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突破三道封锁线

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共动用了五十万部队，由蒋介石坐镇南昌指挥，分编为北路、南路、西路三路军。北路军以顾祝同为总司令，由其嫡系中央军部队组成；南路军以广东军阀陈济棠为总司令，由粤军部队组成；西路军以湖南军阀何键为总司令，由湘军部队组成。国民党军在中央苏区四周构筑了各种碉堡、工事，形成了数道严密的封锁线。1934年1月下旬，又以北路军中的部分嫡系部队组成了东路军，由蒋鼎文任总司令。

红军经过的瑞金武阳桥

国民党“围剿”军虽然兵力占绝对优势且部署严密，防线重重，但内部的矛盾冲突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部署上的漏洞。在国民党军四路大军中，北路军和东路军均为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部队，且力量集中，装备精良，红军要想从其中间撕开缺口，殊非易事。然而，西路军的湘军主力正忙于“围剿”西进的红6军团与活动于湖南各地的红色武装，力量分散；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则与蒋介石同床异梦，拥兵自保，既惧怕红军进入广东，又唯恐蒋介石以“剿共”之名，驱兵入粤，动摇自身的统治，因而一方面迫于蒋介石的压力，派兵参与了对中央苏区的进攻，另一方面则以重兵在江西与广东交界处构筑防线，防守广东，且派员与红军进行了秘密谈判，达成了停战协议，这就为红军迅速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西进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有利战机。

广东军阀陈济棠

中革军委将中央红军突围行动的突破点选定在了陈济棠防区，决定迅速穿越粤军、湘军的防区，抢在蒋介石调整部署、形成新的包围圈之前，与活动于湘鄂西的红2、红6军团会合。1934年10月17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渡过雩都河之后，向指定的进攻发起地域多路秘密开进。

对于红军主力部队的集结，蒋介石最初认为只是实施小规模战术性部署调整，至多不过是对南线的粤军实施反击，而这对其来说正中下怀，因而并没放在心上。蒋介石对“围剿”中央苏区，消灭中央红军已是成竹在胸，认为胜利已经指日可待，遂于10月上旬偕夫人宋美龄周游全国，接见军政要员，大谈“围剿”红军的战绩，风光异常。然而，蒋介石因为自己的得意忘形，错过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10月3日，投降国民党的前中革军委总参谋部第5局局长兼军委动员武装部部长杨岳彬向国民党透露了红军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据此情报，国民党南昌行营作战厅厅长贺国光在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明，红军面对目前不利的形势，做了上中下三种准备：第一，为保存中央苏区和政府而聚集力量在瑞金、石城之间或在瑞汀附近与国民党军决战。第二，如果决战失败，则以一部散布闽赣地区牵制国民党军，红军主力将向南经安远、信丰、三南一带转进湘南，前往四川或滇黔边，与徐向前、贺龙两部会合。这也是斯大林的主张，他认为四川最适合割据，该地区不畏经济封锁，也可向新疆、外蒙发展，取得苏俄直接帮助。第三，如果陈济棠南路军堵住南去的道路，“则将兵力分成数股窜扰闽南闽北闽中及粤之东原等处，牵制国军，以保存赣南之零星匪区及伪中央后方，为将来根据地。此为下策。”北上视察途中的蒋介石并没有及时得知这一消息。直到10月18日，忽接东路军报告，称在占领瑞金后发现的资料中发现红军主力有西进的意图，才如梦方醒，明白红军的行动不是战术调整，而是战略转移；不是南下反击，而是西进突围。他立即飞回南昌，主持军事会议，确定追堵中央红军的计划：以北路军第六路军总指挥薛岳率嫡系中央军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组成“追剿”部队，对红军主力实施追击；令何键将西路军总部移至衡阳，除以一部继续“清剿”赣西红军外，湘军主力悉数调往湘南布防，并依湘江东岸构筑工事进行堵截；令南路军陈济棠将总部推至韶关，除以一部留置赣闽边“清剿”外，主力进至粤湘边乐昌、仁化、汝城间构筑防线进行截击；令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的第4集团军将总部转至桂林，主力集中桂北，准备参加堵击作战。蒋介石的基本意图是：以粤军、湘军正面封堵，桂军侧击，中央军跟踪追击，从而对中央红军形成围追堵截的作战态势。

王母渡国民党军碉堡

然而，蒋介石的部署终究慢了半拍。各路国民党军尚未开始行动，红军的突围行动已经开始。10月19日至20日，红军部队主力到达仁风圩(街)、双芫(园)、牛岭、长洛、桂林江等地区，进抵陈济棠的南路军沿桃江(信丰河)构筑的碉堡群防线，并完成突围前的作战准备。

突破第一道封锁线

陈济棠的粤军沿桃江构筑的防线，位于赣州以东，沿桃江向南，经大埠、王母渡，转向东南，经韩坊、新田等地，共部署四个师另一个独立旅。这道防线后来被称作国民党军堵击中央红军的第一道封锁线。根据与红军达成的协议，陈济棠只以部分兵力分驻各地，“沿途筑碉挖壕，架设枪炮如临大敌”，以示其执行蒋介石的“围剿”命令，而将主力集结于纵深，以便机动。

中革军委决定，以红1军团在左，红3军团在右，由王母渡、韩坊、金鸡、新田段突破粤军防线；红9军团在红1军团后跟进，红8军团在红3军团后跟进，分别掩护左翼和右翼安全；军委第1、第2纵队居中，红5军团殿后。突破粤军防线后，全军向湘南前进。突围时间确定在21日夜至22日晨。

部队行动前，中革军委曾派人将红军需要经过的地点通知了陈济棠，并声明只是借道西进，保证不入广东腹地。但陈济棠接到通知时，红军的行动已经开始，没有来得及使陈的前沿部队了解红军意图，因而战斗一度非常激烈。

战斗首先在江西安远与信丰间打响，红1师第1团向新田攻击前进，粤军守军一个团认为是“土共”、“游击队”骚扰，以两个营出击，遭到红1团迎头痛击，仓皇逃跑，红1团乘胜追击，进占新田。与此同时，红2师第6团袭占金鸡，红3军团也攻占百室、韩坊、固陂。红军旗开得胜。

激战一夜，粤军终于明白自己不是遭受小股游击队的骚扰，而是面对红军主力的大规模行动，遂根据与红军达成的协议，稍加抵抗，主力即全线后撤，向安远、信丰、南康集中。红军部队也遵守协议，对后撤的粤军未作深远追击，主力按照原定计划向信丰东南地域推进。

红4师师长洪超

22日，左路红1军团部队与从重石、版石退往安西的粤军第1师两个团遭遇，双方激战数小时，粤军不支，向安西逃跑。红1军团部队发起追击，共歼灭其约一个团，并乘势向安西发展。右路红3军团在向白石圩前进时，前卫红4师第11团突遭粤军截击。师长洪超指挥红11团奋力反击，很快将粤军击退，但洪超在战斗中不幸牺牲。至22日，红2军团部队占领坪石、固陂。红8军团由王母渡渡过桃江，向坳口、大垅方向前进。

洪超烈士墓

粤军第1师退守安西后，惊恐不定，数次向粤军第1军军长余汉谋求援。余汉谋也搞不清红军真实意图，不敢轻举妄动，只派了一个团前往增援，另以两个团向北佯攻，接应和掩护第1师南撤。但红军的目的并非攻占安西，而是震慑粤军，保障主力西渡桃江。23日，中央红军以红9军团继续监视安西、信丰、安远三处之敌，主力转兵西进。红1军团绕过安西，与红3军团并肩疾速西进，直向桃江。24日，红1军团主力占领铁石口等地，红3军团主力占领大塘埔等地，两军团的前锋部队占领桃江东岸，控制了渡口。当晚，各路红军先头部队渡江，抢占西岸要点，掩护主力过江。红3军团第5师占领江口等地，前锋进至梅岭关、中站；红1军团第2师向广东乌径方向推进，严密屏蔽着渡江通道。25日，军委第1、第2纵队和其他红军部队从信丰南北全部渡过桃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

突破第二道封锁线

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之后，陈济棠将主力全部撤至大庾(大余)、南雄、安远等地转入防御，以防红军进入广东。此刻，湘军何键部队仍然分散各地担负“清剿”任务，湘南、湘中只有部分地方保安部队；担负“追剿”任务的蒋介石嫡系薛岳部远在赣江以东的兴国、古龙岗、石城地区，短期内无法赶到湘南、粤北地区。国民党军力量分散，再次给予了红军西进的良好战机。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乘国民党军尚未完全判明红军意图之际，迅速沿赣粤和湘粤边界，向湖南汝城和广东城口之间地区前进，并确定：第一步进到西江、大庾、南雄地区，主力于大庾、南雄间西进；第二步进到沙田、汝城、城口地域，相继占领汝城。

兵贵神速，对于突围西进的红军来说，这一点更为重要。红军只有快速行动，方能抓住瞬间即逝的战机，抢在国民党军部署调整之前，突出重围，摆脱险境。但是，大搬家式的转移却使得红军步履艰难，一步一顿，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

离开中央苏区时，博古、李德等人不仅下令带上了众多非战斗人员，而且将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直属的兵工厂、印刷厂、印钞机、机床、医院的“X”光机等各类笨重机器，乃至于桌椅板凳都进行了包装，雇请了上千名挑夫，加上中央教导师和各单位原有人员，组成了庞大而笨重的运输队伍，肩挑人抬，全部携带上路。这些“坛坛罐罐”，加上各种非战斗人员，构成了一个流动着的“共和国”。非战斗人员占到了红军西进部队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行动极其迟缓，有时一天只能走十至十五公里路。

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纪念碑

红军送给汝城群众的棉毯

机动灵活，本是红军部队作战的典型战法。但为了保护中央机关的行进，昔日来去无踪的红军部队此刻却变得步履蹒跚。在博古、李德的指挥下，从离开中央苏区起，红军一直采取两个军团在左，两个军团在右，军委两个纵队居中，一个军团殿后的甬道式部署行进。红军作战部队不得不把自己由战斗队变成了掩护队，变成了一个轿子，合力抬起中央、政府机关与沉重的辎重行装，机动能力受到严重影响，战斗力遭到极大削弱。时间就在这种缓慢的行进中一点一点地被销蚀了。

城口旧照

蒋介石接到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迫近湘南的报告后，大为震惊，急电陈济棠、何键，令其火速出兵，在湘粤两省交界的汝城、仁化、城口间构筑第二道封锁线，坚决堵击红军西进。同时令其他各路国民党军部队，迅速集结开进，参加“围剿”行动。

蒋介石心急如焚，但此时国民党军却依旧处于分散的状态，难以形成真正的堵截“追剿”部署。湖南军阀何键部虽欲全力阻止红军进入湖南，无奈部队尚在收拢并次第向湖南衡阳、郴县之间集结，在湘粤边地区只有一个旅和部分地方保安团，对堵截红军是有心无力。唯一能够立即投入堵击红军作战的粤军陈济棠部队则另有打算。桃江沿岸的交手，使陈济棠充分领教了红军部队的战斗力，因而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后，他既怕红军挥师入粤，又不愿正面堵截红军，况且他已经与红军签订了让路协议，更不愿与红军死打硬拼。为了敷衍蒋介石，他只命李汉魂率三个师赶往乐昌、仁化、妆城附近，参加堵截行动，而将主力第1、第2军和几个独立师部署于粤赣边地区，防止红军南下，确保广东地盘不失。同时令参加堵截红军的部队小心行动，切不可贸然出击。因此，李汉魂率领堵截的部队行进缓慢，行进数日，才只有一个旅赶到了仁化地区。

各路国民党军行动参差不齐。如果红军这时能够抓住国民党军兵力尚未集中、协同比较困难的有利时机，集中力量，创造战机，完全有可能打一两个歼灭性的胜仗，彻底打乱国民党军的追堵部署，争取主动。但是博古、李德等人却急于夺路西进，采取了消极的避战方针，由反“围剿”作战中的冒险主义、堡垒主义变为了战略转移中典型的逃跑主义，正如毛泽东所形容的那样，是“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敌人来了打一下，打完之后就走，不仅对可以消灭的敌人据点没有夺取的计划，而且对前进道路上能够消灭的敌人也一味避战，致使整个战略转移行动机械呆板，始终处于被动状态。

10月29日7时，中革军委确定，红军应于11月1日进至沙田、汝城、城口及上堡、文英、长江圩地域，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这一地区地处湘粤两省交界的山区，虽然守军以保安队居多，但没有见过正规红军，且没有想到红军会来得如此快，防务松懈，但道路沿线碉堡相连，大队红军通过也非易事。因而，中革军委于11月1日令红1军团夺取城口，红3军团夺取汝城，撕开突破口，掩护主力迅速通过。

担负奔袭城口任务的红1军团第2师第6团第1营，在营长曾保堂的率领下，急行军220多里，于11月2日夜奔袭得手，夺取城口；红3军团部队进到汝城城下后，发现汝城守敌较多，短时间内不易攻取。中革军委遂于11月5日决定，以一部兵力监视汝城之敌，主力兵分三路，以红3、红8军团为右纵队，红1军团第1师和军委两个纵队、第5军团为中纵队，红1军团第2师、红9军团等部为左纵队，从汝城、城口间穿越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

当日，红军各纵队按照中革军委的部署继续西进，至11月8日，抢在国民党军主力赶到之前，全部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粤北地区，并继续向宜章方向前进。

突破第三道封锁线

红军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时，蒋介石已经对红军西进的路线有所判定，认为红军将“继续向宜章方向逃窜”，遂于11月6日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的名义颁布紧急“堵剿”电令，令陈济棠、何键等部在粤汉铁路位于湘、粤边界湖南境内的郴县至宜章间地区，利用原有的碉堡加强工事，构筑第三道封锁线，堵截红军西进湘西。同时令嫡系薛岳的追剿部队昼夜兼程，由江西、福建赶赴湖南。

1934年11月8日，中革军委关于红3军团在良田、宜章突破敌军封锁线的命令

红军进入湘粤边界，向西则进入湖南，向南则插入广东，直接威胁着何键、陈济棠的统治地盘。何键与陈济棠不敢怠慢，急忙调兵遣将，部署防线。湘军以主力置于郴县、宜章间的郴县、良田、文明司等地，粤军将主力置于仁化、乐昌、九峰、延寿、塘村、坪石一带。当时，粤汉铁路虽未全线通车，可部分路段已经能够短途使用，湘军、粤军利用铁路、公路运送部队，并使用筑路的物资、器材构筑工事，在多不在大，重密不重坚，很快在郴县、良田、宜章、乐昌之间形成了阻止红军西进的第三道封锁线。但地方军阀毕竟心怀鬼胎，湘军和粤军都把堵住红军不进入自己的防区作为第一要务，因而所确定的作战方针均为“先堵后剿”，将主力控制在纵深，在力保地盘不失的前提下，再准备利用道路交通方便的条件，从南北两侧向红军部队进行挤压。在部署上，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配置兵力不多，在九峰坪仅有粤军一个团，并没有堡垒；乐昌只有粤军两个团；汝城、宜章间无正规部队，只有民团；宜章以北亦只有湘军第15师的一个团。

红军此刻正行进在韶关以北乐昌地区的五岭山脉中。山高路窄，加上行装笨重，各军团与军委纵队全走一条路，拥挤不堪，行进速度很慢。11月6日，毛泽东建议中革军委放弃原定西进计划，向北翻越诸广山，沿耒水北下，甩掉追兵，在山口山一带休整，然后到永丰、蓝田、宝庆等地寻找战机，消灭敌人。但是博古、李德等人根本听不进毛泽东的建议，顽固坚持既定的西进方针和路线不变，只是命令红军尽快通过第三道封锁线，夺路前往湘鄂西。

彭德怀

杨尚昆

11月7日11时，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以万火急电，向中革军委提出了突破第三道封锁线的行动计划，指出：红军进入湘南，湘军何键处于存亡关头，必与蒋介石协同动作对付我们；而粤军疑蒋入粤，目前与蒋介石无南北夹击红军的企图。建议“我应迅速坚决突破宜(章)乐(昌)郴(县)间封锁。三军团本着原计划西进，扫除良田、赤石司，突破宜郴间，相机略取宜章，不得即监视之。一军团同时向西速进，突破宜乐间，略取乐昌。九峰之敌无大企图，可驱逐之”。

中革军委接受了彭德怀、杨尚昆的建议。7日16时，中革军委对突破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做出部署，决定：红军在宜章以北之良田和宜章东南之坪石间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以红3军团为右翼队，从宜章以北通过；红1、红9军团为左翼队，从宜章以南通过；军委第1、第2纵队和红5军团视情况而定。红8军团仍留东山桥地域，严密警戒汝城。并指出：为保证红军通过乐昌、坪石封锁线，红1军团应占领九峰，并确实牵制乐昌之敌。

红1军团部队到达麻坑圩后，军团长林彪亲自利用粤军留下的电话线，冒充国民党军军官，与乐昌道上赖田民团团长通话，得知粤军邓光龙部三个师三个团已经进至乐昌，并以一个团正向九峰山开进。林彪闻言，十分震惊，挂上电话后，马上命令第2师第4团昼夜兼程，直奔九峰山，不管付出多少代价，必须抢占九峰山制高点。第4团在团长耿飙、政治委员杨成武率领下，疾速前进，抢在粤军之前占领了九峰山，接着又拿下了九峰山南侧的茶岭。与此同时，红3军团第5师占领了良田。两支部队扼守左右两翼，掩护全军安全通过了九峰山以北至五指峰之间地域。

红军继续西行，很快就与在郴县、宜章地区活动的地下党组织与游击队建立了联系，并通过他们对湘南敌情有了充分的了解，获取了宜章、嘉禾、临武等地国民党军力量依旧薄弱的重要情况。

中革军委当机立断，决定以一部兵力佯攻郴县，牵制湘军；一部兵力攻占宜章，拒阻粤军，主力从宜章、郴县之间地区通过并向临武、嘉禾前进，通过国民党军的封锁线。

宜章，此刻成为红军西进道路上的一颗钉子。担负攻占宜章，打开西进通道任务的红3军团本来决定以红5师全部和红6师主力并肩西进，首先突破章桥市、万会桥之线，然后相机占领宜章城。但在9日，彭德怀获悉宜章没有国民党军正规军部队，仅有地方民团据守，立即改变计划，确定以第6师第16团为先遣支队，配属军团迫击炮营，对宜章实施远程奔袭。而以红5师主力、红6师主力及军团直属队随后跟进。

10日，红5师攻占良田、黄泥坳，逼近郴县，切断郴宜大道。红6师第16团立即出发，团长李寿轩、政治委员于端祥率领团队，在游击队的引导下，冒着倾盆大雨向宜章疾进。当部队逼近宜章城时，遭到民团的拦截。红16团在行进间发起进攻，民团根本无力抵抗，顿作鸟兽散。红16团乘胜追击，直抵宜章城下，并很快扫清城外据点，包围城池。当地群众见红军到来，纷纷出来迎接，三百多名筑路工人主动帮助红军挖坑道、扎梯子，进行攻城准备。城内守军见状，魂飞胆破，半夜弃城逃跑。12日拂晓，城门大开，红军不战夺取了宜章城。在此期间，红1军团以一部北进，连克堡垒百余座，切断郴县至宜章的大路，威逼郴县，使得湘军惊惶不已，急忙收缩固守，从而有力地掩护了主力行动。

至此，红军在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上撕开了一个大缺口，打开了西进的通道。11月13日至15日，红军各军团和军委两个纵队全部由宜章、坪石间通过了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红3军团在突破国民党军第二、第三道封锁线过程中，英勇善战，勇往直前，功勋卓著。11日，中革军委致电各军团，通令表扬“三军团首长彭、杨同志及三军团全体指战员在突破汝城及宜郴两封锁线时之英勇与模范的战斗动作”。

从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中央红军连续突破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取得了突围西进、战略转移行动的初期胜利。红军部队在艰难的环境中所展现出的坚强意志、高昂斗志与锐利攻击力，令对手胆寒，也保证了红军跳出了国民党军在中央苏区四周设置的重重壁垒，彻底打破了蒋介石在中央苏区全歼中央红军的企图。

然而，“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和博古、李德等人武断、愚蠢的指挥，使得西进的红军始终难以彻底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难以充分施展红军灵活机动的作战特长；甬道式行进的撤退部署，消极避战的作战指挥，庞大笨重的行军行列，还有避开大路专走小路的西进路线，等等，把战略转移变为了逃跑行动。尽管有与粤军的借道协议，尽管前锋部队夺关抢隘，但八万多红军队伍拥挤在五岭山脉南岭、大庾岭、骑田岭中崎岖的山路上步履蹒跚，整个队伍如同一个被坚冰阻塞的板块，行进速度迟缓得令人难以置信。红军为此付出了代价：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减员三千七百余人；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减员九千七百余人；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减员八千六百余人。更为严重的是，红军丧失了摆脱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宝贵时间，给予了国民党军重新调兵遣将设置新防线的时间。

红军为此将付出更大的代价，面临更加严酷的战斗。

史料链接

城口奔袭战

城口镇，位于广东省与湖南省交界的山区，河水环抱，四周为起伏的山冈，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公路由镇中穿过，是从粤入湘的必经之路。红军长征经过此地时，这里驻有国民党军的一个地方民团，有七百余人，凭险固守，卡住了红军西进入湘的通路。能否迅速拿下城口，直接关系到红军能否迅速通过国民党军所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夺取城口的任务，交给了红1军团第2师第6团第1营。

1934年11月1日下午，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亲自向1营营长曾保堂部署任务。从部队驻地到城口，需西行一百一十多公里，沿途要经过民团、保安队设置的碉堡、路卡。林彪命令1营黄昏出发，务必在11月2日天黑前赶到城口，并迅即发起战斗，抢在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到达前夺取城池，并就地坚守阵地，保障大军西行。左权参谋长令1营沿大路跑步行进，争取时间，沿途如遇民团，不许纠缠，可冒充国民党正规军通过，实在不行就硬闯，一步不可停留。聂荣臻政委最后要求1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抢在敌人主力未到达前夺取城口，使部队能从这个唯一的口子突出去”，并语重心长地嘱咐曾保堂：“几万红军战士的生命就托付给你们营了。”

曾保堂热血沸腾，向军团首长保证完成任务。回到驻地，马上集合全营，传达军团首长命令。官兵斗志昂扬，高声表示坚决完成为全军夺路的任务。夕阳西下，队伍出发。按照左权的指示，曾保堂命令全体人员上刺刀，呈四路纵队沿大路跑步前进。全营三个连加团里配属的侦察排如离弦之箭奔向城口。

走出不远，一个碉堡横在路旁。守堡的民团拉动枪栓，厉声发问：“干什么的？”开路的红军侦察排战士边跑边骂：“老子是中央军，你们诈唬什么？有胆子下来看看，惊动了红军，老子毙了你们。”不知道是真的把红军误认为是“中央军”，还是胆量有限，完全被红军的气势所镇住，民团士兵没再吭声，也没进行阻拦。不仅如此，自从第一个碉堡的民团挨训，后面公路沿线碉堡里的民团竟对从鼻子下通过的红军队伍根本不理不睬，大概是第一个碉堡的民团给沿途的“弟兄们”打了招呼的缘故。

队伍飞速行进在大路上。为了赶时间，早饭也是边走边吃，一直走到第二天中午，方休息片刻，养精蓄锐，随后一鼓作气，在11月2日黄昏时分赶到了城口镇前。队伍马上进入了作战准备。曾保堂判断，镇上民团对红军的到来尚不知晓，遂决定偷袭加强攻，以侦察排与3连解决镇内敌军，2连、3连迂回镇边山冈，摧毁岗上的碉堡，力争迅速解决战斗。

行动开始。侦察排的十余名战士从河里隐蔽泅渡接敌，曾保堂率其余人员大摇大摆地走向桥头。民团桥头哨兵见河对岸突然冒出一支队伍，大惊，慌忙打开电筒乱照，嘴里连叫“站住！你们是什么人？”红军战士厉声骂道：“瞎照什么？老子是中央军！叫你们当官的出来说话”，说着就闯上了桥面。哨兵见状，拉动枪栓，高叫：“不许走！只能先过来一个说话。”侦察员们边骂边走，一步没有停止，没等民团哨所醒过神，他们就已经冲到近前，甩手将其撂倒在地。就在此时。泅渡的人员也已靠岸，几颗手榴弹将桥头民团哨所送上了半空。曾保堂见偷袭得手，立即发出进攻命令。全营官兵如猛虎下山冲过木桥，枪炮声、爆炸声刹那间响彻小镇上空。

