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乐人生

一个似乎遥远的幻事发生在一个对它向往已久的女人面前，中国戏剧表演艺术最高奖“中国戏剧梅花奖”（现称“中国戏剧奖·梅花表演奖”）颁给了我。这是真的吗？我狠狠地在我的胳膊上叉（咬的意思）了一口，这一叉，把我哭中带笑的泪水叉出来了，把我对同志们的感恩叉出来了，把我对丈夫的“埋怨”叉出来了，把我对刘导批评的理解叉出来了，把我对“不要那个脸了”的感谢叉出来了……

挑挑拣拣的记忆

人的一生经历的事实在太多了，但真要提起笔来，却又不知从何写起，干脆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吧，这只是我人生经历的片段的连缀，也只能算作是挑挑拣拣的记忆了。有人说日子是生活，有人说日子是阅历，有人说日子是人生……说是什么都行，反正都是实实在在的人和事。

我啊，好像没有小名，1954年出生于大连（当时叫旅大市），人家小孩儿都有个小名什么的，我没有，好像爹妈给忘了，或是哥哥姐姐们给疏忽了，反正我没有。没有也好，后来听老人说，起个小名什么的就是为了好养活，比如说“狗剩”“狗娃”什么的，我也说不清楚。我一个老丫头（我们东北人一般把最小的叫“老”），那么爱俊、爱浪（爱美、爱打扮的意思），叫“美华”多好呀，还有比这名字更好听的吗？亏得没有小名，要不叫着叫着就叫成外号了。

也不知道我是生不逢时，还是就不该生出来，因为我爹妈已经大大小小男男女女生了五个了，我排行第六。为什么说生不逢时呢？我刚记事的时候没记得什么，就知道饿，就寻思怎么就没有一顿饱饭吃呢。我的小脸蜡黄，小胳膊精细，小脚不大点儿，要搁旧社会都不用缠足了。跟伙伴跳个方、踢个毽、跳个绳什么的，动不动就倒地上了。当时我家生活条件很不好，我的老家在山东省栖霞市小夼村，离烟台市六十里地，离高疃镇五里地，如今那里还有我哥姐三个，他们都是农民。我父亲留在老家照看他们，我母亲带着我们哥姐仨在大连，老两口为了孩子们分居两地。当时我还小，什么也不懂，不懂归不懂，我有时也帮着家里分点儿忧。当时我家对门有个馆子，名挺大，叫“星火饭店”，饭店后院有个巨大的泔水缸，缸很深，比我高，泔水里经常有些骨头什么的，我就踩着大石头，拿着大笊篱捞缸里的骨头，晒干了好卖钱（那个年代收破烂儿的也收骨头）。有一次，我一下子把脚下的石头跐倒了，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大笊篱一下扣到我头上，黏糊糊、臭烘烘的泔水哩哩啦啦浇我一脸一身，亏得是掉在缸外面，这要是掉缸里，没有司马光恐怕小命早没了。馆子里的大师傅好像知道我这个小黄毛丫头是谁家孩子，把我妈和我二姐（二姐大我十几岁）喊来了。我妈和二姐连拖带拽把我弄回家，一顿狂洗。她们的眼泪合着我身上的臭水吧嗒吧嗒往下掉。我妈朝我脑袋一顿打——不知为什么她老愿意打我头，我真怕把我打傻了。从此，我再也不敢接近那个泔水缸了。

