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词传播述论 - 第一章明词传播的环境

第一章明词传播的环境

文学创作离不开环境，文学传播更离不开环境。人们是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进行文学活动的，文学活动因环境的不同而自有差异。因此，我们需要讨论明词的传播环境，借以了解明词传播的基本背景。考察明代文学是在何种社会环境中传播，这是明词传播与其他文体传播的共同环境。明代词坛是文坛的组成部分，明代的文坛状况是明词存在的基本环境。明词的创作和传播必然受当时文坛思潮的影响，这是明词在当时文坛传播的背景。因此，我们还需考察明词传播过程中文坛的整体情况如何，文坛主要思潮是什么？本章主要探讨明词传播的社会环境和文坛背景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节明代文学传播的社会环境

传播学者邵培仁先生指出影响传播的主要社会环境因素有四：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讯息因素。“如果上述因素呈现出良好的适宜和稳定状态，那么就会对大众传播活动起着促进、推动的作用；相反，就会产生消极的作用”，明代文学的传播自然也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从朱元璋建立政权开始，尤其是明代中后期，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都出现了不少划时代的变化。在中华大地广袤的土地上不断萌生出新现象、新思潮、新文化，而这一切无不影响着有明一代文学的传播与创作。

一政权稳定交通畅达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蒙古人失其鼎，正月初四日朱元璋在应天即位，建号洪武，拉开了明王朝的序幕。明王朝的鱼鳞图册、废除宰相、大规模移民等等耳熟能详的典章故事让我们听到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最初的声音。尽管这个王朝外有倭寇侵袭，内有宦官专政，加上“问题皇帝”轮番登基，但由于有一套相对完善的文官制度，国家机器依然能有条不紊地运转。明代近三百年，从朱棣兴兵到倭寇滋扰，从土木堡之变到大礼之议，从宁王叛乱到东林党祸，虽惊险不断，却少有政权不稳的情况。关于明代中央集权的巩固与统一，说者已众，无需赘言。政权的稳定为文学传播提供了一个相对适宜的大环境。

国家统一，政权稳定，交通也随之畅达。不论是宦游，还是经商，或者是像徐霞客那样履迹遍及四方，交通永远是出行的基础，而良好的交通状况也是资讯传播的有利条件。明代两京至十三布政司有道路17条，两京至所属府道路11条，十三布政司至所属州府道路53条，江北水路干线44条，江南水路干线76条。明代交通路程指南书籍及日用类书的《商旅门》中几乎都有全国州府图，交通线路说明等内容，有的还会详细告知途经地的特产、风景及注意事项，类似今天的旅行“小贴士”。其时出行者总不在少数，否则何以有数量如此众多，介绍如此详尽的旅行指南出现？而便捷的交通也为信息的传播提供了相当有利的条件，例如建阳崇化里书坊街，“每月俱以一、六日集”，建忠里洄潭“每月俱以四、九日集”，“书坊书籍比屋为之，天下诸商皆集”，其时该县每月有四日汇聚天下书商，进行图书贸易。试想，若非良好的交通条件，“天下诸商”如何能“皆集”于万山之中的建阳？而水网纵横的江南也有人为贩书而以舟载书，送书上门，时号“书船”。便捷的交通让更多的百姓可以走出家门，明人外出经商、仕宦的途中消遣时间的通俗读物随之兴盛，娱乐书刊也是其中一种。娱乐书刊中的词作、词话也通过这种方式得到流传。良好的交通条件也间接促进着福建、江浙等地书籍流通的兴盛，自然也使词籍的流通更加顺畅。

政权的稳定和交通的便捷也使国人与域外的频繁交流成为可能。明初郑和七下南洋，陈诚等人四使中亚，朝鲜、越南、日本、琉球等地的官民也通过各种渠道与中原往来不断。“在朝鲜，自十四世纪到二十世纪，存在大量的《朝天录》或《燕行录》，其数量应该在五百种上下。在越南，则有《北行纪略》、《北使通录》、《往津日记》、《北槎日记》、《北行丛记》等。”其中亲眼目睹过大明都市的撰写者必然不少。国人也有出使朝鲜、越南并留下亲历记录的，如倪谦的《朝鲜纪事》、湛若水的《交南赋》。洪武二年（1369）至崇祯七年（1634），有明一代共向朝鲜半岛的王氏高丽和李氏朝鲜遣使159次，其中朝鲜时代就达141次。中国使臣在出使活动中，也注重文化交流，与朝鲜国王、大臣多有唱和，李氏朝鲜于景泰元年（1450）至崇祯六年（1633）间将这些作品编印成24部《皇华集》传世。《皇华集》载有34首词，这些作品通过所在国的记载得以流传。双方首次以词唱和，是在宪宗成化十二年（1476）户部郎中祁顺出使朝鲜时，与朝鲜远接使、议政府左参赞、《东人诗话》的作者徐居正唱和。嘉靖十六年（1537）翰林院修撰龚用卿、嘉靖十八年工科给事中薛廷宠分别出使朝鲜，均在《皇华集》中留有词作。这些唱和也传回中国，国家政权的稳定是这些国事活动雅重文艺的前提，而中朝文人在国事活动中的唱和具备人际传播的特质。

不过，中朝的交往并不仅仅局限在官方，朝鲜词人的作品通过各种渠道流传至中国，也引起国人极大的兴趣，《古今词统》、《名媛诗归》、《花镜隽声》等总集中都收有朝鲜人的作品。明人编纂的《古今词统》就载有成氏、俞汝舟妻等朝鲜人的词作。《名媛诗归》、《花镜隽声》也收有许景樊等朝鲜人的作品，许氏即许筠的姐姐兰雪轩，是朝鲜文学史上颇负盛名的女作家。