民团被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晕头转向，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抵抗，团长带着一些人冲出镇子，企图上山顽抗，被早已占领山冈的2连、3连候个正着，一顿痛打，民团团长当场毙命，余者或者缴枪投降，或者作鸟兽散。仅用不到三个小时，1营就控制了全镇及周围山冈，结束战斗。曾保堂命令全营加紧整修工事，准备迎击敌军主力部队。

一夜平安。第二天上午，警戒人员捉到了国民党军的便衣侦探。审问后，曾保堂不由地倒抽冷气：当他们对镇子发起进攻时，国民党军一个师已经进到了距城口十公里的地方。听到镇子有枪炮声即停止前进，后遇到溃散的民团人员得知镇子被红军部队占领。国民党军师长不摸虚实，令部队连夜回撤四十里。如果1营迟到城口两个小时，战局将可能变为完全不同的模样，后果也不堪设想。

然而，就是这两个小时，使得红军抢得了先机，打开了西进的通道，顺利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在拼意志、拼作风的较量中，红军部队永远是强者，因为他们是中国工农红军。

借道陈济棠

1934年10月初，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何长工忽然接到了中革军委副主席周

恩来的通知，令其立即赴瑞金接受任务。周恩来与中央军委副参谋长叶剑英向何长工交代了一项特殊的使命——作为红军代表，前往寻乌与粤军总司令陈济棠的代表进行秘密军事谈判。周恩来没有具体交代此次谈判的直接目的，只是嘱托何长工要勇敢沉着，见机行事。而实际上，此次谈判将直接关系到中央红军能否顺利打开西进通道，顺利突出重围，通过蒋介石在中央苏区周围精心部署的封锁线。

陈济棠号称“南天王”，属地方实力派，历来与蒋介石矛盾重重。第五次“围剿”开始后，蒋介石封其为南路军总司令，指挥粤军十一个师又一个旅，担负阻止红军向南发展，并向筠门岭、会昌推进的任务，一方面借陈济棠之力围剿红军，另一方面则让粤军在与红军的作战中消耗实力，自己坐收渔翁之利。陈济棠对此心知肚明，当然不会轻易上当。于是，虽然在蒋介石的压力下，粤军也向红军阵地实施了进攻，但始终是雷声大雨点小，暗地里则秘密派人向红军进行不再互犯的试探。

毛泽东对此高度关注，指示粤赣省委书记刘晓与何长工要抓住这一时机，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的争斗，加强统战工作，同时要缓和前线局势，将主力红军抽下来整训，积蓄力量，以备不虞。粤赣省委负责人依计行事。因而，在南线战场上，双方外打内通，明打暗和，战事始终比较和缓。蒋介石虽勃然大怒，却也无可奈何。

1934年9月，陈济棠再次派出代表，要求与红军代表进行谈判。这一要求对于正在酝酿突围西进的中央红军来说正中下怀。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马上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力争与陈济棠达成协议，借道西进，顺利突出国民党围剿军的包围。中革军委主席朱德致信陈济棠，同意进行谈判，建议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订立反日作战协定。同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确定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与何长工作为谈判代表。朱德于10月5日亲笔署名，为潘、何二人写下了介绍信。

潘汉年与何长工在粤军的秘密护送下，到达粤军独1师2旅旅部所在地寻乌县罗塘镇，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的两层小楼上，与粤军代表杨幼敏、黄质文、黄任寰进行秘密谈判。

就在双方代表尚在为协议内容而紧张谈判之时，红军的战略转移行动已经开始。何长工接到周恩来发出的密语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粤军代表非常敏感，立即追问：“是否你们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平静作答：“不是，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但其内心则非常清楚，红军主力已经开始行动，谈判必须迅速达成协议。

经过三天三夜的谈判，双方最终达成了五项协议：就地停战，塞敌对局面；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通知陈，陈部后退四十华里。为防泄露消息，双方没有签订正式协议，只由双方代表将内容各自记在自己的记事本上。

这次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对中央红军的长征意义重大。红军突围行动开始后，粤军根据协议，稍做抵抗，即边打边撤，或不做堵击。红军也遵守诺言，10月26日，中革军委专门电令各军团：“现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我军西进道路，敌方已有某种允诺。故当粤军自愿撤退时，我军应勿追击及俘其官兵。但这仅限于当其自愿撤退时，并绝不能因此而削弱警惕性及经常的战斗准备。”

红军在长征初期，能够顺利通过陈管区，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一、第二道封锁线，并安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一方面是由于红军将士的英勇作战，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说与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的直接指导下，红军巧用蒋介石与陈济棠之间的矛盾，开展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并达成了秘密停战协议有直接的关系。

中央红军长征初期序列表(1934年10月～12月)

第二章　血战湘江

湘南地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就已蓬勃发展。土地革命时期，朱德、陈毅曾在这里领导了湘南起义，由广西百色起义部队组成的红7军北上后曾在这里与红3军会师，因而群众基础较好。中央红军进入湘南，重新燃起了当地群众的革命热情。宜章县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农民赤卫队重新建立。红军释放了被关押的革命者与群众，向群众分发了没收的土豪劣绅财物。群众主动为红军送粮、带路和照顾伤病员。经历了长途跋涉之后，红军官兵再次体验到了老区人民的热情。

湘江

部队已经远离中央苏区，再以“战略转移”或“打破敌人的反革命‘围剿’”之类的空洞口号已经无法解释官兵们心中的疑问。红军的前途究竟如何，部队到底向哪里去，不回答这些问题，就难以巩固提高部队的士气，调动与发挥部队的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等统帅部门在跨过粤汉铁路后，逐级通过命令与指示，明确战略转移的最终目的是前往湘鄂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

然而，敌情依旧非常严重。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蒋介石已经完全判明红军西进的真实意图是前往湘鄂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这使得他既忧且喜。如果两支红军会合，且站稳脚跟，创建出一片新的苏区，那将需要一切从头另来，几年的“剿共”心血将付之东流，此为忧者。喜者则为，他的嫡系部队可充分利用红军进入了湖南，必定要与湖南、广东等地方军阀缠打厮杀的机会，既消耗地方军阀的实力，又为他的嫡系中央军部队追上红军减轻了压力和赢得了时间。更让他兴奋不已的是，红军如要继续西进，必定要连过潇水、湘江、漓水三道大河，他相信，这三道天堑，将最终阻挡红军前进的步伐，那里将是他最后“剿灭”中央红军的最佳战场。

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

11月12日，蒋介石做出了将红军“歼灭于湘水、漓水以东地区”的部署：令湘军何键部与嫡系薛岳部共十六个师七十七个团，专事“追剿”；令粤军陈济棠部以四个师北进粤湘桂边区进行截击；令广西(桂军)李宗仁、白崇禧的第4集团军以五个师控制灌阳、兴安、全州(全县)、黄沙河一线沿湘江进行堵击与侧击；令贵州(黔军)王家烈部在湘黔边堵截，合计动用了二十五个师近三十万人的部队，构成了一个以湘军和桂军两翼夹击与迎头堵击，中央军和粤军尾追截击、黔军策应封堵的口袋式包围圈，准备在湘江东西两岸一鼓“荡灭”红军。

他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确定了一个五路追堵部署：以刘建绪为第一路军司令，统辖湘军三个师一个旅又七个团在黄沙河附近集结，协同桂军堵击红军西进；以薛岳为第二路军司令，统辖中央军四个师又一个支队在零陵附近集结，沿湘桂公路机动，堵截红军北进与西进；以周浑元为第三路军司令，统辖中央军四个师，首先攻占道县，尔后对红军进行截击；以李云杰为第四路军司令，统辖湘军两个师，经嘉禾向宁远及其以南地区尾追红军；以李韫珩为第5路军司令，统辖湘军一个师，经临武、水口(今江华)、永明(今江永)尾追红军。

对于这个“追剿”计划，蒋介石是动过一番脑筋的。何键与李宗仁、白崇禧有私交，因此湘军入广西的全州，桂系军阀不会有什么顾虑，两军将会合，着力封锁湘江，堵住红军去路。李韫珩、李云杰所部多系嘉禾、宁远子弟兵，对红军跟踪追击，熟悉地形，可收地利人和之便。而以精锐的周浑元部攻占道县，等于断了红军的退路，逼迫红军不得不向湘江推进；薛岳部沿湘桂公路机动，可随时在决定性的方向与时刻投入战斗。这样五路大军协同，再加上粤军、桂军、黔军配合，红军不管何去何从，都是必败无疑。他从古代兵书《尉缭子》觅得数句：“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徒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救溺人”，并将之写入作战命令，训令各路部队务必抓住天赐良机，奋力作战。

为鼓励湘军卖命，他还手书一札，空投何键：“党国命运在此一役，望全力督剿”，并录古诗一首相勉：“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何键接札，受宠若惊，当即复电：誓将拼死决战，绝不负委员长重托。随后立即赶往衡阳，亲自主持军事会议，确定了湘江决战的部署。于是，在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各路国民党军依令行事，开始向湘桂边界地区疾速开进。

湘江地区，战云密布。西进的红军面临出征后最严酷的考验。

抢渡潇水

国民党军新的合围圈正在逐步形成，红军是继续西进，与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在湘江地区展开决战，还是迅速避开蒋介石张开的口袋，在有利于红军作战的地区寻找战机，打破国民党军的包围？红军面临着生死抉择，稍有不慎，就将会有灭顶之灾。

国民党军虽来势汹汹，却非无隙可乘，无懈可击。特别是国民党军派系林立，地方军阀中粤军、桂军陈兵固守边界，只求自保，只有湘军行动比较积极。同时蒋介石嫡系部队与地方军阀之间矛盾重重，何键名为总司令，实际上并不能完全指挥战斗力较强的薛岳“追剿”部队，粤、桂两省部队更是难以调动。加上国民党军各路部队尚在调动之中，没有部署到位，而湘南地区群众基础较好，又为无堡垒区域，便于红军机动作战。因此，如果红军能够果断放弃西进湘鄂西的计划，转而在湘南地区寻机作战，完全可以利用国民党军的内部矛盾，依托当地党组织与群众的支持，寻机打几个胜仗，摆脱困境。

随队行动的毛泽东看到了这一战机。虽然失去了军事指挥权，但对中国革命前途与红军命运的担忧，让他难以袖手旁观。他向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建议：乘各路敌军正在调动之际，特别是薛岳、周浑元两路敌军尚未靠拢之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杀一个回马枪，寻歼敌一路或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

道县浮桥遗址

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也看到了这一战机，建议抓祖军主力全部开往湘西北地区、后方力量空虚的时机，以红3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运动中创造战机消灭敌人，迫使湘军部队回救，改变部署。同时，以红军主力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建立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他特别强调，如果红军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于我们的。

博古、李德拒绝了毛泽东、彭德怀的建议。尽管国民党军重兵逼近，尽管西进路上危机四伏，但他们依旧顽固地坚持西进湘鄂西既定计划不变。正如后来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所指出的那样：他们“根本忘记了红军的战略转移将遇到敌人严重的反对，忘记了红军在长途运动中，将要同所有追堵截击的敌人作许多艰苦的决斗，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红军因此而丧失了在湘南地区歼敌的良机，只能继续西行，在国民党军几十万部队中杀开一条血路，渡过潇水、湘江。

11月14日，中革军委判断：国民党军向湘南地区开进的主要企图，“是从两翼截击我军之后续部队，以后则向我主力两侧并行的追击”，因此确定，红军应“迅速、秘密脱离尾追之敌，前出临武、嘉禾、蓝山地域”。具体部署是：以红3、红8军团为右纵队，归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向嘉禾方向前进；以红1、红9军团为左纵队，归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向临武、蓝山前进；军委第1、第2纵队及红5军团为中央纵队，随后跟进。整个行进队列，仍采取甬道式部署。红军各军团抬起沉重的“轿子”，于15日向西开进。红1军团攻占临武，红9军团占领蓝山，红3军团则由于桂军先期到达嘉禾，转而监视该城，保障红1军团作战。

道县红军标语

红军继续西行，潇水横贯在前。此刻国民党军湘军和桂军正向道县、蒋家岭推进，企图协同薛岳部在潇水岸边的天堂圩、道县间堵截红军。潇水西岸的道县渡口，是红军西进路上的必经之路。要过潇水，必夺道县。中革军委将夺取道县，打开西进通道，并阻击尾追之敌的任务交给了红1军团。

从临武、蓝山至道县距离一百多里，红1军团令红2师第4团远程奔袭，限定11月22日必须攻占并先敌占领道县，同时以第5团与第4团并肩奔袭，在潇水上游渡河，协同第4团作战。

红4团肩负重任，在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日行百里，抢在国民党军主力到达前，于22日黄昏抵达潇水岸边的道县。道县城内此刻只有少量民团防守，只是渡船已被全部拉到了西岸。红4团派出四名勇士在火力掩护下，强行泅渡登岸，夺取了渡船，随即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迅速架起了浮桥，部队一拥而上，冲入城内。在上游渡江成功的红5团也及时赶到。红2师部队很快夺取了道县，红9军团部队则占领了潇水的另一个渡口江华。红军因此控制了过江通道，并击落了到渡口上空盘旋侦察的国民党军飞机一架。

22日至25日，红军部队从道县至水口间全部渡过潇水。尾随的国民党军周浑元部追剿部队随即赶到，但此时潇水已经不再是红军面前的天堑，而是国民党军难以逾越的障碍。奉命阻击追敌的红1军团第2师主力与红3军团第6师，依托江岸有利地势，打退了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渡河进攻，坚守渡口两天两夜，直到红军主力全部离去后，方撤出战斗，急速追赶主力。

现在，摆在红军面前的是另一道天堑——湘江。

大战前夕

潇水距湘江最近距离也有100多里。湘江从广西东北向流入湖南，中央红军要赴湘鄂西，必过湘江。而湘江沿岸地区，则是蒋介石划定的歼灭中央红军的战场。红军要渡过湘江，夺路西进；国民党军要凭借湘江天险，围追堵截，“剿灭”红军。决战一触即发。

蒋介石认定，中央红军“流徙千里，四面受敌”，此刻已经是“下山猛虎，不难就擒”，而且他已经从红军的行进路线上准确地断定，中央红军将沿红6军团的老路，由广西境内的全州至兴安间过湘江，因而严令何键的“追剿”军与粤军、桂军紧密配合，从四面对红军展开进攻。何键接令后，即令其第一路军刘建绪部向广西全州开进，沿湘江布防，并与桂军配合，对红军进行堵截；令第二路军薛岳部沿湘桂公路平行追击，对红军进行侧击，并防止红军北上与红2、红6军团会合；令第三路军周浑元部攻占道县，并与第4路军、第5路军及粤军、桂军协同，对红军实施尾击、截击。

国民党军张网以待，博古、李德则要指挥红军与敌人拼个鱼死网破。毛泽东心急如焚，在前锋部队占领道县之后，又提出建议：红军应立即沿潇水西岸北上，攻占板桥铺、渔涛湾、华江铺、双牌、富家桥，然后向西攻零陵，过湘江向北取冷水滩，越过湘柞公路，进军宅庆，诱敌决战，以避开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夺取战略主动权。这一建议再次遭到了拒绝。

也是这一时刻，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红军为调动敌军，以一部西进永明，此举使得本来就对在湘江正面堵截红军心存二意的桂系军阀大为恐慌，生怕红军主力继续前进，西取桂林，因而不战自退，在11月22日红4团攻占潇水道县渡口的同一天，将担负湘江兴安至全州段六十公里江防任务的第15军撤至龙虎关、恭城地区，为西进的红军让出了渡江通道，以促使红军尽快过境，并确保广西腹地的安全。可惜，红军没有及时掌握这一极为重要的情况，因而难以迅速作出反应，急速向湘江前进，抢在国民党军调整部署之前，从桂军让开的江防缺口渡江。

永安关红军战斗遗址

三天之后，红军终于得知了桂军撤防、湘江全州至兴安段防务空虚的情况。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迅速从兴安至全州间渡过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11月25日17时，中革军委下达了向全州、兴安西北湘桂边境之黄山地域进军，强渡湘江的作战命令，确定：以红1军团主力和红3、红8军团为前锋部队，迅速占领营山山脉之各关口隘路，并于全州至兴安间渡过湘江，坚决消灭国民党军的堵击、侧击部队；令红1军团第2师主力和红5、红9军团为掩护部队，在潇水和营山各隘口阻击尾追的国民党军。作为这个作战行动的第一步，红军将分作四个纵队，从不同方向穿越广西，前出至湘江地域。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将即将展开的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强渡湘江之战，视为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于25日以中共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名义联合发出《政治命令》：“为着胜利进行这次战役，要求野战军全体人员最英勇、坚决不顾一切地行动。进攻部队应坚决果断地粉碎前进路上之一切抵抗，并征服一切天然和敌人设置的障碍。掩护部队应不顾一切地阻止及部分地扑灭尾追之敌。各兵团应不断地注意自己翼侧之安全，如敌人向我翼侧进攻时，应机断专行地坚决击溃之。”

这时，桂军撤防后留下的湘江江防空隙依旧存在，国民党军的补防部队尚未到位。如果红军下决心收缩队伍，精简辎重，全部从永安关、雷口关进入广西，直趋湘江，依旧能够避免与国民党军的决战。但队伍的分散与辎重的拖累，使得红军的行进速度难以提高，再次失去了有利的战机。

11月26日，红军各部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展开行动，进入广西境内。由红1军团主力组成的第1纵队，闯过永安关，进入灌阳、文市地区；由红1军团一个师与军委第1纵队、红5军团主力组成的第2纵队，经永安关、雷口关进入灌阳、文市以南的王家、玉溪地域；由红3军团、军委第1纵队和红5军团一个师组成的第3纵队，因山道不通，在邓家渡受阻，改由永安关、雷口关进入广西，进至文市以南的水车；由红8、红9军团组成的第4纵队，先头红8军团攻占永明，而红9军团则仍留在江华的石桥与江渡。

大坪渡口

27日，红军部队继续前进。右翼红1军团先头第2师于11月27日在大坪顺利渡过湘江，控制了全州以南界首至屏山渡间的渡江点，架设起浮桥。28日，红3军团先头部队红10团渡过湘江，红1军团将界首移交红3军团，主力于29日向北推进，准备占领湘江岸边的另一个要点全州。但晚到一步，当红军便衣侦察队到达全州城下时，发现湘军刘建绪的部队已经在城中布防。红2师遂在湘桂公路上的脚山铺占领阵地，准备阻击湘军南下，红1军团主力则到达石塘圩；左翼红3军团前锋第4师也到达了湘江，先头第10团在界首以南的光华铺、枫林铺占领阵地，警戒兴安县城的桂军，第5师则在湘江东岸的新圩占领阵地，准备阻击由灌阳北上的桂军，保护红军通往湘江的通道安全。

鉴于已经控制了湘江渡口，且由永安关、雷口关通往湘江的道路沿线暂无敌军，中革军委令原定经三峰山向灌阳、兴安推进的第8、第9军团全部改由雷口关进入广西，同时令红5军团坚决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保护后续部队通过。这样，红军就形成了红1军团在右、红3军团在左控制湘江渡口与通道，红5军团殿后，主力由永安关、雷口关大举进入广西、涉渡湘江的态势。但红8、红9军团主力此时尚远在二百多里外的永明、江华，军委两个纵队也正在向渡口行进，如果红8、红9军团不能及时入关跟上主力，军委纵队行进缓慢，还会形成被动的局面。不幸的是，这种局面终于出现了。

广西灌阳红军标语

在红军进入广西，向湘江推进的两天中，战场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湘军刘建绪部4个师于27日由黄沙河抵达全州，并继续向南攻击，力图封闭湘江渡口；担负尾击任务的国民党军周浑元部于26日占领道县，并继续向红军后卫部队猛烈进攻；薛岳部也靠近了战场。而桂军见红军没有西进桂林，且湘军和蒋介石嫡系部队已追上红军，遂将撤往恭城的第15军调回灌阳，在新圩以南展开，开始截击红军部队，已经集结兴安的桂军第7军部队则准备北进，与湘军协同夹击湘江沿岸的红军，力图封闭渡口。就连此前始终消极避战的粤军见有机可乘，也以数个师赶往战场。国民党军终于在湘江东西地区对红军形成了前后堵追、南北夹击的态势。

这时，军委纵队已经到达了文市、桂岩一带，距湘江最近的渡口只有一百六十多里，如果下决心扔掉“坛坛罐罐”，轻装前进，一日即可渡过湘江，仍可将损失的代价降到最低限度。但是，在这生死攸关的紧急时刻，把持中央领导权的“左倾”错误路线领导者依旧顾虑重重，舍不得丢弃辛苦积攒起的辎重家当，导致队伍龟行蛙步，蹒跚前行，一百六十多里路程竞走了整整四天，每天只行进四五十里！军委纵队的行进缓慢，又直接导致了转道行进的红8、红9军团和担负后卫任务的红5军团等部迟迟无法入关过江。

红军的行动缓慢，为国民党军部队赢得了开进、集结的时间，并最终追上了西进的红军，在湘江东西两岸地区对红军展开了规模空前的进攻。一场恶战终于爆发，红军不得不与国民党军展开殊死的决战，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决战湘江

蒋介石得知桂军为红军让道的报告后，大为震怒，于28日连续发出急电，痛斥桂军放弃职守，严令桂军、湘军对红军已过河部队实施夹击，对未过河部队实施截击，同时令追击部队加紧进攻，力图将红军歼灭在湘江东西地区。

新圩阻击战纪念碑

从28日开始，国民党军各路部队倾巢出动，从四面八方扑向红军。湘江两岸霎时间枪炮震天、硝烟弥漫，国共双方几十万部队展开持续四天四夜的惨烈搏杀。

战斗首先在红3军团第5师主力守卫的新圩一线阵地打响。从28日起，桂军第15军以两个师又一个独立团，对红军阵地展开轮番进攻。中革军委命令红5师“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二天至四天”，掩护野战军左翼安全。红5师在师长李天佑、政委钟赤兵指挥下，以第14、第15团固守阵地。桂军部队训练有素，性格倔强，打仗拼命，素有“打仗像恶狼”之称。战斗从一开始就呈现白热化。桂军在密集炮火支援下，正面攻击，侧后迂回，整营、整连地扑向红军阵地。红5师官兵寸土不让，誓与阵地共存亡，与桂军在每一个山头展开激烈的争夺。激战三天三夜，红5师参谋长胡震和红14团团长黄冕昌及副团长、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牺牲，红14团政委和红15团团长、政委负重伤，两个团营以下干部大部分牺牲，虽全师伤亡达两千多人，但没有让桂军前进一步。

29日，战斗在湘江两岸全线展开。

在湘江西岸界首以南的光华铺、枫林铺，红3军团第4师第10团刚刚构筑完阵地，桂军一个师又一个团就展开试探性进攻，随后即发动连番猛攻，仅30日一天，冲击即达十余次。光华铺、枫林铺一带，地势平坦，无险可守，红10团官兵只挖掘了简易的工事，部队经长途转战，弹药也所剩无几，许多战士只有几发子弹。面对凶猛的桂军，战士们用大刀与敌人展开了肉搏，红10团团长沈述清，接任团长职务的参谋长杜中美先后在战斗中牺牲。在政委杨勇的指挥下，红10团继续战斗，虽伤亡四百多人，却胜利完成了阻击桂军的任务，直到30日下午才向接防的部队交接阵地。

光华铺阻击战烈士墓

在湘江东岸界首以北的脚山铺一线，林彪、聂荣臻指挥红1军团主力与南进的湘军4个师及后续部队展开激战。脚山铺位于全州以南八公里处。桂黄公路与湘江平行延伸，在脚山铺处与两侧连绵八里长的小山丘相交。林彪、聂荣臻决定：以脚山铺为中心点，依托公路两旁的山丘构成阵地，坚决阻击湘军南下，保护渡口安全。湘军素有“老虎”之称，特别是此刻在家门口作战，更是凶狠异常，常常是营长、团长赤膊上阵，带敢死队冲锋。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湘军部队曾一度打到了红1军团指挥所的面前，双方几度展开白刃战。红1军团部队扼守公路两侧要点，顶住了湘军在飞机、大炮支援下的猛烈进攻，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反复争夺，葱绿的山冈变成了松软的焦土，5团政委易荡平牺牲，4团政委负伤，但红军战士始终牢牢地卡住了湘桂公路，保证了湘江渡口的安全。

