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949年—1959年：爱和平、爱人类、爱共和国的进步事业

1949年

“我已经看到了新中国——它的长度和高，它的诞生和生命的开始。”

1949年8月25日，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上海市军管会交际处处长管易文和文字秘书柳无垢等人的陪同下，在一队警卫的护卫下，乘坐专列离开上海赴北平（1949年9月27日以后，改北京），预备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出席新中国开国大典。这一年宋庆龄五十六岁。

早在1949年初，毛泽东、周恩来就已向宋庆龄发出了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邀请电报。该电报是附在中共中央发给香港中共地下联络处的方方、潘汉年、刘晓的指示电之后，要他们设法转送给宋庆龄的。解放战争胜利后，毛泽东与周恩来邀请海内外民主人士北上。香港当时聚集的民主党派，民盟方面有沈钧儒、罗隆基，民革方面何香凝、李济深、柳亚子，民盟新加坡支部的胡愈之、沈兹九夫妇，还有内地很多文化界人士。宋庆龄也是重要的被邀对象。

中共中央在指示电中指出：“兹发去毛周致宋电，望由梦醒译成英文并附信，派孙夫人最信任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送去，并当面致意，万一金不能去，可否调现在上海与孙夫人联络的人来港面商。”周恩来审改电稿时还加上了：“总之，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两份电报均由周恩来修改审定。

附电摘要如下：

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接中共中央1月19日邀请北上的电报后，方方、潘汉年、刘晓进行了认真准备。为保证完成这项重大而又艰险的任务，他们决定派地下工作者华克之前去，计划先把宋庆龄接到香港，然后同何香凝一起北上。华克之秘密携带信件，潜赴上海，通过宋庆龄秘书柳无垢，把信件交给宋庆龄。据华克之事后回忆：“对于完成这一任务的细节与可能遇到的问题，潘汉年都预为设计，详细介绍，反复交代，要求保证宋庆龄的绝对安全。”“那次，我完成了送信的任务，并取得了宋庆龄复周恩来的英文手书回港复命。”

据《柳无垢向宋庆龄传送毛泽东、周恩来信件经过》^[1]一文记录：

华南局的领导人认真研究后，决定把这个任务交地下工作战线的传奇式人物华克之执行。计划先接宋庆龄到香港，再和何香凝一起北上。潘汉年向华克之仔细交代了送信和护送的各项细节。华克之领受任务后，扮成商人，登上香港到青岛的外国货轮，经过三天三夜的海上航行到达上海。他按潘汉年给的地址，到辣斐德路（今上海复兴中路）法国公园（今上海复兴公园）对面的一幢西式住宅，找到柳无垢后，告以来意，托她帮助把一封信件交宋庆龄，并取回复信。

柳无垢时在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政治组任编译员，和中共上海地下党陈虞孙、冯宾符等有联系。1939年9月至1942年6月，她在香港“保卫中国同盟”工作，和宋庆龄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对于向宋庆龄转交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联名信的经过，柳无垢后来回忆：

大概是1949年春吧，金仲华来香港后，说将有一位王先生来找我，要我帮助他。有一天早上，我正准备出门上办公室，那位王先生来了，交给我一封信，要我交给孙夫人。孙夫人是不大见客的，我虽和她相熟，但也不常见到她，仅仅和她有通信联系。我写信求见，告诉她有重要信件面呈，但她回信说，因为打针，医生不准她见客，所以不能接见我。不得已，王先生要我明白告诉孙夫人，信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写给她的，希望她早日接见我。经过一星期的信件往回，最后得以到她家里，把信送交她，从她那里取得回信，交给王先生。

宋庆龄的亲笔回信是用英文写的（译文如下）：

亲爱的朋友们，请接受我对你们极友善的来信之深厚感谢。我非常抱歉，由于有炎症及血压高，正在诊治中，不克即时成行。……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的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二十三年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地完成。

同年6月27日，邓颖超受中共中央指派，携带毛泽东和周恩来致宋庆龄的两封亲笔信，和廖梦醒一起由北京乘火车前往上海，专程邀请宋庆龄北上。

29日，宋庆龄在她位处上海市林森中路（1950年改为淮海中路）1803号的寓所里会见了邓颖超，同意北上。

在上海逗留的两个月不到的时间里，代表周恩来专程前来迎接宋庆龄北上的邓颖超，和宋庆龄、陈毅等人一起出席了上海各界纪念七七庆祝解放大会，参加了中国福利基金会托儿所开幕典礼，视察了中国福利基金会举办的“小先生夏令营”（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个少年儿童夏令营）。

邓颖超圆满完成了中共中央交办的重要任务，陪同宋庆龄北上。

列车在向北京奔驰，宋庆龄的心情无比愉悦。她写道：“我已经看到了新中国——它的长度和高，它的诞生和生命的开始……当田野在火车的窗外飞掠而过，那些新种植的田地，那些最近收割的稻田，当它们在我的眼前滑过，消失在遥远的天边，当沿途的城市、市镇和乡村飞驶而去，当我看到标明出地形的、无数大小的河流，有些是涓涓的细流，有些是急浪翻腾的大河，我就感觉到，我们中国是可以成为富饶之地的，一切基本的条件都具备了。当我看到这些景色时，我觉得生产和发展的可能性，似已近在眼前了。没有一个计划，没有一个梦想是虚无缥缈的，这儿一大堆工厂，那儿一队队耕种机在垦着地。路上的景色触动了我无穷的想象力。”^[2]

柳无垢：一个难得的翻译者

作为宋庆龄的文字秘书，柳无垢陪同宋庆龄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与开国大典的消息是保密的，因为当时她还担任着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政治组编译员的工作。

