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朴素是至高的艺术品格
“理想主义”和自由心态;透明和简单、朴素与曲折。
我们希望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我们有时谈论的“理想主义”与这里所谈的理想似乎并无太大关系。其实理想和自由心态结合得最为紧密,理想是最纯洁最自由的。
心怀理想者常常对一些集体行为无法苟同,但也不能轻易反对。因为集体行为与他纯洁的理想有一致的一面,也有不一致的一面。集体行为常常包含着巨大的真理性和巨大的谬误。理想主义者这样理解问题——再也没有比一些庸俗社会学的东西更容易鼓舞人、集中人和号召人的了。真理总是深邃曲折的,它的这个特质就决定了自身的孤独。真理有时又是出奇地透明和简单,但也正因为如此,它就朴素到让人不能理解的地步——至此它又回到了曲折。
一个真正的心怀理想者或许不仅在一般的社会生活中找不到同路人,而且在可以称之为“朋友”的人中也找不到同路人;尤其在社会的所谓“上层生活”中找不到同路人。
作家的特别复杂与特别简单;同一个思想。
我们看到,一个杰出的作家不仅特别复杂,而且还特别简单。一个作家无论写了多少作品,形式上无论怎样变换,数量上无论怎样增殖,似乎都在阐发、寻找、展示同一个思想。福克纳,托尔斯泰,总离不开他们自己的“那一套”。“那一套”大概就是“同一个思想”。他每时每刻都在重复。与一般庸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重复不仅不给人单调的感觉,相反还给人极其复杂的、无穷无尽的感觉。大师和一般人的相异之处还在于,他能够更早更敏锐地发现这样一个奥秘——任何一个单纯的事物总是与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万千事物广为联结,他抓住了那个单纯的东西,也就抓住了这个世界上的全部复杂。
1988.7.17
小说应有自己的韵律。对一部作品的怀疑。
一篇好的作品应该有它自己的韵律。创作中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写着写着,渐渐的,似乎找到了一种韵律……回想一下,很多时候都有这种情况。一个作家要让一篇作品回旋在独有的韵律之中是很难的,它需要寻找和把握。
一个人的全部创作会有独自的风采和韵律,但具体到每一部每一篇作品,又会有属于这个作品的风格和色彩。有时作者会陷于一种假象,误解自己的作品,以为正在创作的这部作品真的捕捉到了那种至为宝贵的东西:声音、节奏、韵致。事实上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会觉得枯燥,没有激情,写不下去。
实际上,那种“捕捉到”的感觉往往是一种虚幻。也许只有过了很久之后,他回头再看这个作品,才会发现当时走入的所谓“韵律”并非自己的创造和发现,不是自己的孕育,而只是从以前读过的其他作品中转借过来的。“生活”是自己的,人物、细节,什么都是自己的,可唯有神采是别人的——他在组织这些材料的时候要借助别人的韵律。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回头再看这些作品时,常常有一种嫁接感——好比是挺立在那儿的一棵树,它不是一开始就由作者自己浇水培植起来的,而是借用了其他的根柢。
可惜在创作中发现这一点很让人痛苦,也很让人为难。当他发觉这些的同时,已经有些迟了,他的创造力也快衰退了。事实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最有能力创作的时候,却忙于嫁接;而他在失去创造能力的时候,才逐渐懂得了使用自己的心汁去培植出一点什么。
当然,借鉴和模仿对谁都不可避免,一种既成的强大的韵律对人的影响和制约也是巨大的。但一个更有出息的写作者总要设法早日摆脱它。这就像一个音乐家在创造一个新的旋律的时候,要极力摆脱其他旋律的干扰和左右一样。
人们以前谈得更多的是主题、思想、人物之类,这容易讲得清。而什么是韵律,却比较复杂。它大概由风格、境界、趣味、节奏、意象等等组成——这些难以讲清,而只可留给意会悟想。
写作中容易从他人那儿转借韵律,却无法转借别人的情节和人物,一转借就能对照出来,容易识别,被人指认为抄袭。可是转借韵律,他人即有口难言,难以指责。但只有写作者自己知道,到了一定阶段,索求一种韵律比索求一个主题、一个人物和一个情节更难更难——唯其如此,才更需要自我警醒。