在此期间，担负全军后卫任务的红5军团边打边撤，顶住了国民党军周浑元部的攻击，保障了全军的行动。

在掩护部队的浴血保护下，军委两个纵队向着渡口一步一步地挪动。面对危局，最高“三人团”中，高傲自信的李德束手无策，完全失去了理智，只会不断骂人。不懂军事的博古一筹莫展，几乎陷入了绝望，甚至萌生出自杀的念头，只是不断地叫着：“不管怎样，能突出多少人就突出多少人。”整个红军的计划与行动，全靠周恩来苦撑调度指挥。他将指挥位置设在了湘江东岸的渡口，在敌机的轰炸、扫射下，亲自指挥过江行动。

突破湘江战役指挥所旧址

11月30日，笨重的军委纵队终于渡过了湘江。这时，红1、红3军团部队已经抗击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进攻两三天了，伤亡非常严重，正以最后的毅力与勇气与敌军进行拼搏。但红5、红8、红9军团依旧停留在湘江以东地区，且受到国民党军追击与侧击部队的追堵。红军部队的处境极其险恶，到了最危急的关头。

12月1日1时30分，中革军委下达作战命令：红1军团在原地阻击全州方向的湘军进攻，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必须控制西进的道路；红3军团集中两个师以上的兵力，向南驱逐光华铺的桂军，留在河东岸的部队占领石玉村，掩护红8、红9军团及红6师被切断部队渡过湘江，“在万不得已时，三军团必须固守界首及其西南和东南地域”；红5军团主力应向麻子渡前进并遏阻桂军及周浑元追击部队。

突破湘江战役旧址

两个小时后，12月1日3时30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再次给红1、红3军团下达指令：“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否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部队，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望高举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历史将永远记住1934年12月1日。

这是湘江战役的第五天，也是红军作战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天。晨雾尚未完全消散，枪炮声、喊杀声响彻湘江两岸。在江岸阵地上，各路国民党军犹如输红眼的赌徒，不惜血本，倾全力展开集团冲锋。红军将士高喊着“为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口号，挥舞着大刀，扑向蜂拥而至的敌群。打下去，冲上来，冲下来，打下去，毫无休止的拉锯，绞成一团的肉搏，硝烟、烈火混合着扬起的黄尘，汇成遮天蔽日的战云，每一寸土地都浸泡在鲜血中。

在湘江渡口，天上敌机怪叫着俯冲轰炸、扫射，地面红军不顾一切地涌上渡口，踏着浮桥跑步过江，丢弃的机器、文件、书籍等等散落岸边，奔腾的江水中漂浮着红军官兵的遗体。湘江变成了一条血水、血江……

战至12月1日17时，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大部渡过了湘江。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担负掩护任务的红1军团交替掩护，撤出战斗；在光华铺阻击的红3军团第4师也随后奉命撤出战斗。

然而，在湘江东岸新圩一线担负阻击任务的红3军团第6师第18团和担负全军后卫任务的红5军团第34师，却因后撤不及，湘江渡口被湘军、桂军封闭，而被阻隔在了湘江东岸地区，陷入重围。红18团在陈家背地域与数倍于己的桂军战到了最后一刻，弹尽粮绝，大部分牺牲。红34师在文市、水车一线顽强阻击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4个师进攻，保障红军主力过江，陷入了湘军、桂军、中央军的四面包围。分散突围后，政委程翠林等大部英勇牺牲，师长陈树湘率余部在返回湘南进行游击战时负伤，在道县被俘，自己绞断肠子，壮烈牺牲。红8军团在向湘江开进过程中，遭到了桂军的截击，部分部队也被打散。

湘江之战，是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最为壮烈的一仗。红军将士与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血战五昼夜，终于打破了湘军、桂军和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围追堵截，渡过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将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的企图。红军在逆境中所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惊天地，泣鬼神，连对手也不得不惊叹，并承认失败。战后，何键用了“实深惭悚”来形容自己的心情。

陈树湘烈士之墓

然而，湘江之战毕竟是一次失利的战役，红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损失达两万余人。开始战略转移时，中央红军总兵力八万六千余人，湘江之战后锐减到了四万余人。这是“左”倾错误路线领导者在实行战略转移中的逃跑主义所造成的恶果。

面对尸体漂浮的湘江，每个红军将士都在思索着，思索着红军曾经有过的辉煌，思索着第五次反“围剿”特别是战略转移之后的步步艰辛，思索着红军付出重大代价的原因。正如刘伯承后来所总结的那样：“广大干部眼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第四次反‘围剿’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作战的失利，唤醒了红军将士。改换军事领导的呼声，最终换来了红军战略方向的彻底改变。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由此开始了。

史料链接

白崇禧让道

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积怨极深，在红军开始长征之后，根本不想为蒋介石的追剿红军计划全力以赴。因此，早在得知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西进的消息之时，即确定了既要防共，又要防蒋；只能追击，不能堵击的基本作战方针。当时其掌握的情报是西进的红军有十万之众，认为桂军主力只有两万余人，堵得不好，会被红军全部歼灭，即便堵得好，也会两败俱伤，而不论出现哪种情况，蒋介石都会以追击红军为名，派嫡系部队乘虚进入广西。因而决定，以主力第7、第15军布防于桂、湘边界的全州、兴安、灌阳、恭城、富川、贺县一线，对外摆出决战姿态，力争使红军知难而退不入广西。如果红军过境势所难免，则以主力置于南侧，让红军过境桂北，部队进行侧击和追击，但决不能让红军进入广西腹地。如此，既可对蒋介石交差，又可确保广西地盘不失。

11月16日，湘军、桂军高级将领在全州会商防堵红军计划，确定：湘江防务，由湘军负责衡阳、零陵、东安至黄沙河一线，桂军负责兴安、全州、灌阳至黄沙河(不含)一线。李宗仁、白崇禧心知要阻止红军进入广西已经不可能，遂按既定计划，将主力在湘桂边境展开，并征集大批民工，沿边界构筑了稠密的防御工事，辅以地方民团驻守。部署已定，李宗仁返回南宁，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则坐镇桂林指挥前线部队。

就在白崇禧踌躇满志，准备一展身手的时候，一封来自上海的密电让他惊出了一身冷汗。发报者为白崇禧旧日的保定军校同学王建平，此人与白私交甚厚，虽进入蒋系中枢参与机要，但长期为白在南京、上海收集情报。密电称：蒋介石采纳政学系头目杨水泰的建议，欲一举除三害，即通过湘、桂两军在湘江沿线的封堵，压迫红军由龙虎关两侧进入广西境内的平乐、昭平、苍梧，更以主力向东驱逐红军进入广东的新会、阳春地区，或沿罗定、廉江将红军逼入雷州半岛。如此，则两广地方军队根本不足以应付，自不能抗拒中央军大举进入，蒋介石可一举而除三害，消除心腹大患。

白崇禧接到电报后，大骂蒋介石毒辣，对部下说：“有匪有我，无匪无我，我为什么顶着湿锅盖为蒋介石造机会？！”当然，作为一名实战经验丰富的指挥官，他也决不会因为一封未经证实的密电而立即调整部署。只是下令预作准备，何时给红军让路，他还要观望战局的发展。

就在这时，红军的行动让他定下了决心。为了调动敌军，创造渡过湘江的条件，红军以一部兵力西进永明。白崇禧从这一行动中断定，红军有夺取桂林的企图。为防止红军进入广西腹地，他立即下令调整部署，按照原定计划，将在湘江沿岸兴安、全州、灌阳布防的第15军撤往恭城、龙虎关一带，协同第7军，准备全力堵截红军向桂林推进，而让开通往湘江的大道和湘江江防，让红军通过广西。

11月22日，桂军第15军全部撤出湘江防线，在湘江沿岸只留下了两个团另两个营。至此，由兴安至全州六十公里长的湘江防线基本敞开，由永安关、雷口关通往湘江的大道也基本无兵守卫。可惜，红军直到25日方获得桂军南撤的情报，做出向湘江地域开进的部署，丧失了不战而顺利渡过湘江的大好时机。

11月23日，湘军第一路追剿军司令刘建绪得知了桂军撤离湘江防线的消息，立即报告何键，称白崇禧此举，是要为红军西进让路，把红军引向湘西北。何键大为恼火，马上令刘建绪以三个师火速南下全州，填补桂军南撤留下的防御空白，一方面继续完成在湘江围歼红军的计划，另一方面将红军压向广西，不得使之进入湖南，让桂军自食其果。蒋介石接到何键的报告，连续给白崇禧发电，严斥桂军放弃职责，令湘军、桂军必须按预定计划歼灭红军于湘江东岸地区。

但白崇禧对蒋介石的电令置若罔闻，坚持既定部署不变，除以一部驰援兴安外，只是派出主力部队对西进红军的后续部队进行截击和追击。直到判明红军并无西取桂林、进入广西腹地的计划后，方以主力进至兴安、灌阳，对红军部队展开猛烈进攻。

湘江之战后，蒋介石恼羞成怒，发电质问白崇禧：“共军势蹇力竭，行将就歼。贵部违令开放通川黔要道，无疑纵虎归山，数年努力，功败垂成。设竟因此而死灰复燃，永为党国祸害……公论之谓何？中正之外，其谁信兄等与匪无私交耶？”

白崇禧毫不示弱，复电反质蒋介石：“钧座手握百万之众，保持重点于新宁、东安，不趁其疲弊未及喘息之机，一举围歼于宁远、道县之间，反迟迟不前，抑又何意？得毋以桂为壑耶？虽职部龙虎、永安一战，俘获七千余人，以较钧座竭全国赋税资源，带甲百万，旷时数年，又曾歼敌几许？……据中央社露布，某日歼匪效千，某日捕匪盈万，试加统计，朱毛应无孑遗，何以通过湘桂边境尚不下二十万众，岂朱毛谙妖术，所谓撒豆成兵乎？职实惶惑难解。”

蒋介石被戳到痛处，暴跳如雷，大骂白崇禧，却也无可奈何，难较短长，只得令白崇禧继续率兵尾追红军，放下此事不论。

红34师的最后一战

红34师，是由闽西地方武装发展起来的一支部队，原为红军第19军。1933年5月红一方面军整编时，缩编为第34师，编入了红5军团序列，其干部大多为原红4军的骨干和红军学校的毕业生，作战经验丰富，指挥能力很强。全师训练有素，政治觉悟较高，在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作战中，曾屡建功勋，是一支能打硬仗、善打恶仗的劲旅。红军长征开始后，经常担负全军后卫的任务。

湘江之战开始前，红34师与第5军团其他部队在渡头、土地圩顽强阻击国民党军周浑元部的追击，重创进攻之敌，为前锋部队抢占道县和湘江渡口赢得了时间。11月26日，该师开始接替红3军团第4师在道县以南葫芦岩的防务，准备继续阻击追敌。然而，就在这时，任务发生了变化。中革军委令红34师迅速在广西灌阳的红树脚地域接替红3军团第6师的阵地，坚决阻击桂军北上，掩护后续的第8军团西进，尔后即为全军的后卫，掩护全军部队过湘江。

这是一副沉重的担子，不但要顶住数倍于己的优势敌军进攻，确保全军过江，而且将很有可能面临后路被断、孤军作战的境地。董振堂军团长和刘伯承参谋长亲自向红34师交代任务。中革军委也对红34师完成任务做了最坏的打算，指示万一被敌截断，全师可返回湘南发展游击战争。刘伯承在部署任务时，语调沉重、充满感情地说：红34师是有光荣传统的部队，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要我告诉你们，军委相信红34师能够完成这一伟大而艰巨的任务。陈树湘师长、程翠林政委代表全师官兵表示：“我们坚决完成军委交给的任务，为全军团争光！”

部队立即出发，由雷口关进入广西，向预定阻击阵地疾进。但桂军行动更快，当红34师先头第100团到达猫儿园地域时，桂军第15军主力已经通过了红树脚，切断了通路，正向新圩方向前进，而尾追的国民党军周浑元部也迅速逼近。红34师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红34师立即在永车附近转入了防御，全力阻击追击的周浑元部。激烈的战斗持续了四天四夜。红34师的官兵顶住了国民党军4个师在猛烈炮火和飞机支援下发动的一次又一次进攻，阵地上的工事全部被摧毁，松树被打得只剩下枝干，弹药也消耗殆尽，官兵依旧坚守着阵地，用刺刀、枪托与冲上阵地的敌军肉搏，直到红军主力于12月1日渡过湘江，没有让追敌前进一步。

此时，红34师已经伤亡严重，师政委程翠林等大批干部与士兵阵亡，余下的人员总共只有几百人。更为严重的是，湘军与桂军已经封堵了湘江渡口，西去的道路被完全阻断，全师已经陷入了中央军、湘军和桂军3路敌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队伍向东突围，准备绕路甩开敌军返回湘南打游击。然而敌军太多了，打退这股又遭遇那股，即便是甩开了正规军，又有民团不时骚扰，加上山区行进，地理不熟，部队几天没有吃上一顿饱饭、睡过一个好觉，极度疲劳。沿途边打边走，最后在新圩陷入了四面包围。

最后的时刻到来了。陈树湘召集师、团干部开会，宣布了两项规定：第一，寻找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全力突围，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到湘南发展游击战争；第二，万一突围不成，要像革命军人那样战斗到最后一刻，誓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最悲壮的一战开始了。红34师的所有人员，包括伤员都拿起了武器，冲向了敌军，子弹打完了，就用刺刀、大刀，刀刃卷曲了，就用石头、树棍，官兵们拼尽最后的气力，与敌军战斗着，除少数人员突围成功外，大部分壮烈牺牲。

余下的官兵继续向湘南前进。但其踪迹已被敌军发现，桂军和湘军重兵清剿。队伍在湖南江永县左子江再次遭到敌军围攻被打散，陈树湘身负重伤，被战士用担架抬着摆脱敌人，继续行进，最终在湖南道县被敌包围，不幸被俘。其他官兵大部分光荣献身。

当地的湘军保安司令何汉听说捉到了一个红军师长，欣喜若狂，立即派人押送陈树湘向主子邀功请赏。路上，陈树湘乘敌不注意，自己用手从腹部伤口拉出肠子绞断，壮烈牺牲，年仅二十九岁。残忍的敌人割下了陈树湘的头颅，带到他的老家长沙，悬挂在小吴门的城墙上示众。

红34师的官兵以高度顽强的革命意志和无比英勇的浴血搏杀，胜利完成了中革军委所赋予的全军后卫作战任务，用生命和鲜血保证了红军主力渡过湘江，以最为壮烈的方式完成了最后一战。作为一支队伍，红34师从红军和人民军队的序列中永远消失了，但红34师将士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将永存史册，与日月争辉。

第三章　红2、红6军团发动湘西攻势

1934年10月24日，先期西征的红6军团在贵州东部印江县的木黄与红3军会师。会师之后，两军统一进行了整编。红3军恢复了红2军团的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4、第6师；红6军团由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谭家述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团。两个军团总兵力七千七百余人，虽然没有正式成立两军统一的指挥机关，但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为核心的统一领导与指挥。从此，两军结成了一个团结的整体，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

这时，中央红军已经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红2、红6军团如何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做到既牵制敌军，又寻求自身的发展，成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两个军团领导人都在考虑的问题。

决策北进

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时，中革军委曾于10月22日电令红6军团与红2军团分开，单独挺进湖南西部的乾城(今吉首)、凤凰城、松桃等地区，开辟新苏区，发展游击战争。这一意见是基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需要做出的。根据最高“三人团”设定的目标，中央红军西进将沿红6军团西征的路线行动，最终在湘鄂西地区与红2、红6军团会合，因而要求红2军团继续留在黔东地区，而以红6军团单独进军湘西，争取在湘西地区能够形成一块大的根据地，“放下背包再打仗”。

红2、红6军团领导人则从敌情、地形和两军团的实际情况出发，经过对行动方针的审慎研究，认为：两个军团应该集中统一行动，合则形成拳头，分则势单力薄，容易被敌军各个击破。同时认为：红6军团不应该单独进入松桃、乾城、凤凰城地区活动，红2军团也不应该继续留住黔东地区，而应合兵挺进澧水上游区域，在湘西的永顺、桑植、龙山、大庸地区发动攻势，调动湘鄂两省国民党军，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木黄红2、6军团会师旧址

红2、6军团会合标语

这是一个从实际出发、符合战争实情的决策，也是当时红2、红6军团发展的唯一选择。松桃、乾城、凤凰城是“湘西王”陈渠珍的老巢，不但驻有陈渠珍的新编第34师，而且土著武装很多，枪支不下数万，加上当地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与汉人隔阂很深，红6军团孤军深入很难立足。而以梵净山区为中心的黔东根据地当时很不巩固，且高山峻岭，地幅狭窄，人烟稀少，湘川黔三省的国民党军正对黔东根据地形成合围，各省的反动民团、保安团也结成了“剿共联防”，红2军团坚持斗争困难很大。而湘西北的永顺、桑植、石门、大庸、慈利地区，地处湘鄂川黔交界地区，经济虽然落后，但地域广阔，敌人力量薄弱，且派系林立，战斗力不强。更重要的是湘西党的影响比较大，群众基础较好，且是贺龙的老家，也是他率部长期活动的地方，旧部亲友众多，在当地拥有崇高的威望，很容易打开局面。贺龙说：“那里不是陈渠珍的老地盘，他不如我熟，群众也支持我们党和红军。我们出兵湘西北，可以牵制湖南、湖北一大批敌人，能够支援一方面军。我们把这批敌军背起来，也好让一方面军肩头轻一些嘛。”任弼时问：“去打得赢吗？”贺龙非常有把握地回答：“一个军团去不行，两个军团一块去，打得赢。”

两个军团领导人经过认真分析，最终接受了贺龙提出的建议，决定红2、红6军团一起挺进湘西北，恢复和发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红2军团领导人(左起：贺龙、关向应、任弼时)

红2、红6军团挺进湘西北的决策，遭到了“左倾”错误路线控制下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坚决反对。李德控制的中革军委致电任弼时等人，认为红2、红6军团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要求两军继续分别受中央和军委直接指挥，红6军团立即向乾城、凤凰城等地区出动。

南腰界红3军司令部旧址

红2、红6军团领导人慎重考虑后，于10月28日联名复电中革军委，申明理由，指出：“在敌我及地方情形条件下，我们建议2、6军团暂集中行动，以便消灭一两个支队，开展新的更有利于两军团将来分开行动的局面。目前分开，敌必取各个击破之策。以一个军团力量对敌一个支队无必胜把握，集中是可打敌任何一个支队的，且两军在军事上十分迫切要求互相帮助。”

同一天，即10月28日，红2、红6军团由贵州、四川交界的南腰界出发，开始向湘西北进军。

但10月29日，中革军委再次发出电令，严厉指出：“2、6军团绝对不应合并”，并具体划定了两个军团各自活动的地域。贺龙、任弼时等人以对革命负责的态度，不顾“左倾”错误路线统治下的中央和军委的反对，决定：坚持原定方针和计划，两个军团统一行动，挺进湘西北的决策不变。

红2、红6军团六千余名将士整装踏上征程。

设伏龙家寨

由南腰界至湘西北地区，需要穿越国民党军陈渠珍的防区。这一带在清朝时期属于与少数民族居住区接壤的边地，从乾隆年间开始，清政府为镇压土家族、苗族人民的反抗，在此实行了屯防制，修筑了一千一百多个碉堡和一百多里长的边墙，国民党政府统治期间又加修了许多碉堡，防务严密。为避开强敌，达成突然袭击的效果，贺龙、任弼时等人对两军行动作了周密的部署。首先以黔东独立师一部向西开进，然后转而向南，进入铅石坝、枫香溪一带，吸引敌军。红2、红6军团则首先向北开进，以兜圈子的方法，力争把陈渠珍的部队从湘西调出，为尔后作战创造有利的条件。

南腰界红军烈士墓

10月30日，红2、红6军团进入四川的酉阳县境内。守城的川军独立第2旅旅长田冠五曾是贺龙的部下，贺龙修书一封，晓以利害，言明只是过境，不占地盘，要田冠五让开大路。田冠五果真听话，见红军入境，就率部弃城。红军顺利进入酉阳城，然后转向东北，在湖北咸丰县的百户司渡过酉水，向湖南龙山县招头寨行进，摆出一副要回师湘西的姿态。陈渠珍果然中计，害怕红军会攻入他的老巢，急调主力三个旅共一万余人，由永绥、保靖向北运动，企图将红军阻截于湘西之外。但当国民党军接近招头寨的时候，红2、红6军团突然掉头东进，摆脱川军、黔军的羁绊，甩掉前来追堵的陈渠珍部，疾速前进进入湘西北，于11月7日占领永顺城，缴获了大批物资。

红军在永顺休整7天，做冬衣，打草鞋，医治伤病员，并开展了深入的发动群众和打土豪分财物的活动。翻身解放的群众踊跃参军，很快就组建起两个新兵连。经过休整，两军官兵空前团结，面貌焕然一新。

永顺，是湘西北地区的咽喉要地。红2、红6军团攻占永顺，湘、鄂两省的国民党军大为震惊。位于鄂西的国民党军湘鄂川边“剿匪”总司令徐源泉急调三个师开赴洞庭湖畔的津市、澧县，与湘军部队联系，构成防线。湖南军阀何键本来已经因中央红军进入湘南而焦头烂额，红2、红6军团的行动则又在他的心窝扎进了一刀，他既要全力以赴堵截中央红军，又深恐红2、红6军团趁势在湘西北发展壮大，因此严令陈渠珍立即尾追，务求全歼红2、红6军团于立足未稳之际。红军攻入湘西，直接威胁自己的统治，陈渠珍也不敢怠慢，立即成立“剿匪指挥部”，以龚仁杰、周燮卿为正、副指挥官，率四个旅十个团计一万余人，分四路向永顺扑来。

敌军蜂拥而至，红2、红6军团面临开辟湘西北根据地的第一仗。能否打好，直接关系到能否立足湘西，恢复和发展湘鄂川黔根据地。贺龙、任弼时召集两个军团领导人开会，研究敌情和作战方案，认为何键湘军的主力此刻都在湘南堵截中央红军，鄂军徐源泉部分散于鄂西和洞庭湖畔，暂时也无法集中作战，红军要对付的实际只有陈渠珍部的十个团。而陈渠珍所部虽然人员、装备优于红军，但官无规束，兵无严纪，官兵多吸食鸦片，且内部派系林立，指挥不统一，实际战斗力并不强，却骄横无比。红军作战部队虽然只有六千余人，但正如贺龙所说的那样：“大家团结得像一个人，要怎么走就怎么走，要怎么打就怎么打。”同时红2军团曾长期在该地区活动，熟悉地形，又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因此确定：坚决打好第一仗，以在湘西打开局面，站稳脚跟，并乘胜发展攻势，策应中央红军作战。具体方案是：暂时放弃永顺城，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选择有利地形，集中兵力，聚歼来犯的陈渠珍部敌军。

11月13日，陈渠珍部逼近永顺，红2、红6军团遂按既定计划弃城，主力隐蔽北撤，只以少部兵力与陈部保持接触，边打边退，故意示弱。贺龙、任弼时等人边走边谨慎地选择最有利的歼敌时机与地点。

第一个伏击地点选择在永顺城北的钓矶岩附近，贺龙仔细查看后，说：“这里不行，离城太近。如果围得不紧，敌人就会逃回城内，再要打就困难了。”第二个伏击地点选择在吊井岩，但勘察后发现地幅太小，最多只能围歼敌军两个营，遂又放弃。后来又先后选择了两个地点，又都因为地形不利于大量杀伤敌军而放弃。红军部队继续北撤，耐心寻找战机。陈部则以为红军是怯战退走，越发骄狂，倾巢出动，紧追不舍。

