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承父业，家族使命

郭鹤年出生在马来西亚新山的一个华商家庭，祖籍中国福建福州盖山。他的父亲郭钦鉴有兄弟六人，五个哥哥依次为郭钦铮、郭钦暖、郭钦端、郭钦仁和郭钦宝。时逢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广东、福建人漂洋过海到南洋谋生。郭氏兄弟也不例外，除了长兄郭钦铮留在家乡开了一家叫“万安堂”的中药铺外，其余弟兄相继来到马来西亚谋生。1909年，郭钦鉴漂洋过海来到马来西亚柔佛州的新山，当时，郭钦鉴的四哥郭钦仁在新山创办了东升公司，专营大米、大豆和糖的生意。郭钦仁身体状况欠佳，逐步把东升公司的经营和管理权交给郭钦鉴、郭钦端和郭鹤青（郭钦暖长子）三人。在他们的精心打理下，公司业务不断扩展，逐渐建立了颇具规模的商号，家境日臻富裕。郭鹤年出生时，他父亲及叔父们都已是马来西亚新山颇有名望的商人，与当地政要名流都是好友。

1920年，郭钦鉴与来自家乡福州的郑格如结婚，先后生下了三个儿子。郭鹤年生于1924年6月，上有两个哥哥郭鹤举和郭鹤麟。母亲郑格如毕业于福州协和大学，是一位受过新式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郭鹤年从小受到中西文化的影响，也从母亲那里接受了中国文化的熏陶。郭鹤年兄弟三人都毕业于新山英文学校及著名的新加坡莱佛士学院，良好的教育为他们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郭鹤年是郭钦鉴的幼子，从新加坡莱佛士学院毕业后，他便给经营白糖及米粮买卖生意的父亲做帮手，从店员做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新山，严禁粮食流通，东升公司被迫关门，郭鹤年也中止学业。战争结束后，公司生意重新开张。当时马来西亚消费品奇缺，当局实施物品统制。任米粮统制官的达图·翁与郭钦鉴有莫逆之交，他把采购大米和粮食的工作交给郭钦鉴处理。郭钦鉴抓住时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控制了柔佛州的粮食生意。同时，他还取得了政府属下的若干机构包括中央医院和军部的粮食供应权。随着东升业务的不断扩展，郭钦鉴逐渐开始接手一些经营和管理事务。他善于交际，人脉广泛，当时柔佛州的州务大臣拿督翁、苏丹依布拉欣等政界要人都是他的朋友。到40年代末，郭钦鉴已经成为新山知名富商。

郭鹤年早年念宽柔华文小学及英文中学，后转入新加坡的莱佛士学院，在那儿他认识了一些热衷政治的同学，这些人中有的后来成了叱咤政坛的风云人物，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马来西亚前总理拉扎克、总理侯赛因·奥恩等人。1942年，因日军南侵，郭鹤年未能完成教育，便给经营白糖及米粮买卖的父亲做帮手。

郭鹤年继承了父亲经商的良好基因，1947年，年仅23岁的郭鹤年在新加坡自立门户，成立力克务公司。公司从杂货店，卖米卖面起步，慢慢地扩展生意范围到船务经纪、船业以及胶粘剂制造，生意越来越红火。1965年，公司改名为郭兄弟（新加坡）有限公司，成为郭氏家族在新加坡的大本营。

1948年，郭鹤年创立新公司的第二年，父亲郭钦鉴病故，政府为纪念他对新山的贡献，特意将市内的一条街命名为郭钦鉴路。

郭钦鉴病故后家族生意由郭鹤年母亲郑格如接管。郑格如不想郭家由于分家而衰落，她建议郭鹤年与他的哥哥及堂兄弟们联手重新创业。郑格如的提议得到认同，不久郭兄弟公司组建，不到26岁的郭鹤年成了郭氏大家族的“掌门人”。

事实上，郭家三兄弟都很出色。只不过，郭鹤年的两个哥哥主要在政治方面发展。郭鹤举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代表马来西亚出使荷兰、比利时、联邦德国等国家，曾被委任为马来西亚驻欧共体首席代表，回国后还担任了马来西亚旅游局主席职务。郭鹤龄则是马来西亚共产党内的一位著名人物。

