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词传播述论 - 第一节明人文学传播的观念

第二章明人文学传播的观念与策略——立足于明代别集的考察

文学传播是在一定的思想观念影响下展开的，具有一定的策略与方法。不能想象，一个文学传播的过程会是纯粹自发的，完全没有任何观念指导，不运用任何策略与方法。文学样式多种，传播途径各具特点，文集的传播是其中的大宗。本文既是明词传播的专门研究，自然要立足于明代的词籍进行考察，而别集与词籍的关系千丝万缕，我们也不能忽略。本章欲讨论如下问题：明人的文学传播观念；明人传播的基本策略；明人传播策略的实践。

第一节明人文学传播的观念

人类的传播思想建立在传播实践的经验总结基础上，又指导着传播的实践。古人虽然没有“文学传播学”的概念，但在当时却对文学作品的流传有一定的思考，并通过行动加以表现。今拟略谈明人文学传播观念中的三个问题：其一，文学传播的动机；其二，对传播内容的态度；其三，对传播技术手段的重视。

一传播主体与其动机

文学传播主体的不同，直接导致传播动机的差异。一般说来，传播主体主要包括文学作品的作者、作者的亲眷门生及僚属、与作者或作品关系密切的地方官员、书坊商贾、官方机构等。就其传播文学作品的动机而言，着眼于贾利、教化者多，而纯粹从文艺出发的少。这些传播主体的主要传播动机有：

1.藏之名山，传之后人

如果传播主体是作者本人，他们多半希望自己的作品流传久远，以期知音激赏、彪炳史册。这一观念，来自《穆天子传》，其书有云：“天子北征东还，乃偱黑水，癸巳至于群玉之山……阿平无险，四彻中绳，先王之所谓策府。”郭璞注云：“古帝王以为藏书册之府，所谓藏之名山者也。”有的作者认为，他深邃的思想在当时难以寻得知音，乃期待后世有人能与之成为异代知己，故而“藏之名山百世，以俟与我同志者，不徒为蒙陋生设也”。臧懋循《元曲选序》云：“因为校定，摘其佳者若干，以甲乙厘成十集。藏之名山，而传之通邑大都，必有赏音如元朗氏者。”

藏之名山是期待传之后世，传之通邑则欲知音激赏。例如明崇祯间与徐光启并相的郑以伟，其文集《灵山藏》之名就得自于郑氏家乡的灵山。灵山是广信府（治所在上饶）的镇山，又是道家第三十三福地，其山曾盛产水晶，“水精出于信州灵山之下，唯以大为贵，及其中现花竹象者”。郑以伟用《灵山藏》名其别集，正有“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意思。郑氏还有一部文集名《怀玉藏》，其名则得之于广信府另一名山——怀玉山。《江西通志》云：“怀玉山在玉山县北一百二十里，界饶、信两郡，当吴、楚、闽、越之交，为东南望镇。《方舆志》云：‘天帝遗玉此山，山神藏焉，故名怀玉。’”今日位列“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的三清山即属怀玉山脉。无独有偶，济南人杨梦衮则为其集取名《岱宗藏稿》，该书卷三十八收有杨氏词作3阕。其书之命名，显然从岱宗泰山得之。通过郑、杨二人为文集的命名，我们可以稍窥明人著述“藏之名山”的传播观念之涯略，而“传之后人”则是其传播之动机。

吴一鹏《少傅桂洲公诗余序》也以“他日金匮石室之藏，必有良史书之，以媲美虞谟商训”许人。这里虽然没有用“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文字，但“金匮石室之藏”的推许，“有良史书之”的祝愿也与“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意思并无二致。当然，吴一鹏的序言未免奉承夸张，但其传播观念中的“名山”意识则是相当明确的。这种意识与古人的“三不朽”观念有共通之处。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提到人生的三不朽，其云：“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孔颖达疏云：“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其身既没，其言尚存。”作者们对自身文集散佚有天然的恐惧，试想，文学创作也好，著书立说也罢，均是为了传播自己的思想，以期名垂青史。若文集散佚，岂非速朽？嘉靖二十七年（1548），夏言朝衣弃市，临死之际尚念念不忘文集刊刻传播。其《遗言》嘱婿吴春云：“今且死矣！身后惟有平生奏疏诗文诸稿，望子为我编板成书，诸序并年谱乞借雄笔以□不朽”。他的外孙吴莱也说：“（夏言）变亟狼跋之秋，殷嘱先大夫收拾奏议、诗词汇以成集。”于慎行的老师在自知行将就木之际，亦以文集托付门生。于氏《太保殷文庄公文集叙》云：“谒吾师棠川先生泺上，最后先生出书一编，命曰：‘此吾平生存稿也。生为我校之，将藏其副行也。’”“其年冬，先生微病，遽为书报曰：‘岁在敦牂，吾其有龙蛇之厄，以身后累生行也。’”次年棠川殁，于慎行为其谋刻文集。夏言等人至死不忘的文集刻印之事，其实也正同郑以伟等人藏之名山的目的一样，都希望能传之后世，留之人间。使并世诸雄、后来晚辈读其著作而知其人，以名垂青史、事载典籍。

2.张扬祖德，以永厥传

作品往往是作者生命的延续，作者生命终结，但伟大的作品总是延续着作者的思想和光荣。也正因为如此，不仅作者希望自己的作品能传播久远，作者的后裔也往往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传播祖先作品的任务。而通过作品的传播，作者的家族也能获得相应的文化资本，积累一定的社会声望。历代的文化世家都出现过学术、文学、艺术等方面人才鼎盛，文集层出的盛况，否则就不能称之为世家，而终究是田舍翁、暴发户，不为时人所重。

作者的后裔为张扬祖德而刊刻传播祖先遗集，往往会延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子子孙孙相继不绝。直系子孙为祖宗刻稿，其事甚多，如刘夏《刘尚宾文集》的永乐刻本就是其子木之所编，其孙愚鲁所刻。该集卷首周孟简、杨胤两序皆对此称赞不已，周曰：

先生有贤子木之，访求遗言，编以成集。今嗣孙愚鲁复能命工锓梓以传诸后，则先生虽没犹不没也。

刘夏身后，他的文章由其子搜罗成集，又到其孙辈才得以刊行流布。而刘木之编纂其父文集应该是经历了一定的困难，但却欣欣然担当其事的。杨序就描述了刘木之访寻刘夏诗文的情况：刘夏“没世年余，嗣子木之抱遗编访予山居。口诵指画若流出肺腑，其贤矣哉！已而类次成集”。然而天不假年，他未能为其父刊集，便谢世了。数年后，刘夏之“嫡孙愚鲁缵述父志，竟锓梓以传”。又如方凤《改亭存稿》十卷《续稿》六卷，明朝灭亡的崇祯十七年（1644），方凤之玄孙士骧修补其书，并云：

二稿行世差久，散失几半。虽经先子振先府君订讹补正，不幸啬于年，初志未遂……迄今又十有二载矣……手泽宛在……因不惮旁搜，凡所载诗歌、叙记、传赞、志铭幸稍备，承先子志刻而新之。

