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海阔天高我自飞
冯友兰先生去世于1990年，享年95岁。他这一生，不是喜剧，也不是悲剧，而是悲壮之剧，他的命运与中华民族近百年的命运共沉浮，他是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在坎坷遭遇之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象征。冯先生的一生，是一部历史大片，我相信总有一天，电影巨片《冯友兰传》会问世，因为他是我们这个民族旧邦新命、走向共和、走向现代化的缩影。
“三松堂”的天地境界
“三松堂”是冯友兰先生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7号的寓所称谓，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直到今天，冯先生及其女儿宗璞一家，一直住在此处，光阴已越半个世纪。庭院有三棵松，挺拔青翠，生机盎然，冯先生热爱松之品格，故命寓所为“三松堂”。2008年2月春节期间，我陪同冯先生的弟子、清华大学教授刘鄂培先生，为筹办张岱年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而到此拜访宗璞老师。宗璞二话没说，当即在倡议书上签字支持。
正值隆冬时令，万木凋谢，唯有“三松堂”院中的松树常青，我猛地想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句格言。这句格言，不正是对冯先生一生的写照吗？
冯友兰这一生大灾大难，没有过上几天平静安逸、可以好好做学问的日子。在1949年之前，他经历了血与火的战争。在此之后，他又深陷灵魂深处闹革命的阶级斗争。所庆幸的是，冯先生从1980年之后，到1990年，即85岁—95岁这10年，他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才使他的人生圆满地画上了一个句号。他以大自由、大自在的人生境界，口述完成了他的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在耳不聪、目不明的身体状况下，他要“海阔天高我自飞”。
我常常想，如果冯友兰先生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想不开而自杀、或者身心疲倦而未长寿、或长寿而万念俱灰，那么，他的最重要的、晚年精华著作，便不可能诞生。可以说，他的第二次学术生命，是从85岁开始的。我们扪心自问：您见过这样的老人吗？85岁还在以极大的毅力、干着自己未竟的事业。在这期间，他病重过几次，只因《中国哲学史新编》未完成，他抓紧到医院治病，他甚至说：“现在治病，是因为书未写完。等书写完了，就不必治了。”临近95岁的时候，巨著写完了，想说的话说完了，没有遗憾了，他便说走就走了，巨著完成后4个月，他安然离去，离他的生日只差几天。他的遗体火化那一天，即1990年12月4日，这一天正是他的生日，他的生与死、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同在一天，时间怎么会是如此巧合？他超越了生死，死对他来说，是涅槃、是重生。
他的学生涂又光讲：在冯先生生命的最后半个月，他还断断续续说了一些话。我注意到，这些话里都没有“死”字，更没有说他身后如何。我领悟到，他言不及死，是因为他心无死字。先生是超越死生的人。这就是他在《新原人》中讲的天地境界。先生之学的中心问题，是人生精神境界中的天地境界。天地境界，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有天地境界的人，对于死生大事的态度，是“存，吾顺事；殁，吾宁也”。
生亦顺化，死亦顺化，毫无芥蒂萦怀，所以超越死生。挨批挨斗，若无事然，照样吃得，照样睡得。不吸烟，不嗜酒。坚持锻炼身体，并有从师习武的童子功，收藏兵器的爱好。得享高寿，岂是偶然。为此，我作了一副挽联，悬挂在冯先生遗体告别仪式的灵堂：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求仁得仁，安度九十五岁；
誉之不加劝，非之不加沮，知我罪我，全凭四百万言。
冯友兰的女儿宗璞讲：“‘存，吾顺事；殁，吾宁也。’父亲很赞赏张载《西铭》中的这最后两句，曾不止一次讲解：活着，要在自己恰当的位置上发挥作用；死亡则是彻底的安息。对生和死，他都处之泰然。”
冯友兰先生是一位将天地境界视为人生最高境界、并完全融入自己生活之中的哲学家，可以讲，他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因为他明白了生死，了却了生死。也正是这个原因，哲学的智慧让他渡过了生命中的千难万险、刀山火海。冯先生在波涛汹涌、海浪滔天的人生大海中能够长寿，实在不容易，其根本之因，源于他的天地境界。