最终，贺龙将设伏地点选在了永顺以北九十里处以龙家寨为中心的十万坪谷地。这里南北长十五里，东西最宽处四里，谷底平坦，村寨较多，可容纳大量敌军。寨中多为木板房，易于攻击。谷地两侧林木茂密，便于隐蔽，且坡度较缓，利于多路出击，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伏击地点。

贺龙伫立谷顶，对照地图用马鞭指点现场，向师团干部部署任务：以红2军团部署于毛坝和杉木存附近，堵住谷口；红6军团埋伏在谷地东侧的山林，准备从两翼出击。他说：“这是一个大口袋。你们回去要告诉大家，打埋伏要万分小心，一定要隐蔽好。敌人进了口袋，打冲锋要突然、迅速，一下子冲到敌人眼前，插到敌人堆里，打得越猛越好，使敌措手不及。”

十万坪大战贺龙指挥部旧址

16日上午，红2、红6军团秘密进入指定位置，隐蔽待敌。下午4时左右，国民党军先头龚仁杰、周燮卿两个旅浩浩荡荡地进入了谷地，到达碑里坪后，众官兵开始号房埋灶，准备就地宿营。贺龙见敌军已全部进入了伏击圈，一声令下，红6军团突然从山林中杀出，居高临下，向周燮卿旅发起猛攻；红2军团则扎紧谷口，从正面猛攻龚仁杰旅。国民党军猝不及防，人虽多却摆不开，根本无法构成防御体系，仅仅两个多小时，就被红军大部歼灭。红军乘胜追击，又在总河抓住了担任断后任务的国民党军杨其昌旅，在萧克的统一指挥下，红6军团第51团与红2军团第18团并肩突击，密切协同，不到两个小时，又消灭了杨其昌旅大部。18日，红军重占永顺。

十万坪大战战场旧址

龙家寨战斗，红2、红6军团共歼灭湘军陈渠珍所部三个旅大部，毙敌一千余人，俘敌两千余人，缴枪两千余支。红2、红6军团旗开得胜，迅速打开了局面，奠定了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可靠基础。几十年后，年逾古稀的萧克重返湘西，探寻昔日战场，以“万坪大捷奠大业”来概括龙家寨战斗的非凡意义。

横扫湘西

红2、红6军团在湘西北取得胜利之时，正值中央红军准备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贺龙、任弼时等人对党中央的处境非常关切，龙家寨战斗后，决定以红49团三个连在永顺、保靖展开游击战争，牵制敌人，主力立即南下，准备渡过酉水，向中革军委所规定的永绥、乾城、松桃、凤凰城地区发展，给陈渠珍部以更大的打击，全力地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部队进至酉水岸边，发现陈渠珍早有防备，布防严密。贺龙、任弼时当机立断，立即放弃南渡酉水的计划，率队转向东北，于11月24日攻占大庸，接着又占领了桑植，并与已经解放的永顺连为一体，构成了新苏区的雏形。

此时，中央红军已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形势的变化使得中革军委改变态度，认可了红2、红6军团的行动。11月13日，中革军委致电红2、红6军团：“我西方军(指中央红军)已进至宜(章)、郴(县)之线，湘敌全部被调来抗击我西方军，2、6军团应乘此时机深入湖南西北去扩大行动区域。”

中共湘鄂川黔省委旧址

3天之后，11月1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贺龙、任弼时等人，要求红2、红6军团“努力为创立湘川黔边新的苏区的任务而斗争”，并确定成立湘鄂川黔边省委，以任弼时为书记，贺龙、夏曦、关向应、萧克、王震等为委员；两个军团“均直受军委领导，但两军共同行动时，则由贺、任统一指挥之”；成立湘鄂黔川边军区，贺龙、任弼时分任司令员、政治委员，统一领导地方武装。

11月下旬，中央红军渡过潇水，开始发起湘江战役，迫切需要红2、红6军团积极行动，最大限度地牵制湘军，配合中央红军强渡湘江。11月25日，中革军委电示红2、红6军团：“我西方军(指中央红军)已过潇水，正向全州上游急进中。你们应该利用最近几次胜利及湘西北敌情空虚，坚决深入到湖南中部及西部行动，并积极协助我西方军。”命令具体规定了红2、红6军团的行动方向，“首先你们应前出到湘敌交通经济命脉之沅水地域。主力应力求占领沅陵，向常德、桃源方向应派出得力的游击队积极活动”，同时指示，应以一部兵力和随队行动的地方干部担负巩固新区的任务。

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任弼时、贺龙等人研究后确定：由任弼时、王震、张子意率红6军团第49、第53团和红2军团第16团以及随红6军团行动的原湘赣苏区地方干部留守新区，担负巩固和建设根据地的任务；贺龙、关向应、萧克率红2军团主力和红6军团第51团，担负出征沅水地区的任务。

12月初，红2、红6军团主力由大庸南下，准备夺取沅陵，进军湘中，直接威胁在湘南地区阻截中央红军的湘军侧后，调动湘军回援，配合中央红军行动。7日，部队奔袭沅陵，但由于守军4个团防范严密，袭击没有成功。

红2、6军团一部

湘鄂川黔根据地红2、6军团革命烈士纪念碑

贺龙、关向应、萧克等人果断改变计划，率部沿沅江东下，直趋常德、桃源。这一行动完全出乎敌人的意料。何键生怕红军拿下常德，直趋长沙，准备撤下部分主力回援湘西。而蒋介石则认为中央红军方为心腹大患，生恐撤兵会影响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坚决不允，另调位于湖北的国民党军独立第34旅乘船急赴常德、桃源布防。

独立第34旅是国民党军主力部队，装备精良，弹药充足，训练有素。旅长罗启疆骤负大任，踌躇满志，决心以“决战防御”和红军在常德外围一决高下。他以第701团驻防桃源以北的梧溪河，第702团位于陬市、河洑，第700团驻守桃源，旅直属队和当地保安团负责常德城防。罗启疆的意图是：首先凭借优势装备，设置几道防线，坚守要点，在防御战斗中消耗、疲惫远途来袭的红军，然后集中主力进行决战，确保常德。但他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完全低估了红军的战斗力，对红军的战略战术也一无所知，因而分兵防御，各团之间相距达数十里，难以相互呼应，他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贺龙立即抓住了罗启疆部署上的漏洞，决定首先奔袭梧溪河之敌，然后集中力量将敌各个击破。然而，就在红2、红6军团部队即将发起战斗的时刻，中革军委的一纸电令让贺龙等人陷入为难的境地。中革军委反对红2、红6军团东进常德、桃源，坚持要两个军团继续南下，在沅水上游或泸溪、乾城、凤凰城地区活动，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位于黔阳、芷江、洪江的国民党军部队，为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和向湘鄂西推进减轻压力。12月14日，中革军委电示红2、红6军团，明确两个军团主力应挺进沅江上游，只同意以一个支队向桃源方向活动，牵制、迷惑湘山之敌。

湘鄂川黔省纪念馆

回兵南下，意味着要放弃极为有利的战机；继续东进，则与中革军委指示的意图显然相悖，何去何从，贺龙等人面临抉择。贺龙反复思考后，坚定地说：“我看还是接着打吧！军委离得远，对这里的情况没有我们清楚。打了胜仗挨点批评也合算。我看，怎么对斗争有利，怎么能把敌人多背点过来，就怎么做！”关向应、萧克同意贺龙的意见。

12月15日，天降大雨。入夜之后，红军踏着泥泞的道路，在大雨、夜色的掩护下，急速前进，一夜行进百余里，于16日拂晓突然对梧溪河之敌发起进攻。

梧溪河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红军先头红12团在行进中一举突入梧溪河西山的国民党军阵地。国民党守军第701团没有想到红军会雨夜突袭，陷入了慌乱，但独34旅毕竟是主力，很快就稳住了阵脚，展开猛烈反扑。红12团力不能支，被迫后撤。在此紧要关头，贺龙率红4师主力和红6师第18团赶到，首先制止了敌军的反扑，然后指挥部队重新发起冲击。雨声、枪声、爆炸声和喊杀声交织在一起，响彻山谷，红军官兵个个奋勇，完全在气势上压倒了敌军。国民党军第701团再也无法抵挡红军的进攻，很快瓦解，拼命南逃。

罗启疆接到梧溪河遭袭的报告后，命令驻桃源的第700团主力增援。但增援部队先头刚到梧溪河南侧，就被溃退的第701团冲散，不战自溃，与溃兵一道逃往常德。历时两个月的湘西攻势胜利结束。

湘西攻势，共击溃国民党军十五个团，歼灭其中四五个团的有生力量，占领了永顺、大庸、桑植、桃源、慈利等县城，并进攻沅陵，包围常德，极大地威胁了湘军和蒋介石嫡系中央军部队堵截中央红军作战的总后方，迫使国民党军从堵截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中抽调3个师驰援湘西，并使鄂西之国民党军未能入川作战，从而在战略上有力地策应与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特别是极大地减轻了红军西进入黔作战的压力。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念碑

任弼时、贺龙等人既从大局出发，坚决执行配合中央红军行动的战略任务，又以对党和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抵制了“左倾”路线控制下的中央与中革军委的错误指导，一切从实际出发，正确确定行动方针，率部横扫湘西，连战连捷，创建出以永顺、大庸、桑植、龙山为中心，九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四五十万人口的湘鄂川黔苏区，成了红2、红6军团生息与发展的战略基地，也成了中央苏区陷落后长江以南区域唯一一块红色根据地。

史料链接

贺龙买桥

永顺，是湘西地区的一座山中小城。猛洞河穿城而过，将小城一分为二，河上的木桥成了沟通来往交通的必经之路。

木桥位于永顺城中，湘西一带百姓称之为“花桥”，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情。石砌的梭子墩在河水中排成一线，两丈多高的墩顶直架着12根粗大的圆木，圆木上铺着厚厚的衫板。上层主体是木榫板壁，撑起了高大的斗拱阁楼，两侧雕栏飞檐，绘有“喜鹊登梅”、“二龙戏珠”等民间传说。

红军占领永顺后，国民党军陈渠珍部重兵来犯。大战在即，红2军团军团长贺龙却拿上鱼竿坐到了“花桥”边钓鱼。说是钓鱼，眼睛却不看浮漂，直盯着桥上的雕梁画栋出神，连鱼上钩了也不理会。过了许久，方让警卫员叫来了工兵连的一位班长，说：“你给我估算一下，照时价，木料加建工，造一座这样的花桥需要多少大洋？”

这位班长参军前是个木匠，建过花桥。桥上桥下仔细查看了半天，很快算出了大致数目，需要大洋一千块。贺龙微微点头，收起鱼竿，返回了指挥部。

贺龙与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齐聚指挥部，研究退敌方案。贺龙已是胸有成竹，提出了诱敌深入的作战设想，说：“敌人已经距永顺不远了，我们主力不守城池，北撤寻找好的地点打敌人的埋伏。6军团派一个团作后卫，除边打边撤，掩护主力，并诱敌上钩外，还要完成一个任务，就是烧桥！”

“烧桥？”红6军团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感到不解。

“烧桥。陈渠珍的队伍我了解，你越断路，他越觉得你不敢打，就越要盯着你。我们就搞得惨一点，像个逃跑的样子，让他的尾巴翘得高些，越高越好！”

萧克、王震拍手叫绝。两人交换意见后，说：“烧桥和诱敌的任务交给郭鹏的51团怎么样？”

贺龙点头赞同。任弼时说：“桥，现在烧了，仗打完后要重造。我们是红军，不能让老百姓受损失，造桥的钱我们要出。贺军长已经让人估算过，一千块大洋绰绰有余。关副政委已经给城里的开明人士开过会了，让郭鹏他们马上到供给部取钱，送到商会会长家。”

一千块大洋，不是一个小数目。红51团团长郭鹏接到命令后，不敢怠慢，派人专门护送，把一口袋银圆送到了商会会长处。自己则带上1营到达桥上，浇煤油，堆木柴，准备点火。

不料，过了一会儿，却见送钱的人提着口袋汗淋淋地回来了，说：“那个会长死活不收钱。”郭鹏急了，喊道：“送钱都送不出去，你的脑袋进水了？耽误了烧桥，我枪毙你！”送钱者委屈地说：“那个会长一见到大洋，脸都吓白了，直说我们在开玩笑，还要拿钱给我们。我们怎么解释都白搭。”团政委苏杰见状，说：“老郭，你继续准备，我去看看。”

苏杰等人来到商会会长家。会长已经八十多岁，见政委亲自来送，方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事情是真的，老泪纵横，好半天方说：“老朽生在前清，见过的队伍无数。你们红军不搜刮百姓就是仁义之师了，还要花钱打仗，旷古未闻啊……”

大洋送出去了。但桥头却出现了麻烦。红军刚刚点火，不知道从哪里忽然冒出来一大群衣衫褴褛的男女老少，哭哭啼啼，称自己是靠在桥上摆摊糊口的人，烧了桥就没法活了，要么红军给钱，要么就与桥同归于尽。

郭鹏、苏杰百般解释，那群人就是待在桥上不动。敌军已经逼近县城，没有办法，两人只好向王震政委报告。王震听后，沉吟片刻，说：“要赔就赔到底吧。你们团再掏两百块大洋，分发给群众！”

郭鹏、苏杰叫苦不迭，说：“我的政委啊，我们饭都吃不好，从哪里找两百块大洋？”

“那我不管，”王震的回答不容商量，“反正不能损害群众利益，更不能不按时完成烧桥任务！”

两人回到桥上，苏杰说：“没有办法了，只好发动大家凑钱。”郭鹏同意，首先掏出两块大洋放到了苏杰手中，转身对众官兵叫道：“把身上的钱都掏出来，掏干为止！”

大家正在凑钱，一阵风过，桥上的火焰猛起。等候领钱的人群中有人喊道：“桥上有东西！”原来红军到来前，城里的富户人家悄悄地把细软、财物、烟土藏在花桥的板缝里。火舌一起，噼里啪啦地往河里掉。桥上的人群见状，不再与红军纠缠，纷纷跳到河里捞财宝去了。

51团顺利地完成了烧桥任务，刚刚撤到城边，国民党军部队就进了县城。果然不出贺龙所料，国民党军旅长周燮卿见红军烧掉花桥，哈哈大笑，称：“人人都怕贺龙，我偏不怕！他烧桥断路，是害怕我们，逃命去了。我要追上他，活捉他，根绝匪患！”

第二天，国民党军倾巢出动，在桥墩搭上木板过河，一路紧追北撤的红军不放，最终被红军诱入了十万坪谷地，遭到歼灭性打击。周燮卿等人率残部好容易逃回永顺，一到猛洞河边，全傻了眼。贺龙先敌一招，派出小分队撤掉了木板，只给他们留下了空荡荡的桥墩。红军大队人马追到河边，国民党军被歼大部，只有少数人沿河岸突出包围，侥幸逃得性命。

模范会师

1934年10月，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2军团与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6军团会师。红3军视来自中央苏区的红6军团为老大哥，对带来中央红军光荣传统的红6军团有着钦慕之情。尽管当时处境非常困难，但以最大的热情帮助红6军团的战友。贺龙事无巨细，亲自部署一切，要求尽最大的努力保证红6军团官兵好好恢复体力，做好三件事：一是官兵睡好觉，吃饱饭，二是洗澡、理发、洗衣服，三是打草鞋。他还专门下令，从红3军挑选了部分乘马和轻机枪送给了红6军团。红3军上下齐动员，承担了驻地等全部的岗哨勤务。官兵宁肯自己饿肚子，也要事粮食、肉和盐巴送给战友，有的组织队伍上山打茅草给红6军团部队垫铺，有的拿出自己所存的草鞋筋子帮助打草鞋。浓浓的战友情荡漾在会师的部队之中。

红6军团由湘赣根据地初到地形、民情、风俗截然不同的黔东地区，对与当地人民血肉相连的红3军有着依存心理，同时也对贺龙领导的红3军战绩早有所闻，特别是对贺龙的传奇经历更是崇敬万分。当时，受“左倾”错误路线影响，红3军中的政治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基层党、团组织瘫痪。任弼时主持两军联席会议，初步纠正了红3军中的左倾错误，并与萧克、王震从大局出发，将红6军团政治部与红3军政治部合并为红3军政治部，并将保卫局完整地调给了红3军，还选调了一批富有政治工作经验的干部到红3军师、团两级政治机关工作，从而使红3军的各级政治机关和各种政治制度逐步健全。

正是这种高度的无产阶级友爱精神和党性原则，奠定了红3军与红6军团团结协作、共同战斗的坚实基础。在短短几天的时间内，两军已经相互融合，形成了一个整体。这次会师也因此而成为人民军队发展史上著名的“模范会师”。

10月26日，两军会师大会在南腰界举行。任弼时宣读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祝贺两军会师的贺电后，抬手一指贺龙，高声说道：“六军团的同志天天想看到的贺龙，就是他！他就是两把菜刀闹革命，南昌起义的总指挥，我们的贺龙军长！”

贺龙登上方桌，笑容满面，说：“同志们啊，我让弼时同志夸得有点昏昏沉沉咯。两把菜刀闹革命，是单刀，不是双刀，我拿了一把，另一把在我把兄弟的侄子手中哩。……”全场爆笑，统帅与士兵的距离骤然拉近。

贺龙接着说：“会师，会师，会见老师。你们是从井冈山来的，那是朱德、毛泽东同志创建的苏区，朱毛红军一直是我贺龙和红三军学习的榜样。我热烈地欢迎你们，欢迎我们的老师！”

“你们千里跋涉来到这里，本该休息一阵，睡个好觉，可是蒋介石不让我们休息。我们一会师，树大招风，我料想蒋介石也睡不着觉！这里是新开辟的根据地，不很巩固。可靠的根据地在哪里呢？”贺龙用烟杆一敲自己的草鞋底，说：“在我们的脚板上！靠我们行军、打仗，夺取胜利，开辟更大的根据地，消灭更多的敌人！”

两天之后，整编后的红2、红6军团六千余名将士，精神抖擞，跟随贺龙、任弼时踏上了进军湘西、开辟新苏区的征程。

红2、红6军团序列表(1934年10月～12月)

第四章　黎平转兵

渡过湘江之后，西进的中央红军笼罩在压抑、悲伤、愤懑的气氛之中。曾经纵横驰骋、灵活机动的红军，自战略转移之后，何以变得如此步履蹒跚，处处被动，虽一路拼杀，却始终无法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谁应该对湘江之战的失败负责，谁应该对红军的巨大伤亡负责！？各种议论在部队中愈来愈多，不但高级干部和指挥员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完全丧失了信心，而且普通官兵中间要求改变军事指挥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最高“三人团”的权威受到严重挑战。

老山界

面对红军历史上最惨重的损失，博古情绪低落，陷入深深地自责之中，但却继续顽固地坚持“左倾”错误路线，坚持将富有战争指挥经验的毛泽东等人排斥在军事领导圈之外，盲目地信任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把军事指挥权继续完全地交给李德。而李德在湘江战役之后，丝毫没有检讨自己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失误，将失败的原因完全归咎于中央和军委没有及早执行他的决策，认为是在湘南的战略方向上因意见分歧而贻误了战机，他动辄暴跳如雷，指手画脚，甚至无端指责部队作战不力，要惩处一些为强渡湘江做出巨大贡献的高级指挥员，这种做法引起了红军官兵的强烈反感。在最高“三人团”中，只有周恩来坚持工作，苦苦支撑着困难的局面，与朱德共同筹划着红军的具体行动。而许多高级干部在血的现实面前逐步觉醒，开始坚定地反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要求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统帅岗位的呼声日益高涨。

中共中央的领导层开始酝酿着重大变化。中央红军的长征行动开始着重大转折。

通道会议

西渡湘江之后，中央红军进入了广西越城岭及其以西的西延地域(今资源县境)，准备在此短暂休整，然后沿红6军团西进老路，由大埠头出湖南城步，到湘西北与红2、红6军团会合。

这是一条绝路。早在湘江之战前，蒋介石即已判定红军西进的最终目的是与红2、红6军团会合，因而除在湘江地区部署重兵之外，还制定了在“湘水以西地区剿匪的计划大纲”，设想如果在湘江以东无法消灭中央红军，就在黎平、锦屏、黔阳以东，武冈、宝庆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龙胜、洪州以北地区将红军最后“剿灭”，并具体划分了湘、桂、黔三省国民党军部队的守备区。湘江之战后，蒋介石立即将计划付诸实施，令湘、黔、桂三省国民党军按照划定的区域迅速展开“堵剿”行动，同时将原“追剿”军第一、第四、第五路军等部编为第一兵团，任命刘建绪为总指挥；将原“追剿”军第二、第三路军嫡系中央军部队编为第二兵团，任命薛岳为总指挥，分别由黄沙河、全州一带向新宁、城步、遂宁、靖县、会同、芷江地区开进，对红军展开平行追击。同时令黔军王家烈部在锦屏、黎平一线堵击红军，令桂军部队尾追红军。

湘、桂两省的国民党军从红军的行进路线已经判断出了红军下一步的行动将是出大埠头经车田出城步，桂军以两个师实施尾追，以两个师进驻龙胜实施堵击；湘军以第一、第二兵团十五个师又一个支队，沿大路向新宁、城步、绥宁、武冈疾速推进，并在湘西北地区设置了四道碉堡线，准备配合桂军前堵后追，合击红军。

中革军委获悉了国民党军的企图，决定放弃在西延地区休整和北出湖南城步的计划，继续西进，深入越城岭山区，绕道桂北地区，首先进至湖南西南的通道地区，摆脱敌军，然后再继续北上。12月5日，红军继续西行，翻越长征之后的第一座高山——老山界，进入广西龙胜县境，暂时摆脱了敌军。

黄孟矮在才喜界石壁刻下的诗

桂北地区，山高林密，民族杂居，经济非常落后。当地的苗族、瑶族、侗族居民长期受反动政府的欺压，与汉人隔阂很重，加之国民党特务不断造谣滋事，对红军部队的到来非常恐慌。在红军到达前，当地群众纷纷逃入山林，红军行进非常困难，且麻烦不断，常常遭到反动武装的袭扰。红军严守群众纪律，以模范的行为很快消除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戒心，赢得了各族人民的拥护。逃入山林的群众纷纷返回家园，不少青壮年参加了红军。红军离去后，一位叫黄孟矮的瑶族人在才喜界的石壁上刻下了一首颂扬红军的诗：“朱毛过瑶山，官恨吾心欢。甲戌孟冬月，瑶胞把家还。时遇恩人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

12月11日，红军走出越城岭山区，到达了湖南通道地区。但危局并没有消失，反而更加严重。在红军通过桂北地区的时候，国民党军新的“追剿”部署已经完成，中央军、湘军、桂军、黔军等追堵部队均已到位，湘西北工事密布，十余万国民党军正张网以待。红军如继续北行，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而博古、李德在这样的时刻，依旧执迷不悟，在作战命令中一再重申“总的前进方向不得改变”，硬要指挥红军撞入国民党军张开的大网。

在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毛泽东毅然挺身而出，与“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执行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向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建议：立即放弃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转兵入黔，向国民党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跳出敌军的包围圈，扭转危局。

通道县红星亭

这是红军摆脱险境的唯一抉择。在各路国民党军中，黔军最弱，不仅兵力单薄，而且武器装备较差，缺乏训练，纪律涣散，战斗力低下，且省内派系林立，王家烈、侯之担、犹国才、蒋在珍等军阀各据一方，矛盾重重，难以形成统一的作战力量，便于红军各个击破，争取主动。同时，中央红军入黔，能够与川北的红四方面军和湘鄂川黔的红2、红6军团形成鼎足之势，并有广阔的机动发展空间，在战略上极为有利。而北上湘西北，则要与五六倍于己的优势敌军决战，对于减员严重、极度疲劳的红军来说，后果不堪设想。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在通道地区召开临时会议，讨论毛泽东的建议。出席会议的李德强烈反对毛泽东的建议，主张是否“让那些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区创建一大片苏区”。

但是，李德的威信已经由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的作战失利，特别是湘江之战的失败而丧失殆尽。失败，使得中国共产党人愈加成熟，开始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脚踏实地地求生存、求发展。在中国革命和红军面临生此存亡的严峻时刻，李德已经再也无法凭借共产国际的“金字招牌”压制正确意见了。他的主张第一次遭到了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数委员们的反对。