作者的直系后裔在为作者们传播文集时，所表现的自觉意识之强烈，令人嘘唏不已。正可谓“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有时，作者的其他亲属也会为传播作者文集而前仆后继，如夏言的女婿吴春及其后裔祖孙四代对夏氏文集刊布皆有贡献。吴春仕至山东按察司副使，在为泰山编集之事上，他可谓孜孜以求，终生行之，然未能最终完成。杨时乔说：“东垣宪副吴君春，遵遗言收存散乱，并著年谱，未竟。”春之子吴莱对外祖文集之刊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云：“莱承父命，据其见存者纪诸锓梓。盖亦追念先大夫，感翁之诚而匪敢自附于述者之明也。”吴莱上承其父，使梓事得以完成；下付子孙，使绍继其事。五十卷本《桂洲先生文集》就有吴莱刻本。吴莱之子一璘崇祯十一年（1638）又刻有十八卷本《夏桂洲先生文集》，一璘子吴宏大约在期间也负责过一些文字校理的工作，其事俱见崇祯刊本《夏桂洲先生文集》卷首序文。到清康熙十八年（1679）吴宏又有重修本。夏氏的直系后人反而在刻集之事上，让出外裔吴氏一头。

王畿《慕蓼王先生樗全集》乾隆二十四年（1759）刻本的王宗敏序也说：

百年电激，遂使先世遗编郁湮不彰，其咎安在耶？爰因家藏旧本，重加校雠，命男鸣銮……等正其鲁鱼，付诸剞劂。

王畿的文集刊刻成书后经历了百余年，便“遂少流布”了，其明刊本印数或许也并不很多。虽时序更迭，朝代鼎革，但作者旁支亲属，六世从孙王宗敏依然想要重为校辑，并带领儿子一起校雠原书，付诸梨枣，真实地反映了他们张扬祖德的期望。

亲属之外，作者的门生故旧，也有为师长刻集的。如黄佐《泰泉集》十卷本就是其门生李时行嘉靖二十一年（1542）在嘉兴所刻。黄佐的儿子黄在中、在素、在宏所刻的万历元年（1573）刊六十卷本，反而晚出。嘉靖十七年（1538）文三畏所刻马中锡的《马东田漫稿》则是与作者有通家之好的执事者所刊。文三畏的父亲与马中锡为同榜进士，均于成化乙未（1475）及第。同年关系在科举时代是重要的人际关系之一，因此，文、马两家在社会网络间便有了交集。马中锡的儿子请文三畏为其父文集校正锓梓，也就成为文氏不可推脱的责任。在为祖先、师长刻集传播的过程中，文集作者的子弟、友生既要承担责任，又能获得文化资本的积累。执事者或许因为刊刻传播一部文集而名垂千古。

大多数为祖先、师长传播作品者，其动机主要在张扬祖德，欲使传世不朽。而为数众多的二三流作家的作品也正赖此传布。

3.肇述先贤，俾传不朽

古代中国文人的荣耀，不仅属于宗族，也属于他所在的地方。在一些文化名人的故乡，地方官员会为他们刊刻文集，以表彰先贤，劝勉后进。例如方孝孺的《逊志斋集》就曾多次被宁海官员刊刻。成化十六年（1480）的郭绅刻本有谢铎《新刊逊志斋集后序》，其云：

《逊志先生文集》三十卷《拾遗》十卷……铎与文选黄君孔昭颇加搜辑……今年春，宁海令郭君绅闻之以书来，曰：……愿益得以传诸梓。

嘉靖四十年（1561）王可大刻本是二十四卷本，卷首有可大《重刻正学方先生文集叙》，其语云：

督学中方范公谓兵宪贞山唐公曰：“予司文养士，而正学先生实公分地也，曷相与以新之！”秋九月中方公校士于台，则命可大校梓而叙之。

方孝孺在明史上熠熠生辉，他的忠君死节行为正是对士大夫道德标准最崇高的诠释，其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刚正形象激励着后世。因此，从当地邑宰到学官均为重刊他的文集做出过贡献。而地方官员传播其文集的动机，在上述几篇序文中也说得相当明白，即“司文养士”。期待乡贤能成为地方精神的支柱，劝勉来人，敦励地方教化，带动地方良好风气的提升。

嘉靖四十年（1561）王道行等刻的魏校《庄渠先生遗书》更是肇述乡贤的代表。王道行时任苏州府知府，魏校故里昆山是苏州属县。苏州府刻《庄渠先生遗书》有典型的官方色彩，其劝励地方风气的用心在该刻本的牌示中展露无遗，其文曰：

为表章先贤文集以崇正学事。照得昆山县已故太常卿庄渠魏公，德行文学师表一世，四方学者得其片言，重若拱璧。今据监生郑若曾送到家藏遗书若干卷，读之一终，率皆躬行心得之妙，可为垂世立教之书。若不早寿诸梓，恐将来散失无稽，景行徒切，考德何从。

苏州府刊刻魏校的文集正是因为魏氏“德行文学师表一世”，可以为四方典范，其著述“可为垂世立教之书”，又担心“将来散失无稽，景行徒切，考德何从”，所以决定由官方出面刊刻传播。

有些文人因为身居显宦，也成为地方官员为之传播文集的对象。如明初重臣杨溥的《杨文定公诗集》有彭时序文，其序云：

《记》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公之谓欤？公没三十余年，姑苏项君璁来为湖广宪使，以公是邦之望，乃取其诗刻梓以传。……使后学即此而观，得其所存之实，有所感慕。……是故项君嘉德尚贤，启迪邦人之美意，然使天下后世咸知治世之音如此，则于风教亦未为无补云。

杨溥，石首人（今属湖北），曾与杨士奇等共掌国政，位至通显。杨氏殁后三十年，诗集未曾刊梓，可见其家后裔或不重视，或无力任之。地方官员乃为之刻集传播，以使其“没而不朽”。而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则是教化地方，“使后学即此而观，得其所存之实，有所感慕”。

文化传播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在特定的传播范围内得到认同，使得传播效果最大化，促进当地的文化积累和文明进步。若是一名寄寓在他乡的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作者，在当地也能享受先贤的待遇，而他们的文化贡献也将使当地获得荣耀。翻开一部地方志，乡邦先贤和寄寓名流同在一编的现象在在皆有，这正反映了寄寓名流同样是寄寓地方所重视的“文化资产”。在寄寓地方看来，寄寓名流同样可以起到激励地方后进的作用。明代杨慎之于云南，就类似宋代苏轼之于海南，唐代韩愈之于潮州，柳宗元之于柳州。云南也曾多次刊刻传播杨慎的文集：嘉靖三十二年刻的《杨升庵南中集钞》、嘉靖三十八年刻的《升庵七十行戍稿》、万历四十八年施尔志刊刻的《杨升庵诗》、嘉靖二十二年任良干刻的《词林万选》等皆是云南地方官员所刻。这正说明杨慎文集在明代的云南地区的传播效果是不容忽视的，他的文化地位在云南再次得到认同。

4.坊贾刻书，注重逐利

明代书坊发达，瞿冕良编著的《中国古籍版刻辞典》所著录的明代书坊达253家，而实际数字应不止于此。其书著录金陵书坊55家，而缪咏禾《明代出版史稿》所著录的金陵书坊多达104家，几乎是瞿著的一倍。以此可推，现实存在过的书坊可能更多。这些书坊刊刻书籍的目的自然是以盈利为主的，传播实际效果与盈利多少息息相关，他们更加重视传播的实效，往往以读者需求为刻印书籍的导向。