在国内，交通的便捷同样促进了人口的流动，使得商业发达，城市发展，市民阶层随之愈发壮大。信息传播的便捷促进了民众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人口的流动也造成了语文统一的需要，促进了民族共同语的形成与推广。

二文教普及语文统一

文学作品的传播有赖于人，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为文学作品的传播准备了受众条件。口传文学虽然对受众文化素养要求稍低，但作为影响文学史主潮的书面文学则必然要求受众能识文断句。民众能识字便是教育使然，当时文教之普及亦足可“度越汉唐”。

洪武二年（1369）十月，朱元璋诏谕臣下说：

朕恒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今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礼延师儒，教授生徒，以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以革污染之习。此最急务，当速行之。

其中对人才的渴求，对教育的重视昭昭可见。身处当时的杨荣称颂道：“圣朝统一寰宇，自国都达于郡邑，皆建学立师，教育俊秀。仁义礼乐之化，旁洽海隅徼塞。人才之众，风俗之美，度越汉唐，而比隆虞周。猗欤盛哉！”以当时实际观之，似非过誉。明代学校以北京、南京之国子监为首，地方州、府、县、卫、土司多设儒学，又有医学、阴阳学等专科教育，其时官方教育体系是完备的。前代相对落后的“海隅徼塞”也人文日新，例如琼州人邱濬《沁园春》词序有云：“服岭以南，由进士入官翰林者自予始。厥后二十五年，洗马叔厚以会元进。又十年，邦祥以探花进。甫三年，编修可大又以榜眼进。继此而又有编修伯诚者，源源而来。”连原先教育落后的岭南地区都“源源而来”地涌现翰林，教育的地区差异较前代有所缩小。

独立于官方学校之外的书院也是明代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明人亦以学校、书院并举。如天顺五年（1461）李贤《进〈明一统志〉表》就说：“书学校、书院以重育贤。”全国各地书院林立，仅安徽一省就有一百余所书院，而日渐兴盛的讲会活动也使书院成为民间新思潮的策源地。万历三年（1575）勅谕：

若能体认经书，便是讲明学问，何必又别标门户，聚堂空谈？今后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昔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迹，以需他日之用。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因而起奔竞之门，开请托之路。

冠冕堂皇的言辞下所掩盖着的，大约正是对异乎官方意识形态之新思潮的担忧。但书院的兴起，确实为明人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使当时教育更加普及。

据陈宝良先生推断，明代男性能读、写的比率在30％—45％之间，而女性识字率则为2％—10％。这一推断应当是有道理的，弘治元年（1488）朝鲜人崔溥漂海南来，曾自浙江到北京，经辽东回到朝鲜，途经中国南北诸多地方。他对当时中国人文化水平的感性认识是：“江南人以读书为业，虽里闬童稚及津夫、水夫皆识文字。臣至其地写以问之，则凡山川古迹、土地沿革，皆晓解详告之。江北则不学者多。”这说明，明代相当数量的普通百姓能够读写文字，这些识文断字者正是文学作品潜在的阅读者。

虽然，由于理学本身的问题，科举教育也给文学传播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总体上说，明代教育的普及对文学传播是利大于弊的。教育的普及促使识字率的提高，识字率的提高扩大词作者和阅读者的基础，这为明代文学的传播准备了充分的传播者和接受者。

明初，朝鲜人权近咏出“皇明四海车书同”（《代人赠段行人使还》），“山河万国同文日”（《代人送国子周典簿卓》）之类的诗句。在域外士人看来，明代是车同轨、书同文的统一国家，语言文字的统一，正是其中的一部分。统一的语言文字也正是信息传播的有利条件，而这也是朱元璋治国理念下的规划之一。汉字的统一早在秦朝即已完成，朱元璋登基后则注意统一语音，十六卷本的《洪武正韵》就是洪武八年（1375）乐韶凤、宋濂等人奉诏编成的。明太祖“以旧韵起于江左，多失正音，乃命翰林侍讲学士乐韶凤与诸廷臣以中原雅音校正之”。“以中原雅音校正之”云云，实际上就是为国民的口头交流制定统一的语音规范。这也足见朱元璋本人对统一语音的重视。

明人语音的统一并不仅仅停留于理论上，在现实生活中，明朝口语也是统一的。利玛窦说：“还有一种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被称为官话（Quon -hoa），是民用和法庭用的官方语言。”“这种官方的国语用得很普遍，就连妇孺也都听得懂。”不过明人对官话的态度却因人而异，王雅宜“不喜作乡语，每发口，必官话，所谈皆前辈旧事，历历如贯珠，议论英发，音吐如钟”。而谢榛则认为“官话使力，家常话省力；官话勉然，家常话自然”。尽管对语言的统一，明人自身也有其不同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但不可否认的是李渔所谓“禁为乡土之言，使归《中原音韵》之正者是已”乃出于传播交流的需要。

对语音统一的追求也影响到了明词。据说词韵最初起自宋代，有研究者认为《词林韵释》（又称《菉斐轩词林要韵》）即据南宋大晟乐府韵所编。然看法殊不相同，有人则以为其书是明人伪托。明人所编词韵则有胡文焕《会文堂词韵》，只是当时影响并不很大。沈谦有《词韵略》，四库馆臣以为“词韵旧无成书，明沈谦始创其轮廓”。邹祇谟称其“考据该洽”，“可为填词家之指南”。虽然从创作实践上说，明人填词未必非按词韵选字不可，词韵书籍也要到清代才蔚为大观，但明人已然注意到词韵的使用。这对促进词作传播同样是具有影响的，以方言押韵的词作，在不同方言区的传播可能出现相应的阻滞。

