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同时看了刘醒龙的《白菜萝卜》，这篇小说琐碎了些，但最后还是给人震颤的。他之前拼命压住，会写小说的人都这么写。他压得不错，最后还是震颤了我，说明写得不错。醒龙终于弄出了名堂，这个湖北佬（无恶意），认真是他的性格。他是个做事的人。他写了多少年啊，他的出名是必然的。

1994年9月11日，星期天，北京

下午1点半在北大电教楼301教室参加了开学典礼。马列学院的院长及思想政治教研室的老师都参加了。之后是王海明老师给上社会学的课。王讲课挺生动，深入浅出，把社会学给讲活了。

中午到火车站替陈源斌接他的一个亲戚。我半途去上厕所，在厕所里遇见大万（他是江苏宝应人，做木匠，我结婚时家具是他给打的，在我家住了好多天）。真是太巧了。大万碰到我时，惊喜之极，脱口说：“你太伟大了！”他是第一次到北京来。之后我带他到北大，晚上在北大小馆子，我请客，吃掉95元。

我写正定特大假币案的稿子，《湖北法制报》也发了。不久前给《消费时报》打电话，告诉我早发了出来。

1994年9月27日，星期二，北京

到北大上课。心理学，由王登峰主讲。

晚上听刘震云在北大讲演，他把他的思考都写到小说里了。他的表达方式在他的小说里也随处可见。刘震云是个机智的人。他的思维非常宽泛。思考问题也从大到小，无限联系，且联系得有滋有味，引人深思。

上午到王府井购到了王蒙的两本散文集和一套《汪曾祺文集》（五卷本）。

1994年11月11日，星期五，北京

晚同谢芸到西单看电影《忌》，看时无聊，看后更无聊。感觉特别难受，一种孤独的流浪的感觉啊。

上午心里不太舒服，做人真不容易，最可怕的是混事难。心里不能想得太多。想多了一天也活不成。余华不是写了《活着》吗？好死不如赖活，要皮实些。我有无奈，汪曾祺先生、林斤澜先生等不是更有无奈吗？他们又奈何得了谁呢？比我多得多、大得多的无奈多得很，要有耐心啊。

好了，这就好了。一切不够严重，自己觉得严重的事，在别人可能一点也不觉得严重。所以也不要去找别人唠叨。唠叨之后，自己也只能抱怨朋友不能够理解你，更是自讨没趣了。心理学说，心理有疾病的人，总是觉得自己的问题有天大，希望别人来帮助你，否则就不能活了。其实没有这么严重。心理有疾病的人，夸大了事实。

这几天有时间，到汪先生家去坐坐。

1994年12月22日，礼拜四，北京

今天正定的老孔、老李和高师傅来，中午在益寿福涮羊肉。老孔等给了我三袋荞麦。4点我即同吴传宗两人去汪先生家，给送去了。

汪老依旧，师母仍硬朗。汪先生给说了几个笑话。特记下来。

汪曾祺在书房

一则是说阎锡山咏泰山：

远看泰山黑乎乎，

上面细来下头粗；

有朝一日调过来，

下面细来上头粗。

一则是韩复榘咏趵突泉：

趵突泉，

泉趵突，

三股泉水一般粗，

咕嘟咕嘟又咕嘟。

还有一则说是某人在蓬莱题字：

蓬莱好风光，

游人喜洋洋。

有好事者加以发挥：

蓬莱好风光，好风光唻好风光，

游人喜洋洋，喜洋洋唻喜洋洋，

咚乞隆咚戗唻咚乞隆咚戗

……

1995年4月22日，星期天，北京

同龙冬、央珍到汪先生家去。

见到汪先生坐在客厅的沙发里，没有开灯，较暗。师母施松卿开的门，我进去先摸了一下汪先生。他坐在沙发里，之后我掏烟给他，他说：“我现在不怎么抽烟了。一天也就十支左右。”我见汪先生气色不好，脸不如以前黧黑中透红，而是黧黑中透紫。我即问先生：“身体如何？”先生说：“不太好，去年到医院，本来做手术，手术前进行身体全面检查，发现肝有问题。”我进一步问：“什么毛病？”先生说：“我也说不清楚，毛病多呢！转氨酶也高，不过不太高。”我见先生没有信心，我心里真难受。人是要老的，人老了真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情呀。我们现在年轻，想这想那的，待到先生这个年纪，什么也不想了。身体能好就是最大的幸福。