通道会议会址

在会议讨论中，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建议。在决定大政方针的“三人团”中，周恩来明确表示应采纳毛泽东的建议，而博古在严重的敌情面前，也不得不承认只有先西入贵州，然后再北上，“才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会议最终部分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通过了将红军行进路线转向贵州的决定。

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首次得到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多数领导人的支持，并被部分地得到采纳。特别是“三人团”中周恩来态度的转变，具有重大的意义，李德的军事指挥决策权因此第一次受到挑战。

但通道会议并没有完全解决红军的战略方针与战略行动方向问题，也没有最终做出放弃北上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完全转兵向西，在敌军兵力薄弱的贵州图谋新的发展的决定。红军的西行，只是为尔后北上湘西所采取的机动行动。依旧把持红军指挥权的博古、李德虽不得不同意西入贵州的决定，但依旧顽固地坚持既定目标，坚持北上会师红2、红6军团的方针不变，否定了毛泽东建议中最重要的成分。

12月13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中央红军“迅速摆脱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

第二天，中革军委又电示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令红2、红6军团“以发展湘西北苏区并配合西方军行动”为目的，主力向沅江上游行动，以调动或牵制黔阳、芷江、洪江的敌人，并以一部前出桃源，牵制与迷惑湘中之敌，配合中央红军的北上。

黎平会议

12月13日，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路，由通道地区出发，继续西进，于15日突破黔军防线，进入贵州，攻占黎平与老锦屏。16日，前锋红1军团部队前出至柳霁地域，准备渡过清水江，沿湘黔边界北上，与红2、红6军团会合。

黎平会议会址

在部队行动期间，关于红军战略方向和行动路线的争论继续进行，毛泽东的建议得到越来越多的同志的赞成。在通道会议中途退会的李德得知会议决定后，曾严厉质问周恩来为什么要西入贵州。周恩来自长征以来力撑危局，每天都要处理军务，通宵达旦，睡觉只能在行军的担架上解决，他对李德的太上皇作风早已厌恶，但为了党内团结和军事决策的统一，一再忍让。此刻一向沉稳镇定的周恩来再也无法忍受李德的态度，激动地回答：中央红军需要休整，这只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

12月17日，军委纵队进驻黎平。在此期间，敌情又发生了重大变化。红军继续西进，破关入黔，使得国民党军在湘西南城步一线张开的口袋阵瞬间失去了作用。蒋介石急忙调整部署，以黔军退守黔东的施秉、台拱(台江)一线，继续堵击红军；以“追剿”军两个兵团迅速向铜仁、玉屏、天柱一线开进，企图构成新的防线，配合黔军，拦截中央红军北上。桂军也趁火打劫，以一个师向榕江推进，企图对红军进行侧击，并趁势入黔。

国民党军正在黔东北、湘西北地区形成新的口袋阵。红军如继续北上，坚持与红2、红6军团会合计划不变，不仅将困难重重，而且是自投罗网，前景吉凶难测。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8日在黎平召开会议，再次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军已经在湘西北布下重兵，并正向黔东北集结的严重敌情，再次力主放弃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建议红军继续西进，进入敌人力量空虚的黔西北地区，在川黔边创建新苏区。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因病缺席会议的李德则托人带来意见，主张红军折向黔东，继续寻机北上。

会议最终否决了李德的意见，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确定放弃北上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继续西进，进军黔西北，创建川黔边新苏区。同时决定在适当时机召开会议，决定审查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新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军事指挥下的经验教训。

黎平会议纪念馆

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并确定，“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遭遇时，则应坚决打击之，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决定》并“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订军事行动计划，而书记处应会同总政治部进行加强政治工作，以保证决定及军事作战部署之实施”。

这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会议。从湘南到通道，经过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终于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采纳，从而解决了红军迫在眉睫、至关重要的部队行动方向问题，不但避免了中央红军全军覆没的危险，而且也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等党政军机关的大批干部得以幸存，这就为中国革命保留了最宝贵的财富。

黎平会议及其形成的《决定》，同时也标志着红军的军事路线终于开始转向正确的轨道。经过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以来的挫折，特别是湘江之战的巨大损失，左倾路线的军事方针已经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而毛泽东所坚持的军事路线则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全军上下在挫折和失败中，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的伟大，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重新开始在红军的行动中占据主导地位，中革军委在指导战争和部署行动时，都充分征求和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开始重新参与军事指挥。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在会后则被逐步剥夺，再也无法在红军的军事决策中扮演太上皇的角色了。中革军委第一次有了自主决定军事行动的权力，作战指挥趋于灵活。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开端。

周恩来

所有这一切，汇成了红军长征后的第一次真正的转折，也为尔后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基础。犹如黎明前的曙光，黎平会议使得红军官兵重新看到了光明，中国革命的前途再次呈现希望。

在通道会议到黎平会议召开期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还做出了另外两项重大决定。

一是进行整编，充实作战部队。决定军委第1、第2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任命刘伯承为军委纵队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钟伟剑为参谋长，下辖三个梯队，而以干部团、保卫团为独立的作战部队，直辖纵队司令部；撤销红8军团建制，除营以上干部外，人员全部补入红5军团。同时决定，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期间因反对李德错误指挥被贬任红5军团参谋长的刘伯承，重新出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

二是彻底清理辎重行装，将从中央苏区一路带出的“坛坛罐罐”全部“砸碎”丢弃，部队轻装上路，同时撤销担任搬运任务的教导师建制，人员分别编入红1、红3军团。消息传出，全军雀跃，无不拍手欢迎。时任国家保卫局驻教导师特派员的裴周玉回忆道：“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包裹箱子打开，里面有印刷机、修理器械、医疗器械，还有许多没用的废旧枪支、枪托、枪柄、子弹壳、铁锤、钢条、蜡版、铁球，等等。最可笑的竟还有扫帚、擦枪布、破工作服、烂手套，真是应有尽有。见到这一堆破烂，大家怒不可遏，义愤填膺。回想出发以来，这些破烂东西把我们胖的拖瘦了，瘦的拖病了、拖死了。那么多的战友没死在敌人枪炮下，却为搬运这些破烂丧生，怎能不叫人痛心？就是这些破烂拖累我们这个有六千人的教导师只剩下两千人了，而为掩护我们和这些破烂而牺牲的两翼部队的战友们，更是不计其数。我们把一腔怒火集中在铁锤上，向着这些该死的东西狠狠砸去，砸得稀烂，放火把它们烧成灰烬还不解心头之恨。”

刘伯承

12月19日，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发布《关于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决议之通电》，对西入贵州的第一步作战行动作出部署：以红1、红9军团为右纵队，以红3、红5军团和军委纵队为左纵队，大致于23日前出到剑河、台拱、革东地域。在12月底，右纵队进占施秉，左纵队进占黄平。并规定：“在前进中，如遇黔敌应消灭之，如遇尾追之敌应击退之，在不利条件下则应迟滞之。”

红军总政治部也于12月21日发出《关于实现在川黔边创造新苏区根据地的训令》，指出：“党中央明确地决定，我主力红军当前伟大的任务，是要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区。”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及全体政治工作人员，深入到连队之中，做好宣传解释工作，使广大指战员了解党的行动方针，以百倍的勇气与信心为实现创建新苏区而奋斗。

大军未动，政治动员与解释工作即全面展开，且将党的方针与行动方向传达到每一位官兵，这与长征伊始的层层保密、官兵不知所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军事行动部署也表现出了新的特征，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对各军团何时以多少兵力进至何地都要具体规定，而是在确定总的行动方向与原则的前提下，把行动的机断权完全交给了一线指挥员。正如周恩来回忆的那样：黎平会议之后，“军事指挥与以前大不相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

由此，红军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尽管人员减少，但作战部队更加充实，指挥更加灵活，力量更加集中，士气更加高昂，战斗力更加坚强。

猴场会议

12月20日，中央红军部队以“夺热机，首先消灭黔敌”为基本作战指导原则，兵分两路，向黔西北推进。

贵州境内，山高林密，气候多变，当时经济十分落后，所谓“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当地军阀部队，官兵几乎人手一杆鸦片烟枪、一支步枪(手枪)，人称“双枪兵”，体质虚弱，训练极差，装备落后，加之大小军阀各霸一方，相互混战，根本无法形成抵抗红军的统一力量。而国民党军“追剿”部队重兵集结湘西，正等待与红军决战，贵州防务非常空虚。

猴场会议会址

红军入黔后，如入无人之境，黔军防线一触即溃。右纵队前锋红1军团经剑河西进快速推进，于25日攻占镇远，26日进占施秉；红9军团随后跟进，北渡清水河，配合红1军团夺取镇远，并警戒全军的右翼。左纵队前锋红3军团经南加、南哨地区，于24日进占台拱以南地区。

国民党贵州省主席王家烈自知根本无力抵挡红军，在红军进占黎平时，即向各省军阀发出通电，请求各省出兵贵州，联合“扑灭”红军。同时致电蒋介石，恳求“中央飞令到湘各军，西移黔境，及桂省部队越境‘会剿’，以期聚歼该匪，挽救黔难，无任感祷”。

猴场会议纪念碑

红军大举入黔，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也使得他精心筹划的湘西决战计划顿时落空，但他并没有惊慌，反而有些得意。红军西入贵州，虽然使他失去了一举根除“赤患”的机会，却给予他以“剿共”之名收拾西南各省军阀的天赐良机，而贵州军阀成为他的第一个目标。因而，他严令在湘西等候红军的“追剿”军，立即转道向西，全力追击红军。但又令湘军追击部队只进至黔东地区，桂军只沿黔桂边界防御，而密令嫡系薛岳部一路追击，深入黔境，相机解决王家烈等贵州地方军阀。

薛岳依计行事，率部大举入黔，经晃县(新晃)、玉屏向施秉、凯里方向追击，先头吴奇伟纵队于27日进至镇远。当时的黔军镇远行营参谋长黄烈侯在战斗详报中记载，国民党中央军入黔时，曾张贴标语云：“不问匪窜方向如何，本军总以入贵阳为目的。”黄烈侯埋怨道：“中央追缴军”并不追剿，直接沿贵(阳)、龙(里)大道前进，开往贵阳，使得红军安全渡过了乌江。而湘军何键对蒋介石的心思一清二楚，且湘西之红2、红6军团攻势正盛，他也不愿此刻分兵西进，遂令刘建绪率两师兵力入黔，先头于28日进至锦屏。黔军王家烈部则集中六个团在施秉、黄平地区布防，准备阻止红军西进贵阳。

在国民党军重新部署的时候，红军部队昼夜兼程疾速西进，执行中革军委所确定的抢渡乌江，攻占遵义的任务。12月28日，右纵队红1军团第1师第1团占领余庆，第2师占领老黄平(旧州)；左纵队红3军团占领黄平，红5军团进至台拱。29日，红军向乌江方向继续推进。前锋红1军团两路行进，红2师进占猴场(草塘)、陈家寨，31日进至木老平及其东北地区；红2师于30日到达龙溪，进抵乌江岸边，并立即展开北渡乌江的准备。大军随后跟进，野战军总部于31日到达猴场。

然而，就在这时，党内的争论却再次发生。黎平会议虽然解决了红军最为紧迫的战略方向问题，但并没有来得及对中央的领导体制和军事指挥体制作出调整，因而会议决议的实施缺乏必要的思想保证和组织保证，党内、军内的认识并未完全统一。

李德对否决了他与博古转道黔东，继续北上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主张大为不满，加之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开始逐步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毛泽东重新参与军事指挥，而他则在军事指挥上再也不能颐指气使，决定一切，因而大发脾气，经常无理指责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和中革军委的军事决策，这种野蛮、无理的行为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也使得他日益成为孤家寡人，唯有博古等人依旧将他奉若神明。红军进入贵州腹地，特别是逼近乌江后，李德不相信红军有能力突破天险，渡过乌江，更反对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与博古重弹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老调，要求中央政治局重新审议黎平会议的决议，建议红军不过乌江，首先在乌江南岸建立临时根据地，然后掉头向东，重走老路，北上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从而再次挑起了党内争论。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草塘)召开会议。会议分析了自红军黎平西进以来的新形势，完全肯定了这一战略行动，认为它带来了“开始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最后阶段”。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进一步的肯定，而博古、李德的主张则被坚决地否决。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我们保证能打过乌江，要是向别的方向走，就是上敌人的当。”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不过乌江，不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根据地，而要回头和红2、红6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了黎平会议关于创建川黔边新苏区的决议，决定红军立即抢渡乌江，攻占遵义。

会议通过了《关于野战军通过乌江以后到达行动方针的决定》，确定：红军要准备在川黔边地区转入反攻，“目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第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发展，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要求在全体官兵中进行“深入的宣传鼓动，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的战斗情绪，增强他们的作战意志与胜利的信心”。

《决定》同时指出：突破乌江，占领遵义之后，“要尽量利用我们所争取到的时间，使部队得到短期的休息，并进行整顿补充的工作，特别是加强在连队中的政治工作。在充实战斗连的原则下，应缩编我们的部队。军委纵队应继续缩小，以适应于新的作战环境。”

为了防止博古、李德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布命令，改变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情况发生，同时也为了解决最高“三人团”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大权独揽，使政治局的决议难以得到坚决贯彻，以及军事指挥上的机械呆板、消极避战等问题，《决定》中特别作出了三项规定：

一是要求“军委必须特别注意敌情的分析研究，道路、敌情的侦察，抓住反攻的有利时机，并不失时机地求得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来有把握的取得胜利”，并且指出，“新苏区根据地只有在艰苦的、残酷的、胜利的战斗中才能创立起来，反对一切逃跑的倾向和偷安休息的情绪”。这就明确界定长征中的走与打的关系，对战略转移中的逃跑主义作出了初步的纠正。

二是明确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一规定，实际上收回了最高“三人团”的军事决定权，自然也就等于塞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以来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独断专行权，为毛泽东重新执掌红军的指挥权作了铺垫。此后，李德基本上被剥夺了指挥红军作战的权力。正如周恩来后来所回忆的那样：“经过不断的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里所指的“遵义会议前夜”，就是猴场会议。

三是“责成书记处与军委保持同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密切的通信联络。加强对于他们的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领导，使他们以积极的行动，来配合我们的反攻”。中央政治局因此而重新恢复了对全国红军的最高领导权，并明确书记处与军委——实际上是最高“三人团”必须在政治局的领导下进行工作。长征之后，最高“三人团”撇开政治局独自决定一切，政治局不过问军事的不正常状态得到纠正。

毛泽东《十六字令三首》

猴场会议是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的继续，也是随后召开的遵义会议的重要准备。经过这次会议，不仅红军新的战略方向得到进一步确认，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在思想上加强了反对“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在军事指挥上“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者的军事指挥权”，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这就为遵义会议彻底解决军事与组织问题，顺利实现党和红军最高领导的改组，奠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直接基础。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伟大的转折即将到来。回首五岭山脉的艰难征程，面对贵州境内的起伏群山，即将重新执掌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诗兴大发，完成了他在长征路上的第一首诗篇——《十六字令三首》：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末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史料链接

惩处纵火者

红军进入桂北山区之初，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里是苗族、瑶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居住区。他们长期受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府的压迫，对汉人心存疑惧，甚至仇视。桂系军阀利用少数民族的这种心理，派遣特务，并雇用当地地痞流氓，混入红军宿营的村寨，乘隙纵火，烧毁民房与粮食，然后嫁祸红军，四处散布谣言，说红军是强盗，见人就杀，见屋就烧，见女人就抢，破坏红军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由于敌特纵火不断，造成红军的宿营地火灾频繁。时任军委干部团卫生队长的蒋耀德回忆说：“我干部团越过老山界进入苗山苗民区域的第四天，部队在尖顶苗区宿营，团卫生队与迫击炮连睡在苗民房二层楼上，刚刚入睡，忽然外屋有人喊：‘失火了！’顿时火光冲天，照似白昼。大家被火惊醒，急忙跳楼而下，奋力救火，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抢救，总算把这漫天大火扑灭了。这场大火烧了三间半屋子，我们送给群众一百多块大洋，群众很感谢红色干部团。”

红军扑火救下的“红军楼”

1934年12月10日，军委纵队宿营尤坪寨、广南寨，夜间突然发生大火。这两个寨子都是比较大的侗族村寨，房屋都为木质结构，虽然红军奋力扑救，依旧造成很大损失，龙坪寨被烧毁民屋二百多间，广南寨也被烧毁民屋二百多间，几乎被夷为平地。

在大火中，夜宿龙坪寨的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险遭不测。时任周恩来警卫员的魏国禄回忆说：“这天晚上，周副主席是长征以来少有的休息比较早的一个晚上。照顾首长吃饭、休息以后，我们也很快休息了。经过一天的长途行军，已很疲劳，躺下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夜间12点左右，我睡得正香甜的时候，被哨兵的叫喊和‘噼噼啪啪’的着火声惊醒，爬起来跑到门口一看，哎呀！周副主席住的房后边火光冲天！火势蔓延很快，团团黑烟和股股火舌从周副主席的房门口、窗口往外直窜。我这一惊非同小可，顺手抱起一条毯子就窜进了首长的房子。这时，房内已成了烟和火的世界，根本睁不开眼睛，周副主席已经起床了。我不顾一切地领着他从房内跑了出来。不一会儿，这间房子就被熊熊的大火吞没了。”

在大火中，红军官兵全力保护寨中的主要建筑鼓楼。这座鼓楼建于1797年，结构严谨，雄伟壮观，具有典型的侗族建筑风格，是当地侗民引以为荣的古建筑。寨中缺水，红军官兵用手中的简易工具，奋不不顾身地扑灭了已经烧到楼前的火舌，保住了鼓楼。侗民感激万分，将鼓楼称作“红军楼”。

连续的火灾引起了红军的高度警觉。周恩来召集有关人员开会，亲自指示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可以肯定这火是敌人放的，……我们一定要把放火者查出来，彻底揭穿敌人的阴谋。”

经过彻夜清查，从寨中找出三个可疑分子。他们承认是被国民党收买派遣的特务，伪装成红军，混入寨内，乘人不备放火的。但有一人当夜逃跑了。

朱德听说后，生气地说：为什么让这恶贼跑了？要都留着给群众看看国民党的罪恶！当晚，朱德专门颁布命令：

连日桂敌派出大批密探，在我各兵团驻地，纵火焚烧民房，企图嫁祸于我军，破坏红军在群众中的信仰。各兵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于到达宿营地后，及离开宿营地以前，严密巡查，并规定各连值班。一遇火警，凡我红色军人，务必设法扑灭，及救济被难群众。纵火奸细，一经捕获，应即经群众公审后枪决。

第二天，国家保卫局在龙坪寨召开群众大会，宣传讲解红军的政策，揭露敌人的阴谋。群众知晓真相后，无不义愤填膺。应群众的要求，红军将纵火者当场枪毙。

揭穿了国民党的阴谋，加上红军奋勇扑火，救济受灾民众，使得少数民族群众终于认识到红军是一支遵守群众纪律、维护群众利益的模范的新型军队，因而逐步消除了戒心，开始积极帮助红军。国民党挑拨红军与少数民族关系的阴谋破产了。

《关于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

1934年年底，中央红军进入贵州东南地区，向乌江急速前进。黔东南地区，是少数民族杂居地区，当地经济落后，各族群众从未见过红军。1934年12月24日，总政治部发布《关于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要求全体人员模范地遵守党的民族政策，坚决执行群众纪律。《指示》规定：

一、明确传达与执行本部对苗民指示，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有信仰的甲长、乡长。

二、山田牛少，居民视牛为命，绝不应杀牛。土豪的牛要发给群众，严厉处罚乱杀牛者。

三、加强纪律检查队收容队工作，在宿营地分段检查纪律，开展斗争，立即克服一切侵犯群众、脱离群众行为。”

红军官兵坚决执行纪律，经过少数民族居住区时，秋毫无犯，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

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高山——老山界

老山界，位于广西资源县、兴安县交界处，为越城岭山脉的中段分支，南北长约二十一公里，东西宽约六公里，面积一百二十六平方公里。山中群山高耸，悬崖峭壁，瀑布飞溅，森林茂密，气候多变，年平均气温只有九摄氏度。主峰猫儿山海拔两千一百多米，是越城岭的最高峰。1934年12月5日，长征中的中央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的追堵，开始翻越老山界。

这是红军长征中第一座翻越的高山，尽管与后来红军所翻越的大雪山等山岭相比，老山界并非最高，可对于从未翻越如此高山，且刚刚经过湘江血战的红军来说，则无疑是一次考验。

军委纵队由兴安县的塘坊出发，将翻越路线选在靠近主峰猫儿峰的山路上。这里山路险陡，沿路不但有众多栈道，而且有十余处险道。其中百丈陡，是在七十多度的陡壁上凿石为阶，石阶旁是数十丈的悬崖，十分险恶，雷公岩、三跳等险地，路如其名，狭窄陡峭，崎岖难行。当地人视为“畏途”，只有极少的人在天气较好的日子冒险过山。

红军部队点燃火把，连夜登山，上山八十里，下山三十里，艰难地在山路上攀登。陈云回忆道：“简直是走一步停一步，走一步停一下。天气又冷，风又大，山下泉水的流声如万马奔腾。人又疲倦，可是不敢合眼，只有一尺阔的路……因为走得慢，即使下午预备了火把的人，也已经把两三个火把烧光了，以后简直前后不见火把，只有稀的看见几个马灯的灯光在晃动。队伍越走越慢了，走几步，停五分钟十分钟，既不像走路，也不像休息……(传令休息后)，实在太疲倦了，不管地下是湿是干的，大家就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把被单往身上一盖就睡着了。人生再没有比这个时候、这个地方睡得舒服的，不到两分钟已经鼻息呼呼地入睡乡了……老山界这个山高得非常使人发急，到了一个山顶，见前面只有一个高峰，不料上了那个高峰，前面还有一个高峰。这样一个又一个地爬着高山，大家不停地喘气和汗流浃背。”担负运输任务的官兵更是辛苦，要拉着骡马，挑着担子，还要抬着机器，在山路上攀登，只能贴近石壁，一寸一寸地往前蹭，每挪一步都提心吊胆，稍不留神就会连人带物落入深渊。

红军官兵以惊人的勇气和毅力，彻夜行军，终于胜利征服了老山界。12月6日，军委纵队到达了资源县的塘洞和源头。当地百姓听说红军是从老山界上下来的，无不惊讶，称红军为“神兵”。

毛泽东赠衣

1934年年末的一天，红军部队正向乌江推进之中。毛泽东随军委纵队离开剑河县城后，带着警卫人员大步向着乌江走去。

途经一个苗寨，看到寨边聚集了许多红军战士和百姓，毛泽东遂拨开人群挤了进去，发现路边倒着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妇人和一个年纪很小的孩子，衣着单薄，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奄奄一息。

毛泽东问旁边的战士：“这是怎么一回事？”

战士回答：这位老妇人今年收的粮食都被地主拿走了，儿子前几天又被抓了壮丁，一家人实在活不下去了。她带着小孙子出来讨饭，从早到晚也没讨到一点东西，冻饿交加，跌倒后就再也爬不起来了。战士们有心救济，但都没有多余的衣服和粮食，正不知该如何处置。

毛泽东听完，立即解开外衣，将里面穿的毛衣脱下，又令警卫员拿来两条装得满满的干粮袋，一起送到了老妇人手中。

老妇人挣扎着要跪起来给毛泽东磕头。毛泽东连忙蹲下，双手握住她冰冷的手，亲切地说：“老人家，莫作谢。我们是红军。红军是穷苦百姓的军队。”老妇人表情激动，看着毛泽东直流眼泪。毛泽东见状，又用贵州方言重复道：“老妈妈，你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穷人的队伍。”

老妇人似乎听懂了毛泽东的话，千恩万谢之后，口中念着“红军，红军，干人的队伍”，拉着小孙子蹒跚而去。

此事对红军官兵教育很大，并在部队中传颂很久。当时在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纵队政委陈云，目睹了事情的全过程，芋非常深刻，将之详细记载在后来撰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

第五章　突破天险

乌江，发源于威宁草海附近，山西南向东北斜贯贵州全境，经彭水流入长江，全长一千一百九十多公里，

乌江之畔断壁上所刻“乌江天险”