三城市发达经济繁荣

城市是一个区域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它区别于散居的农村聚居形态，密集而流动的人口，繁荣的商业都是城市的典型特征之一。城市也是信息传播的集散地。相对于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城市与商品经济是有着天然联系的。刘石吉先生指出：“明清以来，江南许多市镇（甚至村集）均经历了‘都市化’的过程；而这种趋势又明显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交互影响的关系。”本就十分发达的苏州，到明代中晚期都市化程度更加发达，并带动了周边市镇的兴盛。唐寅《阊门即事》诗描述苏州的繁盛称：“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又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买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翠袖三千”、“黄金百万”足见一时物质之富足，娱乐业之发达。颈联“五更市买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则是城市商业兴盛和外来人口众多的诗化表达。而王心一也从当地人的视角述说苏州商业的发达，道：“错绣连云，肩摩毂击，枫江之舳舻衔尾，南濠之货物如山。”

在中心城市影响下的市镇也是一样“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醒世恒言》提到盛泽镇：

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江南养蚕所在甚多，惟此镇处最盛。

而彼时的江南以手工业兴起的专业市镇实在也不少。不唯富庶的江南，就是边塞也有不少商品经济极为发达的城市。“九边如大同，其繁华富庶不下江南”；又如肃州，“各类工匠搭有他们的店棚。他们的市场中有很多广场”；“甘州比肃州大得多，人口更稠密”。商业与城市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对于文学来说，城市也是文学传播的最重要场域。方志远先生的《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中华书局，2004年版）、戴健先生的《明代后期吴越城市娱乐文化与市民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等均对此有所论述。词本就与商品经济发展密不可分，歌台舞榭、秦楼楚馆的城市元素正是唐宋词兴起最初的背景，王晓骊教授的《唐宋词与商业文化关系研究》曾谈到了这个问题，可以参考。而明词传播也和城市密不可分，更与商品经济的发达密不可分。试想：明代歌妓词人的生活背景就是城市；明代书坊也以金陵、杭州等地最密集；明代商品经济发达的环太湖地区也正是当时词学的中心。这一桩桩一件件，哪一桩哪一件是能脱离经济状况影响的？

四市民阶层兴起通俗文化昌盛

城市的发展必然要聚集大量的人员与财富，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消费随之兴盛，服务业、娱乐业趋于发达。明代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到底有多大？古代人口史的研究给出了相关的回答，或许这些回答并非最终答案，但也可了解明代城市人口的基本状况。“明初在洪武时期，以史籍所记人口再加上同数的妇女，人口亦应在1亿以上。”“明万历时（即公元1600年前后）人口当在2亿以上。”有关明代城市人口的数量，曹树基先生认为明初民籍人口的约十分之一居住在城市，且“明代后期的中国城市化水平不可能超过明初”。则终明之世，城市人口约占人口总数的10％。综合王、曹之论推测，明代之城市人口总数在千万以上，而这些人口还不包括因为种种原因来到城市的流动人口。例如遍布全国的商人，晋商、徽商、江右商帮自不必说，就是富庶的江南也吹起外出经商之风。吴县“人生十七八，即挟资出商楚、卫、齐、鲁，靡远不到，有数年不归者”。这些流动人口对城市发达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市民阶层人数众多，人员复杂，包括商人、作坊主、手工业工人、自由手工业者、艺人、妓女、隶役、各类城市贫民和一般的文人士子等。”这个阶层的兴起不仅仅是因为该阶层的人口基数已经达到千万以上，更因为他们对社会风气的影响，他们已经成为一股新的社会力量。在明代中后期的江南，市民阶层的聚合力直接表现在了他们为维护本阶层权利而起的抗争。例如万历间因苏州税监孙隆大等议增织机税银引发的机户皆闭门罢织；松江董其昌父子侵暴乡民引发的“民抄董宦”等事件。而对社会风气的影响，最直观地表现在通俗文化上。

市民阶层的兴起，使得适应他们欣赏水平的文艺样式不断兴盛繁荣起来。当时之时调、俗曲亦如“有水井处皆歌”的柳词之于宋时。陈弘绪《寒夜录》引卓珂月语称《吴歌》、《挂枝儿》之类的俗调，为明代一绝。其时“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其时兴起的戏曲和通俗小说也离不开市民阶层的喜闻乐见。清人所谓“花部”、“乱弹”的弋阳腔、海盐腔等在此时就甚有市场，王骥德曾叹道：“数十年来，又有‘弋阳’、‘义乌’、‘青阳’、‘徽州’、‘乐平’诸腔之出。今则‘石台’、‘太平’梨园，几遍天下。”而专业的表演团队以之谋生的人数也在在不少，如明季张瀚所说：“至今游惰之人，乐为优徘，二三十年间，富贵家出金帛，制服饰器具，列笙歌鼓吹，招至十余人为队，搬演传奇；好事者竞为淫丽之词，转相唱和；一郡城之内，衣食于此者，不知几千人矣。”一时风气可知之矣。表演艺术是这样兴盛，通俗小说也毫不逊色。当时不少文士就加入到了通俗文艺作品的创作、搜集中，冯梦龙、凌蒙初、邓志谟等人都是显例。一些书坊还推出了适合市民阶层休闲娱乐的书刊，比如《国色天香》、《万锦情林》、《燕居笔记》、《绣谷春容》等等。词在这种背景下传播，必然要受到当时风气的影响。因此，“曲化”、“俗化”等“托体不尊”的问题就显得较为突出，但明词的这些特征也正是明词区别于前代词什之处。而通俗小说、戏曲的兴盛也为寄生于这两种文体中的词作提供了良好的传播途径。

五思想自由人欲觉醒

市民阶级的兴起，使得这股力量对社会思潮起到了一定的影响，社会知识水平的普遍提高让人们对社会、人生有更多的判断能力，思想上更加自由开放；经济发达带来物质生活上的消费观念变迁，而消费水平的提高客观上促进了人们物质欲念的觉醒。

