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那些不舍得的爱与孤独

新月派是现代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提到新月派诗人，我们无法回避一个闪光的名字——朱湘。他在短暂的生命里给后人留下《采莲曲》《有忆》等大量诗歌，而其中有一首却仿佛是为自己量身定做的，预示着他命运的走向。这首诗的名字叫《葬我》。

葬我在马缨花下，

永做着芬芳的梦。

葬我在泰山之巅，

风声呜咽过孤松。

不然，就烧我成灰，

投入泛滥的春江，

与落花一同漂去

无人知道的地方。

1933年12月5日，正值一年当中最寒冷阴湿的季节，开往南京的“吉和号”轮船从上海吴淞港码头缓缓驶出。船尾处站着一个身穿旧西服、戴着圆边眼镜的男子，一直往岸边送行的人群中望去。他在搜寻一个熟悉的女子的身影，他希望她能来送行，或者更希望她能留下他，叫他不要走。然而，船离岸越来越远，他终究还是失望了。

这个男子就是朱湘，此去便不再回来，正如诗中所写的那样，他将身投入滚滚江水，漂去了无人知道的地方……

朱湘，新月派代表人物之一，一个极富性格的诗人。

他出身名门，1904年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父亲朱延熹是清末翰林，后连任江西学台和湖南道台等官职，官至二品，为政时两袖清风，政绩卓著。同治皇帝钦赐金匾一块：“功高九万里，道台十三春”。母亲张氏是晚清名臣、洋务派首领张之洞的侄女。

遗憾的是朱湘自幼失怙，三岁丧母，十一岁丧父，没能得到多少来自父母的爱护教养，却得到了父亲为他定的一门老式婚姻。朱湘的父亲在湖南任道台时，与一位姓刘的盐运使感情甚笃，交往频繁。刚好两人的妻子同时有孕，他们便指腹为婚，如果生的是一男一女，就结为夫妻。

朱湘与哥哥姐姐年龄相差甚大，没有玩伴的他只能自己一个人玩耍，看书、画画，他特别爱看武侠小说和童话，剑客的傲骨和童话的单纯塑造了他的个性。在别人看来，他是不合群的，甚至有些呆傻的。一次家中宴客，他找不到马褂，便穿了一件棉马褂，而此时正值春末夏初五月天，兄弟讥他为“五傻子”。

父母亡故后，朱湘由在南京做官的大哥抚养照顾，大哥思想传统，身上带着浓重的封建大家长的做派。在这样的环境中，朱湘的性格越来越孤傲，他更多地沉浸在书的世界里。书读得越多，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就越大。朱湘对父亲留给他的那桩旧式婚姻十分抗拒，他认为这是封建思想，剥夺了他的自由，他极力想摆脱掉。

1919年，朱湘入南京工业学校预科学习，翌年，16岁的朱湘在二嫂的帮助下，考入清华学堂留美预科，开始了在清华园的学习，得以暂时逃避包办婚姻。他单纯地认为，时间久了，对方找不到人，也就放弃了。

在清华的这段时间是他难得的快乐日子，在新文学运动的影响下，朱湘开始创作新诗，并加入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早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他与饶孟侃、孙大雨和杨世恩四人因在“新文学运动”中脱颖而出，被时人称为“清华四子”。在这里，他还结识了罗念生、闻一多、徐志摩、梁实秋等人。

然而，逃避是没有用的。父亲去世后，大哥成为这桩婚事的执行者，在他的心里，父母定下的婚事，就是铁板钉钉的事，绝无更改。他带着弟弟的订婚对象刘采云来到北京，让朱湘承认这桩婚事并早日完婚。

朱湘万般不愿，不想同大哥见面，无奈，最后带着矛盾的心情在一家旅店里见到了大哥，同时见到了刘采云。刘采云对这件婚事的态度截然相反，既然父母订下了，那我就跟定你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她一心想要同朱湘结婚。而且她读过朱湘的诗，对他很是欣赏、崇拜。除了婚约，她对他是有爱的。

