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客卿：半是清客，半是幕僚

一帧“玉照”：蒋总司令的“定情信物”

1926年以后，《商报》出现了危机。

先是报馆董事会改组，李徵五去职，方椒伯接管。但大老板方椒伯不常到馆，报务由二老板、协理乌崖琴主持。然乌协理对报务是个一窍不通的门外汉，结果经济运转不灵，上下产生隔膜，以至雇员欠薪，一度弄到无纸印报的境地。陈布雷只得与馆中另一个同仁各挤出30块大洋，始解燃眉之急。报馆弄到这种境地，虽然还在维持，但已是苟延残喘了。

俗话说：千做万做，没钱不做。报馆欠薪，一次两次，大家看在过去的交情，还可以硬撑一下。然时间一长，太太看到先生总是两手空空的回来，生活受到影响，不免脸就拉长了。先生弄得没得面子，报馆方面又没有指望，只好另谋高就了。于是，军心摇动，人心思去。中坚分子中，潘更生第一个挺身而出，离开《商报》拂袖而去了。潘公展经不住“考验”，也想东施效颦。陈布雷一看不对，潘更生一走，《商报》三分天下，已去其一；潘公展再一走，“三国归晋”，剩下自己一只“孤掌”，如何能鸣！于是，苦苦相劝，潘公展与陈布雷是多年深交，不好不买他一个面子，勉强留下了，但思去之意，并没有打消。

这一年的8月，陈布雷一场大病，两个月未能到馆，幸有潘公展独撑全局，报馆得以维持。此间，正是南方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攻克武昌之时，以《商报》的一贯立场，自然要与南军“保持一致”。据此，《商报》先是以大字标题，刊载南军收复武昌的消息；接着又是一篇《举题不定的孙传芳》，对孙总司令颇多不敬之词。

潘公展的这一手，并没有离谱，换了陈布雷，大抵也是这种调子。但是，从资历与声望上说，潘公展与陈布雷就差老鼻子了。所谓人微言轻，也就是这个道理。过去陈布雷主笔，其实也有人不满，但是没有人敢站出来说三道四。现在是潘公展主笔，正可以发难。于是，董事会中有大佬为之质疑：“本报何能开罪孙传芳！”《商报》的后台大老板傅筱庵，与孙传芳的关系原本就有些说不清楚，这时更是坐不住了，马上发话：“布雷温和慎重，所主持之方针必不谬；然彼在病中，潘公展如何则不可知。”这是表明对潘公展不信任了。董事会当即决定：派专人到报社审查言论与新闻，对潘公展进行“垂帘听政”。

陈布雷在病中闻讯，断然反对，且对傅筱庵严正申明：“一切问题均由我负责。即使要派人，须余病愈面商。这种时候任何人进入编辑部，必有害无益，倘若报馆因此解体，我不负责。”董事会不敌陈布雷的“牛”气，马上“撤帘”，表示还政于潘。但潘公展不依了，潘之留在《商报》，原本是看在陈布雷的面子上，与董事会的诸位大佬是不搭界的。现在从傅筱庵到董事会都对他表示不信任，以潘公展的横溢才气及高傲个性，哪里肯受这个羞辱，“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膀子一甩，到《申报》馆任电讯编辑去了。

老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陈布雷在《商报》能兜得转，很大程度上也是得力于“左膀”潘公展与“右臂”潘更生。一陈二潘之于《商报》，好比三足鼎立。二潘一走，剩下陈布雷一个人“金鸡独立”，《商报》也就不复其盛了。以陈布雷的话来说，《商报》自此成了“无珠之椟”，这也是陈布雷后来脱离《商报》的一个重要原因。

10月，陈布雷康复，重新主持《商报》编务，继续著文拥护国民革命。但在这个时候，南方国民革命政府内部已经出现了一场深刻的危机，焦点之一，就是如何看待工农运动的问题。

北伐战争期间，工人运动得到迅猛发展。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当天，湖北省总工会成立。随后，武汉邮务职工、电话职工、粤汉铁路武长段职工、汉口水电公司职工、染织业工人、市政工人、钱业店员职工以及租界外商厂栈工人等，相继进行大罢工，争取改善生活待遇。武汉工人大罢工，震动了武汉的工厂主，震动了中国的资产阶级，震动了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也震动了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代言人的陈布雷。

12月间，《商报》连载陈布雷所著长文《九仞一篑中之危言》，对汉口工潮大发议论，语多指斥。陈布雷认为：北伐战争中的“第一层之隐忧”，即为“各地工农阶级之兴起太骤”，渲染工农阶级的气势“太张”，已使“产业界颓丧疑怖”，失去“康宁”。陈斥责工农意识“至为简单”，“鄂省民情，素以狭隘强悍著闻；而乍遇解放之民众，意气尤易涉骄昂”等。从15年前的《谈鄂》十篇，到一年多以前在五卅运动期间的大量时评，陈布雷无不为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工农运动鼓与呼。然而，《九仞一篑中之危言》却对工农运动横加指斥。前恭而后倨，变化何其鲜明。因此，对于陈布雷来说，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他从此疏离工农群众的一个标志。

《九仞一篑中之危言》发表后，素来对陈布雷寄予厚望的中共人士极为失望。在《向导》周刊第181期（1927年1月6日出版）上，中共早期政治活动家赵世炎以笔名施英发表《论汉口之罢工潮》一文，直言批评陈布雷指斥工农运动的错误观点，指出：“我们要讨论汉口工潮，亦不可不批评商报这一篇文字。我们与畏垒君各站在一个阶级的立场上来发言，旗帜自然要鲜明，观点自然要清晰，问题才可以解决。但我不能像畏垒君那样，明是一篇反对工农利益，主张限制工农运动，鼓吹资产阶级团结且速参加国民政府以取地位的文字，而说来曲折委婉，却是我所不能办到的。”施英惋惜：“畏垒君在帝国主义统治与军阀压迫下的上海，亦曾为上海的工人发言，时同情于上海工人的反抗运动。畏垒个人亦不是资本阶级中的直接剥削者，但他的思想与议论，却是近代资本主义之资产阶级的。我们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不能隐避而不答复。”赵世炎的这篇长文，可以看作是共产党人对陈布雷重新作出的政治评价。

陈布雷与工农群众及共产党人的关系逐渐疏远，与中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蒋介石的关系却渐次密切起来。早在筹划北伐战事之前，蒋介石就已经在考虑舆论北伐的问题。就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来说，政治中心固在北京，然舆论中心却在上海。上海各报中，尤以《商报》的立论皆暗合国民党的政治主张，而《商报》主笔陈布雷的大名，不用说，蒋介石早已如雷贯耳了。为此，蒋于这一年春天，派遣黄埔军校秘书长邵力子先期北上，意在联络沪上各报及陈布雷等人，为国民党集聚新闻力量。邵力子为南社领袖人物之一，与南社社员陈布雷原就熟悉。故邵抵上海后，宴请沪上各报主笔，说明北伐形势，以便为国民革命军广开舆论。席间，邵力子拿出一只大信封，递给陈布雷说：“蒋先生对君极为慕重。”陈布雷打开信封一看，是蒋介石的一张戎装照片，并有亲笔签名：“赠陈布雷先生，弟蒋中正。”

蒋要笼络陈布雷，出发点可以理解。然而，蒋介石一不写信，二不送礼，一上来，就先送上一张“玉照”，这又不是谈恋爱，找对象，陈布雷要他的照片干什么？这一新潮之举，颇让陈布雷费解了。其实，这在蒋介石，是颇有深意的。