我将《江南江北》给了先生。先生说：“你们这本书出的时间够长的了。”师母问什么书。汪先生说：“就《江南江北》。”

汪曾祺手稿

1995年6月20日，星期天，北京

今天到北大去复习。晚上文斌到我住的小白楼来。

想去找汪先生，请他给我写“耐烦”两个字。我总是浮躁。写作这个活儿，是要耐得住烦的。

文学看起来没有什么。但是人的天性中都有文学的因子，即如人的性一样，一个老人家说过：人从12岁到80岁都能有性能力，说明性是伴人一生的。

1995年10月2日，星期天，北京

昨天同爱人和女儿陈浅到汪先生家里去。汪先生和师母对我们十分热情。

我对汪先生说到女儿。说有一回送她上学，正好迎着太阳骑自行车，孩子坐在前面，天上云很重，阳光透过云层发出光来。我问孩子：“太阳去哪里啦？”孩子望望天，说：“没有呀！”我说：“找光芒的地方。”孩子说：“在那——”我说：“噢，对了。”过一会儿，孩子问：“爸，太阳有腿吗？”我答：“没有啊！”她接着问：“那，它为什么会跑呀！”我觉得很简单，答：“在天上滚呗。”

过一会儿，孩子的脑袋里又冒出一个念头，问：“爸，太阳会老吗？”我一愣，这问题怎么回答呢？说不老吧，与唯物论相悖，说老吧，太阳又不是人，它又何止千万年，我想了想，终于说：“太阳会老的。”孩子又问：“它老了，没有光，我们怎么办？”我说：“它老还早呢！”

我将这一段话描述给汪先生听。先生笑。过一会儿汪先生说：“汪朗像她这么大时，一次他舅舅来。要他叫舅舅。叫过了，过一会儿，正好有一个小驴车过去。汪朗问：‘小驴有舅舅吗？’”先生说完又抿嘴一笑。

晚上回来，窝在公主坟边上的一间小屋里，想到自己的调动，又泄气了。北京虽好，也已待了三年了。这样等下去，是猴年马月啊，能回到省里，稳定下来还是先稳定下来吧。自己也三十出头了，再滑过几年，谁还要啊。领导对我的调动也为难，似乎有些泄气，你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吧。

想想自己离文学越来越远了。好不容易有点上路，生活的折腾把一点感觉折腾光了。现在是毫无灵气，可仍不死心。在心中还牵牵挂挂，身在曹营、犹抱琵琶、左顾右盼、云遮雾罩的。弄得自己爱不得离不得，什么事情也干不了。