五岁留影

后来，上学了，在中山区永和小学，也不知怎么的，学习不怎么样，一天到晚就知道哼哼歌，两根小细腿和像葱一样的小细胳膊就随着自己哼哼的歌瞎蹦跶、瞎比画。那时，劳动公园美丽的荷花池畔有一个少年宫，每到晚上和周末，那里舞蹈翩翩，歌声嘹亮，我羡慕毁了，就经常跑去（那时也没听说有拐卖孩子什么的，家长也放心——其实，也是孩子多，管不过来）趴在窗台上看。有时，少年宫的老师看见了，一吓唬，我就和其他偷看的孩子作鸟兽散。有时回家晚了，二姐就问我上哪儿啦，我就怯生生地说去少年宫看跳舞、听唱歌了，我姐没吱声，后来，我知道原因了——她也爱好啊！有一次，赶上少年宫招生，二姐就把我领去了。没想到我原来是个刘大胆儿啊！我什么都没在乎，一顿瞎比画，瞎唱，都忘了当时唱的什么歌、跳的什么舞了，可能也算不上舞，偏偏就被吕道义老师选上了。

我当时傻呵呵的，可把我二姐乐坏了，出了少年宫的门她赶紧领着我到一个小铺里买了一毛钱的糖豆（当时，一毛钱可以买十块糖豆），奖励我五块糖豆，另五块捎给妈妈和哥哥了。为这事二姐还挨我妈好顿骂：真尬事（舍得的意思）花钱！从那以后，少年宫每次举办活动的时候，在众多的“小嘚瑟（得意、炫耀的意思）疯”里又多了我一个。还别说，我去参加活动没几天，就被选进由十一个人组成的小合唱队了，不久，还被班级选上当了个不大不小的红领巾加两道杠的文体委员。

学生时代

十五岁留影

当时，我们每逢周六就要到我市最高级的剧场——人民文化俱乐部——为外国人演出，我们唱《美丽的哈瓦那》。我每周都盼着周六这一天，十八点演出我十四点就到了，生怕落下。因为发东西吃啊！两个面包一根肠，在当时那可是大餐哪！还能带回去给妈妈和哥姐们改善一下。我二姐当时在海港俱乐部上班，经常下班很晚，但也能经常给我带个火烧什么的，大夏天的，我就坐在道牙子上等，抻着脖子望着二姐下班的方向。有一次，等得实在憋不住了，把裤子都尿湿了，真是难以启齿啊！为了吃，为了一个火烧啊！

哪个小姑娘不爱美，哪个小姑娘不爱俊，可是我家家境不好，妈妈为了补贴家用，就给人家看小孩儿，我给那小孩儿唱歌听，给他跳舞看，逗得孩子嘎嘎乐，小脸红扑扑的，孩子他妈很高兴就送给我妈一块花布，我妈就给我做了件花衣裳。哎呀！这下可把我乐乱套了，对着镜子好顿照，美的呀！走路穿，上学穿，睡觉穿，就是妈妈给洗了，挂在绳子上，我也得坐在小马扎子上哼哼着歌，边唱边看，生怕丢了。

十六岁留影

后来，一件史无前例的事开始了，而且是如火如荼地开始了，铺天盖地呀！我当时小不懂事，小学还没念完，反正就知道事挺大，弄得满哪儿都是，课停了，书也不念了，试也不考了，满街都是花花纸，不过年、不过节的还经常能听到鞭炮响，到处都是唱歌跳舞的，可把我乐坏了。我妈和我二姐就吓唬我，说小姑娘家不准出去满街跑啊，别叫鞭炮崩着！我也老实，一吓唬就不敢出去了。可心里急啊！不让出去看唱歌跳舞得憋死人啊！于是一天到晚缠着二姐，二姐无奈之下有一次就要领我去看节目。小姑娘出门要打扮打扮，爱俊嘛，二姐就用火剪子给我烫瓦瓦檐儿（刘海），烫瓦瓦檐儿得老实点儿呀，我不老实，乱动，一下把二姐手里的火剪子碰掉了，那火剪子也不客气，顺带把我的脸烫了个疤——到现在还能看出来。最后节目也没看成，我倒没咋的，把二姐心疼得眼泪直掉。直到现在二姐还时不时下意识地瞅瞅我那被火剪子烫的疤呢。