柳无垢是著名爱国诗人柳亚子的次女。1927年9月，她随父亲流亡日本；1928年9月重返上海，入大同大学附属中学读书。九一八事变后，她积极参加游行、演讲、贴标语、办壁报等活动，宣传抗日，还参加了上海中学生赴南京请愿的活动。1932年9月，柳无垢就读于北平清华大学社会系；后去美国求学。

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柳无垢从美国留学归来，在上海中华女子职业学校任教；1938年8月，在上海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任研究员。

1939年1月，工合国际委员会（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成立，宋庆龄为名誉主席。

宋庆龄的工作更忙了，光靠廖梦醒一个秘书已难以应付。为此，在征得宋庆龄的同意后，廖梦醒于当年9月向远在上海的好友柳无垢发出邀请，请她去香港一起担任宋庆龄的秘书。柳无垢以抗战大局为重，把幼子交给父母亲照管，独自乘船前往香港，与廖梦醒共同担任宋庆龄的文字秘书，历时两年多。

爱泼斯坦曾在他《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宋庆龄》一书中这样记录柳无垢：

我认识柳无垢是在香港，时间是1939年至1941年。那时她在宋庆龄同志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工作，我负责保盟的英文宣传工作，我们成了同事和朋友。她曾对我谈起她参加北平学生运动及后来被捕的事。她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在中国留学生中积极从事支援“救国会运动”的活动。除了在佛罗里达州罗林斯大学读正规的大学课程外，她还到美国极南部亚拉巴马州“联合学院”暑期学校去上课。无垢个子小、身体弱，但她的精神是坚强的，思想是清晰敏锐的。

香港沦陷后，柳无垢和她的父亲柳亚子等人化装成难民，逃离香港。柳亚子父女在东江游击队的护送下，向海丰马宫转移。与他们同行的还有何香凝、经普椿（廖承志夫人）和廖承志的两个儿子。何香凝、柳亚子年迈体弱不宜长途跋涉，必须走水路用船护送。地下党员小潘联络交通员谢一超，命他执行这项任务。一行人乘小船好不容易才漂到长洲岛，又换了一艘由港九游击队联系的有三条桅杆的大机帆船，转往汕尾。因为当时敌人要没收一切机器，船主只好把机器拆下，沉入海底，机帆船变成了布帆船，完全靠风力行驶。由于海上无风，本来两三天就能到达的航程，竟然漂泊了七天七夜。船上的淡水和食物都吃完了，大家心急如焚，幸而碰上东江游击队的船只，他们听说船上坐着何香凝老太太，便送来烧鸡、鸡蛋、奶粉和几箩筐番薯，并装足了淡水。

海丰人民得知何香凝脱险，兴高采烈地欢迎她，何香凝在海丰红场演讲宣传抗日救亡。国民党中央委员罗翼群专程赶来，把何香凝一家护送到韶关。柳亚子父女则转往大后方。

柳无垢辗转到达桂林后，先在桂林中学高中部任英文教师；1945年，入美国战时情报局工作；当年9月，她由桂林来到重庆，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译成英文；抗战胜利后，她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工作；1949年1月，她为宋庆龄与毛泽东、周恩来充当信使。

上海解放后，柳无垢与宋庆龄的联系更为密切。1949年的“七一”前夕，宋庆龄撰写了一首自由体英文诗。这是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而写的贺诗。她交柳无垢译成中文，题为《向中国共产党致敬》。后来由邓颖超在“七一”晚会上代为朗诵。

1.陪伴宋庆龄参加开国大典

在中国共产党召开建党二十八周年晚会的两个星期后，宋庆龄向柳无垢去了一封信，约她去林森中路1803号。宋庆龄微笑着告诉柳无垢说，她不久将到北京去一趟，希望柳无垢能到她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上海）工作。

面对宋庆龄的信任，柳无垢非常感动，但由于当时她在美国领事馆任职，一时还不能离开，她向宋庆龄道出实情，请求宋庆龄给她几天时间，由她先向美国领事馆作个口头辞呈，以便美国领事馆及时物色合适的人选，接替她的工作，她才能正式辞职。宋庆龄同意了。

可是，刚过了两天，又一封宋庆龄的亲笔信来到了她的手中。在信中，宋庆龄希望柳无垢能陪伴她到北京去，而且要求柳无垢在两天内答复她。

信虽不长，但柳无垢读出了宋庆龄的急迫心情。于是，她连忙拿着宋庆龄的这封亲笔信，找到了陈虞孙^[3]，征求他的意见。此事不小，而且时间紧迫，陈虞孙不敢随便做主，便立即带着柳无垢一起去见了夏衍^[4]，把信交给夏衍看了，请他作出决定。但是，夏衍也不敢轻易表态。于是，夏衍当即写了封介绍信，交给柳无垢，让柳无垢直接去找时在上海迎接宋庆龄一起北上的邓颖超。

向以办事稳重著称的邓大姐读了宋庆龄给柳无垢的信后，当即拿起电话筒，拨通了上海外侨事务处处长章汉夫（原名谢启泰，具体负责宋庆龄等著名民主人士北上的事情）的电话。

章汉夫一听说是柳无垢，当即在电话中连声表示欢迎。

征得党组织的同意后，柳无垢一面答复宋庆龄，表示愿意伴她北上，一面向美国领事馆请假——按领事馆的请假规定，每工作一年，可以休息一年。

1949年8月27日，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柳无垢和管易文等人的陪同下北上。对于这段值得记忆的往事，柳无垢在她的《自传》中写道：

