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医生留守家乡参战：80岁的母亲流着泪同意我加入专家组

当人们摘下口罩的那一天，我也会脱下防护服，与家人团聚，与亲朋举杯。

采访｜应琛　口述｜王维武

今年春节，注定与众不同。

2020年2月13日，是我在咸宁市抗疫医疗专家组援助的第16天。当晚，我终于和三姐王淑红见上了一面。她是湖北省咸宁市公安局警令部政委，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同样也投入到繁忙的抗疫工作中。

就在我们医务人员统一入住的宾馆门口，三姐朝我直奔过来，我下意识地连退几步，对她摆摆手，示意她不要靠近。因为这里住的都是外来援助的医护人员，每天出入医院，离得太近不安全。在昏黄的路灯下，三姐仔细询问了我的工作近况，当我无意中说漏嘴表示，每天只是戴着口罩穿梭于各大医院，并没有其他防护装备时，三姐的泪水一下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在一线抗疫外，王维武还利用自己在国内外的号召力筹款筹物资。图为捐给崇阳县人民医院的物资。

我叫王维武，湖北咸宁市崇阳县人。先后在中国中医科学院、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并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之后我多年定居瑞典，从事医疗及科研工作，很多年都没有回国过年了。

前些年，家中遇到些变故，为了照顾母亲，我要求自己每年必须定期回国。在国内，我在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出诊。因为长沙离咸宁不远，每次回国，我一定会接母亲来长沙同住，以尽孝道。

今年是母亲八十大寿，很早我们兄弟姐妹就相约小年夜在县城老家团聚。不料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所有的计划都成泡影。很快城封了，路也封了，交通开始管制。三姐也在第一时间投入到工作中，她每天忙着各种指令的上传下达，审核着各类信息数据的收集上报，巡查社会面的治安情况，非常劳累。

身为一名医生，我不可能坐在家中袖手旁观，于是就在微信群里问三姐：“现在封路了，我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出行吗？”三姐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但她舍不得我去冒险，便断然拒绝了我：“没有任何办法，你就安安心心在家陪母亲吧！”

心急如焚的我却意外接到了市领导的电话。原来有一则关于我的微信推送引起了市委领导的注意，得知我是咸宁人后就与我取得了联系。于是，1月27日，我主动向领导请缨，加入抗疫医疗专家组。在与专家组组长、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杜光教授碰头后，我们一拍即合。

然而，刚开始知道这个消息时，家人对我的选择并不支持，尤其是我的母亲坚决不同意。我花了一整晚的时间反复给老太太做思想工作。其间，母亲几度流泪让我非常纠结。自从10岁父亲去世后，是她一个人将我们五个兄弟姐妹拉扯大，我又是她最疼的小儿子，她的不舍与纠结我非常理解。

当时我对她说：“如果咸宁的疫情真的暴发，我们这个小家也不可能独善其身。虽然看起来危险，但我有这个信心一定能够把安全防护做到位，您不用为我担心。”最后，母亲是哭着同意的。

1月29日，我正式加入咸宁市的抗疫医疗专家组。临行前，三姐不甘心地问：“弟，你一定要去吗？你不是订了去美国的机票，接下来不是还要去哈佛访学的吗？”见我态度坚定，三姐便不再多言。

加入专家组之后，我们每天出行的时间并不固定。24小时待命，只要有什么情况发生，我们就要马上出发。每天的事情都非常多，安排也相当紧凑。

我们的主要工作是下到咸宁市的各个区县，在当地医院进行巡诊，如果遇到疑难病症，还要对其进行会诊。同时，对于新开辟的即将收治新冠肺炎的医疗定点机构，我们也会到实地去检查，看它的设施、条件到不到位，符不符合要求。此外，对那些已经作为医疗定点机构的医院，我们也要检查其发热门诊、隔离病房的设施规不规范，相应的防护和消杀措施是否到位等。

1月31日，我主持了一个危重症患者的会诊，印象非常深刻。他是一位65岁的男性患者，当时病情已经很凶险，CT拍下来有“白肺”，血氧饱和度也比较低，已经出现了发热、胸闷、呼吸困难等症状。经过反复的专家组讨论，最后除了常规的一些抢救方法以外，我利用了自己“中西医双修”的背景，开了一些有针对性的中药方剂。值得高兴的是，这名患者经过我们专家针对性的治疗后，目前已经痊愈出院。

王维武在病房了解患者病情。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控制进入病房会诊的专家人数，因为一线的医疗物资是非常紧缺的，为了节约防护资源，我们会采取线上、线下远程等多种方式开展会诊工作。

但中医讲究望闻问切，脉象和舌象通过影像是传不出来的。因此，有时候，我也会与医院其他专家深入重症病房查房。每次进入病区，我们就要做好三级防护，而且为了不浪费隔离服，我每次进入病区的时间不低于两小时。最长的一次，我进去了大约4个半小时，其间不能吃、不能喝、不能拉，感觉汗像油一样流下来，全身湿透且粘腻，一线医护人员的辛苦由此可想而知。

其实，专家组有时也会到崇阳县检查工作，而我母亲就住在崇阳县人民医院旁边。当时专家组的同仁体贴我，建议我回去看望一下母亲，但我考虑到自己天天在发热门诊和隔离病房这样的高危地带活动，且母亲年事已高，虽然很想念她，但经过深思熟虑最终还是没有去。这样的情况发生了三次。

当然，有空的时候，我也会给母亲打电话，但不一定每天都有时间。因为有时从医院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宾馆已经晚上11点多了，母亲早已经入睡。

作为一名医生，我将继续与病毒做斗争。当人们摘下口罩的那一天，我也会脱下防护服，与家人团聚，与亲朋举杯。

发表时间：2020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