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屋脊步道第一辑：加利福尼亚州》

我这一生干过不少鲁莽而危险的事儿，但主动搭陌生人的车这种事情，我还是头一回做。搭便车的人可能会遭遇不测，尤其是只身一人的女性。有的女性在被强奸后又惨遭斩首，有的则在几经折磨后被抛在路边等死，这些我都知道。而当我从怀特旅馆向附近的加油站走去时，我不能让这些念头干扰自己。想要到达太平洋屋脊步道，要么搭车，要么就得顶着骄阳沿着高速公路行走12英里。我别无选择。

再说，不是有不少太平洋屋脊步道的徒步旅行者都搭过便车吗？而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对吧？对吧？

对！

在《太平洋屋脊步道第一辑：加利福尼亚州》中，作者用他们一如既往的平静语调这样写道：“太平洋屋脊步道上有几个公路交会点，在离公路几英里的地方设有邮局。旅行者需要事先把食物和装备装箱，然后寄往这些邮局，以备在接下来的旅途中使用。而想要到达邮局领取装备再返回步道，搭便车是唯一可行的方式了。”

我站在加油站前的一台汽水售卖机旁，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一边想鼓起勇气找人捎我一程，一边祈祷自己的直觉能让我找到一个安全可靠的车主。过往的人里，有头戴牛仔帽、皮肤因在沙漠中风吹日晒而显得沧桑的拖家带口的老人，而他们的车已经坐满人了；也有不时摇下车窗、放着震耳欲聋音乐的年轻人把车开进加油站。没有谁的脸上贴着“强奸犯”或“杀人犯”的标签，但也没有谁看上去是绝对可靠的。我买了一罐可口可乐，故作悠闲地喝了起来。没有谁能看得出来，我其实是在掩饰因背包庞大过重而没法站直的窘态。时间已经将近11点了，我不得不出发了。最终，我坚定而平稳地迈入了6月沙漠中蒸人的热气中。

一辆带科罗拉多牌照的小型货车开进了加油站，从车上下来两个男人，其中一个看起来与我年龄相仿，另一个看上去有50多岁的样子。我走上前去，问他们能不能载我一程，他俩迟疑了片刻，互换了一下眼神。从两人的表情不难看出，他俩想利用这片刻的沉默想出个拒绝的理由。于是我没有就此住口，而是迅速地扯起太平洋屋脊步道来。

“好吧。”终于，年长一些的男人满脸不情愿地回答道。

“谢谢！”我兴奋地尖叫起来，一步一栽地挪到货车侧边的车门旁，年轻一些的男人帮我把门推开。我往里看了看，突然意识到自己竟不知道该如何上车。肩上扛着这硕大的背包，我甚至连往车上跨步的力气都没有。我必须把包卸下来，但是该怎么卸呢？如果我解开腰部和肩膀的背带扣，背包铁定会猛地向后栽下去，那我的胳膊说不准就要被连带着卸下来了。

“要我帮忙吗？”年轻男人问道。

“不用，我没事儿。”我假装镇定地回答他。我能想出的办法只有一种：背对着货车，双手扶稳滑动式车门的边缘，坐在车边上，好让背包落在我背后的车内地面上。就在负重压在车地板上的那一刹那，我顿时感到如游仙境一般轻松！我解开背包的背带扣，一边小心不让背包歪倒，一边把自己从这重担中解脱了出来，然后我转身上车，在背包旁边坐下。

上路后，这两人对我的态度和善了一些。车外是晒焦的灌木和向远方连绵的灰白色山体，好一派干旱的大漠景致！这两个人是来自丹佛市郊的一对父子，准备驱车到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参加一个毕业典礼。没过多久，一块写着“蒂哈查皮道口”的牌子出现在眼前。年长男人减速把车停靠在路边，年轻男人下了车，帮我把车门推开。我本打算蹲在车门口，利用货车底盘的高度，用我取下背包的方法再把背包背上。但我还没下车，年轻男人就把我的背包提了起来，重重地扔在覆满了沙土和石砾的路旁。经过这么狠的一摔，我真怕我的储水袋会爆裂。我下了车，把背包扶了起来，把上面的沙土掸掉。

“你确定你能背起来吗？”年轻人问我，“连我都费了不少劲儿呢。”