朱湘跟大哥谈崩了，大哥专断地表示，父母之命，断无更改之理。朱湘被激怒了，他孤傲的性格决不接受这样的安排，他拂袖而去。

朱湘回到学校，希望能早点去美国留学，他认为时间长了，刘家便会自行解除婚约。然而，事与愿违，距赴美留学还差半年的时候，清华学堂突然贴出了开除朱湘的公告。

清华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怕学生们懒惰不起床，规定吃饭前由斋务处统一点名，学生们必须答到。朱湘很不喜欢这个规定，拒绝遵守，他采取了对抗行动，点名就不去！他前后27次点名不到，积累了三次大过，就这样被清华张榜开除。

这样开除学生，是清华破天荒的第一次，朱湘开了先河，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但是朱湘骨子里不受拘束、不肯低头的倔强又犯了，他对此毫不在意，并无悔过之心。好朋友罗念生后来回忆道：“只见他在清华园西园孤傲地徘徊，若无其事，我心里暗自称奇。”

因为朱湘平时各科成绩优异，后来在一些同学的努力下，校方决定撤销处分，但遭到了朱湘的拒绝。几年后，他在给罗念生的信里解释了他的这一决定：

你问我为何要离开清华，我可以简单回答一句：清华的生活是非人的，人生是奋斗的，而清华只钻分数；人生是变换的，而清华只有单调；人生是热辣辣的，而清华只有隔靴搔痒。至于清华中最高尚的生活，都逃不脱一个假，矫揉！

朱湘就这样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清华，离开了北京，前往上海寻找机会。然而，朱湘很快遭到了生活的捶打，除了写诗卖文，他身无长技。可一篇诗作所得稿酬，只能换来半斤鸡蛋，他性子孤傲，与兄姐感情淡泊，尽管生活困顿，却不乐意接受别人的资助，一个人过着捉襟见肘、食不果腹的日子。

生活境遇的改变，必将改变人的命运，也将改变人对事物的看法。与朱湘订婚的刘采云的生活也遭际了巨变。父亲过世，兄长独占了家财，无依无靠的刘采云只身一人来到上海，在浦东的一家小纱厂里做洗衣工，以求糊口。

朱湘从大哥那里得知刘采云的消息，心里百味杂陈，昔日盐运使家的小姐，今天只能做最低等的工作养活自己，着实可怜，朱湘不免升起几分同情。自己一个大男人，生活尚且如此不易，何况她一个没有一技之长的女子呢。他觉得不管婚事成与否，去看望一下刘采云，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1923年的一个冬日，朱湘来到刘采云做工的小纱厂。眼前是由几间旧房构成的厂区，不远处有一排工棚区，那里就是纱厂的洗衣房。房屋低矮，气味刺鼻，腾腾地冒着白气，几步开外就看不清人。刘采云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她袖子挽高，手指红肿，完全看不出曾是个官家小姐。

见面后，两人相对无言，都不说话，都希望对方先开口。最后，还是刘采云先说话了，她不知道朱湘的来意，只好冷淡而不失礼貌地说：“谢谢你来看我。”说完，转身低头疾步走回厂房，消失在洗衣房白腾腾的雾气中。

朱湘的心被什么东西震动了，他有点难过。刚刚消失的这个女人总是跟自己有所关联的，如果不是跟自己订了婚，这个年纪的女子应该是结了婚的，或许已经有了一个或者几个孩子吧，此时正在家里相夫教子，于卧房和厨房间打转。可现在她只能做着粗重的活计，希望能赚一点钱，养活自己。

回去后，朱湘接到商务印书馆的约稿，又开始了写诗作文的生活。这期间他陆续发表了很多文章，迅速引起上海文坛的好评，经济上也有所缓解，初到上海时的窘境有所改善。他给自己买了一件棉袍，得以在上海阴冷的冬日里御寒，他又想到那个终日在洗衣房劳作的女子，她有棉衣穿吗？还是那么辛苦吗？他决定去看看她，看看她现在怎么样了。

如果刘采云好好的，或者跟上次没什么分别，朱湘和刘采云也许就此彻底了断，不会结合。巧的是，刘采云病倒了。朱湘第二次来到刘采云工作的小纱厂，在上次见面的地方却没能找到她，通过旁边女工的指引，朱湘在一个潮湿发霉的破旧小房子里找到了他。只见她躺在床上，发着高烧，病得很严重。