当我伴着孙夫人踏上开赴北京的专车时，我还不知道自己此行的中心任务。自己对人、对工作的特点是，满怀热情，但却缺少周密考虑。在参与一项工作时，往往很少考虑个人的地位得失，只觉得我应该做，并且要把它做好：事先往往不去想想自己是不是适宜做这件事，能不能做好。由于出身和生活环境的单纯，处世经验少，更由于没有系统地阅读马列主义书籍，做事全凭热情，不善于对一个新环境或一件新工作在事先或在实践过程中作周密的思考，把握它的实质及发展规律，从而妥善地应付环境、处理工作。这是我的极大的缺点。在美国的时候，我在工作中的挫折，甚至在恋爱问题上的挫折，都未曾使我吸取经验教训，克服主观，客观地认识事物，冷静理性认识处理问题。因此，我是糊里糊涂走上火车伴同孙夫人北行的。我曾向孙夫人说，我恐怕做不好她要我做的事。她说，我用不着做什么事，只需陪陪她，有时替她翻译一些文章，只此而已。我没有想因此而得到什么“地位”“荣誉”，相反，我还曾要求邓大姐请新华社播发孙夫人北行消息时不要引用我的名字，因为我尚受雇于美国领事馆，不要使雇主不满。自然，我的确私心喜欢，因为我有机会到解放了的北京去，可以看到许多新事物，可以和久别的父亲母亲重聚。

现在回想起来，能陪孙夫人北上，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在北京火车站看见了毛主席。一路上，在南京见过粟裕将军，在济南见到过康生；抵达北京后第一个晚上，在中南海的宴会上认识了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我更因此获得难能可贵的机会，旁听政协会议，参加开国典礼。我在一些历史性的场合所感觉体会到的，我更将永生不忘。

1949年8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一篇题为《建设大计亟待商筹——毛泽东和宋庆龄》的报道中有这样的描述：

在火车站，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柳亚子、廖承志等50余人的热烈欢迎，并接受洛杉矶儿童保育院的儿童所献的鲜花。

是日，毛泽东特地换上一套平时不大穿的、只有迎送知名人士时才穿的浅色衣服。4时15分，宋庆龄乘坐的专列进入火车站。车刚停稳，毛泽东便走上车厢，与宋庆龄握手，并说：“欢迎你，欢迎你，一路上辛苦了。”宋庆龄高兴地说：“谢谢你们的邀请，我向你们祝贺。”毛泽东说：“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筹建新中国的大业。”宋庆龄说：“祝贺中国共产党在你的领导下取得伟大胜利。”随后，宋庆龄与何香凝、邓颖超、周恩来同车前往寓所休息。

周恩来为宋庆龄安排的寓所在北京市东单方巾巷44号，廖梦醒的女儿李湄对这处寓所的描述是：“那是一栋外国人建造的两层花园洋房，小巧玲珑，在北京很少见的洋房。”

宋庆龄来到北京后，社会活动纷至沓来——

9月1日，宋庆龄和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张澜、何香凝、郭沫若、林伯渠等出席了在北京市艺术专科学校大礼堂举行的冯玉祥先生逝世一周年追悼大会。

9月2日，宋庆龄在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九次常务委员会上被选为该会名誉主席。

9月3日，宋庆龄收到中苏友好协会济南分会筹备会的致敬电。

9月6日，宋庆龄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筹备委员会全体会议，并在会上发表讲话。

9月10日，宋庆龄致电亨利·华莱士，希望其继续努力，直到世界各处都获得自由。

9月20日上午，宋庆龄与何香凝等出席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北平市民主妇联筹委会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招待会。

9月21日至30日，宋庆龄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会上发表讲话，并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9月22日，宋庆龄致函耿丽淑，祝贺她当选为中国福利呼吁会理事会主席。

9月23日，宋庆龄复函许广平，勉励她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共同战斗。

9月26日，宋庆龄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筹备委员会和中华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在北平协和医学院礼堂的集会，纪念苏联伟大科学家巴甫洛夫诞辰100周年。

柳无垢几乎陪伴宋庆龄出席了所有的活动，并执笔为她起草相关电文与文章。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和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致敬电。同时，会议一致通过了修建“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由毛泽东撰写纪念碑碑文。周恩来提议将纪念碑建在天安门广场，因为天安门广场承载着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是全国各族人民敬仰和向往的地方。周恩来的提议获得代表们的一致赞同并一致通过。

当天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后，全体代表乘车来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借此追念一百多年来为新中国的诞生而英勇献身的人民英雄们，柳无垢陪伴着宋庆龄出席了典礼。

下午6时，奠基典礼开始，周恩来代表主席团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致词：“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典礼。”

周恩来致词后，全体代表脱帽静默致哀。默哀毕，毛泽东主席宣读了他撰写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这一碑文后来经周恩来手书，镌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随后，毛泽东和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们一一执锨铲土，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表达他们对于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和深切缅怀。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正式召开。下午3时，会议正式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宋庆龄出席会议，并走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检阅海陆空三军和群众游行队伍。

礼炮齐鸣，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宋庆龄激动得热泪盈眶。她在后来的追忆中写道：

这是一个非常庄严的典礼。但是在我的内心，却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欢欣。回忆像潮水般在我心里涌起来，我想起许多同志们牺牲自己的生命换得了今日的光荣。连年的伟大奋斗和艰苦的事迹，又在我眼前出现。但是另一个念头紧抓住我的心，我知道，这一次不会再回头了，不会再倒退了。这一次，孙中山的努力终于结出了果实，而且这果实显得这样美丽。