1949年4月1日，郭鹤年与他的叔伯、堂兄弟们联手，合股组建郭兄弟有限公司，郭鹤年自任董事长，主要经营的依然是大米、面粉、蔗糖的进出口业务。由于善于掌握供求规律、经营有方，生意一直很红火。后来，英国殖民政府重返马来西亚，局势动荡不安。1952年，由于二哥郭鹤麟参与马共游击队死于英军围剿，郭家也受到监视。不久，郭鹤年也从马来西亚前往英国避难5年。

亚洲“糖王”崛起

1957年，马来西亚脱离英国独立。郭鹤年敏锐地看到，随着英国传统势力的消退，马来西亚政府急需发展进口替代工业，以走上经济独立发展道路，消费品市场前景巨大。尤其是马来西亚的食糖供应，完全依靠进口，价格被控制在外国商家手中，甚至有一段时期，食糖价格急剧上升，当局毫无办法。郭鹤年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黄金机会。早在伦敦时期，郭鹤年就已悉心研究了企业经营的方法和学习商务知识，尤其对糖业的经营作了全面深入的调查，对糖业的贸易状况也了如指掌。郭鹤年到达伦敦的这个时期，伦敦及纽约的白糖期货买卖也非常活跃，让他十分兴奋。伦敦糖业经纪商说，郭鹤年对糖的买卖乐此不疲，不论是贱买贵卖，或从中抽佣，他总能赚取大笔的利润。马来西亚食糖价格的坚挺，促使郭鹤年立刻从英国返回马来西亚。

回到马来西亚后，郭鹤年为郭氏公司的发展采取了两个步骤：一是将力克务公司改为郭氏（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经营各种商品和进出口贸易；二是在新山市创办明田（Mintien）私人有限公司，开始将事业重点放在糖业经营上。1959年，郭鹤年与马来联邦土地发展局合资，在槟城创办了国内第一家炼糖厂，即马来西亚糖厂。同时，他看准时机，迅速建立遍布马来西亚全境的销售网，形成“原料—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体制。后来他又从泰国购入粗糖，在自己糖厂加工后运销到各地，并通过设在香港的商品经纪公司销往中国。他还从古巴购进蔗糖转卖给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等东南亚国家。

虽说左右逢源，赚了不少钱，但贸易战也让郭鹤年意识到，马来西亚虽有炼糖厂，但没有原糖，糖的价格受外国商家控制，要想在糖业上进一步发展，必须自己生产原糖。1968年，郭鹤年又向马来西亚政府租借位于玻璃市州约1.44万英亩土地，种植甘蔗，增加原料来源，从事蔗糖的种植和提炼。随着甘蔗面积的扩大，郭鹤年糖厂的产量迅速增长，在短短几年内，他就控制了马来西亚的蔗糖业，获得了巨大利润，并被人们誉为马来西亚“糖王”。

1962年，郭鹤年的糖业生意遇到了一次严峻挑战。这一年，马来西亚市场上的白糖供应量突然剧增，这些来自中国的白糖，价格比郭鹤年的更便宜，让他措手不及。不过，他很快找到了应对方法。郭鹤年用商船从印度运来比中国更便宜的印度糖，很快夺回了失去的阵地。经此一役，郭鹤年声名鹊起。第二年，他结识了印尼首富林绍良，并供应白糖给林氏旗下的布洛公司，将版图扩至印尼。也是通过这场白糖贸易战，郭鹤年与中国外经贸部结缘，此后，中国通过在香港地区的商业机构与郭鹤年合作经营食糖生意，并且委任其作为中国相机、颜料以及电冰箱在马来西亚的总代理。

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他不仅参与食糖的生产和提炼，而且同时积极从事国际糖市交易。在20世纪70年代，郭鹤年每年控制的食糖总量达150万吨左右，约占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糖业市场的80%、全球糖业市场的10%。

在盯着糖业生产的同时，郭鹤年还关注着销售市场情况。1970年，他大胆决策，抢在世界糖价上涨之前，收购了大批原糖，并投巨资于白糖期货贸易。随着糖价的上涨，他赢得了丰厚利润，也震惊了国际糖交易市场，年仅40岁的郭鹤年赢得了“亚洲糖王”的美誉，成为国际糖市叱咤风云的人物，被世界同行公认为世界六大糖王之一。