冯先生在其所著《新原人》中提出了人生的四种不同层次的精神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哲学的目的和作用是，使人最终达到最高层次的天地境界，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生命的永恒意义，与天地同流，与宇宙同在。这也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说的“极高明而道中庸”。
有天地境界的人不必做什么特别的事情，他的生活就是普通人的生活，但对于有这种境界的人来说，这样的生活，已经有了与一般人完全不同的意义，过这样生活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人性的解放、自由的至乐。“极高明而道中庸”中的“高明”，是指人生的最高精神境界，“中庸”是指日常生活。二者的统一，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说的内圣外王之道，也就是超越了自然和人类界限的天人合一。
人生境界说可以说是冯友兰哲学思想中最珍贵的部分。他曾说，平生立论最不可改变的就是境界说。人对于宇宙人生的觉解程度，有所不同。因此宇宙人生对于人的意义，亦有不同。自然境界是指人对其行为只有生物直觉；功利境界指人知其行为是满足自己的私欲；道德境界指人知其行为是利他的，是有益于社会公益的；天地境界，亦即哲学境界，指人对其行为还自觉有超社会、为天地立心的意义。前两者是自然的产物，后两者是精神的创造。
冯友兰与张岱年的哥哥张申府是好朋友，张申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他把罗素哲学介绍到中国，对中国产生了极大影响。正由于这层关系，冯友兰便看上了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张岱年，于是就把堂妹冯让兰介绍给他，两人结为百年夫妻。作为冯友兰妹夫的张岱年，对冯先生知之甚深，我在访问岱老时，他讲：
冯先生在《新理学》《新原人》等著作中，强调提高精神境界。从他的态度、言行来看，他确已达到很高的精神境界。他的态度谦和宽温，待人接物，从无疾言厉色。20世纪50年代，他虽然表示赞同唯物主义，但仍多次受到批判，他坦然怡然，从无愠色。当时对冯先生的批判实有过“左”之处。在“文化大革命”中，冯先生更受到猛烈的冲击，当时冯先生表现了类似“见侮不辱”的超脱态度。
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冯先生强调《易传》所说“修辞立其诚”。有一天他对我说：“现在我赞成《庄子·逍遥游》所说的宋荣子的态度：‘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我认为是真理的，就要坚持了。”我当时对他说：这正是哲学家应有的态度，本来就应如此。其实这也是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对于冯老的这次表态，我表示深切的敬意。
宗璞老师讲：老实说，几十年来，从我的青年时代开始，耳闻目睹，全是对父亲的批判。父亲自己，无日不在检讨。现在看来，人们的看法愈来愈接近事实，这是长寿的好处。父亲曾说：长寿的重要在于能多明白道理，尤其是哲学道理，若无生活经验，那是无法理解的。
从父亲身上我看到了一点，即内心的稳定和丰富，这也可能是长寿的原因之一。他在具体问题前可能踌躇摇摆，但他有一贯向前追求答案的精神，甚至不怕否定自己。历史的长河波涛汹涌，在时代证明他的看法和事实相悖时，他也能一次再一次重新起步。我常说中国人神经最健全，经得起折腾。这和儒家对人生的清醒、理智的态度和实践理性精神，是有关系的。而中国传统文明的另一重要精神，无论是曾点“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愿望，或是庄子游于无何有之乡的想象，或是“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的禅宗境界，都表现了无所求于外界的内心的稳定和丰富。
照父亲的了解，那“孔颜乐处”，是把出世和入世的精神结合起来，从而达到彼岸性和此岸性的一致。所以能“胸次悠然”。所以父亲能在被批判得体无完肤、又屡逢死别的情况下活下来，到晚年依然思路清楚、记忆鲜明，没有一点老人的执拗和怪癖。有的老先生因看不懂自己过去的著作而厌世，有的老先生因耳目失其聪明而烦躁不安，父亲却依然平静自如。其实他目力全坏，听力也很可怜。但他总处于一种怡悦之中。没人理时，便自己背诗文，尤爱韩文杜诗。有时早上一起来便在喃喃背诵。“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他在诗词的意境中似乎觉得十分安宁。