“当然没问题了。”我回答说。

他站在一边，仿佛等着看我大显身手一样。

“谢谢你们载我一程。”我一边说一边希望他快点儿离开，不想让他看到我那套窘态百出的背包流程。

他点点头对我嘱咐了一句“注意安全”，然后便拉上了货车的车门。

车子开走之后，我独自一人站在寂静无声的高速公路旁。在正午晃眼的骄阳下，阵阵风儿打着旋儿将沙土一团团地刮起。我置身海拔3800英尺的沙漠，四周是浅褐色的山峦。光秃秃的山上偶见小簇小簇的灌木蒿、约书亚树，以及齐腰高的灌木丛。我正位于莫哈维沙漠西部边缘和内华达山脉南侧山脚的接壤处，这条山脉向北跨越400多英里，在拉森火山国家公园（Lassen Volcanic National Park）与喀斯喀特山脉（Cascade Range）相连，而喀斯喀特山脉则从北加利福尼亚起，跨越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一直跃过美加边境线。于我而言，这两座山脉就是我接下来三个月中的整个世界了，它们的山峰就是我的居所。在公路排水沟边的栅栏上，我发现了一块手掌大小的金属指示牌，上面写道：太平洋屋脊步道。

我终于到了，终于可以踏上旅程了。

我倏然想起，应该在这儿拍一张照片留念。可是想要取出相机，就必须把装备和蹦极弹力绳一件件地取下来，这工程想想都头大。除此之外，想要自拍，我就必须找到一个能放置相机的物件，好让我能在拍照之前把定时器设好并做好拍照的准备。但环顾四周，好像并没有什么可用的道具，那片挂着太平洋屋脊步道牌子的栅栏看上去又枯又脆，估计也不可用。于是，我只得像在旅店房间里一样，背对着背包坐在沙土地上，把背包在背上扣紧，然后四肢支撑着扑倒在地，像举重运动员一样，一记硬拉，站了起来。

心中泛着几分紧张和几许兴奋，我弓着背站了起来，把背包的固定带在腰上勒紧，然后摇摇晃晃地沿着步道迈出了第一步。在一根栅栏柱上钉着一个棕褐色的金属盒，我掀开盒盖，里边有一本笔记本和一支笔。我从旅行手册上看到过，这里就是步道的登记处。我把名字和日期写在登记簿上，浏览了一下前几个星期从这里上路的徒步者的名字，其中大多数人都是结伴上路的男子，没有一个是只身一人的女性。我迟疑了片刻，只觉心中五味杂陈，但我明白，自己已无路可退。

步道沿着高速公路向东延伸了一段，向下探入布满石砾的小溪，又重新向上蜿蜒而去。我心中暗想：我这可是在徒步旅行呀！而后又想：我可是在太平洋屋脊步道上徒步旅行呀！正是由于脚已实实在在地踏上这段路程，我才自信：这样的徒步旅行并不是什么难以企及的遥远的梦。说到底，徒步旅行不就是走路吗？因为我没有任何背包旅行的经验，保罗曾对我的决定表示过担心，而我则反驳他说：“走路我还不会吗？”我走了一辈子的路了：当服务生的时候，我一走就是几个小时不歇脚；在我居住和造访过的城市里，我不也是用脚走来走去的吗？闲逛也好，公事也罢，我不都是靠走的吗？是啊，这些的确都是事实，但是在太平洋屋脊步道行走了15分钟后我才发现，在6月初的荒芜山地上，肩上绑着远超过我一半体重的背包徒步旅行，我还真是从来没有体验过。

原来，负重徒步旅行和正常走路真是天壤之别。负重徒步旅行根本不像正常走路，简直像在炼狱里受酷刑。

不过多时，我已是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了。步道的坡度本来是呈波浪状起伏不定，但向北转弯之后却开始扶摇直上。我步履艰难地前行着，沙土在我的靴子和小腿上结成了块。我顺着坡度全力以赴地向上攀爬，间或遇到一小段下坡路。而这下坡路并没能让我在炼狱中得到片刻的喘息，却更像在变着花样煎熬我，因为我每迈一步，都必须绷紧神经，以防我背上这不听话的千斤重物在重力的作用下猛地一下把我带倒。我觉得，与其说这包是绑在我身上的，不如说我是依附于它的。我只觉自己像一幢有手有脚的房屋，少了地基的支撑，在这荒郊野岭摇摇晃晃地向前摸索着。