随后的20年，马来西亚迎来经济发展史上的黄金年代。除了郭鹤年之外，马来西亚其他著名的富豪也大多是在这段时期发家的，如树胶大王李莱生、摩托大王骆文秀、云顶赌场主人林梧桐、银行业大亨郑鸿生等。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郭鹤年及其所主持领导的郭氏家族集团的糖业贸易，以东南亚为主要基地，逐步从马来西亚扩展至英国、美国、中国等国家。如从古巴购糖转手销给印尼，从泰国进口原糖提炼后通过香港经纪人之手转卖给中国内地，通过贱买贵卖、抽取佣金等方式，在纽约、伦敦等地进行期货交易，取得了巨额利润。

进军酒店业，缔造香格里拉

如果说糖业构筑了郭鹤年企业王国的基石，那么香格里拉酒店堪称王冠上一颗闪亮的明珠。1971年，在挖到糖业第一桶金后，郭鹤年抓住世界旅游业迅速发展的机遇，在新加坡创办了他的第一家豪华酒店，取名香格里拉，意为世外桃源。这个极富浪漫色彩的名字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客人，也使得香格里拉酒店一鸣惊人，盈利甚丰。

当时，来新加坡的商务旅客越来越多，高级酒店供不应求，郭鹤年与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合资建成了新加坡第一家五星级的豪华大酒店——香格里拉大酒店，酒店占地15英亩的花园景致，舒适优雅的客房，加上亚洲人的殷勤好客之道，一登场便连创佳绩，成为新加坡盈利最高的酒店。

据说，郭鹤年自幼喜读1933年英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撰写的《失去的地平线》（Lost Horizon）一书，书中描写了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Shangri-la（香格里拉）——一个安躺于西藏群山峻岭间的仙境，能让栖身其中的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安宁。当时，该书获得了英国著名的霍桑登文学奖，《不列颠文学家辞典》称此书的功绩之一是为英语词汇创造了“世外桃源”一词。而若干年后，郭鹤年在《失去的地平线》中找到灵感，为亚洲创造了一个“酒店业巨子”、一个“酒店帝国品牌”。在他创办的酒店中，只有最高档次的五星级宾馆才能被命名为“香格里拉”。更有趣的是，香格里拉集团的每一家酒店都会向来宾赠送《失去的地平线》这部小说。香格里拉酒店的优质服务，完美恬静的环境，正与这个弥漫着神秘色彩的名字如出一辙。

郭鹤年趁热打铁，在酒店业上大举出击，先后在马来西亚、泰国、中国香港、斐济、韩国、菲律宾和中国内地建立了香格里拉酒店。在郭鹤年的悉心培植下，香格里拉酒店集团已成为一个跨国性的酒店网络。据美国HOTEL杂志2002年7月对世界100强酒店集团规模排列，香格里拉排名46位。郭鹤年先后在澳大利亚、中国内地、斐济、中国香港、印尼、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中国台湾和迪拜、马尔代夫、阿曼、卡塔尔和印度等亚太地区建立了90家酒店，客房量超过20000间，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酒店集团。多年以来，香格里拉酒店集团为亚洲酒店业树立了卓越的服务典范。他也因此赢得“酒店大王”的美誉。

目前在中国的香格里拉酒店已经超过60家，其中长三角将成为香格里拉酒店覆盖面最为集中的地区，除已经开业的上海、南京、杭州、常州等地的酒店外，苏州、无锡、宁波、舟山等城市的香格里拉酒店也将开业。香格里拉在上海的酒店数量已经达到5家（静安区1家，浦东新区3家，嘉定1家）。

向旅馆酒店业进军，事实证明他的眼光不凡。20年来，香格里拉酒店集团已成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酒店集团，总资产达470亿港元。目前，香格里拉虽是一家纯粹的酒店管理公司，但郭氏家族在几乎所有香格里拉管理的酒店里都拥有大部分或绝对的控股权，被视为世界最佳酒店管理公司之一，目前，总部设在香港并在香港上市。

多业并举，建立庞大企业王国

郭鹤年并没有止步于糖业和酒店业的发展，而是以更大的气魄向多个行业大举进军，他踌躇满志在生意场上四面出击，把投资的触角延伸到房地产、食品业、报业、采矿业等领域。20世纪70年代初，郭鹤年开始发展房地产业，最早的产业投资是马来西亚的彩虹集团。该集团在新山拥有规模宏大的发展计划，包括建筑彩虹花园、柏龄花园住宅区及大型购物场所。1985年，郭鹤年拥有的其他产业公司包括新加坡的“Leo产业”、香港的“凯利产业”、菲律宾的“郭产业国际”等。

