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四十年磨砺

1983年，任正非离开了军队，踏上了深圳——全中国最有活力的这片热土。

1944年10月25日，任正非出生在贵州安顺市镇宁县。

在中国的版图上，贵州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所谓“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明代王阳明曾云“天下之山，萃于云贵；连亘万里，际天无极”，贵州多山地，聚山万座成一国，史上素有“山国”之称。

贵州不若江南富庶之地，从来没有大批量出现过杰出人物，但贵州的杰出人物一旦从山旮旯里蹦出来，那就是鬼才、奇才。

任正非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身上有贵州人那种“日鼓鼓”的精气神，所谓“日鼓鼓”，简单说就是倔、认死理、坚韧不拔、百折不挠。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说：“在中国的悠久历史上，算得上是科学天才的有一个杨振宁，算得上是商业天才的有一个任正非。其他的天才虽然无数，但恐怕不容易打进史书去。”

中国人讲究慎终追远，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任正非只是新“贵人”，他的祖籍其实是浙江金华，祖父名叫任三和，来自金华市浦江县黄宅镇的任店村。

任三和有一门在黄宅镇远近闻名的手艺——制作金华火腿。他做出来的火腿色泽金黄、纹理明显，味道更是无可挑剔，深得吃货们的欢心，搁到现在的话，没准儿能上《舌尖上的中国》。老话说，家财万贯，不如一技傍身。凭借这门手艺，任三和一家衣食无忧，后来还盖了一座气派的徽式四合院，这是中国商人的传统。北方商人建大院，南方巨贾造园林，千古一脉相承。

1910年11月16日，任三和有了一个小儿子，他给孩子取了个很出众的名字——任木生（看来这孩子是五行缺木啊），字摩逊，意为儿子长大后不逊色于任何人。

说起来还真有意思，任摩逊真的像他父亲希望的那样，自幼聪慧，好学善学，再加上家境殷实，大家都觉得任摩逊前途不可限量，将来是要“中翰林、点状元、做大官”的。

等到任摩逊读了几年书，他的父亲任三和老先生却不愿意再让他上学深造了，觉得读书再多也没有用，认识几个字会记账就行了，还是扎扎实实学门手艺更好。

任老先生还在大门正上方刻了“绳其祖武”四个大字，意思是要跟着祖先的足迹继续前进，后人应该继承父辈的手艺。任摩逊显然不这么认为，他更愿意做个读书人，而不是火腿大师傅，他要出去读书、见世面。父子二人就这样产生了冲突。

其实在我看来，人在世俗的物质生活之外，的确应该有一个精神世界。读书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明理和构筑自己的精神世界。在那个世界里，风雨不可进，国王不可进，只有自己能够无边无际地自由翱翔。

就像《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里说的，这个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永远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片羽毛都闪着自由的光辉。任摩逊就是闪耀着自由光辉的这种人。

老话说“儿大不由爷”，最终，任三和做出了让步，让他的这个小儿子继续读书。这个决定深远地影响了任氏一脉的命运，在后来任摩逊、任正非父子两人最困难的岁月里，任摩逊再三跟任正非强调学习的重要性，让他千万不要放弃学习。

1931年，任摩逊考上了北平民大经济学专业，随后在父母族人的期许中去学校就读，这本来是一个可以看到结局的故事：读书、结婚、继承家业或者做官……

但是，世事难料，这一年，局势骤变，日本入侵东北。天下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任摩逊和满腔热血的同学们不甘心做亡国奴，开始积极地参加各种救亡运动。

孰料祸不单行，任摩逊在大学读了三年后，他远在浙江的父母相继病逝了。这对任摩逊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一是感情上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二是经济上也失去了来源，他没有办法再上学了，只好辍学回家。

回到故乡后，任摩逊先后在浙江定海水产职业学校、南京农业职中任教，以维持生计。

1937年，机缘巧合之下，颠沛流离之中，任摩逊因同乡介绍，来到广州国民党412军工厂做会计。这个工厂主要生产防毒面罩，是军工产业的边缘产业，随着局势的发展，工厂先是迁到了广西，再从广西迁到了云南，又从云南迁到了贵州。

