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生识字忧患始

“说文解‘名’”

1889年3月（清光绪十五年），慈禧老太后归政，封建历史上最后一位想干点事业的皇帝光绪帝亲政，垂死的清政府从此进入了一个回光返照的时期。于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批风云人物，都在这个时期出生了。第二年的12月26日（清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十日），一位风云人物诞生在浙江省慈溪县西乡官桥的一个茶商之家。按照宗族文化传统，孩子被取名训恩，字彦及。20年后，他的名和字都逐渐为世人所淡忘，却以笔名“陈布雷”三个字名震京沪，闻名天下。名字虽然只是一个人的符号，不过，它还是曲折地传达了起名者的某种性格信息。从“陈训恩”这个姓名中，我们就看到了它对陈布雷一生政治命运所表达的某种寓意。

从《说文解字》这部解说中国象形文字构造的“圣经”中，对于“训”和“恩”作了如下释义。“训”的本义为教诲、说教；引申则为典式、法则；亦通“顺”，“事得其序之谓训”。“恩”的本义则为恩惠，引申为亲爱，有情义，如恩泽、恩宠、恩遇、恩赐等等。

如果说在中国的族谱及人名中潜藏着一种神秘的种族遗传密码，那么用在陈布雷身上，可谓诚哉斯言。综观陈氏一生，都是在“训”与“恩”这两个字的意境中苦苦挣扎。训则恪守古训、圣训，恩则不负父恩、皇恩及知遇之恩。“训恩”，顺之于恩也，父母之恩，君王之恩，以恩报恩，恩恩相报。于是，父命不可违，君命亦不可违，陈布雷一生都没有违背这两个原则。最后则以一死，以守训报恩，正所谓人如其名、名如其人了。或者这只是一种牵强附会的文字游戏吧，戏语不足为训，就此打住。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地域文化层面上继续进行一番考察，或许就会发现陈布雷身上潜藏着的另一种人格遗传密码。

陈布雷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慈溪”之名，源于后汉儒生董黯。在中国，对于“董黯”这两个字，是没有多少人知道的。但是，如果提到“董仲舒”这三个字，那简直就是如雷贯耳了（就是那个鼓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杀手）。无名鼠辈董黯就是这个大名鼎鼎的董仲舒的第六代孙。

据说，董黯为了奉养其母，常于溪中汲水。就是这样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到了一班儒家文人的嘴里，简直就被吹上了天，董黯被捧为事母至孝的大孝子。在中国，有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的说法，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所谓“明星效应”吧。董大孝子声名远播，连带着他汲水奉母的小溪也有了“慈孝”的美名，一下子声名大噪起来。从此，中国就有了“慈溪”一说。

说起来，董大孝子的这点小把戏，简直是不值一哂，不但比起二十四孝图的大手笔，要蹩脚得多；就是比起一般孝廉的功夫，也要大为逊色。追根溯源，寻根问祖，如果不是靠了老祖宗董仲舒的一点老面子，谁会去尿他的那一壶？不过，事情要从两方面看，尊老敬贤，孝顺长辈，毕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况且，中国的老百姓都是至淳至朴的，人人都用建设性的目光去理解、接受董黯的孝行，正所谓“闻其风，汲其流”，千古以来，慈溪地境也就逐渐形成了慈孝、醇厚的乡风、民俗。从这个意义上说，董黯与“慈溪”也不无微功。用余秋雨先生的话说，或许这就叫做“神秘的人格传递”吧。可以想见，民国时期第一流的政论家、一生视孝悌忠信等儒家伦理如生命的陈布雷，之所以如此，大概与慈溪地境所蕴藏的这种深远悠长的人文地理背景不无关系！慈溪濒临杭州湾，由姚江可直达宁波，西距杭州仅百余公里，隔海与上海相望，襟江带海，海道通达，交通便利，得风气之先，向来是沿海贸易和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故浙东民性通脱，素善经商，行贩坐贾遍及全国乃至海外各地。近代以来，浙东商帮不但实力雄厚，称雄商界，而且成为江浙财团的扛鼎人物，其影响之大，被孙中山先生称为“首屈一指”。受这种强劲的“下海”风潮的影响，浙东地域的陈姓家族大都弃农经商，也就不足为奇了。

陈布雷的先世也是一个标准的耕读之家，至祖父陈克介时，开始打破传统，以一行商往来于浙赣间，从而完成了最初的资本积累过程，归里后即开始经营钱庄与典当业。晚年，陈克介以其盈余渐丰，重新回归亦耕亦读的家族传统，买田置产，督耕兴学，并分其产业之半，约有百亩左右，兴办陈氏义庄、义学，用以救济、扶助族中孤贫。

陈克介生有三子，长子早亡，遗有一男，名训正，是为长房长孙；次子亦早亡，无后；三子陈依仁，即陈布雷生父。陈依仁后将陈布雷过继为次兄之后，但次嫂隔月又亡，故陈布雷仍与陈依仁一家归住一起。

陈克介退老故里，躬自经纪所创之义庄、义学及族里其他公益诸务，又为三房析产。陈克介认为长房长孙陈训正好学不倦，当使就傅上进，而命三子陈依仁住在家里，子承父业，继续管理族里公益事务。故陈克介去世后，陈依仁“继志述事”，致力于族中公益事务，救恤孤贫，并改义塾为鸡山村校，在族中颇孚众望。陈氏家族中这种关心社会底层人的生活，有怜恤心理，同情弱者，重视社会评价的仁义传统，对陈布雷平民人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陈依仁生七子七女，陈布雷为长子，诸弟妹中以后多为大学教授或技术专家，也有与陈布雷同道者，一个先后做到国民党《中央日报》总编辑及社长等职，一个做到国民党中央社采访部主任等职，都在国民党新闻界颇有名声。

在陈氏兄弟崛起的旅程中，起先驱作用的，既不是陈依仁，也不是陈布雷，而是长房长孙陈训正。陈训正字屺怀、无邪，号天婴子、圮卫人、樱宁老人、句阳伯子等。以他拥有这么多别出心裁、耸人听闻的字与号，我们就可以揣测：在传统的儒家文化价值观念中，此人大抵是一个异数。陈屺怀生于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长陈布雷18岁。按照长房为正、长子为尊的宗法传统，陈布雷呼陈屺怀为大哥。对于小弟陈布雷来说，这位大哥对他的未来影响，无论怎么形容，都不算过分。

“龙文”童子

陈布雷5岁时，开始读书了。这位未来的民国第一流政论家、国民党的“文章机器”、蒋介石的铁笔圣手，从此与古老而又神奇的方块汉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陈布雷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是陈依仁。在老父严而又严的督促下，到这一年的年底，陈布雷日识30字，以一个五龄童的智商来说，这样的启蒙速度，简直可以说是连蹦带跳了。

陈布雷的第二位启蒙老师是陈屺怀。陈屺怀思想激进，颇有些游侠气质。

1895年，陈布雷6岁时，陈屺怀在县参与组织石关算社与剡社，一边研究数学，一边以诗文相砥砺。其后，陈屺怀本着诸葛亮“非静无以成学”的古训，决意辟老屋西之仓屋为书房，闭门谢客，家居读书。陈依仁看出这是一个机会，立命陈布雷跟着博学多才的大哥就读。对陈屺怀极为崇拜的陈布雷，从此处处学着大哥的样子，每天早晨很认真地挟着书包入学，规规矩矩地熬到下午放学归来，很有点乐此不疲的劲头。很快，陈屺怀与陈布雷之间形成了一种亦兄、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关系不断加深。陈屺怀终于成为对陈布雷前期影响最大的人物。

西仓屋尽管是一所临时辟就的书房，但是，按照家族的儒学传统，“大成至圣先师”孔圣人的画像是少不了的。陈布雷每日入学的第一课，及每日放学的最后一课，就是恭恭敬敬、诚惶诚恐地向这位端正威严的老先生鞠躬行礼。此外，当陈依仁与族中元老商谈公益事务时，往往命陈布雷临时辍读侍坐，以教导、训练他的进退应对之礼。中国儒家那种知上下、懂进退、明规矩、重秩序的伦理道德，就这样逐渐渗透进一个六龄童的灵魂深处。可以想象，30年后，陈布雷之所以能够任劳任怨地随侍乖僻暴戾的“共和皇帝”蒋介石，是与他在“小学”阶段的这种严格训练分不开的。

按照儒学传统，陈布雷的启蒙读本不外是《毛诗》、《尔雅》、《礼记》之类，这是儒学的经典之作，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都在里面，是不可以不苦学深钻的。如此读来读去，读了两年，不用说，《毛诗》是读完了，《尔雅》读完了，《礼记》也读完了。这是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的事，那一年，陈布雷8岁。这是一个重要的人生分水岭。