第一，在蒋认为：政治上的志同道合，入伙加盟，无非也是一个男欢女爱、男婚女嫁罢了，大家合则来，不合则去，一如婚姻上的合合分分。所以，蒋对陈布雷表示好感和仰慕，要请陈布雷入伙帮忙，首先想到要送他一张“玉照”，以便让陈布雷一睹“芳容”，顿生好感。

第二，在蒋认为：若论投书致意，自己只是粗通文墨而已，如被文章大家陈布雷耻笑，岂不是关云长门前舞菜刀，自讨没趣？如果是大把赠金、大把赠银，以自己的权势来说，自然不是难事。问题是，此举未免显得过于市侩，尤其是像陈布雷这样的文人，往往高傲自负，又岂是几个铜钱可以收买的。蒋想来想去，自忖没有其他什么特长，唯有一副英俊小生的形象，尚可告慰一下自己，尤其是一幅戎装艺术照，简直可以视为平生“杰作”，用今天的一些追星少女的审美眼光来说，也就是很有点高仓健的味道了。所以，蒋要送礼，认为拿得出手的，也就只有这张戎装照片了。

以陈布雷来说，对蒋的这番深意，很可能不甚了然；对蒋之为人，也是若明若暗。但是，蒋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南方政府的“革命”新秀，而且还是手握重兵的东方“拿破仑”，这对于陈布雷来说，知道这么多也就够了。于是，陈收下蒋的“玉照”，另对邵力子一番客套，无非是对蒋先生“心向往之”云云。蒋、陈的这一次间接接触，固不能算是有情人的正式“联姻”，但大抵也表明双方有意加深了解。自此，蒋在南方，陈在北方，蒋策划以武力北伐，陈运筹以舆论开道，双方配合默契，相知日深了。谈“恋爱”谈到这种程度，双方都认为有必要见见面，进一步予以考察了。

1926年冬天，陈布雷接到南昌等地的友人来信，约他以记者身份赴南昌一游，同时可以见见国民党的头面人物，特别是转致了“蒋介石很盼望与君相见”的意思。从陈布雷这个时候的处境来说，正是倍感艰难的时候。一是潘更生走了，潘公展也走了，要想再现前几年《商报》的盛世，已是力不从心了；二是自己与报馆中的同仁，都是反对孙传芳的，而董事会中的大佬，却是拥护孙传芳的。反孙的编辑部与拥孙的董事会针锋相对，这样一对矛盾，颇让陈布雷为难。后台大老板傅筱庵表面上支持自己，但观其内心，对自己亦有不快之色，这是陈布雷早就看出来的。故陈布雷自忖：《商报》馆这样一个冷灶，再烧下去已没有什么味道，不如早日跳出这个是非之地，另谋发展。

于是，陈布雷的思去之念日炽，加之南昌来信相邀，不啻是瞌睡送了个枕头，正所谓《周易》所说：“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决心既定，陈布雷开始筹措行旅之事，并约好友潘公展同行。随后向傅筱庵辞行。傅筱庵也是个明白人，对陈布雷的辞职表示理解，并说：“今日一别，请为我赠言。”陈布雷本是个夫子，对傅老板的虚怀若谷也就信以为真，率直坦言：“局势变化日剧，希望傅先生谨守商业本位，勿慕虚荣权势，勿趋附军阀官僚。对大局之观察，最好以虞洽卿先生之意见为准，则必可免于咎戾。”

前面一句话固然不中听，但傅筱庵见陈布雷说得那么认真、诚挚，也还能勉强微露笑意，频频点头。后面一句话，傅筱庵不啻是如骨鲠在喉了。傅与虞都是镇海同乡，又都是商界同仁，但因利权的冲突，两个人早已水火不容；又因野心的冲突（争夺上海总商会会长，做商界领袖），双方更是形同路人。特别是在这场南北战争中，虞拥蒋，傅拥孙，双方各为其主，亦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而这个时候，陈布雷竟提出要傅筱庵唯虞洽卿的马首是瞻，跟在“虞洽老”后面摇旗呐喊，做虞的跟班与小伙计，岂不是可笑之至。以傅的机心和野心，傅何能做到？傅何会做到？不过，傅筱庵总算好涵养，仍然是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耐着性子让陈布雷把话说完，然后端茶送客。结果，傅筱庵按他的“既定方针办”，不遗余力地拥孙。可见，陈布雷的一番“临别赠言”，是对牛弹琴了。

两个月以后，南军攻克上海，蒋总司令大笔一挥，下旨通缉附逆分子傅筱庵。傅闻讯之下，抱头鼠蹿，仓皇出逃大连。后请出杜月笙、虞洽卿为之疏通，蒋总司令总算不念旧恶，不再追捕了。四年后，傅总经理重新回到上海做事。又过了六年，日本人打来了，当年的蒋总司令也不得不仓皇西撤，昔日的上海滩又换了新主人。傅筱庵见有机可乘，居然不惜对日本人以身相委，换取了伪上海市长的“宝座”，最终被爱国志士、义仆朱升几板斧，横死家中。

中共“谋略”：促成蒋、陈结合

1927年1月下旬，农历已近年关，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俗，这个时候家家户户都在忙过年。可是，陈布雷与潘公展却于此时联袂起程，赶赴南昌。可见，南昌之行，对于陈布雷来说，一定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据说，陈布雷的南昌之行，是共产党人秘密运筹帷幄的杰作，而发端人物即为李一氓。李曾任北伐军总政治部秘书主任，宣传科长等职，对蒋之其人，可谓知之甚深。李后来到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与文化统战工作，在中共党内素以思虑缜密，目光深湛著称，是一个谋略性人物。

早在北伐初期，中共就已看出蒋介石是一位刚愎自用、独断专行的枭雄人物，内心诡谲，狡计百出，心理颇难捉摸，不少与蒋打过交道的中共领袖人物都深感头痛。可是，中共很清楚，无论是从国共合作来说，还是从北伐战事来说，都还离不开这位“蒋总司令”。抓又抓不住，丢又丢不开，弃之不可，与之不得，这就颇让人有点为难了。于是，善于谋略的李一氓认为，蒋介石爱用“谋略”，我们是否也对蒋用一番“谋略”：找一位为人正直、富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人，并且还要是一位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大手笔，设法弄到蒋总司令身边工作，最好是担任蒋的秘书，以便了解和把握蒋的心理，相机影响蒋的决策。

本来，大家认为，这样的人以郭沫若最为合适，但郭氏的诗人气质太浓，浪漫有余而自持不足，粗犷有余而谨慎不足。把这样的浪漫才子放在唯我独尊的蒋总司令身边，恐怕难以合作到底。况且，以蒋的猜忌心理，对郭这样的人，恐怕也不会接受。从长计议，只能另找合适人选。反复斟酌的结果，最后大家把目光都集中到陈布雷身上。当时，在上海的共产党人对《商报》都很关注，在自己办的刊物上，亦常转载《商报》社论。大家都认为：陈布雷极富正义感和爱国心，文笔犀利流畅，笔调苍劲古朴，实为时下杰出之才。加之，陈与蒋有同乡之谊，与戴季陶、邵力子等人关系甚密，与江浙财团的领袖人物虞洽卿等也有很深的关系，所有这些方面，都容易让蒋产生认同感，估计蒋是能够接受的。

接下来，李一氓等人研究如何将蒋、陈“撮合”到一起呢？“谋略”的结果，决定请出陈友仁，居间穿针引线。陈友仁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与共产党人有着较好的关系，为国民党内著名的左派，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期间，曾以铁腕收回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而著称。加之陈友仁是张静江的女婿，张是蒋介石的恩师，又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代理主席。因此，由陈友仁出面，到张静江那儿下以说词。再由张静江出面，到蒋介石那儿下以说词，事必可期。至于陈布雷这边，李一氓说，他与陈布雷有过一面之交，想来问题不会很大。