1988.7.18
强调“周到”;认真是一种修养的深度。
之所以在创作中要常常强调“周到”,因为我们有时觉得“周到”简直就是才华。
看大师们的作品,里面无论怎样千回百转,也无论怎样漫不经心,总是照应得很好,天衣无缝,滴水不漏——怎样分析怎样有道理,字里行间充满了学问,到处都在隐匿匠心。当然,他只有看上去是漫不经心的,即他的匠心是极其含蓄极其隐蔽的。这种隐蔽同样也是一种周到。他的“周到”多到一般的读者都不易察觉的地步,即处处都在处处都不在,一切只在文章里中和。他们考虑得如此细致。
谁也不相信大艺术家会是粗心人,虽然他们平常生活中显得“粗心”,常常遗忘,丢失东西;可当他们面对艺术的时候,比任何人都更为精细,两眼雪亮。作品中的任何一个细部,每一个标点符号,他都要求精准严密。
一部作品是要长存于世的,或许它只是在某一个角落里存活——有的活得好,有的活得不那么好——有一天阳光一照它又伸直了腰,露出脸来,让世人再次看到它的模样——或美丽或丑陋,难以遮掩。这就是创造的规律和时间的魅力。所以一个作家在创作中难以忽略时间。
优秀的作家从来不存幻想,只是扎扎实实地工作。他们首先从写字做起,字写得工整,笔画清晰准确。他们不写别字、代字,不写大街上的简化字,并保持书面整洁。我看到一个老作家,他写错了字,就另外剪一个小方格贴上,贴得很规矩,如果不拿起来迎着光亮看,根本看不出有贴过的痕迹。
这些仔细的、认真的做法,不仅是一个态度问题,而且是一种训练,一种习惯,也是一种修养的深度。一个人弄明白一种道理很容易,可要按这道理做就不容易了。
文章写不好,不是也可以看作不周到吗?有人说,太周到了,或许就不自然潇洒——那为什么只想到一种“周到”,而忘记了自然潇洒呢?忘记了,也还是不周到。
1988.7.19
编辑删除作者的得意之处;割伤纤细的神经。
稿子中最得意之处反而被删除了:很多作者都有过这种经历。一篇稿子寄出去,发表之前,他最担心被改动的地方,也就是他最看重最得意的地方,后来恰恰被改动或者被删除了。这是为什么?既可能是作者自己的误解,仅仅是一种偏爱,也更有可能是他人的平庸。
文章中的闪光部位,恰是一个人创造思维最活跃最灵动的那一刻的产物,它具有大大超出庸常的特性,具有非同一般的绚丽色彩,对惯常的思维方式有着巨大的冲击力——当一个人用平凡的思路去接受它时,第一个反应往往就是感到突兀,是不能容忍,所以就要自觉不自觉地将它删削改动——它终于适应了固定的思维框架,让人心安理得了。
这一切都发生在不知不觉之中。因为对方是一个在通常的思维轨道上运行惯了的人,阅读的一刻也远没有进入创作的激动,没有飞扬的才情。他更平静一些,这很正常。
艺术创作有些非常奇妙的照应和关联,只有在一篇作品中耗费了心血的人才会更多地了解这些隐秘。他知道各个不同细部所折射出的色彩怎样互相辉映,照耀篇章,怎样完成一种综合的效应。有时候,那种微妙的连接都是依赖在一些纤细的神经上,稍一孟浪,就会碰断——那些感觉也就不通了。
诗人的劳作,内里的苦衷,许多时候无人述说。
于是我们对待他人的作品,万万不可失之武断:在总体把握上可以自信,进入细部的时候,就要格外小心谨慎了。因为我们完全可能碰到一副比自己缜密得多的头脑,对方已经预先把所有关节、一些细枝末节全都考虑好了,就连小小的疏漏都不会存在。事实上,创造的热情可以把一切都冶炼得这样熨帖,以至于你冷静下来的时候,会感到深深的惊讶。
1988.8.19
过晚见识大海的遗憾;人与江河海洋。
一个人到了中年才第一次见到大海,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我五岁就看见了大海——因为出生在海边上,准确点说离大海五里半。
那时满耳朵都装满了别人议论大海的声音,听他们说大海如何如何。只想亲眼看一看大海。有许多次一个人悄悄向大海走去,都没能如愿。小路弯曲,杂树丛生,等于是童年的雪山草地。过早地接触大海是要被阻止的。
想象的大海是另一个天空:好像把天空展平了又放在地上一样。水天一色不可分辨,浑然一体。
后来他们终于领我去看大海了。那种感觉没法言说。记得一路上不知穿过了多少树林,走过了多少草丛,小路弯弯看不到尽头。登上一个沙岗又一个沙岗,还是不见大海。大海对人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而且这种吸引力一直存在着,有时甚至能明显地感觉到它的存在。