不到40分钟的时间，我脑中的声音就开始冲着我大嚷起来：“你这是把自己逼到什么道上啦？”我不想理睬这声音，于是一边走一边哼起歌来。但哼歌并不是什么轻松的事儿，因为我早已上气不接下气，一边痛苦地呻吟着，努力地保持着我那弓背“直立”的姿势，一边还得咬牙把我这长了腿的房屋往前挪移。因此我决定把注意力转移到传入耳中的声音上：双脚在干燥多石的步道上移步的声音，低矮灌木枯脆的枝叶在热风中发出的咔吱声……但我仍然心乱如麻。“你这是把自己逼到什么道儿上啦？”没有什么能够盖过这嘈杂。唯一能让我分心的，就是我对响尾蛇的时刻警惕。每转一个弯，我就神情专注，做好打蛇的准备。这风景和地貌是响尾蛇得天独厚的隐匿之地，美洲狮和对这荒野轻车熟路的连环杀手，在这儿也一定如鱼得水。

但我不允许自己再想下去了。

这是我在几个月前与自己作的约定。唯有这样，我才敢独自上路。我明白，如果我允许恐惧把自己压垮，那么这段旅程终将以失败收场。恐惧，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源于我们自己在头脑中编织出的故事，所以我选择给自己灌输与一般女性所接触的不同的信息。我告诉自己，我很安全，我很坚强，我很勇敢，没什么可以打败我。我尽力让自己相信这些信息，好控制住自己的思想，没想到收效还不错。每当我听到来源不明的响动，或是在脑中勾勒出让人毛骨悚然的画面时，我都会把这些杂念从脑中驱赶出去。我不允许自己受到恐惧的侵袭。恐惧会导致恐惧，力量也会产生力量。我逼着自己勇敢起来。没多久，胆子竟还真的变得大起来。

脚下的路途是如此艰险，我哪有工夫去害怕呢？

我一步步小心地向前移动，速度和四肢着地的爬行不相上下。我早就知道在太平洋屋脊步道徒步旅行不会是小菜一碟，也明白我需要不断调整自我才能适应这个挑战。但现如今，置身于步道上的我，却对自己能否迎接这个挑战在心中打起了鼓。脚下的这段旅程与我的想象大相径庭，我的状态也与从前想象的不尽相同。我甚至想不起来，六个月之前的那个12月，当我第一次下决心要进行这趟旅行时，我在心中勾勒出的是怎样一幅图景。

这个想法第一次浮上心头时，我正在南达科他州苏福尔斯市东的一条高速公路上驾车。一周前，朋友借走了我的卡车，车子在苏福尔斯出了故障，被搁在了那里。在我萌生徒步旅行想法的前一天，我和朋友艾梅一起驱车，从明尼阿波利斯到苏福尔斯去取车。

我们两人到达苏福尔斯时，我的卡车已经被人从街边拖走了。车子现在被放在一个围着钢丝网栅栏的停车场里，车身覆满了几天前的暴风雪残留下的积雪。也正是因为这场暴风雪，我才在前一天跑到REI户外用品商店去买铲子的。正在排队的当口，我发现了一本有关太平洋屋脊步道的旅行手册。我把书拿起来，看了看封面，又浏览了一下封底，然后把书放回了书架。

那天，我和艾梅把卡车旁的积雪铲干净后，我马上跳上车，拧动了钥匙。我本以为卡车会像重度磨损的车辆一样发出干巴巴的咔嗒咔嗒声，没想到发动机竟一下子启动了。我们本可以马上开回明尼阿波利斯的，但我们决定先在汽车旅馆小住一晚。我们早早地来到一家墨西哥餐厅吃晚饭，为旅途的顺利而满心欢喜。我们一边吃着墨西哥土豆片，一边喝着玛格丽特酒，而我的肚子却突然有种异样的感觉。

我告诉艾梅：“我觉得我好像把一片土豆片整个儿吞下去了，好像土豆片的棱角在我肚子里戳来戳去一样。”我很不舒服，觉得胃满满的，腹中有种我从来没有过的刺痛感。“我可能是怀孕了吧。”我本想开句玩笑，但话一出口，我却发现这并不是玩笑那么简单。

“你怀上了吗？”艾梅问我。

“有可能。”我回答道，顿时后怕起来。几周之前，我与一个叫乔的男人发生过关系。一年前的夏天，我曾去波特兰看望丽莎，顺带着抛开琐事散散心。就是在那里，我遇到了乔。到达波特兰几天之后，在一家酒吧里，他向我走过来，把手搭在了我的手腕上。