如火如荼的事越来越大了，闹得“也有两只手”的城里人也要折腾了，满街都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标语。我妈响应号召带着我们离开二姐，离开大连，要乘船回山东老家去。二姐是海港职工，她一直把我们送到船根儿底下，搂着我不撒手啊！我和我妈泪眼婆娑，我们登船后，看到二姐背过身去不看我们，我就喊“二姐！二姐！”这时正好轮船离港的汽笛响了，只见二姐回过身来，一屁股坐在地上，双手捂着脸。船渐行渐远，泪流满面的我已看不清坐在地上的二姐了，懵懵懂懂地就随着母亲回到了老家山东省烟台市栖霞县小夼村，还是个初中生的我也在此落户了。

我老家附近有个福山县，福山县这个地方名气不大，不像兰考啊，大寨啊在当时妇孺皆知，但要是提起一种菜系，那这个地方应该也是可以的。中国四大名菜之一的鲁菜其实就是福山菜，就更别提福山面了。我们村边上有一条河叫白杨河，我也不知道它为啥叫白杨河，可能是因为河套边上净长些高大的白杨树而得名的吧。清澈的河水里小鱼小虾就像在鱼缸里游弋，那水很干净，有时渴了喝上一口甜甜的，嗓子顿时润润的。儿时无痛苦，天塌下来有大人顶着。看着这好山、好水、好庄稼，呼吸着带着绿草味的好空气，我好唱好跳的劲儿又上来了，一会儿唱唱《南泥湾》，一会儿唱唱《洪湖水浪打浪》，再一个就是《三英战吕布》啦。我在河边就唱“一条大河”，在麦田里就唱“麦浪滚滚”，上山割草就唱《草原英雄小姐妹》，跟着大人到田里收地瓜边挥着挠钩子边唱“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有一次在河边洗衣裳，也是瞎嘚瑟唱，衣服和棒槌都随水漂走了还不知道，这可把旁边洗衣裳的那些大婶大嫂们乐得呀都勾勾腰了。在河边捡粪的一个老头儿拿着粪叉子把衣裳挑给我说：“喏，给你，小姑娘，你早晚能被挑走。”

十七岁留影

二十岁留影

挑走？你还别说，我还真被挑走了，不是因为唱歌跳舞被当时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向往的部队、文工团什么的挑走，而是因为我二姐生小孩儿了，我被我二姐挑回大连帮她看小孩儿。其实，我一个初中生也是个孩子，但那时一般家庭就当大人用了，小孩儿看小孩儿，毕竟也是长辈呀！我抱着、领着、看着、哄着，尤其经常唱个歌什么的，把小外甥逗得嘎嘎乐——要不现在我外甥为啥就对我这个小姨好呢。