当时，烽火连天，每个人都是朝不保夕，谁也不会想到，412军工厂这段工作经历后来会给任摩逊及其家族带来那么巨大的影响，在未来的岁月中，整个家族因为这件事灾祸不断。

颠沛流离的生活并没有让热血青年任摩逊丧失对人生和国家的热爱。他私下里宣传抗日，组织讨论会，举办读书会，用行动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这个读书会里，人才荟萃，后来出了不少地方高级干部。

很快，任摩逊办的读书会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特务们准备抓捕他。

危急关头，任摩逊不得不另做打算，以送同乡回老家为由，离开了工厂。可他回到老家后也备受国民党特务的骚扰，为摆脱一路尾随纠缠的特务，他佯装得了恶疾，让村里人用轿子把他抬到当地的火车站。特务怕被传染，不敢靠近阻拦，任摩逊就这样机智地逃离了家乡，这一去，青丝变白发，天涯漂泊，如小舟逝于江海，再未归港。

为了不给老家的人带来麻烦，也为了找个安全的避难所，任摩逊乘着继续南下的火车再次返回贵州，在这个“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的西南山国开始了自己的人生漂流。

至于浦江的那个家，任摩逊再也没有回去过。直到1995年5月，已经85岁高龄的任摩逊，在儿子任正非的陪同下，最后一次逛了浦江县城，父子俩拍照留念，不知是近乡情怯，抑或是怕睹物思人，任摩逊最终没有迈进家门半步。

这几十年的时间里，人间万事消磨，任摩逊经历了种种生离死别，到头来恍有人生如梦之感，自故园返回贵州不到一个月，任摩逊与世长辞。

贵州过去是多以偏远闻名于世的，不论是“黔驴技穷”还是“夜郎自大”，都是在暗暗地表达这一地区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距离感。往事越千年，时代真的不一样了，如今的贵州已成为中国的大数据之都，因为气候凉爽、利于散热，可以为互联网公司节省不少电费的支出。

可在任摩逊所处的年代，贵州还是非常落后的。不过冥冥中自有定数，当年重返贵州后，任摩逊再执教鞭，结识了他此生的灵魂伴侣——程远昭。

程远昭是贵州人，在这个西南山国长大。非常幸运的是，就在同龄人结婚的年纪，她在父母的支持下念完了高中，在当时，她在当地算是个“大”知识分子。结识任摩逊之后，程远昭更是见贤思齐，不断自学精进，最后成了一名数学老师。

任摩逊和程远昭结婚后，举案齐眉，相敬如宾。1944年10月25日，任摩逊和程远昭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这一年，任摩逊34岁，程远昭17岁。

家有添丁之喜，国有动荡之忧，看着这个呱呱坠地的儿子，任摩逊忧从喜来，想到自己北上京华读书正是青春放歌之际，孰料国破家亡、山河破碎，自己在大时代的洪流里颠沛流离，历经各种是非、无数成败……

任摩逊希望自己的儿子在以后的人生中能明辨是非，不为名利所动，不为磨难所败，成为对社会有价值的人，所以他和妻子认真地为这个孩子起名为任正非。这是他们的期盼，期盼这个孩子未来可以正本清源、明辨是非，这也是他们对孩子的祝福：江湖千秋磨难，任我行。

新中国成立后，任摩逊穿着土改工作队的棉衣，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山区，在那里，他创办了镇宁民族中学，他培养的学生中有不少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但他的一生如同枝叶掩映的春泥，不为人知。

当时任家的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任正非曾回忆说：“我们家炒菜是有盐的，当地认为有盐炒菜的人就是富人了。我们不能完全说是很穷的穷孩子，但是，我们和城市的孩子比起来，认识确实太孤陋寡闻了。”

不过，随着家里的孩子日渐增多，生活就变得捉襟见肘，任摩逊最小的儿子1956年出生，整整比任正非小十二岁。

那时，任摩逊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教育上，家里的担子只有程远昭一个人扛。虽然如此，她却从不抱怨，朴实善良、性格开朗的她成了这个九口之家的顶梁柱。

根据大头的观察，一个家族中，妈妈的素质往往决定了后代的命运，前有孟母三迁，后有岳母刺字，都雄辩地证明了娶妻娶贤的重要性，程远昭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妻子、伟大的母亲。

