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学术与梦想

张煦在哈佛铜像前（1936年）

1936年秋，张煦随同一群中国青年学生，怀着“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理想，登上“太平洋”号客轮，远渡美国，开始其异邦求学生涯。张煦选择的学校是位于美国东部剑桥的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创办于1636年，是英格兰移民美洲的一批清教徒在新大陆创建的第一所大学。这些清教徒在英国的剑桥大学受过古典式的高等教育，为了使子女在新大陆也能享受跟他们一样的教育，于是模仿剑桥大学的模式，在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大市区查尔斯河畔创办了一所学校。起初学校命名为“剑桥学院”。1639年，为了纪念学校的创办者和主要捐助者约翰·哈佛（John Harvard，1607—1638），经马萨诸塞州议会同意，更名为“哈佛学院”。哈佛大学从创办之初，就以追求真理为宗旨，其校徽上用拉丁文写着“VERITAS”，即真理。校训则写着：“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

哈佛大学校徽（图片来自哈佛大学网站）

北美独立战争时期，哈佛学院成为支持美国独立的重要思想阵地。战后学校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于1780年升格为哈佛大学。学校除了原有的以文理为主科的哈佛学院，先后又开设了神学院、法学院等，成为正式的大学建制。进入19世纪，在一些曾留学德国的年轻教师推动下，哈佛大学从过去模仿剑桥大学，以古典教育为宗旨的传统，逐渐转变为德国式的现代教育。即减少古典学的课程，增加数理科学教育，兴办理学院、天文台等。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哈佛大学已经办成包括法学院、医学院、商业管理学院、文理学院等学科比较齐全的综合性大学。

在张煦就读哈佛大学期间，校长是化学家科南特（J．b．Conant，1893—1978）。科南特担任哈佛大学校长长达20年（1933—1953），对学校做了多项大胆改革，推行通识教育，大力加强研究生教育，实行课程必修与选修相结合，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办法，使学校办学质量有了飞速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按照校长科南特的说法，“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一代人的质量。”校长科南特的个人魄力与学术追求，加上校友们的大力支持，使学校经费非常充足，哈佛大学一直重视聘请世界各地最有名的学者到校任教或做短期讲学、访问研究，学校学术氛围浓厚，研究水平大幅提高。张煦于此时期到哈佛求学，可以说恰逢其时。

留学哈佛是当今很多中国青年学生的最大梦想之一，但在当时的背景下，“实业救国”的理想更为迫切，许多留学生及其家长更愿意选择麻省理工学院等以工程见长的工科院校。一则因为这些工科性质的学校不但专业更为“实用”，符合实业救国的理想；二则这些学校的办学方式、专业设置与交通大学的办学传统相似，选择专业也要容易些。比如，跟张煦同年毕业的钱学森，先到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后又转到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张煦的好友张钟俊直接到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相对而言，张煦在数学、物理等基础理论方面比较擅长，计算能力也很强，但并不十分善于动手。因此，他比较偏重基础理论研究，哈佛大学拥有比较宽厚的基础理论，更适合他的风格。1936秋至1937年夏，张煦在哈佛大学研究生院的物理与通信工程（Physics ＆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专业修硕士研究生课程。1937年6月，张煦获得哈佛大学科学硕士学位，学位论文研究方向为高频振荡电磁场发射器的特征。

按照当时庚款公费留美的资助计划，公费留学生只能在美国留学两年，也就是说，张煦的留学生涯将在1938年夏结束。此时，张煦的无锡老家已经是敌占区，处于一片混乱恐慌中，父亲张德载也失去工作了。张煦与其兄张烈同在美国留学，家庭经济不堪重负。他原打算拿到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后，到贝尔电话公司等电信企业实习一年，然后回国服务。于是，1937年夏，张煦准备向其导师，哈佛大学的查菲（E．L．Chaffee）教授等辞行，到贝尔电话公司实习一年，然后回国工作。当时，查菲教授即将升任哈佛大学克鲁孚脱（Cruft）研究所主任，可以单独招收博士研究生。查菲为张煦的处境感到非常惋惜。因为张煦学习很努力，成绩也特别优秀，每门课成绩都是A，若就此回到中国，学业很可能就此荒废。于是，查菲好意挽留张煦继续做博士论文，帮助他申请奖学金，并安排适当工作，以解决留学费用和生活费用问题。