其时，正是康有为、严复等一批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酝酿发起戊戌维新运动的前夜，国事日非，社会动荡，变法之议蜂起，改革之火正在点燃，这是一个呼唤与造就英雄和枭雄的时代。26岁的陈屺怀在西仓屋坐了两年的冷板凳，再也按不住他那一颗激越的心了，外出的时间越来越多，家居的时间越来越少，指导陈布雷读书的时间，自然是少而又少了。于是，陈依仁先请陈小沱先生到家设馆课读，次请徐二沆先生坐馆督教。

徐二沆先生是陈依仁的老同学，其人深目高颧，不苟言笑，督学极严。徐先生为陈布雷制订的教学大纲是：读毕《礼记》，则续读《左氏春秋传》，傍晚读唐诗，日课一首，风吹不摇，雷打不动。这样的教学方式，虽说旧而又旧，却也为陈布雷打下了扎实的旧学根基。

官桥陈克介一支，到了陈布雷这一代，父辈、祖辈数世经商，已经成了道地的商人世家了。可是，从陈依仁到徐二沆，又都是极力推崇儒学的老夫子，言行举止，衣食住行，无不以儒家的标准为标准。陈布雷的幼学环境，依然是在一个儒学空气很浓的氛围中度过的，这就给陈布雷幼时性格的形成，打上了一个强烈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色。然而，陈布雷出生与成长的时代，毕竟到了封建王朝的垂死阶段，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正在潜滋暗长，各种新思想、新风气、新举措纵横激荡。特别是对陈布雷影响极大的陈屺怀，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莫不给陈布雷以深刻影响，这在陈布雷幼时性格形成的过程中，又染上了另一层底色，那就是强烈的叛逆意识。传统意识与叛逆意识的交融汇合及不断撞击，铸造出了一颗矛盾的灵魂与一个矛盾的人生，从此形成了陈布雷终身性格的主流旋律。

青年陈屺怀既是极受陈布雷尊敬与爱戴的大哥，也是陈布雷的新学导师与文学引路人。1898年，光绪皇帝在一班资产阶级“法家”的推动下，颁布《明定国是诏》，决定变法，推行新政，并在教育方面下令：废除八股，设立学堂，改以策论课士等等。但在慈禧老太后的一记“铁砂掌”下，光绪发动的这场改革运动立即烟消云散。然而，陈屺怀以他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眼光看出，清王朝的这次“克己复礼”，终究不过是兔子的尾巴，是封建专制王朝的一次垂死挣扎而已。于是，陈屺怀从宁波赶回家中，对陈依仁、徐二沆说：当今变法之议盛行，“八股运命必不久，且本为高明者所不屑为，何必以是苦童子”。陈屺怀主张：陈布雷不必先学“四子”书，应以“五经”作为识字为文的基础。

经过一番严肃认真的讨论，陈依仁与徐二沆接受了陈屺怀的建议，决定调整“教学大纲”，以《书经》、《易经》为主要课程。此外，陈依仁也常于课余为陈布雷开小灶，给他讲《廿一史约略》等等。这个时候的陈布雷只有10岁，且为致力于新学之始，却对历史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兴趣，不但听得专心致志，简直是如醉如痴，真令人不可理解。徐二沆见了，感叹之余，决定因材施教，对陈布雷说：“你既然对历史有兴趣，那么就可读《龙文鞭影》，每日晚记诵一二则。”

《龙文鞭影》为中国旧时的蒙学课本，由明人所辑历史上的人物典故和逸事传说，计2146则，四字一句，两句押韵，读起来抑扬顿挫，琅琅上口，较易记诵。诸如：该书在四句开场白之后，起首便是：“重华大孝，武穆精忠”。这是讲帝舜重华，在屡受父与后母及异母弟共同谋害，依然不改孝悌初衷，以及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何为龙文？“龙文良马也，见鞭则疾驰，不俟驱策。”以此为书名，大抵也是一种劝学之道，勉励童子自我鞭策，奋发自强。果然，陈布雷觉得这种《故事会》一类的启蒙读本，极合自己的胃口，不需徐先生督促，竟把它背得滚瓜烂熟。就在这种“粗成四字，诲尔童蒙。经书暇日，子史须通”的琅琅声中，陈布雷接受了最初的平民文化和庙堂文化的教育。

10岁那一年，陈布雷开始练习作文。徐二沆按照儒家传统，指令陈布雷先作史论。然而，作史论，极要紧的，是要有史识。一个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懂得什么叫政治？何来史识？不用说，第一次试笔，到底未能让人看出这位未来民国第一流政论家的政论天赋。陈屺怀看了他的作文后，也深感其思路拙滞，认为议论文必须思路清楚，立论谨严，下笔如行云流水，横行无涯，收放自如，才可以进入上佳境界。于是，陈屺怀将自己收藏的一册《增广古今人物》赠给陈布雷，要他多读多练多写。陈依仁也向徐二沆建议：《书经》、《易经》艰深不易读，恐易窒息性灵；主张每三日讲授《昭明文选》一篇，使其做到耳熟能详，以便从中体会各种文章作法及名家笔调。徐二沆“从谏如流”，欣然接受这些宝贵意见，自此以三、六、九为期，每十天授课文三篇。又过了两年，陈布雷读完《易经》，接着读《公羊·谷梁传》。由是，陈布雷作文日有长进。

陈布雷对历史与作文表现出极高的悟性，对几何与数学则感到一种与生俱来的厌恶。据说，徐先生在教授《几何》时，无论怎么用心讲解，陈布雷总是表现出一种“茫然不解”的神情。一次，徐先生给陈布雷出了一道几何题，自认为不算太难。然陈布雷挨到掌灯时分，依然是一点做不出。徐先生大怒，认定学生存心偷懒，和老师“对着干”了。为维护“师道尊严”，徐先生将陈布雷反锁在屋里，宣布禁令：做不出这道题，不准出书房一步。至于他自己，则匆匆到友人家喝酒去了。自尊心极强的陈布雷，受到这件事的重重一击之后，唯一的“收获”，就是对数理化增添了更深的厌恶情绪。

在其一生中，陈布雷以政论成名，绝少涉及文学，亦很少做诗。但在12岁时，却表现出一种诗人的灵性和早熟。这一年的冬天，陈布雷遵陈屺怀之命，吟成《苦雨》诗一首：“游子浮云梦不成，挑灯独坐夜凄清。明朝欲向横塘路，大雨潇潇久未晴。”诗中迷漫着一种过于伤感、凄凉的心绪，这与一个少年应有的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童稚心境来说，真是太不合时宜了。这种过早的对人生的敏感和沉重，显然不是一个好兆头。

大约是从11岁开始，陈布雷有了头痛病。病的起因，颇为神秘，终其一生来看，也未能解开这个谜团。一般的看法是，一因徐先生督课极严，二因陈依仁望子成龙心切，三因陈布雷“见鞭则疾驰，不俟驱策”的自觉精神，故陈布雷当时学习课程极多，往往于日课之外，再加夜课。由于每天的学习时间太长，用功过度，稚嫩的脑神经受到损害，故常感头痛发热。然小布雷既不敢对先生直言相告，亦不敢对父母坦言诉说，决心一切痛苦都由自己一人默默地承当。每次发病，小布雷总是坚持做完当日的功课，不声不响地回到自己的房间，悄悄登床自睡。挨到第二天天明，仍照常上学。自此以后，头痛病几乎困扰了陈布雷一生，也成为置其于死地的一大杀手。

其间，徐先生一度因病请假，陈屺怀这时恰好从日本考察农业归来，于是被陈依仁临时拉来代课。此时的陈屺怀，先是于1901年中举，接着东渡日本，追随孙中山先生，鼓吹革命，号召造反，并对日新月异的世界新科技感触颇深，从而产生了科技救国的想法。为此，陈屺怀在代课期间，除了给陈布雷教授中文之外，同时教授英文、理化及数学。陈布雷对理化始终提不起兴趣，对英文的感觉倒是不坏，亦学得颇为自觉刻苦。陈布雷一生未出过洋，也未上过专门的英语学校，却有着扎实的英文根底。他所认识的第一个英文字母，就是在这个时候由陈屺怀传授的。陈布雷所具有的一流的英语水准，对于他后来出任侍二处主任，处理繁重的外交文牍事务，帮助极大。

事后来看，陈布雷之能成为民国史上第一流的政论家，这与他能够及时地接受新学教育，关系极大。从这一点来看，可以说，陈屺怀确是陈布雷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位“导师”了。