陈布雷这边，果然问题不大。李一氓对陈布雷说，国民革命军一路北伐，势如破竹，饮马长江，底定中原，统一全国，胜利可期。陈布雷听到这里，神情十分欣喜。李一氓又说：蒋总司令手下精兵强将云集，惟缺少一位“骆宾王”，能以《讨武曌檄》那样的大手笔，为其佐理文字工作。陈布雷听到这里，亦很爽快地表示，北伐大业，彪炳千秋，只要总司令派人来请，我一定参加。

张静江那边，也是一说就成了。陈友仁赶到广州，对张说明来意。张连连点头说：自北伐出师以来，就没有写出过一篇好文章。认为陈布雷是名满申江的大手笔，能在总司令幕府中主持笔政，那是再合适不过了。张与陈友仁还纵论了一番蒋身边的幕僚人物，认为：邵元冲颇有文才，但学究气太浓，过于迂腐；陈立夫聪明过人，玲珑剔透，但文笔稚拙，难成大器；戴季陶号称理论家，也能写两笔，但太过浮华空泛，终非班马之辈；吴稚晖能说会道，言语犀利，但作为革命元老，不便屈居蒋氏的幕僚，且说话粗俗不堪，往往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比较而言，还是陈布雷最为合适。最后，张表示：自己即将出发到南昌，亲与蒋言及此事。

据陈布雷的外甥翁泽永回忆，他的《郭沫若与陈布雷》一文发表后，李一氓曾当面向他披露了这一秘密，说明“陈布雷担任蒋介石的秘书，还是共产党人推荐的”。李并向翁泽永叙述了当时中共向蒋氏荐贤的过程。翁泽永后来又与冯乃超谈及此事，冯回忆当时自己也在上海，不过未参与其事。冯认为李一氓的话是可信的，这是因为，李当年在党内负责的正是这一方面的工作。福康的《听李一氓老人谈文论史》等文，亦披露了这一方面的史料。

这样看来，陈布雷赶赴南昌，确是共产党人在幕后运筹谋划的结果。不过，应当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早在1926年春天，邵力子就已经衔蒋命，秘密赴上海，做拉拢陈布雷的工作，并赠有“玉照”以为信物。有了这样一个基础，李一氓等共产党人的“撮合”，才能顺利成功。也就是说，陈布雷与蒋介石之间，此前已经有了合作的愿望。而共产党人的工作，可谓顺应其时，起到了一个顺水推舟的促成作用。

事后来看，李一氓等人“谋略”，就其初衷，固然是好的。蒋是靠玩枪杆子起家的，且城府很深，为人阴鸷，颇不易对付。为此，李一氓等党内一批“谋略专家”，“主动”为蒋配备了一位“好秘书”，意在以一个好的“笔杆子”，来影响蒋的“枪杆子”。这个“谋略”的作用，究竟如何？这是一个不太好说的话题。陈布雷成了蒋的笔杆子，在某些方面，确是对蒋有所影响。但是，对于共产党来说，是福耶？祸耶？这就难以说得清楚了。

2月1日，也就是农历除夕这一天，陈布雷与潘公展风尘仆仆地抵达南昌。江西这个地方，陈布雷过去到过修水（为处理祖业上的一些事情），南昌是从未到过的。这一次来到南昌，陈布雷的第一印象，就是满街的横幅上写着“蒋总司令劳苦功高”之类的标语。陈布雷一介书生，一看标语，也就认为蒋总司令一定是劳苦功高了。这样陈布雷心里对蒋介石就更多了一层敬意。

陈布雷与潘公展到了南昌之后，才知道张静江与蒋介石都上了庐山，并留言要他们到庐山见面。于是，陈布雷与潘公展“遵旨”，于正月初一这一天，赶赴庐山。上山后，陈、潘第一个拜见的对象，就是张静江。张是陈布雷南昌之行的主要推动者，又是潘公展的湖州南浔小同乡。在公，在私，陈、潘都要拜见一下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国民党领袖人物。而传说得最多的，就是张静江的轻财仗义，以万贯家财资助革命党人的传奇故事。孙中山曾经为之赞扬：“自同盟会成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也。”据说，宅心仁厚的中山先生对张曾有“革命圣人”之誉，并亲题“丹心侠骨”四字相赠。

因此，陈布雷到南昌拜见这位“革命富翁”时，是很带着一些敬佩之情的。其时，张患有腿疾，不良于行。陈布雷来到张静江的住处，看到这位名扬天下的“大侠”躺在藤椅上，腿上盖了一条毛毯，全身骨瘦如柴，躯干瘦小，简直就像一个孩子，与心目中伟岸传奇的形象相去甚远，心中大为惊异。陈布雷向张静江致以问候后，便以欣喜心情，恭维张静江说：“北伐军进展神速，底定长江中下游，张主席劳苦功高。”岂知张听到这里，挥了挥手，不屑地说：“劳苦功高的是草头蒋，不是我跷脚张。现在军权高于一切，我不过是傀儡而已。”陈布雷不防张静江竟是这样一个开场白，一时惊愕，片刻之后，才缓过神来问道：“张主席，蒋总司令说要见我？”张静江点点头说：“老三”到牯岭去了，明天才能回来。张静江说的“老三”，即指蒋介石。

张静江、许崇智、蒋介石之间，曾经结拜为兄弟。张居长，为老大；许次之，为老二；蒋再次，即为老三了。蒋的盟兄盟弟虽有数十人之多，但敢以“老三”这种口气直呼蒋氏的，张是第一人。从资格上说，张也是有这个老本的。一是在蒋当年穷困潦倒时，张在经济上资助多多，可谓有大惠于蒋；二是张曾任中华革命党的财政部长，蒋当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张为监誓人。后来，也正是张的力争，孙中山才肯予蒋以黄埔校长的要职，可谓有大功于蒋；三是张本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北伐之前，张才主动“禅让”给蒋，但仍替蒋“代理”。张、蒋之间，竟将国民党中央主席私相授受，亦可谓有大恩于蒋。张有这样多的老本，在蒋介石面前，自然是可以老气横秋地呼一声“老三”了。

问题是，若按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以来的成例：党内称“同志”，党外称“先生”，行政上称职务，至于“老三”“老四”一类，原本是江湖上的一套。现在，以党内关系论，蒋为中央主席，张为中央代理主席，可以说是同志了；若以行政职务论，张为广州国民政府委员，蒋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亦可以“张委员”与“蒋总司令”相称。可是，张静江现在既不称“蒋同志”，亦不称“蒋总司令”，而是以“草头蒋”与“老三”相称，岂不滑天下之大稽？这在张的意思，或许是显示自己的资格之老，职务之高，远在蒋总司令之上；或许是表示自己与蒋的渊源之深，关系之亲，是可以小兄弟呼来唤去的；或许是表示国民党的事情就是张、蒋两个兄弟在主持，张是“老大”，是大哥；蒋是“老三”，是小弟，大哥的话，小弟是不敢不听的；或许是张的习惯，平时就这样叫蒋，叫顺口了，改也难。究竟如何？终未能考证明白。

南昌西花厅的“殿试”

到庐山之后的第二天，陈布雷与潘公展一起去见被张静江称之为“劳苦功高”的“草头蒋”。一见面，陈布雷即很尊敬地说：“蒋总司令领导北伐，劳苦功高。日前蒙赠玉照，真是三生有幸，深为惶恐。”