另外，粮食及副食品加工业仍是郭兄弟公司的重要产业。它从泰国买米，卖给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从北美和澳大利亚输入小麦，运到属下的面粉厂加工。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借助于世界和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机遇，在马来西亚除在北马、吉隆坡、北海拥有糖厂外，郭兄弟公司还拥有在巴生和新山的面粉厂、饲料厂、食油厂，芙蓉的塑胶袋厂，吉打的大理石厂和玻璃厂，并拥有拉曼锡矿41%的股权。郭鹤年后来又投资建立了面粉厂，他集团属下的联邦面粉厂，年产22万吨，控制了东、西马来西亚40%的面粉市场，迅速发展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面粉加工企业。此外，他还在柔佛合资创立了制造薄木板和夹板的马来西亚木板厂等，其中95%的产品远销到欧洲、美洲、东亚及西亚各国。

早在1960年，郭鹤年就设立了马来西亚木板厂。目前，他的木材厂已成为东南亚较有影响力的大厂，产品95%远销欧美和东南亚各国。

1971年，在创办新加坡香格里拉的同一年，郭鹤年又在马来西亚前财政部长的邀请下，组建了马来西亚国际航运公司。在公司股份中，马来西亚政府占61%，郭鹤年占10%，并担任董事主席。目前马来西亚国际航运公司总吨位达140多万吨，运载量占全马来西亚远洋运输总量的1/5。此外，郭鹤年还在马来西亚拥有Pan船务公司，在新加坡拥有太平洋航运公司和Leo船务公司，在香港拥有凯利航运公司。其中太平洋航运公司是拥有30多家子公司的航运企业集团，也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运载干、散货物的运输公司。为了方便处理船只维修，郭鹤年还建立了配套的船坞公司；由于航运业和保险业关系密切，他又设立了保险公司，围绕产业链整合展开经营和扩张。

郭鹤年在其他方面的经营也非常出色。到20世纪80年代，郭氏集团除在马来西亚拥有众多企业外，在新加坡、泰国、中国、印度尼西亚、斐济和澳大利亚等地也打下一片天地。经营业务涵盖糖业、粮食、工业、种植、航运、矿产、房地产、国际贸易、酒店、保险、证券、建筑等行业。另外，郭鹤年的商业王国不但横跨整个亚洲，而且扩展到欧美。郭氏集团经营的领域几乎无所不包。

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航运业供过于求，货轮的货运量大减，控制郭家所有航运业务的香港嘉里船务公司连续出现财务赤字，新开业的曼谷和吉隆坡的香格里拉酒店也损失惨重。尤其是到了1986年，在航运业的投资亏损了数亿美元之后，郭鹤年选择了果断放弃，通过各种途径套现，包括出售一部分玻璃市种植、联邦面粉及香格里拉酒店的股份等，终于安全度过船运及地产业的风暴，并从航运业中脱身而出。

20世纪90年代，郭鹤年又将触角伸向传媒及影视业，他以巨资收购英文报《南华早报》、香港无线电视等香港重要媒体。除上述行业之外，郭鹤年还涉足金融、矿业、文化娱乐和电视广播等领域，并与马来西亚前财政部长达因·赛奴丁合作收购了马来西亚的法国银行，并易名为“马法银行”。

经过30多年的艰苦努力和苦心经营，郭鹤年领导下的郭兄弟公司已从一家单一经营米、糖的企业发展成为经营工业、种植业、保险、矿业、航运、国际贸易、酒店业、房地产、金融、传媒影视等行业的多元化企业集团，公司遍布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尼、韩国、日本、中国内地及香港、澳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智利、法国、德国、斐济等五大洲众多国家和地区，控制着100多家公司，并在5个国家和地区共11家上市公司拥有控股权，包括马来西亚的玻璃市种植公司、联邦面粉厂、拉曼锡矿、彩虹公司、马来西亚国际船务公司、香格里拉酒店、太平洋航运及GB控股，泰国的香格里拉酒店以及菲律宾的郭氏产业国际。