两岸悬崖陡壁，水深流急，素有“天险”之称。在红军到达乌江南岸的时候，国民党“追剿”军薛岳部也在全速前进，吴奇伟部四个师进至施秉，周浑元部四个师进占施洞口，正向黄平推进，逼近了乌江，距红军只有两天左右的路程。而黔军王家烈部则以一部兵力配合薛岳部在乌江南岸地区拦阻红军，另以第25军副军长兼教导师师长侯之担坐镇遵义，以副师长侯汉佑为前敌总指挥，率三个旅在乌江北岸展开，构筑工事，封锁渡口，企图凭借天险，阻止红军渡过乌江。国民党军力图把乌江“变成第二条湘江”，将红军歼灭于乌江以东、以南地区。

中央红军为执行中央政治局猴场会议的决议，决定抢在国民党军薛岳部到达之前，迅速抢渡乌江，向遵义推进。能否突破乌江天险，不仅直接关系到中共中央关于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创建新苏区决议的实现，而且关系到红军能否再次打破国民党军的追堵，摆脱险境。

突破乌江

1935年1月1日，红军三箭齐发，直趋乌江各渡口，开始为抢渡战斗作准备。

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1军团第2师进至江界河渡口实施强渡，并架设浮桥，第2师主力与军委纵队、红5军团将由此过江；红1军团第1师进至回龙场渡口及其附近地域实施强渡，红1军团主力将由此过江；红3军团第4师经马场及其以西地区进至茶山关渡口实施强渡，红3军团将由此过江。在三个渡口担负强渡任务的部队，是长征以来一路夺关抢隘的开路先锋——红1军团第1师第1团、第2师第4团和红3军团第4师第10团。此外，中革军委命令红9军团在回龙场、袁家渡及其以北地区展开，掩护红1军团之侧后，并受红1军团指挥。

抢渡乌江江界河战斗遗址

战斗首先在江界河渡口打响。对岸纵深的猪场，是黔军江防前敌指挥部所在地，也是通往遵义的必经之路。从渡口到纵深，黔军以教导师第3旅旅长林秀生率部扼险固守。红2师师长陈光亲率第4团实施渡江战斗。1日，部队到达江岸后，当地百姓告诉红军，要渡乌江，必须有三个条件：大木船、大晴天，加上熟悉水性的好船工。可是红军一样没有，且要在对岸敌军的火力下渡过乌江，简直难以想象。红4团团长耿飙、政治委员杨成武组织火力侦察，结果发现对岸主渡口(老渡口)处兵力、火力配置严密，背后火金山上还有强大的预备队，但在渡口上游三公里处老虎洞脚另有一个小渡口(新渡口)，并有一条傍山小道与主渡口相通，守敌只有一个排。耿飙、杨成武商定：佯攻老渡口，主攻新渡口。陈光批准了这一方案。

“神炮手”赵章成(新中国成立后)

第二天上午，渡江开始。在佯攻部队的掩护下，1连长毛振发等八人首批下水，凫水过江，但遭到对岸敌军的猛烈射击，被迫退回。当天晚上，红4团再次组织十八人乘竹筏偷渡，结果由于水情不明，再次失败，只有毛振发率五名战士偷渡成功，隐蔽在对岸石崖下。1月2日拂晓，军委副总参谋长张云逸赶到红4团，传达军委命令，要求红4团迅速完成渡江任务，并指出：如果不能迅速渡江，红军就有背水作战的危险。红4团紧急动员，于3日上午9时许，展开大规模的强渡作战。突击营在火力掩护下启渡，在石崖下潜伏一夜的毛振发等人也突然杀出。突击营顺利登岸，很快夺取了渡口阵地。黔军预备队倾巢出动，对登岸的红军进行疯狂反扑。在此危急的时刻，配属红4团的军团炮兵连连长赵章成准确发射，三发炮弹全部落入敌群，压制了黔军反扑势头。突击营趁势反击，不仅夺回并巩固了新渡口，而且攻占了旧渡口，彻底打开了渡江通道。

回龙场战斗遗址

担负架设浮桥任务的工兵分队，与红4团密切配合，迅速在江面架设起浮桥。红2师主力从浮桥过江，向纵深发展进攻，全线突破黔军江防工事。黔军林秀生旅无法抵挡红军的猛烈进攻，狼狈溃逃。1月3日，红2师攻占黔军乌江江防前敌总指挥部所在地猪场。3日，军委纵队和红5军团相继从江界河过江。

在红4团激战江界河渡口的同时，红1军团第1师第1团也在回龙场渡口开始强渡。1月2日上午，团长杨得志、政治委员黎林率领全团由余庆出发，顶着雨夹雪，很快到达渡口。这里的江面不算太宽，但江水湍急，两岸都是刀削般的峭壁，人立岸边，江水的咆哮声震耳欲聋。黔军易少荃旅在此布防，其第8团守护渡口。红1团前卫营刚到江边，就遭到对岸敌人的射击。杨得志立即令配属的炮兵以迫击炮向对岸制高点射击，实行火力侦察。黔军遭到炮击，掉头就跑，躲入了山后。

黔军战斗力不强，但乌江却凶悍异常。红军在附近村庄找船，发现敌军早有准备，撤往对岸前曾对村庄进行洗劫，连一支桨、一块像样的木板都没有留下。一个又一个方案被提出来了，但被一个接一个地否定，时间也在一分一秒地流逝。到了下午，杨得志在江边观察，忽然发现江中有一根竹竿在漂浮。他灵机一动，与黎林商量后，决定扎竹筏渡江。部队马上行动，就地取材，用草绳、竹皮和绑腿带，扎起了一只一丈多宽、两丈多长的竹筏。八名熟悉水性的战士被挑选出来，于当晚进行试渡。

茶山关抢渡乌江遗址

天黑得如同锅底。黔军根本没有想到红军敢在夜间用竹筏渡江，躲进工事避雨避风。八位勇上用竹竿、木棍作桨，奋勇冲入了漆黑一片的乌江，如一片苇叶在浪窝中上下翻滚。竹筏到了江心，忽然被一个大浪掀翻了，急速漂向下游，战士全部落水，隐约间只见到几个黑点在浪涛中时闪时现，不一会儿，就完全埋入了旋涡。

帮助红军渡乌江的船工黄德金

试渡失败，但红军已没有退路。杨得志叫来1营营长孙继先：“今晚一定要渡过去！”孙继先挑选了十几名战士，再次登排出发。又过了半个多小时，对岸突然响起了两声枪响，接着又是两枪，黎林惊呼：“两枪，是山下响的。”偷渡成功了！

杨得志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大声喊道：“是我们的人。开‘船’！”早已待命的战士，立即登上竹筏，向着对岸飞驰而去。不多久，对岸闪起了团团火光，接着枪声、爆炸声、喊杀声混成一片。在如同神兵天降的红军战士攻击下，黔军守军乱作一团，四处逃窜。红1团很快控制了江岸阵地。杨得志、黎林过江后，马上组织部队向纵深发展，夺取了黔军俯瞰渡口的山顶阵地，打垮了黔军第8团。

回龙场渡口也拿下了。配属的工兵分队迅速架起浮桥。红1军团主力、红9军团由此过江。

红3军团的渡江点在懒板凳(今南白镇)以南四十公里处的茶山关。这是乌江上一个古老的渡口，明朝崇祯年间开始设渡，称作河渡关，历来是为通往遵义的要津，也是一处天险，关下有石碑刻诗称：“乌江无安渡，茶山尤险极。急流一线穿，绝壁千仞植。”1月5日，红3军团先头第10团到达茶山关渡口。守关的黔军此时已经得知回龙场、江界河渡口失守的消息，自恃无法抵挡红军，所以红10团一到，即弃关逃逸。红3军团因此顺利地渡过乌江。

红军抢渡乌江雕塑

至此，乌江天险被全线突破。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尾追的国民党军薛岳部只能望江兴叹，蒋介石企图将红军聚歼于乌江东岸、南岸的企图又一次破产。

智取遵义

红军突破乌江天险，黔军的防线全面崩溃。1月5日晚，朱德、周恩来、王稼祥致电各军团、军委纵队首长：“我野战军仍分三路前进，坚决并迅速消灭阻我前进之黔敌，并实行追击”。具体部署是：红2师、军委纵队和红5军团为中纵队，以红2师及干部团主力攻取遵义，红5军团集中猪场，并以一部兵力扼守袁家渡、江界河、孙家渡三个渡江点，阻击尾追之敌北进；红1军团主力与红9军团为右纵队，攻占湄潭，然后红1军团主力向虾子场集中，必要时协同红2师攻取遵义，红9军团留湄潭、牛塘地区；红3军团为左纵队，以一个师进占镇南关，主力集中尚稽场地域。

各路红军依照部署，迅即对逃敌展开猛烈追击，向遵义地区迅速推进。

遵义红军纪念碑

遵义，北靠娄山，南临乌江，人口五万余人，为黔北重镇。整个城市群山依托，城墙护卫，易守难攻。守军共有四个团，黔军第2旅旅长侯之玺任遵义城防司令，以一个团驻守城外深溪水，另外三个团驻守城内。

攻取遵义，是开辟川黔边新苏区的第一仗。红军已经长途跋涉两个多月，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整，部队处境困难。同时，根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也需要有一个相对和缓的环境，来集中精力彻底解决党内的路线问题。因而，遵义一战，必须打好，而且要尽量速战速决。中革军委命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统一指挥各部，迅速夺取遵义。

中纵队红2师第6团配属红1军团侦察连为全军前锋。红6团受领任务后，官兵情绪高涨，从江界河渡口不停顿地奔向遵义城。团长朱水秋、政委王集成马鞍上办公，对着地图确定了攻击遵义的部署：1营、2营为突击营，从东、南两面发起突击，3营为预备队。

部队快速行军，傍晚时到达团溪镇宿营，这里距遵义只有九十里。第二天早晨，部队刚刚起床准备出发，刘伯承来到团溪，在询问了部队情况和听取了作战方案汇报后，交代说：“现在我们的日子是比较艰难的。仗要打得好，还要伤亡少，又要节省子弹。这就需要多用点智慧！”王集成代表全团向刘伯承表示：“王家烈的双枪兵我们领教过，一定拿下遵义城！”

中革军委也对即将开始的遵义之战高度重视。为加强攻城力量，确保胜利，中革军委除令红1军团主力准备参加攻城作战外，又令红3军团以一个师截断遵义与贵阳之间的交通，另一个师准备加入攻占遵义作战，并暂归刘伯承统一指挥。

刘伯承亲自指挥红6团向遵义开进。途中，一位曾在黔军当过兵的青年提供了情报：在距离遵义三十公里的深溪水驻扎的是“九响团”(因装备着“九连珠”步枪而得名)，是侯之玺手中的王牌。红6团到深溪水后，侦察员报告：“九响团”主力在红军渡过乌江后，已经由团长带领撤往桐梓，镇内此刻只有一个营。刘伯承当即指示：这是遵义守敌的外围据点，要坚决地斩断这个触角，还不要让遵义的敌人知道。“要秘密，要全歼，不准漏网一个！走漏了风声，就会影响打遵义。”

红6团两路展开，如一把铁钳迅速合围了全镇。此刻，天降大雨，红军官兵冒雨发起进攻。镇内黔军根本没有想到红军会雨夜突袭，还待在屋里打麻将、推牌九，不及迎战，红军已经突入镇内。黔军营长率一股人员东突西撞，企图突围，被当街击毙。战斗很快结束，全镇敌军除被打死者外，无一逃脱，全部做了俘虏。

王集成立即审问俘虏。交代了政策之后，一位黔军连长非常合作，很快说出了遵义的城防部署和工事情况，恐怕王集成不信，还当场画了一幅示意图。其他俘虏也争先恐后地交代情况，以求保住性命。王集成很满意，根据俘虏政策，每位俘虏发给了三块大洋。俘虏们喜出望外，痛哭流涕地说：“当官的说你们是红鼻子，绿眼珠，杀人放火，抓住我们剖腹挖心，我们真害怕。没有想到你们竟是最好的人，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遵义的城防搞清了，但从了解到的情况看，遵义城城墙高耸，强攻不宜。红6团手中掌握着一批俘虏，朱水秋与王集成商量后，决定化装奇袭，利用俘虏诈开城门，智取遵义城。刘伯承听后，非常高兴，说：“这就是智慧！装敌人一定要装得像，千万不能让敌人看出馅来。”

偷袭的任务交给了第1营和军团侦察连，带队的是奔袭城口的英雄1营营长曾保堂，全团的司号员也全部配给了1营。曾保堂和奇袭分队换上黔军的军服，带着十几个经过教育的俘虏，在夜色的掩护下，冒雨上路。红4团其他分队随后跟进，准备诈城失败，就立即强攻。

急行两个多小时，曾保堂等人于1月7日2时许到达遵义南城门下。曾保堂令军团侦察连占领城外制高点红花岗，重机枪排在南门外隐蔽占领阵地，自己带着俘虏走向了城门。城上哨兵拉动枪栓，喝令止步。曾保堂抬枪一顶俘虏连长，那位连长立即入戏，悲悲切切地喊道：“我们是‘九响团’的。今天叫共匪包围，只剩下我带弟兄们逃了出来。共匪在追我们，快让我们进城，救救我们。”其他俘虏也大声呼救，喊作一团。城上黔军查问了几个问题，见答对无误，又见城下的人员都穿着黔军服装，确信这是外田营的“逃兵”，遂打开了城门。

城门刚开，曾保堂与众人一拥而上。开门的黔军士兵问：“怎么共匪过了乌江？来得好快呀。”曾保堂微笑回答：“是啊，现在已经到遵义城了。”说着枪口对准来者太阳穴，高声叫道：“老子就是中国工农红军！”开门的黔军当即瘫倒在地。

偷袭成功。随队的二三十名司号兵一齐吹响冲锋号，1营官兵如风一般冲入城内。军团侦察连也同时打响，占领了红花岗。嘹亮的军号夹杂着激烈的枪声、爆炸声霎时打破了古城雨夜的沉寂。城里的黔军虽有三个多团，但猝不及防，且早已是惊弓之鸟，顿时乱作一团，根本组织不起有效抵抗，在黑暗中蜂拥逃出北门。1营顺利攻占遵义城。

第二天清晨，曾保堂正在部署迎接大部队进城事宜，忽然听到城外响起了枪声。原来遵义分作新城、老城两大部分。1营占领的是新城，黔军遵义行营主任江国瑶和遵义县长徐道纬带部分部队悄悄地躲在老城，不敢动弹，到清晨见红军未入老城，方悄悄打开城门，向西逃跑。城外红花岗上的军团侦察连发现后，迅速截击，并占领了老城。

1月7日，遵义宣告解放。红军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开进城区，群众欢天喜地，挥动彩旗，燃放鞭炮，夹道欢迎红军队伍，庆贺翻身喜日。

勇夺娄山关

遵义城解放，但守城的黔军并没有受到大的损失，向娄山关、桐梓方向后撤。娄山关，距遵义城九十多公里，是黔北群山中著名的险隘，如同一把铁锁锁住了遵义通往四川的出路。如果让黔军从容布防，则红军下一步开辟川黔边根据地的行动将受到很大限制。突破乌江的英雄团——红4团再次承担了抢夺关隘的任务。

7日早晨，刘伯承来到团部驻地，亲自向红4团交代任务。红4团此刻刚刚进城，正在号房，准备吃饭。与耿飚、杨成武一见面，刘伯承没有寒暄，就下达命令：“你们4团立即出发，追歼北逃之敌。”耿飚、杨成武一愣，不由地相视一眼。刘伯承见状，笑着说：“想休息一两天吗？不行！6团是智取遵义，敌人有三个多团逃走了。这是后患，必须趁敌人在娄山关和桐梓没有站稳脚跟时，穷追猛打，消灭他们。”他指着地图说：“你们的任务是，坚决夺取娄山关，然后相机向西北方向发展，占领桐梓，粉碎敌人可能的反扑，屏护遵义，巩固胜利。要向战士们讲清楚形势，再忍受些疲劳。你们强渡乌江打得很好，相信你们也能够完成这一任务。仗要打得猛，打得好，争取夺关快，伤亡少。”红4团尽管连续作战、行军，已经极度疲劳，但坚决地执行了中革军委的命令，没有吃早饭，就整队出发，以随时遭遇敌军的战斗队形向娄山关开进。

行进八十余里后，队伍在傍晚时分到达板桥。前卫分队在行进间发起进攻，守敌一个多排一触即溃。红4团进入板桥镇，根据师部的指示，就地宿营，养精蓄锐，准备即将到来的战斗。部队利用缴获和没收的年货，美美地改善了一次生活，连日征战的疲劳一扫而光。

政工干部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政策。群众纷纷倾诉苦情，要求红军申冤报仇。红军当即惩处了一批恶霸土豪，没收财物分给群众。群众情绪更加激昂，一些青壮年当场报名参军。听说红军要攻打娄山关和桐梓，几位老年人详细讲解了关前关后地形，并告诉红军：早年从板桥到娄山关有一条小路，从东面绕至关后，通往桐梓，修了公路后就一直无人行走。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部队休整的时候，耿飚、杨成武带营、连干部先抵娄山关下实地侦察。娄山关，位于大娄山主峰笋子山侧，海拔一千四百多米，群山环立，地势险峻，中间横切形成一道狭窄的隘口。川黔公路沿山峰盘旋而上，通过隘口，左面是悬崖峭壁，右面是高山峻岭，“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众人研究后决定：以大部兵力沿公路正面主攻，另以侦察排和小部兵力走小路迂回侧后，前后夹击，夺取关隘。

第二天，1月8日拂晓，红4团主力进抵娄山关下，迂回分队则隐蔽地沿小路向右侧山峰运动。耿飚拿起电活准备向师部报告情况，话筒中却意外地传出了敌军的声音。原来红军通信兵是利用原来黔军的电话线与遵义联系的，只是剪断了通往娄山关的线路。被剪断的线头落在地面，由于雨后地面积水导电，话路竟又接通，把娄山关与桐梓间黔军的通话传到了红4团的电话机上。耿飚布置了监听人员，获知娄山关的守军有四个团，指挥部设在桐梓县城，主力部署在关口，关后小路上只部署了少量部队。

关后果真有一条小路，而且是守军的薄弱点。耿飚喜出望外，令侧后迂回部队加快速度，尽快进至敌后，首先发起攻击，打乱敌军部署；正面部队则暂缓攻击，布置火力，待命总攻。

娄山关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正当关上黔军拼命向正面的红军射击时，关后突然响起了枪声，红军迂回部队得手了！电话铃声也同时响起，红军监听人员拿起听筒，里面传来了位于桐梓的黔军指挥部军官声音，说发现有红军进到了娄山关后，正向桐梓运动，要关上守军立即撤退。

耿飚接到报告后，断定黔军已经惊慌失措，立即命令红4团主力发起总攻。十多把军号同时响起，所有的轻重机枪一齐开火，红4团关前进攻部队和关后迂回部队同时出击。黔军从乌江一路败退下来，早已魂飞胆破，根本无力阻挡红军的猛攻。红军冲上关口，用白刃格斗解决了顽抗的敌人，剩下的黔军撤向桐梓。

天险再次被英勇的红4团踩在了脚下！

夺占娄山关后，红4团不停顿地展开了勇猛的追击战。黔军已经溃不成伍，扔掉一切可以扔掉的东西，一路狂逃，武器弹药、各种物资到处可见。有的人跑着跑着烟瘾发作，实在跑不动了，干脆躺在路旁点起烟灯喷云吐雾，等着做俘虏。桐梓城内的黔军指挥部和达官贵人早已是风声鹤唳，不待红军入城，即仓皇逃往贵阳。红4团一口气追袭三十余里，于1月8日占领桐梓。

当天下午，红2师陈光师长、刘亚楼政委率师主力到达桐梓与红4团会合，未及休息，即于当日黄昏率部继续北进，追击逃敌，红4团依旧为前卫。9日拂晓，红2师在新站南的牛栏关与黔军四个多团遭遇，激战一天，彻底击溃黔军部队，接着又继续前进，猛追几十里，占领了位于黔北、川南交界处的重镇松坎，胜利完成了打开入川通路的任务，并构成遵义北部的第一道屏障。

在红2师部队激战娄山关、桐梓、十栏关、松坎的同时，红军其他部队也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迅速展开战斗，肃清了残敌。

至此，遵义至桐梓南北一百八十公里，尚嵇至鸭溪东西五十多公里，遵义东南一百二十多公里和东面八十多公里的地域，全部处于中央红军的控制之下。红军初步实现了进军黔北，创建川黔边新苏区的目标。

从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到1935年1月9日军委纵队进入遵义，红军在短短二十多天时间里，横穿贵州，突破乌江，夺取遵义，攻占娄山关，不仅跨越天险，突出重围，而且连战连捷，击溃黔敌，打开了在黔北地区发展的局面。

红军再次焕发出了勃勃生机，重现出昔日灵活机动、无坚不摧的本色。而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也即将到来。

史料链接

激战江界河

江界河渡口，位于贵州瓮安县境内，是乌江上的主要渡口之一。这里悬崖峭壁，水深浪急，分作新、老两个渡口。老渡口为主要渡口，宽约一百二十米，新渡口在其上游三公里处，宽约八十米。1935年年初，长征的中央红军部队到达乌江南岸。为打开北进通道，红1军团第2师第4团在师长陈光的亲自指挥下，在此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1月1日，红4团由猴场出发，以急行军到达江界河渡口，并立即投入了强渡准备。当时，黔军已经在江北岸严密布防，在老渡口处部署一个连并加强各种武器，在上游新渡口处部署一个排，另以第8团部署在渡口后的火金。山上，作为预备队。红4团团长耿飙、政治委员杨成武组织进行了周密侦察和研究，最后确定了佯攻老渡口，主攻新渡口的作战方案，并决定，首先派人凫水过江，拉过一条缆绳，然后主力部队拉绳坐排渡江。陈光批准了这一方案。经过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的准备，红4团挑选出十八名能攻善战且熟悉水性的战士，由3连长毛振发率领，担负凫水过江的重任。

第二天上午9时许，渡江开始。佯攻老渡口部队的机枪开火，对岸的黔军慌忙进入阵地，江面一时枪声大作，煞是热闹。此时在渡口上游的竹林中，首批下水的八位勇士已经做好准备，耿飙、杨成武为每人斟酒一碗，毛振发等人一饮而尽，脱掉上衣，腰别驳壳枪，肩挎机枪、步枪，头顶捆好的手榴弹，手拉绳索，跳入了冰冷刺骨的江水中。

八位勇士游到江中心，被对岸黔军守敌发现，立即开火射击。勇士们毫不畏惧，奋力划水。站在江边的耿飙捏紧拳头，为江中勇士大声加油：“快过三分之二了，再坚持一下！”话音未落，一发炮弹正好击中拉着的缆绳，毛振发只好命令人员返回。第一次试渡失败。

当天晚上，红4团再次组织偷渡，这次不是凫水，而是用双层竹筏搭载十八名勇士全部过江。毛振发再次担任探路任务，率五名战士带着一挺机枪首先出发。随后，第二个、第三个竹筏也相继下水，向对岸划去。黔军没有任何动静，显然并没有发现红军的行动。但半个小时过去了，对岸始终没有发出预定的登岸成功的信号。又过了一会儿，通信员报告，第二、第三只竹筏下水后，由于水流太急，无法控制，被冲出五里路，搞不清方向，已经返回，第一只竹筏则不知去向。夜已经很深了，冷雨尚未停止，一场大雪又飘落而下，陈光、耿飙、杨成武等人伫立江岸，焦急地盼望着毛振发等人归来，可等了一夜也毫无消息。

江界河渡口是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预定的渡江点，红4团的渡江行动自然受到中央和军委的高度关注。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张云逸到达渡口，向陈光和耿飙、杨成武等人传达军委命令：尾追红军的国民党军薛岳部已经距离很近了，如果红军不能尽快过江，势必要背水一战，情况将更加危急。红4团必须迅速完成渡江任务，越快越好！红4团召开党委紧急会议，决定：全部几十个竹筏一起启渡，在火力支援下，实施强渡，坚决完成军委赋予的开路任务。