但是，你还别说，我还真被挑走了，这回是真的。我二姐在的那个大连海港俱乐部经常搞个文艺演出什么的，于是就成立了个文艺宣传队，二姐也在里面唱歌，经常下基层演出，她有时也领我去玩。我嘚瑟，就跟着唱、跟着跳，一不小心就被二姐在大连电业局文艺宣传队的一个朋友看中了，说：“你就跟着俺演出得了。”我那个乐啊！抱着二姐转了好几圈。二姐放开我说：“轻点儿嘚瑟！我还没同意呢。”啊！我眼圈里含着眼泪，嘴唇都哆嗦了。二姐莞尔一笑：“看把你吓的！好，跟着去吧，但我得好好教教你，唱出个样儿来，别给我丢人。”什么丢人不丢人的，有地方让我唱、让我跳就行，还能跟着到处溜达玩，就这样，我进宣传队了，以后也能跟着演出了。二姐手把手地教，加上我这个爱好劲儿，我唱着唱着还唱成主唱了。宣传队决定要我演《洪湖赤卫队》里的女英雄、女一号韩英，唱《看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我跟二姐说：“能行吗？我可不识谱啊！”二姐打了我一巴掌：“小样，来真的了，还矜持啦！回家练、多模仿、多听电匣子（即收音机，旧时称呼），我不信就凭咱家小老姑娘这个灵劲儿，还能唱不好？”唉！我可不怎么灵，我倒觉得我挺笨的。不是说笨鸟先飞吗？我还真就回家练、多模仿、猛听电匣子，弄得慢慢有模有样了。乐队合乐开始了，可是我不识谱，我看着指挥台上那个总谱，心想，这真是一片小蝌蚪，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我有点儿蒙了！不过，不知是我耳朵好用，还是我练得仔细，第一次合乐只是稍微地打了几个奔儿，竟然合过去了。就要演出了，也不知道是练大劲儿了，还是紧张，还是咋的，我的高音不行啦，劈叉了。但我还得继续唱，因为演出的日子不能改呀！演出开始啦，报幕员在报幕，我抱着二姐的腰，两条腿直打战，二姐一巴掌把我推了出去，我一个趔趄，刚到台上，前奏就结束了，没站稳就开始唱了，什么观众啊，乐队呀，全都不知道，就模模糊糊地看见乐队指挥的两只手在那儿晃动。我用余光瞄着他的两只手，好不容易把《看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唱了下来。就在我刚松口气的时候，哗，掌声响起来了，还挺热烈的（那时可没有掌托儿啊），把我弄蒙啦——唱这个样还鼓掌，是真的吗？我向观众行了个礼走到边幕后面，二姐捧着我的小脸激动地说：“小妹唱得太好了！好得不像样！”乐队指挥也在远处向我竖起了大拇指。不两天，大连广播电台、街上的大喇叭管子就播放啦，满街都是我那天唱的《看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我还故意到大街上看看听众有没有认出我的，没有，一个都没有，弄得我还挺失落的。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前线广播电台也播放了，我心里可美了。

在大连市电业局文艺宣传队时的演出剧照

第一次上台亮相

后来，还真有来挑我的了。是部队，听说海军、陆军、空军好几家，他们大多是听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前线广播电台的广播找来的。他们先是找到大连电业局，一打听这个小姑娘户口不是大连的，而是山东农村户口，人事关系也不在大连电业局，于是就跑到我山东老家。在村里或生产队，他们全部都是兴高采烈大步流星地去，步履沉重灰头土脸地回——我挑不走了，原因是政审不合格！我彻头彻尾地撒丫子大哭了好几场，我想要是能穿上那军装该有多“姿势”（有派头、有气场的意思）呀！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就这样完了，我心里甚至都开始恨起我的父母了。

那句古诗说得好，“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可不，这回我真是被挑走了。大连电业局要我了，他们要把我变成他们的正式职工。当工人的政审就没那么严格，局里马上批了。于是电业局就派人事干部到我老家去办手续。那时，从农村往城里调，手续也挺繁杂的，其中有一样手续挺费劲，就是迁移证，这证，村里说了算。哎呀！村里可说了算一把啦。迁移证一下，我就回城了，我成为大连电业局的正式职工了，成为城里人了！在大连电业局，我可正式地开唱了，到处表演，还糊里糊涂地成了一个不知道是不是话剧的《电力风云》里的主演，好一通嘚瑟。嘚瑟，嘚瑟，大连歌舞团要我了；嘚瑟，嘚瑟，大连话剧团要我了。

大连话剧团在海岛部队演出

这回麻烦了，该我挑了。去大连歌舞团，轻车熟路去了就能演；去大连话剧团，一切得从零开始。话剧？我还是个门外汉。正纠结的时候，二姐来建议了：还是去话剧团吧，歌舞团吃的是青春饭，老了怎么办？话剧团吃的是一辈子饭，年轻时可以演年轻人，中年时可以演少妇，老了可以演老太太。于是我选择了大连话剧团，迈出了我人生中举足轻重的一步，走上了当时觉得能吃一辈子饭的戏剧之路。