有关这段往事，柳无垢在她的《自传》中有着生动的描述：

当政协代表们在暮色苍茫中集合在天安门广场，周恩来在肃穆的气氛中宣布为革命烈士行立碑奠基典礼，第一铲土撒上碑基时，热泪润湿了我的双眼，我想到我所认识的为革命而牺牲的战友们，也想到我所不认识的遭难的烈士，深深体会到革命从起义到成功这一漫长曲折过程中的艰辛。当十月一日下午，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五星红旗徐徐上升时，热泪又充满我的眼眶：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将排除万难迈步向前，苦难的中国人民将逐渐医治战争的创伤，克服穷困，走上富强幸福的大道！二十年来我个人的梦想初步实现了。

天安门下一片红旗的海，人的海，人民军队的雄赳赳的整齐行列：这支曾与国内外的反动军队作艰苦战斗，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装备自己，由数百人的队伍成长为数百万的大军，多么光辉的历史啊！我感到个人的渺小，群众的伟大。我体会到缔造光辉历史的过程中的每一个具体生动的自我牺牲的事迹——是无数个人的忘我牺牲流血捐躯，才使活着的中国人民有今天的解放。人类的进步史，就是这样写成的！

在宋庆龄所参加的大部分社会活动中，柳无垢和阿曾（曾宪植，1910—1989，湖南湘乡人，叶剑英的夫人）经常陪伴左右。柳无垢经常的工作是：早上8时至10时，为宋庆龄读报纸和中文的《参考消息》，最初是口译成英文，后来为了帮助她学习中文，改用中文读报。这项工作完毕后，放松下来的她们或是闲谈一阵，但多半是宋庆龄回房写文章或阅读。下午，如果不开会而宋庆龄的精神尚好的话，她会坐着和柳无垢闲谈。晚饭后，她们会在院子里绕几个圈子，接着，宋庆龄就回房休息——实际上是去阅读。

柳无垢的另一些工作是：接电话，剪报，写一两封信，翻译两篇文章。但柳无垢在她的《自传》中谦虚地写道：“事实上，这说不上是秘书工作，因为一切文件、信件，孙夫人都喜欢自己处理。但另一方面，我又很少有自己的时间，除陪孙夫人外出，我简直不出大门，甚至住在同一城市的父亲母亲，我也很少有机会去看他们，因为我必须时刻在孙夫人身边。”

在陪伴宋庆龄居住在北京的日子，柳无垢和阿曾在工作上有着分工：阿曾除照料宋庆龄的日常生活，还照应全局，做对外联络工作。对此，柳无垢在《自传》中高度评价说：“阿曾是个好同志，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马列主义理论修养，能客观而又熟练灵活地处理事情，把握方向。我们并不相识，但是在工作中，我清楚地认识了她，能和她很好地合作，一切都进行得比较顺利。当初邓颖超毅然改派阿曾代替梦醒担任这个工作，也充分说明邓颖超处事的明快和有远见。”

所以，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时候，陪伴宋庆龄走上天安门城楼的不是柳无垢，而是阿曾。

在陪伴宋庆龄居住在北京的这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柳无垢清楚地感受到，中共是怎样地爱护着像宋庆龄这样数十年如一日对革命抱着纯洁的情操的人，理解她的出身、她的几十年来的艰苦斗争、她的长处和短处，处处体贴谅解她，保护她。为此，目睹着这一切的柳无垢对中共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敬意。虽然党没有要求柳无垢做什么，甚至连暗示也没有，但她仍凭着自己的认识，努力做着自己认为对人民有利的事。

就在这段时间里，柳无垢的挚友杨刚向她发出了到国家外交部去工作的邀请。

2.婉拒宋庆龄的邀请

10月1日，杨刚以上海新闻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开国大典，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她以切身感受，写了一篇鼓舞人心的通讯《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热情洋溢地赞颂了开国大典的盛况。

柳无垢就是在那段激动的日子里，与杨刚在北京重逢的。柳无垢是在香港保卫中国同盟工作时结识杨刚的。柳无垢一直对这位性格直爽、才华出众、思路清晰、干练泼辣的女强人钦服有加，把她当成自己的良师益友与大姐。一次会面，杨刚热情地向柳无垢发出了邀请，希望她能辞掉上海的工作，到中央政府机关去工作。她还告诉柳无垢说：新中国一切百废待兴，尤其是外交工作，更需要像柳无垢这样的人才。

当柳无垢得知杨刚是周总理直接点名调到北京，被任命为国家外交部政策研究委员会副主任，而正主任更是自己多年的好朋友乔木（乔冠华）的信息后，她“大体上答应了下来，但要求回上海一趟。我需要把孩子安排妥当，还得和美国领事馆办理结束手续”（《柳无垢自传·北京行》）。

当时，国家外交部正在紧锣密鼓地组建中，临时办公地点在北京东城的御河桥原日本使馆；人员是由中央外事组的部分人员和北平军管会外事处的工作人员组成。外交部的同志在原使馆主楼对面的两层小楼办公并住宿。外交人员对外联络时的交通工具，除了一辆1937年出厂的黑色的“雪佛莱”外，就是自行车了。

10月1日那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后，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公告，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当天即以外长的名义具函向世界各国政府送达毛泽东的公告，并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可见，新中国的外交部是与共和国同一天诞生的，而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也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柳无垢抱两岁的柳光辽

外交部在机构、人员两不健全的情形下建立，亟待大批精英的参加。

开国大典结束后，10月15日，宋庆龄回上海。翌日凌晨1时，火车途经南京下关的时候，柳无垢一行陪伴着宋庆龄下了车，大家一起怀着肃穆的心情，拜谒了中山陵。在南京住了一晚后，于17日专车返抵上海。