当时，程远昭最大的使命就是保证一家人活下去，她总是把其他人照顾周全了才顾得上自己，平日里张罗着家人吃上饭，她自己便开始拾掇灶台，等活计都干完，家人又都吃完了饭，她又得开始忙前忙后收拾，吃不上饭成了常有的事。

程远昭身上融合了中国传统女性和知识女性的优良品质，她勤劳、耐苦、慈爱，生完孩子当天就下地做饭，忍饥挨饿时而有之，同时她也上进、努力、不服输，在教学的同时，想尽一切办法保证全家人活下去……她的这些特质深刻影响着年幼的任正非，是他不服输、开朗个性的源头。“好父母胜过好老师”，诚不我欺。

生活艰辛，可无论怎样煎熬，任摩逊夫妇从不多吃一口粮食，他们家那时就已经很“时髦”，实行“分餐制”，但不是为了避免传染疾病和远离病毒，而是共餐这种模式下，大孩子会多吃，年龄小的孩子吃得少，因为粮食总量不够，就会有人饿死。他们给每个孩子定量，不能争抢，这样尽管大家都忍饥挨饿，但保证了没有一个孩子饿死，这样“残酷”的规则，保证了家族的完整性，而程远昭那份本就不多的口粮经常出现在饥肠辘辘的孩子的碗里。

“我从小到大，最大的记忆就是吃不饱，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最大的梦想是想吃一个馒头。晚上睡觉做梦都在想是不是有个馒头吃，并不是追求好好学习，将来有什么发展机会……”许多年以后，任正非接受德国电视一台采访的时候，如是说。

这段难忘的岁月，让任正非初尝了人生艰辛的一面。

到了三年困难时期，任正非一家的情况更加窘迫，任正非在《我的父亲母亲》这篇文章里是这样描述那段艰难岁月的：

……每个学期每人要交2~3元的学费，到交费时，妈妈每次都发愁。我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

直到高中毕业我没有穿过衬衣。有同学看到很热的天，我还穿着厚厚的外衣，就让我向妈妈要一件衬衣，我不敢，因为我知道做不到。我上大学时妈妈一次送我两件衬衣，我真想哭，因为我有衬衣了，弟妹们就会更难了。我家当时是2~3人合用一条被盖，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

上大学我要拿走一条被子，就更困难了，因为那时还实行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一年，每人只发0.5米布票。没有被单，妈妈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我度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

我们家当时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如果不是这样，总会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高三快高考时，我有时在家复习功课，实在饿得受不了了，用米糠和菜和一下，烙着吃，被父亲碰上几次，他心疼了。其实那时我家穷得连一个可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是用瓦缸装着，我也不敢去随便抓一把。

高考前三个月，妈妈经常在早上塞给我一个小小的玉米饼，要我安心复习功课。

1963年，任正非凭借顽强的意志，以中上的成绩考入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2000年，该校被并入重庆大学），不得不说，在那个动荡的时代，这是命运给予他最好的礼物，它开启了任正非后来的人生所有可能。

进入大学，任正非决心不辜负父母的苦心，学习十分刻苦。按照正常的人生轨迹，大学毕业之后参加工作，能赚钱孝敬父母，家里的生活会慢慢变好。可是没想到，就在这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我们从任摩逊的几张老年照片以及他的往事中可以看出，任摩逊是一个性情沉稳、低调内敛、不苟言笑、认真严厉的老知识分子。在“文革”前多次运动中，任摩逊都很低调，所以没有受到冲击，但这次他没能躲过去。

虽然1958年任摩逊以高级知识分子的身份入了党，但因他曾经在国民党军工厂工作，以及他积极的革命进步意志，造反派给他扣上了“修正主义”的罪名，他很快就被打倒了。

在此期间，任摩逊常被造反派推到大街上游街示众，那个时候流行给他们这些“五类分子”头上戴高帽，脸上涂上墨，让他们在众人簇拥中接受批斗和拳脚，人格尊严荡然无存。

有一次，任摩逊曾经的学生指着他质问：“开学第一天，你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向我们宣扬孔孟思想，你承认不承认？”

这个学生指的“宣扬孔孟思想”是什么呢？其实是任摩逊在开学典礼上引用了孔子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话，希望同学们珍惜时间，努力学习。但在当时，这也成了罪名。