明代初年，国家以理学为统一思想的利器，不遗余力地推动程朱理学的发展，奉之为圭臬。朱子曾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但是随着明代中后期市民阶层的兴起，反映该阶层主张的新思潮正如暗涌的地下长河，在程朱理学笼罩的地底激荡，新学派正不断酝酿。王阳明龙场悟道，发挥陆九渊“心即理也”的主张，反对“天理人欲”之说，肯定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以王门后学、“灶户”出身的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更升张“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大纛；至于“异端之尤”李贽，更明白宣称“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李贽认为“穿衣吃饭”的“人欲”就是“人伦物理”，没有“衣”与“饭”，人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更罔论“人伦物理”了。可以说，明代中后期的新思潮是以要求思想解放、个性自由为宗尚的。思想的自由使得人们不必再汲汲于克制，因为在宋儒们那里，连诗歌都是被排斥的，以为会影响对“理”的寻绎。而到明代中后期，情欲的觉醒，使得“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反映这些思想的小说、戏曲和诗文可以四下传布。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存天理”与“去人欲”显然不能一统天下了，“人欲”作为一个话题复活了。人们敢于享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以致“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虽逾制犯禁，不知忌也”。于是身处当时的文人看到了人们在生活需求上的变化，不时将他们生活的时代与前代生活对比，发出疑惑的声音。“国初时民居尚俭朴，三间五架，制甚狭小。”“成化以后，富者之居僭侔公室。”何良俊感慨“今寻常燕会，动辄必用十肴，且水陆毕陈；或觅远方珍品，求以相胜”。这些豪奢的生活也为市民阶层提供了更多的生活来源，陆楫就说：“只以苏、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舫、肩舆，珍羞良酝，歌舞而行，可谓奢矣。而不知舆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爨者不知其几。”这一方面是因为物质产品的丰富，商业物流的发达，使得寻常人家也具备了一定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也是人欲觉醒的反映。而这在文学传播上，道理相近。人们对文学的需求一方面是因为物质生活已经有所保障，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精神生活的需要。物质条件的改善也使得文学有了更加广阔的市场，人们对文学的消费又促进着文学的生产和传播。这也是为什么到了明代中后期，值得文学史大书特书的作家、作品不断出现的原因之一。

第二节明代文学主潮对词学的影响

不论后人观感如何，以《诗经》、《尚书》为源头的正统诗文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坛的主角，明代文坛也不例外。有明近三百年的文坛宛如一座繁花似锦的植物园，二十四番花信风催出绚烂的大千世界，各体文学创作、各种文学主张、各家文学流派争奇斗艳。当时的传统诗文领域有延绵百年的台阁体、前后相继的七子派、睥睨群雄的公安派……但却没有哪个流派能够一统文坛，不同的声音和主张不断形成。这些不同的声音有时交织在一起，嘈嘈杂杂地让明代文坛热闹非凡。声音的穿透力让人们无法抗拒，时人多多少少要受到这些声音的影响，因而明代词学研究与创作都与当时文坛的各种声音不无关系，文坛思潮影响了词学理论与创作，同时也影响着词的传播。

明代诗文理论的声音尽管纷繁，但总体来说有两大主旋律：复古与性灵。复古思潮是明代中前期的最强音，从刘基、宋濂的明道宗经到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虽然其间主张各有不同，但追本溯源，学古以为新变是这一思潮最根本的部分。主导晚明的性灵诗学则从李贽“童心说”、徐渭“本色说”到公安派、竟陵派一脉相承，标榜灵趣，天真任情。另外，在声势日盛的市民文学领域，小说创作的兴盛、戏曲理论的激辩、民间歌谣的登堂入室……精英文人直接参与创作、探讨理论，形成了雅俗互动的态势。我们后文有专章讨论小说、戏曲与明词传播的关系，此处且按下不表，专谈传统诗文理论主潮对明词的影响。

一明道宗经思想及台阁词的润色鸿业

明代中前期的文坛，在文学思想上侧重明道宗经，在文学实践上则以台阁体较为突出。词学与词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当时文坛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实践的影响。明代中前期的词论也重视明道宗经，强调美刺；当时文学的实践中，也存在台阁体词作，重视粉饰太平、润色鸿业。

起于田陌之间的朱元璋力倡实用之学。他在洪武二年（1369）对翰林学士詹同说：

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如典谟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至如诸葛孔明《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自然忠义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立辞虽艰深而意实浅近，即使过于相如、杨雄，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

明确主张文学有裨实用，无事浮藻，且其中已隐然有复古思想，欲以明白晓畅为标准，要求当时的翰林之文。所谓“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一时风尚所趋，竟致“国初人才，多质直朴醇，足以适用”。在这种背景下，号称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就在文章中提到“当以圣人之文为宗”，“仁义道德之辞遂为诗家大禁，而风花烟鸟之章留连于海内”则“不亦悲夫”！我们认为，宋濂的言论正是明初文学理论侧重实用，秉承“文以载道”传统的反映，隐含着崇实务本、宗经法古的文学主张。

在这样的背景下，明代中前期词论也重宗经载道，强调词对《国风》美刺传统的继承。时人黄溥谈到《桂枝香·怀古》时以为“荆公此词睹景兴怀，感今增喟，独写出人情世故之真。而造语命意，飘然脱尘出俗，有得诗人讽谕之意”，即以诗人之旨解读词作，以汉儒“主文而谲谏”的诗文评价标准来研读词什，这本身采取的就是“宗经”的视角。程敏政谈到瞿佑词时以为其“长短句、南北词直与宋之苏、辛诸名公齐驱”的原因，正在瞿词“非独词调高古，而其间寓意讽刺。所以劝善而惩恶者，又往往得古诗人之遗意焉”。宗经之意亦极为明显。明道宗经在明初词作中虽然并不突出，但是这个思想却一直如地下潜流，直到明代后期依然延续。万历曾命词臣以“仁、义、礼、智、孝、弟、忠、信”等二十八字为主题填词，并为编选成册。王祖嫡以自己所作的二十八字词“时寓规讽”而自得。