1月3日拂晓时分，强渡开始。大雪过后，天气异常寒冷。担负突击任务的1营官兵热血沸腾，第一批下水的三只竹筏上，2连连长杨尚坤与战士们都赤膊上阵，只穿短裤，用力划水，直冲对岸。竹筏很快冲过江心，距对岸只有五十多米了。对岸黔军十分惊慌，集中各种火力对着迎面而来的竹筏猛烈射击，密集的子弹夹杂着炮弹打得江面浪花激溅。

忽然，对岸的悬崖下面黔军的阵地响起了手榴弹的爆炸声，接着又响起了清脆的机枪发射声，但子弹不是向江面打，而是射向守军工事。崖上工事里的黔军被打得不知所措，以为红军已经登岸，连忙掉转枪口，对着崖下猛打。耿飙、杨成武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搞得莫名其妙，连忙举起望远镜，只见对岸崖底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几个人，正在与黔军对射。情况紧急，来不及多想，耿飙下令吹冲锋号，各种火力集中压制崖上黔军。在嘹亮的号声中，三只竹筏趁守军慌乱，相继靠岸。这时方搞清崖底出现的人，原来是昨夜“失踪”的毛振发等人。

毛振发等人乘坐的竹筏下水后，顺利靠岸。但上岸后，久久不见后续部队到来。而他们登岸的地点，又距守军工事很近，无法发信号，只好悄悄地潜伏在崖下，苦熬一夜，等待机会。强渡部队竹筏即将靠岸时，毛振发等人突然从守军鼻子下面杀出，投出一排手榴弹，毛振发在硝烟中一马当先，平端机枪，冲入守军渡口阵地。守军惊呼：“天兵天将来了！”乱了方寸。

1营主力立即出发，几十只竹筏一起下水，在2营火力和岸上勇士的掩护下顺利登岸，很快夺取了滩头阵地，控制了渡口。黔军不甘如此放弃，调上预备队展开反扑。一个团的黔军“双枪兵”吸足了鸦片，沿江岸小道赶到新渡口，居高临下如恶魔般地地压向1营，不但夺回了渡口，而且把1营压到了江岸，情况万分危急。

一直在团指挥所观察战斗的陈光见状，立即叫来配属的军团炮兵连连长赵章成和指导员王东保，一指对岸黔军，说：“看到敌人了吗？把敌人打回去！打不回去，拿脑袋见我！”

赵章成与王东保一起回答：“坚决完成任务！”马上率队进入了阵地。

赵章成是红军中赫赫有名的“神炮手”，发射炮弹从来都是弹无虚发。可此时经过长征沿路作战，炮兵连只剩下了五发炮弹。要用五发炮弹打退黔军一个团的反扑，简直难以想象。

架好八二迫击炮，赵章成拉开弓步，先吊吊线，然后送弹上膛，一声巨响，炮弹在敌群后爆炸。众人正在焦急，却见赵章成将一发炮弹双手举起，单腿跪地，口中喃喃道：“不怨天不怨地，我是奉命射击，冤鬼不用找我。”原来他信佛，每次开炮前都要祷告几句。祷告完毕，赵章成笑言：“刚才是试射，重点在后面。”随后，三发炮弹连续发射。

众人看去，三个黑点形成一个“品”字，准确命中反扑的敌群。黔军当即倒下一片，余者四处逃散。1营趁势反击，很快夺回并巩固了阵地。

岸边一片欢腾。杨成武激动地双手抓住赵章成的肩膀，喊道：“打得好，我要建议军团首长给你们请功！”赵章成却只是一笑，蹲下身去抚摸着仅剩的一发炮弹，说：“打完了，只剩一发了。”陈光走过来，拍拍赵章成的肩膀，说：“不要紧，打到遵义去，就能装备了。”红军过江后，黔军望风而逃，丢弃的枪炮、物资到处都是。陈光兑现诺言，将五十发崭新的八二迫击炮弹摆到了赵章成面前，直到那时，赵章成方眉开眼笑。

红4团胜利地夺取了江界河渡口，完成突破乌江天险的艰巨任务，保障了红军主力顺利渡过乌江。这次作战，成为红军作战史上的一个著名战例。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工作者根据这一战例，创作了电影《突破乌江》，曾经风靡全国，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形象教材。

乌江架浮桥

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突破乌江天险，强渡成功，但危险并没有消除。先头部队是用竹筏过江的，这对于小部队强渡或偷渡来说是可行的，而数以万计的红军主力要想依靠竹筏在最短的时间内全部过江则是不现实的。因此，要保证红军部队全部抢在国民党追兵之前渡过乌江，必须架设浮桥。中革军委决定：集中军委直属工兵营、原红一方面军工兵连和军委干部团工兵连，在红4团突破之后，立即在江界河渡口开始架设浮桥，保证主力迅速渡过乌江。

江界河渡口江水流速达1.8m/s，不要说架设浮桥，就是渡船过江，也要在水流稍缓时由经验丰富的船工掌舵才可启渡，更何况架设浮桥还要在敌人火力下进行，更是难上加难。当地人听说红军要在乌江上架浮桥，都感到不可思议，连称：“讲笑话，讲笑话，就是神仙也做不到。”

然而，红军就是要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而且一定要成功！周恩来亲自给工兵部队做动员。他说：“敌人企图利用乌江天险，对我红军实行合围。乌江架桥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你们有过在雩都河、湘江上架浮桥的经验，也有敢打敢拼的光荣传统，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任务。”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亲自在现场指挥了架设浮桥的工作。队伍到达渡口时，红4团尚未完成突破。但架桥的准备工作立即展开。刘伯承把工兵分队干部带到江边，指着咆哮的江水，语气凝重地说：“前面是乌江，我们整个部队要从这里通过，向遵义进军。……现在敌人控制着江面，任务十分艰巨，必须马上行动，争取明天下午把桥架好，晚上通过部队，只能提前，不能推后。这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

他具体分派任务：军委工兵营在佯攻方向架桥，大摆架势，吸引敌人注意力，保证红4团的主攻方向；强渡方面军工兵连的主要任务是砍竹子，扎竹筏；军委干部团工兵连负责架桥。军委工兵营和方面军工兵连完成各自任务后，全部协助干部团工兵连架桥。

1月3日，架桥与红4团的强渡同时展开。干部团工兵连由原红军学校的工兵教员和学员组成，架桥经验丰富。实地测量水情和研究之后，他们很快确定了架桥方案：用三层叠起的竹筏作桥脚，每对桥脚中间铺上两根枕木，枕木用三四根桥桁连接。

桥桁上铺门板，门板上再系上横木，组成一节门桥。总共扎一百多节门桥，构成一座连贯的浮桥。这种浮桥的漂浮力很强，只要不是每节门桥都被打断并灌进水，整个浮桥就不会下沉。

方案设计出来了，红4团首批部队也登岸成功了。三支工兵分队合兵一处，全力架设浮桥。但具体实施时，方发现方案尚有不完善的地方。门桥在浅水区尚好固定，但到了深水区，特别是在急流之中，很难固定。不解决把一百多节门桥固定在制定的线路上的问题，就根本谈不上连接成浮桥。

难题在红军的群策群力中很快得到解决。经过数次试验，红军找到了固定门桥的有效方法：用竹片编成大竹篓，内装大小石块，每个重量在一两千斤，中间交叉三根两头削尖的长木棍作锚爪，形成石锚。石锚的顶端再系上一根粗锚钢，用竹排运到下水点滚入水中，拖住门桥。

于是，浮桥开始一节一节地向北岸延伸。当红4团突击营巩固占领了江岸阵地时，一道可通行四路纵队的浮桥也已横跨乌江。红4团后续部队与红2师主力从浮桥迅速过江，加入了追击逃敌的战斗。军委纵队和红5军团也从浮桥浩浩荡荡地渡过了乌江。

红军工兵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毛泽东在听取刘伯承介绍了建造浮桥的经过后，高兴地称赞说：“真是了不起！我们的工兵用竹排架起这样的桥，世界上都没有！”

强渡乌江英雄谱

1935年1月15日，中革军委机关报《红星报》刊登中革军委命令，奖励在强渡乌江战斗中建立功勋的英雄。名单如下：

红4团第3连连长毛振发

红4团第1营营长罗有保

红4团机枪连连长林玉式

红4团第2连连长杨尚坤，指导员王海云，青年干事钟锦友，班长江大标

红2师师部王家福

红4团王友才、唐占钦

红6团赖采份、孙明

以及曾传林、刘昌洪、钟家通、朱光宣、林文来、刘福炳、罗家平、丁胜心等人。

中革军委授予毛振发红星奖章一枚，奖励其他英雄每人新军衣一套。

第六章　红25军开始长征

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后，位于鄂豫皖苏区的红25军也按照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指示，于1934年11月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程。

红25军原属红四方面军建制。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失利，主力被迫向西转移，留下红25军军部一部和第75师、红9军第27师及部分地方独立团坚持鄂豫皖地区斗争。当年11月29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黄安县檀树岗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留在苏区的部队重新组建为红25军。11月30日，红25军重新成立，吴焕先任军长，王平章任政治委员，下辖第74、第75师，约七千人。

红25军部分人员合影(前排左起：吴焕先、郭述申、徐海东)

红25军重新组建，大别山中再次飘扬起革命的红旗，蒋介石暴跳如雷。在他的严令之下，从1932年11月到1934年10月，国民党军先后动用十五个师的正规军和大量地方反动武装对鄂豫皖苏区进行连续的“清乡”、“清剿”和“围剿”，务求“斩草除根”。红25军在中共鄂豫皖省委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援，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展游击战争，坚持鄂豫皖苏区的斗争，红旗始终不倒，取得多次战斗胜利。但是，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危害，以及敌人的疯狂“围剿”，红军的损失也很大，特别是1933年5月至6月围攻七里坪战斗失利后，处境更加艰难。根据地人口锐减，兵源枯竭，军民生活极端困难。

花山寨会议旧址

中共中央非常关注鄂豫皖地区的斗争，多次就红25军的行动方针向中共鄂豫皖省委发出指示和训令，指示红25军“在情况严重，不能继续在指定地区活动时”，可进行战略转移，建立新的苏区。1934年6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派程子华去鄂豫皖苏区工作。8月28日，程子华到达鄂豫皖苏区，带去周恩来的指示：红25军主力应进行战略转移，选择敌人力量薄弱、群众基础较好、地形有利和粮食、物资补充较容易的地方，建立新的苏区。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

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召开常委会议，讨论红25军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决定：一、省委立即率红25军实施战略转移，为发展红军和创造新苏区而斗争；二、转移地区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目标；三、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行动中部队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四、留省委委员高敬亭领导一部分武装组建红28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会议还讨论了部队整编问题，决定由程子华任红25军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

11月13日，红25军在河南省罗山县的殷家湾、何家冲一带进行政治动员和整编工作，撤销了师一级组织，军直辖三个步兵团和一个手枪团，共两千九百余人。

1934午11月16日，红25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告别大别山的父老乡亲，由何家冲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程。

红25军长征出发地：何家冲何氏祠

奔向伏牛山

红25军出发后，首先在朱堂店击退国民党军“追剿队”第5支队的进攻，随后利用敌人部署的间隙，以秘密迅速的行动，于11月17日晚由信阳以南东双河与柳林之间越过平汉铁路，急行军两日，经青石桥、黄龙寺、月河店、金桥等地，进入鄂豫边界之桐柏山区，迈出了战略转移的第一步。

蒋介石得悉红25军突围后，连呼“太大意了”，急令“豫鄂皖三省追剿队”五个支队共十六个团和东北军第115师跟踪追击；今南阳、方城等地的第40军和湖北老河口(今光化)第44师进行堵击；令驻开封的第60师进至卢氏县朱阳关控制入陕大道，企图以三十多个团的绝对优势兵力，围歼红25军于行军途中。

红25军进入桐柏山区之后，中央鄂豫边工委书记张星江向部队介绍了当地的情况，鄂豫皖省委此前也曾派人进行考察。鉴于该地区靠近平汉铁路和汉水，回旋范围狭小，加之国民党军重兵压境，难以建立苏区，省委果断决定：立即穿越豫西平原，向伏牛山区挺进，相机创建新的根据地。

独树镇古城门

为了隐蔽行动意图，迷惑调动敌人，红25军继续西进，直抵桐柏县城以西二十五公里之洪仪河、太白岭、界牌门一带，并派少数部队佯攻枣阳县城。国民党军果然中计，各路追堵截部队纷纷向枣阳靠拢集中。正当敌人即将形成合围之势，红25军突然于22日从枣阳县城以北的韩庄掉头向东，在保安寨和桐柏县歇马岭一带连续击退敌人的阻拦，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绕道泌阳城东，经马谷田、贾楼等地急速北进，到达驻马店西北地区，准备由象河关转向西北，越过许(昌)南(阳)公路，向伏牛山区前进。

从泌阳城东向北，地势平坦，村落稠密，围寨林立，封建势力强盛，许多地主豪绅盘踞的村落围寨都拥有相当数量的武装，多者有枪数百支，并配以土炮防守。有的围寨四周还筑有外壕，深水环绕。国民党军派出的便衣侦探常于夜间在红军所到之处进行骚扰，纵火烧房，以示红军行踪，同其追堵部队联络，并借机造谣惑众，诋毁红军声誉。红25军在前进途中常遭袭扰，行进缓慢。

红25军政治委员吴焕先召集干部会议，要求部队严格执行群众纪律，不打土豪，不进围寨，所需粮草一律实行购买，并要求部队要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以防敌人袭击。红军部队严守纪律，多在野外吃饭住宿，秋毫无犯。每遇围寨，省委秘书长郑位三都事先给寨主头目写信，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晓以民族大义，说明红军是借路北上抗日，望勿阻拦，并同寨主订立互不侵犯协议，确定你不打我，我不打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准则，促其保持中立。在红军政策和行动的感召下，大多数围寨的地主武装都保持了中立。红25军因此赢得了时间，顺利地通过围寨地区。

红25军独树镇战斗遗址

国民党军发现红25军北进，断定红军有向“象河关及独树镇、保安寨之间四窜企图”，马上调整部署：以第40军115旅进至方城县独树镇、七里岗、现山铺一带迎头堵击，以驻叶县之第40军骑兵团南下保安寨配合，第116旅由新野北上南召，以阻止红25军进入伏牛山。国民党军“豫鄂皖三省追剿队”五个支队和第40军骑兵第5师则随后紧追。

11月25日，红25军主力到达象河关西北的王店、土风园、小张庄一带。当晚，国民党军“追剿纵队”第2支队跟踪而至，并向土风园发动进攻。副军长徐海东指挥军直属队和第225团予敌以打击后，沿小道赶到王店，与军主力会合。26日拂晓，敌“追剿纵队”又尾追而来。这时，红25军距许(昌)南(阳)公路只有二十多公里，过了公路即是伏牛山东麓，但国民党军追兵已经尾追而来，形势紧迫，为防止敌人追堵合围，争取时间迅速穿过公路，红25军决定迅速穿过许(昌)南(阳)公路，抢在国民党军合围前，进入伏牛山区。

徐海东

徐海东让通信员通知部队出发。可连日急行军，官兵已经极度疲劳，到达驻地后，从团长到战上已经都躺倒在泥泞的湿地上沉睡，不管通信员怎么叫都叫不醒。徐海东急了，操起一根棍子，从团长、政委打起，一口气打醒了二百多人，硬是把部队“赶”上了路。许多年后，一位挨过徐海东棍子的干部说：“那一夜。幸亏徐军长一顿棍子，要不然，我们肯定都要当俘虏。”

11月26日，寒流骤降，朔风呼啸，雨雪交加。红军官兵衣服单薄，饥寒交迫，强忍疲劳，以急行军速度前进。下午1时，部队在方城县独树镇附近开始通过许南公路。突然，枪声大作，伏兵四起，部队陷入了敌人的伏击圈。

吴焕先

国民党军第40军第115旅和骑兵团已经抢先一步封锁公路，并设置了伏击阵地。由于风雪弥漫，能见度差，红军前卫部队发现敌人已较迟，仓促应战，被迫后退。国民党军乘势猛攻，并从两翼包围，红军部队被压在旷野之中，处境危急。

指挥前卫部队的军政委吴焕先立即赶到队伍最前列，抽出大刀，高喊“共产党员们，跟我来！”带头冲入了敌群。红军官兵紧随政委，与敌人展开白刀搏斗。副军长徐海东带领后梯队跑步赶到，对敌展开猛烈的反冲击。一番恶战，红军终于制止了敌人的进攻，稳住了阵脚。

当晚，红25军乘风雪夜暗，突出重围，绕道急行，从叶县保安寨以北地区，穿过许(昌)南(阳)公路。随即于27日击退跟踪之敌，沿叶县、方城边界向伏牛山方向前进。

28日，前卫部队到达拐河镇东北的孤石滩，开始涉渡进入伏牛山前的最后一道河流澧河。国民党军第40军骑兵第5师和第115旅、骑兵团再次追踪而至，从南北两面夹击红军，并且先头部队超越红军，控制了澧河西岸道路两侧的部分高地，将红军阻止在河边。

前面是大河，四面八方都是追兵。红25军再次陷入绝地。两军相遇勇者胜。徐海东指挥前卫部队展开殊死的进攻，第223团强渡澧河，攻占纸房以东高地，第225团也迅速过河，以一个连抢占上马村以北山上的围寨。两个团协力防守，打退了国民党军骑兵和步兵的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为全军杀开了一条通道，牢牢地控制住进入伏牛山的通道。红军主力迅速过河后，协同第223、第225团全力反击，在古木庄、交界岭击溃尾追之敌，然后经由神林、熊背、下汤等地继续西进，进入了伏牛山区。

西进陕南

伏牛山区位于河南省西部，山高林密，峰峦起伏，纵横八百余里，便于游击作战。红25军进入伏牛山区后，立即展开创建新根据地的工作。但是很快就发现，工作很难开展。

庾家河战斗纪念碑

该地区为“内乡王”别廷芳的地盘，反动统治较严，土匪多如牛毛，地主围寨很多。当地群众被围在寨子里，且多年遭受匪患，对所有拿枪的人都有一种天生的恐惧，难以接近。因此，红军不仅供给发生困难，而且由于得不到群众的支持，缺乏准确的情报，行动处处被动。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军跟踪而至，国民党军“豫鄂皖三省追剿队”总指挥上官云相由信阳到达许昌，统率三个支队，共五个旅十个团的兵力，进至鲁山县城一带。鉴于此情，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放弃在伏牛山建立新苏区的计划，部队继续向陕南转移。11月30日，红25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部、政治部名义发出布告，宣布：“我们调动队伍北上，一方面去打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来帮助陕西的工农贫苦群众弄吃的，弄穿的，解除一切痛苦”，“欢迎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来参加我们的队伍，欢迎一切军队和围寨与我们订立抗日协定，同我们一起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扫除阻碍我们抗日的反动武装”，“希望一切人都各做各的职业、莫惊莫走，特别欢迎穷人、工人、农人和我们见面谈话开会”。布告还就红军对于没收地主豪绅、军阀官僚的财产，帮助穷人抗拒苛捐杂税，保证商业的自由，以及对白军士兵和民团中的穷苦团丁的优待等作了明确规定，提出“我们队伍有什么错误，欢迎当地人来报告，立即纠正”。布告最后宣告：“红军此来，是要帮助陕西穷人进行上面的事业，帮助穷人武装起来，推翻豪绅地主的统治，建立陕西的苏维埃政府。”

布告发布后，红25军起程西进。一路打破当地土匪武装的拦阻与袭扰，于12月4日到达卢氏的叫河附近。由此向西南经朱阳关进入陕西商南县境内，距此七十多里，是入陕大道。但是，国民党军已经预料到了红25军的这一步行动，早已在朱阳关布防，等候红军的到来。

当红25军尚在桐柏山区时，蒋介石就已开始进行堵截红军入陕的准备，其中最重要的部署，就是将驻开封的陈沛部第60师调至卢氏。第60师乘火车到达灵宝，再经一百多公里的行军，于12月1日到达卢氏，在县城以南的五里川、朱阳关、黄沙镇一带展开，构筑工事，控制入陕大道。当红25军部到达时，他们已经部署就位，以逸待劳，准备堵歼红军。而上官云相指挥的“三省追剿队”三个支队，也相继跟踪追到庙子，荣川一带。前有堵敌，后有追兵，红25军再次陷入危境。

程子华庾家河战斗负伤处

恰在此时，军部手枪团找到一个货郎小贩陈廷献，得知另有一条经大石河、文峪、卢氏城南入陕的山间小路。红25军立即决定改变入陕路线，从小路进入陕南。

12月5日，红25军以手枪团进至朱阳关以东七公里处“号房子”，虚张声势。国民党军第60师师长陈沛以为红军果真要由朱阳关人陕，命令部队进入战斗准备。红25军主力在手枪团的掩护下，悄然向北，由距朱阳关东北二十公里处转向西北，沿着一条“七十二道文峪河，二十五里脚不干”的山谷小径，隐蔽到达距卢氏县城只有五公里的文峪。

此刻，国民党军正规军都在朱阳关一线枕戈待旦，卢氏城内只有少量部队和民团。红军在夜色掩护下，急速由卢氏城南与洛河之间的隘路穿过。守城民团不敢放枪，只是点燃火把壮胆。红军急行军两日，于12月8日攻破民团把守的豫陕交界处铁锁关，进入陕西省雒南县(今洛南县)境内，将国民党军第60师甩在了身后。

陕西军阀没有想到红25军居然能够突破第60师的防线，突然入陕，惊恐不已之余，连忙拼凑力量进行堵截。陕军冯钦哉部第42师第248团、第252团从渔关、华阳仓促出动，进至雒南县城和景村、三要司等地。

8日下午，红25军先头部队在三要司与陕军接触。陕军占据三要司南侧九泉山高地进行顽抗。红25军猛打猛冲，以红225团由九泉山东南侧攀登陡崖正面攻击，其余部队则迂回至高地西侧攻击，红225团5连首先冲上高地，与敌展开肉搏。陕军抵挡不住红军的进攻，防线很快崩溃，一个营被全部歼灭。红25军继续前进，翻越蟒岭，于9日进至庾家河。

徐海东庾家河战斗负伤处

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召开常委会议，研究下一步的战略方针。中午时分，会议正在进行，村外忽然枪声大作。原来在朱阳关一带堵截红25军入陕的国民党军第60师师长陈沛发现：等待多日的红军竟然在自己眼皮底下溜了过去！他恼羞成怒，指挥全师不顾一切地尾随过来。由于近一个月的连续行军，红军官兵极度疲劳。警戒哨兵大部分睡着，敌人到了近前方发现。国民党军集中炮火轰击村子，并占领东山坳口制高点，向红军发起进攻。开会的红军指挥员立即中断会议，从军长到炊事员一齐投入战斗，反击敌人。激烈的战斗从中午持续到了黄昏，红军指战员殊死奋战，与敌人展开拉锯。经过二十多次反复冲击，歼敌八百余人，终于打垮了敌人。余敌向河南卢氏方向败退。

至此，红25军结束了第一阶段战略转移历程，开始进入了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新的斗争时期。在二十多天的时间内，红25军长驱五百余公里，以不足三千人的兵力，粉碎了几十余倍于己之敌的围堵，几乎每日作战，顽强地打开了西进通道，不仅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锻炼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而且调动了敌人“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部分兵力，配合了红28军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减轻了陕北红军和川陕红军的压力，并为开辟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鄂豫陕边地区，地处鄂豫陕三省边界，北起秦岭北麓，南濒汉水，包括陕西南部的雒南、蓝田、商县、商南、山阳、镇安、柞水、洵阳(今旬阳)、宁陕、佛坪、洋县等县，湖北西北部的郧西、郧县等县，河南西部的卢氏、淅川等县。这里峰峦起伏，悬崖陡峭，地势险要，便于开展游击战争，自古就是兵家割据称雄的战略要地。当地封建势力和反动政府对人民的压迫剥削极为残酷，土地和山林大部分掌握在地主手里，苛捐杂税多达数十种，兵灾匪祸连年不断，人民苦难深重，反抗情绪强烈。1928年5月渭(南)华(县)起义的部队曾在蓝田、雒南地区活动。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和红3军曾先后过境。1933年5月，陕北红军也曾南下行动。因此，党和红军已在该地区有着广泛的影响。红25军到达时，虽然地方党组织已遭到破坏，但群众自发的抗捐抗粮斗争仍然此起彼伏。同时，陕西第十七路军首领杨虎城与蒋介石矛盾很深，陕军当时忙于北攻陕甘红军、南拒川陕边红四方面军、西防蒋介石嫡系部队，一时无力顾及陕西东南部，这一切，都为红25军创建新的根据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召开第十八次常委会议，根据花山寨会议所确定的红25军实行战略转移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决定在鄂豫陕边地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同时确定，在开辟新苏区的过程中，首先要以武装斗争打开局面，同时展开创建根据地的工作。为适应新的斗争要求，会议还决定：将中共鄂豫皖省委立即改为中共鄂豫陕省委，省委成员不变。尽管这次会议由于国民党军第60师的进攻而中断，未能充分进行讨论，但仍做出了《关于创建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从而解决了选择新区和制定当前方针任务等重大问题，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红25军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鄂豫皖省委庾家河会议会址