2008年2月宗璞老师送我一书，书中有一篇她写的重要文章《向历史诉说》，她在文章中写道：“二十世纪的学者中，受到见诸文字的批判最多的便是冯先生。甚至在课堂上，学生们也先有一个指导思想，学习与批判相结合，把课堂讨论变成批判会。”“应该说的是，冯先生对于批判者从来不心存芥蒂，在家里从来没有对哪一个个人表示过不满。他知道烧烤别人的人自己并不好受，而且大多后来也受到烧烤。‘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我在父亲身上感到他充满理解与同情的博大胸怀。
他的心境如光风霁月，如晴空碧海，他‘俯仰无愧作，海阔天空我自飞’。他晚年不参加任何会议，一方面是因为身体欠佳，另一方面正表现了他看破一切、潇洒自如，‘愈写愈自由’的心境。”
宗璞说：“父亲一生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很低，他的头脑都让哲学占据了，没有空隙再来考虑诸般琐事。而且他总是为别人着想，尽量减少麻烦。我持家的能力很差，料理饭食尤其不能和母亲相比，朋友都惊讶我家饭食的粗糙。而父亲从没有挑剔，从没有不悦，总是兴致勃勃地进餐，无论做了什么，好吃不好吃，似乎都滋味无穷。这一方面因为他得天独厚，一直胃口好，常自嘲‘还有当饭桶的资格’；另一方面，我完全能够体会，他是以为能做出饭来已经很不容易，再挑剔好坏，岂不让管饭的人为难。
我觉得父亲是有些仙气的，这仙气在于一切看得很开。在他的心目中，人是与天地等同的。‘人与天地参’，我不止一次听他讲解这句话。《三字经》说得浅显，‘三才者，天地人’。既与天地同，还屑于去钻营什么！
父亲的呆气里有儒家的伟大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地步；父亲的仙气里又有道家的豁达洒脱。秉此二气，他穿越了在苦难中奋斗的中国的二十世纪。”有人曾访问冯先生，问其长寿养生秘诀，他意味深长而又幽默地说：“不……着……急。”
冯友兰的一个学生，曾亲眼目睹了1952年对冯友兰的一次猛烈批判，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对他最猛烈的一次批判是在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有点毛骨悚然。那次文科师生大会事先没有说是对他的批判会，但临时有社会学系的教师走上讲台，对冯先生作突击式的长篇政治批判，内容无非是说冯是国民党蒋介石的‘御用文人’，由蒋介石聘为家庭教师，‘一贯为国民党效犬马之劳’之类。批判中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揭露，但由于批判人声嘶力竭的表情，摩拳擦掌的姿态，再加上当时群众反蒋的政治热情，气氛确是很吓人的。这样的批判会在后来，尤其在反右和‘文革’期间，也就司空见惯了。但在当时的清华园，却是破天荒第一遭。
我当时想，发言的教师乃是一位‘积极分子’，他站出来批冯一定是清华教员党总支布置的任务，冯先生自己也会意识到这是有来头的。当时他在座位上默不作声，我恐怕他会忍受不了而萌发轻生之念，所以就对坐在我旁边的李广田先生低声说：‘会后请你陪冯先生回家吧！’李广田也感到有此必要，开完会就一路陪送他回家。次日我询问了李先生，他说冯先生尚平静，没有沮丧的表情。我当时想，冯先生倒真是学通了孔子‘君子不忧不惧’的教导，能做到处变不惊、临危不惧。”
一位北大哲学系的学生回忆，冯友兰在“文革”中的主要任务就是必须完全否定自己。他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某次系里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彻底孤立一小撮阶级敌人。”传达完毕，示意冯友兰表态，他会意地说：“我理解毛主席的话，扩大教育面，再扩大也扩大不到我冯友兰；缩小打击面，再缩小也包括我冯友兰，因为我就是一小撮阶级敌人。”这正是冯友兰在狂风骤雨之中与众不同之处。怪不得与冯先生同时代的佛学研究专家汤用彤，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云南昆明，就对冯友兰有过如此评价：“南方人聪慧，北方人朴重，南方人才多于北方，北方人才不出则已，出一个就不平常，像冯芝生，南方少见。”
横渠四句
北宋哲学家张载，是陕西省眉县横渠镇人，世称横渠先生，他最为著名的“横渠四句”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冯友兰先生对此心向往之、高山仰止。
他的学生、现为清华大学教授、80多岁的羊涤生先生告诉我：“记得他在清华时住在乙所，一进门就挂着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批是‘继往开来’。我们这些当时的学生们，在背后议论，把乙所叫做‘太乙洞天’，把冯先生叫作‘太乙真人’。学生们主要是就气象而言的。”