这时，宋庆龄希望柳无垢继续留在她身边，柳无垢却觉得自己陪伴宋庆龄的工作应当到此为止。她认为自己需要有独立的生活与独立的工作，而宋庆龄则需要一个在她身边照顾她的日常生活，并且在思想和情绪上以她为中心的人，而自己不适合做这样的工作。

恰巧，当柳无垢来到美国领事馆准备办理相关辞职申请与手续时，美国人为保全双方的面子，已决定以裁员的名义，把她遣散了。因为美国人已经在报纸上看到了他们的职员和宋庆龄在一起的照片，读到了《新民报》和《文汇报》上登载的柳无垢陪伴宋庆龄北上的消息。

于是，柳无垢和美国领事馆办理了相关的“遣散”手续，拿到了三个月的遣散费以及四年来她每月存储的百分之五的储蓄金，这笔钱在当时数额可观。当时，柳无垢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在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任秘书，一条是去新中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委员会任秘书长。她分别找到了章汉夫和陈虞孙，征求他们的意见。章汉夫同意她进外交部工作，陈虞孙也很赞成。

对此，柳无垢在1952年7月1日所写的《批判过去，检查我的个人主义思想》的“自我检查”中，有着更加真实的暴露：

1949年秋，我陪孙夫人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以为自己“自觉地”遵守了革命利益高于私人交谊的原则，在工作上没有犯错误，于是又自满自大。我没有接受孙夫人的邀请而进外交部，离开自己喜爱的朋友们和大都市，就自以为是不求名利，不为个人打算，实质上，主要是为个人的政治前途着想，为个人的事业着想。

1949年11月，柳无垢来到外交部政策研究委员会任秘书长，后在全国民主妇联国际部任联络秘书。1952年5月，她仍调回外交部工作，先后在政策研究委员会、研究室、新闻司等任秘书、科长等职。1954年后，她参加了宋庆龄文集《为新中国而奋斗》的翻译工作，还以郑留芳的笔名撰写《反对美帝对台湾侵略》《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企图使侵占台湾长期化和合法化的斗争》《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澎湖和沿海岛屿》等长篇政论文章。

柳无垢还编译过《现代英语会话》，萨洛杨《人类的喜剧》《阿莱罕姆短篇小说集》《大年夜》《再会》、沃尔夫的《裘儿》（英汉对照）等著作，与姐姐柳无非合编有《柳亚子诗词选》。

有关柳无垢出色的英文翻译才能与文学才华，邱茉莉^[5]在1952年12月5日致宋庆龄的一封信中说：“……我认为柳无垢是个很有用的人，可以在紧急的时候代替贝蒂·李^[6]。……”

周恩来总理对柳无垢的才华也予以认可，他在1952年11月30日致宋庆龄的信中提到了柳无垢，表达了对她工作的认可：“真对不起，演说稿被我压了几天，今夜方改出，现即送上，请审阅，看是否用得。如蒙同意，请交柳无垢或金仲华同志。”^[7]

除了工作需要离开了宋庆龄，柳无垢身体也不好。1951年，柳无垢的身体情况已不容乐观了，但她还是表示了随时听从召唤，回到宋庆龄身边担任秘书的愿望。

1963年柳无垢不幸逝世于北京。关于她的英年早逝，痛惜不已的友人在悼词中称赞她“忧国伤时类乃翁，柔肠侠骨气如虹”。

这都是后话了。

廖梦醒：宋庆龄身边的党员秘书

宋庆龄看着长大的，在她身边担任过十年文字秘书的廖梦醒很早就是中共正式党员，对此宋庆龄浑然不知，直到十年后才得知真相。

1.奉命担任宋庆龄的秘书

1937年“七七”卢沟桥上的枪声与“八一三”淞沪战场上的烽火，宣告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

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建议，宋庆龄来到香港，为抗日救亡展开广泛的联络。

这时，中共中央派到香港担任八路军办事处主任的廖承志，也正在为争取国际正义人士及海外华侨对人民军队的援助而努力。

廖梦醒、廖承志姐弟俩在香港组成一个支援小组帮助由美国、加拿大共产党派来援助中国抗战的白求恩大夫，并想在此基础上成立一个规模更大的组织，“以便向公众征集援助，并同海外援华团体挂钩”。廖承志认为这个组织必须由在海内外具有较高声望的人来领导，而在他们姐弟心目中的这个领导人非宋庆龄莫属！于是，共同的志愿与目标，使宋庆龄与廖梦醒姐弟俩之间的心贴得更近了，更亲密了。

1938年6月14日，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正式宣布成立。

时年三十三岁的廖梦醒，就是在这个时候，正式担任宋庆龄的秘书的。

廖梦醒，廖仲恺与何香凝的长女。早在留日时期，孙廖两家便结下不解之缘。那时，廖梦醒只是个小女孩。她192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5年在岭南大学读书时，投身学生运动；1928年至1930年留学法国。其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她积极参加革命宣传活动；1930年与中共党员李少石结婚后，在香港建立秘密交通站，担任中共苏区和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之间的联络任务；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她在母亲何香凝主持的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工作。

廖梦醒早在1931年就参加中国共产党，但宋庆龄一点也不知道。廖梦醒为什么始终不肯把自己是中国共产党员的秘密告诉从小看着她长大的、亲如姨母的宋庆龄？大概是党的组织纪律的需要。