大连话剧团，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剧目繁多，群英荟萃，我不知所措战战兢兢地来到了这座艺术圣殿。

大连话剧团坐落在原鲁迅公园附近的一个绣花厂和五金交电商场之间的一个三角地带内，是日本人撤走后留下的一个剧场，后来听说还有一部分在南山上一座庙里，这个庙也是日本人建的。1979年10月的一天，二十五岁的我要去大连话剧团上班了，也不知怎么了还冒着汗，我推开话剧团的玻璃门，怯生生地问了门卫一句不该问的话：“这是大连话剧团吗（我来话剧团考过试啊）？”门卫一听：“怎么不是，你没看见门口的大牌子啊？”我回答：“看见了。”门卫：“看见了还问？进去吧！”他话说得挺冲，事办得也挺利索（大连人的特点）。这就进来了？正式进话剧团了？话剧团的走廊黢黑，地溜滑，正蒙着呢就听见那边呜嗷的吵闹声，我顺着声音从一个门缝朝里望去，原来，这里有人在排练。舞台（当时，大连话剧团没有排练场，就在舞台上排）上有五个人，三个男的两个女的，好像在吵架（后来知道他们扮演的是《雷雨》中的老爷、繁漪、大少爷、二少爷和四凤），摔碟子摔碗的。我正看着来劲儿呢，身后一个沙哑的声音响起：“看什么呢？”我一个激灵回过身来，一个精瘦的小老头儿眼睛瞪得老大，手里拿着一个水杯，站在我面前。“你是不是刘美华？”老头儿说。我说：“是。”老头儿说：“到里边去看吧。”说完就走了。我就悄没声地在观众席的最后一排坐下了。这时只见刚才那个老头儿走到舞台上大声问：“刚才那个小姑娘呢？”我怯生生地站起来，“过来，上台来，我介绍一下，这就是刚从大连电业局调来的刘美华，现在，你就到后面去唱歌。”啊？来了就唱歌？我这正嘀咕着，老头儿的声音又传来：“你就唱《月儿弯弯照九州》，由近到远了唱，再由远到近了唱。”于是我就到后台唱歌了，为什么唱我也不知道，反正是一会儿大声一会儿小声，一会儿小声一会儿大声。“不行，要走动地唱，从近走到远，再从远走到近。”然后，我就从边幕条走到后台，再从后台走到边幕条那么唱。“哎！这就对了，知道为什么吗？以后告诉你。”我蒙了。后来《雷雨》演出了，每到第三幕我就从边幕条走到后台，再从后台走到边幕条那么唱。这就是我进话剧团演的第一个不露脸的角色。后来一打听，才知道那个小瘦老头儿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大连话剧团著名导演、艺术家王成斌。

大连话剧团《赵钱孙李》剧组合影

话剧《救救她》开演了，几乎全国都在演，那时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一弄个什么戏，满哪儿都演。这不，大连话剧团也排演了，而且还挺火，后来又要拍一组戏，一个队演不过来了，领导就要我演里边的女一号李晓霞。哎呀！我才刚来，这怎么能行呢？于是我找到领导，想推辞不演。王成斌导演说：“小丫头，你就拿出你在‘业余’时的闯劲儿来，我信任你。”有了导演这句话，我就豁出去了。没想到，一个李晓霞竟然演了一百六十八场，到现在我也想不出来当时那股猛劲儿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有了《救救她》之后，我又演了不少有词的、没词的、唱的、跳的、丑的、俊的、老的、少的、不大的、不小的角色，沉醉其中，乐此 不疲，晃悠晃悠，好几年过去了。