因郭鹤年在马来西亚经济发展中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及杰出贡献，1985年亚洲管理学院及马来西亚银行公会共同将代表企业界最高荣誉的“金字塔奖”颁予郭鹤年。该奖项只颁给在当地及国际上有非凡成就的企业家，足见他在马来西亚企业界及社会中的地位和威望。

纵横香港，渗透中国内地

20世纪60年代初，郭鹤年开始进军香港，1963年成立万通有限公司。1974年1月，他又在香港成立嘉里控股贸易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是植物油、粮食、饮料加工、香格里拉酒店、房地产和期货买卖。20世纪70年代中期，香港当局决定在尖沙咀东部地区填海成陆，陆续拍卖该地区地皮。郭鹤年毅然与信和地产等地产公司合作，买下了多块尖沙咀东部的地皮，他控制的嘉里及香格里拉酒店集团，在此时进行大手笔房地产投资，先后与林绍良在尖沙咀东部地区兴建了拥有720个房间的香格里拉酒店，与黄廷方在尖东建写字楼，与中资的侨光置业合资发展杏花村，与华润合资建港岛香格里拉酒店。此后，他又参与合作永安中心、南洋中心等地产项目，并同香港航运界巨头曹文锦联手航运业。投资地产的成功，打响了进军香港的第一炮，令郭鹤年名声大噪。

20世纪80年代初，中英两国政府签署联合声明，确定1997年香港回归。对1997年7月1日以后的香港，郭鹤年充满信心。他以“人弃我取”的精神，进一步扩大地产投资规模，购入屯门扫管笏一块土地，兴建游艇会及豪华住宅。1984年，他又斥资4亿港元兴建深湾游艇俱乐部。1988年，他的投资又掀高潮，以13.7亿港元向奔达国际购入半山区兰心阁、世纪大厦、梅苑等物业。

进入20世纪90年代，郭鹤年以更大的气魄与层出不穷的手法和战术纵横驰骋，向多行业大举进军。郭鹤年开始将触角伸及传媒和影视业。1988年，郭氏以20亿港元收购香港无线电视30%股权，成为最大股东。郭鹤年和长子郭孔丞进入董事局担任交替董事。1993年10月，他在香港的旗舰企业嘉里集团，以26.5亿港元向澳门传媒大王梅铎收购了香港销量最高、最有影响力的英文报《南华早报》，一度引起轰动。

郭鹤年之所以偏爱香港市场，一方面原因在于香港作为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交通、信息的中心，对企业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便是因为他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前景充满信心。郭鹤年的看法是：“危机就是机会，生意人必须保持对时势的敏感与警觉。”现在，他和他的长子郭孔丞都已成为香港的永久居民，香港也已成为郭氏集团的总部和重要业务基地。

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郭鹤年决定大举投资中国内地，成为马来西亚企业进军中国的开路先锋。中马建交，尤其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郭鹤年积极与中国内地开展经贸合作，投资第三产业和粮油业。据有关部门统计，郭鹤年在中国的投资项目已达20余项，分布在闽、粤、桂、浙、辽、皖6省和北京、上海两个直辖市，成为最大的海外华裔投资者之一，目前投资超过50亿美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在北京投资的世界贸易中心和近50家香格里拉大饭店，被称为大手笔。

1983年，郭鹤年在北京海淀区建起了中国内地首家香格里拉酒店——北京香格里拉。1985年11月，郭鹤年以私人企业家贸易代表团成员的身份，随马哈蒂尔首相访问中国不久，在北京斥资3.8亿美元与国家经贸部合作兴建了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该建筑在当时备受瞩目，成为北京的地标性建筑。香格里拉饭店于1987年落成，是当时京城最高、最豪华的五星级酒店。他还投资兴建了北京最高档的写字楼——国贸大厦、嘉里中心。

继北京香格里拉一炮而红，郭鹤年又在深圳、上海、福州、长春、沈阳、昆明、武汉、杭州、青岛、包头、呼和浩特、满洲里和大连等地兴建了约50家酒店。

从2001年起，香格里拉开始输出管理和资金齐头并进的模式，这种新模式使香格里拉酒店在中国内地迅速扩展。截至2009年5月，香格里拉酒店已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地开业50家。香格里拉酒店所到之处，都成为当地标志性酒店，在中国内地成功地打造了香格里拉品牌。