朱湘见此情景，心里非常难过，满是自责。他放下性格里的孤傲，对她说“对不起”，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歉意。两个人境遇相仿，同样无依无靠，同样漂泊在异地他乡挣扎求生，有种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朱湘对刘采云升起了恻隐之心。

打这之后，一来二去的，两人的交集慢慢多了起来，互相关照体贴，彼此依偎取暖，朱湘对刘采云的感情发生了变化，起初他对她寄予深深的同情，后来便有了几分爱情的意味，他在婚姻这件事上，开始动摇，在经历了诸多艰辛之后，朱湘欣然接受刘采云对于自己的那份爱，并逐渐变得炽烈。对于这份感情，后来朱湘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如今凭了最深的良心告诉你，你有爱情，你对我有最深最厚的爱情，这爱情就是无价之宝。

父母之命的包办婚姻朱湘是绝不接受的，但爱情打动了他，在人潮如织的繁华上海滩，孤独的朱湘在刘采云那里感受到了温暖，他急急地向这份温暖靠近。他向刘采云表示，愿意接受这份由旧式婚约演变而来的爱情，并决定与她结婚。从最初的厌恶，到同情，再到后来的相爱，朱湘的情感世界发生了彻底的逆转，以至于爱到至深。

1924年，朱湘和刘采云结婚。婚后，朱湘在上海宝山路附近租了一间公寓，夫妻俩住了进去。新婚燕尔，两人如胶似漆，他觉得她原本的名字不够美，给她取了一个充满诗意的新名字——霓君，彩色的霓虹。可惜，霁月难逢，彩云易散，若干年后，由于生活的贫困，他们的感情遭遇了巨大的挫折。

结婚后，朱湘进入了诗歌创作的高峰期。他创作了《答梦》《情感》《雌夜啼》等大量诗歌，不久后又出版诗集《草莽集》；与闻一多、徐志摩等人一起在《晨报副刊》上创作《诗镌》，成为新月派诗歌的代表人物。这一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夏天》，收录了他初期的作品，并有了一个孩子。

婚后第二年，朱湘回到了刚设立大学部的清华学堂。罗念生、孙大雨等朋友力荐让朱湘复学。孙大雨向校长曹云祥求情，曹问：“朱湘果然有才吗？”孙说：“绝顶聪明。”曹便说：“那就让他回来吧。”

朱湘就这样回到了清华。复学第二年，1927年的秋天，他考取了公费赴美留学的资格。从此与刘霓君分隔两地，鸿雁传书。在美国的三年，他给妻子写了一百多封情意绵绵的信。两人的感情没有因天各一方而由浓转淡，反而伉俪情笃，恩爱更甚当初。

朱湘留学的日子甚为艰辛，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战争频发，中国人在外常常被瞧不起，朱湘强烈的自尊支持了他崇高的爱国节操，因为无法忍受外国人对自己的歧视，频频转学。

曾因教授读一篇把中国人比作猴子的文章而愤然离开劳伦斯大学，后转入芝加哥大学。又过了不久，1929年春，朱湘又因教授怀疑他借书未还，加之一美女不愿与其同桌而再次愤然离去。他丝毫不能容忍任何人对他的不敬，强烈地维护着个人的尊严和祖国的尊严。先后在威斯康星州劳伦斯大学、芝加哥大学和俄亥俄大学学习英国文学等课程。他在给妻子写信时常常记述其中的种种细节。

1929年9月，留学的第三年，因为经济拮据等原因，朱湘决定提前回国，未能完成学业。回国后，他在安徽大学担任英文文学系主任，月薪300元，但常常被拖欠。不久后，朱湘跟学校大吵一架，因为学校把“英文文学系”改成了“英文学系”，朱湘对此异常恼怒，他愤然辞职，大骂道：“教师出卖智力，小工子出卖力气，妓女出卖肉体，其实都是一回事：出卖自己！”

失去了经济来源，日子却还得过，那段时间朱家的生活非常艰苦，主要靠刘霓君在南京一家缝纫公司做刺绣维持生计，她想帮助朱湘减轻一点生活上的负担。

第三个孩子再沅的出生和死亡，成为压垮这对夫妻感情的最后一根稻草。再沅出生时，家里已经家徒四壁，刘霓君没有奶水，又买不起奶粉，孩子饿得一直哭，哭到生病。那天晚上刮风下雪，夫妻二人抱着孩子深一步、浅一步地去给小孩看病。在一家医院里，因为拿不出钱，医院不肯接诊。刘霓君哭着给对方下跪，求他们救救自己的孩子，然而无济于事。他们只好抱着孩子赶往另一家医院，可惜出生仅7天的再沅在路上就断了气。

