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战后日本小说的衍变轨迹

特定的时代产生特定的文学，文学反映着社会文化跳动的脉搏。二次大战结束后，正是人类历史长河中十分重要的时代。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全局来看，日本社会发生了一次历史性巨变。战后日本文学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思想史，也是一部社会变迁的历史。日本作家凸现出来的问题意识的觉醒和强化，具有极为鲜明的现实指向和时代特征，带来诸多方面的积极触动和历史性变化，让人看到了更加丰富和多层次的世相，包括那些隐秘的、个人化的角落。文学艺术经历了数十年真理被尘封的的岁月，重新回到了正确的发展轨道，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一个在废墟上重构精神家园的新时代的开端，也成为解析社会生活进程的一条重要途径。

战后日本文学的脉动与走向，大致经历了恢复期、成熟期、发展期和相对稳定期四个阶段。其思想演进的轨迹和变迁的阶段性，有其各不相同的纵深性和层次性，并酝酿着新的生机，始终同日本人民精神世界、内心情感的变化保持着惊人的一致。

一 恢复期：对战前军国主义的鞭笞

在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对外侵略战争就是日本近代史的全部。军国主义从猖獗到颓败，全能政府的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形成了日本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专制暴政。自明治维新以来将近八十余年所形成的社会文化，在战前那种思想僵化、心态封闭以及理论功用上的政治化、工具化的严酷气候下，发生了二十余年的大倒退。日本文化的血脉被严重毁坏，也造成了文学的扭曲乃至对文学基本功能的侵蚀，作品衍变成武士道观念的载体和图解，沦为现代造神、颂神运动的工具。文学虚假的粉饰和超现实的神性，造成了文学断裂和名著难产的处境。这一代作家命运多舛，陷入尴尬的境地：一方面要坚持艺术与生活保持距离，尽量保持内心的纯净，避免尘世喧嚣对文学创作的干扰，坚守一种封闭的写作空间，为自己求得内心平衡寻找一个重要支点。另一方面，在严酷的政治高压和恶劣的生活环境里，学人中，或抗争，或探索，或屈服。独立思想、自由精神这些稀缺性资源在多数作家身上逐渐流失；有些作家苟全性命于乱世而游离于社会边缘，他们的创作个性、主体感受和生命体验，凡此种种，几乎完全被淹没，失去了表达的愿望。某些作家匍匐于军靴与军刀之下，机械地把政治意图敷演成服务殖民战争的工具，不仅失去了价值判断，还丢失了精神品位。其出版的一些作品基本上为一种非文学的气氛所控制，被当时的政治斗争需要所利用，奉行的文学价值观念，带有极强的政治功利性。文坛凋敝到几近空白的地步，尤其是臭名昭著的“笔部队”，以文学活动的方式参与、协助侵略战争的所谓文学家，他们炮制以侵略战争为背景和题材的作品，形诸笔端的或是把侵略战争美化成“圣战”，或是把战争责任强加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同盟国，或歪曲描写被它们侵略地区的状况。这一现象反映了时代变迁中的文化断裂，和整体文化的堕落和无奈。一些有良知的作家正处于创作成熟时期，由于外在的干扰和自身的限制，被意识形态遮蔽了二十余年，失去创作自由。二十世纪前半叶，日本文坛成了一个死寂沉没、万籁俱寂、万念俱灰的世界，广大读者引颈翘望作家立足于自己的真情实感，说出他们不敢说的话而不得，这是平民百姓的不幸，作家的悲哀。

日本军国主义被迫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后，社会情绪的动荡与思想舆论的准备预示着文化的复苏，文化专制的锁链被砸断，思想已经解冻，这也是压抑已久的人民大众躁动和跃跃欲试的时期。用“严冬过后”来描述一九四五这个年份再恰当不过，日本文化有如被打碎的器物碎片，亟待修复，面临着重大的转型。作家获得相对宽松而活跃的创作环境，二战中辍笔的作家重新获得把生命和理想注入作品的机会。当时，日本全民族的感情中，对军国主义有一股蛰伏已久的怨恨与愤懑，面对长期禁锢之后的突然解禁，有着强烈的感情诉求，时代给文学提供了无限丰富而又宝贵的题材和明确的文化方向。时代文化潮流、文学发展走势、民众所需，使战后派应时而生。经历相似、艺术追求接近的青年作家野间宏、中村真一郎、椎名麟三等战后派作家，把握科学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运行的规律切入战争题材，但着重点不再是展现战争场景和战斗行为，而是以写实的手法和人文情怀，通过对法西斯政权对外侵略的战场和后方生活各个横断面的描写，展示出战争对普通士兵的命运和百姓生活的毁灭，深刻揭示了战争与和平的主题。战后派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命脉都是张扬人道主义的，呼唤人性复归。这些作品在一定意义上契合了人们观念上的改变与需要，凸显了一种直面灵魂的历史追问精神，获得了人们发自内心的共鸣。在当时落后于时代的上层建筑向先进转化这一长期而痛苦的历史过程的中心环节，对遭受劫难之后的文学事业的复苏与振兴，表现出全新的审美追求和价值观。他们的崛起，成为标志着战后文学蓬勃兴起的第一批报春的燕子。是他们拉开了战后文学序幕，并把原来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了起来。野间宏的《真空地带》（1952）、《阴暗的图画》（1946）、《脸上的红月亮》（1947）以及椎名麟三的《深夜酒宴》（1946）等作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些小说使人感觉到生命与人格被撕裂的痛苦，洋溢着浓厚的人文气息。他们以文学痛砭战前法西斯造成的灾难，以朴实、真实深得读者信赖，顺畅地被社会主流意识接纳，对日本文学进步具有重要作用。

清算战前法西斯政权祸国殃民罪行，成为这个时代人心所向，这类题材的中短篇小说从不同的方向汇聚成巨大的潮流。战争期间生活低调单纯且平静，淡到近乎无闻状态的文坛耆宿正宗白鸟和宇野浩二等人，也与时代共脉搏，与人民同呼吸，前者的《战争受害者的悲哀》（1946）和后者的《回忆草》（1946）等作品，由强调小说的趣味性向体现主流时代意识转变，勾勒终身守护文学若生命的传统文人，再现了他们韬晦中抵御浊雨恶风的旧梦尘烟，可视为摆脱桎梏转向复兴的起步之作。其白描式的叙事手法，反而起到了真实可信的效果，让我们看到了日本传统文人半个世纪来的沉静和反思，让他们沉浸在精神的追求与自我的诘问中，曾经怎样在那个时代坚守着自己的创作理想和人文信念，在历史的刀尖上行走。夏目漱石入室女弟子野上弥生子在短篇小说《狐》（1946）中，描写一位青年在太平洋战争前夕，为逃避兵役，蛰伏山中养狐以韬光养晦。每当想起肺病“一旦痊愈，又会被拉去打仗，便产生绝望”，甚至企盼因病死去，反而是一种“轻松的诱感”，折射出战争烟云下的人生本相。林芙美子的《漩涡》（1947），写的则是一位阵亡士兵家属，现实的困境和家庭的压力，从未使她对人生和生活绝望过，赋予这位单亲妈妈一种劫后余生的尊严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时过半个世纪，现在重读会发现，上述几个短篇确实将人们的悲欢与时代风云紧密结合，具有对普遍苦难的觉醒和对活着的深深眷恋，然而也不免读之生发作者急于发泄心中积愤的“急就章”之感，但它们透露的毕竟是感人的春天气息，自有其不可抹煞的作用。

井伏鳟二的作品《遥拜队长》（1950）的主人公冈崎悠一，在二战中在马来亚战场任小队长，战后卸甲归田。他染法西斯军队流毒颇深，动辄用一连串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用语向村民发号施令，凡举行盛典或仪式必向天皇所居皇宫遥拜，沦为村民笑柄，得了个“遥拜队长”的绰号。作者以逆向反思的历史超越感和现实疏离感，牢牢把握住这个背着军国主义思想枷锁、“冥顽而不识时务”的喜剧人物“性格的乖讹”，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冈崎上演的这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表现作家对人性的弱点或者在现实中丑恶现象的鞭挞，有层次地展现作为战争的人性根源而存在的种种社会病态和人性病态。高度的幽默不是表层的笑料和浅俗的噱头，而是作品的内涵和韵味，是运用夸张幽默寓庄于谐，把严肃的主题巧妙地掩藏在嬉笑怒骂中。其最大的特点是笑中带泪，前仰后合的笑声过后，发人深省。小说的语言为乡俗俚语与现代都市语言的整合，作者运用这些方言俚语，随手拈来，自然贴切，完全没有刻意雕琢的痕迹，展现出了奇特的“语言陌生化”效果。这篇小说可以看作是对战前文学扬弃后结成的有序链条，为日本的所谓“战争文学”注入了新的含意和活力，具有更深层地使读者领悟到痛心疾首教训的反讽意味。