“革命党”的惨痛失败经陈屺怀安排，陈布雷13岁时，与三弟训懋一起，被送到三七市董氏馆就读。该馆由慈溪名士董子咸、董子宣兄弟主持创立，目的正在于适应时势，提倡新学，培养改革人才。董氏兄弟都是清王朝的反动分子，他们不但积极设馆授徒，意在为革命党造就大批新才；而且与陈屺怀、钱去矜、叶经伯等人一起，在上海经营出版业，宣传激进思想。如是，董氏馆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景，就是摆满了各种新书报，当时影响较大的《时务报》、《新民丛报》、《新小说》、《警钟报》、《浙江潮》等报纸杂志，在董氏馆中均有陈列。

董氏馆里的那种浓烈的革命氛围，顿使陈布雷眼界大开。想想吧，过去满脑子灌输的都是“子曰诗云”那一套，教导你怎样“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行”，思想与言行，都被捆得结结实实。但是，在董氏馆里，通过阅读这些新书报，陈布雷读到了许多过去从未听到过的新言论、新思想与新视角，什么民权、民族、民生等等。于是，少年的那种追求新奇、刺激，崇尚自由、平等的天性，被充分激励、张扬开来。每到课余，陈布雷就如痴如醉地阅读这些新书报，有时来不及看完，就向董氏馆商借，带回家中，夜间阅读，次日归还。其时，老师为之规劝：“为学不可太贪，贪则伤身损智。”但陈布雷为强烈的求知欲望所驱使，仍广泛涉猎，狼吞虎咽，孜孜不辍。

早在11岁的时候，陈布雷就表现出一种对政治的参与意识。陈布雷在《回忆录》中曾说：“是年有拳匪之乱，每闻大哥归家，与先考谈时事，始知中国国势之概，亦常常自大哥处得阅时务报等刊物，虽在可解不可解之间，顾独喜阅之。”董氏馆就读时期，大量新书报的阅读，使陈布雷对人生、对现实、对政治的认识，都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使得他在传统性格的底蕴上，开始萌生出一种叛逆性格。

陈布雷在董氏馆，不但广泛地接受了中文、英文、笔算、史地、理化等知识的系统教育，而且第一次结交除兄弟姐妹之外的新朋友。董氏馆仅有学生八九人，与陈布雷交谊颇深的是男同学董季劭，女同学董贞柯。由于受新书报的煽动，14岁的陈布雷决定要做一个“革命党”。他与陈训懋、董季劭、董贞柯一起，秘密成立了一个小组织，取名为“覆满同志社”。在董氏馆的一间密室里，四个人将一张用墨笔绘就的黄帝像贴在墙上，然后模仿着书里说的那样，一个个趴到地上，向黄帝像行跪拜大礼，相继宣誓：“驱逐鞑虏，还我中华”。这个时候的陈布雷，俨然是一个秘密会党的党魁，其强烈的反叛意识与狂热的革命情怀，真是少年壮志不言愁！

董氏馆四少年的秘密结社活动，与其说是一种游戏，不如说这是当时会党之风盛行的结果，以至流风所及，就连一些娃娃，也把结党结社看作是一种时髦与新潮。社会上没有人接受他们加入会党，索性就自己组织，自己入伙，自己做党魁，体会一下做革命党的味道。创立“覆满同志社”之后，“党魁”陈布雷是什么感觉？我们不清楚，不过，想想阿Q在未庄做革命党之后的心境，大致也可以做一点参考。

创立了革命党，便须有革命行动。陈布雷是“党魁”，自然要率先垂范。当学生家长冯德成来到董氏馆时，陈布雷认为进行“革命垂范”的机会到了。于是，陈布雷给冯德成大谈起“驱逐鞑虏，我炎黄子孙天职，匹夫有责，当竟此志”云云。

这是冯德成平生第一次遇到这样一个尴尬的经历：一个十多岁的孩子，竟然大言不惭地向他上起“闹革命”的大课，公然号召他做“乱党”，不免让他感到有些滑稽可笑。然而，孩子的“老成谋国”之心，却也不乏天真可爱之处。因此，冯德成既无不快之色，也没有一笑置之，只是佯装不解地故意问他：童子虽有此志，但汝父望汝入国朝试场奈何？岂有革命家而作制艺文字者乎？

这一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诘词，不啻是致命的一击，一时间，陈布雷竟瞠目结舌，无辞以对，大窘之下，只得怏怏而退，鸣金收兵了。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陈布雷颇有些瘟头瘟脑的，一副落落寡欢的倒霉神情。

事实上，正是冯德成的这番诘问，揭示了陈布雷性格中的矛盾之处，使他第一次面临这样的严厉考问：是做乱党，还是做忠臣？是做一个“礼学”童子，还是做一个革命党徒？是的，一个革命党，怎么可以去做八股文，参加科举考试呢？那样做，岂不是对革命的背叛，显得太荒唐了吗？可是，如果父亲要我参加科举考试，如之奈何？难道自己可以违背父亲的意愿？那样做，岂不成了一个不孝之子么？陈布雷这个时候的心情，真是矛盾重重，进退失据。他第一次体会到一种人生的尴尬，人生的无奈。并且，这种尴尬与无奈，犹如一个魔影，始终缠绕着他，折磨着他。

不过，这次考问的结果是，陈布雷终于认定：既已成为一个革命党，就要有一个革命党的样子。比如，原先把子曰诗云、四书五经啃得津津有味，也许不错；但是，现在既已成了一个革命党，就要钻研革命学问，从事革命活动，这才是一个革命党的样子。岂有革命党还去钻研八股文的？如此一想，陈布雷对国文的学习，自己也就放松了。哪里知道这一犹疑、松懈，竟闹出了一个大乱子。

1903年11月（光绪二十九年十月），清廷举行童子试。陈依仁把陈布雷叫到身边，吩咐：“朝廷已诏复科举，汝可准备一下，跟余入慈溪县城应试。”自认为已是“革命党”的陈布雷，满心不愿意参加，但慑于父命，又不敢说出一个“不”字，只得神思恍惚地跟着父亲来到县城。经过一番对双方实力的估量，陈布雷总算拿定主意：到了这种推车撞壁的境地，硬顶是不行了，只有来个口诺而实不至，先顺着老父的意思，进入考场，马马虎虎地对付一下，草草完稿，然后万事大吉。用现在的话说，陈布雷的这个策略，也就叫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于是，这次童子试，陈布雷考前既未认真复习，临场也未充分发挥，拿到试卷，几笔一挥，“大功”告成。结果，在别人弄得紧紧张张、辛辛苦苦的童子试，在陈布雷却是游刃有余，轻松惬意。

然而，等到发榜，陈布雷傻眼了：榜上151名，自己竟是最后一个，“解名尽处是孙山”。他本不想参加考试，当然也不想“金榜题名”。但使他未意料到的，未必想到要由自己“倒踢紫金冠”，闹了个全县倒数第一。固然用阿Q先生的观念来看，除了“倒数”两个字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状元不也是第一名么？“你算是什么东西”呢？

只可惜老父陈依仁没有阿Q先生这样的好心情。看到发榜，陈依仁急吼吼地先从第一名看起，几十名看下来，竟不见“陈训恩”三个字，不免就有些紧张。又接着往下看，几十名找下来，仍不见“贤郎”的大名，头就渐渐发大。继续往下找，一直找到最末一名，“陈训恩”三个字竟赫然在列。

初始，陈依仁几疑榜上名字有误，揉了揉眼睛，又反复核实了几遍，确是不错，“贤郎”排在最后一个。至此，陈依仁的第一个感觉，就像是被人兜头敲了一记闷棍，直打得自己晕头晕脑，手足无措了；第二个感觉，就是热血上涌，脸红色变，以为周围有成百上千双眼睛都在注视着自己，恨不得这个时候脚下裂开一条缝，能马上钻进去；第三个感觉（找到了），这才想到要找“不孝之子”算账。挤出人群之外，陈依仁语不成声地对陈布雷厉声训斥：“汝竟背榜。教汝读书，乃居全县童子之末，辱我门楣甚矣！”言毕，陈依仁伤心不已，几至落泪，顿有心态苍老之感。

陈布雷看到父亲如此伤心动怒，觉得问题十分严重。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竟闹出了这等祸事。从陈布雷的本意来说，虽然曾经想到要当一名“反清”的革命党，但毕竟是出于一时的好奇和狂热，现在面临着童子试失败的冷酷事实，头脑很快冷静下来，这才知道所谓的“革命党”的光荣，实在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远没有眼前的童子试的光荣来得重要。而且，陈布雷固然想过要造清王朝的反，却从未想过要当一名与父亲“对着干”的逆子。就以这一次参加童子试来说，他之所以“如此马虎”，本意就是不愿意与父亲形成公开对峙的局面，以免背上一个“忤父”的不孝之名。哪里知道在“糊弄”的过程中，一个“度”没有掌握好，事态反而更加严重起来。