“草头蒋”对陈、潘的到来，表示热情欢迎，并显得很谦逊地对陈布雷说：“以后陈君不必称我为总司令，随便些好了。因为总司令是军队的职务，陈君并非军人。”接着，蒋向陈、潘二人介绍了当前的形势，阐明了今后阶段的行动方略。说到这里，“草头蒋”显得踌躇满志地说：武汉、南昌已定，现在是要克复上海，这样长江中下游可告底定，然后挥师北伐，直捣津、京。谈话持续了一小时左右，陈、潘告退。这虽是一次礼节性的拜访，自然不会谈到什么实质性问题，但蒋的谦恭礼让与远大志向，给陈布雷印象颇深。陈布雷千里迢迢到南昌、庐山“相亲”，第一印象总算不错。

这一天，蒋介石下山，返回南昌。陈布雷、潘公展随张静江行动，两天后，于2月5日返回南昌。随后，“草头蒋”再次约陈布雷、潘公展见面。这一次，蒋来实质性的内容了。寒暄之后，蒋便开门见山地说：“特请陈、潘两君加入我国民党，为共同事业而奋斗。”略停片刻，蒋观察陈布雷面露惊愕意外之色，随即笑笑补充说：“君等在精神上实早为本党同志，入党与否，本无关系，然国民救国，为人生天职，加入以后则力量更有发挥之处也。”

蒋既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用江湖上的行话说，也就算是国民党的一代“教主”了，他要拉人入伙，本无可厚非。问题是，陈布雷原是以记者身份赴南昌访问。入赣伊始，蒋就以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提出入伙的问题，这就很有点裹挟的味道了。好在蒋久历江湖，精于人情世故，深谙书生心理，故而第二句话也就说得颇为得体了。这意思就是：从思想上说，你们早就入党了。今天只是在组织上补办一个入党手续而已。

陈布雷以书生心理，固然高傲冷峻，生性不肯盲从，但经不住蒋的这一捧一激，原先的不快之色随之释然，并感激地说：“我深领蒋先生盛情。但国民党的主义与政策尚有未尽明了之处，愿指教之。”蒋一一解答之后，陈始委转地表示：“容我等考虑一下。”两日后，在蒋介石、陈果夫的介绍下，陈布雷、潘公展联袂加入国民党组织，隶属中央组织部直属区分部。不数日，蒋邀陈布雷迁入北伐军总司令部西花厅居住，以便朝夕相处，移樽就教，潘公展则先期返沪。

这个时候，蒋介石挑起的迁都之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为了能与人才济济的武汉国民政府相抗衡，蒋先以武力截留一批取道江西去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与国民政府委员，又相继将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黄郛、张群等一批谋臣猛士火速召到南昌，整天为他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其势日张。

其时，南昌西花厅可谓是蒋的“军机处”了。陈布雷的对门就住着蒋的“二兄”黄郛，前室住的则是蒋的“三弟”张群。因蒋曾与陈其美、黄郛“桃园三结义”（陈居长，黄次，蒋再次），亦曾与黄郛、张群歃血为盟（黄居长，蒋次，张再次），黄、张都是不久前奉蒋命，赶到南昌帮蒋谋划大计，与武汉国民政府逐鹿天下的军师。这个时候的南昌，如果加上蒋介石的另外两个老兄弟张静江与戴季陶，简直是一次“草头蒋”的异姓兄弟大团圆了。在民国历史上，黄郛与张群都以善玩密室政治而著称，纵横捭阖、折冲尊俎，“或开而示之，或阖而闭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可谓万人不及。在西花厅里，蒋、黄、张等人，朝来暮去，日思夕计，很快定下了大计：进占江浙，克复沪杭，直取南京，掩有东南财赋之地，另立中枢，与汉府分庭抗礼。

政治方略既定，并由黄、张等人分头先期潜赴汉、沪等地实施，蒋在这方面可以放心了。唯可虑者，就是黄埔阵营中出现的动摇与分裂。当时，蒋通过挑起迁都之争所暴露出来的政治野心，不但遭到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的迎头痛击，而且在一部分进步的黄埔师生中，也引起了激烈争议。以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就在进步的黄埔学生中形成了第二个中心，更有以共产党员蒋先云为代表的黄埔学生，视蒋为国贼而予以讨伐，这使蒋深为忧虑和恐惧。为了消除黄埔学生的离心倾向及异己力量，蒋在恩威并施、又打又压的同时，则考虑以黄埔校长的身份，向黄埔学生发表一篇文告，从舆论上进行一次宣传引导，以便把黄埔学生紧紧抓在自己手中。蒋介石挽留陈布雷的目的，就是要陈布雷代写这篇文告，同时，蒋也是有意要借这个机会，试一试这个江左才子的文笔。

一天，蒋踱进了陈布雷居住的西花厅，装得面有难色地说：“北伐以来，黄埔学生带兵打仗，战功卓著，但派系纷争，山头林立，居功自满，有的甚至不服从统一指挥，对革命事业有百害而无一利。布雷先生，能否劳神代撰一篇《告黄埔同学书》？”

从陈布雷来说，自到南昌之日起，蒋总司令就是“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几乎是天天对布雷先生“请上座，奉好茶”，吃好，喝好，住好，睡好，又从来不提任何要求。一二十天下来，陈布雷没有半点贡献，心中早生愧意。而且，最要命的是，自己既不懂排兵布阵，“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更不懂舞刀弄枪，“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上马不能治军，下马不能治国，实在不能帮蒋总司令什么忙，真是不好意思。陈布雷自忖：自己马马虎虎能拿得出手的，也就是摇摇笔杆子，炮制几篇文章罢了。可是，文章之道，尤其是写幕僚文章的，需要讲究分寸场合，一是要等人家开口索求，不好自告奋勇，若是那样，岂不显得浅薄，太没有身份了；二是要按照人家的意思撰写，不好自行其是。若是不对人家的胃口，岂不是本想帮忙，反而成了“帮闲”。

老话说：“拿了人家的手软，吃了人家的嘴软”，这真是至理名言。即以陈布雷这样的高人，也不能免俗。因此，当蒋介石提出要陈布雷写一篇《告黄埔同学书》时，陈布雷几乎没有什么犹豫，就很爽快地说：“恭敬不如从命，请蒋公指示要点。”虽然是一篇官样文章，但是，能够在蒋总司令面前一展身手，陈布雷还是很高兴的。

当然，陈布雷不是不知道，蒋要他写这篇文章，亦有要考考他的意思。按照封建时代的科举模式来说，这也就相当于万岁爷的“殿试”了。陈布雷高中，但“圣上”还要试一试他的文笔，又当庭出了一个策论题，叫做《告黄埔同学书》，让他试做一下。不是说申江陈布雷誉满江湖、名盖天下吗？好，到底是驴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这大概是蒋总司令没有说出来的另一层意思。

陈布雷饱读历代典籍，尤其熟悉文告体，对骆宾王的《讨武曌檄》等历代著名檄文，更是烂熟于胸。自领命之后，陈布雷一杯浓茶，一听三炮台香烟，尔后便是展纸研墨、凝神默想，开始作宏篇巨制的构思了。正所谓“文高由识高”，陈布雷想起近代以来各国列强对中国的无耻侵略，想起北洋军阀对老百姓的残酷压迫，想起孙中山先生在黄埔军校成立大会上的演说：中华民国搞了十三年，革命屡屡不能成功，原因就在于只有革命党的奋斗，却没有革命军的奋斗。今天建立黄埔军校，就是为建立革命军打基础。想到这里，陈布雷只觉得胸中思如泉涌，文若奔马，大有“惟天地于一物，横四海于寸心”的感觉。接下来，陈布雷便是浓茶一口一口地喝个不停，三炮台烟一支一支地吸个不停，同时染笔挥毫，振笔直书，义正辞严，掷地有声，“行乎其所当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如此一个晚上，陈布雷一挥而就，一气呵成。第二天，陈布雷向蒋总司令交卷。