田宫虎彦的《画册》（1950）从不同角度见证了战争带给整个民族的灾难和伤害。中学生福井义治的哥哥在“淞沪会战”中一反强权政治的铁血规则，做了中国的俘虏竟未剖腹自杀，获释后被日军处以极刑。于是，像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引起一连串反应，父亲悲痛欲绝而精神分裂故去，母亲外出打工，人们避之犹恐不及，无人雇佣。义治被警方错抓，并因哥哥而惨遭酷刑，及至真犯落网才躲过一劫，但不堪蒙冤系狱，义愤填膺而自缢。家破人亡，滴血泣泪的心灵创伤，见证了一个狂热的时代。但第一人称的“作者”同福井义治之间过多场景缠绕，反而使作品淹没在故事的繁杂中，无法让人专注省思于福井义治受残酷迫害的悲愤和痛苦之中。如果说，田宫虎彦的《足折海角》（1949）、《画册》、《菊坂》（均1950）等一系列作品描写了饱受战争破坏和精神创伤的遭遇，那么，《银泉悲剧》（1952）和《千棵松原》（1955）则让人不难从形势的变迁中觅得爱情毁灭的踪迹。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说过：艺术“所要争取的真正喝彩，不是一句漂亮诗句以后陡然发出的掌声，而是长时间静默压抑后发自心灵的一声深沉叹息……是使全国严肃思考问题而坐立不安”。以上几篇小说都风靡那个年代，因其真切地表达了人民群众的关心所在、情感所系，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狄德罗所说的那样的艺术效果。

日本很在意本民族的遭遇，但有人却竭力掩盖战争罪行，更有甚者去歪曲、美化侵略战争。忠实于历史本来面目的文艺创作，在日本至今仍是一个说不清、写不尽、不过时的话题。能站在高层次、开阔的广度与深度写出这样的作品，需要时间和条件，更需要作者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进行冷静的思考和梳理，最终承认日本军国主义的覆灭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评论家小田实在《和平的伦理和论理》（1966）中指出：“在战后二十一年间，虽然反映亲历战争的文字层出不穷，但几乎都是从被害的视角记述的。”诗人小海永二也说：“战后日本有关战争体验的文字，只从被害者的观点和立场，而没有从加害者的观点描述。”“据说荒原派代表诗人鲇川信夫在日本战败前，在福井县伤兵疗养院，根据当时的思想认识写了《战时手记》，描述了日军烧杀淫掠，从而探讨战争的内在根源，并试图揭示日本军事体制的本质。”他认为日本文学总体上与此背道而驰。

战前就投身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老作家，从未停下思考和著述的步伐。他们团结在日本共产党指导下的文学界统一战线组织——新日本文学会里，核心人物是日共党员中野重治和宫本百合子，其他重要作家除日共政治局委员藏原惟人外，还有德永直、壶井繁治等党员作家。他们根据长期的斗争经历和对生活的体悟，以深刻的思想观念和独特的文学追求，用优秀的精神文化产品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对战后初期的民主主义文学运动的蓬勃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成为战后日本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独特篇章。该会机关刊物《新日本文学》与《近代文学杂志》之间展开的关于“政治与文学”的争论，构成了民主主义文学发展史上最富于争鸣和探索意义的时段，反映了进步文学阵营对在创作题材与美学范畴拓展现实的敏感与关注。

战争除了给人类带来痛楚和离散，还造就了对理想和信仰的忠诚。那一直保持着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晦暗不见天日的年月里成为支撑精神世界的一种隐蔽而强大的力量。日共党员女作家宫本百合子的《播州平野》（1946）和《风知草》（1946），以女作家生平经历为蓝本，在纪实的基础上创作，展现了一个大时代的记忆和沧桑巨变后的思索。百合子以细腻的笔触记录了白色恐怖下，丈夫被捕后她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动人事迹。战争是惨烈的，革命是艰苦的，但作为文学创作，女作家的笔触却始终是审美的。这两部力作实现了对个体命运挫折和苦难的超越，升华了自己的生命，给日本知识界昭示了不朽的人格典范，也把日本现代知识分子如何立命安身这样一个命题留给后世，让读者在感受革命英雄主义的同时，又领略到细腻的浪漫主义情感。

壶井荣的《没有母亲的孩子和没有孩子的母亲》（1951）、《二十四只眼睛》（1952）等作品，以饱满的情感和流畅优美的文笔，深入挖掘历史事件中的人性故事，是红色经典中的光辉篇章。壶井荣是一位充满母爱的女作家，经历了诸多世事后，把眼光锁定在人生感悟上，仿佛总用一颗更优于常人的轻灵之心去看待生命的短暂与无常，塑造了近乎完美的艺术形象，走进了人们的心中。她的《没有母亲的孩子和没有孩子的母亲》曾获一九五二年艺术院奖。女主人公寅大娘经历了痛苦的家庭聚散离合，依然荡漾着美好感情的涟漪。她的独生子作为少年飞行员血溅蓝天，这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不幸经历，给寅大娘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痛。丈夫在美军空袭中葬身大海，她失去了至亲，只身归隐田园。人类通常无法选择灾害，但却可以选择面对灾害的态度。她领养一名孤儿，视同己出，关爱有加，把两颗破碎的心重新缝合起来。

《二十四只眼睛》与此互为表里，作家以十二名学童的成长经历为线索，用她清新朴实的笔触，书写了对濑户内海一小岛校园风光和往事故人的回忆，营造出一股淡淡的乡愁和忧伤的情绪，给文坛吹来一缕清新的风。这本上世纪五十年代经久不衰的畅销书，曾掀起一股“壶井荣热”。师范学校毕业来到偏僻小岛的大石久子，用心灵装饰和编织十二名一年级学童的彩色童年。然而，那场侵略战争摧毁了玫瑰色的校园梦，若干年后，五名同学应征入伍，二人遇狙殒命，一人双目失明。在战后废墟，故人久别重逢，回味那个充满阳光与梦想的纯真年代，把个人的真情实感融入民族、人类生生死死的大主题中。大石久子和学生仿佛从梦中归来，这小岛如今那么柔和，静得像没有一点儿涟漪的春水，那一缕缕师生情，被女作家化为诗意的背景。

德永直的《妻啊，安息吧》（1946）讲述的是，作者妻子战争期间身心经受难以历数的磨难，空袭死于非命，诉说了战争把妇女也同样地拖入噩梦的疚恨，平静、质朴地将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丈夫、父亲、作家这三重身份形诸文字，借以折射整个社会的变故。德永直的《熬煎》（1948）并不依靠情节取胜，而以对生活的冷静观察和准确的把握，把笔锋深入到女主人公夏子的内心，颂扬了一位下层妇女面对苦难淡定乐观的生活态度。小说虽然有苦难的叙事，但不是在玩味和展示，而是为了超越，旨在励志。这位作家偏重社会时代和宏大叙事的《静静的群山》（1949—1954），无论对作者本人或对日本战后进步文学而言，其意义都是不可忽视的。这篇小说写的是战争期间搬迁到山区的东电公司青年工人，在老共产党员的培养教育下，通过同公司上层分裂工会行为的斗争，同当地贫苦农民结成工农联盟并肩战斗的经历。小说通篇主题鲜明，表现黑暗制度下的贫困群体并展示他们的苦难和抗争应该是这部长篇最大的成就。其所以成为战后进步文学的经典，就在于德永直内心真正地把揭示人民的苦难和斗争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使人感觉到一种宏大的生命律动，一个永远向往未来不知疲倦的灵魂。

中野重治的《儿女和父母的关系》（1955）和佐多稻子的《干闺女》（1978），都是大人和孩子间的故事。书中不讲什么大道理，也没有惊心动魄的生离死别，只是反映平凡的日常生活，告诉人们，虽然时代在变，价值在变，但是亲情真挚不会变，将永远存在下去。

一些创作态度严肃的作家，从总体的艺术构思到具体的艺术把握，都呈现出引人注目的新特色，话题设置新颖别致，从不同层次和侧面，生动形象地描述政治、经济、风土人情和千姿百态的社会生活。素有“日本短篇小说之神”称谓的志贺直哉，在不满三千字的小品《灰色的月亮》（1946）中，把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孤儿挣扎在死亡边缘的凄惨遭遇刻画得异常感人，是在为那场战争中底层人群的命运呼号。井上靖在他的成名作《斗牛》（1949）中，刻画了战后初期暴发户和投机商人的尔虞我诈，闪烁着强烈的时代精神，具有深刻的艺术感染力。阿部知二的《人工庭园》（1953），透过女大学生追求民主、自由，反对校方死抱住战前法西斯一套的管理制度，揭示了战后初期知识女性在整个社会变革大背景下，对人生价值新的理解和追求及与旧事物彻底决裂的心态。