“挺好看呀。”他说。他用手指勾勒着我的锡制手链尖利的轮廓。

他留着一头五彩的朋克摇滚式超短寸，胳膊上有一半都刺着图案花哨的刺青。但他的面庞却与这套装束格格不入：他的表情既坚定又温柔，活像一只讨奶喝的小猫咪。那时他24岁，我25岁。自从三个月前与保罗分手之后，我没与任何人发生过关系。但那一夜，我和乔在他家地板上的凹凸不平的垫子上做了爱，之后几乎一夜没有合眼地聊到了天亮。我们聊的大多是乔的情况，他给我讲他那聪慧贤淑的母亲和酗酒成性的父亲，也讲了他去年拿到文学学士学位的那所标准严苛的大学。

天亮之后，他问我：“你试过海洛因吗？”

我摇摇头，慵懒地笑着问：“我该不该试试呢？”

这个想法死死地勾住了我。在与我初遇时，乔刚刚开始吸食海洛因。他吸毒的时候并不拉着我，而是和他的一群我不相熟的朋友一起。我本可以“出淤泥而不染”的，但有什么东西却诱惑着我心甘情愿地去蹚这浑水。我既好奇心切又不受婚姻的牵绊，既年轻又失意，正是自我放纵的好时机。

于是，我不但没有对海洛因说不，反而张开双手把它迎进了我的人生。

那是与乔相遇的一周后，做完爱后，我和他在他家破烂的沙发上相偎着，就是在那时，我第一次接触了毒品。在一张铝箔纸上，撒着一小堆燃着的黑焦油海洛因，我俩用一支铝箔纸卷成的小棒，轮流吸着腾起的烟气。不到几天的时间，让我待在波特兰的原因，从探望丽莎和逃避心中的伤痕，变成了因毒品的刺激而与乔产生的真假参半的爱情。我搬进了他位于一家废弃药店楼上的公寓，夏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厮混在这间公寓里，要么翻着花样地做爱，要么就是吞云吐雾。刚开始时，我们一周只吸几次毒，而后，吸毒的次数逐渐上升，一直到每天都必须吸一次。最初我们只是吸烟气，而后又发展成了用鼻子吸。“我们绝不会沦落到注射那一步！”我这样告诉自己，“绝不！”

然而，我们还是沦落了。

这感觉真是奇怪，是一种不属于这个尘世的、超凡的美妙体验，仿佛我找到了一颗从前并不知晓的星球——海洛因星。在这片仙境之中，痛苦这东西并不存在。我的母亲撒手人寰，生父弃家而去，家庭四分五裂，我与我爱的男人的婚姻也成了泡影，这些磨难虽然不幸，但在这片幻境之中，我多舛的命运却不显得有多么凄惨了。

至少，这是我在吸得腾云驾雾时的感受。

早晨醒来时，我的苦痛仿佛被扩大了千百倍。萦绕心头的，不仅仅是我那悲惨的身世，还有我的无能和放纵。我在乔那邋遢的乱窝中醒来，满眼充斥的都是死气沉沉的物件：台灯，桌子，还有那本翻落在地、书脊朝上、脆薄的书页紧扣在地板上的书。我在洗手间里洗完脸后，双手捂住脸，一边抽泣一边急促地大口喘气，好“迎接”我在一家早餐店找到的服务生工作。我心里对自己说：“这不是我，我不是这种人，快结束这种生活吧，事不宜迟！”但挨到下午，当我拿着一沓钞票准备再买一些海洛因时，我却告诉自己：“太好啦，我终于能吸毒了。我又能荒废人生了，又能把自己搞得一塌糊涂了。”

但这样的日子不会无止境地延续下去。一天，丽莎打电话给我，说想见我。我一直和她保持着联系，偶尔在她家一起慵懒地消磨一个下午，给她讲些有关我近况的无关紧要的杂事。但这次，一踏进她的家门，我就意识到有些大事不妙了。

她开门见山地问道：“给我说说海洛因的事儿吧。”