后来我生活的地方离大海越来越远了,但描叙大海的文字却从未间断。好像写作就是不断地从大海中汲取什么。即便不是写海的作品,也有海的气味在里边。那是一种遥远而又切近的回响,它一直在震荡,一直留在心灵之中。
大江大河、海洋,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太大了。这不仅仅指那些文学中人。所谓“见世面”,许多时候是指见过大水。
一生中经历的事情,深深浅浅,或牢记或淡忘,但第一次看海的情景却一直清晰。
1988.8.20
成片的玉米;对大自然保持新鲜强烈的感觉。
我相信一个人来到平原,整天闻着玉米的气息,花生的气息,会获得一种健康。这是真正让人健康的气味,这是田野的气味。谁知道空气中这种味道——甜丝丝的气味从哪里来?他们可能不知道,这是从玉米缨上来的,这和西瓜刚刚切开时散发的气味一模一样。田野里的草、土、树叶,还有泥土里的秸秆埋在那里,都散发出一种综合的气息。它们都是质朴的气味,因而也最能让人健康。
看这长长的玉米叶片,乌油油的,中间一条白线这么有力;玉米多么茁壮,像一棵树。它显示了多么强盛的生命力。一个沉浸于艺术之中的人常常热衷于表现自己的生命力,可是容易忘记了一草一木、一砖一石的生命力。其实他对自己生命力的表现,莫过于通过自然界的这一切去表现更好的了。它们在生长,向上,一直都有力量,有韧劲,根部结结实实地抓住了泥土。这让人想到书写的感觉。
一个人待在这茁壮的玉米林里,嗅着它们的气息,听着它们发出的细小声音,会隐隐地激动。看一会儿,看看它漫成一片的气派;一种潜对话。
一个人最可怕的就是生命力的衰竭,是那种敏锐而强烈的感觉的衰退。本来这是一个正常的生命所应该具有的,它会感到外部世界的运动、生长,感到静物的脉动……一个人童年时代对什么都感到惊奇,那是一个崭新的生命对整个自然界本能存有的那种强烈的新鲜感。可是人长大了以后,这些感觉就迟钝了。这是生命的蜕化和变异。作为一个从事艺术的人,这恰是最可怕的。那些伟大的艺术家,他们整整一生都对大自然保留了一种新鲜强烈的感觉。
谈到生命力,使人想到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不能不有所节制。那些无谓的耗损、名利之欲,这一切其实都在加速磨钝他生命的感知。
1988.8.24
第一篇小说;对神秘的反抗。
何时写出第一篇小说?大约是一九七三年。这之前已经写了许多散文和诗歌,但一直没有尝试写小说——小说不是轻易就可以写成的,当时看到印刷出来的书籍,惊叹不已,甚至对它分成的整齐的自然段落都觉得神秘。我们不知道自己到时候能不能分理出来。
记得一些试图学习写作的初中高中同学在一起,围绕一本书议论横生:这个段落为什么要这样分?为什么要那样分?为什么要分?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特别是小说中的对话,有的要连接写出,有的一句写成一行;有的在句子前后有“他说”的字样,有的只加上引号。这些在当时看来都很奇怪。而散文和诗歌就简单得多——散文和我们学习的作文很接近;而诗仿佛就是押韵的长短句。
对小说的这种神秘感产生的同时,内心里也滋生出一股反抗的情绪,好像一定要写一篇小说才行。
写什么呢?想编一个故事,又一时编不出来。记得过去在林场的一个饲养场上,看到场门口放了一个废弃不用的木头车轮。车轮上还留有一些黑钉帽,看上去像贴满了膏药。车轮和辐条全是木制的,连转轴也是木制的,这在当时让我们觉得好不新奇,阵阵神往。
想围绕它编出一个故事出来。可以想象:如果在普及了胶轮大车的当时,林场大路上还咯噔噔奔驰着这样的一架木轮大车,那一定极其有趣。那时我们一定会争坐这辆木头车而不坐胶轮大车。
这辆大车由谁来驾驶?他又怎样拥有了它?坐在车上的,除了我们之外还会有谁?他们坐在车上要干什么?这辆奇特的、不甘消失的老式大车会派做什么用场?想来想去,就写出了第一篇小说,它的名字就叫《木头车》(收入一九九○年明天出版社短篇小说集《他的琴》)。
1988.8.27
初学写作者与熟悉的题材;盲目的激动。
一个初学写作者总是写自己熟悉的题材。不过有时这种“熟悉”也是相互的——他会发现许多人都在写同样的东西。也许凡是比较熟悉的、常写的内容,大多都被他人反复表达过了,这种熟悉感其实更多的来自阅读,而不是来自生活。
这如何独创新意?你能把它提高到一个崭新的境界吗?你能找到一个全新的角度吗?反过来说,如果选择一个在大多数人看来比较生疏的事物去写,那么也就不存在这些麻烦了。还有,它真的生疏吗?