战后，人民群众对文化的渴求空前高涨，那个“书荒”年代之后，阅读的狂热以一种爆发的速度蔓延开来，带动了文学出版事业的空前活跃。感到匮乏是一种觉醒，也是对战前违背艺术规律的严酷报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各种刊物，迎着半个世纪浩劫后的文化荒凉，首次打破了二十几年的禁锢，竞相发表老作家在战时不可能发表的旧作，揭开了战后文坛的序幕，成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场主体。这些曾被旧时代的喧嚣所淹没的有着特质的作品公开发行，呼应者思想启蒙和人性觉醒的主潮，带着光辉与荣耀重返自已熟悉的领域，被压抑了的个性和独立性得以复苏。

谷崎润一郎的《细雪》的创作是他中期艺术人生辉煌的一页。这一小说在二战时期的一九四三年曾公开发表于《中央公论》第一、三两期，由于主题情节背离了当时的政治要求，遭到法西斯当局查禁。谷崎可能由于政治色彩淡薄，超然物外，同反战活动没有瓜葛，也没有违背当局意志的表现，从而逃过一劫，并于一九四四年自费出版上卷共二十九章。在绝大多数作家岁月蹉跎的情况下，谷崎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并未搁下手中的笔，尘封数年后，战后中卷于一九四七年、下卷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相继问世，成了历史脉络被割裂后的再续。《细雪》选择大阪船场莳冈家四姊妹的情感、命运为纽带结构全书，述说豪门儿女性格迥异，沿着各自的人生轨迹行进的故事：四妹妙子是封建家庭的叛逆者，勇敢私奔，平添了一丝现代女性追求独立和自由的气息；三妹雪子对爱情的完美主义和情感的曲高和寡，也令她一直遇不到可对之心甘情愿说“我愿意”的男人。谷崎润一郎将笔触伸向这些都市女郎的心灵世界，用细腻真实又不无诗意的笔调书写四姊妹的身世，她们怀揣各自的梦想，终日徘徊在等待与寻觅的地平线上。她们的人生轨迹、情爱历程各具特色，却又有着同一时代背景下共性的特征，彼此呼应着构成了一道风景。作者发扬日本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和艺术表现手法，增加了故事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厚重感，作品中那些耳熟能详的事物名称后面蕴藏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文学评论家吉本隆明在《日本近代文学的名著》中披露：法国作家萨特访日时，曾向日本作家表示，日本现代文学中《细雪》最杰出，“出色地描绘了日本女性的日常生活以及她们的生存状态……塑造的是日本年轻女性的典型形象。”萨特是透过异国文化的视角来捕捉日本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亮点的。布克奖创设者、英国出版名人马斯开尔也以类似的评语说：《细雪》向西方读者生动地展现了日本的风土和生活特色，对日本女性形象的刻画是深入心灵的，并表示：“在这一点上，我和萨特的观点是一致的。”《细雪》把文言虚词和独有的关西方言熔于一炉，形成一种地域特色，奠定了“关西文学”作为一种流派的地位。

在一个由禁锢走向开放的时代有太多阅读上的美要去发掘，要去展现。以风俗小说著称的老作家永井荷风，人生经历厚重，几乎看透人间世事，常人看来的重大事件往往不是他的创作题材，反而是那些生活中潜在的小事物成为他的《勋章》（1946）和《舞女》（1946）描写的对象。这些作品以独特的视角，把孕育了东京的民俗文化、商业文化和民风淳朴的浅草地区特有的人文环境、多彩的风土人情、鲜明的人物性格，演绎得别具一格，并通过贫民窟小贩和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舞女命运的变迁，揭示了不同阶层的世态。

其他老作家也在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的炽热心态下恢复了艺术青春，不断有佳作涌现。如有“早稻田文学领袖”之称的丹羽文雄、舟桥圣一等老派爱情书写者，仍然流风余韵不绝，延续着惯用招数，以平易诙谐的笔调描述艺妓和酒吧女郎等凡人小事的“风俗小说”，描摹战后普通老百姓情感、生活观的变迁，表现出浓浓的跨越时代的人文精神。他们虽然在题材方面似乎没有多大拓展，但在作品中却把凝重的社会生活同醇厚的民俗交织在一起，展示了战后初期的历史画卷，使文学的主体性得到了复苏。

战后初期，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的进步，同时也为了适应读者的欣赏习惯，作家有了更大的想象空间和欲望追求，重视命题、立意的厚度以及问题意识。在题材的广泛性、风格的多样性、艺术手法和美学追求等方面，出现了全方位和具有建设性的大转换，同战前的作品相比，他们的创作发生了质的变化，形成文化上的落差。通过这种人类文明的文化反思，令人感到战后文化居高临下的优越。然而，它又不是凭借传统审美的中断所造成的陌生感和新奇感而风行一时。正如文学评论家本多秋五指出的那样：战败投降是日本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事；战后文学应从世界观和人生观两个方面来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以防止历史重演，因此，作家应写战前所缺乏的那种精神。松原清一等人也指出，战后文学无论在思想内容和创作方法上，都同战前有本质上的迥然之异。大江健三郎所言“日本现代文化史中所缺乏的东西，正是战后文学家所刻意追求的东西”，说的也是这个意思。文学在大正后期和昭和初期的社会生活中，曾经灿烂夺目，其后盛极而衰。如今，沉默了半个世纪后重新放射出耀眼的光辉，给日本文学重建带来了转机，使日本文化有了一个新的起点。

这时期短篇小说的成绩引人注目。一般情况下，短篇小说总是在有限的篇幅里拓展心理时间，或多或少揭示出一个比较单纯的生活哲理，看似简单，实质却蕴含了非常丰富的内涵。其艺术处理上也须有统一的艺术构思，而且这种构思往往严谨，具有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篇幅小，要迅速反映现实，焦点集中，这些特质正适应了许多作家在作品中倾吐他们在风雨如晦中的痛苦和哀楚，清晰地烛照各种人物心灵的迫切要求，而读者也翘首期待感受时代脉搏，从而把握生活本身，调整自己的精神格局。另一方面，大乱之后一切还没有固定下来，来不及对历史作宏观的思考和仔细的推敲，多年的深厚积累只能浓缩展示，因此，反映在作品中有一种急就章的匆忙感，这个时期的中长篇小说还不能与之后六七十年代相媲美。

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激情涌动、竞相喧哗过后出现了表现战后各阶层人物的命运和心态变化的作品，开始把视野推向多方位，直面生活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追求不同的格调和形式。无赖派（又称新戏作派）火红一时，代表作家有太宰治、石川淳、坂口安吾、织田作之助等。流露于他们笔端的是，知识分子在战后初期风云变幻的时代更迭中产生的信仰迷失、价值错位、非理性泛滥和新旧体制交替蜕变中的心态失衡，表现出一种感伤忧郁和生活上的放纵，着意渲染出世悖时的人格扭曲，要么麻木不仁，寻求精神麻醉，要么被颓唐的社会腐蚀成以醇酒和婚外情为最高追求的蠹虫，实际上是历经震荡之后，自豪感与自尊心被伤害后浮躁心境的反映。太宰治的代表作《斜阳》（1947）、自传体长篇小说《人间失格》（1948），以及坂口安吾的《白痴》（1946），带着失落和浓浓的哀伤，难以跳出自暴自弃的误区，反映战后初期日本社会漫天迷雾中的世态心灵。

战后初期，这种时代嬗变，不仅导致了相关之文学现象的复杂，使文学的发展充满变数，而且和战前形成的思维定势发生明显差异，从封闭性走向了开放性。特别是“性”，在军国主义统治下长期是一个禁区。战后，文学不再画地为牢，也只有在军国主义垮台后，性才与艺术美、神圣美相结合，给文化多样性留下生存的空间，这是对数十年来敏感禁区的一次实质性的突破。以田村泰次郎、井上友一郎为代表的肉体文学派，以极具探索性的题材令人耳目一新，其大胆突破的话题引起的影响较大。田村泰次郎的《肉体之门》（1974），以劫后余生的娼妓在风尘世界暴力、险阻、性爱等交织的坎坷遭遇，表现了她们在社会底层的挣扎。大冈升平的《武藏野夫人》（1950），讲述日本废除通奸罪后一个家庭内部的情爱纠葛。这类作品开创了战后新时期日本文学创作打破“性”禁忌的先河，是对过去法西斯对文学艺术禁锢和镇压心理上的逆反和行动上的惩罚，应当说他们还是较好地把握了尺度，没有直接而露骨的性描写。不论作品的倾向性如何，他们至少可以让人们的思想打开一扇窗，了解解除了禁忌、解放了感觉的乌托邦文化的想象与追求。