我轻声重复：“海洛因？”我又能说些什么呢？我的放荡和堕落让我自己也无法解释，“你别担心，我不会变成什么瘾君子的。”我倚着她家的橱柜站着，看着正在扫地的她。

“我就是担心你会变成个瘾君子。”她义正词严地说。

“放心，不会的。”我尽全力用一种理智又轻松的口吻对她解释道，“我们才吸了几个月的毒而已，马上就会停下来的，我俩只是闹着玩儿而已，找点儿乐子罢了。”我提高了嗓门，“这可是夏天啊！别忘了让我来这儿清静放松一下的人可是你啊！我这不就是在放松吗？”我笑了起来，而她却没有和我一起笑。我提醒她说，我从没有因为毒品而惹上过什么麻烦，还说我喝酒是有度量的。我告诉她，我是个爱尝试新东西的人，是个艺术家，是那种用开放的心态接受事物的人。

而丽莎却驳斥了我的每个论点，对我的每个理由都提出了质疑。她扫啊扫啊扫啊，我们的谈话激化成了一场争吵，她怒不可遏，抱起笤帚朝我打了过来。

回到乔那里，我们谈论着丽莎怎样转不过弯儿来。

两周之后，保罗打来电话。

他想见我，立刻。丽莎告诉了他我和乔的事情，也告诉了他我吸毒的事。闻讯之后，他立刻从明尼阿波利斯驱车1700英里来到波特兰，想跟我当面谈谈。接到电话后不出一个小时，我便赶到丽莎的家里和他见了面。那是9月末一个阳光和煦的日子。一周前，我刚过完26岁生日。乔并不记得我的生日，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没有一个人对我说“生日快乐”的生日。

“生日快乐。”保罗在我走进门的时候对我说。

“谢谢你。”我有些拘谨地回答。

“我本来是打算给你打电话的，但是我没你的号码……我是说，乔的号码。”

我点点头。看到他的感觉很难形容，他是我的丈夫，既是我现实生活中虚幻的影子，也是于我而言再真实不过的人。我们在餐桌前坐下，身旁的一扇窗户外，一棵无花果树的枝叶拍打着窗玻璃，丽莎拿着打我的笤帚，此时正倚在墙边。

他说：“你好像变样了。你看上去……怎么说呢？你看上去有点儿不是你了。”

我明白他的意思。从他看我的眼神中，我看到了我不愿从丽莎那里听到的一切。我的确变了，我的确不是我了。这便是海洛因的魔咒吧。即便如此，戒除海洛因看起来并不可能。我直直地盯着保罗的脸庞，意识到自己的思绪是多么混乱。

保罗诘问道：“告诉我，为什么要把自己弄成这样？”他的目光温存依旧，他的面容如从前般熟悉。他从桌子对面伸手握住我的双手，我们就这样握着手，四目深沉地对视着。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他的脸颊也濡湿了。他平静地告诉我，他当天下午就想带我回家。这样做不是为了跟我重归于好，而是为了让我离开这里；不是让我离开乔，而是让我离开海洛因。

我让保罗给我一些考虑的时间。我开车回到了乔的寓所，在乔放在屋外人行道上的草坪上的躺椅上沐着阳光坐着。海洛因已让我变得痴傻迟钝、迷离恍惚。思绪如烟雾般燃起又散尽，即使在清醒时，我也很难把握自己的意识。我正坐在那里，一个男人向我走过来，告诉我他叫蒂姆。他伸手和我握了握手，然后让我不要对他起什么戒心。他问我能不能给他3美元去买尿布，然后又问能不能进屋用一下我的电话，接着又让我帮他把一张5美元的纸币换开。就这样，他问了我一连串的问题，绕得我晕头转向，又喋喋不休地给我讲了他悲惨的身世。我被搞得云里雾里，不知怎地就站起身来，从牛仔裤兜里掏出了我仅剩的10美元。

他看到钱后，从衬衣里掏出一把刀子，礼貌地抵在我的胸口上说：“把钱给我吧，宝贝儿。”

我把我不多的几样东西装进包里，把给乔写的便条贴在卫生间的镜子上，然后拨通了保罗的电话。保罗的车子在转角处停下，我上了车。

车子在回家的路上奔驰，我坐在副驾驶座上，感到自己的现实生活是那么近在咫尺，又是那么远在天边。保罗和我吵嘴，一起大哭，在盛怒之中，我俩把车子都震得摇动不止。争吵中，我俩都嘴不饶人，但一波平息之后，我们却又能温柔平静地继续谈话。如此激烈的情绪起伏，连我们自己都难以相信。我们一会儿决定离婚，一会儿又不禁反悔。对他，我既爱又恨。我觉得他既是我的囹圄，也能击溃我所有的伪装。他呵护着我，深爱着我，就像慈父对待女儿一般。