书坊刻别集，多以名家大家为主，不入流的作家较少被书林关注。以《中国善本书目》所收为例，该书著录的，刻者题有“书林”字样的书籍约有500余种。但其中多是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医学、农政，或与科考相关的场屋文字、兔园册子。书林所刊别集反倒不多，即便有所刊印，也以名家大家文集为主，如钟惺《隐秀轩集》的明末书林近圣居刻本、程敏政《篁墩程先生文集》的嘉靖十二年（1533）书林宗文堂刻本皆是其例。

有些书的作者尽管社会影响并不很大，但出于盈利的目的，书坊主却也会承担刊刻任务。如孙宜《洞庭集》的嘉靖三十二年（1553）刊本就是建阳书坊所刻，当时孙宜的兄长孙宗任玉山县令，因其地“去闽密迩，而建阳书林人吴世良者素好事，来请翻刻，余因捐俸托之”。吴世良诚好事者，万历二年（1574）的《桂洲先生文集》五十卷本，也是他所翻刻。孙宗“捐俸托之”，吴世良自然是有利可图，否则又怎么会亏本刊刻一部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书籍？这种“接受订单”式的坊刊在其时大概也是书坊的一种经营手段。

凡此均与书坊射利的直接动机有密切的联系，书坊重视传播实效也为文集传播的马太效应提供了更广阔的适用领域。

5.奇文共赏，雅重艺事

有的传播者抱着“奇文共欣赏”，美文不独专的观念，刊刻他人文集。他们或欣赏作品，或钦仰作者，故而为之刻集传布，这些传播者则是出于非功利的目的了。如方孝孺《逊志斋集》的嘉靖二十年（1541）朱让栩刻本即是。该本由蜀成王朱让栩刻，其书卷首刘大谟序文有云：“今殿下适庵夙勤向慕，既取而梓诸书庑，以传播之。”嘉靖时的蜀藩要刊刻方孝孺的文集恐怕很难和以上四种情况相关，大约只能是因为传播主体“夙勤向慕”，推重方孝孺其人了。再举一例，皇甫涍《奉寄东郭邹太史先生简二首·其二》云：“我朝以正学名世者，文清、康斋诸公而已”，“《康斋日记》具载本集，味其超然契道，尤为卓越，久欲梓而广之。未获名德表章，窃怀无徵之虑，兹特仰丐片言，冠于其端”。皇甫氏也是希望通过刊刻《康斋日记》，使四方学者能更加容易读到吴与弼“超然契道”的言论。他为使得梓事更显庄重，还特地向名流请序，以“名德表章”使之更能为读者接受。皇甫涍与吴康斋生而异时，长不同地，学非共源，他要刊刻康斋的日记，大约也是从奇文共欣赏的角度出发的。

又如宋廷琦的《碧山诗余后序》有“夫美而爱，爱而传公也。遂锓诸梨，与好艺文者共之”诸语。宋氏认为王九思的词作“篇少趣多，众体咸备，或慷慨激烈，或舒徐和平，或蕴藉含蓄，或清淑简易，要皆华敏高妙，与李太白、温飞卿为千年友”，甚至“苏黄而下，不论也”。虽然宋氏对王九思的评价并不一定符合事实，但“美而爱，爱而传公也”已足说明其传播目的。

二追求传播内容的真与善

传播的内容有题材、体裁等多种区分标准，我们这里主要讨论传播主体对传播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或简约性的态度。所谓“真”，即反应文本原貌；所谓“善”，是追求文本的完善，“善”的标准因人而异，但目的都在便传。

受众在接受文本时总是希望能够不受传播过程中出现的滞阻现象影响，能够得到最完善的文本。传播主体由于传播动机的差异，在这个问题上却并不能始终与受众保持一致。书坊贾利，传播刻印过程中，每每有意刊落部分内容。胡应麟就曾不满于建阳书坊刊落《水浒传》中的韵文，以为“闽中坊贾刊落，止录事实，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遂几不堪覆瓿”。而大多数为传乎后世而努力的传播者，对所传内容则重真求善。

钱允治在《合刻类编笺释草堂诗余序》中说：“注释本脱落缪误至不可句。太末翁元泰见而病之，博求诸刻，愈多愈缪，乃倩余任校雠之役。”钱氏所述，陈元素重新校勘《草堂诗余》的目的，正在力求纠正谬误，存原作之真，此为重视传播内容真实性的佳例。

作者著述的本意固然是需要读者领会的，而作者创作文本时的选辞用语也是传播者求真的对象。陶望龄《歇庵集》万历刊本有其门生余懋孳序，云：

遗篇剩幅间存歇庵，学者争购以传，即断简单词，珍若檀旃。愚方逼吏事，不暇手录。从君奭乞得，属王生应遴传写，奉入春明，冀与师门高足订其讹谬，用诏来兹。

余懋孳请人传写其师之文集，又希望同门能一道订正讹误，其目的在“用诏来兹”，使后世能知陶望龄文集之本真，而不至于被传写之失所误导。

有的传播者对传播内容真实性的追求几乎到了孜孜不倦的地步。杨基《眉庵集》在成化之前有“教授郑钢编集，已板行矣”，然“字多讹谬，先后失序，而缺略尤甚”。“吴中张公企翱”，“素重先生之诗，每遇公暇辄研究之，补其缺略，次其先后，履历之序、字之讹谬者悉考正之，厘为十二卷，绣梓以广其传”。张习并不因为官居要路，公务繁难而屈就已有的刊本，反而是一有余暇就加以补正考订。他对杨基诗作的求真求善态度昭昭可见。

有些书坊也以所刻刊本的精善存真为速售之号召。如嘉靖三十四年（1555）金陵书林薛氏所刊唐顺之《重刊校正唐荆川先生文集》目录后就镌有如下文字：

是集因无锡板差讹太多，乃增削校正无差。谨告四方贤明士大夫君子，须认此板金陵。

书坊提醒“四方贤明士大夫君子”，金陵薛氏刊本是经过校正的，与原文无差，存唐荆川先生文章之真，故而值得选购。

尽管大多数传播者对传播内容的真伪之态度非常近似，但在对传播内容的选择上却存有不同看法。有的传播者希望求精、求简约，而另一些人则重在求全、求完整。按文学创作的实践来说，作家的作品并非篇篇可传。因为创作过程存在的不确定因素，再伟大、再天才的作家也可能写出糟糕的作品。因此，求精选刊者往往选他们认为最值得传播，最可能传播的作品刊刻。当然，这样做的原因并不相同，他们有的真正是出于求精便传的目的；有的则是迫于经济压力而不得不如此。例如王世贞文章众多，而万历四十三年（1615）的吴德聚刻本就是个选刊本。该本题名《王元美先生文选》，由乔时敏辑选。乔说：“癸卯前合元美正、续、别三集选得五百余首。乙卯承乏钱江，衙中再读，嫌为太烦，复加删订。”王世贞作品有三集，在乔时敏的删选之下已仅剩500余，而乔尤以为烦，乃再加删削。

有的则是作者刻意求工，手自删定。高出《镜山庵集·初删稿》就是他“删去其半，而存者亦多所窜定”的结晶。这大约就是吴承恩《花草新编序》所称的“取之严，所以表式”，尽量取精华所在，以促进该选本的传播。