二 成熟期：承载一个时代的文化记忆

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轨迹来看，凡是社会变化最剧烈的时候，也是文学创作臻于成熟之际；当一个社会递嬗演变之时，文学最能微妙地将其胎动——人们所感觉到的变化——忠实地记录下来。日本军国主义垮台，美国在单独军事占领之初，采取了解散日本军队、逮捕并审判日本战犯等措施，日本国民误以“解放军”称驻日美军。苏美冷战拉开帷幕，美国企图把日本变为它在亚洲的军事桥头堡，强迫日本按着它设置的轨道前进，以致日本政治、经济及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特殊变化。日美民族矛盾激化，日本人民从对美国的亢奋中回到面对现实的冷静，民族意识空前觉醒，整个文学艺术的生存环境与艺术生态陡然变得严峻起来，作家在不停地寻找自身对民族命运和大众生存的独到感悟，将个人感悟和民族感情相融合，使广大读者的情感与作品一起产生共鸣。

一九五一年，日本司法当局以“猥亵罪”为借口，对伊藤整翻译出版英国作家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提出公诉，其实是借机对出版界和文坛发出镇压的信号。这一信号引起日本文化艺术界的义愤。日本文艺家协会会长广津和郎动员文艺界，包括基本不问政治或不轻易表示政治倾向的所谓“自由知识分子”，抗议对《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译书的公诉，立即得到文化名流的热烈响应，突显了民族尊严，强化了文化批判意识，注入了人文关怀。一九五二年，日美当局制造震惊国内外的五一劳动节流血惨案，引起了日本人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全国上下沸腾起来。阿部知二、高见顺、梅崎春生等知名作家，在报告文学集《目击者的证言》中，义愤填膺，反驳了日美当局的谰言。那种书写上的纵横睥睨、爱国感情的充分流露，鼓舞和激励着全国人民。广津和郎、志贺直哉、阿部知二、青野季吉和宇野浩二等作家，从一九五三年开始为声援营救松川事件无辜被告的正义斗争奔走呼号，广津和郎花费四年半时间完成长篇政论集《松川事件》（1958），既有全景性叙述，又有具体描绘，将这一事件置于特殊的背景和政治生活条件下，沉浸着莫大的悲痛与激愤。宇野浩二也奋笔疾书，写了《世上怪事》，为蒙冤受屈者伸张正义。他们用行动诠释了质朴的爱国情怀，并同斗争中的群众有着零距离接触，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一条爱国主义的主线贯穿其中，给了人们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种号召与组织方式，表现出了文学艺术界的凝聚力和坚忍精神。在这里我们切不可把以上提到的知名老作家看成是只埋头书斋热衷写作而不问世事的冬烘先生，他们都是有敏锐感觉、颇具批判意识的作家；同时我们也看到，文学艺术界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有关重大事件上展现出伟大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

文学是现实生活的深刻反映。凡是与现实生活、现实政治发生重要关联的文学，往往会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历史记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日本列岛民主运动、学生运动高潮迭起，为战后日本重建民族精神过程留下慷慨激昂的生命壮歌。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起，日本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出现了一系列以青春、成长、励志为题材，颂扬时代高昂精神，体现时代风貌的优秀小说。这样的题材和主题，以及其内涵和教育意义，都凝聚在广津和郎的长篇小说《到泉水的道路》（1953）和石川达三的双卷本长篇小说《人墙》（1957）这两部批判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完美融合的典范作品中。《到泉水的道路》塑造的主要英雄形象是京子，她浑身散发着一股昂扬奋发的激情，积极投身营救松川事件中的无辜被告。《人墙》深情礼赞从事教书育人的启蒙工作者在工会领导下，反对当局向少年儿童灌输军国主义思想的行动，展示了不懈超越自己、超越精神困境的充满激情的青春群像。

二战后期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军在日本广岛上空投下第一颗原子弹，重击日本军国主义负隅顽抗的图谋，迫使日本最终宣布无条件投降，但也给广岛民众带去终身难以磨灭的影响。对于日本人来说，牢记侵略战争和原子弹爆炸的史实同等重要。日本文学家称以这个事件为题材的小说为“原子弹文学”。伴随着战后文学的全过程，不断出现这一题材引人注目的作品。原民喜的《夏天的花》（1946）和大田洋子的《尸体狼藉的市街》（1948），执这类题材小说的先鞭。女作家有吉佐和子在《醉中醒》（1959）和《祈祷》（1959）中，通过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和富于地方特色的语言，描述了在时隔若干年后广岛血肉横飞的往事仍在折磨着当时的受害者。井上靖的《城堡》（1964）中，原子弹后遗症使女主人公透子面临生存危机，多次萌发自杀念头。井伏鳟二在长篇小说《黑雨》（1966）中，描写一个曾淋过放射尘埃“黑雨”的少女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难以寻偶，受尽周围人的冷漠，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佐多稻子的长篇小说《树影》（1970）的女主人公、旅日华侨妇女柳庆子，同画家麻田晋三在各自遭遇原子弹后遗症，几乎被绝望压垮的时候，进行了一场最富有色彩的恋爱。爱情不仅仅是花前月下的甜言蜜语，更是一种积极乐观、包容互谅的生活态度，唤起人们重新认识理想和信念在生命中的价值。

一个时代消逝后，其时代精神凭借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留给后人。大凡以政治风云为题材的作品，必须有其自身的价值和社会意义，以期在读者心灵中掀起巨大波澜。霜多正次的“冲绳三部曲”——《冲绳岛》（1957）、《守礼之民》、《榕树》（1962），以腕挟风雷的淋漓健笔，通过塑造新人物形象，坚持不懈地反映社会生活的主流和时代前进的要求。《冲绳岛》的主人公山城清吉，因揭发工头勾结美军营私舞弊而被除名，找到了中学教师工作，又因创作了以冲绳回归祖国为主题的剧本被逐出校门，最后当了建筑工人，再缘于带头罢工被解雇。他矢志不渝，以国家民族兴亡为己任，投身于反美斗争。《守礼之民》则将高大洪亮的明天主题发展成为觉醒后的百折不挠，弘扬冲绳伊波乡谢民村农民，为追求光明而勇于献身的精神和所向披靡的英雄气概。《榕树》的主人公知花英一是冲绳人民党的卓越领导人，作者通过知花与以党内学生对策部部长宫城哲夫为首的左倾政治路线的斗争，再现了这个有理想追求、有着炽烈情感并与人民共命运的英雄形象。进步女作家中本高子的长篇小说《跑道》（1958）和《火凤凰》（1960），以毗邻东京的砂川町人民反对美军强占耕地、扩建军事基地的示威抗议行动，表现了时代的艰难和广大人民呻吟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遭遇。真挚的感情和鲜活的描写，使书中充满了日本人民为保卫国家主权顽强战斗的豪迈气概。

对美国占领日本期间的黑暗内幕的揭露，看来虽似文学上的一个短暂阶段，但是实际上其反思的过程要漫长得多，揭露得也很深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揭露和反思，有时甚至是以理想的失落为特色。例如，有吉佐和子的长篇小说《非色》（1963），第一次正面接触到美国社会严重存在着的种族岐视问题，在暴露人性以及在小说文本的构成中起着独特的作用。这些故事并不来自阶级、政治、道德层面上的伤害，而是与生俱来的族裔原罪。小说围绕战后初期同驻日美军黑人、意大利裔下级军士结婚的日本妇女展开描写，记录她们漂洋过海到美国寻梦，面对种族歧视的严酷现实，幻想破灭。有吉佐和子的《暖流》（1967）抒发了女作家热爱乡土、反对战争、反对美国修建军事基地的情怀。美国单独占领日本时期的种种劣迹，是使日美关系复杂化的尖锐问题。广津和郎的短篇小说《幽灵列车》（1945），带着鲜明的急就章的匆忙，在美军占领日本初期的严密的审查制度下发表，它通过米原车站副站长在美国军官鞍前马后摧眉折腰的丑态刻画，无可辩驳地说明，下跪的姿势无论多么优美，终究是下跪。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兴起社会派推理小说。松本清张的《零的焦点》（1958—1960），写了一个昔日身心饱受美军蹂躏的日本妇女，她经常受到精神痛苦的折磨，最后沦为残害善良的罪犯。松本清张在非小说《日本的黑雾》（1960）中，通过严谨的论证和理性探讨，拨开历史的迷雾，揭露美国单独军事占领日本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事件，其中包括《“帝国银行事件”之谜》、《下山国铁总裁是被谋杀的》等篇。水上勉的长篇小说《花的墓碑》（1960）是由情节相对独立的短篇组合成整体构架，由驻日美军勾结日本罪犯贩毒、走私和杀人等丑闻作为主线贯串发展。这些篇章表面上互不联系，其实思想内容和背景都有紧密的内在联系，披露了引人关注却鲜为人知的故事，戳穿了日美统治集团的种种谎言，在事件的总体认识和细节考订方面都取得了新的进展。读者透过本书可以看穿美国占领当局的政治黑幕。