平时的文字艺术在熏陶你,那些经常被描写的事物对人的影响也会最大。那些艺术品的格调,作者的情怀,都曾经打动过你,你难以摆脱它们业已形成的气氛、主题和格局。所以在一开始,你不能放弃“陌生”的事物,它们或许会唤醒你崭新的感触,诱发出一段新颖的笔致。
人往往对真正的“自己”、对周围的真实世界感到陌生。
事实上翻一下报刊就知道,大多数人都在重复着一些老旧的话题,连常用的词汇都很相似。即便在题材领域也没有多少开拓,何况其他——在艺术创新方面,题材本身的开拓往往是最容易不过的。由此可见,惯性思维对创新的损害会有多大。
与此相反的是,那些艺高人胆大的写作者面对书写对象,身心放松得很。写什么是一个问题,但任何事物在他们眼里都瞬息万变,新意迭出,于是怎么写都是好文章。
初学写作者在接触材料时,总是反复思量,极尽犹豫。往往那些写滥了的东西最容易引诱其下手,使人处于盲目的激动之中。那时候就不会察觉自己要说的话已经被别人说过千万遍了,要展示和追寻的东西也被重复过无数次了。这儿,留给你自己的东西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少了。
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创造出的艺术品不仅要具有一种形式美、一种完整性,而且更重要的是与此同时体现出的一种“原生性”。他在自己的艺术土壤上培植,让其强盛地生长。这就是有根的艺术。
1988.8.28
拉美文学的影响;两片大陆在文学上的本质区别。
好像拉美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首次超过了苏俄文学。而过去苏俄文学对我们的影响最大。但拉美文学至今在社会读书阶层中的影响还远不如苏俄文学。当然这种情况正在一点点改变。拉美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新时期,在更年轻一代的作家身上。过去的一代作家,比如左联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些作家,他们主要受欧洲文学特别是苏俄文学的深刻影响,再加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中逐步形成的一些文学传统,形成了中国式的现实主义文学。
新时期以来的新一代作家是试图重新开拓的一代,不过他们的辛苦,在于找不到形式上的突破。拉美文学恰是在这个时候传入的,于是带来了崭新的气息。学术领域和经济领域也受到了开放的冲击,正是这一切形成了一股综合力量,催化了当代文学的变异,出现了中国式的“意识流”和“结构主义”,中国式的“超现实”和“荒诞”。
拉美文学的冲击比欧美文学的冲击来得更为猛烈,因为中国的现实生活——文学赖以生存的这块土壤与拉美极其相似。有人说我们都有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历,都有过贫穷和蒙昧,都有过军阀割据、内乱、强权等等;而且两地文学上的演变也都经历了从欧洲文学借鉴的历史。所不同的只是,拉美文学在经过长时间的沉寂之后,终于喊出了自己的声音——这个民族找到了自己的艺术家和自己的文学。
中国文学直到今天还停留在拉美文学的前期。
这种对比和参照具有极大的鼓舞性和启迪性。所以拉美精神很容易在我们这个大陆上得到复制,以稍稍改变了的形式继续延续。当然,即便对拉美文学也应该有一个消化的过程,可惜这个过程被急于求成的开放的时代给硬性地省略掉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它给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了空前未有的活力,诱发了作家们崭新的灵性和从未有过的激情。他们敢于揭示生命的力量、生命的性质,敢于表现无与伦比的生命力本身。
但是,如果冷静地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一个巨大的差异,那就是拉美文学的确是从拉美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带着一股刺鼻的拉美气味;而我们的当代文学中有很大一部分还只是某种复制,还没有散发出我们自己这块土地上的强烈气息。这就是两个大陆在文学上的联系以及它们的本质区别。这两点是我们面对辉煌灿烂的拉美文学所应该想到的。
越是优秀的作家越容易被误读;天生伴随的寂寞。
越是优秀的作家,越是具有思想和艺术上的深邃性,具有坚韧的不妥协性。这一切有时又恰恰是一个平庸的读者所不能理解的。不过,真正的艺术家从来不急于寻找那种被尽快认可的快感。他们只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两眼始终盯住一个目标,决不游移。平庸的读者往往是不求甚解的,他们面对一部著作,常以一颗狭窄之心面对一颗博大之心,他们在最认真的时候也不免陷于一种褊狭和无知。他们不可能具有那种宽容性,也没有那种包容的力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邈远神游、精致的思维,在他们看来无异于痴人呓语。面对这样一种读者,有什么办法?难道还有比一个浅薄糟糕的伪艺术家更适合他们胃口的吗?