有的编集者却是因为经济的原因而不得不减省冗篇，以求便梓。如王世贞《重刻古画苑选小序》就提到自己“欲荟蕞书、画二家言，各勒成一。《书苑》已就，多至八十余卷，欲梓之而物力与时俱不继。其《画苑》尚未成，乃稍裒其古雅鲜行世者，各十余种分刻之襄、南二郡”。虽然王“欲荟蕞书、画二家言，各勒成一”，《书苑》编成后卷帙过繁，无力刊刻，故而编纂《画苑》时便注意选择“古雅鲜行世者”入集。这在王世贞是为便于刊刻，不得不如此为之。

作者的晚辈多对文集完整性较为重视，他们出于对先人师长的缅怀和尊重，希望能最大限度地传播其作品，使之长存天地间。他们重视搜罗作家的全部作品，哪怕片言只字，均要收入本集才作罢。这在时人看来是孝思之体现，薛冈曾表达了这样的观念，其《张文慤公遗集序》云：“先生著述甚富，病久不问，遗失于典记之手，故并馆中课、经筵讲语及一切辞命之文与应制诗辞皆无一存者。此特吉友旁搜博觅，得什一于千百中者，可谓孝矣！”张邦纪的文章几乎散佚，其后裔为之“旁搜博觅”，“可谓孝矣”。类似观念许孚《万历新刻杨升庵先生长短句序》中也提到，他说：“侍御公为先生从子，先生手泽所存，不忍一字之遗，而欲广其传于后者也。”因为是族中先人的手泽，所以“不忍一字之遗”。说到底，要为祖宗编集，以示孝思，自然不能放弃对先人手泽的追寻。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传播者的求全心理就不难理解了。

不少人的这种求全态度是极其认真的，哪怕长辈已经手自定其集，删去绪余，而后裔依然追寻散佚在文集外的文稿为之刻集。李维桢《申文定集序》就说到申时行的子孙搜罗集外文字的情况。其云：

文之大者，手自删润，行于世。此集若云绪余土苴不足存耳。夫麟凤寸趾片羽，莫非瑞物，宁得遏而不宣。子孙辑以授梓，索序于余。

申时行已经为自己认为较重要的文章进行过润色编纂，其文已行世，而子孙又为辑出未经刊刻传世的文章，为之刻梓。又如唐顺之的儿子唐鹤徵在所刻《唐荆川先生续文集》六卷《奉使集》二卷就刊出这样一段文字：

先人本不敢以文章名家，故诸文皆不及留稿而书柬更多散失，今据所存者梓之。倘诸老先生向曾辱交先人，而书问犹有在者，不惜录示如梅林翁，实不肖之幸也，亦诸老先生生死之交情也。不肖孤唐鹤徵谨启。

这是一段征集先人散佚文稿的告示，刊登在《唐荆川先生续文集》卷二的首页上。所求内容是唐顺之的尺牍信札。尽管应酬通问之作未必篇篇可传，但唐顺之的这些文字却也出现在唐鹤徵的征集视野中，其为先人刊集的求全态度于此可见。

由此可知，传播者出于经济条件、与作者关系、对作品价值认识等方面的不同原因，在刊刻传播作者文集时，态度上是有所差异的。但总的来说，求真、求精、求全均着眼于促进作品流传的效果。

三重视技术及物质条件

传播的技术手段更新，技术条件改进都能提升传播效果。而对书册传播来说，物质形态的情况也是关涉其传播效果的因素。若论传播之便捷，手抄时代远不如印刷时代，铅字排印远不如激光照排，任何技术手段的革新都影响着传播的宽度和广度。而对于书籍史与阅读史来说，书籍的印刷装帧、编辑水平、字体行间距等等问题都会对阅读传播造成影响。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就曾谈到印刷用纸、用墨、装帧等问题对销售价格、书籍传播久远的影响。其论足见明人对涉及书籍的相关技术条件之重视。

明人刻印书籍，以期传播久远，不少传播者相当重视传播技术。有些作者专门拣选技术水平较高的吴中、白下地区刊刻文集。如嘉靖戊戌（1538）苏州人皇甫汸外放，夏言就将自己的文集交付给皇甫氏，希望在苏州刊刻自己的第一部文集。皇甫汸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时桂洲元相赠之以词，并以内阁所录一编示之曰：‘吴匠氏善梓，尔归其谋诸，且为我纪之。’”“吴匠氏善梓”，是夏言舍近求远，要在吴中刊刻文集的最重要原因。可见，夏言对文集传播技术条件的重视。李维桢《大泌山房集》的万历三十九年（1611）刻本，在刊刻时也考虑到传播技术的问题，其《小草三集自序》云：“校刻未及半，而投劾还山矣，坐急难，留滞广陵、金陵间，遂及三年。友人以金陵刻工便，强余悉索旧草。”所谓“友人”云云，不外托辞，而“金陵刻工便”却更似刻集的真正理由。苏州、南京等地的刻书技术水平较高是当时人所共知的。胡应麟专门谈到吴中地区刊刻书籍的胜于他处诸现象，并称：

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近世甚希；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

凡印，有朱者，有墨者，有靛者，有双印者，有单印者，双印与朱，必贵重用之。凡板漶灭则以初印之本为优，凡装，有绫者，有锦者，有绢者，有护以函者，有标以号者。吴装最善，他处无及焉。闽多不装。

即便“他处无及”吴中，但非盈利目的的传播者也往往希望通过良工巧匠传刻文集。有的传播者甚至因为不满意原先的刻本，而另起炉灶。邓云霄的《百花洲集》有万历三十六年（1608）刻本，该本的主事者是卫拱宸。钱允治序文曾原刊“字画讹舛，剞劂粗率，殊不雅观。卫君翼明见而不然之，复倩良工善楷者翻刻成袠，问序于余”。卫翼明就是卫拱辰，邓氏文集刊刻之后，卫拱宸发现其刻“字画讹舛，剞劂粗率，殊不雅观”，于是“复倩良工善楷者翻刻”。清人张世绶生活在康熙年间，上距明季不远，他的观念也可为明人传播观念之旁证。世绶先人为弘治九年（1496）进士张弘至，弘至之父名张弼。张弼父子文集均由张世绶刊于明清鼎革之后。其时张世绶在曲洧当官，“每欲节余俸以登梓，奈地处瘠疲，抚绥未暇，且良工难遘，纵有余晷，不敢轻率举行。癸酉适有梓人来自白下，用是不揣固陋，勉竭涓涘”。张世绶有心刊刻祖先文集，以广其传，但却不敢轻易为之，其原因除仕宦劳苦之外，更因为“良工难遘”。一旦遇见了刊刻技术较精湛的来自南京的刻手，他便不再犹豫，直接刊行。可见传播者对技术条件之重视。

物质载体往往也是传播效果重要的影响因素，印本之纸张、用墨、装帧等均能影响读者的阅读活动。试以我们自己的阅读经验言之，撇开书籍内容的因素，纯粹从书籍材质来看。当我们翻阅那些纸张脆黄、墨迹模糊的民国新闻纸印刷的书籍时，因为担心翻页时损坏书籍，一定会放缓翻阅速度，进而影响阅读质量。而以建国初黑黄粗糙的草纸印出的书籍，与今日以铜版纸印出的书籍相比，自然也是后者赏心悦目，更能激发读者兴趣。