随着日本社会环境的变化与经济的发展，多样化的文学实践和追求受到普遍重视，高雅、通俗、时尚，甚至先锋派与另类文学，同样得到了自己发展的空间。作家选择不同的题材，从不同的角度折射、阐释多元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时代的变迁。作品所跳动的时代脉搏同读者的脉搏共震荡，完成了向多元化文学结构的转变，逐渐形成众多的流派，整体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中短篇小说由于具有形式结构紧凑、主题鲜明的特点，能较快反映现实，蕴含深厚的历史内容，在致力于历史转型期的精神解放和建设上不断向纵深拓展，成就更为突出，成为这阶段文学发展的里程碑式标志。

在井上靖的《比良山的石楠花》（1950）、《一个冒名画家的生涯》（1951）和松本清张的《断碑》（1954）等中篇小说中，主人公虽然从事的职业各有不同，但都有着同样的生活和命运，都背着传统的重负，在苦苦寻找着生活的出路。他们在曲折艰难历程中，总结出许多富有创新性的独特感悟。

作为社会最微小的细胞，家庭的悲欢离合、际遇遭逢折射的正是社会的变迁。阿部知二的《日月之窗》（1957），以关西制铝工业巨头神门家族和与之联姻的国粹主义历史学家深志野，以及东北大地主安仁三大豪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战后四十年中的乱世兴衰，折射了日本军国主义由强势到衰微的历史。《日月之窗》的视角不仅限于老一代，更多展示了老一代与年轻一代各自风云际会的沧桑演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小说既是富豪名门的兴衰沉浮启示录，也是广阔的社会生活编年史。战后蜕变期面临裂变与分化的危机，年轻一代受到激进的新文化和新思想的熏陶，带着成长过程中普遍的叛逆和冲撞精神，毅然参加五一劳动节示威游行。书中年轻一代的选择是一种成功的从家庭中自我超越和灵魂上的脱胎换骨。这个安排使得小说获得了历史的纵深感，铺陈出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

日本近代史上极其荒谬的一页已经翻了过去，将近半个世纪的法西斯统治，确实在每个人心上留下了伤痕，以致许多人失去了信仰，有些人走上了邪路，但对整个一代青年人来说，沉重的代价不只是创伤，他们在经历了战后初始阶段的迷惑和浮躁后，正在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现实做出深思熟虑的文化回归，产生了对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和时代走向的热烈憧憬。

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文学的实践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世俗生活为小说创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现实资源，有足够的空间和机遇供作家发展。许多作家从青年一代的思想、生活和情感中找到了久违的浪漫主义激情。素以报纸连载小说和时尚青春文学畅销小说为主打的石坂洋次郎，一向擅长将“娱乐”和“思想”，“幽默”与“深刻”巧妙融为一体，他以《绿色山脉》（1948—1954）问世为起点，连同他的《山那边》（1949）和《山岗繁花似锦》（1952）并称为“三大新闻小说”，在众多青春文学作品中独树一帜。这三本书大多是对青春和理想的向往和赞颂，用充满浪漫唯美的情调对都市青年男女的情感生活作写实描摹。他的小说意象含蓄简约，笔墨恬淡自然，意境优美深邃，以其浓郁的青春气息与时代光彩带给人们愉悦的阅读感受，契合了人们对美的追求，也合乎众多年轻人的口味。他的小说也经改编出现在银幕上，书中一群天性活泼自由的年轻人，洋溢着清新自然的诗意和幻想情怀，一下子就成了年轻人心目中的青春偶像。文艺评论家尾崎秀树认为，石坂洋次郎的小说塑造了众多新型女性形象，准确传神的刻画融合在战后的校园和大公司的背景之中，从而激励读者去关注社会现实，树立健康积极的人生理想。老作家丹羽文雄则称赞，石坂洋次郎将青春题材推向一个崭新的时代。不管绿色象征青春，还是青春的象征是绿色，石坂洋次郎的小说富有思想的光芒、生命的血性与青春的激情。爱情天生就与青春血脉相连，他的小说自然属于有关青春的叙述，轻松幽默又充满浪漫情调，其喜剧情节和轻松对话有很浓郁的生活气息。似曾相识的情节在青年男女主人公动情的演绎之下，以鲜明的色彩颂扬生命的春天，让人领悟生命的意义，令人对久违的浪漫邂逅产生无限的向往。虽然经过近六十年的岁月荡涤，书中洋溢的青春活力并未随着时间的消逝而稍减。

从民族古老传说和神奇的历史文化找到一个好故事，在感情中塑造人物形象，对日本民族习俗历史作执著追问，这样的小说，它的文化人类学意义可能要远远大于文学意义。深泽七郎以《楢山小调考》（1956）挖掘了独特的题材和人物，借用古代题材，探讨了今日的情感话题。人物活动的信州山村，古时人凡是活到七十，即使无灾无病，也由子女送往深山老谷，由野鹫吞食或冻死。女主人公阿铃婆还差一年到七十岁，根据传统延续下来的习俗，主动要求儿子提前背她上山，走向不归之路。阿铃婆的悲剧将生命遭受的双重压迫呈现出来：一是无奈地承受千万重的历史重荷与无知愚昧的结合，一是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压抑下人性之美与生命尊严的无力。深泽七郎以笔下的僵硬文字将对这种文化习俗、血缘关系、生活伦理类似制度化的延续和否定生命自由的批判，融合在山民单纯而近乎原始的生命活动中。他们在纯朴以至麻木的生活中，追求幸福而不可得，保持善良本性而不可能。作品无情摧毁了山民生活的美好想象，歌颂了对生命的执著，让我们看到母子双方不计后果，不计功利，只为对方的幸福而甘作自我牺牲美好心灵，读毕令人好长时间思绪万千。在如此黑暗的背景里，主人公明亮的灵魂让人回味出文字之外人生的无限沉重。这部短篇小说有着启示录一般的冷峻和庄重，三岛由纪夫沉重地评论说：“我读此书恰值深夜两点钟，感到犹如一盆冷水浇身。尤其是最后吃送别饭的非常残酷的那段，一想起来就害怕，其恐惧的性质乃是贫穷的日本人祖先那种非常黑暗和令人厌恶的记忆。”这类题材的故事被反复改写，最初的也是最著名的自然是深泽七郎的这篇，既美丽又残忍的故事当时轰动了整个文坛。深泽七郎的小说始终关注人的心灵苦难，日常生活的贫困仅仅是他小说的一般背景，在贫困的生活背后是历史的一种惰性，即陈旧的传统观念和迷信思想汇聚在山民的灵魂深处，成为一种精神的负累。

文学的新时代将由新一代作家来创造；有“新人”就一定有上升的空间，就一定为文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表现手法和技巧上进行多样化的推陈出新是时代要求。战后初期成长、以平民化姿态和充溢温情著称的“第三批新人”，以私小说的话语内容、话语方式，加上英美意识流手法来建构双重创作方法，进行双向融合与互动。他们选取的题材大多反映寻常百姓的生活和风土人情，小人物的琐琐碎碎和世俗情感。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远藤周作、安冈章太郎、吉行淳之介、庄野润三、曾野绫子、三浦朱门等人。尽管他们的小说风格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都生活在社会场景里，对时代和生活的认识，大抵是在平淡中的坚守，进步中的回顾。安冈章太郎获芥川文学奖的小说《狐朋狗友》（1953）中，主人公凭借自己敢打敢杀、暴力凶残的个性，惹是生非，为坊间深恶痛绝。作品以此作为情节建构的动力和主体，发掘出生于殖民地朝鲜的不良少年随着市井文化层面的变化以及道德秩序与观念的紊乱而出现的年少轻狂的顽劣本性。作者对类似这样难以消除的畸形劣迹没有简单地批判，而是自然主义地将《海边光景》（1959）陈列在读者眼前，时代环境留下的印记，孰是孰非一目了然。细节反映了普通百姓逃脱不出苟且存活的黯淡命运。小岛信夫在《拥抱家族》（1965）中，以复线结构刻画一个无能的中年知识分子，因妻子患乳腺癌陷入感情陷阱，以致影响到家庭。庄野润三的《爱抚》（1949）和《舞蹈》（1950），刻意揭示了婚姻的情感困惑和精神困境。