当然，郭鹤年家族在中国内地的投资并不限于房地产和酒店业，他还把投资的触角延伸到了食品业、采矿业等领域，如今不少中国家庭熟悉的金龙鱼食用油，也是他旗下的产品。目前，郭鹤年在中国内地建立了深圳、上海、天津和青岛四大粮油生产基地，以及防城、成都、西安、营口等十多个生产加工点，覆盖全国市场，构成庞大的粮油食品生产加工体系。嘉里粮油在中国生产“金龙鱼”、“香满园”、“元宝”、“胡姬花”、“鲤鱼”、“巧厨”、“花旗”和“手标”等16个品牌的食用油。

薪火相传，商道传家

尽管已到了含饴弄孙的年龄，但郭鹤年对事业的热情依然不减。郭鹤年看来总有使不完的劲，“赚钱当然是企业家最重要的工作，可是，当获得大量金钱后，使命感便会油然而生，”郭鹤年说。其“创业宜趁早，拓业不怕老”的精神广受赞誉。

郭鹤年有多个子女，尽管“很难闲下来”，但是，郭家第二代“鹤”字辈确都年事已高，企业领导权正被逐步交到第三代“孔”字辈手中，其中，郭鹤年的长子郭孔丞已接替父职，任香港嘉里集团董事总经理，香港香格里拉国际集团主席；次子郭孔辅任香港电视常务董事，协助管理公司在新、马的业务；三子郭孔字出任马来西亚玻璃市种植公司副主席，仍在主理当地业务。女儿郭淑蔻分管槟城的酒店。此外，郭鹤年的女婿、侄子、侄女均在身边主持家族基金，参与家族企业管理，并都不同程度地持有公司的股份，成为公司的董事会成员。难得的是，郭氏家族第三代成员大多秉承“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的家训，互相协作，充分发挥家族企业团结、统一、高效的优势。

1992年，郭鹤年宣布退休，将其事业交给他的子女们。不过，事实上，在决策时他依然一言九鼎，仍然拥有郭氏集团的最高决策权。他运筹帷幄，巧妙布局。即使退居幕后，但在郭鹤年的幕后指挥之下，郭氏集团继续活跃在亚洲的投资舞台上。在北京、香港、天津、深圳、福州等地，人们也依然可以看见郭鹤年忙碌的身影。

常言道：商场如战场。郭鹤年纵横商场半个世纪，事业上屡攀高峰。其成功秘诀是什么？管理一个庞大的跨国集团又有何良方妙策呢？他的商业智慧传承家族三代而不衰的经营之道可列举为以下几点：

谦逊诚实，勤奋好学。郭鹤年从小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吸收了儒家传统道德观念。父母常告诫他要待人以诚，要谦虚讲信用，童叟无欺，一言九鼎。他曾受过良好教育，从小就在一所英文学校学习，后来又考入新加坡莱佛士学院，年轻时博览群书，使他解决问题时游刃有余。

除了良好的学校教育之外，家庭教育也对郭鹤年影响深远。在郭鹤年小时候，父亲郭钦鉴就有意识地培养他对商业的认识、对传统商业道德的理解。郭鹤年曾在一次简短的演说中提到：“父亲是一位商人，诸如‘商业道德’、‘诚实’、‘一言九鼎’经常提到，这些都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他认为做生意首先应该讲信用、重友谊。

郭鹤年的母亲郑格如，在他的事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郑女士受过高等教育，见识过人，在众多子女中选中排行第三的郭鹤年委以重任，让他挑起振兴家族事业的担子。郭鹤年也没有令她失望。他不仅创造出无数的奇迹，而且更把家族事业发展成为一个备受尊敬的国际大企业。成功后郭鹤年曾对外界表示：“母亲对我今天的成就有很大的功劳，她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对我的管教非常严格，也是影响我一生最大的人。”郭鹤年最尊敬自己母亲，从来不讲让母亲不高兴的话，不办让母亲不高兴的事。母亲已经90多岁，她每天早上的例行工作是把一些不幸人士向社会求助的新闻剪下，然后交给手下的慈善基金会，拨专款救助。

和其他成功的企业家一样，郭鹤年的勤奋是出了名的。他说：“开始做生意时，是不够本钱的，靠着微薄的储蓄，加上像超人一般勤奋工作。要成功，不得不比常人勤奋一倍，两年的工作一年完成。”郭鹤年出身于商人家庭，但他不依赖先辈产业，而是走自己创业的道路，奋发向上。他在创业道路上，有一个突出特点是勤奋好学，不但学习国内的知识，更重视学习国际上经商的知识。他不断探索，求知似渴，故能在实践中不断增长才干，他认为，只有“辛勤耕耘取得的成果才是甜美的”。