势易时移，然人之感受当有共通处，明人亦相当重视传播中的物质条件。李维桢在重订他的《大泌山房集》时有序，名曰《重订小草引》。该引说道：“集始于壬子，讫于戊午，……纸多滥恶，印复苟简，以致板有遗失，今卜日还楚，事难遥制，将板尽归俞宅。重复编次修补，纸价印工均倍于昔，有识者辨之。”可见李维桢对自己的文集已有刊本并不满意，其不满处主要集中在纸张与印工上。因此，不惜工本，重新印行，在纸张与印工上均出一倍于前刻的价钱。李维桢要这样做的目的不外乎使其书传之久远，不要因“纸多滥恶，印复苟简”而造成传播的滞阻。

孙宜的《洞庭集》嘉靖三十二年（1553）曾经其兄孙宗刊刻。孙宗时任玉山县令，他对孙宜“刻之山斋”的文集也不甚以为然，恰巧“玉山盖天下通衢，学士大夫多知弟者，亟欲得之，仓促无寄，辄不能应，幸玉饶纸，且去闽密迩，而建阳书林人吴世良者素好事，来请翻刻，余因捐俸托之，冀得善本以应索者”。玉山属于广信府（治所在今上饶），与衢州开化、广信铅山地理相近，开化所产榜纸、铅山所产连史纸皆当时印书的上选。胡应麟就曾提到“凡印书，永丰绵纸上，常山柬纸次之，顺昌书纸又次之，福建竹纸为下”。孙宗特地提到“幸玉饶纸”，说明他对于传播的物质条件是相当重视的。且托“建阳书林人吴世良”刊印的目的也有重视建阳梓人刊刻技术的成份，“冀得善本”。

总之，明人的传播观念，重传世不朽，重求真求善，重技术和物质条件的保障。而这些都集中到对作品传世久远或者传播效果好坏的重视上，因此，明人在制定相关传播策略时，在吸收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巧妙地运用着各种策略，为作品传播争取更好的传播效果。

第二节明人文学传播的策略

运用适当的策略进行传播，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古人在文学传播实践中，长期有意无意地运用一些行之有效的策略，例如名流印可、附骥以传、求异标新等等。在明人的文学传播过程中，大多数传播策略都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其中不少还是有意为之的。我们着重谈其中的三个策略：光环效应、权威效应及示范效应。

一光环效应：名人名著的品牌实效

微不足道的水滴折射太阳之光芒，能泛出七色的彩虹；名人名著的光环投射到普通的作家作品身上，也能令后者平添光彩，从而产生积极的传播效果。因此，古人经常有意无意地使用这一传播策略，用以促进文学作品的传播。在运用的过程中，人们一般会将所欲传扬的作家、作品与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作品或者其他文学现象进行比较，进而得出有利于前者的结论，以促进其传播。

就明词而言，传播者往往将其与宋代词史上的著名词人、事迹进行比较，以促进明词作家、作品的传播。这种现象比比皆是，我们随意举其数例。浑称宋词，欲以宋词整体光环唤醒受众者，如徐墙在评价文徵明《满江红》（漠漠轻寒）时就说：“文衡山先主作也，清绝婉媚，何减宋人擅场者？”此处之“先主”自是“先生”的笔误。徐氏先下一个“清绝婉媚”的断语给文徵明词作，接着又运用光环效应，虽不明确说比哪位擅场的宋人亦不曾减价，但却在言语中包含了众多“宋人擅场者”。词之最胜者在宋时，论词必称天水一朝，徐氏以词艺不减赵宋写手称扬文衡山，以宋人的光芒映衬文徵明，尤见文词水平之高。而当时论者更多以宋代具体的作家比附所欲称扬者，以唤起受众的注意的。如刘世伟《过庭诗话》称刘基“郁离子天资极高，古诗似谢玄晖，乐府似周美成，律诗微艳丽，不似唐人耳”。以刘基不同的文体作品分别比附文学史上的相同文体的代表作家，达到促进其传播的效果。而张含称美杨慎也将其置于苏、辛的光环下，《陶情乐府序》云：

昔人云：“东坡词为曲诗，稼轩词为曲论。”若博南（按：指杨慎）之词本山川、咏风物、托闺房、喻岩廊，谓之曲史可也。

因为古人认为苏轼、辛弃疾的词可以称为“曲诗”、“曲论”，而用仿词手法，杜撰出“曲史”一词用以称杨慎的作品。这显然是借重苏、辛之威名，彰显杨慎之词作。苏、辛词名，历来为人所重，张含以之赞美杨慎或许还只是出于简单的借重名人声望之意，但有的传播者则注意到了欲传者与借重者之间在文学创作的风格或地望等经历的趋同性。如明末南洙源《秋佳轩诗余序》称易震吉，“此非月槎之词，乃稼轩之词也”。南氏正是注意到了易震吉在主体风格上效法稼轩，创作时对稼轩多有倚重的实际情况，因此借重稼轩称扬易震吉。

蒋芝为张綖的《诗余图谱》作序，则借张綖前代同乡秦观的光环来照射张綖。他说：

诵群公之论，即秦之长于词，殆天赋也欤？当时传播人间，虽远方女子亦知脍炙，至有好而至死者，非针芥之感何至尔尔。嗟夫，长淮大海精华之气，振古于兹。南湖张子，后少游而至生者，其地同，才之赋又同。雅好词学，自得三昧，兹地灵之再泄也欤？

在这段序文中，蒋芝目的在推介张綖，却用了47个字赞颂秦观，笔锋一转，以14个字承前启后，带出张綖。但并不着重介绍张綖，只是以之与秦观比较，寻找张綖与秦观的相似点，从而发出“兹地灵之再泻也欤”的感喟。行文中不直说张綖，而是处处刻意强调秦观，这正是欲借秦淮海之光环以照亮张綖。虽通篇大部分文字说的是秦观，但最后却定格在张綖身上，也可谓善用光环效应者。

明代作家不仅由他人品藻推重，有时他们也会进行自我称扬。其实，自我称扬的现象并非后世才有，早在《诗经》时代就已出现，如《大雅·崧高》之“吉甫作诵，其诗孔硕”；《烝民》之“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小雅·何人斯》之“作此好歌，以极反侧”都是作者自己称颂自己的例子。该传播策略传到明人手中，被运用得炉火纯青。

郑以伟《灵山藏诗余》自序，在称扬了一番前代作手之后，他开始点评本朝词人：

我明作者，如青田始开其奥，时艺既专，情为理揜，才与趣违，而熟烂之程式，终不尽关蕴藉之手，于是藻曲填塞，亦不免词兴诗亡之讥。余酷爱沈启南咏宋帝敕岳忠武词云：“万里长城麟足折，两宫归路乌头白。”每讽数四，谓可敌铜将军铁绰板，乱苏学士“大江东去”。又吴原博《咏沙燕》：“身轻不受柳，风吹小穴，藏身托土堤。堤若崩时穴更移，免衔泥。谁说华堂便好栖。”不减周美成题“王谢堂前物，不翅饱酪奴”也。暇搜箧中诗余，半是充饯赠人事，或临小景文情。凡陋音韵多舛，似棘喉涩吻，姑不忍吐弃。非能效前辈胡卢，又窃为枚皋之自诋娸已，朱紫阳作梅雪二词，遂不复再惧佈糠啜糟，不觉神醒。

