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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医生留守家乡参战:80岁的母亲流着泪同意我加入专家组

战疫口述实录:50位亲历者说 作者:新民周刊社


华人医生留守家乡参战:80岁的母亲流着泪同意我加入专家组

◆ 王维武,湖北咸宁市崇阳县人,多年定居瑞典,从事医疗及科研工作。回国探亲时,加入咸宁市的抗疫医疗专家组。

当人们摘下口罩的那一天,我也会脱下防护服,与家人团聚,与亲朋举杯。

采访|应琛 口述|王维武

今年春节,注定与众不同。

2020年2月13日,是我在咸宁市抗疫医疗专家组援助的第16天。当晚,我终于和三姐王淑红见上了一面。她是湖北省咸宁市公安局警令部政委,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同样也投入到繁忙的抗疫工作中。

就在我们医务人员统一入住的宾馆门口,三姐朝我直奔过来,我下意识地连退几步,对她摆摆手,示意她不要靠近。因为这里住的都是外来援助的医护人员,每天出入医院,离得太近不安全。在昏黄的路灯下,三姐仔细询问了我的工作近况,当我无意中说漏嘴表示,每天只是戴着口罩穿梭于各大医院,并没有其他防护装备时,三姐的泪水一下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在一线抗疫外,王维武还利用自己在国内外的号召力筹款筹物资。图为捐给崇阳县人民医院的物资。

我叫王维武,湖北咸宁市崇阳县人。先后在中国中医科学院、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并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之后我多年定居瑞典,从事医疗及科研工作,很多年都没有回国过年了。

前些年,家中遇到些变故,为了照顾母亲,我要求自己每年必须定期回国。在国内,我在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出诊。因为长沙离咸宁不远,每次回国,我一定会接母亲来长沙同住,以尽孝道。

今年是母亲八十大寿,很早我们兄弟姐妹就相约小年夜在县城老家团聚。不料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所有的计划都成泡影。很快城封了,路也封了,交通开始管制。三姐也在第一时间投入到工作中,她每天忙着各种指令的上传下达,审核着各类信息数据的收集上报,巡查社会面的治安情况,非常劳累。

身为一名医生,我不可能坐在家中袖手旁观,于是就在微信群里问三姐:“现在封路了,我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出行吗?”三姐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但她舍不得我去冒险,便断然拒绝了我:“没有任何办法,你就安安心心在家陪母亲吧!”

心急如焚的我却意外接到了市领导的电话。原来有一则关于我的微信推送引起了市委领导的注意,得知我是咸宁人后就与我取得了联系。于是,1月27日,我主动向领导请缨,加入抗疫医疗专家组。在与专家组组长、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杜光教授碰头后,我们一拍即合。

然而,刚开始知道这个消息时,家人对我的选择并不支持,尤其是我的母亲坚决不同意。我花了一整晚的时间反复给老太太做思想工作。其间,母亲几度流泪让我非常纠结。自从10岁父亲去世后,是她一个人将我们五个兄弟姐妹拉扯大,我又是她最疼的小儿子,她的不舍与纠结我非常理解。

当时我对她说:“如果咸宁的疫情真的暴发,我们这个小家也不可能独善其身。虽然看起来危险,但我有这个信心一定能够把安全防护做到位,您不用为我担心。”最后,母亲是哭着同意的。

1月29日,我正式加入咸宁市的抗疫医疗专家组。临行前,三姐不甘心地问:“弟,你一定要去吗?你不是订了去美国的机票,接下来不是还要去哈佛访学的吗?”见我态度坚定,三姐便不再多言。

加入专家组之后,我们每天出行的时间并不固定。24小时待命,只要有什么情况发生,我们就要马上出发。每天的事情都非常多,安排也相当紧凑。

我们的主要工作是下到咸宁市的各个区县,在当地医院进行巡诊,如果遇到疑难病症,还要对其进行会诊。同时,对于新开辟的即将收治新冠肺炎的医疗定点机构,我们也会到实地去检查,看它的设施、条件到不到位,符不符合要求。此外,对那些已经作为医疗定点机构的医院,我们也要检查其发热门诊、隔离病房的设施规不规范,相应的防护和消杀措施是否到位等。

1月31日,我主持了一个危重症患者的会诊,印象非常深刻。他是一位65岁的男性患者,当时病情已经很凶险,CT拍下来有“白肺”,血氧饱和度也比较低,已经出现了发热、胸闷、呼吸困难等症状。经过反复的专家组讨论,最后除了常规的一些抢救方法以外,我利用了自己“中西医双修”的背景,开了一些有针对性的中药方剂。值得高兴的是,这名患者经过我们专家针对性的治疗后,目前已经痊愈出院。

王维武在病房了解患者病情。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控制进入病房会诊的专家人数,因为一线的医疗物资是非常紧缺的,为了节约防护资源,我们会采取线上、线下远程等多种方式开展会诊工作。

但中医讲究望闻问切,脉象和舌象通过影像是传不出来的。因此,有时候,我也会与医院其他专家深入重症病房查房。每次进入病区,我们就要做好三级防护,而且为了不浪费隔离服,我每次进入病区的时间不低于两小时。最长的一次,我进去了大约4个半小时,其间不能吃、不能喝、不能拉,感觉汗像油一样流下来,全身湿透且粘腻,一线医护人员的辛苦由此可想而知。

其实,专家组有时也会到崇阳县检查工作,而我母亲就住在崇阳县人民医院旁边。当时专家组的同仁体贴我,建议我回去看望一下母亲,但我考虑到自己天天在发热门诊和隔离病房这样的高危地带活动,且母亲年事已高,虽然很想念她,但经过深思熟虑最终还是没有去。这样的情况发生了三次。

当然,有空的时候,我也会给母亲打电话,但不一定每天都有时间。因为有时从医院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宾馆已经晚上11点多了,母亲早已经入睡。

作为一名医生,我将继续与病毒做斗争。当人们摘下口罩的那一天,我也会脱下防护服,与家人团聚,与亲朋举杯。

发表时间:2020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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