善捕商机，巧于经营。郭鹤年在20世纪40年代便能创业，固然与他出身在富裕家庭和受过高等教育有关。然而，他个人的胆识、商业意识和判断力，更是不可或缺的要素。郭鹤年在从事企业的生涯中，有一个突出特点即机敏果断，有胆有识，善于判断形势，捕捉住有利时机，进行成功的经营。“做生意如逆水行舟，必须不断向前划，一停下来便可能倒退。因此，我们不能停下来，必须不断向前、不断寻找机会，”他说。当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时，他一马当先，抢先一步，与中国政府合作，投资经营贸易公司和酒店。在国际市场上，他一旦瞅准，就毫不犹豫地去干，使企业得到长足发展。

多年来，不论经营什么行业，他都能得心应手。即使是难度很高的行业，他也能做出成就。在同行业的竞争者中，他常常是优胜者。以糖业为例，在马来西亚与他同时开办的还有柔佛糖厂、森美兰糖厂、吡叻糖厂等。经过数年之后，其他糖厂都亏损严重，但郭鹤年经营的玻璃市种植公司的糖厂和种植园一枝独秀。郭鹤年涉足地产大业时，遇到资金周转问题，但他技高一筹，迎刃而解，更斥资参加了“港澳国际”的投资合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香港地产业陷入低潮。郭鹤年决定趁低买进，大举进攻地产业。在行业不景气的情况下，郭鹤年哪来这么多钱经营地产？原来精明的郭鹤年通过抵押集团在香港的一些产业，以此从银行取得贷款，由于他集团财务运行良好，每次都准时还贷，银行信誉佳，贷到的款也更多，这样形成良性循环，使他在地产业中声威大震。郭鹤年认为，黄金地段的地皮虽然贵，但升幅也大，因此，他决定不惜花大价钱，在黄金地段购买。尖沙咀是香港的黄金地段，而尖东则是黄金地段中的黄金地段，郭鹤年因此选择尖东作为投资地产的首选之地。永安广场以及南洋中心，是郭鹤年与“信和地产”联手兴建的；“幸福中心”则由郭鹤年、信和以及其他地产公司兴建。1983年，他以852万港元购买屯门一块土地，用于兴建游艇会及豪华住宅；第二年，他又斥资4亿港元兴建深湾游艇俱乐部，郭鹤年在地产业上运筹帷幄，令地产界耳目一新。

知人善任，领管之道。郭鹤年对手下人奖罚分明，立功必奖，有过必罚。每次投资取得效益，他不是一人独吞，而是将部分股票分转给有功人员，他集团的领导权分操在15人手中，家庭成员仅四五人。他用人不疑，对公司的决策都由主管人员提出方案，取得他的同意后就去执行，充分发挥这些管理人员的才干。

除了不断扩建自己的事业版图之外，郭鹤年对领导之道也有独到的看法。他认为，一个企业领导人的成功要诀有三：一是拥有一批强大及有高度效率的经理人才，并与属下的各级员工密切合作，为公司奋斗。“如果你要和别人做生意，必须站在前线领导，而不是坐在数百里外的营帐。我相信成吉思汗在巅峰时期，也是和士兵在前线分享胜利成果的。”二是公平及诚实。领导人应以公平及诚实的态度与所有人交往，平时以礼待人，讲究信用，就会建立良好的声誉。一旦陷入困境，就会得到贵人协助。三是拥有坚强的体魄及精神意志，随时为公司的前途尽力奋斗。对待员工，郭鹤年认为：“员工能否对公司有归属感，与雇主本身是否公平对待员工，以及给予他们怎样的报酬息息相关。”以他集团属下的公司为例，公司除了给予员工可观的酬薪外，对表现出色的员工，让员工享有公司股权，让他们觉得有耕耘，必有收获。

郭鹤年说：一生光阴有限，不能一直等。开始做生意时，难免会走捷径。以后有一点资本和经验，就不能再走邪门歪道，要走正路，尽量不要贪心，可以发展得慢一些，但前途比较稳妥。老想找捷径、走邪路，用不正当手段、方式去做，比较危险，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翻船”。他关注事业、高瞻远瞩，对人却礼貌谦和。加上他果敢精明、注重实效，家族成员十分敬重他。