老实说，以蒋介石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那点功底（据台湾作家李敖考证：还是冒牌货），写文章的水平固然免谈，然蒋既当了什么总司令，与天下的文章高手打交道多了，耳濡目染，看文章的水平，多少还是有那么一点的。加之，蒋因自己的文章功底比较浅，但又不想让天下人小瞧，也就特别喜欢装出一副文乎文乎的儒雅气质，尤其是一些之乎者也、子曰诗云之类的酸文章，最能适合蒋的欣赏心理和习惯。于是，当蒋读到陈布雷的文章时，不觉眼前一亮，击节赞叹：果然好文笔！果然好文章！委婉酣畅，文采斐然，不愧高手。

蒋对陈布雷的文章欣赏、赞叹之余，猛然想起当年女皇武则天看了骆宾王所写的《讨武曌檄》之后，曾有“宰相安得失此人才”的责怪。女皇的意思是：这么杰出的文人才子，怎么不给我网罗起来，结果跑到敌人那边去了。蒋是聪明的，想到这里，便有些迫不及待了，马上垂询：“布雷先生愿意留在总部工作么？”

老实说，以蒋君临天下的地位，是个只对别人勾食指头的主儿，他能用这种口气说话，算是很难得的。而且，别人只能趋奉不迭了。只是，这一回好像不灵，陈布雷不肯赏脸，要与他玩一回“双向选择”，当即以所谓“书生论政，多不中的”及“仍想回沪当记者”作遁词，对蒋婉言辞谢。虽经蒋多次挽留，陈只答应在必要时可以为蒋撰写文章。蒋多少有些失望，却故作大度地说：“很好，很好。我们后会有期。”

蒋是老江湖了，对陈布雷这种人的心理，早已洞察。这就是大凡真有本事的人，大抵都有一副傲骨，不肯轻易为人所用。当年诸葛亮住在隆中的一个破草棚子里，一副穷困潦倒的样子，还摆出一副大架子，让刘皇叔屁颠屁颠地跑了三趟，才肯赏脸接见了一次。比较而言，今天的申江陈布雷，不但名气大得多，而且生活条件也要好得多，他还能风尘仆仆地赶到南昌来，与我见上一面，朝夕晤谈，贡献大计，炮制大作，还答应今后常来帮忙，这就很不容易了。以后，只要我在态度上再装得谦恭礼让一些，顺着他们读书人的心理，把场面上的事情做足，让他有了一种感君知遇的心理，就不怕这个书呆子不上钩了。蒋打好了这种如意算盘，所以，当陈布雷坚持要回沪办报时，蒋并不见气，亦不勉强，只是给他拖上一条尾巴：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向外界表明：这个陈布雷，已经是我的人了。然后，蒋客客气气地送客。

蒋的这一手，的确要比一班新老军阀高明得多，也的确给陈布雷留下了深刻印象。陈布雷的观念：“知我者岂唯蒋公乎？敬我者岂唯蒋公乎？”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从而认定“蒋公”颇有“圣君”之风。南昌之行，陈布雷虽未入幕，但从思想上说，很可能已经有了入幕之念。民国政坛上的一对“黄金搭档”：被国民党舆论鼓噪为“圣君贤相”的蒋、陈结合，至此正式拉开了序幕。实事求是地说，蒋、陈合作，固然有着中共“谋略专家”李一氓等人于幕后“搭桥”等促成因素，但是，根本原因还在于蒋、陈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互补性。

首先，就两个人的实力来说，蒋掌握的是枪杆子，陈掌握的是笔杆子。从历史上来看，任何一个王朝的创立，都有一个“两杆子”相互结合的过程。“枪杆子”要找“笔杆子”，“笔杆子”也要找“枪杆子”。否则，“枪杆子”不会成功，“笔杆子”也不会成功。一般人都认为蒋、陈结合，是蒋主动笼络陈布雷。其实，这里面也有陈布雷上门攀附的因素。况且，即使没有陈布雷到南昌附蒋，也会有“张布雷”、“王布雷”去，这是一个大规律，任何王朝都不例外。

其次，从蒋、陈的政治立场来说，蒋是打着反帝、反军阀的旗号起家的，同时对工农运动又具有强烈的仇视心理。而陈布雷可以说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物，在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中，陈布雷是一个勇士；在蓬勃兴起的工农运动面前，陈布雷是一个懦夫。在民国历史上，陈可以说是一位极具资产阶级两面性的代表人物。陈有这种政治上的两面性，与蒋才能有一种很强的认同感；同时，蒋所具有的政治上的两面性，使他能够容纳陈布雷这种幕僚人才。

再次，蒋之起家，与刘邦、朱元璋有某种类似之处，都是太保类人物，原先没有什么根底，很有点“阿混”得志的味道。同时，蒋又是个有思想的太保，懂得要打天下，不能光凭太保那一套，还要有一批社会贤达、名人耆宿出来为自己捧场，特别是要有文人出来充当吹鼓手，建立“形象工程”，一方面达到所谓“积望”与“养望”的目的，一方面建立自己的社会基础。否则，太保便永远只能是太保，既打不了天下，更坐不了龙廷。所以，蒋要下死力拉拢文人学者，不但翁文灏、王世杰、何廉等一批大知识分子相继入阁，树起所谓“学者从政”、“名流入阁”的旗帜，就是历来桀骜不驯的现代大儒胡适之，也曾一度为蒋捧场，做了几年重庆国民党政府的驻外大使。这中间，蒋最为看重的，也还是陈布雷。

最后，从个性气质来说，蒋、陈都出生于浙东宁波地区，宁波人聪明、机警、灵秀，又不失为果决、狂放，敢为天下先。然宁波人的不足之处是：地域意识强烈，器量狭小，擅长派系纷争等。应当说，蒋、陈都不同程度地具有甬人的这些普遍意义上的人文特色。同时，陈布雷所具有的那种强悍的文人气质，蒋介石所具有的那种强悍的武人气质；陈所具有的浓烈的封建忠孝意识，蒋的那种装模作样的仁义之道，也都进一步加深了两个宁波人之间的相互认同与理解。此外，陈布雷作为浙江文人集团中的佼佼者，与蒋身边的一批浙江籍文人幕僚，如张静江、戴季陶、邵力子、邵元冲等，关系很深。出于他们之间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也出于要维护浙江籍官僚集团的利益，他们也都积极鼓动陈布雷入伙。肥水不流外人田。

综上所述，陈布雷之走向蒋介石，有着十分深刻而复杂的政治与人文背景，绝不是一两个人的作用所能决定的，也不是一个三言两语可以道尽的话题。潘公展走后，陈布雷在南昌又住了20多天，于3月间取道九江到达汉口。在汉口勾留了十余天，乘江轮返沪。这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已推翻了军阀统治，占领了上海；同时，驻扎在上海郊区的蒋介石部队不费一枪一弹也已进驻了上海。

“位不必高，禄不必厚”