陈布雷从5岁起，开始接受孔子学说的教育，倾其所学，全部拎出来，就是“仁”与“孝”两个字。“仁”是治理国家的学说，陈布雷这个时候还是个小学生，自己的事情还管不好，国家大事自然免谈，一个“仁”字，在他也就不甚了了。至于一个“孝”字，就是讲做儿子的怎样爱父母，扩而充之，由爱父母而爱天下人，这就是“以孝治天下”的大道理了。陈布雷5岁启蒙到14岁参加童子试，苦读十年，他的最大收获，其实也就在一个“孝”字上。什么叫孝？这就是孔子在《论语》中的一句名言：“子夏问孝。子曰：色难。”何为“色难”？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态度问题。在圣人的意思，孝敬父母，不光在表面上要顺从，而且一定要解决一个态度问题，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可是，自己现在却是阳奉阴违，心口不一，糊弄他老人家，岂不是罪莫大焉！想到这里，陈布雷惭愧了。“我愿意再试第二场”，陈布雷鼓起余勇，惴惴地向父亲表示。“算了，回家吧！”伤心之至，灰心之至的陈依仁余怒未消。

回到官桥家中，母亲同样是大失所望，然而，用的却是母性的独特方式，对陈布雷没有一句疾言，也没有一点厉色，而是自怨自艾、自谴自责，终日为之唉声叹气。这是比父亲的大发雷霆更令陈布雷无法忍受的鞭挞与刺激。弟妹面前，自然也是大失面子。至于在乡邻面前，这样的名次，更是马尾穿豆腐，提不得了。董氏馆那边，不消说，也不用再去了。他整天关在家中，闭门思过。

惨痛的失败，使陈布雷冷静下来，并开始反思：自己是家中长子，不但寄予着父亲的希望，也承载着家族的厚望。父亲原本就是十分看中颜面的人，视家族的荣誉如同生命，现在不但弄得父亲名望扫地，而且弄得家族颜面尽失，真是无地自容了。生当人子，上不能光宗耀祖，报答父母；下不能为弟妹垂范，身体力行，实在是愧对列祖列宗，愧对父母弟妹。“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到了此时此刻，陈布雷似乎对项羽在失败后“不肯过江东”的心理动因有了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何况，自己弄到这等狼狈的境地，也很有点咽不下这口气：凭自己的实力，本来是可以在考场上打出一块江山的，一念之失，乾坤倒转，鸡飞蛋打了。陈布雷这才切实地感受到一种失败的痛苦了。

陈布雷打定主意：不雪此耻，誓不为人！

从“名落孙山”到“独占鳌头”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不久，府试临近，陈布雷再次向父亲要求：决意前往一搏。陈依仁初不许，经母亲与二姐反复劝说，陈依仁始勉为同意。12月，陈依仁带着陈布雷坐船来到宁波。到了这个时候，“革命党”陈布雷的脑子里的“种族革命”，早已荡然无存，只剩下儒家的“孝道”伦理与背水一战的雪耻欲望。

宁波府试主考官喻兆藩，为江西萍乡人。喻主考虽为早年及第，却颇多曲折，深知少年成名之不易。出于惺惺相惜的心理，喻主考这次特别重视选拔优秀的少年人才，规定：考生年龄在17岁以下者，“均别置试场于内堂”，由他亲自主试。几场考下来，陈布雷名次如下：第一场考《四书》，第十一名；第二场考史论，第一名；第三场考史论、策问各一篇，第四名；第四场考策问时务，第二名；第五场考《五经》，未及发榜，喻兆藩就将陈布雷召到内署书室，问过陈布雷的家庭及年龄，然后便吩咐：“我这里有史论、策问题各一，汝可当场写来。”这也是为了防止考试时作假，需要通过“飞行药检”的方式，当场检验。喻主考此举，真可谓老谋深算。

陈布雷遵命，当场便做。这就要有点真本事了。当时，喻主考站在陈布雷身后，一边阅卷，一边点头，嘉许之意，溢于言表。试毕，喻主考笑吟吟地一边引领陈布雷去见他的夫人，一边吩咐佣仆备饭招待。临别时，特赠陈布雷《古文辞类纂》一部，以示优渥，并命老仆送陈布雷归寓。从某种意义上说，喻主考这也就算是将陈布雷当成自己的记名弟子看待了。

第二天总榜发，陈布雷名列第一。这一次陈依仁倒是没有费劲，第一眼就看到了“陈训恩”三个字。从县试背榜，名列第一百五十一名，到府试揭榜，名列第一名，中间仅隔一个多月，这真是杜牧所咏唱的“卷土重来未可知”了。中国人在失败之后，往往喜欢吹一个牛皮，叫做：“二十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胆子小的人，不敢说得这样肯定，于是打一个折扣，叫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意思都是一样的，无非叫你小心一点，他还有卷土重来的机会。其实，说的人自己未必相信，听的人更是姑妄听之。无论你的牛皮吹得多大，毕竟是叫你等到二十年、三十年以后再去验证，比起陈布雷的一个月之后，便见分晓，这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陈依仁率领陈布雷，从宁波班师回到官桥，全家像迎接英雄一样，为之欢欣鼓舞，父亲、母亲、弟弟、妹妹，人人脸上都洋溢着雪耻之后的光荣与满足，县试失败后给全家带来的阴影，已经一扫而空。亲朋好友，近邻乡党，也都赶来祝贺。这是可以想象的，从全军尽墨，到大获全胜，这样的战例，固然不常有，但并不鲜见。可是，要说到考试，能从最后一名，一下子翻上来，跃居第一名，而且时间只有一个多月，即便是才高八斗的曹子建转世，他也未必敢说这个大话，而陈布雷却做到了。仅凭这一点，名动一下乡里，也还是应该的。当时，陈依仁的好友孙以文为之总结说：陈布雷之能够跃登榜首，全是县试惨败所刺激。这话有一些道理，失败是成功之母，耻辱是荣誉之父，一个人只有在面临巨大压力时，才能将想象力、创造力、进取力等自身潜力，发挥到最大限度。

参加宁波府试，是陈布雷向家庭、向传统伦理、向社会环境所作出的第一次重大妥协。尽管从个人功名上来说，宁波府试无疑是一次完美的光荣。陈布雷自己也充分品尝了这种光荣所带来的激动与喜悦，并由此而在心理深处建立了“不飞则已，一飞冲天”的人生信念。后来，他之能够成为民国第一流的政论家，正是建立在这种强烈欲望的基础上。然而，就个人命运和文化人格来说，这种成功与光荣，无疑又是一种倒退与失败。从慈溪县试到宁波府试的演变过程，充分展示了陈布雷性格中矛盾与对立的一面，革命与保守，激进与传统，挑战与屈从，两种个性与人格，在陈布雷身上形成了激烈的冲突。结果，原先那个“革命党”陈布雷全线崩溃，代之以那个“保守党”陈布雷。陈布雷的保守意识战胜了革命意识，传统意识战胜了激进意识，服从意识战胜了叛逆意识。陈布雷性格中保守与屈从的成分，得到进一步的张扬，由此开始了陈布雷悲剧性格的铸造过程。

1904年3月（清光绪三十年二月），陈布雷再到宁波，参加院试，名列第五，为慈溪县生员。按照明代以来的通例，这样的生员也就有资格被称为秀才了。第二年（1905年），清廷宣布废除科举制度，生员不复再有，这也就是阿Q所说“皇帝已经停了考，不要秀才和举人了，因此赵家减了威风”的时期。由此，陈布雷总算搭了个末班车，成为中国封建科举制度下的“末代秀才”。

县试、府试、院试之后，陈布雷面临着进一步升学就读的问题。正在陈依仁举棋不定的时候，陈屺怀专程赶回来向陈依仁进言：慈溪县中学堂的监督已经易人，校风稍有革新，主讲中文、英文、数学的老师“皆为学界名流，思想进步。训恩弟最宜入慈溪县中学学习，以求深造”。陈依仁当即表示赞同。由此可见，每当陈布雷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时，都是陈屺怀跑出来发表意见，为之指点迷津。陈屺怀这位“导师”，当得真是称职。

1904年，陈布雷与三弟训懋一起进入慈溪县中学堂读书。当时，慈中开办仅两年，在校学生约30余人，分甲、乙两班，陈布雷列甲班，陈训懋列乙班。学生分居东西两斋，两人一间，陈布雷与三弟同住一室。陈依仁每半月派家中老仆入城一次，送菜油一小瓮，食物一包，铜钱六百文等。以此观之，学习条件算是相当不错的。唯一让人感到遗憾的地方，是陈氏兄弟夜间只能点青油灯读书。那时没有电灯，也就无所谓不方便。何况，“挑灯夜读”的画面，在中国人的眼中，从来就是一个美丽的富有诗意的人生追求。正所谓：夜幕之下，慈湖之畔，青灯一盏，手执一卷，其乐也融融。