“我又没让你来接我！”在争吵中，我对他大嚷道，“你是为自己着想才来的，你是想充当什么救世主吧？！”

“也许吧。”他回答说。

“你费这么多功夫来接我，图的是什么呢？”我问道。我的呼吸因后悔而急促起来。

“不图什么。”他紧握方向盘，目光穿过挡风玻璃，投向缀满繁星的夜空，“什么也不图。”

几周之后，乔来明尼阿波利斯看我。虽然我俩已不是男女朋友关系，但一见面，我俩就重操“旧业”。在他来看我的一周里，我们每天都要吸个云里雾里，还发生了几次关系。但在他走后，一切都结束了，和他，也和海洛因。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多想过这段经历。直到那天，与艾梅在苏福尔斯的餐厅里我的腹中出现被土豆片的棱角割划到的异样感。

我俩离开了那家墨西哥餐厅，来到一家大型综合超市买验孕棒。走在灯光明亮的店里，我默默地自我安慰，告诉自己我可能是在无中生有。在怀孕这件事上我已经打过不少擦边球，从前我会因为害怕怀孕而无谓地杞人忧天，自己臆想出各式各样的怀孕症状，以至于在月经来潮时连自己都吃了一惊。但现在我已经26岁了，也是两性体验上的老手了，才不会因为这么点儿波折而自己吓自己呢。

回到旅馆后，我钻进卫生间，关上门。艾梅则坐在卧室的床上等待结果。不出多时，验孕棒上出现了两条深蓝色的线。

“我怀孕了。”我走出卫生间，眼里噙满泪水。艾梅和我倚着床头坐着聊了一个小时，但其实，又有什么可聊的呢？堕胎是唯一的出路，任何讨论都显得那么多余、那么愚蠢。

从苏福尔斯开车到明尼阿波利斯需要四个小时的时间。第二天早晨，艾梅开车跟在我的后面上了路，以防我的卡车在半路突发什么故障。在路上，我没有开收音机，满脑子都是怀孕的事。我腹中的生命虽然只有一颗米粒大小，但我觉得它在我身体的最深处，它能拖着我下坠，能在我的体内翻江倒海，也能震撼我的五脏六腑。车开到明尼阿波利斯西南方的农田时，我泪如泉涌，哭得死去活来，连方向盘都差点儿握不稳了。我的崩溃，不仅仅是因为悔恨我怀上了孩子，更是因为过往的一切。我悔恨母亲离世后我那一团糟的生活，也悔恨我的苟且偷生、自甘堕落。我不该是这样的，不该这样活着，不该如此抑郁地颓废下去。

就在这时，我想起几天前在REI户外用品店排队买铲子时从书架上取下的那本旅行手册，想到封面那幅照片上巨石满缀、峭壁环绕、蓝天映衬下的大湖，我的心门倏地打开了。这种茅塞顿开之感，就像有人一拳打在我的脸上将我击醒似的。我明白，在排队时从书架上取下那本书，纯粹是为了打发时间，而如今，这本书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一种标志，不仅为我指明了我能做的事，也向我昭示了一条我必须走的路。

到达明尼阿波利斯后，我在高速公路的出口和艾梅挥手告别。我并没有下高速，而是开车去REI商店把《太平洋屋脊步道第一辑：加利福尼亚州》买回家，整整读了一夜。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又把这本书重读了好几遍。我堕了胎，学会了如何制作金枪鱼鱼片和火鸡肉干，报名参加了急救基本常识培训班，还在家里的厨房洗手池练习了饮水过滤器的使用方法。“我必须改变自己。”就是这个念头，驱使我在这几个月中不停地自我规划着。我并不打算改头换面，只想变回曾经的那个自己，那个既坚强又有责任心的自己，那个头脑清晰、努力向上的自己，那个品德高尚、心地善良的自己。太平洋屋脊步道就是我回到过去的途径。对！就这样！我可以一边徒步旅行，一边思考我的整个人生。我可以重获新生，远离那些让我的人生沦落成闹剧的障眼浮云。