王祖嫡的这次奉诏撰词正是明代中前期台阁应制文学的延续。台阁文学是历代宫廷文学在明代的集中表现。宫廷文学的作者多为文学近臣，不论是齐梁宫体、初唐上官体还是宋初西昆体的出现都与文学近臣的宫廷文学活动密不可分，而宫廷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弘扬教化为号召的。这类文学作品创作的直接动因是为朝廷歌颂功德，以昭明文物，其作品风格则多典雅雍容、纡徐醇正。但明代宫廷文学区别于前代的是：明代中前期内阁辅臣主导着当时的文学发展方向。从永乐初建内阁制度，到宣德以后，内阁官员正是执掌权柄的股肱大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历仕四朝，执文坛牛耳四十多年；“李东阳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声馆阁”，领袖文坛近二十年，遂有茶陵一派。尽管词在当时仍然不甚为人重视，但洪武初年庙堂鼓吹便选用了词体，推尊词体的萌芽已然显现。与五代时“曲子相公”和凝入相后便销毁词作，以及北宋名公如欧阳修、晏殊辈讳言作词不同，这个时期的台阁文人们对小词虽然不甚留意，但也不以填词为愧。嘉靖时的首辅大学士夏言不但作词，甚至还常以词酬赠。

虽然台阁词在台阁体诗文如日中天时，并不特别兴盛，但词什润色鸿业、吟咏太平的性质与当时的台阁诗文一致。以“三杨”为例，杨士奇、杨荣、杨溥并不特别重视词，三人今传词作35阕。杨溥没有词作传世，杨荣传世词作10首，杨士奇有25阕，杨荣和杨士奇在明代词人中都不算高产的作者。但是杨士奇、杨荣的词作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润色鸿业，歌功颂德。

杨荣传世词作共有五阕《西江月·端午赐观击球射柳》及五阕元宵词，皆应景韵语。五阕《西江月》是一组词，而五阕元宵词则可能是不同时间创作的。我们引《西江月》的其二、其五，以观杨荣作为台阁领袖的词作大概。《西江月·端午赐观击球射柳》其二云：

御座正临仙苑，禁林大敞琼筵。臂间长命彩丝缠。何必灵符丹篆。处处龙舟竞渡，家家箫鼓喧阗。万方无事乐丰年。仰荷圣明恩眷。

其五云：

令节新颁宝扇，嘉言挥洒云笺。香罗细葛叠相鲜。剑佩趋陪金殿。臣庶欣逢舜世，华夷共祝尧年。皇图巩固福绵绵。磐石尊安永奠。

两阕词通篇虽然有“臂间长命彩丝缠”、“处处龙舟竞渡”、“香罗细葛叠相鲜”等语句点明端午节主题，但全词主要以颂圣为内容，这只要看“万方无事丰乐年。仰荷圣明恩眷”及“臣庶欣逢舜世，华夷共祝尧年”两句就不需要再进一步说明。这是台阁词一般的创作特点，作者一旦涉及可发挥的题材，总要为词作加上一条“皇恩浩荡”、“永享太平”的尾巴。

杨士奇的一组十阕《清平乐·赐从游万岁山词有序》也是典型的应制颂圣之词。不过，我们不看他在这十阕词中的“圣主恩深如海”、“吾皇万岁千秋”之类的口号，而看其咏雪词的表现。杨士奇有《玉楼春·大雪志喜时甲寅十二月二十日也》，其词云：

天公预作丰年瑞。柳絮梨花纷舞坠。九重城阙晃清辉，一统山河含淑气。郊原遍是琼瑶地。梅蕊稍头春早至。未论寅卯太平年，且赏嘉祥宣德岁。

一般文人咏雪，总以对雪景的描摹为主，杨士奇该词虽也涉及雪景的描写，却几乎可以退居次要地位。开阕便以瑞雪兆丰年为全词定调，结拍又颂扬“太平年”与嘉祥岁。其词粉饰太平、润色鸿业的主题于此尤能得到显现。

台阁体诗文在弘治年间的李东阳时代继续引领当时文坛风骚，但这一时期台阁词人的作品已经不仅仅是润色鸿业，他们也创作一些其他题材的词什。不过，歌功颂德依然是台阁词的重要内容。李东阳的词作就以咏物写景居多，也有一些唱和酬赠之作。但这些作品中也有每每以颂圣作为结尾。例如其《风入松·寿邃庵先生》就以“但愿尧年舜日，长歌圣主贤臣”结束全篇。这个结尾让寿人主题淹没在颂圣意涵之中。

正德期间已经是台阁体诗文日薄西山的时代，当时阁臣如费宏等人仍然有《水调歌头·内阁咏莲房》这样的词作，并且集中也留有与后进唱和的作品。嘉靖时期前七子大力倡导复古，天下文风凛然一变，但台阁词却依然在延续，只是更多地以酬赠唱和的形式出现，而不像三杨时代以应制为主了。其间最典型的就是以夏言为首的台阁词人群体间的唱和，详见本文第八章的论述。嘉靖朝的夏言时代，台阁词人虽然也有应制颂圣之词，却已不是其词作主流；他们交游和韵，以词为交际工具的现象倒是越来越明显。不过，即便是在交游酬赠之间，作者们往往也不忘粉饰太平，这正是台阁词人群体的一贯特征。夏言之后，台阁官员尽管仍然有以词应制的作品，但多已不成气候了。此前，复古主义思潮已成为文坛主潮，并接过了影响明词的司令棒。