慈中在课程安排上体现了新旧参半、中西合璧的特色，修身、经学、史地、国文、英文、数学、体操等等，融为一体。这样的课程安排带有明显的蜕变印痕，也说明当时新、旧两种势力在慈中处于均势。在慈中，“革命党”的空气虽不如董氏馆浓厚，但师资力量毕竟比董氏馆整齐，课程也更为丰富。在董氏馆，陈布雷喜爱的历史、地理等课目，只能安排为自学课程，而在慈中，均列为正式科目。地理课本是谢洪赉著《瀛寰全志》一厚册，历史课本为《通鉴辑览》和《万国史纲目》。一年之内，陈布雷将这些课本全部读完，自感收获颇大。

在慈中，陈布雷充分显示了他在作文上的实力地位。受中国科举制度中重视史论、策问等传统选才观念的影响，慈中对学生作文极为重视，校方不但规定学生每周须作文一篇，而且考核频繁，评选严格，奖惩与兑现十分及时，从而形成了一整套的激励办法：最优等记功两次，优等记功一次，中等无功过，下等记过一次，最下等记过两次。临时考试与学期考试，均由县令亲临慈中主考。奖金的发放标准为：平时的课业成绩，每积功一次，奖银币两角；由县令亲自主考的课业成绩，每积功一次，奖银币五角至两元。陈布雷与陈训懋兄弟都算得上是慈中的文章高手，积功多多，仅半年之内，所得奖金累计就达二十一块银元。这是陈布雷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作文的价值，文章写得好，不但可以记功，被人夸奖，而且有银子得，真是名利双收。从此，陈氏兄弟努力作文的积极性更高。只可惜30年后，陈布雷写出了名动天下的皇皇巨著，反而一个铜板也未能得到。皆因这些文章都著了“老板”的大名，稿费也都一概奉送“蒋总裁”了。

二十一块银元，对于陈氏兄弟来说，的确是个不小的数目。但是，陈氏兄弟一因每半月有家中送来的六百文铜钱垫底，二因受崇尚节俭的家庭传统的影响，故将所得奖金一角一元地精心积存起来，于暑假归家时，全部奉交母亲。陈母大乐，很是骄傲地告诉陈依仁：“孩子们成绩好，又不乱花钱。”陈依仁听了，亦为之高兴。

慈中留给陈布雷许多美好的回忆，但也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一次不可弥补的悔恨，这就是发生在慈中的一次学潮事件。学潮的起因缘于教经学的毛宗藩先生责备学生过当，这在崇尚“师道尊严”及“教不严，师之惰”的毛先生眼中，也许只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绪使然。然而，经过新思潮洗礼的这一批慈中学子，正处在热衷于追求师生平等的人格地位，因而对毛先生的严词责骂颇不肯谅解，一致相约：对毛先生的经学课予以抵制。果然，到第二天再上经学课时，学生们迟迟不肯进入教室。这实际上就是现在所说的“罢课”了。经过校方反复说服动员，学生们总算买了一个天大的面子，勉强进室了。但在当时，一个老师主讲的课程受到学生的一致抵制，是很丢面子的事。儒家伦理观念极为浓厚的毛宗藩先生更是受不了这种羞辱，当即拂袖而去。学校监督（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校长）为之大怒，声言要开除这批闹事的学生，以肃学纪，以正校风。学生们亦被激怒，索性来了个一不做二不休，群体上书，请求辞退毛宗藩先生，并且以集体离校相威胁，以示其绝不妥协的强硬立场。

这一来事情闹大了，双方谁也不肯退让，相互怒目对峙，僵持了三天之久。最后，幸得学生家长闻讯，纷纷来校加入校方阵营，并以中国儒学文化中无往而不胜的“孝道”作杀手锏，对闹事学生施以“高压”政策，使得形势逆转，这才一举挫败了学方阵营的“嚣张”气焰，勒令他们返校复课。看在学生家长的面子上，校方不复提“开除”二字，但为了维持校方的威信，仍给闹事学生记大过一次。屈于父母的“淫威”，学生亦不复提“集体离校”四字，但毛宗藩先生也终于主动辞职。

这次学潮，陈布雷是积极参与者之一，由此进一步展示了他性格中猛锐与刚烈的一面。然而，陈布雷于事后听到中文老师蔡芝卿先生愤然对蔡芳卿先生说：以毛先生这样有学问的人，学生们竟群起而攻之，把他赶跑，我等不复有教人的资格。陈布雷听到这里，性格中的儒家文化人格再一次复苏，并为自己的这种幼稚猛浪的行动悔恨不已。革命与妥协，激进与保守，这两种截然对立的个性与气质，构成陈布雷性格的两重性。

第二学期，慈中开始由陈屺怀的好友、思想比较激进的钱去矜先生主事。钱先生主张革新，刷新教学，引进、增配了一批思想进步的师资力量，冯君木先生亦因此而被钱先生请来教授国文。冯君木虽然赏识陈布雷的作文，但批评他的文章“条畅有余而凝谧不足，必须加强修辞练句”。一次，冯君木在批改陈布雷的作文后，特殷切传授自己的作文心得秘法：“文从字顺各率职，知此七字，乃始可以学文。”从此，陈布雷师从冯君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但谋篇布局，日益精进；而且文字流畅，渐有行云流水之象。冯君木至此，亦视陈布雷为不可多得的可造之材，加倍爱惜，常邀陈布雷于课毕至冯宅讲论。陈布雷遵嘱于课余或假日出入冯宅，与冯切磋讲论，教学相长，师生均得益良多。这一段生活，在陈布雷的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在陈布雷的一生中，冯君木是继陈屺怀之后，在作文上对陈布雷影响最大的良师。后来，冯君木娶陈布雷四姐为继室，由恩师而姐夫，关系也就更上一层楼了。直到冯君木70寿辰，陈布雷忆及在冯宅“回风堂”槐树下与老师大声讲论作文的情景，还写了一篇《荆紫园序》，以为祝贺（荆紫园即槐树下讲读作文的冯宅庭园）。冯君木亦为之赠诗陈布雷，诗中有所谓“艰难吾与汝，结舌对苍天”之句，很有点高山流水的味道。

1905年5月9日（清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初六），陈布雷的母亲柳氏因产后症不幸去世，年仅39岁。柳氏弃世时，最小的儿子陈训恕出生仅两小时。柳氏柔嘉淑慎，损己益人，思虑绵密，治事勤勉，相夫教子，节俭持家，在人格和品德等方面对陈布雷影响至深。陈布雷在慈中闻报母病，当即与三弟一起，徒步往回急赶。刚过皇桥，即已天昏地暗，大雨瓢泼而下。陈布雷心知不祥，冒雨急行。至家，其母已移灵堂前，兄弟俩倒地大哭。少年丧母，不但在感情上给陈布雷蒙受沉重打击，更给他以后的事业带来了不利影响。

“不准革命”

1906年，仍经陈屺怀一手安排，陈布雷转入宁波府中学堂学习。从董氏馆到慈中，从慈中再到府中，不计启蒙时期，这已经是陈屺怀第三次为陈布雷指引“前进方向”了。

陈屺怀主张陈布雷入宁波府中就读，主要是缘于关来卿先生已经受聘为府中监督。关监督本是陈布雷两年前进入慈中就读时的校监。在此之前，因慈中前任校监不谙教育，教学成绩平平。自关监督主持校政后，一改前任作风，在教学课程上采取中西学兼容、新旧学并蓄的方式；在治学方法上敢于革新校风，大胆引进新人，不断建立并完善教学方法等等，使得学校面貌焕然一新，教学成绩斐然。这次在宁波府中学堂的冬季招考中，慈中应考者总计11人，不但全部录取，而且成绩名列前茅。这样一来，关监督的治学方法，很有点让人刮目相看了。

也就在这时，宁波储材学堂正式改名为宁波府中学堂，按照现在通行的叫法，这一改名，宁波府中学堂也就算是宁波府的“重点中学”了。“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为保障“重点中学”的教学质量，一时声名大振的关夫子，也就顺理成章地被聘为宁波府中监督了。关夫子就任校监伊始，便大刀阔斧地充实学科，引进人才，建立制度，整顿校风等等，颇为各方瞩目。为此，陈屺怀特向陈依仁建议：“府中学科充实，教师人才，亦颇整齐。训恩弟入府中，可稍广交游，以长见识。”值得注意的是，陈屺怀在这个时候已提出了“广交游，长见识”的培养目标，足见陈屺怀的眼光之远。对陈屺怀言听计从的陈依仁，听了陈屺怀的这番话，立命陈布雷转入府中就读。