见任摩逊不肯承认，这个学生举起一根柴棒就朝任摩逊背上打去，力度之大，柴棒直接在任摩逊后背上断成了两截。

多年之后再谈起，任摩逊还开玩笑说，得感谢那根柴棒，它要是结实一点儿，自己肯定要被打坏的。

那是一个颠倒黑白的年代，许多高级知识分子都遭到了这样的待遇，许多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任摩逊在动荡的时代依然坚持顽强的信念，他一直在告诉自己一定要活下去，因为他还有七个儿女要养活，他们都还小，更何况长子任正非正在读大学，这一切都成了他坚不可摧的希望。

任摩逊心心念念着儿子的学业，希望他不要因此受影响。程远昭在写给儿子的家信里也对丈夫的遭遇绝口不提，两个人给任正非搭建了一个虚拟的“太平人间”。

得益于程远昭的隐瞒，任正非才能安心学习，他在高数、电子计算机、数字技术、自动控制、简易逻辑和哲学等学科上下了很多苦功，同时自学了三门外语，后来他到世界各地出差，好多时候都不用翻译，就是源于此时打下的基础。

但纸包不住火，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1967年的一天，任正非从一位贵州老乡的口中得知了父亲的遭遇。他心急如焚，决定马上回家探望，可他没钱买票，最后一咬牙，决定扒火车回家。

因为没有买票，任正非在火车上挨了上海造反派的打，被打得受不了，说：“你们不要打了，我补票行不行？”但是对方粗暴地把他推下了火车。任正非只好扒下一列火车，结果再次被发现，又挨了车站人员的打。任正非咬着牙继续扒火车，最终成功成行。他不敢直接在父母工作的地方下车，怕再碰到查票的，给家人丢脸，给父母惹麻烦，于是在前一站青太坡下车，再步行十几里回去。

半夜，任正非终于回到了家。任摩逊夫妻见儿子鼻青脸肿地回来了，跟乞丐一样，又惊又喜，百感交集。惊喜过后，心疼之余，窗外已经是星月起落，任摩逊夫妇很快恢复了理智，他们怕儿子被人发现后受牵连，影响他的前途，便狠下心来，让他第二天一早就走。

第二天天不亮，任摩逊就催儿子赶回学校，送儿子出门时，看见儿子的鞋破破烂烂，连脚趾都露出来了，他没有任何的犹豫，下意识地就脱下自己的翻毛皮鞋给了儿子。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临别之际，任摩逊对任正非说了两句话：“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弟妹妹。”

多年后，任正非回忆往事，泪如雨下：“我当年穿走爸爸的皮鞋，没念及爸爸那时是做苦工的，泥里水里，冰冷潮湿，他更需要鞋子。现在回忆起来，感觉自己太自私了。”

任摩逊为什么特意嘱咐任正非要照顾好弟弟妹妹？因为那时大学已经停招了，除了任正非读了大学，其他孩子没办法接受高等教育，只能找苦力活干。

任正非的弟弟妹妹们后来的求生技能，都是自学的。几年后，任正非结婚，弟弟妹妹凑了100元送给他。任正非特别心疼，他知道这都是他们在冰冷的河水中筛沙、修铁路时冒着塌方危险挣来的血汗钱。

当年，残酷的生活重压之下，为了活命，任正非的六个弟弟妹妹只好外出找活干，可是他们太年轻了又没有什么文化和技能，只能做一些简单的苦力活，换取的回报也微乎其微，此时支撑家里开销的担子仍落在妈妈程远昭的肩上。

程远昭一边在家里扮演着丈夫“挡风墙”的角色，一边在外面抬土方、挖沙子，甚至做巡道工，她的身体和精神长年处于紧张的状态，这让她心力交瘁，不仅听力受损，后来还不幸患上了肺结核。

因为这些坎坷的人世经历，任摩逊和程远昭夫妇曾经认真地和任正非他们兄妹谈过话：“你们兄妹，今生今世不许做老师。”

这是当时一个普通人家的无奈避祸之举，也是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之殇，如果优秀的人都不去做教育了，这个国家还会好吗？

程远昭老人一世慈悲、刚强，但等到任正非功成名就，有能力为父母颐养天年的时候，她却死于一场非常意外的车祸，这件事令任正非肝肠寸断。

《华为基本法》的草拟者之一、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彭剑锋后来透露：“这件事对任正非打击极大，在老任看来，企业做这么大，关键时刻，连母亲都照顾不了，他非常痛苦。”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世间最深沉的悲剧。