二文学复古思潮下明代词人的尊体努力

对前代经典的尊崇，往往造就文坛上的复古思潮。弘治、正德年间，明代第一个声势浩大的文学流派——七子派尊崇汉魏诗文而掀起的复古巨浪是文学史家不能等闲视之的。《明史·文苑传序》说：“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诗文，于斯一变。”所谓“明之诗文，于斯一变”云云，虽稍显夸张，但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七子派复古思想影响颇大却是事实。尽管七子派中成员主张并不完全相同，如著名的“李、何之争”就是前七子派领军人物李梦阳、何景明之间的理论争鸣，但并不影响“复古思潮”在当时的极度流行。复古论，在中国文学史上从来不曾间断，哪怕有时虚与委蛇。李梦阳、何景明之前，章懋、王鏊、林俊、桑悦、邵宝、祝允明诸人都曾有类似主张。前后七子及其同时代的其他论者对词论的影响主要有二：一是尊体时的上溯至南北朝，甚至先民时代的《击壤》、《南风》；一是辨诗词之体性，区别文体异同，强调词的文体特性。然而，这两个问题在当时词论及实际操作中却不无轩轾。

李梦阳一派最直接的主张就是复古，认为“学不的古，苦心无益”。不过，前七子并不完全像《明史·文苑传》说的那样，坚持“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李梦阳在《弘德集自序》中就曾回顾自己由“废唐近体诸篇”而上溯古诗源头，直追至《诗经》的经历。李梦阳的主张在当时十分有市场，以至于王维桢爱屋及乌地盛赞其诗歌“七言律自杜甫以后，善用顿挫倒插之法，惟梦阳一人”。嘉靖中期崛起于文坛的后七子则更进一步主张黜初唐、晚唐乃至六朝之绮丽轻靡，而专尚盛唐之音，宣扬“诗知大历以前，文知西京而上”，甚至要求为文“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生活在前后七子之间的杨慎，虽然也以复古为尚，但是他讥讽何景明说：“何仲默枕籍杜诗，不观余家，其于六朝、初唐未数数然也。与予及薛君采言及六朝、初唐，始恍然自失。乃作《明月》、《流萤》二篇拟之，然终不若其效杜诸作也。”可以说，弘治到嘉靖中期，文坛的主潮是复古，只是所“复”的对象到底是什么“古”，成为各家角力的焦点。兴起于这个思潮中的词论，在尊体上也沿着复古的路径走起了紧跟风潮的步伐。

尊体首先要溯源，溯源直追《诗三百》。在“诗主中唐以上”的文论风气下，大多数论者都将词的起源直接与古代诗歌挂上钩。以为“夫诗余者，古乐府之流也”，是汉魏乐府的嫡脉，而如从古乐府上溯，则可以直追《击壤》、《南风》。甚至有人主张“词始于汉，盛于魏晋隋唐，而又盛于宋”，而为这“始于汉”的词找渊源，便是“壤歌衢谣发而为《卿云》、《南风》，为《风》、《雅》、《颂》，为《离骚》，为古乐府，为慢词。呜呼！亦极矣”。虽然明人在为词溯源时，观点并不统一，但“词也者，固六义之余而乐府之流也”的论调是同一的，而个中缘由不能不说与当时的复古思潮相关。前七子论文主秦汉，后七子则“文知西京而上”；诗虽宗盛唐，但唐人诗歌并非无源之水，唐代著名诗人多学汉魏。何景明“枕籍杜诗”，而老杜“精熟《文选》理”，与老杜并雄之李白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如此，若溯词之源头，难免要直追上古三代。而魏晋六朝诗歌中，那些轻绮靡丽的作品又与《花间》、《草堂》有着风格上的相似性。因此，复古追源落实到魏晋六朝，就水到渠成了。后七子的领袖王世贞就说：

词者，乐府之变也。昔人谓李太白《菩萨蛮》、《忆秦娥》，杨用修又传其《清平乐》二首，以谓词祖。不知隋炀帝已有《望江南》词。盖六朝诸君臣颂酒赓色，务裁艳语，默启词端，实为滥觞之始。

不过，这个观点在陈霆、杨慎那里就已经形成。陈霆《渚山堂词话·序》、杨慎《词品·序》里都谈到这个问题，而其源则又可以上溯到南宋朱弁的《曲洧旧闻》。也有论者对古乐府的质朴意远和词的要缈宜修之间的差距作出思考，周瑛说：“词家者流出于古乐府，乐府语质而意远，词至宋纤丽极矣。今考之，词盖皆桑间濮上之音也吁，可以观世矣。”从词是“桑间濮上之音”的角度解释，倒也多少能与词之源出对上号。关于词的六朝起源说之正误且不去评论，至少在明代词论中复古的思潮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从词源于六朝，为乐府流亚的观点出发，词的传播在当时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词总集中选录六朝诗歌的现象也随之出现。杨慎编《百琲明珠》就收入《江南弄》、《三洲歌》、《夜饮朝眠曲》等六朝乐府民歌。《唐词纪》、《草堂诗余别集》等通代词总集都选有唐前作品。这些总集的传播，自然对明人词体观念薄弱造成进一步的负面影响。吊诡的是明人在混淆诗词体裁的同时，又在复古思潮的影响下开启了严辨诗词的大门。

李梦阳曾说：“夫追古者未有不先其体者也。”“辨体”在当时是复古论对文坛的又一个重要影响。正如左东岭先生指出的那样：

复古观念所导致的另一特点是，明代人写诗特别重视“诗体”，这不仅可以从胡应麟的《诗薮》、许学夷的《诗源辨体》等以“辨体”为核心的理论探索方面清晰地显示出来，还可以从明人别集的编撰体例大都是以文体为分类依据而凸现出来，更重要的是在创作中尤其强调各体诗的齐全以及体与体之间的区别。后人在评论明人诗歌创作成就时，也往往看重其在诗体上的优势，诸如高启的七古、李东阳的乐府、李梦阳的五古、李攀龙的七律等等。