伪艺术家通常研究的都是一些庸常的题目,他们的折中主义,他们的世俗经验,他们哗众取宠的本能,以及能够迅速博得好感的那些油滑和笑料,都能像冬天的病毒一样迅速流行起来。他们往往是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幸运者。他们不需要期待,不需要时间的淘洗。他们把时间老人撇在一边,懂得及时行乐。
而那些杰出的艺术家天生就伴随着寂寞,只有一切开始凋谢的时候,他们才显现自己顽强的生命力。那简直是独一无二的。在这之前,他们一直被误读。他们的书,除了在历史上遭受冷落、贬损、滞销之外,有时甚至受到烧毁和查禁。这就是一个大艺术家的命运。
主要原因是他们活得英勇,不甘平庸。
1988.8.29
作者的不盲从;反复重演的场景。
一个人要超脱于一个时期的文学潮流,置身其外是最难的了。因为他是这个时代的参与者和创造者。一股文学潮流的出现是非常复杂的,它必有长时间的积蓄期和形成期,每个写作者都在不知不觉中参与了一场文学运动。也许他离这场运动的中心地带十分遥远,也许在这场运动中他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他毕竟还是参与了。
一股潮流掠地而过,犹如山洪,所经之处的一切都随之顺流而下了。如果一个人能够安然挺立,不被裹挟,那么他必须有足够的重量,或者是深远的根基。潮流的不可抵挡性还表现在它的无测:一个人对它的没有防备,它等于是突如其来的,是在不知不觉间默默演化而成的。
当然,一个好的作家总是很好地借助了一股文学思潮:在这个思潮中,他或者是诱导的先锋,或者是冷静的观者。他可以从整个的过程中汲取极大的营养,总结出很多经验和教训,省去了他必须亲历的失败的试验。
在每一次涤荡文坛的文学潮流中,总是有极少的人获得成功,而绝大多数的参与者都无声无响地被淹没了、消失了。好比一伙人搬动了无数砖石,却盖起了一座完全不属于自己的宫殿。这是令人悲哀的事情,不过这是一个规律,是文学史上反复重演的一个场景。
如果每个人都更多地注视自己的内心,更坚定和更冷静,那么也许会有完全不同的文学格局。那样,文学的天空就会变得更加群星灿烂。
1988.8.31
艺术家的“工作节奏”;宁静与从容不迫。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节奏,并从其中获得收益。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习惯,取决于他的素养,并因此形成了不同的工作质量。有些艺术家往往能够像控制一台奇妙复杂的机械一样,从容不迫。他们对自己和自己投入的生活、在四面围拢的种种欲望中,都能够处之坦然。仿佛一切都了若指掌,安然有序。生活的节奏感,这简直是一种迷人的东西,这在他们那里既是形式又是内容,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他们好像从来没有惶惑和匆忙,既高效率又按部就班。
我曾看到一个在事业上左右逢源的人,初看好像处于特殊的紊乱时期,最后才知道他把一切都分得很细,因为众多的头绪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手去梳理。他好像在同时完成至少是一打的事物,奇怪的是他能把每一个事物都落到实处——而一般的人倾尽全力,也只能做好这诸多事情中的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