任正非在《我的父亲母亲》中写道：

回顾我自己走过的历程，唯一有愧的是对不起父母，没条件时没有照顾他们，有条件时也没有照顾他们。

爸爸，妈妈，千声万声呼唤你们，千声万声唤不回。

1968年，任正非大学毕业。按照学制，他本应该在1967年毕业，可是“文革”造成的大混乱，导致67届的大学毕业生到了1968年才分配工作。任正非进入一家建筑工程单位，参加了“三线建设”中的一些工程。

到了1974年，因为国家要进行“四三方案”，任正非应征入伍，成为一名基建工程兵，前往辽宁，参加辽阳石油化纤厂的建设。

所谓“四三方案”，指的是20世纪70年代初，国家为解决民生问题，解决老百姓吃饭穿衣的问题，动用大笔外汇，向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荷兰、瑞士、意大利等发达国家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计划，共需要资金43亿美元，所以被称为“四三方案”。

那些年里，中国的棉花年产量一直徘徊在4000多万担的水平，纺织原料紧缺。任正非回忆道：“那个时候发布票，就发一尺七寸。不是公尺、市尺，你说这个布能做衣服？短裤都做不了，只能补衣服。”

有了大庆油田，用化纤来代替棉布也就有了基础，这种化纤，就是如今已经基本见不到而且很多年轻人听都没听过的“的确良”，它比棉布更耐磨，而且不起皱，是当时的紧缺商品。任正非参加的石油化纤厂建设便属于“四三方案”中的一个工业项目。

入伍要过政审这一关，当时任正非很紧张，担心自己政审过不了关。但那个时代被斗倒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多如牛毛，和那些人相比，任摩逊职级太低，并不惹眼，任正非侥幸跨越了这道坎。

任正非能顺利入伍，还沾了自己好学和技术能力强的光。他在大学期间主攻技术，而当时军队中最缺的就是技术人才。于是，任正非顺利入伍。

任正非被分到了部队的实验室，担任实验室的仪表专业技术员，因此他被称为“任老技”。

勤学敏思的任正非科技素养很高，在部队技术发明中表现优异，特别是两次对国家科技空白的及时填补，让领导和战友们不禁交口称赞。

由于父亲的背景，任正非在军队中除了一个“学毛著标兵”的口头嘉奖，再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嘉奖，但正是这些看起来的遗憾让他养成了淡泊名利、宠辱不惊的心态。

后来他曾说：“无论我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均与我无缘。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唯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但是，“我已习惯了我不应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培养了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

后来华为名满天下后，任正非也从不混圈子，国内那么多企业家高端俱乐部，他都不加入，给人感觉很神秘。其实这和他的这段经历有关系，他一直说，加入圈子有什么好处呢？无非是得意时相互吹捧一下，失意时相互踩踏一下。

从这个角度来说，任正非真是洞察人性的大师。

从1974年应征入伍到1982年，任正非历任技术员、工程师、副所长（技术副团级），1983年以技术副团级的身份转业，这段军旅时光是任正非人生最美好的阶段，虽然艰苦，但在部队的生活已经告别了饥馑和动荡，任正非的军旅生涯，是他一生中意义重大的气质锻造阶段。

作为职业军人，他有超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所以后来华为的“狼性”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军队式的高效组织结构和行为方式。

据一名跟随任正非多年的老员工讲，任正非很喜欢读《毛泽东选集》，一有闲工夫，他就琢磨怎样将毛泽东的兵法转化为华为的战略。华为早期“农村包围城市”战略，便是任正非从《毛泽东选集》中学到的神来之笔。

这段经历也给他带来一些困扰，后来华为开拓海外市场，一些国家和外企质疑华为有中国军方背景，戴着有色眼镜看华为，总想从华为那里找到一些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这个逻辑非常可笑，世界500强企业里有许多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毕业于西点军校，难道他们都是美国军方的企业？以色列全民皆兵，许多年轻人服完兵役去创业，难道他们创建的那么多上市公司都是以色列军方的企业？这个无厘头的逻辑根本站不住脚，但世界就是这样，不论在哪个国家，都有人唯恐天下不乱，到处散播和制造谣言。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中国终于回到正常的发展轨道上，任正非父子的命运也出现了极大变化。任摩逊被平反了。那时百废待兴，国家需要尽快恢复一些重点中学，提高高考的升学率，任摩逊被任命为贵州都匀县第一中学校长。