陈布雷进入府中后，第一个予以青睐的，是史地老师凌公锐。凌先生看到陈布雷长于作文，拙于口辩，认为：“当今欧美，议院激辩，口才第一，故贤弟须练习演说。”遂勉励陈布雷：“专习史地，有此基础，泽以文字，可望深造。”

陈布雷对凌先生的教导深以为然，每逢开会，必登台演说。初时尚感言语艰涩，反应不快，用辞贫乏，往往缺乏感染力。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辩才大长，颇得凌先生等人的好评。陈布雷从政之后，由于专心致力于幕僚之职，拒绝出任主官，这就使得他的演说长才难以有表现的机会。故人们以为成名后的陈布雷只会写文章，不善言辞。其实，青年时期的陈布雷，在训练自己的辩才方面，也是颇下了一番功夫的。

不过，辩才对学生时期的陈布雷来说，不但没能产生什么补益，反而带来了意料不到的负面影响。

府中是年录取新生约30余人，与原先在校旧生人数大致相等。校方安排旧生居西楼，新生居东楼。这本是校方为方便生活管理所作的善意安排，别无他意，谁知竟由此闹出了一场大乱子，以致就此葬送了陈布雷在府中的学业。

当时正处于新旧学转轨变型时期，无论是社会各界，还是学校内部，因两种教学体制而带来的新旧思想道德的冲突，表现得十分尖锐激烈，宁波府中亦不能例外。其时，府中旧生大抵在20岁以上，所受教育大都出之于私塾或旧式书院，旧学的印痕较深，旧的传统习气亦浓。旧生的长处是旧学有相当基础，英文成绩亦佳。更有不少旧生曾参加过县试、府试或院试，亦有被录取为生员，称之为秀才的。其短处是思想落后，伦理道德陈旧，以至有不少人染有恶习，常常津津乐道于风月戏谑之谈，更有的于夜间私出赌博，为“侠”邪游。学监婉言相劝，反受其辱等等。而新生大都在十六七岁之间，多出身于学校教育，知识面较广，受新学的影响较深，往往表现得视野开阔、思想纯朴、观念激进、嫉恶如仇等。加之新旧生分居东、西楼，互相间缺少交流，“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文区域”。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东楼的新生结成“东楼党”，西楼的老生亦组成“西楼党”，“两党”“道不同，不相为谋”，早已是隔阂日深，形同路人了。

“西楼党”既有了资格老、成绩好这些优势，也就格外把眼睛长在额头上，很有些对新生不屑一顾的味道。旧生由此常常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讥讽新生为“未冠之童子”，嘲笑他们成天闹闹嗡嗡的，“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东楼党”亦不肯示弱，他们指斥旧生品性低劣，行为放荡，“群居终日，言不及义”。针对“西楼党”的指斥，“东楼党”决定发起一次图书展览会，特邀“西楼党”分子前来参观。“西楼党”原未把东楼的这些娃娃放在眼里，觉得他们搞什么图书展览，无非是小孩子的胡闹而已，也就欣欣然地驾临东楼一游，借此看点笑话。岂知，等到“西楼党”成员刚刚进入东楼，“东楼党”分子就迫不及待地指着满架的图书，怡然自得地对“西楼党”说：“吾东楼之书架上，有世界史、世界地理、代数、几何、动物、植物、矿物、理化、社会学、图画、音乐诸科书籍，你们西楼有吗？”“西楼党”分子本是挟威而来，看到东楼的图书展览果然不俗，先就有些气馁；现在又经“东楼党”分子如此一辱，一个个为之语塞，无辞以对，只得垂头丧气地铩羽而归。经此一战，“东楼党”大获全胜，一个个锐气大长，战斗的欲望更强。从此，“两党”之间的矛盾，也就越结越深。

一般人只知道成年时期的陈布雷是一个十分传统的人物，并不清楚青少年时期的陈布雷性格刚烈、思想活跃、蔑视传统、反叛权威，是一个极不安分的家伙。从董氏馆成立“覆满同志社”，到慈中参加闹学潮，陈布雷都是其中的激进分子。有这样丰富的造反经历及“革命经验”，到了宁波府中时期，不用说，也就众望所归地成了“东楼党”的领袖人物。并且，这个时期的陈布雷在凌公锐先生的教导下，为了培养和提高自己的辩才，对于任何演说机会，都是不肯放过的。一次，学校集会，“东楼党”一致决议以新道德问题发表演讲，并推陈布雷上台主讲。于是，陈布雷雄赳赳、气昂昂地登台演说：“青年求学，尤须注重道德，反对腐化”等等。语辞间无不句句指摘“西楼党”行为不检，积习甚深。陈布雷的演说颇博得“东楼党”的掌声和欢呼。而“西楼党”分子亦视陈布雷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去之而后快，甚至他的一举一动都遭到“西楼党”分子的监视。

一日，陈布雷给上海复旦公学的同学洪苓西复信，信中备述府中旧生之种种腐败情形，深为痛心。书成，同室刘君索之一阅，陈布雷则因事外出。适在此时，一个“西楼党”分子来此侦察，在患有近视眼病的刘君身后偷看了此信，乐颠颠地赶回西楼报告。“西楼党”经过一番密室策划，立即派人对学校信箱暗中进行监控，等到陈布雷将信投入信箱后，迅即将信箱撬开，先将证据抓到手中，然后一状告到学监那里，谓陈布雷毁坏同学声誉，是可忍，孰不可忍，不斥退不足以平同学之愤。否则，旧生全体退学，以示抗议。

“东楼党”闻报，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商讨的结果，亦是采取“以民意对民意”的办法，20名新生共同署名，上书学监，严肃声明：“如斥退陈训恩，则我等亦全体退学。”

这样一来，弄得学监大人为难了：不斥退陈布雷，旧生全体退学，一统江山，将去其半，不行；斥退陈布雷，新生全体退学，江山一统，其半将去，亦不行。这个时候，学监大人的处境，很有点像胡子老狼的处境：“进则躐其胡，退则跲其尾”，进退两难了。想来想去，学监大人别无选择，只好玩一次“中庸”，将“斥退”二字分开运用，对陈训恩同学只言“斥”，不言“退”。

于是，全体学生集会，学监大人宣布：“陈训恩轻动笔墨，破坏同学名誉，记大过两次。”学监认为：既已处分了陈训恩，旧生出了胸中这口恶气，大概也就会顺坡下驴，趁势收篷，不至于轻言全体退学了；同时，既然处分中没有提到“斥退”二字，新生也就没有理由提出全体退学。如此，新、旧两方面的面子都顾及到了，甘蔗两头甜，这也是学监的一番良苦用心。

自然，学监大人能想出这么个息事宁人的好办法，也是颇动了一番脑筋的。首先，对于任何一位校长来说，总是有“校”才有“长”，学生都走光了，自己还“长”什么？手心手背都是肉，旧生新生，都是自己的学生，自不可厚此薄彼；其次，陈训恩同学直言无忌，嫉恶如仇，这当然是好的。但是，他在外人面前如此非议本校学生，的确是有欠考虑，这是陈君应引以为戒的；再次，这件事闹到今天这种不可收拾的境地，总得有人出来吃板子，承担一份责任。既然旧生把矛头对准陈君，少不得也只有委屈一下他了。可见，学监大人宣布这样的处分决定，确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

哪里知道学监大人的一番苦心孤诣，不但未能使“两党”罢兵言和，反而更激起双方的愤怒。在“西楼党”认为：陈训恩是新生中的核心人物，能写会说，敢作敢为，这次不能将他驱逐出校，斩草除根，一旦死灰复燃，今后“西楼党”就永无出头之日了。于是，旧生在“斥退”的条件上，决不后退一步，坚持要将陈布雷开除出校。在“东楼党”认为：陈训恩同学并无过错，还要蒙受如此处分，实在是毫无公道可言。以至史地老师凌公锐、国文老师冯君木也加入“东楼党”阵营，公开站出来抨击学校的处置，替陈布雷鸣不平，指出：时到今日，居然还有私开信箱、破坏通信自由的举动，这是我们宁波教育界的羞耻。

“两党”谁也不肯后退一步，学监大人的“中庸之道”不灵了。这真是“金刚厮打，佛也理不下”。双方就这样怒目相向，僵持数日之后，不得不由宁波府教育会长张让三出面找陈布雷谈话，张以颇为愧疚的心情对陈布雷说：“此事，旧生确实无理，但双方相持，总不是办法。你是否自动告退，以保全学校。”陈布雷至此也若有所悟，深感：“以余一人，使全校解体，余不为也。”当即自请退学。学校的喻庶三先生深悉府中的矛盾，实为新旧势力之争，认为非断然处置，则将扰攘无休。于是，喻亲往府中，召集旧生宣布：“陈生对不起同学，已服其罪；但旧生亦殊无礼，应各记大过两次。如不服者，退学可也。”如此一来，旧生皆被镇住，闹腾多日的“党争”风潮，戛然而止。