陈布雷回到上海时，差不多成了一个无业人员。虽然从理论上说，陈布雷这个时候还挂着一个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的头衔，但由于约定并不到任，只在需要时去帮帮忙，好像朋友之间有事，喊一下就来了，什么也不图，帮完了就走，最多管一顿饭，说到工钱，那真是骂人了。因此，这个工作不能算是正式职业。史料上没有说到陈布雷是否从这个头衔下支过薪水，如果支过薪水，这应该看作是一个兼差，如果没有支过薪水，那么就连兼差也算不上，确实算是“朋友”之间的义务帮忙。

但是，从陈布雷的角度说，无业并不等同于失业，与一般人所说的“失业青年”，更是两个概念了。事实上，陈布雷刚刚回到上海，就有两家报馆闻讯找上门来，一家是老东主《商报》，一家是《时事新报》，两家开出的都是一个价码：担任主笔，掌握报馆的方向路线。在当时，这是一个新闻记者在报馆里所能捧到的最好饭碗了。颇令人不解的是，这两个邀约都被陈布雷一口回绝。在南昌，陈布雷亲口对蒋介石说，他的志向仍是回沪当记者，办报纸。到了上海，忽然又不想进报馆了，岂非咄咄怪事？

我们现在清楚，在南昌，陈布雷对蒋总司令其实是说了假话的。当时，陈布雷婉辞入幕，真正的目的，并不在回沪办报，而在于还要看一看。看什么？比较合理的解释，自然是要看一看形势的发展，看一看蒋介石的真正实力，看一看南昌与武汉的力量对比，也就是所谓看一看“风向”了。所以，陈布雷离开南昌时，并没有直接回沪，而是从九江拐到汉口，暗中对汉口的形势及武汉国民政府的实力进行了一番摸底的工作。离开汉口，陈布雷心中也就有底了，特别是汉口的那种闹哄哄的政治气氛，颇不对自己的口味。等到陈布雷返回上海，形势已经急转直下，北伐军相继进入上海，攻克南京。蒋介石开始掩有东南财赋之地，武汉国民政府已经成了一个空心大萝卜，不足为虑了。

陈布雷去南昌时，在南方革命力量中，国共两党合作北伐，尚未破裂；汪蒋争斗，谁胜谁负？还不明朗，像陈布雷这样的大笔杆子如何站队？的确是个大问题。历史上在改朝换代时期，许多大知识分子都是因为择主不慎，站队站错了，结果脑袋搬家，甚至株连九族，这样的教训不胜枚举，陈布雷不会不记取。事涉史家评价，且关系身家性命，不可不三思而后行。所谓“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登”，在公元一千九百二十七年的这个初春，谁是真正的“高材疾足者”？陈布雷在站队之前，是一定要弄弄清楚的。在南昌期间，陈布雷有心附蒋，但是，觉得还需要再看一看风向，这正是陈布雷在政治上的“成熟”与“谨慎”之处。

果然，到了4月间，形势为之一变。先是蒋介石的枪口一调，发动四一二血腥屠杀，妄图赶尽杀绝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接着是蒋介石凭借其雄厚的军事、经济实力，在南京开府，江浙财团鼎力相助，英美等国表示支持。如此，凭借其雄厚的军事实力与财政实力，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及政府的“正统”地位，开始确立并巩固。值得深思的是：两年前，因上海发生五卅惨案，陈布雷曾有“人间何世？痛！痛！！痛！！！”之叹。可是，到了上海四一二事变期间，上海可以说是血流成河了，而陈布雷竟然取“沉默是金，沉默是银”的态度，对此不置一词。这就足以说明，自南昌之行后，陈布雷的反专制、反军阀的民主精神，差不多已经丧失殆尽。

宁汉对立，国共分裂，陈布雷作出了第一个引人注目的决定：出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这是陈布雷从国民党南京政府手中接受的第一个正式官职。当时，浙江省政府主席是张静江。3月份在南昌，陈布雷尚不肯做“草头蒋”的入幕之宾；4月份，陈布雷就到了杭州，倒成了“跷脚张”的入幕之宾，这又是一个多少让人费解的抉择。据陈布雷解释，这是邵元冲、张静江再三敦劝的缘故，这显然不能自圆其说，但又没有更好的遁词，只好这样搪塞了。不过，陈布雷到了杭州，住在西湖贝庄，并没有表现出通常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式的官场热情，对省政府的日常公务毫无兴趣，终日显得心烦意乱，不知所从。陈布雷素以恪尽厥职、安常履顺著称，出现这种现象，这在过去，似乎是从未有过的。

事实上，陈布雷之出任浙省秘书长，它的重要性不在于职务本身，而在于一种政治姿态。表明在国共两党的斗争和蒋介石与汪精卫的争斗中，他已经坚定地站在蒋一边。果然，浙省秘书长的板凳还没有坐热，陈布雷于5月下旬又很快作出了第二个引人注目的决定，辞去省府秘书长职，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出任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职。这一决定，与陈布雷在南昌婉辞入幕，在时间上仅仅隔了两个月。陈布雷的这个思想弯子转得这么快，这是许多人没有想到的。

接受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一职，是陈布雷在其一生中，从南京国民党中央手中所接受的第一个职务。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书记长一职，是个“空前绝后”的设置。遍查国民党中央党部机构，都看不到有“书记长”这样一个名称。此前，国民党一大、二大成立的中央党部组织，均设有秘书处，共产党的谭平山、林祖涵、杨匏安及国民党的戴季陶、于右任、丁惟汾等大人物，都担任过秘书职务。秘书之下设“书记”，但“书记”不带“长”，放屁都不响，纯粹是个下手，大抵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文书之类，不起什么重要作用。此后，国民党三大、四大成立的中央党部组织，仍然设有秘书处，但负责人改叫秘书长，陈立夫初期出任的就是这样一个职务，中央党部里同样没有“书记长”一职。可见陈布雷这个书记长一职，是国民党处于宁汉分裂时期，蒋介石专为安置陈布雷而临时创设的，在宁汉合流之后，很快就取消了。因此，很难说这个书记长相当于国民党内的什么要职，但从它所负的责任范围来看，也就是抄抄写写罢了，大致相当于原先的中央党部秘书的角色。

新职上任伊始，陈布雷仍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激情与忙碌，反而有心绪恍惚，茫然若失之感。其原因，一方面，新职将陈布雷终日关在办公室里，抄抄写写，上传下达，生活显得异常陌生、枯燥、刻板，远不如当新闻记者那样自由自在，潇洒飘逸，富于创造，容易激发情感。陈布雷回顾自己这一阶段的感受是：“去旧业而改入公务生活，常常个性与任务格格不入。”另一方面，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种种黑幕，也使陈布雷对新职大为苦恼。作为中央党部书记长，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要参加中央党部会议，做好会议记录。这是陈布雷平生第一次进入国民党中央核心圈，近距离地观察到高层各派系之间的相互攻讦与咬斗。过去，陈布雷在上海办报，远离国民党权力中心，对国民党的了解，大都停留在各种浮面的声明、决议、谈话上，那里面充满革命的词句和口号，充溢着革命党人的大义凛然与正大光明。这使青年陈布雷为之充满敬意，从而以一种理想主义的目光看待国民党及其领袖人物。等到陈布雷进入国民党里层，耳闻目睹平日里那些道貌岸然的大人先生们，为了能将对手打翻在地，竟然使出种种卑劣手段，甚至加以莫须有的罪名时，开始目瞪口呆了，在他的脑海中，这些大人先生的道德形象和人格力量，倏然间如大厦倾倒，变得一文不值。陈布雷第一次领会：什么叫政治，什么叫宫廷斗争，什么叫尔虞我诈。这使陈布雷大为气馁和泄气。陈布雷后来回忆：“平昔期待革命者至深，今以事实与理想相印证，乃觉党内意见纷歧，基础殊未稳固。”以至常常“念国势之危殆，忧革命之多艰，忽忽不乐”。陈布雷说这个话的时候，自己也成了国民党要人，所以表达得十分委婉客气。