要知道，“文革”前，任摩逊已经是当地专科学校校长，现在上级要求他去做一所中学的校长，算是降级了，但任摩逊不计较自己的荣辱得失，只要有工作机会就全身心地投入，很快就把教学质量抓起来了，学校升学率达到了90%多，远近闻名。

直到1984年，任摩逊才退休。他说，他总算赶上了一个尾巴，干了一点儿事。

对于父亲的起起落落，任正非为老一辈的政治品行自豪，他们从牛棚中出来，一恢复正常岗位就拼命地工作。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计荣辱，忠于祖国和事业的精神值得我们这一代人以及子孙后代学习。

而任正非也一下子成了奖励“暴发户”。

在部队里，任正非因为个人的科技成果两次填补国家空白，又有发明创造，合乎时代需要，成为“标兵”“功臣”，部队与地方的奖励排山倒海式地压过来。任正非依然淡泊，许多奖品都是别人去代领回来的，他又分给了大家。

1978年3月，任正非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6000个代表中，35岁以下的仅有150多人，其中任正非33岁。

在此期间，发生了一段有趣的小插曲，大会期间，别人在开党员会议选举代表团党委，任正非在花园里散步。组织方看见了就批评他怎么不参加党员会议。

任正非说“我不是党员”，把对方吓了一跳。在那个时代，不是党员，连炊事班班长都不能当；国家这么重要的高级别会议，不是党员怎么能参加呢？于是他们就给任正非所在的兵种司令员打了电话，要求他们高度重视此事。部队开始认真考虑他的入党问题。

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罗瑞卿大将专门给他们这些军人代表做了发言，发言的核心意思是，以后国家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会有一段较长的和平时期，这也是邓小平同志对国际形势的判断。那时任正非还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后来他才体悟到领导人言论的水平和预见性。

开完会议，任正非回到了部队，入党的事情提上了日程。

任正非入党前，上级指派一个叫许国泰的记者来考察他。许国泰叫任正非一起出去散步，不知“内情”的任正非说：“别着急，我先去换个衣服。”许国泰跟着到了任正非的宿舍，见他在床下找衣服、袜子，在一大堆要洗的衣物里，闻闻哪个不臭就穿哪个，然后就出门了。

许国泰见任正非这么尽心地钻研技术而没有工夫料理个人生活，他就告诉师政委自己愿意做任正非的入党介绍人。师政委说他也愿意做介绍人。就这样，任正非正式入了党。

后来任正非又出席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生沉浮的任摩逊为任正非与党中央领导合影的照片做了一个大大的镜框，挂在墙上，一家人都引以自豪，隐约向外界传达了他们这一脉回归正常生活的信息。

入党后，任正非在军中的工作环境好了许多，但是，在大时代的洪流里，一滴水怎么会知道洪流的方向呢？就在任正非在科研的道路上越走越开阔的时候，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争霸赛告一段落，谁也没有能力消灭对方，这就为全球提供了一种相对和平的可能。邓小平同志目光如炬，对国际局势做出了大胆的判断：全球会有一段较长的和平时期，中国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之前由于备战的需要，军队的数量十分庞大，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到了党的十二大召开的时候，裁军已经成为最高决策层的共识，首当其冲要被裁撤的就是任正非所在的基建工程部队。

这个时候，任正非突然体悟到，当年罗瑞卿大将跟他们讲话时其实悄然提到了这个信号，只是当时他们都没有这个意识。在随后的裁军大潮中，邓小平反复告诫军队，为了整个国民经济大局，军队要“消肿”，大家要“忍耐”！

不过，任正非并不担心此事，当时他已经是军队中的技术骨干，不是首批裁撤对象，而且部队的领导也早已经给他规划好了职业生涯发展路径——准备将他分配到一个军事科研基地。

但是，这个时候，任正非面临着一个非常矛盾的抉择：妻子和两个孩子怎么办？他是一名军人，但同时也是妻子的丈夫，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大概在1971年，任正非结婚了，妻子叫孟军。孟军的父亲叫孟东波，曾是四川省副省长，不过那时候孟军没沾家庭什么光，反而因为父辈的问题受到了连累。孟东波早在1968年就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家人和孩子深受其累。