另外一方面，他们的一些作品还描绘了战争中人们内心深处的惶恐不安。远藤周作获芥川文学奖的中篇小说《白人》（1955）中，主人公是德法混血儿。他在德寇入侵巴黎时充任德军翻译，在盖世太保审讯他大学时代同学杰克时，他本以为杰克可能叛变，并希望杰克女友玛丽·泰雷斯也被捕受审，他们却分别自杀身亡。小说意在对世界变成陷阱时陷入其中的人类的生活本质作探索，即作者所认为的“人的行为是依靠被虐和施虐的本能而存在”。他的《海和毒药》（1957）将人引入一段逝去的时光，揭发九州大学在战争期间用美国俘虏作人体解剖实验，揭露日本许多科学家不自觉地成为服务于战争的帮凶，甚至在战后仍然没有任何负罪之感，谴责了日本法西斯灭绝人性的兽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日本各阶层人士要求中日友好的呼声日益高涨，两国关系向着经济、文化、政冶等各个领域广泛延伸，为中国题材作品的深化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清冈卓行获芥川文学奖的《洋槐的大连》（1969）和《邯郸的庭院》（1980），以怀旧和现实相交融的笔调，将飘零异国他乡的天涯游子难以忘怀的往事诉诸笔端，字里行间流露着对中国的眷恋深情。水上勉的《沈阳之月》（1990），以作者年轻时在沈阳做工头的生活经历，从岁月的深处开掘他同中国工人终生难解的依恋，有一定的情感和思想深度。安部公房的《终途标识》（1948），以日本战败投降后中华大地的风云变幻作为历史背景，从日侨青年T误入中国绿林人马两相对立的火并漩涡而被关进地牢的经历，展示了日侨面临祖国战败投降的底层感。

审美意识随着瞬息万变的现实而流淌，不为旧思想模式所束缚。许多作家敏锐地觉察到，日本民族心理积淀中形成的具有强大惰性的心理素质和维系方式，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冲击和变化。他们在保持和发展本国民族文学传统的前提下，对“现代性”的西方文化表现出认同的倾向，在创作过程中向西方文化、文学寻求精神资源，因此，出现审美多元化是必然的。

战后日本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寻觅自我开始的，其后发展为自我确认和自我逃避。寻找自我中产生失落感，从失落感再升腾起寻觅意识，成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以安部公房、大江健三郎和开高健为首的日本存在主义文学的发展脉络。在寻觅和超越中探索生命的本质意义，这也是贯穿于日本存在主义文学的轴心和主旨所在。上述作家作为表现风格、内容诠释等方面转型的亲历者和探索者，执意更新艺术思想，创作了一些表意性、象征性、寓言型的富于探索精神的作品。就人性内涵及其表现方式而言，前卫的触角，加上独立的思想，时空中看似完全割裂的一些场景和生活碎片，比既往的国内小说更异样，更复杂，更深刻，在文体上也有所突进，挑战传统读者审美极限。他们对存在主义有着极高的悟性，作品中满溢着世界观和人生现实的荒诞性，刻画了个人的孤独和人在不可思议力量面前的困惑、躁动和荒诞感，突出了当代人的异化现象。日本文学正在一步步从传统走向现代，拓展了传统阅读空间，显示了这批后起之秀锐不可当的锋芒、探索胆略和青春活力，充满开拓与叛逆的创新精神。安部公房三十余年来情系卡夫卡，他关注或推崇的题材以及呈现的方式，人们还比较陌生。《砂女》（1962）为他赢得国际声誉铺平了道路。他的许多小说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已被译成多种外文，风靡欧美。他获芥川奖的成名作《墙壁——S.卡尔玛氏的犯罪》（1951），以意外曲折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变化，通过对生活形态、结构的概括和重组以及夸张变形，并统一于一种无序的变动中，使作品凸现出一种气势。他的短篇小说《闯入者》（1952）的主人公K和代表作《砂女》的中学教师仁木，同《墙壁》中的卡尔玛一样，都是些普通人，虽然越来越多地关注自我价值的实现，但始终摆脱不了无休止的悲剧命运和他们所在世界的荒谬。同样的主题和手法也表现在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中。如果说安部公房的特色是变形，那么，大江健三郎则是变态，代表了二者转化的不同向度。大江健三郎的前期作品，钦慕和效法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和作家萨特，后期在此基础上融会美国作家诺曼·梅勒所鼓吹的“二十世纪后半叶留给文学冒险家尚未开垦的处女地，也只有性这一领域”的思想，并借鉴结构主义，创作不断得到拓展和延伸。他前期的《饲育》（1958）、《人羊》（1958）等短篇小说，演绎自存在主义文学的新人道主义的胎动，把目光投向纵深的历史和广阔的现实，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济世情怀，化作作品中人物为挣脱外来压迫而作的痴幻追寻，使人感到一个受辱民族的心灵恸哭。《剥芽掐仔》（1958）、《迟到的青年》、《亲自为我擦干眼泪》（1971）等小说和长篇随笔《广岛札记》（1965），折射出历史被引向岐路年代一定层面上的社会生活，使人隐隐品味出书中人物的尴尬处境。开高健的作品也同样不拘泥于来自生活的直接感受，采取离奇的寓意手法，刻画小人物充满悲剧的命运，表现了人在强大势力面前的惶惑不安和束手无策，荒诞不经中寄寓着对道德的追求。他的长篇小说《恐慌》（1957），以一个小城镇惨遭有史以来最严重鼠灾为中心情节，寓意于天灾人祸的描绘中，以喜剧性夸张的细节和语言，把面对灾难时人性中的善良与丑恶、高贵与卑微表现得淋漓尽致。但这篇小说在内容方面过于接近法国加缪的《鼠疫》，雷同感冲淡了作品本身的张力。《皇帝的新装》（1957）游戏笔墨无所不在，激烈地抨击了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一些势利小人的双重人格，表现出一种戏谑的荒诞色彩。这种不动声色的深刻，将弗洛伊德阐述的排解不开的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的矛盾冲突，以一种艺术形式显现出来。与其说这是精英们的觉醒和呼唤，不如说是人性的选择和释放。

伊藤整致力于对乔伊斯的介绍，并根据他的理论提出“新心理主义文学”，并据此创作了长篇小说《得能五郎的生活和意见》（1940）和长篇小说《鸣海仙吉》（1950）。由于某些情节明显有乔伊斯的影子，以致文学评论家称他为“日本的乔伊斯”。《鸣海仙吉》情节发生于一天之内，描写知识分子在战后混乱、动荡不安之中的生活和心理状态。他对弗洛伊德和劳伦斯亦情有所钟，长篇小说《火鸟》（1949—1953）借鉴意识流的某些表现手法，以奇异的情节编织了一个巧妙的故事。作家以略带忧伤的抒情风格，通过蔷薇座剧团青年男女演员的命运和人际关系，展现了人间的冷暖甘苦，蕴含着人生百味，同时也折射出社会生活的斑斓，充溢着时代感和浓郁的生活气息。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挫折文学”盛行一时，代表作家有高桥和巳、柴田翔、真继伸彦等。这类作品描述了上个世纪日本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上的艰苦复杂的心路历程。柴田翔的《然而，我们的日子……》（1964），描写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中期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历史大风景。对于日本当年的学生一代而言，这无疑成为他们成长道路上一场难忘的思想洗礼。这一代人把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这个集体的大行动，在他们行进的路途上，激昂和悲伤、迷惘和豪迈，被驱遣的困惑和奋斗的热情，甚至叹息和泪水、誓言和放歌，都是那样沉重地交织在一起。高桥和巳的《忧郁的党派》（1960），则以一九五二年反对“破坏活动防止法”斗争和五一流血惨案为背景，表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心理承受力弱，无法面对困难，经受不起成长过程中的挫折，终于一个个结束了短暂的人生，反映了青春的混沌和命运的残酷，良知的麻痹和热血的滞流。同一作家的《邪宗门》（1966），小说背景是战前和战后初期，创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新兴宗教团体“日之本救灵会”，其信徒过着原始共产主义式的平等生活，战争期间屡遭军国主义镇压。小说主人公千叶洁于战争结束时复员归来，成为该会第三代教主，曾率教徒搞武装起义，被驻日美军镇压，千叶洁饿死于贫民窟。真继伸彦的代表作《发光的声音》（1966），描述了一九五六年的波匈事件在日本知识分子中间引起的思想混乱。日共党员中村教授为此产生信仰危机，为解脱迷惘困惑自杀未遂。

