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纪念卫礼贤

对我来说，谈论卫礼贤和他的事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们的轨迹起点相距甚远，随后的交叠就像彗星掠过那样。他毕生事业的领域处于我的领域之外。我既没有看到过最初塑造了他的思想、随后继续令他全身心投入的中国，也不熟悉中国的语言以及东方中国仍在使用中的表达方式。我的的确确就像一个陌生人那样站立在那个巨大的知识和经验王国之外，而卫礼贤则作为他那个专业的大师在这个王国里工作着。他作为汉学家，我作为医生，如果我们固守于自己的专业领域，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有接触。但是，我们在超越了学术界限的人文科学领域里相会了。我们的接触点就在于此；在这里火星四射，点燃了一盏明灯，这盏明灯变成了我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出于这个理由，或许我可以带着对这个思想家的诚挚敬意来思考，并谈论卫礼贤和他的事业。是他在东西方之间搭建起了一座桥梁，并且把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宝贵文化遗产带给了西方，或许这一文化将永远不复存在。

卫礼贤拥有那种只有能够超越自己本专业的限制的人才能获得的优势，因此他为获取知识所作的努力变成了对整个人类的关心。甚至可以说，这种努力从一开始就存在并且永远持续下去。还有什么能够将他从欧洲人的狭隘视野中—确切地说，是传教士的视野中—如此彻底地解放出来，以至于他一开始深入研究中国人思想的秘密，就为我们找到了隐藏在那里的珍宝，并且为了这稀有奇珍而抛弃了他的欧洲人的偏见呢？只有一种包含一切的人性，一种纵览全局的伟大的心灵，才能够使他毫无保留地向一种深奥的异族精神敞开胸怀，并且通过将自己的天赋与才能应用于这项事业来扩大它的影响。他献身于这项事业，他不带有一点儿基督教徒的怨恨和欧洲人的傲慢，他的观点表明了他具有一个真正伟大的思想；所有接触到异域文化的平庸之辈不是在自我孤立的盲目努力之中消亡，就是在缺乏领悟、专横跋扈的批判的激情中放纵。他们仅仅关注于异域文化的表层与外观，从来没有品尝其中的甘甜，汲取其中的营养，因此他们也从来没有进入一种真正的思想交流—那种缔造新生命的最亲密的渗透与交融。

作为一种惯例，专家的思想是一个纯粹的男性思想，一种把生育力作为异己和非自然过程的理智；因此它极不适用于给异域精神以新生命。而一种更为宽容的思想是带有女性印记的思想；它具有善于接纳、多产的子宫，可以重新塑造奇异之物，并赋予它人们熟知的形式。卫礼贤具有罕见的母性理智的天赋。他凭借着来源于天赋的无与伦比的才能，摸索着前往东方精神的道路，完成了举世无双的翻译。

对我来说，他的最伟大的成就是对《易经》的翻译与评论。在我知道卫礼贤的译文之前，我参考理雅各的不能充分表达原文内涵的翻译，因此，我完全能够鉴赏两种译文之间的截然不同。卫礼贤以新的形式成功地使这部古代著作重现光彩。不仅许多汉学家而且大多数当代的中国人在这部著作中只能看到毫无意义的神秘符咒的集合。这本书或许是唯一的一部体现了栩栩如生的中国文明精神的著作，因为它是数千年来中国最伟大思想者的集体贡献。尽管它历尽千年，却容颜不改，至少对于那些努力理解其内涵的人来讲，它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正是卫礼贤创造性的成就使我们获益良多。他是一个守旧派中国大师的学生，也是坚定地将《易经》付诸实践的中国瑜伽心理学的新人。他通过精心的翻译和个人兼具的经验拉近了这本书与我们之间的距离。

但是，卫礼贤在赠与我们这些丰厚的礼物的同时，还留给我们一项使命，这项使命的重要性目前我们还只能推测。就像我一样，任何人得到了这个与卫礼贤的一起去经历《易经》占卜力量的千载难逢的良机，都不能不知道这个事实：我们这里已经有了阿基米德的点，从这个点出发，我们西方人的思想观念就在原来的基础上获得了飞跃。没有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帮助像卫礼贤那样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如此包罗万象、五光十色的异域文化图景。更加重要的是他还将生机勃勃的中国精神萌芽移植到了我们的思想之中，从而能够使我们的世界观发生根本改变。我们不再是充满钦佩或吹毛求疵的观察者，而是发现自己正在分享着东方精神，并达到了成功地体验《易经》的活力的程度。