诗歌体裁的辨别必然对辨别诗词之体产生影响。明人对诗词异同的辨析时贤已有专门论述，我们略赘数语。明人对词体与其他文体区别有明确认识，王世贞说：“之诗而词，非词也。之词而诗，非诗也。”言下之意即诗与词本身在体性上自有区别，按诗歌的创作方法作词，并非词之正宗。俞彦也强调诗词之间的区别，他批评明人的词作，认为“词家染指，不过小令中调，尚多以律诗手为之，不知孰为音，孰为调”。俞彦认为词不可以律诗的手法创作，显然也是认识到诗歌可以不考虑音调，而词必须注意音调。

明代词家对词体的辨析还体现在他们对词体风格的认识上，不论是提出“乐府以皦径扬厉为工，诗余以婉丽流畅为美”的何良俊；还是提出“婉约”、“豪放”概念的张綖，他们都认可词的婉约、委曲、流丽。而这些因素也正导致《花间集》和《草堂诗余》在明代的大行其是。这两部词总集正好符合明人对词体风格的认识。

辨体不光是区别诗歌的体性，它也对模拟前朝作品提出了要求。王廷相《刘梅国诗集序》指出：“诗贵辩体，效《风》、《雅》类《风》、《雅》，效《离骚》、《十九首》类《离骚》、《十九首》，效诸子类诸子，无爽也，始可与言诗。”这说明辨体的实际功用是在效法前人，而这也是“学而的古”的途径。明代词人仿效古体也所在多有，这些作品中，虽然也有效法豪放词风的，但效法主体风格倾向婉约的词人之作的占大多数。而追和婉约词人作品，效法婉约词风，也恰好是明人尊体在创作上的实践。例如正德间的陈铎《草堂余意》书名看上去像是总集，却是他自己追和唐宋40余位词人的作品。我们将《全明词》所收陈铎词明确说明其效法、和韵的词作列表如下：

表1-1 明人陈铎和唐宋词人韵作品一览

从这个表中，不难发现，陈铎的和韵对象主要集中在主体风格偏向婉约的唐宋词人上。究其原因，毋庸说是受“学而的古”，“词以婉约为正宗”指导。这种追效古人的作品在明词里不是少数，虽然未必都在词题或小序中反映出来，但明代中前期，词风的婉丽是见而可知的。除陈铎这样刻意仿效群贤作品的之外，还有的词作者专学一家，如张綖之学秦观，被誉为“淮海再来”。到晚明，学苏辛者渐多，易震吉之学辛弃疾，甚至于连孩子都取名为辛弃疾儿子的小名——“铁柱”（辛词有《清平乐·为儿铁柱作》）。

总之，不论是将词的起源上溯到与诗歌同时，还是辨别词体特性，又或是在创作中积极效法古人，都是在复古思潮下作出的尊体行动。

三中晚明词学“主情论”的文学思潮背景

要缈宜修的风格，抒发情致的传统是词体的文体特性，亦是深入明人脑海的观念。在中晚明词论中，“主情论”的兴起大概是最值得注意的现象了。这一论调重视词的抒情属性，主张词应吟咏性情，大体上与当时文坛诗文理论不无关系，而阳明心学正是其思想基础。左东岭先生曾说：“如果认真追索明代中后期文坛上流行的文学思想，比如唐宋派与徐渭的本色说，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的性灵说，汤显祖与冯梦龙的言情说，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王阳明的影响。从此一角度讲，说王阳明的思想是明代中后期诸多文学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并不过分的。”王阳明的思想在中晚明文坛的影响大体如此。

明代中期的弘治、正德间，王门心学强调本心的思想在文学理论上影响日盛。阳明学人关注主体性灵的思想便成了当时文坛讨论文学本质的一个重要依据。中晚明时期诸多论者在谈到文学时，经常拎出一个“情”字，这正是时人对文学本质的思考总结。李梦阳认为：“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也。”在他看来，“情”是格、调、气、句、音、思等六种诗歌要素的总领，是生发诗歌的最重要因素。“人不必同，同于心；言不必同，同于情”，“故其为言也，直宛区、忧乐殊，同境而异途，均感而各应之矣。至其情则无不同也。何也？出诸心者一也，故曰‘诗可以观’。”人之处境不同、身份各异，因此发为言辞本自有别，但由于出自本心，故而其情则相同。前后七子论情大体相通，以为“情无定位，触感而兴，既动于中，必形于声”。情是超越外在形式，体现诗文本质的内核。类似的主张在中晚明文学流派中并不罕见。唐宋派之茅坤以为“万物之情各有其至”。李贽“童心说”的一个基点也在“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发于情性的自然之声色，“绝假纯真”为“最初一念之本心”。汤显祖使“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法门也在乎一个“情”字。公安派之袁宏道《叙小修诗》也说“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可传也”。这样的例子若要一路举证下去，恐怕很难卒章。而词论中对“情”的重视也与中晚明文坛这股主情思潮密不可分。

孟称舜的《古今词统序》是研究明代词学主情论的学者经常提到的，我们不避重复，再引一遍：

乐府以皦径扬厉为工，诗余以宛丽流畅为美。故作词者率取柔音曼声，如张三影、柳三变之属。而苏子瞻、辛稼轩之清俊雄放，皆以为豪而不入于格。宋伶人所评《雨淋铃》、《酹江月》之优劣，遂为后世填词者定律矣。予窃以为不然。盖词与诗、曲，体格虽异，而本于作者之情。古来才人豪客，淑姝名媛，悲者喜者，怨者慕者，怀者想者，寄兴不一。（中略）两家各有其美，亦各有其病，然达其情而不以词掩，则皆填词之所宗，不可以优劣言也。