但此时此地置身于太平洋屋脊步道上，我做起事来却依然这么欠考虑，虽然是以一种不一样的方式。这只是徒步旅行的第一天，而我那原本就直不起的背，已被背包压得越发佝偻了。

三个小时之后，我好不容易在一片约书亚树、丝兰和刺柏林中发现了一小块平地，于是停下来休息。地上有一块大石头，我坐在石头上，用与在莫哈维的货车上相同的方法把背包卸了下来，然后长舒了一口气。摆脱了千斤重压，我顿感神清气爽，于是便信步溜达起来。一不小心，胳膊蹭到了一棵约书亚树，被锋利的尖刺划伤了。鲜血顿时从三条划伤处涌了出来，我从背包里取出急救箱，打开箱子，但风力太过猛烈，把我所有的创可贴都刮跑了。我从空地的一头跑到另一头，想把创可贴追回来，但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创可贴全军覆没，就这样掉落到山下，消失不见了。我坐在沙土地上，用T恤的袖子捂住胳膊上的伤口，对着水瓶朝嘴里猛灌了几口水。

我这辈子从没有感到如此精疲力竭过。一方面，现在我已身处海拔5000英尺的地带，比出发时所在的蒂哈查皮道口高出了1200英尺，因此我的身体需要努力适应海拔的升高和体力的消耗。但我的疲乏应该更多归因于背包那令人无法承受的重压。我绝望地看着这背包，它是我不得不承受之重，恰如我这一团乱麻的人生。但即便如此，我仍不知道该如何去背负它。我取出那本旅行手册，紧握着被风刮得噼啪作响的书页浏览着，渴望这些熟悉的文字和地图能够驱散我越发强烈的不安，也渴望着书中四位作者那言辞温和的“四重奏”能像在几个月前我的准备阶段一样，让我再一次相信自己能够战胜这次挑战。书中并没有四位作者的肖像，但我的头脑中已经清晰地勾勒出了他们的样貌：杰弗里·P.谢弗、托马斯·温尼特、本·希夫林、鲁比·詹金斯。他们都是既明智又善良的人，明察善断而无所不知。这四个人会为我指点迷津的，一定是这样。

REI的许多工作人员都和我分享过他们自己的背包旅行经历，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在太平洋屋脊步道上徒步旅行过，我也从未想过要找一个有经验的人咨询咨询。现在，网络上由太平洋屋脊步道徒步旅行者写的日志和有关信息俯拾即是，既有各类数据，也有不时更新的建议。但当时还是1995年的夏末，互联网还处于“石器时代”，因此，除了《太平洋屋脊步道第一辑：加利福尼亚州》以外，我什么信息来源也没有。这本书就是我的《圣经》，是我的救命稻草，是我读过的有关太平洋屋脊步道徒步旅行的唯一一本书，也是我读过的有关徒步旅行的唯一一本书。

然而，当我坐在步道上，第一次打开这本书时，却发现它并没能像我期望的那样安抚我的不安。以前忽略的信息，现在却跃然于我的眼前，比如第6页上一位叫查尔斯·朗的旅友的一段话：“一本旅行手册又怎么能描绘出旅行者必须面对的心理上的挑战呢……绝望、孤寂、焦虑，尤其是身体和心理上的煎熬，全都深深地撼动着旅行者意志力的根基。这些因素，才是旅行者真正需要做好准备去面对的拦路虎，在这些因素面前，文字的形容是如此苍白无力……”而《太平洋屋脊步道第一辑：加利福尼亚州》的四名作者，对此也表示了强烈的赞同。

我呆坐在那里，瞪大了双眼，不禁意识到文字的确无法形容出旅途中的苦楚。其实，文字的形容未免有些多余，因为现在我已经实实在在地品尝到了这些艰难和苦涩。背负着一只好似大众甲壳虫轿车的背包，在沙漠山地中仅仅前行了3英里路程，我却早已体会到了旅途的艰辛。我继续读下去，书中建议读者在出发前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最好接受一些针对徒步旅行方面的特别培训。书中当然也告诫读者注意限制背包的重量，甚至建议不要把整本旅行手册随身携带，一是因为书太重，二是由于携带整本书并不必要。读者可以把手册复印下来，或把需要的章节撕下来，然后再把手册剩下的部分装在下一站领取的装备补给箱里。看到这里，我合上了书。

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我怎么没有想到把旅行手册按章节撕下来携带呢？

因为我是个大蠢蛋，对自己要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头雾水。而现在，我不得不独自在四下无人的荒野中负重摸索接下来的道路。