廖梦醒党员的身份，她一直保密到1953年，在经党同意后才公开。这在廖梦醒的女儿李湄所著的《梦醒——母亲廖梦醒百年祭》一书中有回忆：

1949年4月11日，我们一家从天津坐火车抵达北平。站台上，妈妈首先看见了周恩来、邓颖超、林伯渠，还有许多外婆的老朋友、先期到达的民主人士，以及早期黄埔军校学员如今的著名将领，共几十个人，他们都热情地上前和外婆握手。妈妈第一次踏上解放了的土地，这热烈的场面令她感动得落泪。出站的时候，邓颖超拉着妈妈的手说：“你一直当秘密党员，现在北平已经解放，你的党籍可以公开了。”妈妈说：“上海还没有解放，孙夫人还在上海，公开我的党籍是否会对她不利呢？”她表示还是过一阵再公开为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颖超安排廖梦醒去全国妇联。这年冬天，廖梦醒受命负责为亚洲妇女代表大会在中山公园搞一个展览。在记述这段往事时，李湄写道：

那时妈妈的党员身份还没公开，协助她工作的几个是基层来的小青年，其中一人说妈妈是“民主人士，不会办事”。妈妈反驳道：“我参加革命的时候你还是个小孩子呢！”为此，回到国际部，妈妈受到批评：“缺乏组织性纪律性，暴露秘密党员身份。”妈妈想不通，暂不公开党员身份是她自己提出来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宋庆龄，现在上海已经解放，根本就没有必要再对党员身份保密了，有什么暴露不暴露的问题呢？可是不知为什么，妈妈的党员身份直到1953年才公开。

2.孙中山与宋庆龄的“证婚”人

1904年2月4日，廖梦醒出生在香港那打素医院。

前一年，何香凝怀过一胎，在日本流产了，是个男孩。这次她怕再流产，便回香港娘家待产。何香凝和廖仲恺是1902年去日本留学的，廖仲恺在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何香凝在东京女子美术学校。他们在日本结识了孙中山，受他的影响，决心推翻腐败的满清王朝，唤醒中华、振兴中华。因此，他们给自己的第一个孩子起名为“梦醒”。

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成立同盟会时，廖仲恺与何香凝双双加入了同盟会。1908年，何香凝在东京生下廖承志。但她实在没有精力在学习和革命之余再照看一个婴儿与一个四岁的孩子，就把廖梦醒送回了香港舅母家。由于廖梦醒会哇啦哇啦地讲日本话，所以香港的姨妈、舅妈们都很喜欢她。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建立了中华民国，1912年1月在南京成立了临时政府，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不久，孙中山提出南北议和，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让位给袁世凯。袁世凯倒行逆施，1913年，孙中山进行“二次革命”声讨袁世凯。廖仲恺积极投身“二次革命”，被袁世凯列入黑名单。无奈，廖仲恺一家又东渡日本。

◇图1：五十年代摄于北京。右一为廖梦醒，左三为何香凝

◇图2：1938年，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合影于香港。右一为廖承志，左一为爱泼斯坦，左三为廖梦醒

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朋友梅屋庄吉夫妇的主持下，在和田瑞的家中签署了结婚誓约书。参加他们婚礼的除了廖仲恺一家外，还有少数几个朋友。廖梦醒那时只有十一岁，但日文已很流利，担当了婚礼的翻译。所以准确一点说，廖梦醒是在孩提时代就担任过宋庆龄的秘书了。

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宴，按日本风俗，喝一种小糯米团赤豆汤，唱婚礼歌。尚年幼无知的小梦醒，竟向新娘宋庆龄要她戴的珠串。新娘笑着回答她：“等你长大了，我就送给你。”

廖梦醒没想到，十五年后，当她瞒着母亲与李少石结婚时，宋庆龄竟兑现了当年自己的玩笑般的诺言，特意从上海寄了一个马尾毛编织的手提包到香港，给她作为结婚礼物，包里还放着一串新娘用的珠串。这使廖梦醒喜出望外而又感动不已。

3.孙廖两家牢不可破的友谊

1919年，廖梦醒随父母回国定居。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环龙路44号设立事务所，廖仲恺在那里办公。女儿廖梦醒、儿子廖承志天天去那里补习功课。廖仲恺教儿女们英语，胡汉民教他们姐弟俩学汉语，李章达教他们学几何、代数。

1920年冬，廖梦醒随父母到广州后，进入教会学校培坤女中，开始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执信学校建成后，廖梦醒转入该校，成为该校最高班——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当时全班只有三个学生，其中一个是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同父异母的妹妹陈淑君。在最高班里，廖梦醒的英语和数学成绩最好。

1922年夏天，时任中华民国陆军总长的陈炯明因在北伐之事上与孙中山意见不一致，被孙中山罢免，陈炯明发动兵变，囚禁廖仲恺。何香凝怕两个孩子牵连受害，便把他们送去香港，自己留在广州营救丈夫。廖仲恺脱险后，与孙中山在上海会合。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民党“一大”以后，孙中山又让廖仲恺、邓演达以及去过苏联学习军事的蒋介石等人筹建黄埔军校。

1924年6月，在黄埔的陆军军官学校正式开学，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

黄埔军校成立不久，孙中山在广东大学（后改名为中山大学）系统地讲“三民主义”，廖仲恺、何香凝带着一双儿女前去听课。1924年8月20日，廖梦醒姐弟在父亲的指导下，双双参加了中国国民党。

这年，廖梦醒二十岁，廖承志十六岁。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他病危时，广州政府的要人几乎全到了北京。廖仲恺必须留守广州，所以何香凝一个人去了北京。