在汪曾祺书房，从左到右分别为：龙冬、汪朗、苏北

1996年5月29日，北京

这一段摘自龙冬的笔记。全文如下：

交代一次与汪老的对话。时间：1996年5月29日晚9点。汪老的书房。他穿一身如同住院病号服的旧睡衣。

龙：世界名著你是不是都看了？

汪：几乎不怎么看。

龙：巴尔扎克的呢？

汪：我不喜欢，他总是站在读者之上，有些欺负读者的感觉。

龙：雨果呢？

汪：也不喜欢，都是站在读者之上，为写小说而小说，太小说了。

龙：作为一个作家不一定要读很多小说作品，要读杂书是吧？

汪：是，不一定要读很多，主要在感觉。

龙：那么伟大的托尔斯泰呢？

汪：也不喜欢，我曾经去张家口学习班时（笔者注：是张家口农科所，下放劳动时期），把《战争与和平》带去，想用心看，可看不下去，看不下去我就不看，那小说都像是编的。

龙：那普鲁斯特呢？

汪：（眼睛一亮）我很喜欢。

龙：普鲁斯特是非常纤细的。

汪：是的，非常纤细，他的东西飘飘忽忽的。

龙：那么海明威呢？

汪：（受到打动）我非常喜欢海明威。

龙：还有契诃夫？

汪：是的，我喜欢契诃夫！（他还提到一位西班牙作家，可是没有想起名字，翻书柜，没找着。他坐下沉浸了一会儿）我要写一部普鲁斯特那样的长篇小说。（笔者注：那个作家是西班牙作家阿左林，他有散文集《塞万提斯的未婚妻》，戴望舒译）。

龙：（震惊）是那种飘飘忽忽纤细的吗？

汪：是的，纤细的。

龙：（不当真）您写长篇，这是新闻。您干脆半睁半闭眼地说，我给您记录，或用录音机录下来。

汪：不，我必须用笔，这样我可以触摸每一个字。

龙：（开始认真了）真要写这个长篇，不一定很长，二十多万字就可以。（汪老不置可否）您这部普鲁斯特式的小说准备写什么？

汪：（非常平静地）写性。写我一生的性，从小一直写到我老死。比如我和一个在高中时候的女孩子，在一片黄花地里，我们会怎样？一定要拥抱。

龙：那一定是在一大片金色的油菜花地。（汪老点点头）您现在就写吧。

汪：（好像非常久远）不着急，将来再写。

龙：那么我要来当编辑。您是幸福的，有那么多的稿约。

汪：这可不幸福，小说是要就有的吗，又不是萝卜，论堆儿撮！

汪曾祺手稿

龙冬在1998年2月5日供出了以上这一段内容。同时他还写道：“记得两年前的一天晚上，青年作家苏北、徐卓人和我三个在汪老家用饭。饭中喝了一些酒。那时汪老的身体显得特别不好，苏北劝说：‘汪老，能写就写写，身体重要，我要是能写出您那样的书，哪怕一本也够了。’汪老开始不作声，静了一会儿，忽然非常生气，激动地拍了桌子，说：‘我活着就要写！’又说：‘写作，写作是我生命的一部分，甚至全部！’苏北是好心，可我们都傻眼了。接下去，汪老批评了苏北，让他用功些。我觉得那一晚，苏北得了个大便宜，他是最幸福的人。汪老那天还说到六七十年代，很寂寞，自己写想写的东西，可是写了不能发表，于是与朋友通信，在信里写。或者写好了，带上，从城市的一头到另一头拿给朋友看。他说：‘我一直在写，没停过。’这下，我们明白了汪老不是我们认为的神奇，他的文学也是经过了千锤百炼的。”

我记下这一段，是因为龙冬与汪先生的这一次对话非常重要。因此我摘录在这里。很多读者不一定知道这些故事，这也是研究汪曾祺非常重要的资料。

1996年7月14日，晴，北京

昨晚同龙冬到汪先生家。汪先生特高兴，去时他正睡着，起来，穿着睡衣走出来。一手拧我的脸，一边说：“怎么？好像刚洗过海水澡。”我昨天刚从蓬莱回来，是在那洗了海水澡，还到长山县去了。长山是海岛，比较美。大海是咸的。怎么，怪了？汪先生怎么知道我刚洗过海水澡。此处要存疑。

汪先生兴致特高，要聊要聊，我们从室外（客厅）谈到室内，到汪先生的书房。汪老说，吴宓胡子长，两边永远不一样。因为吴宓胡子长得特快。左边刚剃完，才剃右边，左边长出来了。还说吴宓满脸是胡子，只有鼻尖上那么一点点不长胡子。