这件事对夫妻二人的感情伤害很深，霓君怨恨丈夫无能，不能养家糊口，当初从美国寄来的家书里，朱湘信誓旦旦地承诺要给自己和孩子们好日子过，说是只要他一回国，就不需她再辛苦操持，种种美好生活的描述都是画饼，被现实击得粉碎。从前对丈夫的崇拜、爱慕，变成了怨恨、淡漠，夫妻关系渐趋恶化。

朱湘多次到上海、北平、长沙等地求职，由于性情孤傲、尖锐，得罪了不少人，谋职四处碰壁，只能依靠写诗卖文为生，无奈得罪的人太多，圈里的人不愿或不敢用他，到最后连诗稿的发表都越来越困难。

1933年，朱湘一贫如洗，只剩下一堆书籍和自己的一些诗稿。面对生活的窘况和一双嗷嗷待哺的儿女，作为一个女人，刘霓君心中越发怨怼，不停埋怨丈夫。穷困夫妻百事哀！责怪越来越深，争吵越来越多。她见丈夫整日守着诗稿无所事事，便托朋友帮他找了一份在工厂的临时工作。但只会写诗作文的朱湘不假思索地拒绝了，清高的诗人不肯向生活低头，去为五斗米折腰。在他眼里，诗歌是与生命一样重要的事情。朱湘与曾经患难的妻子之间矛盾越来越深，难以化解，相对而坐，却心隔万里。窘困的生活更令他文路受阻、精神颓伤，看不到一点希望。

这年深冬的一天晚上，朱湘用口袋中仅有的一点点钱买了一张去南京的船票和一瓶酒，剩下的买了一包饴糖——霓君平日里最爱吃的零嘴。回到家后，朱湘剥了一颗饴糖喂到妻子的嘴里，问她：“甜不甜？”妻子说：“不甜。”以前朱湘给妻子买饴糖，妻子都会开心地说：“甜，很甜。”可是这次，当朱湘专门剥开一颗糖送给霓君吃时，她却没有像往日那样说甜，而是说“不甜”。

或许是真的不甜，或许是霓君的无心之语，可朱湘如遭雷击。霓君不会知道几年来生活的重担压垮了丈夫，他的心理压力已经大到再也承受不了一丝重量，一句无心之言，促使丈夫下了决心。

紧接着朱湘像往常一样，絮絮地说：“霓君呀，你要帮我抚养大我们的小沅和小东。”这样的话他平日时也常常说，在海外给霓君写信时也是一遍又一遍地说，霓君此时听了，并没有当回事，她不知道，这是丈夫留给她的最后的嘱托。他磕磕绊绊长大，一路走一路摒弃，最终，这个世上再也没有他向往的地方了。

第二天，1933年12月5日，伴着上海阴冷的寒风，朱湘登上了开往汉口的轮船“吉和号”。他站在船尾频频眺望，希望能看到妻子的身影，那个深深崇拜过他、爱过他的女子，曾是他在这个世上最温暖的依靠。可是，他终究还是没有看到她。

朱湘对妻子说，自己要到南京找工作。然而吉和号停靠南京时，他并没有下船，而是继续随船溯江而上。不久，船行至李白曾经捞月的安徽采石矶。此时，江上的雾气已经消散，寒风依旧，朱湘站在甲板上，迎着寒风，一手握着酒瓶，一手拿着一本《海涅诗集》，嘴里吟诵着海涅的诗歌，面对滚滚东逝的长江，纵身跃过船舷，很快被淹没在冰冷刺骨的江水之中。

这一年，朱湘29岁。

朱湘死后，一说刘霓君削发为尼，遁入空门，从此再无音信，一双儿女流落街头，后被安置进贫儿院；一说刘霓君并没有出家，而是带着儿女过着无食无继的日子，一直到1974年去世，丧葬维艰。一代民国诗人的爱情挽歌，悲伤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