孙中山逝世后，何香凝把悲痛欲绝的宋庆龄送到上海，又陪她去南京选好墓地，然后才自己回到广州。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广州遇刺身亡。

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孙（宋）、廖两家结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

4.不爱红妆也不拘小节

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成立后，宋庆龄的大弟弟宋子文出任会长，宋庆龄担任主席。“保盟”是一个抗日组织，也是一家国际救援团体，主要任务是“成为需要者和资金、物资捐赠者之间的桥梁”。廖梦醒是“保盟”最早的成员之一，任宋庆龄的秘书兼“保盟”办公室主任，当时，大部分人都是兼职的，除了一个打字员与工友外，所有的人都不领工资。廖梦醒虽然是全职工作人员，也没有从“保盟”领工资，她每月只从八路军办事处领取二十元车马费。

“保盟”在香港的三年时间里，共送出一百二十多批医疗器材、药品和其他物资，平均每月送出的物资重达三吨左右。有一次，国民党在离延安不远的陕西三原没收了“保盟”三卡车的医疗器材，包括外科手术用的橡胶手套和X光机。随后这批医疗器材在西安的药店里出现，以黑市价格出售。廖梦醒多年后回忆此事仍耿耿于怀，如果这批橡胶手套能早一点到达目的地，也许白求恩大夫就不至于感染破伤风而去世。

廖梦醒是家中的长女，从小受到母亲何香凝的宠爱，并得到诸多亲戚朋友的喜爱，她做事不拘小节，个性风风火火，在性格上继承母亲多一点。

那时，中国妇女的发型多是后绾的发髻式的，或是后梳的一把大辫子式的，很少有梳成两条辫子的。但廖梦醒为省事，常把一头黑发梳理成两条分搁左右的小辫子；到香港后，她又干脆理成了一头短短的男式发型。当然，她也不爱化妆，从不像一般年轻的女子那样涂脂抹粉。

为此，宋庆龄曾多次建议她，要求她适应自己的身份与香港的气候，为革命工作计，也要多少化妆一下再出门。宋庆龄还送给廖梦醒口红、胭脂等，“逼”着廖梦醒把自己装扮起来。

廖梦醒心里明白：由于孙夫人的声誉，香港上层社会的太太们都以能够参加孙夫人发起的各种活动为荣，而自己也经常要陪伴着宋庆龄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和她们打交道。为此，廖梦醒只好做出妥协，每天早晨起来后，梳洗完毕，稍微在嘴唇上抹一点口红，但无论如何不擦粉。

不过，廖梦醒个子矮，她平时倒爱穿高跟皮鞋。别人穿起高跟鞋来走路斯斯文文，她却总急匆匆的，给人一种很爽快利落的感觉。

1941年12月7日凌晨，日军偷袭了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并大获成功，正式向英美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香港不保，开战第二天，宋庆龄召集“保盟”紧急会议，在会上，她宣布自己要到重庆去，问廖梦醒能否跟随她一起离开香港。廖梦醒摇了摇头。

当时，廖梦醒的丈夫李少石刚好也在香港家中，他是回香港换办新护照的。廖梦醒一家都在香港，不可能都随宋庆龄坐一架飞机走。

12月10日，宋庆龄在日军占领九龙启德机场前几个小时，跟随大姐宋霭龄坐着最后一班飞机离开了战斗了四个年头的香港。

5.重返宋庆龄身边工作

日军攻陷香港后的二十天后，在一个富有海上夜航经验的同志的掩护下，李少石、廖梦醒与他们的女儿连夜坐船偷渡到了澳门。

1942年5月，周恩来从重庆向澳门的李少石拍去电报，调廖梦醒去重庆，要她继续协助宋庆龄恢复“保盟”的工作。宋庆龄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行动不自由，需要有人在她与中共办事处之间联络。廖梦醒的任务除了继续担任宋庆龄的秘书外，还兼任周恩来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络员。

廖梦醒又恢复了原来的工作，担任“保盟”秘书兼办公室主任，负责财务。最初，她们住在曾家岩50号八路军驻渝办事处，那里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南方局的办事处。关于蒋介石的司马昭之心，廖梦醒自是心明如镜，在重庆安定后，她对当时才十岁的女儿李湄说道：“我们是共产党，是反对蒋介石的，今后家里什么事，你都不要对外人说，不然我们就会被特务抓走的。”

廖梦醒刚到重庆时，周恩来就要曾家岩50号的人称她为“李太太”，同时他嘱咐廖梦醒：“要打扮得适合太太的身份。发现有人盯梢的话，不要紧张，也不要看他，若无其事，可以进商店去买点东西。如果商店另有一门，就由另一个门出去。不要仓皇失措，否则他更注意你。反正你的户口是公开的，就是跟你到家门口也不要紧。”

廖梦醒经常出入曾家岩50号，自然是特务严密盯梢的对象。有个高个子的特务老是守在50号附近，50号的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火车头”。43年初夏，一次，宋庆龄要廖梦醒把一份密件送给周恩来。周恩来当场写了回信要廖梦醒带回去，并叮嘱她要收藏好。廖梦醒出了巷口，刚坐上公共汽车就发现了“火车头”。于是，她马上下车，换乘后面的一辆公共汽车。没想到“火车头”觉察到后，也跟着钻了上来，并且占据下车门口的座位。那时公共汽车是前门上，后门下，“火车头”以为自己这样做万无一失。

廖梦醒见状，依然装作没事人一样，而且故意坐在上车门旁边的那张座位上。然而，汽车没到站，廖梦醒已趁“火车头”不备，从前门跳了下去。当时重庆的公共汽车是有框无门的，待汽车到站，“火车头”下车时，廖梦醒早已钻进了半地下室的月宫茶室。就这样，廖梦醒一次又一次地成功地把周恩来的密件送到了宋庆龄的手中。