1996年8月5日，北京

同建明、龙冬到汪先生家，请先生给建明画了两幅画，同时将先生的一篇刚写了的短篇小说《不朽》带了回来，星期五见了报。（注：发表在我供职的《中国城乡金融报》副刊上）。

从汪先生那回来，到公主坟，见城乡贸易中心边上的那个新楼落成了，我到北京已经四个年头了。我亲眼见公主坟从原来的环岛变成立交桥，如今又见到这座大楼拔地而起。可我的工作至今还没有调来，而且没有一点眉目。一个进京户口怎么这么难。北京有多少坏人有户口，即便把枪毙的给我一个也好啊。还有那么多八九十岁的老头儿老太太们，他们要那个北京户口有什么用？

1996年10月15日，北京

昨天上午到汪先生家去，请先生给老高和凤谷画一幅画。我送到大千书画社去裱去了。请先生给林斤澜打一电话，去向林先生约稿。回来给野莽打电话，同意先给汪先生的字画去上裱，我即告给汪先生，先生同意过些时，我同龙冬去裱画。

下午又接到野莽电话，说刚给长江文艺出版社联系，只托不裱，说只托估计不会要多少钱。我去试着找文华，看他能不能办成。（注：这是野莽主编的一套当代才子书，其中有贾平凹、冯骥才、忆明珠等，也有汪先生一本，书中要配一些汪先生的书画作品。）

晚上同老孙、老贾到老高家去，聊了一气，说到我可以先办进京户口，十万元即可（一个大人和一个小孩）。老高说，这样有后遗症，以后的事情就不好办了。不如等我给你境外调干，说十万元进了户口，可你的工作还在县里，这以后怎么办？其实说这个事，只是触动一下老高，并不指着花钱买户口。可话说回来，这其实又不损失什么，何妨不一试？

1996年12月18日，北京

全国文代会和作代会在北京召开。我们报纸的《周末·副刊》请一些作家吃饭，有何立伟、迟子建、刘醒龙、徐坤、龙冬、李师东、何顿、董宏猷、南妮、刘益善等。主要目的是想请他们给我们副刊写点稿子。他们黄昏先到我们单位看看，之后就在单位边上的一个小饭店吃羊肉。冬天嘛，室内气温高，人又高兴，大家你来我往，喝得很是高兴。

汪曾祺书法作品

饭后借着酒劲，我和龙冬等打车到京西宾馆。出席中国作协会议的北京代表团住在这里，汪先生和林斤澜等都在会上住。找到汪先生住的楼层，他的房间门大敞着，可没有人，房间的灯都开着，就见靠门这边的台子上，有好几个酒瓶和一些乱七八糟的杯子摆着。那些酒，除白酒外，还有洋酒。汪先生人不知道跑哪去串门了？我们在房间站了一会儿，又到走廊上来张望。没过一会儿，汪先生踉踉跄跄地回来了，一看就已经喝高了。他见到我们，那个热情啊！招呼“坐坐坐坐”，之后就开始拿杯子倒酒，“喝一点，喝一点”。他去拿个洋酒瓶，我们本来晚上已经喝过，再看他已经喝高了，还喝个啥？于是抓住他的手说，不喝了不喝了，我们喝过了。

只坐了一会儿，便匆匆离开了。

1997年1月5日，大雪，北京

今天洪斌和他的爱人小李到我家来，取走了汪先生的一幅画，下午盈全来取走一幅，这个账就算是同他们结清了。

汪曾祺画作

听说龚兄搬了家，心里特失落。房子一分到手，就算是在北京定下来了，我现在是一点眉目也没有，我熬到哪一天算是一个头呢？如果有一个日子，我决心一熬，如果没有日子，该怎么办？这样越混越油，还是回县里、省里？现在看来县里是无论如何不能回了，那就回省里吧。再到一个新城市，慢慢有些朋友，也就习惯了。

给老高送行，丽华先发言，就说老高像个菩萨，说着说着就哭了。大家一起笑。文媛抢过话头，说，我来说，先“叭叭叭”地说老高怎么怎么不好，说着说着又哭了，大家又是笑。

新领导来了，要办好自己的版面。多努力，干出样子。于是这两天去找汪先生，请先生给我们报纸新年的一期的《文苑风》题个刊名，并且请他给我们的副刊画了一幅画，是一幅墨梅（这幅墨梅给编辑照完版我没要回来，不知弄哪去啦！我那时觉得汪先生可以长命百岁呢！而且我似乎很忙，隔几天就给忘记了）。