在这段文字中，郑以伟将沈周比附苏轼，将吴宽比附周邦彦，而对拉开明词大幕的刘基却略有微词。文末先将自己的词作贬低一番，实际却是枚皋自诋的伎俩，随后即抬出朱熹也作小词，为自己创作词寻找依据。郑以伟这里是暗用光环效应，先说明朝词家本自有缺憾，起到“先抑”的效果，接着将沈周、吴宽比附前代名家，用为铺垫。之后再抑一次，自诋其作，峰回路转笔又引朱熹为奥援，实际上是借子朱子之光环照映郑氏自身。

一般说来，采用光环效应的传播者会从正反两种途径运用其法。一种是在与前代名家比较时，称所欲传播者能与之比肩；另一种就干脆说所欲称扬的对象比前代名家更胜一筹。前者如我们上文提到的张含称许杨慎、蒋芝称许张綖等，他们都是从“同”的角度使用光环效应，是在借重前代名家的光环，唤起受众的认同。而后者往往声称所欲传播的对象在某些方面甚至强于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如杨南金《升庵长短句序》就是一例，该序称：

太史公谪居滇南，托兴于酒边，陶情于词曲，传咏于滇云，而溢流于夷徼。昔人云：“吃井水处皆唱柳词。”今也不吃井水处亦唱杨词矣。

既然连“不吃井水处”都有人唱杨词，言下之意是杨词传播的范围之广，甚于“有井水处皆唱”的柳词。而陈霆在进行自我称扬时，也巧妙地反用了光环效应。《渚山堂词话》卷一就有这样的例子，如其书云：

欧公有句云：“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陈大声体之，作《蝶恋花》。落句云：“千里青山劳望眼，行人更比青山远。”虽面目稍更，而意句仍昔。然则偷句之钝，何可避也。予向作《踏莎行》，末云：“欲将归信问行人，青山尽处行人少。”或者谓其袭欧公。要之字语虽近，而用意则别。此与大声之钝，自谓不侔。

陈霆在这里非难陈铎袭欧阳修词句太直太显，而以己作与之相比较。起到了抑人扬己的效果，而陈铎正是生活在陈霆以前的当代著名词家。陈霆自认强于陈铎，在比较中极其自然地借重了陈铎的光环。

光环效应运用甚广，其策略虽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作家、作品的传播，但时人每每滥用该策略，使之往往堕入不切实际的吹捧中。如吴一鹏《少傅桂洲公诗余序》竟然说：“古之善词者，温庭筠、韦庄、冯延巳之流，失之浮艳；周美成、柳耆卿、康伯可之流，失之浅近；辛幼安、刘改之、陈同甫之流，失之粗豪。如公之作，华而有则，乐而不淫，实词林之宗匠也。”似乎夏言的词远比唐宋著名词人的作品都要有价值，实在评价失当，奉承太过。一旦这种现象出现得多了，也就不利于该策略发挥原有的作用。受众对这类传播策略，往往会熟视无睹。

二权威效应：当代巨擘的印可品鉴

东汉以至魏晋南北朝，人物品藻之风随着九品官人法的推广而大行其道。一时士人莫不期待当朝名公之品题，而名流们也乐意评鉴人物。名流的权威效应不时显现，如许劭与李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而一经其评鉴，往往身价百倍，故士人亦趋之若鹜。此风之遗，及于后世文坛。南宋江湖词人陈人杰《沁园春》有序云：

予以为古今词人抱负所有，妍媸长短，虽已自信，亦必当世名钜为之印可，然后人信以传。昔刘叉未有显称，及以《雪车》、《冰柱》二篇为韩文公所赏，一日之名遂埒张、孟。余尝得叉遗集，观其余作，多不称是。而流传至今，未就泯灭者，以韩公所赏题品耳。

他已经认识到名流印可，在获取世人信赖，促进文学作品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了。并认为刘叉诗文之所以能够流传后世，主要是因为得到韩愈之称扬。王兆鹏师注意到这个现象，撰有专文《宋代作家成名的捷径：名流印可》讨论之。王先生所论虽然是宋代的情况，然该现象在文学史上却并不罕见。名流印可，对于名不见经传的作家、作品之传播起到了意见领袖的作用，具有权威效应。因此，明人已经相当自觉地运用这一传播策略，竭力邀得名家评鉴。流风所及，竟然已经溢出文事，不少普通百姓也参与其中，明代著名文人文集中为数众多的谀墓之文可以想见其二三。

明人对该策略的青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编纂文集注重请当代名钜序跋评点

明人文集大多都有序跋，写序、题跋者除文集的编者、出资刊集者等人之外，往往是当时的名流。视文集之具体情况，或请艺坛领袖；或请政要高官；或请地方名士为所编纂的文集写序作跋。

明人对名流评点印可促进文学作品传播的效果是颇有信心的。高出《镜山庵集》前有高若骈之序，其文称：“骈辈损赀梓之，幸海内词宗名流加意评点，以广其传。”高若骈明了海内词宗名流对作品评鉴之后的传播效果，他对其叔高出的文集经名流评点之后，能流传更加久远显然也是有所期待的。正因为明人对名流评鉴的传播效果极为了解，所以歙县人方弘静文集既成，就让人带到京城，专门找到当朝宰相“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叶向高作序。叶序中称：“先生以少司徒谢政归，林居二十余年，颛精著作之业，篇章甚富，而海内未尽传。今岁先生之任子以晋来都门，赉先生函并所刻《素园存稿》命叙焉。”

又如万历三年（1575）贵溪吴莱校刻《桂洲先生文集》五十卷本，就转请同郡的上饶杨时乔为之作序。杨时乔，上饶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为人廉洁，颇有声望。万历中，以左侍郎久摄吏部事。卒于任上，谥端洁。著有《端洁集》、《周易古今文全书》、《马政记》等，并传于世。请杨时乔这样一位人品、政事、文学皆有可称的同郡贤达作序，对夏氏文集流播不无助益。

由于当时政界名流本身就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他们的印可品鉴能为文集传播增加一定的砝码，至不济，也可以为之添些许光环。序文、跋文撰写者本身的文化资本也是传播者所注意利用的。如董其昌《江南春题词》跋文云：

吏部徐大冶为舍人时，和倪瓒《江南春》之词，每韵八首，又广之为四时，而夏秋冬各八首，虽文生于情，而意若有托，非仅仅《比红诗》、《香奁集》等者，且窄韵奇语，叠出不枯，如渡泸之师，七纵犹擒，如桃源之路，再入不误。先时和者，皆自废矣。岂非蒹葭、白露，独写伊人之怀，铁心石肠，不掩广平之藻者乎。大冶之佐，天官之业，亦可知矣。余既为补图，复为此弁之。

董其昌，书画名胜于文词名，而徐某却请他为所撰《江南春》诸作题跋。显然，其着眼并非单纯于执文坛牛耳者，更将董其昌的文化地位、社会资本等相关因素考虑在内了。可见，权威效应的发生并不仅仅限于某个领域，有些特定领域的权威在其他领域，因为其自身的社会资本也可以得到认可。