陈布雷倒也不是杞人忧天，两个多月以后，形势再一次发生逆转。因桂系联合实力派人物何应钦共同发难，蒋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被逼下野。于是，蒋把陈布雷找来，嘱他代自己起草一份《辞职宣言》，准备对外发表。

陈布雷原先以为：所谓为蒋“佐理文字”，无非是来往信函、公文起草、对外谈话、通告布告、重要文章之类，诸如《告黄埔同学书》那样的名文，何曾想到赴南京任职，写的第一篇重要文告，即是一个倒霉的《辞职宣言》。古人固然有《乞骸骨表》、《上书告退》等酸文章，可以借鉴，然蒋的辞职并非是“乞骸骨”，告老还乡，而是企图以屈求伸，东山再起。所以，陈在“捉刀”过程中，不得不埋下一个伏笔，先替蒋来一通臭摆功，述其反共、北伐经历；继而贡献了宁汉合作、继续北伐、彻底清共三点大计，并谓虽自劾归去，仍以国民党员资格，努力党务云云。很有点“人还在，心不死”的味道。这一篇“捉刀”之作，在14日的上海报纸上发表。

8月13日下午2时，蒋介石从南京乘京沪特别快车，经上海转杭州。表示与蒋同进同退的陈布雷，也于18日离开南京，返回慈溪。这一次回官桥小住，陈布雷祭扫了父母墓地，又与贤妻王允默一起游览了浙东名胜大霖山。大霖山面对姚江，背依三湖（杜湖、白洋湖、上林湖），自然环境清奇险要，素有“江南小水泊”之誉。陈布雷与王允默登上绝顶，南望：只见姚江宛若一条银白练带，自西而东飘然而下；北观：三北平原浩浩无垠，与杭州湾海天相接；远眺：千岩竞秀，万壑争鸣，松涛拍天，岭脉逶迤。置身在这一片神奇景色之中，陈布雷不觉心旷神怡，顿有飘飘若仙之感，多少天以来的郁闷心绪亦一扫而空。

9月下旬，蒋东渡日本，曾派张群约陈布雷同行，陈以“我不谙日语，恐不能于蒋先生此行有补”而婉辞。10月，陈应潘公弼之约，重返新闻界，赴沪任《时事新报》特约撰述，每十天交社论三篇，月薪50元。陈布雷借此机会，极力宣传国民党及蒋氏的“光荣历史”，为蒋重新上台制造舆论。

12月，蒋打回政坛，复职视事。次年1月，陈布雷随蒋返回南京。

经历了第一次下野风波，蒋对陈的忠心耿耿深为赏识，有意延请陈布雷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并要陈立夫去探询陈布雷的意见，陈再一次婉谢不受。蒋见陈还是这种不即不离的态度，有点不解了。一天，蒋道遇陈布雷，单刀直入地问：“布雷先生，你自己选择，愿任何种职务？”这就有点摊牌的意思了。陈布雷从容回答：“我的初愿是以新闻工作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对公能有涓滴之助。机关重职，非我所能胜也。”这是陈布雷第一次当面向蒋表示，只接受蒋的私人秘书的职务，且不计较职务的高低与薪水的厚薄。都说“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难矣哉！然陈布雷做到了。蒋介石碰上陈布雷这样的呆子，真可谓捡到一个大便宜。

蒋原以为陈布雷是不愿屈就秘书长一职，现在才知道他是淡泊名利，心中自是大为受用，故一边谦词：“何能以君为私人之秘书！”一边询问陈是否愿意出任《中央日报》主笔？陈认为：《中央日报》已有主笔，且成绩甚佳，无意鸠占鹊巢。最后，陈表示：有意回沪，先办一段时期报纸，再作打算。蒋一时无计可施，表示首肯。数日后，陈布雷行色匆匆地回到上海。

这一次，陈布雷总计在南京勾留了一个月左右，也帮蒋写了几篇不痛不痒的官样文章，但都算不上什么名篇大作。进一步奠定了国民党御用文人地位的，是这次重返上海新闻界期间的几篇“杰作”。

回沪之始，陈布雷接受了《时事新报》总经理张竹平的邀约，出任该报总主笔，主持社论。此间，陈同时兼办“戊辰通讯社”，以安插《商报》旧人。另与戴季陶、邵力子、陈果夫、周佛海等国民党要人一起，创办《新生命》月刊。

大凡看过《新生命》发刊词的人，都能一眼看出，该刊是国民党御用的一个理论刊物。“发刊词”是陈布雷亲手炮制的，文中开宗明义地声明：“阐明三民主义的理论，发扬三民主义的精神，便是本刊的第一个使命。”然而，国民党这个时候所鼓噪的三民主义，早成了维护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一块遮羞布，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早已是南辕北辙了。可以看出，蒋介石把这样一个重要刊物，交陈布雷等人来办，实际上已经是把陈布雷看作国民党的代言人了。

文人的“御用”

陈布雷真正把御用文人作为“生意”来做的，应当说是自《新生命》月刊与《时事新报》始。在此期间，陈发表了大量文章，无不是两副面孔，对上一副面孔，妙解“圣”意，阿顺取容，以报私恩；对下一副面孔，冷言冷语，声色俱厉，横加指责。

陈布雷在青少年时期，可以看作是一位很有叛逆精神的“造反派”。可是，到了《新生命》发刊词中，陈布雷口气立变，不准别人革命，也不准别人造反了。并以青年导师的口吻，老气横秋地教训青年：“一个是不要‘乱做’，一个是不要‘不做’”。“一部分青年，犯了乱做的毛病；一部分的青年犯了不做的毛病，要救第一个毛病，就要阐明三民主义的理论，要救第二个毛病，就要发扬三民主义的精神。”要是倒回去20年，陈布雷自己也不敢相信这种话会从他口里说出来。可见一个人，一旦地位变化了，言与行都立刻判若两人，真让人感到可怕。

1928年2月2日至7日，蒋在南京主持召开了自清党以来的第一次中央全会，即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国民党理论权威戴季陶起草的四中全会宣言，确立了国民党反共反革命的理论纲领；并在通过《中央党部改组案》、《整理各地党务决议案》等文件的基础上，选举蒋介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兼政治会议主席，重新确认和巩固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会议之后，陈布雷迫不及待地写出长篇表态文章：《对于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宣言应有的认识》，刊登在《新生命》月刊第四期上，吹嘘1927年4月的清党挽救了中国国民党与中华民族的生命，“是本党伟大的生命力量的表现”。从《新生命》发刊词到《对于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宣言应有的认识》，作为国民党御用文人来说，陈布雷第一次表现出那种政治上见风使舵与亦步亦趋；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独立个性来说，陈布雷第一次表现出那种文化人格的倒退与异化。

《时事新报》时期的陈布雷，无论是立论，还是文风，都与《天铎报》及《商报》时期的陈布雷，有了本质性的变异，既无那种“为天地立心，为万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与追求，也无那种桀骜不驯、横扫千军的气魄与风骨，有的只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说教与一味顺上邀宠的捧场。陈布雷自己也听到了这些议论，指斥他的文章远不如《商报》时期猛锐。对此，陈怡然自得地辩解说：“余所撰者，一以完成革命救国为立场，顾措辞必力求平实，一般人以为不及在《商报》时之勇敢，然中央诸公则以为如此宣传，在统一国民见解上较为有效也。”一般人不满意不要紧，只要“中央诸公”满意就行了。这就是一个国民党御用文人的行动纲领。