1997年1月15日，星期三，北京

昨天同筱川去打台球，刚出门，被焱哥看见，说：“都什么时候了，还去打台球，真他妈的潇洒。”我们往回走，心里不高兴。晚上约晓立一道去看李国文，打车刚走到礼士路，甘主任呼我，说凤谷先生要请吃饭，要我参加，我赶紧又赶过去。

今天上午给甘主任打电话，叫他来取走汪先生的画，他不愿来。我又找车，给他送了过去，一套四卷本《汪曾祺文集》和给凤谷先生的一幅画。

1997年1月16日，北京

今天到汪先生家去，主要为长江文艺出版社的《中国当代才子书·汪曾祺卷》的事，去催先生赶紧为书写一篇自序。推门进去，见汪先生笑模笑样的，腰虽弯着，可眉毛舒展，眼睛含笑，一眼望去便知先生心情不错。先生为我沏上茶，两人刚点上烟开始“对吹”时，电话铃响了。电话中，先生没说几句话，脸就沉了下来，显得很生气。

先生在电话中大声说：“他们来头很简单，就是冲着我汪曾祺，完全是讹诈！”

我听了半天，听明白了，又是为《沙家浜》剧本的事。“我可以向××同志家属道歉，但我们这些人，精神损失有谁来赔！”汪先生最后说了这么一句，撂下电话。

汪先生坐回到沙发，显然还有些激动。我为了缓和先生的情绪，说：“别理他们，让他们折腾去，难道他们还能到北京来拉您到上海出庭不成？是一帮小记者想借您出名罢了。别同他们治气。”

这个官司我是知道一点的。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汪曾祺文集·戏曲剧本卷》收了京剧《沙家浜》剧本，这个剧是根据文牧创作的沪剧《芦荡火种》改编并创作的。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时只署了京剧剧本四个改编者的名字，漏掉了“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改编”几个字。不知谁出的主意，让文牧的家属和上海沪剧院起诉汪曾祺侵权。

书房小憩

这件事从1996年某个时候一直闹到现在。折腾一个七十七岁的老人，居心何在呢？汪先生是一个通达开朗之人。先生“眉毛打结”，是真感伤心的。我记得先生反复说：“我们这些人的精神损失费有谁负责呢？《沙家浜》在《红旗》杂志发表时谁的名也没署，我们难道还能找××赔偿！”

先生坐回到沙发上，他有些激动地说：“以后再出集子，把《沙家浜》剔出去！”

汪先生这是激愤之言。说来也是，汪曾祺的成就，并不在《沙家浜》。他的小说、散文足以使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

先生对我说，《沙家浜》剧本发表时给了一百多元稿费。那是“文革”期间，几个作者分了一点，剩余的到东来顺羊肉馆去搓了一顿。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汪曾祺文集》时，《沙家浜》剧本给了一千三百元稿费，由四位编剧分了。即使有《芦荡火种》作者的一份，也只三百多块钱！至于精神损失费，原告算出大约五万元。这些消息，都上了报，登在南京和上海等南方的报纸上了。

汪先生无可奈何地说：“这怎么算的呢？倒算出了角分，他们以为我很有钱，我哪来弄这些钱！”

近年来这样的官司也有几桩，大多不了了之。有些官司毫无意义，不但不会有最终的结果，而且还伤害了作家的感情，影响了作家的创作。

1997年2月14日，周五，晴，北京

平庸的上班生活又开始了。一天整理办公室。整理了一些书籍。新年开始了，见了新年里的一些人。下班给过去的老领导打电话，领导挺高兴。今天只见到新来的领导一面，是中午，她穿得还很新潮。野莽呼我，催要写汪曾祺的稿子。我又想起画面之四：一个青年朋友的电话。