2.借名流印可的实事提高身价

人物品鉴对促进被品鉴者的作品传播能起到积极效果，这是毋庸置疑的。有些被品鉴者对前辈的品藻往往津津乐道，主动借名流印可的实事来抬高自身身价。甚至连一些已经功成名就的作家都难脱其习，如瞿佑《归田诗话》就记载了杨维桢和凌云翰两位前辈对他的品鉴和印可：

（杨维桢）或过杭，必访予叔祖，宴饮传桂堂，留连累日。尝以《香奁八题》见示，予依其体，作八诗以呈。……廉夫加称赏，谓叔祖云：“此君家千里驹也。”因以“鞋”“杯”命题。予制《沁园春》以呈。大喜，即命侍妓歌以行酒。……欢饮而罢，袖其稿以去。

乡丈凌彦翀，……才高而学博，为乡党所推。一日来访叔祖不在，以所《和石湖田园杂兴》诗一帙留寄舍下。数日，予尽和之。及见，大惊，喜为作序文于前，因是遂刮目相视，且叹叔祖之不能尽知也。继以梅词《霜天晓角》一百首，柳词《柳梢青》一百首，号梅柳争春者，属予和之。予亦依韵和就，大加赏拔。予视先生犹大父行，而先生不以齿德自居，过以小友见待，每于诸长上前，称之不容口，喜后进之有人也。

这两则实事说的都是瞿佑早年为名流印可的情况。杨维桢是元明之际东南名士、文坛领袖，瞿佑的文才能得到他的认可，无疑相当不易。凌云翰在当地也是声望极隆的，他的赏识也为年轻的瞿佑积累了文化资本。《归田诗话》成书于瞿佑晚年，其时他已经颇有盛名。此间尤不忘杨维桢和凌云翰之品鉴，大约是因为杨、凌的品鉴为瞿佑延揽了最初的名声，聚集了起始的人气，在事实上提高了瞿佑的名望。

有些文人作品经过政治上踞高位者的认可，也可以成为传播的典范。如《万历野获编》等书所载解缙咏月受到成祖朱棣的认可就是一例：

世传中秋无月词，如永乐中，上开宴，月为云掩，命学士解绪赋诗。因口占《落梅风》以进云：“嫦娥面，今夜圆，下云帘，不着臣见。拚今宵倚阑不去眠，看谁过广寒宫殿。”上大喜，复命以此意赋长歌。半夜月复明，上大喜曰“才子可谓夺天手段也!”……解所进歌行，远不及词之俊，不知文皇何以赏之。

尽管解缙的这阕词作并不十分出色，但得到了皇帝的欣赏，后人也就给予该词相当的关注。除沈德符所载，《国色天香》等民间通俗书刊也记载该事，可见其事其词流传之广。朱棣对该词的赏识使这阕应制作品得到了非常际遇，附加在朱棣身上的“皇帝”身份应当是至关重要的原因。又譬如，夏言有一阕《大江东去》也因为曾进呈嘉靖御览，而得到了当时文人的热捧。该词如下：

大江东去·扈跸渡河日，进呈御览

九曲黄河，毕竟是天上，人间何物。西出昆仑东到海，直走更无坚壁。喷薄三门，奔腾积石，浪卷巴山雪。长江万里，乾坤两派雄杰。亲随大驾南巡，龙舟凤舸，白日中流发。夹岸旌旗围铁骑，照水甲光明灭。俯仰中原，遥瞻岱岳，一缕青如发。壮观盛事，己亥嘉靖三月。

其词上阕写自然之景，多铺陈黄河流经之地；下阕则以描述嘉靖南巡的盛况为主。该词上阕虽然也能呈现苏辛词脉的豪放大气，但全篇并不算特别出色。夏言《大江东去》词有十余阕，其中不少也是步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词韵的，单从词作水平说，并不见得比这阕词作逊色，但惟独这阕能引起广泛关注，能被勒石传播（详后），究其原因也不过是因为嘉靖曾经阅读该词。文献未有嘉靖对该词评论的记载，但其品鉴应该也是题中应有之意。

三示范效应：秀句佳作的展示作用

若将文学评论著作喻为精品店的橱窗，秀句、佳作就是其中展示的样品。秀句、佳作起到的示范作用在促进作者的被了解、被接受上，能达到极好的效果。一些名句甚至成为词人的代表称谓，如苏轼有“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的绝对；李易安也有“露花倒影柳三变，桂子飘香张九成”的妙句。类似这样的品题，均能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为词人加上耀眼的光环。这些秀句、佳作在词人的整体作品中或许并不多见，但有之则足以带动其他作品的传播，使受众因作者的秀句而记得其人，并愿意接受他们的其他作品。前引陈人杰之论刘叉，大约也可作为该现象的一个旁证。

诗文评论的作者在推介评点一位作家时，几乎不可能将该作家的全部作品一一提及，因此选取该作家的秀句佳构就成了最便捷的方式。所谓“尝一脟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秀句佳构往往能起到“一脟肉”的效果。尽管偶尔也会出现一镬之味咸淡不均，一鼎之调酸甜未和的情况，但秀句佳构会影响读者对作者的第一印象。

以词话为例，词话作者点评作家虽然较为随意，各种词话因为体例的差异，内容也是千差万别的。但若评论作家，选取作家的作品作为佐证是最常见的情况。若只有评论，而没有实证，往往陷入天马行空的泥淖。评论家论词人，若是出于推崇，希望促进其传播的目的，往往会为所评论的词人选择秀句、佳构，使读者为之眼亮，从而达到传播的目的。

陈霆是位颇为客观的论者，有则有之，无则无之。其《渚山堂词话》论刘基《谒金门》以为该词之“风嫋嫋。吹绿一庭秋草”语亦佳，然不过袭冯延巳“风乍起”之词格，且大大不如。这是公正持平之论。陈霆在论本朝词人时，常选取其人之一二秀句佳构，客观上起到了引导读者阅读的效果。同书卷一接连评论了瞿佑、贝琼、杨基的词作，其相同的评点方法均是拣出词人秀句，以说明其句优在何处。他引瞿佑《巫山一段云》（扇上乘鸾女）为瞿佑词有“富贵气”的证明；引贝琼《八六子》中“人自先惊老去，天应不放春闲”为古来不多见的警策，并认为自己得意的“倾国尚堪迷晚蝶，返魂何必藉东风”之句不如贝词；引杨基《清平乐·新柳》句，以为“状新柳妙处，数句尽之，古今人未曾道着”。

又如杨慎《词品》卷六论凌云翰之《无俗念》、《蝶恋花》以为“词格清逸，一洗铅华，非骈金俪玉者比也”，其评论也是在先录全词之后再下论断。同卷又论马洪、瞿佑诸词，均是摘其句阕，以为代表。这些被评论家选出的句子在作者的集中都属于上乘之作，读者若未曾读到他们的全集，往往会形成先入为主的印象，对作者的作品产生良好的第一印象。评论家本来就是想让更多的读者认同他的结论，以促进作者词作的传播，采用样品示范策略可以达到良好的效果。