陈布雷所谓让“中央诸公”满意，往往不能自圆其说。其中，以“济南惨案”时的言论，表现得最为明显。1928年4月，为阻止南军继续北伐，日军以“就地”保护侨民为借口，出兵济南。5月1日，南军攻入济南，日军开枪寻衅。蒋严禁中国军队还击，并命令部队撤出济南，绕道北上京津。3日，日军乘机在济南进行血腥屠杀，中国军民死伤万人，国民党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先生被割耳挖鼻，与其他16名外交人员同遭杀害，从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亦称五三惨案。

素有反帝反军阀传统的陈布雷，闻讯惨案经过，初时怒极恨极，连夜赶写出《暴日膺惩》一文，大声疾呼：“此而不抵抗，是非人情也。”“国民革命之目的，本为解放民众与求中国之独立自由平等。天赋任务，两俱不容诿卸。艰难运命，虽欲辞亦无可得而辞。左手对付军阀，右手对付外来之暴力。两重责任，一肩承当。以悲壮之精神，卫鳞伤之国族，多难兴邦或者正为鞭策砥砺之资也。”这篇文章刊登在5月4日的《时事新报》上，读来颇令人回肠荡气，让人觉得又看到了《天铎报》及《商报》时期的那个“布雷”与“畏垒”的影子。

然而，几天一过，陈布雷听说，“蒋公”的国民革命军并没有“膺惩”“暴日”，而是绕道北上了。陈想了一想，认为“北洋军阀未除，国内尚未统一，何能对外开战？”为了让“中央诸公”满意，当即话锋一转，振臂呼出“统一第一”的口号，敦请国民革命军一意北伐，教导国民要“忍辱负重，彻底图强”。提出“八音齐奏”，必须“遵从共同之乐谱”等等。陈布雷的这一妥协论调，当时就遭到《民众日报》的痛击，沪上其他各报也都群起而攻之，后因国民党报纸接到密令，均不得违背对日妥协的宣传方针，这场论战才逐渐平息下去。

无论在《天铎报》时期，还是在《商报》时期，陈布雷的言论几乎都是民营报纸的一面旗帜，而现在竟为之一变，成为民营报纸的对立面。由此可以看出，《时事新报》时期的陈布雷，其民主精神与革命性差不多丧失殆尽了。陈布雷所鼓吹的“统一论”，后来被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发展成为臭名昭著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理论纲领。

为了让“中央诸公”满意，陈布雷对共产党的态度，也由大革命前的温和立场，一变而为猛烈的口诛笔伐。对四一二事变期间的血腥屠杀，陈不但持肯定态度，而且曾以“消弭共祸为题”，一再发表文章，向当局贡献消灭共产党的大计。从《暴日膺惩》一文中的抗日御侮精神，到“统一论”中的拥蒋忠蒋立场，再到“消弭共祸”中的反共仇共言论，奠定了陈布雷此后的文章基调及三大主题：抗日、拥蒋、反共，有进步也有倒退，这与他在大革命前所坚持的反帝、反军阀的主题与基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陈布雷是以国民党代言人的身份主持《时事新报》的笔政，可以说是以在野之身，放在朝之言，故这一时期的《时事新报》几成国民党官报。从社论到时评，无不是一副官腔官调，大有君临天下、驾驭万民的味道。从《天铎报》时期的反封建，到《商报》时期的反帝、反军阀，再到《时事新报》的拥蒋反共，陈布雷终于走完了他的新闻报人的三部曲，也完成了他在政治理想上趋于保守反动的三步曲。

这一时期的陈布雷，一方面以总主笔的身份主持《时事新报》笔政；一方面以蒋总司令私人秘书的身份为蒋代撰各种应景文章。一时在沪，一时在京；一时在野，一时在朝，仆仆奔走于京沪道上，构成了陈布雷这一时期的生活基调，亦颇为时人所瞩目。当时，接近蒋、陈的人都知道，只要看见陈布雷挟着一只包裹，匆匆赴京，必定要有重大事件发生。此言固非次次灵验，亦大体不虚。这中间的“捉刀”之作，因大都属玩弄政治权谋的游戏文章，时过境迁，即烟消云散，蒋、陈都不足道了，只有一篇《祭告总理文》，尚引为得意之作。

1928年6月26日，蒋偕同吴稚晖、张静江、邵力子、陈立夫等一班亲信幕僚，从南京出发，乘军舰逆流西上，经武汉转车，北上北平，为孙中山先生的逝世，举行祭灵盛典。举行这次祭典活动的一个重要议程，就是以蒋总司令名义，宣读一篇“祭告总理文”。不消说，这样一篇皇皇大作，非陈布雷这样的大手笔不能代撰。故此次陈布雷亦奉召随行。

在北上途中，蒋总司令再三向陈布雷面授机宜：这一篇祭文非同一般，一定要写得有声有色，有情有文。要使人动心，特别要把中正这几年的苦心表达出来。什么是中正的“苦心”呢？“中正”不便深说，但陈布雷领会到了，无非是要将蒋中正标榜为孙中山先生的嫡派传人，写出蒋中正这些年来为继承孙总理的遗志，与背叛孙总理遗教的“叛徒”进行斗争的一番“苦心”，这才是本祭文的关键所在。

于是，陈布雷提笔疾书了。

“弟子蒋中正，谨诣香山碧云寺，致祭我总理孙先生之灵”。“弟子”这两个字用得好，非“弟子”不能确立中正作为中山先生嫡派传人之形象。陈布雷颇感自许。

“中正昔侍总理，亲承提命之殷，寄以非常之任”。感情渐渐出来了，而且文笔不错，读起来琅琅上口。“方总理哀耗抵京之时，正中正铲除陈逆驻军兴宁之日”。陈逆自然是指陈炯明了。陈布雷自忖：陈炯明是孙先生最为痛恨的叛徒，铲除陈逆，既是孙先生的最大遗愿，也是蒋先生的最大功绩，不可不浓墨重彩地大树一笔，非此不能显出总理嫡派传人的伟绩。“中正服务在军，病不能亲药饵，殁不及视殡殓”。陈布雷清楚，中山先生弥留之时，蒋正在东征前线，没有能成为顾命大臣，结果被汪精卫这个娘希匹捞了个先，这是蒋深为遗憾的。果然，蒋读到这一段时，连连称许，大概是暗合“朕意”了。

开始一段，陈布雷写来信马由缰，得心应手，下面就有点为难了。原因是孙总理亲手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且解释为是新三民主义。可是，先总理尸骨未寒，蒋就驱俄、清共、屠杀劳工，以至中共及党内的左派人士，皆目蒋为背叛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叛徒。现在，到了孙总理的灵前，这一点自然不能不辩清楚。只是，事实昭彰，铁证如山，如何才能指鹿为马，这是让陈布雷大伤脑筋的。

陈布雷开始绞尽脑汁了。“总理昔日为集中革命势力而容共，为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而联俄。乃自总理逝世，中国共产党竟背弃服从三民主义之前言，压迫本党，恣行捣乱，破坏革命，加害民生。我同志为保持国民革命之目的，于是有去年四月清共之举”。这样写，简直就是强词夺理。但陈布雷感到，清共之举，本就没有多少道理，不以强词夺理，如之奈何？姑且先这样写了。于是，陈布雷笔锋一转：“凡兹政策之变更，皆经同志反复考虑，认为无背于总理之遗教”。这样写法，颇有点自欺欺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