下午精神疲惫，一副压抑的样子。晚上与同事到益寿福涮羊肉，我埋的单，140元。

1997年3月22日，北京

上午到丁聪家去了一趟，丁老太太还挺横。我彬彬有礼，将汪曾祺的五篇作品递给她，请丁先生插图并寄到《南方周末》去。

汪先生手写丁聪家地址

我是骑自行车去的，他住在西三环的昌运宫的十一层，汪先生给我写了电话和住址，我去之前是打了电话的，并且还带了四只我家乡的符离集烧鸡给他。

同丁先生谈了一会儿，他说老舍的书都是他插的图，包括《二马》《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和《离婚》。我八十年代读过一些老舍的书，记住了丁聪（这位小丁，八十多岁的小丁）。

丁先生说，从“反右”到“文革”，我22年没画画。直到1979年才开始画。我解放得最晚，其实什么事也没有。

他说，太忙，事太多。本来应该休息了，可是考虑自己快死了，抓紧再挤一点东西出来。说，黄永玉和黄苗子从国外回来，有什么活动都得陪着，老朋友了。

看到丁聪家墙上一幅画。是黄永玉1995年画的：丁聪胖乎乎的，坐在地上，身后身边是一堆石头，丁斜靠一块卧石，满脸红光。黄苗子在画的顶端题了两行：丁聪拜美石，美石拜丁聪。酒饭饱后面红润。（记不清楚了）

画的下面是黄永玉题的一款。坐了一会儿，老太太（丁夫人）不断看表。丁先生说，一个什么活动，在朝阳（区）呢，他们还要去接冯亦代。

1997年5月9日，北京

下午孩子不上课，我带着孩子去汪先生家，给他带了一盒安徽新茶和一竹筒云南伲族米酒。我直接开门进去，见到汪先生正从里屋往门口走，我深情地望着他，说：“什么时候从四川回来的？”他说：“回来好几天了。”我问：“身体好吗？”他说：“还可以。”今天电话特别多，我们说话断断续续的，我告诉他我要到湘西采访，我问他去过没有？他说他没有去过。

说到孩子。他问叫什么名字。我说：“陈浅。”他说：“陈浅，陈浅，像个笔名！”先生还说了一个儿歌：

汪曾祺书法：“红桃曾照秦时月”

小小子，

坐门墩，

哭鼻子，

想媳妇。

想媳妇，

做什么，

点灯，说话。

吹灯，做伴。

早上起来梳小辫！

孩子笑。

之后又是电话，他还说过几天到太湖三县去一趟，并说邀请的都是女作家，他笑着对我说：“我去干什么？没想对方说：‘小丫头片子想见见您！’”

晚上在那吃晚饭，我说：“喝米酒吧。”

先生说：“不喝，留着。”又说，“你喝五粮液，自己喝。”

我喝了几杯五粮液。我同陈浅吃了许多菜。先生猛喝葡萄酒。

单位换了新领导，工作不顺，我虽当了副刊部主任，可还是借调。一个借调的人，就怕混砸了。你再回到原单位，单位里的人会说，不好好在家混，向往外面的世界呢！外面是那么好混的吗？

1997年5月20日，小雨，湖南吉首

一夜睡得不踏实，脑子乱乱的，思绪红色或者黑色。晨，自己到餐厅吃饭，胃不舒服。8时左右杨和李来，一起去凤凰，路上我给龙冬打电话，他却告诉我，汪先生去世了。我最尊敬的那个人死了。他再也不能开口说话了，再也不能给我们快乐和安静下来的理由了。我再也不能说去看看他就看看他了。有某个电话号码，可是这个电话我能打给谁呢？

汪曾祺与苏北

一路沉默。看着湘西的山山水水，五月，窗外的湘西，牛在水田，人在水田。山青水绿，背篓，头巾，苗人，土家人。他们祖祖辈辈在大山的皱褶里。到黄丝桥古城看了一下，在沈从文故居，我悄悄地给他鞠了一躬，去到沈从文墓，我折了一枝青竹悄悄放在墓上。我看着沈从文像，想到汪曾祺也死了。这两个老人，在地下可以见面了。他们就这样作古了。