我用胳膊抱住双膝，用脸紧紧地抵着裸露的膝盖，合上了双眼。我就这么像只球一样地蜷缩成一团，呼啸而来的狂风将我齐肩长的头发肆意地吹起。

几分钟后，我睁开双眼，发现自己正坐在一株我认识的植物旁。身旁的植物叫鼠尾草，并没有母亲在我家院子里培育了几年的鼠尾草那样嫩绿，但它的形状和气味却是那么似曾相识。我俯下身去，摘了一把叶子，在手掌间揉搓起来，然后把脸凑过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是母亲教我的方法，“这能让你神清气爽”，她总是这样告诉我们姐弟三个。在我们共同搭建屋舍的漫漫夏日，当我们感到精神不振或体力不支的时候，母亲就会要求我们跟着她这样做。

而这一次，我并没有深深吸入带有泥土气息的沙漠鼠尾草的刺鼻气味，而是陷入对母亲的回忆。我抬头仰望着蔚蓝的天空，感到着实神清气爽了不少，但究其原因，多半是因为我感到了母亲的存在，忆起了当初坚信自己可以完成这段路程的理由。有那么多的原因让我不要畏惧这次挑战，又有那么多的信念支撑我去接受这个考验，但其中最让我深信自己能够平安度过艰险的，却是母亲的离世。我告诉自己：没有什么更坏的事情能够发生了，因为最糟的厄运已经降临过了。

我站在那里，任凭狂风把鼠尾草叶从我的手中吹散，然后走到了我刚才坐过的平地的边缘。与平地接壤的，是露出地表的一块块岩石。映入眼帘的，是围绕我数英里的山峦。山势微微向下倾斜，过渡成一块开阔的沙漠山谷。远处的山脊上，分明地排列着白色的风力涡轮发电机。旅行手册上说，山下的城镇居民用电就是靠这些涡轮机，但这一切都离我很遥远，城镇、电力，甚至加州，都好似与我分隔两世一般。然而，此时我正位于加州的中心地带，真正的加州。这里刮着那丝毫也没有减弱迹象的风，生长着加州土生土长的约书亚树，以及潜伏在某个地方但还没被我发现的响尾蛇。

我本打算停下来歇息片刻就继续赶路，但当我站定后，却意识到是时候为一天的旅程画个句号了。由于劳顿过度，我连饥肠辘辘都懒得想，更别提去生炉子做饭了。虽然只是下午4点，但我还是搭起了帐篷。为了防止东西被风刮跑，我把它们从背包里取出来扔在帐篷里。把背包也推进去之后，我自己也爬进了帐篷。进到“室内”，我长吁了一口气，但这所谓的“室内”，其实也就是一个由皱巴巴的绿色尼龙布搭成的洞穴罢了。我把我的小野营椅摆好，坐在帐篷的进口处，因为只有这里的篷顶高度才能允许我直着身子坐起。接着，我在行李之中翻出一本书来，不是《太平洋屋脊步道第一辑：加利福尼亚州》，虽然这是我为明天做准备而应该读的书；也不是《永不迷失》，虽然这本书我在踏上步道之前早就该读完。我要找的，是艾德里安·里奇的诗集——《共同语言之梦》。

我知道，为旅途徒增这本书的重量，理由的确很牵强，而《太平洋屋脊步道第一辑：加利福尼亚州》一书四位作者责备的神情，也不由得在脑中浮现。那本福克纳的小说我还没有读过，所以他的书至少还可以作为消遣工具而勉强有权在我的包里占一席之地。但《共同语言之梦》这本诗集我已经不知读过多少遍，甚至快要倒背如流了。在以前的几年中，书中的一些诗句对我而言已俨然成为祷文，在我失落和彷徨时伴我渡过难关。这本书是一剂安慰，也是一位老友。当我在旅途的第一晚手捧着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即便这本书的重量意味着我只能佝偻着身体完成这趟旅行，我也无怨无悔。《太平洋屋脊步道第一辑：加利福尼亚州》一书被我奉为旅行中的《圣经》，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共同语言之梦》一书，却是我灵魂的伴侣。

我翻开书页，大声朗读起第一首诗来，声音盖过了狂风拍击帐篷的响声。我将这首诗读了一遍，一遍，又一遍……

这首诗，叫作《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