运用《易经》所依据的原则乍看起来似乎与我们科学的和因果关系的思想完全矛盾。对我们来说，它是极端不科学的，几乎是禁忌的，因此，它是处于我们科学判断范围之外的，确切地说是科学难以理解的。

几年前，当时的英国人类学学会主席问我，为什么像中国人那样非常智慧的民族却从来没有创造出科学来。我回答说，这一定是一种错觉，因为中国人确实有一门以《易经》为标准教科书的科学，但是，这门科学的原则就像中国许多的其他学问一样，与我们的科学原则迥然不同。

《易经》科学的基础不是因果关系的原则，而是另一种原则—因为我们不太熟悉，所以至今尚未命名—我暂时称之为同步原则。我从前对无意识过程的心理学研究迫使我去寻找另外一种解释原则，因为，对我来说因果关系的原则不足以解释某种无意识的异常现象。我发现精神的对应不能简单地用因果关系原则联系起来，而必须用另外一种原则来关联。这种关联看起来基本上是存在于一些相对同时发生的事件之间，因此用“同步”这个术语。看起来时间完全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一个拥有特性或基本条件的具体的连续统一体，通过一种非因果关系的对应，能够在不同的地方同时表现自己，例如，就像我们在完全相同的思想、象征或精神状态的同时出现中所发现的一样。卫礼贤举出的另一个例子是中国和欧洲分期法的巧合，它们之间不可能有因果关系。只要有足够的经过完全检测的数据作为支持，占星术就会成为另一个更重要的同步的例子。但是，至少我们掌握了许多已经考证的和经过统计证实的事实，这些事实使占星术的问题看起来有科学研究的价值。对心理学家来说，它的价值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占星术代表了古代所有心理知识的总和。

从一个人的出生资料可以相当准确地重构他的性格，这一事实表明了占星术的相对有效性。然而，一定要牢记，出生资料完全不依赖于实际的天文学的星宿，而是基于一种任意的，完全概念上的时间系统。由于岁差的原因，春分点早就移出了白羊座而进入双鱼座，所以计算星象所依据的占星术黄道也不再与实际的天文星象相符了。如果有些用占星术测算人的性格实际上是正确的，这不是因为星宿的影响，而是由我们自己假设的时间特性决定的。换句话说，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无论是降生了什么或者无论是做了什么，都会具有这一时间的特性。

在这里我们已经有了使用《易经》的基本公式。如你所知，赋予时间特性并使我们能够洞察它的卦象，是由摆弄一束蓍草茎或者是抛出三枚硬币而得到的。蓍草茎的分离或硬币的落地完全依靠运气。卢恩文的蓍草或硬币会落入那种时间模式中。唯一的问题是：生活在耶稣降生一千多年以前的文王和周公是否正确地解释了这些运气的类型呢？经验本身能够决定。

卫礼贤在苏黎世的心理学俱乐部作第一次演讲时，应我的要求，演示了《易经》的运用，同时作出了预言，他的预言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极其明显地完全应验了。这种预言可以通过无数类似的经历得到进一步证实。然而我关心的并不是在客观上确立《易经》中的说法的有效性，我只是像卫礼贤那样简单地把它作为一个前提。我关心的仅仅是隐藏的时间的特性在卦象中变得清晰这个惊人的事实。《易经》揭示出来的事件内部之间的联系与我们在占星术中的发现在本质上是类似的。出生的时刻与硬币落地相符，星宿与卦象相符，占星术对出生资料的解释与解释卦象的文字相符。

总的看来，以同步原则为基础的、在《易经》中达到了顶峰的思维方式，是中国人思维的最纯粹的表现。在西方，从赫拉克利特时代以来，哲学史上就缺乏这种思维方式，只是到了莱布尼茨才像微弱的回声那样重新出现了。然而，在这期间，它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在占星术的推测的微光中苟延残喘，直到今天也依然如此。

在这一点上，《易经》回应了我们心中某种需要进一步发展的东西。神秘主义在我们的时代蔚然复兴、举世无双—西方的思想之光几乎被它扑灭。现在我考虑的不是我们的学习场所以及这些学习场所的代表人物。作为一个给普通人看病的医生，我知道大学已经不再担当光明的传播者了。人们厌烦了科学的专业化、理性主义和知性主义。他们想听到的真理，是开阔的而不是受限的，是开明的而不是模糊的，是深入他们的骨髓的而不是像水一样从他们身旁流过的。这种探究很容易把众多的、默默无闻的民众导入歧途。