由此，1937年6月至9月，张煦到麻省理工学院暑期学校学习和做实验。1937年9月至1938年8月，在贝尔电话公司（纽约）以及美联邦无线电厂等实习一年，之后又回到哈佛大学。

麻省理工：工程与实学

为何选择到哈佛留学却又要到麻省理工学院做暑期实验呢？首先，张煦在交大求学时的许多教师是从哈佛或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回国的，比如张廷金是哈佛大学的硕士，裘维裕先在麻省理工学院获硕士学位，再到哈佛大学研究院从事一年的研究工作后才回国。其次，交通大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教育体系、教学内容等模仿麻省理工学院。所以，很多出国到美国留学的学生很自然地会选择这两所学校。张煦在大学时经常听张廷金讲述哈佛大学的教学科研水平及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非常羡慕。在张廷金教授的推荐以及出国学生指导员胡瑞祥的帮助下，他凭借交通大学的毕业证和学习成绩向哈佛大学申请，很快收到接受录取的通知，非常高兴。这也说明当时美国一流大学对交通大学的教学水平是非常认可的。

张煦（左）与张钟俊（右）在麻省理工学院（1936年）

到麻省理工学院做暑期实验，则是“实业救国”思想的直接体现。因为在哈佛强调的是基础理论，以课堂教学和讨论为主，虽有不少实验课，但与工业的联系相对比较弱，学生动手操作的机会也比较少。而麻省理工学院很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跟工业发展联系紧密。为回国后能够直接从事通信行业的教学、科研和生产实践工作，如电信器材的设计、生产、组装、调试和维护等，有一段时间的集中操作实践训练是十分必要的。张煦的国内导师胡瑞祥要求他在哈佛通过考试，拿到硕士学位之后赶快抓紧时间，利用暑期休假的机会到麻省理工学院加强实验操作能力的训练。

张煦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暑期实验主要是选修一门高级电信测量课程，以电子通信参数的测量为主。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他得到的实践操作锻炼是非常重要的。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传统很有名，不但实验设备很齐全，而且很开放，假期也是全天有职员上班。麻省理工学院要求学生自己设计实验方案，经实验教师批准后到实验室申请所需要的器材，有些则要求自己利用实验室的工作台自行加工制作。实验过程完全是独立的，有不明确或困难之处可以向实验室教师提出帮助，但最后都得自己解决问题，有些像工厂里面的试制车间。实验操作完成后也要自己设计实验报告，经过实验室教师的严格检查，整个过程都体现学生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张煦在此期间所做的实验报告，回国后成为他教学上重要的参考资料。他后来指导学生实验或带领学生实习时，也以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规则要求学生。

贝尔公司：学以致用

在贝尔电话公司等多家美国电信企业实习一年，是张煦人生中很重要的一段经历。这一年的实习经历，使张煦进一步掌握国外通信系统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包括网络系统的设计、计算，器件的制造、运用和维护等各个环节，为他回国工作和进一步的科研活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20世纪30年代末的美国贝尔电话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可算是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通信公司，拥有世界一流的设施和研发人才队伍。到贝尔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实习或工作，是很多通信工作者梦寐以求的，张煦为何有此机缘呢？按照他后来的回忆，这里面有多方面的途径。