1945年10月8日的下午5时许，李少石陪柳亚子回住地沙坪坝，汽车驶到小龙坎下土湾，不慎撞伤陆军重迫击炮第一团第三营七连士兵吴应堂，班长田开福向汽车开枪，子弹穿过后备厢进入李少石的体内，经抢救无效，李少石牺牲了。

噩耗传来，廖梦醒悲痛欲绝。装殓时，廖梦醒说，李少石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员，应当让他穿上八路军的灰布制服。周恩来亲自到场，等李少石装殓好，才让廖梦醒和李湄进去与李少石作最后的告别。

李少石灵柩移到市民医院门外的太平房内。门外台阶左右两边，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中国妇女联合会送的花圈。上午11时，宋庆龄由伍智梅女士陪同前来吊唁。宋庆龄面色悲戚，亲至灵前三鞠躬，然后将带来的鲜花摆在棺上。

李少石下葬的那天，正好是《双十协定》签字的第二天，即10月11日，毛泽东准备飞回延安。上飞机前，毛泽东亲笔题词：“李少石同志是个好共产党员，不幸遇难，永志哀思。”

丈夫死后，廖梦醒每天以泪洗面，不思茶饭，大师傅只好熬点粥，做点肉松给她吃。一次，周恩来和王若飞一同前去看望廖梦醒，廖梦醒向他们道出自己的忧虑，她担心李少石没了，她和党的关系也没有了。因为自从李少石被捕、她失去党的联系后，有人一直否认她的党员身份，说她只是个“客卿”。周恩来听了安慰她说：党信任她并不是由于李少石的缘故，没有李少石，她和党的关系依然和过去一样。

过了几天，南方局负责组织工作的钱瑛找廖梦醒谈话，问她许多情况并让她补交了一份自传。过后，钱瑛告诉廖梦醒：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她仍不能暴露身份，仍然是一个秘密的共产党员。

6.周旋在白色恐怖中

1947年冬天，廖梦醒跟随宋庆龄回到上海工作，并托人把女儿带回香港外婆家。由于蒋介石单方面撕毁了“停战协定”，反共的真面目暴露无遗，这时的上海重又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一天，倪斐君忽然找到廖梦醒，说她在丈夫贺耀祖的办公桌上看见一份黑名单，是一个被捕的人招供出来的，她让廖梦醒赶快通知这些人。廖梦醒一看，不由大吃一惊：十几个名字中，有两三个是她认识的！但机智的她不敢贸然承认自己能找到地下党，便请斐君把黑名单留下，说想想办法看。倪斐君走后，廖梦醒立即把名单夹在一张钞票里出了门。

廖梦醒一出门，就叫了一辆三轮车到金神父路。

其实，前往金神父路是假，去威海卫路是真。因为威海卫路的福民食品店是共产党的一个秘密接头地点，而且去金神父路必须经过威海卫路。这样，就是有敌人在后跟踪，也摸不清廖梦醒的真实去向。

三轮车沿着金神父路徐徐前行，当车经过福民食品店时，廖梦醒装作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叫三轮车停一停，说要买点东西。她让三轮车停在店门口后，就下车走进了食品店。

当时，郑老板不在，只有售货员老熊在。廖梦醒心里明白：这两位都是共产党的联络员，而且两人的名字也都上了黑名单。老熊以前在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廖梦醒见过他。她装作向老熊买一盒点心，付款时，故意把那张卷着黑名单的钞票掀开一只角，让老熊看见里面夹着的纸条，嘴里故意催促着“快点，快点嘛！”

眼见老熊心领神会了，廖梦醒才提着那盒点心，离开了福民食品店。

1948年底，上海的白色恐怖越来越厉害了。一天，宋庆龄告诉廖梦醒，她的名字也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宋庆龄要廖梦醒马上离开上海。但是，廖梦醒是中共党员，她不能擅自离开战斗岗位。她不知怎么做好，便趁宋庆龄不在身边时，通过地下电台向南京的周恩来发了一个电报请示。周恩来复电表示，上了黑名单就赶快走吧。

可是离沪的船票已登记到了1949年2月，宋庆龄便让谭宁邦用二两黄金换了一张黑市船票，让廖梦醒先去香港。

廖梦醒是连夜离开上海的，为了不引起特务的注意，她几乎什么也没有带，只提着一只小皮箱。

至此，廖梦醒结束了在宋庆龄身边长达十年的秘书工作。

1949年6月27日，廖梦醒奉命随同邓颖超一起专程从北平来到上海，邀请宋庆龄北上时，廖梦醒先打了个前站，当宋庆龄流露出怕去北平这个伤怀之地的想法时，她以一番“北平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邓大姐代表恩来同志，特来迎接您”的劝慰，排除了宋庆龄的思虑。随后，邓颖超专程来到宋庆龄寓所，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两封亲笔书写的邀请信呈上，并告知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恳切地盼望她能北上。经几次交谈后，宋庆龄接受了邀请，同意北上。此事在前面已提及，这里不再展开。

[1] 本文为柳光辽在后来的一篇根据他母亲柳无垢的日记整理所作。

[2]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74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陈虞孙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管会秘书长。

[4] 1949年，夏衍任华东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暨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5]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的已故夫人，曾任《中国建设》编委。

[6] 李伯梯，1951年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当记者，同年5月参加《中国建设》筹建工作，后任该杂志总编辑。

[7] 《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下）第129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