当我想到卫礼贤的成就的重要性的时候，我总会想到安克蒂尔·迪佩龙—第一个将《奥义书》的译本带到了欧洲的法国人。这恰恰出现在那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在大约经历了一千八百年以后，理性女神在巴黎圣母院中把基督教的上帝从他的宝座上赶了下来。今天，在俄国发生了远比当年在巴黎发生的更加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基督教变得如此衰弱不堪，以至于连佛教徒们也认为这是他们派遣传教使者前往欧洲的最佳时机，然而正是卫礼贤从东方带来了新的光明。他感觉到了这个文化使命的召唤，而且认清了东方将为我们的精神需求提供多少帮助。

通过把或大或小的救济品塞进乞丐的手里，并不能使乞丐得到帮助，尽管这也许正是他所需要的。如果我们能够告诉他怎样通过工作永远摆脱乞丐生涯的话，他就会得到更大的帮助。不幸的是，我们时代的精神乞丐过度热衷于接受大量来自东方的施舍，并且盲目地模仿东方的方式。对这种危险给予多少警告也不过分，卫礼贤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仅仅靠新鲜的感觉或神经的刺激对欧洲精神是没有帮助的。中国用几千年时间建立的思维方式是不能靠偷来获得的。如果我们想要拥有它，我们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这种权利。如果我们放弃了自己的基础，就好像这些基础是陈年的谬误一般，又好像是无家可归的海盗一样怀着行窃的企图潜伏在异国的海岸，那么《奥义书》的智慧和中国瑜伽的洞察力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用呢？如果我们不能敞开心扉而是只关心我们自己的问题，带着传统的偏见按部就班地进行，并且把自己真实人性中的危险的暗流与黑暗隐藏起来，那么东方的洞察力，尤其是《易经》的智慧对我们毫无意义。这种智慧的光芒只在黑暗中闪耀，而不会在我们欧洲人的灯火通明的意识和意志的剧场里发光。当我们了解了当时中国的杀戮、中国神秘部落的邪恶力量，以及当时中国民众不可名状的贫困、不可救药的粗俗及陋习之后，我们就能对《易经》智慧产生的背景的恐怖略有所知了。

在我们能够体验生机勃勃的东方智慧以前，我们自己需要具有一种基础扎实的三维的生命。因此，我们主要的需求是掌握一些有关我们自己的欧洲的真理。我们的轨迹始于欧洲的现实，而不是从只会使我们偏离自己现实的瑜伽练习开始。如果我们想要表明自己是卫礼贤杰出的学生，那么我们必须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继续这位大师的翻译工作。中国哲学的核心观念是道，卫礼贤把它翻译成“意义”。就像卫礼贤赋予这种东方的精神财富一种欧洲的意义那样，我们也应该把这种意义转化成生命力。这样做—体会道—就是他的学生的真正任务。

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东方，我们看到一种势如破竹的实现自我的命运。欧洲的枪炮猛然打开了亚洲的大门；欧洲的科学和技术、欧洲的实利主义和贪婪如洪水般涌入了中国。我们已经从政治上征服了东方。然而，当罗马帝国以同样方式对待近东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是东方的精神进入了罗马帝国。波斯的光明之神米丝拉丝变成了古罗马军团之神，而且一个新的精神上的罗马帝国从最不可能出现的小亚细亚的角落里出现了。同样的事情或许会发生在今天，我们自己就会像对基督徒的迷信深感惊奇的高雅的罗马人那样盲目—这是不可思议的吗？值得注意的是，英格兰和荷兰这两个在亚洲拥有殖民地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受印度通神论影响最大的两个国家。我知道我们的无意识中充满了东方的象征主义。东方精神真的就在我们的门口。因此，我认为，对道的探求—对生命的意义的探求已经成为我们当中的集体现象，其中更为深远的意义还没有被普遍认识到。在德国心理治疗专家的年会上，卫礼贤和印度学家豪尔被邀请作有关瑜伽的演讲，这件事是当代最重要的标志。试想一下，当一个治疗最敏感、最脆弱的病人的职业医生把自己与东方的医疗系统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东方精神以这种方式渗进我们所有的毛孔，并且来到了欧洲最脆弱的地方。它可能是一种危险的传染病，但是也可能是治病良方。巴比伦的语言的混乱在西方造成了如此的混乱，以至于每个人都渴望得到更加简明的真理，或者至少渴望得到那些指导思想—不仅能言于头脑而且能言于心，既能使沉思的精神变得清晰，又能给我们感情上的无休止的压迫感带来安宁的指导思想。像古罗马一样，我们今天又一次引入了所有的异域迷信形式，希望从中找到治疗我们的疾病的对症良药。