可是，我觉得，我离他们很近。

1997年5月28日，周三，北京

今天给汪先生告别，我和龙冬夫妇相约，坐地铁到八宝山出站口碰头。去的路上，我为先生买了一只小小的花篮，先生对花是有研究的呀。我们去得太早了，足足等了一个小时，当看到花圈的挽带上写的汪曾祺和汪曾祺追悼会的黑字时，我觉得不是真的。“汪曾祺”这几个字是同刊物、书本、书法绘画和签名连在一起的。我没想过把他的名字同花圈和挽带联系在一起。我不相信。可忙忙碌碌的人们呀！这是在忙什么呀！这是真的。汪曾祺去了。

我自己也在那忙来忙去。我是在忙什么呀！当汪先生灵车来时，我看到后门打开了。一个长长的、窄窄的盒子盖着。我知道那里面是汪先生。汪先生这么个善良的、聪明的智者，就被这样装在一个窄盒子里，还编上了号。我赶过去抬着一头，慢慢走进了告别厅。那盒子装的到底是谁呀。当放到鲜花丛中，抬放人慢慢地将盒子打开了，是先生。他静静地睡在那里呢，轻一点呀，别打搅了先生。

告别仪式开始了。没有放哀乐。我怕哀乐。放的是圣·桑的《天鹅》，多么优美呀，先生是热爱美好的东西的，他唾弃丑恶。我见到许多人。王蒙来了。张兆和（沈从文夫人）来了。铁凝来了。范用来了。范用拄着拐杖，他不断地流泪，不断地揩呀揩呀。

几十分钟的告别仪式很快就结束了。许多朋友走了。留下一些人，他们围在汪先生身边，看一眼，再看一眼。

最后大家终于纷纷走拢过去，将那一捧捧的鲜花摘下来，放在先生的身上。大把大把的月季，大把大把的康乃馨，大把大把的勿忘我……先生被许多许多的鲜花簇拥着、覆盖着。他是抱着好多好多的鲜花走的呀！

汪墓 苏北与汪朗在京郊汪曾祺墓

今天送完这个人，这个人真的作古了。他不是出差，也不是我们忙不去看他，而是我们永远见不到他了。他永远不可能再同我们说话，请教他一些问题，听他说一些有趣的事情了，他再也无法关心我们了，也无力来关心我们了。我们有无成绩，他都不会管了。他在世时我们不努力，他作古了，我们倒是想到这些问题。

汪曾祺画作

中午汪朗叫我去吃饭，我心情不好，不肯去。汪朗说：“就算我替老爷子请你们的。”一句话，我木了，当时并没觉出什么。现在回忆起来，这句话多令我心碎啊！老爷子爱我们，他善良、慈祥。他的心是很细很细的。

汪朗握着我的手，用力一甩。我感受到汪朗对我们的友好以及同他爸爸的情分。他是说谢谢你们对老爷子的情分吗？谢谢你们对老爷子的帮助？我们帮助了吗？总是他帮助我们呀！

注：2015年11月13日晚8时抄写毕。窗外的自鸣钟正敲出清脆的钟声。已连续下了几天的小雨。11月29日，周日，又整理了部分。12月1日，又看了一遍，做了部分修改。这里还有一点点说明，这些笔记（日记）在当时记录时，有的地方较略，誊出来给读者阅读，为了上下文的通顺，文字上做了润色。文中所有的时间都是准确的。比如1996年12月18日全国作代会这一天去找汪先生，因为我们请作家吃饭拍了照片发在我们报纸上，这张剪报我收藏了好多年，可是用时却找不到了，我找了几个钟头才在一堆书中翻出，只有有这个时间节点，才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这里也特做说明。

原刊《上海文学》二〇一六年第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