婉丽柔音，或清俊豪放并非词与乐府的本质区别，词与诗、曲，虽然体格不同，但都是作者由情而发，填词家所宗惟“达其情而不以词掩”。词能达情则可，推衍至诗、曲皆然，因此，文学体裁、风格均非文学的根本属性，只有“情”才是文学的根本。该观点可谓渊源有自，明初刘基词集名《写情集》，叶蕃序之，论其词，有“或愤其言之不听，或郁乎志之弗舒，感四时景物，托风月情怀，皆所以写其忧世拯民之心……靡不得其性情之正焉”之语。陈霆在《渚山堂词话序》中反驳那些以为词“纤言丽语，大雅是病”的观点，认为：

以东坡、六一之贤，累篇有作。晦庵朱子，世大儒也，江水浸云，晚朝飞画等调，曾不讳言。用是而观，大贤君子，类亦不浅矣。抑古有言，渥五色之灵芝，香生九窍；咽三危之薇露，美动七情。世有同嗜必至，必知诵此。

词的本质功能是抒情，欧阳修、苏轼、朱熹均不讳言，其理由正在词之“美动七情”。袭用韩偓《香奁集》自序中的“咀五色之灵芝，香生九窍；咽三危之瑞露，春动七情”一句，来为欧、苏、朱子吟咏词篇的行为作注脚，着眼点与李梦阳之“人不必同，同于心；言不必同，同于情”，何其相似。而词之抒情效果，在王世贞看来，居然到了“婉娈而近情也，足以移情而夺嗜”的地步。晚明云间宗匠陈子龙则“要将婉丽轻艳的词风和深沉佚宕的情思相结合，于是便提出了‘用意’与‘命篇’这二难”，遂开后世“寄托”说之先河。在“主情”词论影响下的词话、评点，亦多有以“情”论词的。

文学思潮是共时空下主导文坛的指挥棒，词学理论在这根指挥棒下也必然要随之起舞，进而影响到明词的创作和欣赏，明词创作和欣赏的倾向自然也会影响到明词的传播，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文学生态链”。因此，研究明词的传播不能不了解这个生态链最基本的状态。

邵培仁《传播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页。
参赵秀丽《“角色失范”：明代“问题皇帝”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部分收入吴琦主编《明清社会群体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44页。
杨德政《（万历）建阳县志》卷一，《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65页。
陈学文《论明清江南流动图书市场》专门讨论了湖州的书船贸易，文中并录《（光绪）乌程县志》卷二十九引《湖录》所载之“书船出乌程织里及郑港、淡（荻）港诸村落，吾湖明中叶如花林茅氏、晟舍凌氏闵氏、汇沮潘氏、雉城臧氏，皆广储签帙。旧家子弟好事者，往往以秘册镂刻流传。于是织里诸村民，以此网利，购书于船。南至钱塘，东抵松江，北达京口，走士大夫之门，出书目袖中，低昂其值，所至每以礼接之。客之未座，号为书客，间有奇僻之书，收藏家往往资其搜访”及《书林清话》卷七湖人驾舟贩书于汲古阁的情况，称“织里人就以贩书为业，他们驾着一叶书舟沟通了大江南北的图书市场”（《浙江学刊》1998年第6期）。该文所论，尤能见其时图书贸易之兴盛，信息传播之便捷。
徐雁平《“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张伯伟教授谈域外汉籍研究》，《博览群书》2005年第12期。
苗状《明代出使朝鲜使臣的域外记志诗》，《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8辑，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
清代顾璟芳等编的《兰皋明词汇选》录薛廷宠《谒金门》《蝶恋花》（绿杨枝上黄鹦小）以及苏世让《菩萨蛮》（若到晚钟春已过）、《忆王孙》（无端花絮随晓风）等阕。只是顾璟芳等误将朝鲜重臣苏世让当成了女子。详参拙作《明代诏使与朝鲜〈皇华集〉中词的创作、传播》（2015年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15年8月，河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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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下文关于明代词学的讨论对岳淑珍《明代词学研究》（河南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2014年易名为《明代词学批评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及袁震宇、刘明今《明代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等论著有所借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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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升庵全集》卷五十七《萤诗》，《万有文库》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688页。
王九思《碧山诗余自序》，赵尊岳《明词汇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858页。
林俊《词学筌蹄序》，周瑛《词学筌蹄》，《续修四库全书》影上海图书馆藏清初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5册第391页。
费寀《玉堂余兴引》，赵尊岳《明词汇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07页。余意《“词学吴中”与明代词学之重建》（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指该序为薛应旂代寀所作。《方山文录》卷之九《玉堂余兴引》下有“代钟石先生作”六字。（《丛书集成续编》本，第116册第728页）当是，今从之。
王世贞《艺苑卮言》，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5页。
岳淑珍《明代词学研究》，河南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第161—163页。
周瑛《词学筌蹄序》，《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图书馆藏影清初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5册第392页。
李梦阳《空同集》卷五十二《徐迪功集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2册第476页。
左东岭《明代诗歌的总体格局与审美风格的演变》，《中国诗歌研究》（第四辑），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1页。
李康化《明代词论主潮辨述》，《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张仲谋《明词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1页。
王世贞《艺苑卮言》，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5页。
俞彦《爰园词话》，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0页。
王世贞《艺苑卮言》，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6页。孟称舜的《古今词统序》亦引其说。
王廷相《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二《刘梅国诗集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天津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清顺治十二年修补本，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集部第53册第104页。
左东岭《明代心学与诗学》，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54页。
李梦阳《空同集》卷四十八《潜虬山人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2册第446页。
李梦阳《空同集》卷五十九《叙九日宴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2册第541页。
徐祯卿《迪功集》附《谈艺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8册第778页。
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88页。
此处明人“主情论”的概况，主要参考了袁震宇、刘明今《明代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的相关论述。
卓人月汇选，徐士俊参评，谷之辉校点，《古今词统》，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赵尊岳《明词汇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456页。
陈霆《渚山堂词话》，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47页。
韩偓《香奁集自序》，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八二九，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739页。
王世贞《艺苑卮言》，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5页。
袁震宇、刘明今《明代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8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