在国家几成焦土的二战之后，日本经过朝鲜战争又在原地迅速崛起，撩拨着人们悸动的心弦。因着物质的丰富与精神的匮乏之强烈反差，随着外来文化爆炸和思想激荡，追求美的素质情怀的坍颓与倾斜，许多人的灵魂正在销蚀。精神与物质生活的各个方面未能同步起飞，某些作品重对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周折作艺术探索，对艺术的粗疏警惕不够，而古典理想和道义护卫的缺憾，使艺术精神剥去它斑斓的外衣，往里寻找小说丰富的主题和其鲜明的个性时，就显出捉襟见肘的局促。石原慎太郎的《太阳的季节》（1955），宣传暴力、阴谋、色情，刻画男女阿飞挑战社会道德底线的放浪形骸。“太阳族”文学负面影响着青少年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和在社会公德方面的认识与实践，反映了体制转换带来的文学场的位移。对于素有“恶魔主义”之称的老作家谷崎润一郎，评论家吉本隆明在《日本近代文学的名作》中认为：“把一般观念上非正常的性爱作为主题，这是谷崎润一郎初期作品的特点，施虐与受虐、物恋（物体崇拜）、同性恋等等……总体而言，谷崎是我难以理解的作家。”谷崎的《钥匙》（1956）和《疯颠老人日记》（1961），仍然一贯地固执于女性美至高无上，坚持着对于女性美的病态追求，其中贯穿着男性主人公在女性美面前的爱慕、膜拜和倾倒，而对于妖魔化了的极端女性美，既殚精竭虑，拼命追求，又为性无能自惭形秽。作家以一种空前坦率的态度，给读者展现了作品中几个主人公表现的一种变态心理和社会道德底线的崩溃，渲染了心灵与官能的狂热，并对人物的性心理施以过多的笔墨，带来负面的文化效应。女作家原田康子的长篇小说《挽歌》（1956），反映斑驳陆离现代都市处于青春路口的叛逆女性对婚姻和爱情做出的新定义。她描写一个带有病态心理的少女，同有妇之夫的年长建筑工程师桂木的婚外恋，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纠葛，迎合了战后青年女性对古老传统意识的反感，反映了战后女性对待婚姻和爱情态度的重大变化。

三 发展期：“巨著意识”的空前活跃

一九五〇年朝鲜战争爆发，冷战开始。出于冷战的需要和对国家战略利益的考虑，美国的对日政策旋即由“抑制”改为“扶植”，把日本作为西方的一员，建成“亚洲反共的防波堤”、“亚洲的兵工厂”。在美国庇护下，日本重返国际社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条件。尤其是经过两次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现代技术仿佛也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国民生产总值由世界第七位跃居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同时，社会价值观也经受着发展带来的震荡。许多作家敏锐地关注和把握了这种急剧变化的现实生活，所有感怀早在当时就已经埋下，只是需要假以时日才能酝酿创作成鸿篇巨制。这些作品带有经济高速度发展阶段的明显特点，使读者看到在高度工业化和充满激烈竞争的日本社会中，文学家把握社会的思想动向，敏锐地捕捉到的有倾向性和前瞻性的问题，也由此派生出对长篇小说的价值指向、精神深度和广度以及价值取向与创作篇幅的两者关系等问题的关注。认识的深化需要一个渐进而漫长的了解和探索过程。就长篇小说而言，一般是通过讲述一个完整而复杂的故事来表达作者的理想，通过对事件来龙去脉的铺陈来架构一个庞杂的故事，呈现生活的繁茂。这一特性决定了其较长的创作周期和较高的技巧含量，凝聚着作家长期积累和潜心观察思索，反复的推敲和琢磨。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平野谦就提出以私小说为中心的短篇小说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长篇小说厚积薄发成为纯文学的中心。当时，正值安部公房发表《砂女》，文坛对长篇小说的需求增大。作品的长度固然是根据故事丰富曲折的内涵决定的，但一些作家经过多年的生活积累和创作准备已是水到渠成，有意识地在长篇结构上刻意求工，精心运笔，“巨著意识”的激情在喷涌。同前一时期中短篇较繁荣的情况相比，长篇小说在反映急剧变化的现实方面，发挥着自己特有的功能。长篇巨制的创作，无论在用比较缜密的情节链来组织整部作品，以及细节的营造、结构的紧密度上，都发挥着自己特有的优势。许多作品在六七十年代的文坛上大放异彩，形成文学的黄金时代，优秀作家鼎盛时期的巅峰之作层出不穷。在经济腾飞社会中，始终有一股潜流在物质世界下面涌动，社会派作家对日本精神下滑反思，并对精神重建表现出强劲的创作欲望，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创作活跃期，标志着日本文学跨入一个新的创作阶段。

石川达三的《破碎的河山》（1962）、《金环蚀》（1966）、城山三郎的《日本银行》（1963）、《官僚们的夏天》（1975）和女作家山崎丰子的多卷本《华丽的家族》（1973）、《白色巨塔》（1965）等社会剖析派长篇小说，呈现给读者一个既熟悉又陌生，既勾心斗角又波澜壮阔的深度现实。这些小说以宏观的概括与微观的剖析相结合的手法，触及到了政治、经济领域难以自拔的政治权谋和无节制的欲望，从整体上进行宏观文学的构思，熔现实、历史、文化于一炉展开理性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后小说创作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从他们的小说里，能看到文学发展的缩影和艺术的价值，在当代文学界“引领风潮”。

这个时代的推理小说出现一批带动潮流的作家，这一非主流的文化时尚很快就形成一种真正的流行。以松本清张为代表的社会派，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具有时代特点的题材。就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而言，他们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和鲜明的艺术风格，让传统的刑事侦破小说黯然失色，使主流文学界对之刮目相看。审美目光的焦距从善的褒扬到恶的鞭挞，作品揭示的犯罪根源，也从过去那种由于个人恩怨、桃色纠纷或图财害命，发展为官僚政客和财界上层人物为了政治上的阴谋诡计而杀人灭口，从而赋予推理小说以思想性，开拓了推理小说的审美领域，在类型化上还作出了更多的创新，对后来推理小说的发展和创新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推理小说在不同时期所表现出的艺术风格，自然映照出推理小说发展之路上很多现象和特征。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推理小说进入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以森村诚一为代表的新社会派异军突起。他们延续以松本清张为代表的社会派风格，勇于触及经济增长而产生的社会动荡，高速度发展后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掀起了又一轮的推理小说热潮。

森村诚一的“证明”系列——《人性的证明》（1976）、《青春的证明》（1977）和《野性的证明》（1977）轰动一时，登上各大书店畅销书排行榜首位，都是以跌宕起伏的情节和善与恶的激烈交锋来弘扬道义，借用悲剧的形式唤起人们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其中，尤以《人性的证明》最为脍炙人口。如果说，畅销是对这部小说商业价值的肯定，那么，《人性的证明》曾掀起一股“森村诚一热”，可算代表了对这部小说思想艺术价值的肯定。《人性的证明》以现实主义和富含政治意味的笔触，讲述了一个高智商女性犯罪的故事，从文化、事业、生活和情感的视点，探讨了战后处于占领下的“国际婚姻”的复杂内容。女主人公八杉恭子战后曾与美国黑人士兵姘居，生下乔尼·赫瓦德，不久，黑人士兵携乔尼回国。恭子在她贫困交加、萌生死念时结识黑市小贩郡阳平并结合，两人白手起家，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男方最后当选国会议员，女方成为蜚声国内外的服装设计师。乔尼远渡重洋来见生母，但难以公开的神秘身份和罪恶交织在一起，恭子在金钱、权势、亲情的权衡下，亲手杀死日夜思念自己的黑皮肤儿子，反映了美国军事占领日本留下的社会问题，时隔若干年后仍带给人们纷繁的迷惘和痛苦。

森村诚一的许多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也同样闪现着时代光芒和生活气息。他从熟悉的大都市的特殊角落，通过自己的视角观察当今社会的某些阴暗面，将笔触及工薪阶层在激烈竞争的氛围中的心态，以及经济高速发展带给他们的震动。他的《中途下车》（1970），在不过五千字的小品中，以沉郁的笔触和深切的同情，描写了一群一生历经磨难的公司职员和破产小店主，没有一场爱情有结局，也没有一个家庭身心圆满。知识圈中的众小人物，几对中年男女，他们在出席一场校友会后，各色人等均前途未卜，不知所终，似乎只有一句话可堪告慰：“至少我们还拥有友情。”小说敏锐地触及了经济高速度发展下日本社会的内在奥秘。《虫豸的土葬》（1975）中男主人公，一位循规蹈矩工作了二十三年的小职员被解雇，生活的变质和走投无路让他跳进陷阱，把那儿当作漫长人生道路的唯一归宿，淋漓尽致地表达出中年人饱经感情创痛后的忧伤、疲惫和沧桑，显示了作者结构短篇的功力和精心。