陈布雷退学后，一时漂泊无依，终日沉溺在新出的各种小说之中，内心深感失学之苦。三个月后，陈布雷决定改入师范学校简易科，作选科生，学习日文、博物及图画，夜里则借住于育德小学（陈屺怀创设并任校长），偶尔也为该校代课，这是陈布雷求学生涯中最为黯淡的一段时期。

宁波府中的东、西楼之争，给陈布雷造成了刻骨铭心的影响，这也是形成陈布雷终身性格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在此之前，我们看到的陈布雷，性格中虽然也有循规蹈矩、逆来顺受等传统与保守的一面；但就其性格的主层面来说，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始终是一个敢作敢为、作风猛锐、性格刚烈的豪雄人物，这与中年之后的陈布雷在强势人物面前变得谨言慎行、唯唯诺诺的形象，可谓天壤之别。这中间的变化，固然有多种原因，但是，宁波府中的“党争”，是一个重要因素。最后，出于保全学校这个大局，陈布雷不得不向旧势力作出让步。至此，陈布雷性格中软弱、屈从、忍辱负重、自我牺牲、顾全大局的一面，再一次得到比较充分的展示。这一次挫折，使陈布雷加速了从激进与革新意识向屈从与保守意识方面的转化。

府中风潮之后，陈布雷从反面总结自己的教训，曾多次对三弟训懋说：“你以后一定要记取我的教训，慎言慎行，力戒轻举妄动。”进一步，退两步。这就是陈布雷，一个具有两重性格的复杂人物。

“父母在，不远游”

陈布雷在师范学校简易科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深感其程度太低，希望能插入程度较高的浙江高等学校预科就读。但浙高招生条件极严，非经特许，预科不收插班生。于是，陈屺怀不得不再度出山，替陈布雷疏通关系，打通关节，从宁波教育界名人赵林士找到甬籍通人张葆灵，又从张葆灵找到浙高教务长王伟人，再由王伟人找到浙高校监吴雷川等。关系找了一个又一个，后门开了一道又一道。终于，陈布雷蒙吴学监亲自召见。陈布雷当即提出：“请求破例，特许插班，愿受试验。”吴学监则询及所学及宁波府中学堂退学原因。陈布雷不善遮掩，直言相告。吴学监听了倒也感动，经过对国文、英文、数学、理科、史地等科目进行考试后，同意插入浙高预科二年级乙组。

浙江高等学校是陈布雷求学生涯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从1906年至1911年，陈布雷在浙高就读五年之久，从而完成了他步入社会前的最后一段里程。浙高—奠定了陈布雷一生事功的基石。

浙高培养出了像慈溪陈布雷、金华邵飘萍、绍兴邵元冲等（著名的浙高“三笔”）新闻报人及国民党要人，然而，就陈布雷等人的学历来说，却是个比较不容易界定的难题，如果勉强地做一比较，我们只能说陈布雷的学历大抵相当于今天中师或专科学校的水平。浙高的前身，为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设立的求是书院。其预科相当于现在的高中，正科则与当时的大学预科近似，与现在的学制无可比拟。以这样的学历能够成为“民国第一笔”，这实在是让一些戴着博士头衔的学子们惊愕的。

浙高的来头不算大，牌子也硬不到哪里去，却能培养出一批著名的新闻报人，缘于它有着一套特有的管理方法和民主空气。浙高的师资力量很强，学生的素质较高。针对这一特点，学校在教育方针上，制订了重自治自律、重感情陶冶的教育原则。从而形成了校风和易、选课自由、考试严格、学习主动的教育特色。如此，浙高学生反而很少有自暴自弃与行动越轨者出现。

陈布雷初入浙高，有如此民主、和易、宽松的学习环境，顿感获得了最大的学习自由度，第一次感受到在学校读书的乐趣。据此，陈布雷主动放弃了一些自己不感兴趣或认为不难补习的学科，对自己喜爱的国文、史地等学科，则不断加大阅读量。其时，陈布雷与绍兴邵翼如（即邵元冲）等同学，经常离开课堂，在寝室或操场上阅读自己喜爱的书籍，所读尤以文学、史地方面的笔记小册子为多，涉猎十分广泛，这对他们以后从事新闻事业，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知识与社会知识，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20世纪初期的杭州，革命党人十分活跃，革新空气极为浓烈。浙高为省内最高学府，风气开通，名师云集，陈布雷从这里汲取了深厚的民主营养。诸如：国文主讲沈士远先生、地理主讲张阆声先生等，都是积极倡言推翻清廷的激进党，他们的民主意识，对青年陈布雷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陈布雷常到沈士远先生处借阅禁书，对《复报》、《民报》、《新世纪》等激进报刊上的政论文章，尤为喜爱。陈布雷在与沈士远先生及邵飘萍、邵元冲等同学交流读报心得时，曾兴奋地说：“这些报刊上的政论文章，流畅有力，说理透彻，论事气壮，是从八股与古时议论文中解放出来的新文体，清新可诵，感人至深。”这是陈布雷第一次感受到用新文体写出来的政论文章所具有的那种激动人心的力度。正是在浙高时期，陈布雷种下了将来要做政论文章的心理潜因，这对他后来能成为民国第一流的政论家，是一个极大的鞭策与推动力量。沈士远先生十分欣赏这个得意门生，对陈布雷的评价是：“已接受并信仰中山之革命思想，又能以文字表达其革命意志。”

在浙高校风的熏陶下，陈布雷性格中的另一面：那种猛锐与革新的生命意识，再一次得到张扬。1906年深秋，著名的铁血女侠秋瑾到杭州联络同志，住在庆和堂客栈。陈布雷闻讯，即托庆和堂小主人引见，返校后即对同学说：“女侠倡言革命，驱逐胡虏，闻者却走。”虽只寥寥数语，然对女侠的真诚崇敬，溢于言表。于此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的陈布雷，看人论事的语言及文字表达能力，均达相当水平。

在浙高，陈布雷以其激进言论，很快成为进步学生一致拥戴的领袖人物之一，两次被推为班级书记，多次被推为学生代表，出席一些激进的革命运动和社会活动。1907年秋天，清政府邮传部主张借英款建筑沪杭甬铁路，浙人闻讯，群起反对，杭州士绅、商界、学界均组织团体，打出力保主权的大旗，是为“浙路拒款会”。陈布雷亦被浙高学生推为代表之一，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拒款”运动，其间倡议、集会、请愿，近两月之久。

1908年夏，陈布雷修完了预科的全部课程，在50多人中，以名列第五的上佳成绩，转入正科。正科采用分科制，第一类为文哲法政，第二类为理工，第三类为医科及博物。陈布雷对理工素无兴趣，擅长文史，且热衷于各种社会活动，表现出很高的从政天赋，理应加盟第一类。然在选择志愿时，陈布雷信奉“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的古训，出人意料地表示要学农，填写的第一志愿为日本札榥农校（即东北帝大）。由此可以看出，在陈布雷的心灵深处，依然潜藏着陈姓家族那种崇尚耕读的深厚传统，即使在从政之后，陈布雷依然表示出一种回归耕读的强烈愿望。于此，我们进一步看到了家族传统对陈布雷的规范作用。但是，陈布雷很快接到了其父陈依仁不许出国的指教。这是“孝道”伦理对陈布雷出国留学愿望的第一次否定。陈布雷是个孝子，从不敢违拗父命，至此别无选择，只得勉强选择了浙高文哲法政科。从此，中国少了一个农学家，多了一个政论家。

文哲法政科的课程注重外语及史地，英文主讲邵裴子先生、法文主讲张镜人先生、文化史主讲沈尹默先生、国文主讲沈士远先生、经学主讲杨逊斋先生、史地主讲洪培克先生等，均为蜚声教育界的“大腕”级教授，可谓集一时之盛。一流的校风，一流的师资，一流的教材，陈布雷在浙高文哲法政科正是如鱼得水，除第二外国语法语及伦理学外，对其他各门功课均兴趣盎然，学起来也是游刃有余。眼界颇高的洪培克先生本是浙高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聘请的名教授，洪氏教授了19世纪史、外交史、世界地理等课程后，情不自禁地勉励陈布雷：“你的程度可入美国大学二年级而无愧，我希望你不以此为止境。要学以致用，为你们祖国效力，中国正在开始前所未有之改革时期。”

1909年夏，浙江决定通过考试方式，选拔10名官费生赴欧美留学，陈布雷当即报名。本来，以陈布雷的优异成绩，入选极有希望。然而，刚考过国文、英文、数学三科，陈布雷再次遭到其父陈依仁的反对，他说：“你三弟已夭折，家中弟妹众多，不愿汝出门远行。”