最有意思的是，冯友兰的这位学生，在其客厅也挂着“横渠四句”，书写者是他的另一位老师张岱年先生。看来，张载的哲学精神，在冯友兰师生那里一脉相承。而且这个传承又延续到羊涤生教授的外孙那里。2010年秋季的一天，我去羊教授家，看到岱老所写“横渠四句”书法条幅的最下面，盖有几处卡通印章，一看便知是儿童所为。羊教授见我发现了此事，便告知是几岁的外孙所为，他十分生气，便叫外孙写了一份检讨书。我要了这一份具有纪念意义的幼儿检讨书：“前天，我犯了一个天大的错。我把姥爷的老师张岱年亲笔写的、宋代张载写的横渠四句的条幅上，盖了我的印章，这个条幅上写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天平。’在去shí táng(食堂)的路上，老爷狠狠地pī píng(批评)了我，于是，回到上地，我把这首诗读了一遍，děng(等)我长大后我一定àn zhào(按照)这首诗说的bàn(办)。回到家中，我把这个jiǎn tǎo(检讨)写了下来。我觉得这首诗写得很好。”看来，羊教授也成了“太乙真人”。
冯友兰先生的侄女冯仲芸，与任继愈成婚，任先生后来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是我国著名的宗教学研究专家。作为侄女婿的任继愈，对长辈冯友兰了解很深。我多次拜访他，更多地了解到冯先生为什么常常以“横渠四句”抒发心中思考的原因：“冯友兰学术活动的时代，在20世纪。中国人是怀着屈辱走进20世纪的。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北京，赶走了皇帝，迫使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时时处在被瓜分的边缘。20世纪给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是救亡图存，促进中国现代化，迅速摆脱半殖民地的地位。冯先生的哲学史是在这种背景下撰写的。它是一部学术著作，却又不是纯学术的著作。国家危难，唤醒了广大爱国人士，人们从不同的岗位提出救亡图存的主张。企业家提出实业救国，教育家提出教育救国，各政治团体和党派也都提出了他们的救国纲领。
旧版《中国哲学史》出版于1934年，当时日本军已经占领东北三省，冯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序二中写道：
此第二篇稿最后校改时，故都正在危急之中，身处其境，乃真知古人铜驼荆棘之语之悲也。值此存亡绝续之交，吾人重思吾先哲之思想，其感觉当如人疾痛时之见父母也。吾先哲之思想有不必无错误者，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书立说之宗旨。无论其派别如何，而其言之字里行间，皆有此精神之弥漫，则善读者可觉而知也。
《序》中用了‘铜驼荆棘’的典故，绝不是夸大其词。当时的中国确实处在亡国的边缘。当时，日本军用飞机无限制地在市区上空低空飞行，学生上课时飞机噪音干扰了讲课，有时不得不停一两分钟，等飞机过去接着再讲，机翼上鲜红的日本徽志刺伤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北京已经是一个边城。果然，1937年，日本侵略战争全面开始了。
10年后，冯友兰先生在战争流离颠沛中先后出版了几部哲学专著，《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等六部。他在《新原人》序中说：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此《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
《中国哲学史》出版10年后，也就是在日本侵略军战败投降的前二年，冯先生再次提出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言，国家危难之际，爱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一片赤诚跃然纸上。”
从羊涤生先生、任继愈先生那儿所知，冯友兰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40年代、50年代，一直反复倡导“横渠四句”，在其最后的著作《中国哲学史新编》于1990年写完之际，他仍在书的结尾处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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