人类本能地知道所有伟大的真理都是简明的。因此，本能衰退的人认为真理是在低级的简化与陈词滥调中发现的；或者，当他因此而失望的时候，他又会陷入与之对立的错误之中，认为真理一定是极为晦涩与复杂的。今天，在无名的民众中出现了一个诺斯替教派运动，它恰恰是一千九百年前的诺斯替教派运动的心理对应。于是，到了今天，像缇雅娜的阿波罗尼奥斯那样的孤独的流浪者们编织着精神的网络从欧洲到亚洲，或者直到最遥远的印度。从这个历史背景来看卫礼贤，我把他看作是那些伟大的诺斯替教派中间人中的一个，他们把希腊精神与东方文化传统联系起来，从而使一个新世界从罗马帝国的废墟上站了起来。

在欧洲人观点不同的争吵声中和虚假预言的喊叫声中，听到了卫礼贤这位从中国来的使者的简明语言，这真是一件幸事。人们立刻就注意到了这种来自于像植物一样自然生长的中国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可以用简明的语言来说明深奥的事情。它揭示了伟大真理的某种简明性，揭示了深奥含义的单纯性，它把我们带入了金色花清淡的芳香之中。它温柔地走来，在欧洲的土壤里植入了一棵嫩绿的秧苗，使我们获得了一种关于生命及生命内涵的全新感受，这种感受与欧洲人精神紧张而又骄傲自大的意志有天壤之别。

卫礼贤在面对东方的异域文化时表现出了一种欧洲人极为少有的谦虚态度。他欣然地进行研究，没有偏见，也没有自以为是的态度；他全心全意地向它敞开了心扉。他使自己处于它的控制之下，并且让它来塑造自己，这样，当他回到欧洲的时候，他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他精神中的东西，而且是他全部本质中的东西，一个真正的东方形象。要获得这种深刻的转变当然要作出巨大的牺牲，因为我们的历史前提是如此的迥异。西方的意识及其苛刻问题的敏锐在更加普遍、更加温和的东方天性面前不得不加以弱化；西方的理性主义及其片面的差异不得不屈服于东方的宽容与质朴。对于卫礼贤来说，这种变化不仅意味着理智观念的转变，还意味着他的性格要素的彻底重组。如果他不能将他性格中的欧洲人的天性置于次要的地位，那么他给予我们的那幅既无不可告人的目的，又没有任何偏见的东方图景就不可能画得如此尽善尽美。如果他容许东方和西方发生残酷的冲突，那么他就不可能完成向我们传播中国的真实图景的使命。为了完成命运赋予他的使命，牺牲他性格中的欧洲人的天性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需的。

卫礼贤非常完美地完成了他的使命。他不仅使古代中国的文化财富易于被我们理解，而且，就像我说过的那样，他给我们带来了古代中国的精神之根—已经存活了数千年的精神之根，并且把它植入了欧洲的土壤中。伴随着这个使命的完成，他的事业也达到了顶峰，不幸的是，这同时也是他的事业的终结。按照中国人非常了解的互变法则，一个阶段的结束是其相反阶段的开始。因此，阳在它的最高点处就转变为阴，正转变为负。我与卫礼贤的关系变得比较密切只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而且我能够观察到，随着他毕生工作的完成，欧洲和欧洲人的天性是如何越来越紧密地包围了他，并且实际上是在困扰着他的。同时，他的内心产生了那种站在伟大的变革边缘的感觉，而他不能清楚地把握这种变革的本质。他只知道自己面临着一个决定性的危机。他身体的疾病与此种变革并行。在他的梦中充满了有关中国的记忆，但是梦中的景象总是悲伤而凄凉的，这清楚地证实了他头脑中关于中国的内容已经转向了消极。

没有什么事物可以永远被牺牲。每种事物随后都以一种改变了的形式重现。一旦出现了巨大的牺牲，当被牺牲的事物重现的时候，它一定会具有一种能够承受这种打击的健康而有抵抗力的躯体。因此，如果在这些范围内的精神危机出现在一个因疾病而变得虚弱的躯体上，那么就常常意味着死亡。因为，用于祭祀之刀现在就握在被牺牲者的手中，死亡是以往牺牲者的要求。

如你所见，我并没有保留我个人的观点，因为，如果我没有告诉你卫礼贤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的话，我又怎么能够去谈论他呢？卫礼贤毕生的工作对我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澄清并确认了我为了减轻欧洲人所忍受的精神痛苦所一直努力进行的探寻、求索、思考和研究。对我来说，通过他条理清晰的语言听到了我曾经在我们欧洲人无意识的迷惑中朦胧地猜测到的事情，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经验。的确，他使我变得如此充实，在我看来似乎我从他那里获得的比从任何人那里获得的都要多。这也就是我代表我们大家在圣坛上向他表示感激与敬意而又没有感到冒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