中国人的“圣训”是：“父母在，不远游。”这样一个“孝”字，真有千钧之重。没有办法，陈布雷只好听从父命。这是“孝道”伦理对陈布雷出国留学愿望的第二次否定。陈布雷从此与出国留学无缘。不过，若陈布雷真的到欧美喝过几年洋墨水回来，那就不会是后来那个陈布雷了。

“革命党”的假辫子

正是在浙高时期，陈布雷的新闻天赋得到了最初的开发。据陈布雷自己认为，他第一次接触编辑工作，是缘于浙高时期编写讲义的实践活动。浙高聘有日籍教师，他们在讲授史地、博物等课程时，不用课本，由学生自编讲义。陈布雷文笔好，曾被指定担任生理学讲义的编辑、缮印、装订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陈布雷深有感触地说：“这样将听、记、写、编四者合一，实为新闻记者所必备。教师讲，学生记，写出来，编成书，再刻钢版，印成讲义，其过程无异报纸的采编、发排与付印。”

陈布雷第一次从事具有新闻意义上的编辑工作，缘于浙高时期的一次学生运动会。1908年4月，杭州公私立学校，在梅东高桥运动场举办运动会，规模达3000人之多。运动会期间，陈布雷被大会指定为新闻编辑。在图画教师包蝶仙先生的指导下，陈布雷一边采访，一边编写，一边印发，干得十分专注和投入，受到运动员与观众的好评，邵振青因此曾赞叹陈布雷有新闻天赋。陈布雷于事后回顾：“从采编油印讲义到采编油印新闻纸，算是我第一次从事采、编、印、发合一的新闻工作。”

陈布雷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政论文章，也是缘于浙高时期。1910年，本着“学以载道”的古训，陈布雷为“铁路国有”问题，曾致书上海《中国新报》主编杨度，慷慨陈词，反对清政府将铁路主权让给外人，该信获得大儒杨度好评。陈布雷在寄出该信的同时，另给上海《天铎报》也寄出一份，请慈溪人洪佛矢先生教正。洪先生不但将该信在《天铎报》刊出，而且回信加以赞扬，勉励陈布雷经常著文投寄。这篇文章的刊载，给陈布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他第一次产生了要在未来从事新闻事业的念头。

浙高时期，陈布雷的个人生活，经历了两件大事。

第一是三弟训懋的不幸病逝。1908年11月，陈训懋突患冬瘟症，自学校请假归家，乡间无良医，误于用药，死时年仅17岁。训懋比陈布雷小两岁，从童稚时一起捉迷藏做游戏，到同时由父亲在家中设馆启蒙；从一起到董氏馆就读，到结伴入慈中求学；从携手创立“覆满同志社”，到共同参加慈中的“罢课”风潮等，两个人都是出则同出，归则同归，不但是两个情同手足、无话不说的好兄弟，而且是一对形影不离、肝胆相照的好朋友。与陈布雷疏阔务外的性格不同，陈训懋性格笃实，思虑周详，酷似陈依仁，有理家之才。陈训懋的早殁，不但在感情上对陈布雷是一个巨大打击，而且对陈布雷未来的事功也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陈布雷曾著文痛述其事：“吾弟厚重笃实，自幼言动若成人，资性敏慧，尤有治事之才。以遗传之性格言，酷似余父，故父母手足均笃爱之。性尤纯厚，悯父之勤劬，即辍学助父理家族事为请。父常语人，谓恩（即布雷）阔疏好务外，异日继余志者，其为次儿乎？”这意思就是说，依陈依仁的本意，陈布雷是不宜作自己的接班人的，心目中理想的“二世”，是厚重笃实的次子训懋。训懋去世，没有办法，只有训恩接班了。陈布雷后来一想到这一点，就哀痛莫名。不过，陈布雷通过数年理家琐务的训练，性格中亦逐渐增加了慎独持重、务实精细的成分。就其性格的完善来说，也是有所补益的。这一年，陈布雷归里，回忆自己：“日与四姊、五妹、六妹谈三弟往事，忍泪相对，戚戚无欢。”悲痛之深，无可言喻。

第二是陈布雷的完婚。十年前，陈布雷就已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慈城杨宏农订婚，岳父大人即为浙高教授陈布雷经学的杨逊斋先生。1909年11月6日，陈依仁安排陈布雷回官桥完婚，时陈布雷年仅19岁。陈、杨之合，虽非自由恋爱，然杨氏生于书香门第，知书识礼，秀丽贤淑，颇为陈布雷喜爱和敬重。度过蜜月后，陈布雷以学业为重，及时返校上课。然而，这个时候的陈布雷，已经是“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了，咂咂嘴，细一品味，与杨氏之间，很有了那么一点“先结婚，后恋爱”的味道。

陈布雷童年订婚，19岁完婚，25岁长子出生，真可谓是订婚早、结婚早、生子早的“三早”型人物，自然也可以说是“孝道”伦理的传统典范。在自然科学方面，陈布雷广泛汲取西方文化的营养，但在伦理道德方面，陈布雷始终是一个传统型人物。纵观陈布雷一生，在“忠”的方面，青年陈布雷或许还有过一段“反潮流”的经历；但在“孝”的方面，除了县试时的一次“踏软拐”之外，陈布雷始终是一个循规蹈矩型的人物。

陈布雷度过新婚蜜月后返校，教授《伦理学》的洪培克教授闻讯陈布雷已经结婚，为之大惑：“不到二十，况且还在求学时期，何必急着结婚。”这个时候，洪先生已经34岁了，仍是“独行客”一个，真可谓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了无牵挂，潇洒至极。先生教《伦理学》，学生学《伦理学》，在知识上可以相互借鉴学习，但在行动上，依然是各行其是，我行我素。中西人文差异之悬殊，于此可见一斑。

1910年秋，正是清政府崩溃的前夜，受浙高德文教师张褧伯先生的鼓动和感染，陈布雷毅然剪去发辫，以显示其与清政府势不两立的决断态度。然而，这个时候的陈布雷，已经有了县试背榜、慈中学潮、府中退学的失败教训，大可以说是老于世故了。这一次，陈布雷已经有了应付突发事变的经验，先于暗中制作了一根假辫，在归里时戴上，以备老父陈依仁临时检视。细论起来，这实在是有点“假洋鬼子”的遗风了。以阿Q的话来说，辫子而至于假，简直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但是，陈布雷不管这些，百德孝为先，为了糊弄一下老头子，他不得不玩点小手段。在陈布雷来说，“革命党”是要做的，大孝子也是要做的，做一根假辫子，不失为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

大孝子与革命家的矛盾，就这样通过一根假辫子，在陈布雷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统一。从陈布雷这一阶段的成长经历来看，大凡涉及政治问题，无疑地，陈布雷是一个激进分子，也可以说是一个为之奔走呼号的革命党；然一旦涉及伦理道德，陈布雷很快表现出他的传统与懦弱，这个时候，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保守党分子。陈布雷的“假辫子”，集中地说明了他的这种人格上的尖锐、深刻的矛盾。

陈布雷的这种人格矛盾，正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写照。即以官桥陈氏家族来说，以陈屺怀为代表的激进革命势力及以陈依仁为代表的传统道德规范，都对陈布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少年时期的陈布雷，始终被笼罩在这两个人的投影下，从而成为一个熔激进与传统、革新与保守于一炉的矛盾体。正是受这样一种矛盾的人格规范左右，陈布雷在求学阶段，始终成为新旧两种社会势力争夺的对象，时而被推为革新势力的龙头，时而又成为保守势力的骥尾。至此，陈布雷既不甘心脱离革新力量，又没有勇气与保守势力决裂，出于一种矛盾而尴尬的心理潜因，企图借一根假辫子，继续周旋与游离于新旧两个阵营之间。

1911年夏，陈布雷经过五年的浙高学习生活，即将参加毕业考试。然因劳累过度，陈布雷出现了体力不支的现象。当时，陈屺怀出任浙省咨议局议员，长住杭州，因而对陈布雷的情况知之颇详。据此，陈屺怀给陈依仁写信报告：“二弟此次考试，不作第二人想。校中教师亦谓其课业优异，足为吾家门楣增光。然体弱如此，恐其试毕将大病耳！”结果，陈布雷因请假扣分，名列第四名。为此，教务长邵裴子先生劝慰陈布雷：“教师及学校均以远大期望于汝，汝切勿介介于等第名次而自馁。学问贵有真实之数诣，汝天资不居于人下，而沉潜不足，宜随时自策，无负诸师之望。”

不久，陈布雷即离开杭州，返回官桥，长达十余年的求学生活，至此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