刚进入20世纪90年代，团里破天荒地要送几个演员到高等院校去学习，我就被派送到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进修。我很纠结，当时我母亲刚去世，我的孩子还小，才三岁，丈夫在大连造船厂工作，平时很忙，我怎么去呀！我在家抱着孩子，看着母亲的遗像，望着在厨房忙活的丈夫的后背，不禁长叹一声。丈夫听见我这一声叹息，回过身来：“好事来了你还叹气？”我说：“怎么去？”我丈夫说：“怎么不能去？”我没再吱声。谁知我那彪老公斩钉截铁、外带温柔地说：“刘美华！你一定得去，到大学深造一下，家里有我。”他二话没说帮我准备了好几天，又吭哧吭哧和我二姐抱着孩子把我送到去上海的轮船上。轮船离岸时我没敢看他们，我怕看见孩子哭。

话剧《赵钱孙李》（饰钱芬）

话剧《魂牵万里月》（饰评弹艺人）

话剧《天山深处》（饰咪咪）

到了上海，全新的学习和生活开始啦！一切都不一样，同学们个个都很洋气，个个都是当地的腕儿。学吧，撵吧！能听的课我都去听，人家去过周末，我在教室；人家去跳舞，我在教室；人家去逛街，我还在教室。只有一次没在教室，因为上海的夏天太热了，教室里待不住了，于是我们几个同学就商量着跑到静安寺宾馆大堂去了，那儿有空调啊。我们几个大姑娘小伙子靓啊，几句话就把大堂经理拿下，同意我们在大堂待着，还给我们送水喝。就在这个大堂里，我们同学几个侃出了小品《小镇产房》，参加了江浙沪滑稽戏小品大赛，在一等奖空缺的情况下获得了二等奖。在上海戏剧学院学习时，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徐晓钟教授到学院做院际交流授课，我作为女一号以《但丁街凶杀案》片段做汇报演出。余秋雨教授每周一八点至十一点三十分也给我们上表演理论课，我们每次都要把先生折腾到下午一点左右才结束，没听够啊，并且还要他奖励我们蹄髈汤喝，耍赖呗。

喝蹄髈汤时，有时就会想家想孩子，想大发劲儿时就坐104路公交车到外滩看水，看着黄浦江的水直奔大海。想母亲时我就偷着找一个墙根底下烧点儿纸，给老娘祭奠祭奠。其间，二姐到上海给我送钱送吃的，我就抱着二姐不让她走。终于等到放假啦，我想孩子想得扛不住了，就花大价钱买了张飞机票，第一次坐飞机飞回家去了。回到家抱起孩子，牙牙学语的孩子还没忘记我这个远在千里、极不称职的妈妈，用地道的大连腔叫了一声“妈妈”，当时，我那个泪啊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两年的学习结束，我回来了，回到大连话剧团。在高等学府“镀了金”的我，回来就被导演黎军选中演一个乡土气息浓郁的小品《杀鸭》。原本去深造之前领导就跟我说：“看你长得钩钩鼻子凹了眼的，去上海就是让你回来演外国戏的。”这怎么刚回来就让我演一个整天和鸭巴子混在一起的农村老娘儿们？这反差也太大了！不过，演吧，还是演吧，其实通过学习，我早已意识到原来那种定位是一个误区。后来，黎军导演把我们两个演员撵到菜地里对词。我俩坐在垄沟里，旁边那块地种着大白菜，我俩对面堆放着一堆大萝卜，我俩各自拿了一个，用手搓了搓，吭哧吭哧就吃上了。这时，一位大嫂挑着粪桶来浇地，大粪勺子往菜地里一泼，哎呀我的妈呀，这个臭啊！我俩刚站起来要走，那大嫂看我俩嘴里还嚼着萝卜，就说：“逮吧逮吧（吃吧吃吧），介（这）东西有的四（是），随便逮，反正都是喂猪的。”说完她笑呵呵地继续用大粪汤子浇地去了。我俩那含有萝卜的嘴半张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站在那儿半天没吱声，突然噗的一声，我俩几乎同时把嘴里的萝卜吐了出来，笑得都躺到地上去了。还别说，那大嫂泼泼辣辣、口无遮拦的劲儿，倒是启发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