有的评论家在选出佳构后，并不发表评论，而只是抄录原作，如杨慎《词品》卷六《马浩澜念奴娇》条，全文如下：

马浩澜《念奴娇》词云：“东风轻软，把绿波吹作，縠纹微皱。彩舫亭亭宽似屋，载得玉壶芳酒。胜景天开，佳朋云集，乐继兰亭后。珍禽两两，惊飞犹自回首。学士港口桃花，南屏松色，苏小门前柳。冷翠柔金红绮幔，掩映水明山秀。闲试评量，总宜图画，无此丹青手。归时侵夜，香街华月如昼。”

杨慎于此条录马洪《念奴娇》词就不赞一语。然而其于无声处，却正在发表促进该词传播的言论。杨慎认为该词足以代表马洪的水准，因此才抄录在书中。这种情况虽然类似词选的操作法，但却也是评论家态度的表达。

明词的这一传播策略尽管也非明人的发明，但在传播明词的过程中却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对明人词籍关注较少的受众，通过这些被评论家选出的秀句佳构可以更好地了解一位作家，并有可能刺激读者的接受兴趣。可是，秀句佳构毕竟是受过挑选的，并不是作家的每首作品都耐得住读者细读。因此这种传播策略就类似光鲜的样品，虽能起到一定的示范效果，发挥着吸引读者的作用，但最终决定作品传播效果的因素还是作品本身。

此外，传播策略还有很多，不同传播主体采用的策略往往不同，以书坊的传播策略为例。如书坊主通过提高编辑水平、改善技术条件等策略，来达到促进传播的目的。明代徽州书坊主在技术条件改善的基础上，出版了集书法、绘画和名词于一册的《诗余画谱》。书坊通过写手以书法形式书写词作，以版画形式表现词境等手段传播词作，这也是书坊主促进传播的策略。书坊还通过广告策略吸引读者，书载广告中的书名、序跋、牌记、凡例等等，均被善加利用。书坊还专门针对特定的读者群编纂适合不同读者需要的书籍促进传播，明代书坊编纂了大量适于民间实用的新兴书册形式，其中所收录的词作就伴随这个策略传播开来。

总之，为了促进作品传播，明人积极利用各种传播策略，而这些策略又实实在在地促进着作品的传播。相对而言，那些不注意保存作品，不善用传播策略的作者，其作品难免速朽。作者即便“有所撰述，近则石渠、天禄；远则名山、大都”，若只是“且书且撰，辄付其人，不复省记”，又或“二子孩幼，无为藏之者”，就难免“倏出之，而倏收之”。

郭璞注《穆天子传》卷之二，《四部丛刊》初编本影天一阁刊本，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重印版，第13页。
陶宗仪《说郛》卷九十二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81册第254页。
黄宗羲《明文海》卷二百二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55册第489页。
洪迈《夷坚志·支丁》卷第七《灵山水精》，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23页。
谢旻监修《江西通志》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13册第361页。
吴一鹏《少傅桂洲公诗余序》，赵尊岳《明词汇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08页。
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襄公二十四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79页。
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襄公二十四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79页。
夏言《夏桂洲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崇祯十一年吴一璘刻本，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集部第75册第61页。
夏言《夏桂洲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崇祯十一年吴一璘刻本，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集部第74册第164页。
于慎行《谷城山馆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于纬刻本，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集部第147册第400页。
刘夏《刘尚宾文集》，《续修四库全书》影南京图书馆藏明永乐刘拙刻成化刘衢增修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6册第65页。
刘夏《刘尚宾文集》，《续修四库全书》影南京图书馆藏明永乐刘拙刻成化刘衢增修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6册第67页。
方凤《改亭存稿》，《续修四库全书》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明崇祯十七年方士骧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8册第481页。
杨伯峻《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0页。
杨时乔《新刻杨端洁公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山西省祁县图书馆藏明天启杨闻中刻本，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集139册第716页。
夏言《夏桂洲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崇祯十一年吴一璘刻本，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集74册第164页。
王畿《慕蓼王先生樗全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清乾隆二十四年王宗敏刻本，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集178册第4页。
王畿《慕蓼王先生樗全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清乾隆二十四年王宗敏刻本，济南书社1997年版，集178册第4页。
方孝孺《逊志斋集》，《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12册第42页。
方孝孺《逊志斋集》，《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1册第6页。
魏校《庄渠先生遗书》，上海图书馆藏明嘉靖四十年王道行等刻本。该牌示见存该馆藏本之抄补《庄渠遗书序目》中。补者1950年十月据涵芬楼藏嘉靖本抄。“景行徒切”之“切”，崔建英等《明别集版本志》作“功”字。但《明别集版本志》并未说明所著录版本的典藏地（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75页）。
杨溥《杨文定公诗集》，《续修四库全书》影南京图书馆藏明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6册第463—464页。
缪咏禾《明代出版史稿》，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3—74页。
孙宜《洞庭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册第37页。
“马太效应”，详见本文第三章第一节。
崔建英等《明别集版本志》，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页。
皇甫涍《皇甫少玄集》卷二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76册第641页。
赵尊岳《明词汇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866页。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第572页。
顾从敬《类编笺释国朝诗余》，《续修四库全书》影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二年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8册第291页。
陶望龄《歇庵集》，《明代论著丛刊》第二辑，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年版，第14—15页。
杨基《眉庵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0册第330页。
崔建英等《明别集版本志》，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8页。
王世贞《王元美先生文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万历四十三年吴德聚刻本。
高出《镜山庵集》，《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天启刻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集部第30册第585页。
吴承恩著，刘修业辑校，刘怀玉笺校《吴承恩诗文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页。
王世贞《弇州四部稿·续稿》卷五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2册第715页。
张邦纪《张文慤公遗集》，《四库禁毁书丛刊》影上海图书馆藏明崇祯十七年刻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集部第104册第2页。
王文才辑校，《杨慎词曲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九年刻本，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集部第150册第513页。
崔建英等《明别集版本志》，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8页。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第53—70页。
皇甫汸《桂洲集跋》，夏言《桂洲集》，上海图书馆藏明嘉靖二十年刻本。
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九年刻本，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集部第150册第270页。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第56—58页。
邓云霄《百花洲集》，国家图书馆藏万历三十六年卫拱宸刻本。
崔建英等《明别集版本志》，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60页。
李维桢《大泌山房集》，中国社会科学文学所藏明万历刊本。
孙宜《洞庭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册第37页。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第57页。
传播学认为人们对某一具体事物通常会有刻板印象，受众在接受过程中，因为刻板印象影响，对与其相关的事物也易于形成相似的看法。该现象在传播学中叫“光环效应”，也叫“晕轮效应”、“成见效应”。
李世前、白贵《古代词话作者的自我传播意识——中国古代诗词传播现象研究》（《河北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汪超《论〈文选〉对两宋总集编纂的影响》（《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等均涉及古代文学传播的“光环效应”问题。
徐墙《徐氏笔精》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56册第540页。
刘世伟《过庭诗话》下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集部第417册第132页。
张含《张愈光诗文选》卷七，《丛书集成续编》影《云南丛书》本，上海：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115册第95页。
易震吉《秋佳轩诗余》，《续修四库全书》影南京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3册第521页。
张綖、谢天瑞《诗余图谱》，《续修四库全书》影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七年谢天瑞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5册第4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