出国前的1936年春，张煦在上海电报局等国内电信企业实习时，认识一些国内和国外的电信专家，便请他们帮助推荐。其中最关键的，是国内有名的长途电话专家胡瑞祥的推荐和帮助，使他认识不少美国电信专家，并得到他们的帮助。胡瑞祥原在交通部（南京）九省长途电话工程处任处长，1935年秋张煦报考清华公费留美生时，胡瑞祥被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顾毓秀聘请，为“长途电话门”出考题和评卷。在学生出国前，他又受聘为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生指导员。因为长途电话门只有张煦一个公费生，因此他对张煦比较了解。1936年春，胡瑞祥与几位外国专家（美、英、日）在上海调查一起电信资费风波案，其中有美国电信专家雷（J．G．Wray）（胡在美国留学时认识的朋友）。胡瑞祥介绍张煦与雷相识，并给张煦写介绍信，建议他到美国后去找雷帮忙联系实习及暑期实验等事宜。张煦1937年夏拿着胡瑞祥的介绍信去芝加哥，见到雷，雷写了两封信给他的两个老朋友推荐张煦，一封给贝尔电话研究院的院长朱伊特（Jewett），另一封给麻省理工学院院长康普顿（Compton）。此外，张煦也找到当时驻美大使馆的武官郭德权帮助写了介绍信。于是，他才有后来到麻省理工学院暑期实验和贝尔公司等实习的经历。

当时的贝尔电话公司规模还不是很大，但研究开发实力已很强，主要的业务是市内通话为主，也有少量的长途电话业务。张煦回忆：“我本人早年留学美国开始学习通信科技时，已经对Bell Telephone Lab有粗略的了解，当时这家研究所集中于纽约市沿哈德逊河的West Street，还没有发展到New Jersey州几个规模很大的所。1937年秋季，我去West Street访问R．W．King（金）博士，他向我介绍他们的情况，并赠给我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登载文章的单行本百余本。”金早年在康奈尔大学与胡适是同班同学，对中国学生很同情（后来张煦通过金募捐到一大箱贝尔研究院的图书和杂志，作为重庆璧山技术训练所的图书之用），他答应让张煦到贝尔研究院的某些部门参观。张煦的这次实习和参观，不是走马观花式的看看而已，而是带着问题要去请教，打算仔细考察各个主要设计和组织管理的环节。由于时间太紧，张煦碰到的一些技术问题当时还没法完全解决，后来向该研究院发表过载波电话文章的阿费尔德（Affeld）和发表过终端机文章的赖特（Wright）通信请教，得到他们的答复，才算顺利解决。

1938年春，张煦又拿着大使馆的介绍信去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长途电话部联系实习，接见他的是传输工程师考恩（Cowan），他答应张煦实习一个月。该部在纽约有一座大厦，装置了许多增音机、载波机等设备。实习主要是学习运用和维护方面的知识，但是该公司技术资料很多，可以任意查找。张煦在该部遇到一位好心的训练教员，他请教的所有问题都得到解决，所要求的技术资料也都获得许可，这位训练教员还送给张煦一本他编写的《长途电话原理》著作。此外，张煦还到纽约的西方联合电报公司参观，公司的总工程师休密（d'Humy）也慷慨送他一些技术资料。这些资料成为他回国后，先在（重庆）交通大学、金陵大学，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交通大学讲授“长途电话”课程，编写“长途电话”教材的主要参考资料。

此外，胡瑞祥本人曾在美国纽归赛电话公司实习过，认识该公司人事处的负责人瓦斯（S．M．Vass），于是他给张煦写了介绍信。张煦带着胡瑞祥的介绍信找到瓦斯，得以准许在纽瓦克的该公司实习三个月。这段时期，该公司正好开办一个短期训练班，学习敷设电缆的各项计算，张煦得以加入学习，教员为纽瑟姆（Newsome）。后来，张煦在该公司工程部实习，还遇到了胡瑞祥的好朋友纽波特（Newport），得到不少技术资料。这段时间的实习，主要内容是运用与维护。张煦觉得还应熟悉制造方面的知识，因此他设法进入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系统的西方电气公司可奈长途电话器材制造厂。

当时，在纽约管理清华留美公费生的是华美协进社，由孟治一人负责。张煦找到孟治，请他写信给华盛顿的驻美大使，托请大使帮忙介绍。很快，张煦接到大使馆武官郭德权签名的介绍信，顺利地进入该厂实习。西方电气公司与美国军方订有合同，为军方制造通信器材，因此，一般人很难有机会进入。张煦也只能在此地待比较短的时间，大约一个月，概要地了解他们最新的生产技术。但这段时间的参观和实习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时军用通信技术与一般民用技术相差并不是很大，只要有较好的基础，如果有机会接触，一些关键技术很快就能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