12月11日，红25军在雒南县蔡川进行整编，撤销第224团番号，人员分别编入第223团和第225团。军政治部主任戴季英改任参谋长，省委秘书长郑位三任政治部主任。

随后，依据庾家河会议精神，红25军展开大回旋的作战行动，南下郧西，北返雒南，东入卢氏，西抵蓝田，扫荡地方民团，镇压豪绅恶霸，铲除“地头蛇”，摧毁保甲组织，打击地方反动势力，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全力开展创建根据地的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工作，在郧西、洵阳、镇安、山阳四县边区初步奠定了根据地的基础，并扩军四百余名。

占领镇安县城纪念碑

红25军在鄂豫陕边地区生根立足，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注意。但他的中央军嫡系部队正全力对付在川黔滇地区转战的中央红军和在川陕地区活动的红4方面军，无暇西顾，只能从其他地方抽调部分部队入陕助战。1935年1月，蒋介石令驻河南的第40军第115旅两个团进入陕南，自湖北调第44师三个团到上津、白河，统归杨虎城指挥，会同陕军第126旅、警2旅和警卫团，对红25军发动第一次“围剿”，限期3个月内“肃清”红军。

1月下旬，陕军第126旅、警备第2旅进至镇安县城以东、以南地区，向红军逼近。红25军为争取主动，各个击破来犯之敌，由山阳、郧西交界地区北上袁家沟口，尔后转到凤凰嘴，突然出现在敌之后方。第126旅、警备第2旅急忙掉头尾追。红25军随即进至柞水县蔡玉窑，以一部兵力于1月31日袭占柞水县城，吸引警备第2旅西进，分散敌人力量，集中主力于蔡玉窑，当第126旅252团单独追到时，突然于2月1日对其实施打击，歼敌一个多营，击溃两个营。

蔡玉窑战斗遗址

战后，红25军向北转移到蓝田葛牌镇。这时已近年关，2月4日是农历春节，经过长期的转战，红25军部本准备在葛牌镇过年，让官兵稍作休整，但国民党军却不许红军好好过年。大年初一刚过，陕军第126旅旅长柳彦彪就率两个团于大年初二(2月6日)向葛牌镇进攻。红25军先敌占领葛牌镇以南之文公岭一带高地，以猛烈的火力压制住敌人，由正面和左翼发起猛烈反击，歼敌两个多营，其余敌人慌忙向南溃退。

蔡玉窑、文公岭两次战斗，红25军重创陕军第126旅，陕军一时不敢继续进攻。红25军乘胜在陕西东南的蓝田、商县、山阳、镇安、柞水五县边界地区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游击队，扩大红军，创建出第二块根据地。

2月中旬，陕军恢复进攻行动。驻蓝田的陕军警卫团，在商县、山阳的第40军第115旅配合下，向葛牌镇进攻。红25军为了掌握主动，撤出陕东南地区，南下湖北郧西地区。

文公岭战斗遗址

2月19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郧西二天门召开常委会，总结入陕后两个月的斗争情况，分析形势，批评了对创建新根据地信心不足的思想情绪，坚持庾家河会议确定的方针，作出了《为完全打破敌人进攻，争取春荒斗争的彻底胜利，创造新苏区的决议案》，要求扩大部队，加强红军，组织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抓紧时机，继续发动群众，立即分配土地，建设基层政权，争取在较短时间内建立相当于三个县的大块根据地；号召全体党员要像一个人一样地团结起来，完全打破敌人的进攻，为实现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而奋斗，同时提出要“扩大斗争的区域”，红25军主力要“打到富足地方去”的口号。

此时，红四方面军正在发动陕南战役，前锋已抵汉中以西。红25军得知消息后，为贯彻省委郧西会议决议精神，并配合红四方面军进行陕南战役，于2月下旬由郧西西进，向经济较富庶的汉中地区进发，连克宁陕、佛坪两座县城，于3月8日进到洋县华阳镇。陕军张飞生警备第2旅由郧西尾追而来，进至华阳镇以东地区。3月10日，红25军从华阳镇向东南进至石塔寺附近设伏，打垮警备第2旅五个多营，毙伤二百余人，俘敌团长以下四百余名，缴获长短枪五百余支。战后，红25军乘胜展开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了华阳、石塔寺、商家坝、吊坝河、瓦子沟、红石窑、小华阳等地的革命政权，并成立了华阳革命委员会，成立华阳游击队，开辟出了华阳根据地。当地群众兴奋地唱道：“二月初六(3月10日)炮声响，警备二旅垮个光，华阳建起苏维埃，土豪恶霸一扫光；分田分财又分粮，穷人翻身把家当；吃饭莫忘红二十五，翻身莫忘共产党。”

华阳镇红25军司令部旧址

4月初，红25军东返蓝田县，陕军警三旅跟踪追击。4月9日，红25军在葛牌镇以南的九间房设伏，一举打垮该旅两个团，并消灭其一个团又一个营，俘虏旅长张汉光以下官兵一千余名。由于当时中共鄂豫陕省委与中央失去了联系，不了解党在陕军中的兵运工作情况。红25军误将中共地下党员张汉光当作“叛徒”处决，造成了损失。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七大上，张汉光同志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35年4月中旬，鄂豫陕省委在蓝田县葛牌镇召开扩大会议，总结经验，充分肯定了入陕四个多月的工作，改选省委，并提出粉碎敌人“围剿”和加紧根据地建设的任务。会后，红军继续东进，4月18日攻克雒南县城，随即在豫陕边的雒南、商县、商南、卢氏等四县边界地区，人力进行开辟根据地的工作。国民党军对鄂豫陕的第一次“围剿”宣告失败。

随着反“围剿”的胜利，红25军和鄂豫陕边区各项工作得到了发展。至5月初，红25军已发展到三千七百人。中共鄂陕边、豫陕边两个特委和五个县的工委，以及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和十个区、四十六个乡的革命政权已先后建立。鄂陕游击总司令部和豫陕游击师等地方武装发展到两千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已初步建成，红25军在鄂豫陕边地区站稳了脚跟。红25军政委吴焕先形象地比喻说：以商洛为中心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是一只“香炉脚”，它与陕北根据地和川陕苏区共同撑起了一座革命的“香炉”，只要“我们立足这个地方，把革命的香火烧得旺旺的，将来与川陕和陕北打成一片，照红中国的半边天”。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红25军的发展壮大，令蒋介石大为震惊。4月下旬，蒋介石令原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东北军王以哲第67军3个师、驻郑州的唐俊德第95师开入陕南，协同第40军、第44师和陕军第38军17师51旅、警备第1旅、警备第2旅等部，共三十多个团，统由杨虎城指挥，向鄂豫陕红军发动第二次“围剿”，并限令在5、6、7三个月内将红军全部消灭。

5月上旬，东北军第67军9个团和第95师3个团从雒南县向南进攻；第44师两个团从郧西县向北进攻，第40军5个团、陕军第38军4个团和警1旅、警2旅、特1旅各两个团配备在安康、镇安、柞水、蓝田一线，在西面堵截，形成对红军分进合击之势，企图聚歼红25军于商雒地区。

中共鄂豫陕省委召开会议，研究反“围剿”作战方针，鉴于敌强我弱，决定各游击队坚持内线斗争，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迟滞与削弱进攻之敌；红军主力北上，跳至外线，乘东北军第67军新到立足未稳，争取歼其一部，尔后采取“诱敌深入，先拖后打”的作战方针，寻机歼敌一两个师(旅)，以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打破敌人的“围剿”。

红25军根据省委的作战方针，于6月上旬结束在郧西地区的整训，由二天门出发北上商县地区，跳出国民党军的合围圈，插到国民党军第67军侧后雒南县庾家河一带，国民党军第110师尾追而来。红25军拟在苍龙岭伏击该敌，因被敌发觉未果，遂东转庾家河地区。

红25军向北跳到外线后，国民党军的合围计划落空，不得不将原来指向东南的进攻矛头改而向北，以第107师由商县迂回到雒南县城东南，迎头堵击红军；第110师和第129师跟踪尾追；第44师由山阳继续北上。红军见各路敌人密集，决定放弃先打东北军的计划，掉头向东南，大踏步前进，继续在外线活动，以调动、分散和疲劳敌人，创造战机。6月10日，红25军由庾家河向东南疾进。13日，突然包围商南县城，随即攻占富水关，进占青山街，俘敌第44师营长以下一百七十多人。这一突然行动，将北进商县、雒南之敌又牵往东南。而就在国民党军向东南开进之际，红25军却突然摆脱追兵，再使奇招，远程奔袭荆紫关。

荆紫关是鄂豫陕三省边界要地，国民党军第44师后方临时补给站即在此地。吴焕先等人仔细研究荆紫关及周围地区的地形，分析了敌情，决定采取智取与强攻相结合的战术。红25军手枪团化装成国民党军第44师的部队，经130里的急行军，于16日午前到达荆紫关。国民党守军根本没有想到红军会“光顾”位于后方的补给基地，丝毫不怀疑面前的是己方“凯旋”的部队，在关外列队迎接。红军手枪团毫不客气地将之缴械，迅速进到荆紫关下。关上守敌此刻才发现情况不对，急忙关闭城门，仓促应战。手枪团立即发起攻击，第223团也跑步赶到，搭起人梯登上城头。守敌不战而溃，抱头鼠窜。红军仅用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战斗，歼灭国民党军第44师一个连和民团一个营，缴获大批军用物资。

红25军标语

国民党军如梦方醒，急忙集中四个师又一个旅向荆紫关扑来。红25军不待敌人赶到，迅速沿着鄂陕交界的崇山峻岭向西急进，甩开密集之敌，继续分散和疲惫敌人，并准备诱敌深入根据地中心区，然后选择有利地形，创造战机，集中兵力歼其一股。

6月17日，红25军离开荆紫关，经郧西南化塘、商南赵家川等地向西挺进。杨虎城急令已开到荆紫关地区的各部队掉头向西，企图抢先控制竹林关、商坝店、龙驹寨、山阳之线，防止红军北进；同时，令第38军四个团、第40军115旅进到漫川关、上津一带，迎头堵击红军。但这一部署毕竟晚了一步，国民党军尚在调动，红25军已于6月25日回到根据地边缘的黑山街，将各路追敌远远甩在了后面，距离最近的警1旅也被红军拉开了约有四天的路程。

国民党军的“围剿”部署已被完全打乱，各路人马被红25军彻底拖垮，士无斗志，锐气大减，逃亡和疾病的士兵与日俱增。红25军终于达到了疲惫敌人、消耗敌人和创造战机的目的。红25军在山阳县小河口一带设下伏击圈，静候追敌上钩，“哪一股敌人先到，就坚决消灭哪一股。”活动在当地的红军第3、4路游击师和地方党政组织也积极动员群众侦察敌情，封锁消息，组成担架队、运输队准备配合主力部队作战。

各路国民党军再也提不起精神“围剿”红25军了，只有陕军警备第1旅旅长唐嗣桐依旧不服软。此人黄埔军校毕业，但在陕军中始终不甚得意，因而将参加“围剿”红25军行动视为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红军退入根据地后，其他将领畏缩不前，只有唐嗣桐声言与红军誓不两立，率军孤军追击，于6月29日下午进至黑山街附近。红25军派出的诱敌部队一经接触，即佯作不支后撤。唐嗣桐傲气更盛，督军紧紧追击，被红军引入了设在袁家沟口的伏击圈。

袁家沟口及其以西到桃园岭一带，是一条长约五公里的山沟，小径山沟底通过，两侧山高林密，便于部队隐蔽。这一带是根据地中心区，群众基础好。为确保警1旅上钩，红25军部队均在袁家沟口西北的红岩寺秘密集结。

袁家沟口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纪念碑

7月1日，警1旅进至袁家沟口。红25军立即行动，在夜色掩护下，轻装返回桃园岭及其以东地区，以红223团占领袁家沟北面一线高地，红225团两个营占领袁家沟口西南的东沟、李家沟南侧高地，另以一个营由桃园岭向袁家沟口方向堵击敌人。第3、4路游击师则在袁家沟口以南高地，控制沟口，断敌退路，并担任警戒。

7月2日拂晓，大雾弥漫。警1旅正在袁家沟口村西集合，准备向西进发。红25军突然发起攻击，各种火器一起开火，正列队集合的警1旅猝不及防，立时倒下一片，乱作一团。唐嗣桐急忙指挥一部占领村庄抵抗，企图掩护主力展开，进行反扑，但尚未部署完毕，红223团已经冲入村庄，唐嗣桐只好带着人马向西南山上逃命，当即遭红225团迎头痛击。

红25军发起总攻，各路部队数箭齐发，冲入敌群，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群山号响，满谷杀声，一番激战后，警1旅大部被歼。唐嗣桐率残部向南突围，又遭到红225团和第3路游击师的阻击，退入一个小寨子企图固守待援，红军将之团团围住，数度猛攻，到午后结束战斗，唐嗣桐乖乖地做了俘虏。在战斗进行过程中，国民党军第110师已经到达距战场二十公里的洞峪口，虽然杨虎城严令其迅速增援，可慑于红军的威力，该师始终未敢前进一步。

袁家沟口一战，红25军全歼陕军警1旅，毙伤三百余人，俘虏一千四百余人，缴获各种枪支千余支。这是红25军几个月中打得最漂亮的一次歼灭战。

战斗结束后，红25军乘胜出击，北出终南山，全歼西安以南蓝田焦岱和长安引驾回等地的民团，前锋直抵西安以南几十里的韦曲、杜曲，威逼西安，迫使进攻鄂豫陕苏区的国民党军后撤，从而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

至此，红25军的第一阶段战略转移行动取得完全胜利。在八个多月时间内，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红25军独立自主地制定和实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孤军奋战，正确选择并迅速创建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这一胜利，对红25军的发展壮大，对配合红军主力北上陕甘，对开创西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史料链接

独树镇战斗

独树镇战斗，是1934年11月红25军长征入陕途中所经历的一场恶仗。

当时，红25军刚跳出国民党军在桐柏山区的包围圈，准备向河南省西部的伏牛山挺进。而国民党军则围追堵截，其第40军115旅进至方城县独树镇、七里岗、砚山铺一带，第40骑兵团也到达保安寨，抢在红军部队之前，封锁了许(昌)南(阳)公路。

11月26日，红25军由象河关西北的王店、土风园、小张庄一带出发，准备穿越许南公路，进入伏牛山。军政委吴焕先率第224、第225团和军直属队为前梯队先行，副军长徐海东率第223团为后梯队，在王店、赵庄阻击尾追之敌。

部队行进后、恰遇寒流，气温骤降，北风刺骨，雨雪交加。官兵们饥寒交迫，步步艰难。下午1时许，前梯队进至方城县独树镇附近，准备由七里岗通过公路。第224团1营3连是全军尖刀连，由于雨雪交加，能见度差，没有发现已经设伏的国民党军。枪响之后，3连最初认为遇到了民团，正准备以冲击动作驱散敌人。忽然枪声大作，且夹杂着机枪的密集扫射声，迫击炮弹也呼啸而至。稠密的马蹄声随即划破雪野奔腾而来，国民党军骑兵蜂拥而至。

红军落入了国民党军的伏击圈。天气寒冷，战士们的手指冻僵，拉不开枪栓，加之旷郊野外，无所依托，地形十分不利，一时有些混乱，难以抵挡国民党军步兵与骑兵的联合冲击，被迫后撤，形势十分险恶。一位干部惊慌失措，叫道：“我们被包围了，公路过不去了。……”

“胡说，把这个人给我捆起来！”军政委吴焕先迅速赶到队伍最前头，大声喊道：“大家就地卧倒，坚决顶住敌人，决不能后退！”迅速指挥225团就地展开，阻击敌军。

吴焕先在红25军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的出现，迅速地稳定了部队，制止了混乱。第225团立即与吴焕先一道就地展开战斗，趴在泥泞的地面上，很快顶住了正面敌军步兵的进攻。

吴焕先一边指挥部队作战，一面观察战场情况。他叫来3连连长张海文，指着不远处一个砖瓦窑，说：“你们连马上占领那个土窑，顶住右侧敌人骑兵！”

“明白，”张海文转身下令，“打旗兵跟我先上，司号员马上回去带部队，连旗在哪里，就往哪里上！”3连官兵跟随鲜红的连旗向敌人骑兵迎面冲去，很快打垮敌人，占领了土窑，巩固了右侧阵地。

吴焕先见3连得手，从身边的交通队员身上抽出大刀，高喊一声：“共产党员，跟我上！”就冲向了敌群。吴焕先身边的交通队，都是百里挑一的战士，见政委挥刀冲锋，全都一跃而起，一手持枪，一手挥刀，紧随吴焕先与敌人杀作一团。第224、第225团的官兵个个看得热血沸腾，都冲入敌群展开白刃格斗。敌人冲过来，红军反过去，往复冲杀，战况空前惨烈。

副军长徐海东接到前梯队遭伏的报告后，立即带223团跑步赶到。团长请示任务，徐海东虎目圆睁，叫道：“还有什么任务，随我上！”

经过一番恶战，红25军终于制止了国民党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

徐海东立即指挥223团向七里岗之敌发起冲锋，力图打开一道缺口，使全军通过公路。但敌人凭借有利地形和工事，以密集火力疯狂扫射，红军连续三次冲击均未能奏效。红25军转而固守七里岗、砚山铺以南的赵庄、焦庄、袁五岗、上苗屯等村庄。天黑之后，红军趁天黑夜暗、风雨不止，撤离战场，转移到杨楼一带。但敌情依旧严重，红军尚未完全脱离危险。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等人决定，部队连夜转移，突出重围。连续几天的急行军，加上激战几个小时，官兵们已经精疲力竭。但全军官兵依旧斗志昂扬，在地下党同志的引领下，连夜从敌人封锁线的间隙中穿过，绕道叶县保安寨以东的沈庄，穿过许南公路，于27日拂晓抵达伏牛山东麓。国民党军第40军部队尾追而来，红军在拐河镇东北的潜河两岸以及古木庄、交界岭等地击退敌人的追堵，终于打开通道，进入伏牛山区。

独树镇战斗，红25军在仓促应战、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依靠全军官兵一往无前的勇敢精神和指挥员坚决果断的指挥，摆脱危境，取得了战略转移关键性作战的胜利。它表明，红25军是一支具有坚定战斗意志和顽强战斗精神的队伍，在任何险恶的条件下，都是打不垮、摧不散的，是能够战胜任何强大的敌人的。

庾家河战斗

红25军经过千里转战，冲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于1934年12月初进入陕西省东南的商洛山中。10日上午，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召开会议，研究在鄂豫陕边地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问题。

会议正在进行中，国民党军第60师突然由朱阳关方向奔袭而来。红25军在庾家河东山坳口设置的排哨发现敌军过迟，直到敌军已从七里荫岭迂回上来方鸣枪示警。省委成员听到枪声后，立即中断会议，红25军领导跑步上了阵地，指挥全军全力反击敌人的突袭。

战斗开始后，国民党军第360团夺占了东山坳口，并居高临下向红军猛攻。东山坳口，是庾家河街后山上通往七里荫、朱阳关的必经之路。失去坳口，庚家河就全部在敌军的火力控制之下，红25军可能会有被击溃甚至覆灭的危险。副军长徐海东亲自指挥红223团对坳口发起反击，用刺刀、手榴弹硬是将敌军赶下坳口，夺回了制高点。红224、红225团也迅速出击，抢占了坳口南北两侧高地，配合红223团打退了敌人。

红25军暂时稳住了阵脚，但危险并没有解除。国民党军主力两个团相继赶到，第60师师长陈沛重新组织力量，集中三个团再次对红军发起疯狂进攻。

红25军官兵都清楚，此战胜负，不仅关系到红25军能否彻底摆脱追兵，在陕南站稳脚跟，而且关系到全军的生死存亡，因而个个勇猛异常。上至军长下到士兵，全部投入战斗。庾家河村内外枪炮声、喊杀声交织，战场上一片火海，双方展开殊死的争夺战。

激战中，红25军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先后负重伤。程子华的两只手被子弹打穿，左腕动脉血管破裂；徐海东的面部被击中，子弹从左眼底下穿过，又从颈后飞出。军政委吴焕先沉着冷静，指挥部队坚决反击。红224团团长叶光宏在同敌人拼杀时，一条腿被打断，坐在地上坚持指挥作战。军部司号长程玉执下颚负伤，无法吹号，就在一个小土地庙中，守着一堆手榴弹，一口气投出几十颗，炸得敌人鬼哭狼嚎，直至壮烈牺牲。机枪射手是敌人火力的主要目标，一名射手倒下了，第二名射手马上补上，第二名射手倒下去，第三名射手又补上，机枪始终不哑，死死压住了敌人。

激烈的战斗持续到了黄昏。双方反复冲杀二十多个回合，国民党军第60师在顽强的红25军面前终于屈服了，在夜色掩护下，退往卢氏。

此战，红25军毙伤敌八百余人，自身伤亡二百余人。战斗的胜利，极大地打击了追敌的气焰，迫使其暂时停止对红25军的追击。红25军得以在陕南站稳脚跟，全面展开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工作。

“七仙女”求出征

在红25军的长征队伍中，有七名女护士被战士们亲切地称为“七仙女”。她们是：周东屏、戴觉敏、余国清、曾纪兰、张桂香、田喜兰、曹宗楷。她们也是这支队伍里仅有的七名女红军。

1934年11月红25军开始长征后，越过平汉路，进入桐柏山区。鉴于敌人四面围追的严峻形势，部队决定实行第二次转移，北上伏牛山区。

然而，瞬息万变的敌情使得红25军处境非常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部队领导决定发给七名女护士每人八块银圆作生活费，让她们在根据地自找生存之路。

“七仙女”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了。她们不愿离开部队，因为每个人已把自己完全融进这支为穷人翻身而奋斗的红军之中了。无奈之下，她们坐在路边伤心地哭了起来——

“不行，我们死也不离开红军！”

“我们就是要随队行军！”

“叫我们回去，回到哪里去？我是逃出来参加革命的，难道还让我重新回去当童养媳不成？”

当她们得知是军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的决定时，都气冲冲地找到他七嘴八舌地请求他收回命令，让她们随队一起出征。但是，为了她们的安全，戴季英不为所动，就是不答应。

正在这时，军政治委员吴焕先和副军长徐海东走过来，询问“七仙女”围攻戴季英的情况。

七名女红军一看军首长来了，纷纷要求随队行动，边哭边说：

“我们死也要死在红军队伍里！”

“活着是红军的人，死了也要做红军的鬼！”

吴焕先和徐海东望着眼前七名十几岁的女孩子，不禁心中一阵酸楚。在被她们的精神所感动的同时，也担心她们真的留下来以后将如何生存。于是，徐海东同吴焕先交换意见后，决定同意让她们随队继续行进。

“七仙女”破涕为笑，高兴地欢呼起来。周东屏还向徐海东敬了一个漂亮的军礼。此时的她哪里会想到，眼前的这位引路人以后将成为她的丈夫。

“七仙女”穿着草鞋，背着医药箱，跟着红军继续出征。一路上，她们跋山涉水、不畏艰辛，在树林间、窑洞里救护伤员，在宿营地、大路旁宣传演出，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为红25军的长征留下了一道靓丽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