在多种文学潮流之外也存在着难以概括的个性独具的作家作品。他们游离于常态的文学现象之外，独处于自己的精神世界，体现出独特的对文学的理解和表达，也证明了自身选择的独特意义和价值。水上勉的长篇小说《雾与影》（1959）和《海的牙齿》（1960），从松本清张的《点与线》汲取精神的滋养，并一跃成为几与松本清张齐名的推理小说家。《雾与影》通过主人公建筑公司经理宇田甚平逐步堕入犯罪深渊过程的细致描写，试图表明主人公为了同贫困和厄运搏斗导致了犯罪，从社会层面探讨内在原因。这同我国墨子所认为的人际关系失常同物质财富匮乏有着因果关系不无相似之处，凸现出战后日本社会中艰难而又多岐途的人生道路。《饥饿海峡》（1962）讲述了一个阴差阳错的恋情悲剧，演绎妓女的人生煎熬和命运作弄，表现了作者开始有意识地开拓自己的写作领域。

女作家三浦绫子于1964年获《朝日新闻》征文奖的长篇小说《冰点》（1964）中，主人公辻口医院院长启造的妻子夏枝有了婚外情，以致女儿琉璃子遇害。启造为折磨妻子，故意领养凶手的女婴阳子为养女。阳子年幼时，夏枝不知个中情况，没有血缘的两人渐渐发展出亲密的母女关系。阳子成长后，夏子偶然从丈夫日记中发现个中秘密，从此阳子饱受虐待，关系降至冰点。只是在阳子自杀未遂后，方才从领养的介绍人口中得知阳子不是当年杀死琉璃子凶手的女儿，而是因破坏军婚而被判刑的启造大学同学的遗孤。这种强烈的戏剧冲突和错位巧合，是整篇小说情节与人物命运的转折点。夏枝与阳子间芥蒂长时间难以冰释，可归于正常的人性的弱点。夏枝心头坚冰的融化是爱对人性恶的超越和救赎，给朴实细微的情节添加了一抹亮色。女作家调动起了读者心灵深处的共鸣，让人意外惊喜之余更找到最真挚的感动。这是一部把思想艺术性和商业性结合得很好的小说，真实细腻地展示人性，表达人物性格心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阳子用自己的简单与执着融化了所有人心中的冰。水上与三浦不属于任何流派，他们的作品却属于真正的“好小说”，也是日本当代具有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的个体存在。

四 相对稳定期：从经济腾飞到泡沫经济的纷繁世态

恩格斯早在一百六十多年前出版的《自然辩证法》中就告诫人们：“我们不要过分地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人类向大自然索取过多，太贪婪时，势必遭到不堪重负的大自然的加倍惩罚。过去人们较多强调人与自然界的斗争，强调人是自然的主人，而不甚懂得尊重自然界，与之和谐相处。于是，生态危机进入作家的视野，一种忧患意识凝聚在作家的笔尖上，敲响了警钟，振聋发聩。有吉佐和子的长篇纪实小说《综合污染》（1975）、水上勉的《海的牙齿》（1960）、石牟礼道子的报告文学集《苦海净土》（1968），表现了作家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深刻反思。上述作品刻画了一条河流、一个工厂污染带来的烦恼，以及对提高环保意识、改变生态观念的呼唤，既有科学理性，又不乏人文关怀和文化感情。

有吉佐和子和石牟礼道子两位女作家以睿智、胆识和科学的诚实，揭示了生活的部分真相。尤其是有吉佐和子的《综合污染》，虽然有生命情感的投射，却迥异于我们脑海里早已成为定式的小说三要素——情节、人物和主题的设置，以及文字运用与结构布局。它跨越时空地串联材料，人物塑造降到了次要地位，是一部理喻较强的非情节小说。作品里虽然没有了人物，没有了情节，但丰富的内容和信息的密度都极大。作家做了扎实细致的调研，以大量生动实例做佐证，以一连串令人惊悚的数字，不失时机地揭露出，大批日常生活必需品其实是在捉弄世人。此书写成之时就充满了诱惑和谜团，成为市民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因其批评的矛头指向商品生产背后的资本运作的秘密，以致某些厂商对号入座，并聘请科学家与评论家与作者打起了笔墨官司。这篇作品因对现实生活关注，在业界、坊间、新闻界三方面引发激烈交锋，成为文学创作和法庭介入公共事务的典型事件。作者以扎实朴素的现象呈现和严格剀切的分析，不仅在艺术殿堂，也在其外徜徉。

当代世界正面临着新技术革命的挑战，而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呈现出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英国物理学家查尔斯·斯诺说得好：“科学家与文学家的两极分化，对民众和社会都是损失；既是智力的损失，又是创造的损失。”形象思维向来被看作文学艺术的思维路径，似乎与科学无缘，然而，凯库勒梦见蛇而顿悟苯环结构的神奇梦境，无疑是十足的形象思维的结晶。科学与文艺这两种文化之鸿沟要填平，自然科学与文艺要交融，跨学科的联姻孕育了一类新颖独特的文学题材。马克思、列宁关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预言，开始，并将以更大的势头成为现实。近、现代文学和近、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与近、现代工业的迅速发展紧密相联，是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到托夫勒所谓的“第三次浪潮”，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全面进步的产物。科幻小说的繁荣即其一例。在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日本，这个时代孕育了许多科学幻想的基本要素和基本形式，小松左京的《日本沉没》（1973）和堺屋太一的《油断》（1975）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日本经济新闻》曾经著文称：如果日本爆发对外战争，外国只要封锁日本四岛海域，封锁其进出口通道，不必动一兵一卒，一周内日本必降。特别是《日本沉没》成了这类小说的发韧之作，掀起了一股所谓“末日文学”的热潮，使科幻小说作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学类型重新登堂入室，开启了科幻小说另一片宽阔的创作空间，从而把这种文体的思想容量空前地扩大了。其主旨立意起点较高，着眼于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信仰危机，从人类文明最终走向的角度给世人以警醒，具有哲学意旨，使这部小说备受关注。

《日本沉没》、五岛勉的《诺斯特拉达姆斯的〈大预言〉》（1973）、田中光二的《大灭亡》（1974）、福岛正实和眉村卓共著的《饥饿列岛》（1974）等作品，仅仅是利用自然灾害作为其叙事的背景与情节的基础，作者要谈论的还是对于人与自然以及科学之限度的思考，强调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主旨在于向全社会和行政当局力陈诤言，要求他们及早正视现实，未雨绸缪，以防危机一旦爆发措手不及。同时，对日本人民的心理承受力也是一个锻炼。

另一方面，《日本沉没》艺术手法上的成就也不容忽视。尽管写得貌似离奇，但不荒诞，是以科学理性的内在精神糅进幻想的。作者的视角穿过了天灾事件的表壳，触角进入内部，表现了许多在特定的环境之下才能激发出来的隐藏在人内心深处的思想和精神。在书中，日本国内各阶层人物的动向，极为复杂的国内外政治、军事、外交形势和动荡而险象环生的社会面貌，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刻画：有上层官场的勾心斗角；有政敌间的殊死拼杀；有几代知识分子于困境中求发展，于死地求生存；有现实与传统的阵痛；有生不同床、死不同穴的恋人，含恨殉情的少女建立起的奇异的情爱花园。东京，成为以名人为意象符号，充斥着流言、欲望的都市空间。作者以深沉的笔力，描绘了天塌地陷中大自然的暴虐和破坏、生命的脆弱，以及不同阶层的人性在极端环境里的动摇、释放、坚持和升华。它既记录了风云变幻的学术抗争，也记录下平常人的街谈巷议，特别是展现了使日本列岛行将沉没的天灾，搅合着政界、财界明里暗里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的种种社会痼疾对日本的致命伤害。与其说这是一部匠心别具的科幻小说，不如说是在讽刺性模拟日本社会进程，游戏性谐谑上层统治集团。由于掬取了平时生活中深沉的层面，小说才有了细节的张力和超越众多平庸之作的深度。人类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肆意破坏，必然会遭到报复，而近距离的人与人的较量导致这种报复来得更快。“末日文学”所沉思的热点和描述的对象，是任何文学题材无法比拟的，因为它没有疆界，广袤无垠。小说框架横断在未知时空内，突出了人类探索大自然的想象力和科学精神，充满了虚拟世界的悬念。它是对未来纷繁无序的世界图景的假设性描摹，勾画出世界末日来临时的恐怖场景，让读者身临其境般感受发自内心的恐怖和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