同为天涯沦落人，任正非和孟军，两个同病相怜的人走到了一起。

近些年，中国有个“岳父论”，大概意思是说，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站着一个厉害的女人，这个厉害的女人背后有一个更厉害的岳父。从王石到任正非，都被这样议论过。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懒惰的思维。我从来不排除这种背景会有积极的影响，但绝不是决定论，好像这个人后来的成功一切都是岳父的功劳。别忘了，大多数岳父也是有儿子的，怎么没见这些儿子有出息？难道岳父对亲儿子还没有对女婿上心？更何况那个时代，很多老革命者心怀理想，耻于为儿女做这些蝇营狗苟的事情。所以，“岳父论”可以休矣，但是，这种门第差距较大的婚姻确实有一个普遍的问题，婚姻生活一般都不会太幸福，因为有太多的地方需要磨合。

鲁迅说，贾府的焦大不会爱上林妹妹。那他会爱上什么样的女人？应该是那种身体强健，搬麻袋可以一搬200斤，一口气上七楼腰不疼气不喘的人。林黛玉看见落花就流泪、望月便伤心，长吁短叹、敏感多思，焦大一看就觉得她不行，但在贾宝玉看来，这都是生活有情调的表现。

当年李敖千方百计追上胡因梦，后来两个人感情不太好，很快就分开了。李敖很不厚道，写了一篇文章，说这段婚姻的新鲜感很快就过去了，有一天他打开洗手间的门，见到胡因梦正在里面，脸憋得通红，他突然觉得，即使是美人，便秘的时候也不那么可爱。所以在婚姻的新鲜感过去以后，就要看双方的磨合，门第差距太大，婚姻的磨合就会特别痛苦。

在任正非和孟军之间，这种差距也是存在的。

孟军的性格很刚烈，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是重庆30万“红卫兵”的政委，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后来父亲被打倒后，她就被赶下台了；而任正非是连“红卫兵”都参加不了的“逍遥派”。

任正非大学毕业后没有女朋友，就有人为他们俩做介绍。在任正非看来，孟军是天上飞的“白天鹅”，自己是地上的“小蛤蟆”，除了学习好，家庭环境并不好，父亲还在“牛棚”里。但是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奇怪，两个看上去非常不搭的人竟然结了婚。两人婚后第二年，长女任晚舟出生，小名胖胖。十六七岁时，任晚舟改随母姓，她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孟晚舟。1975年，长子任平出生。

任晚舟和任平姐弟俩常年随同父亲的工程部队调动，没过上多少安顿的日子。这种情况下孩子的学习堪忧，对同学和老师经常还没有认全，就又转学到了新地方，所以，姐弟俩的考试成绩都不太如意。

有一天，还在上小学的任晚舟跟任正非开玩笑说：“爸爸，将来我要是考不起大学，你要为我的前程负责。”

前华为副总裁刘平曾回忆说，任正非的小儿子任平成绩不太好，他又很贪玩，性格上更像他的爸爸任正非，每次及格了都给父亲报喜。有一次，刘平听见他打电话，说要告诉爸爸一个好消息，他有一门课考了60分，令人哭笑不得。但是，人大十八变，任平后来发奋努力，再加上他父亲后来的黄金搭档郑宝用的鞋底功夫，最终他如愿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

当年，面对前途的抉择，任正非特别纠结，如果选择留在科研基地，虽然个人前途光明，可是对儿女来说是不负责任的，他会因此愧疚终生。

任正非决定带全家去基地参观，然后做出决定。到了基地后，任平还小，不懂事，漫山遍野地跑，觉得好玩。可是，稍大一些的任晚舟参观完后说：“爸爸，这地方好荒凉啊。”听到女儿的话，任正非思绪万千，心里五味杂陈。而此时，孟军已经去了深圳，参与南油集团的筹备工作。

是去还是留？任正非经过了激烈的内心挣扎，再加上当时裁军是国家大方向，他最终选择了转业。

1983年，任正非离开了军队，踏上了深圳——全中国最有活力的这片热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