谨慎低调，取得政府部门支持。郭鹤年致富后，一度成为公众人物，但他一向谨言慎行，平时甚少曝光，在一般大众眼中，郭鹤年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人物。与大多数商业巨子和社会名流相反，他很少在马来西亚社交界露面，并对时事及政府的某些政策保持缄默。即使对社会上有关他的传闻，也从不出面加以澄清，而采取淡然处之的态度。对大众传媒而言，他是一个近在眼前却又远在天边的人物。他几乎从不接受记者的采访，在公开场合也保持低调的作风。另外，他讲话也言简意赅，做事踏踏实实，不喜欢参与政治。虽然他与马、新两国许多要人有着深厚的私人交情，但他除曾担任马来西亚驻美国大使和马来西亚旅游局主席等职外，极少出入政界，维持着一种低调的作风。

尽管郭鹤年本人并不热衷政治功名，但却十分注意和政界保持密切的关系。早在新加坡莱佛士学院读书时，郭鹤年就结识了同在该校读书，日后成为新、马首脑人物的诸如马来西亚前总理拉扎克·胡先·翁与新加坡的李光耀等人，为他后来与政界的往来打下了基础。他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工商部长东姑·拉扎利、马华工会主席陈群川、印尼总统苏哈托等政要交谊甚笃。

郭鹤年一直与马华公会的领袖保持着良好关系。1985年，马华公会总主席、马来西亚国会议员陈群川因不慎卷入与新加坡有关的经济案，被新加坡法院以唆使他人失信等15条罪状扣押候审。郭鹤年在了解真情后，独自负担巨额保释金，将陈群川保释出狱。这一举动又一次震动了当地社会，引起了广泛注目。

郭鹤年的胞兄郭鹤举曾先后任马来西亚驻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丹麦、德国、前南斯拉夫的大使及驻欧共体首席代表和马来西亚旅游局主席等职。堂兄郭鹤尧曾任新山市民选举的议员，颇孚众望。这些都是支持他办好企业的重要条件。凭借与政界多层次、多渠道的交往，郭鹤年及其家族时刻洞悉政坛变化，以确保自己的地位和财富的稳定性。另外，郭鹤年在经济上还积极支持政府的发展计划，他在政府办的许多国营企业中参资、参股，甚至亲自出任董事长。郭氏集团旗下企业有多个项目是与政府机构合资经营的。如柔佛州经济发展局是彩虹工业有限公司的第二大股东，吉打州经济发展局是吉打瓷砖有限公司的主要股东，玻璃市种植有限公司也由政府机构和当地商人控制大部分的股权，郭鹤年本人仅掌握10%的股份。通过与国家资本的结合，郭鹤年与政府建立了相互依赖、共存共荣的关系，他的企业也由此得到政府政策的保护，获利甚丰。

家族优势与现代管理相结合。郭氏集团是典型的华人家族企业，集团主要领导人多由家族成员出任，家族成员在公司拥有相当的股份。如郭鹤年的胞兄郭鹤举，曾先后担任郭兄弟公司主席、马来西亚糖厂董事经理、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董事主席等职。郭鹤年的堂兄郭鹤尧，是郭兄弟公司在新山的负责人，并管理“郭氏基金”。在郭鹤年的统筹、指导下，各成员密切协作，合作得十分成功，充分发挥了家族企业的团结、统一、高效的优势。

虽然是一个家族企业，但郭鹤年却十分重视现代管理方法，他采取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做法，聘用了一批学有专长、精明能干的人员经营企业。除拥有巨大财富外，郭鹤年还拥有超凡的个人魅力。他诚心对待合伙人和下属员工，作风平易近人，“要照顾别人的利益”是他的口头禅。郭氏集团下属各个公司每年都会给员工发放相当数量的股份，对表现好的员工更给予特别的奖励。员工持股也是郭鹤年非常喜欢的一种方式。他的管理哲学是使员工成为公司的伙伴之一，通过把公司的股份卖给员工，使他们成为公司的一部分，产生认同感和积极性。这也许正是他成功的秘诀。

此外，他很少做独资经营。综观郭氏集团旗下的所有企业，郭家占有的股权，平均介于20%～50%之间，很少有超过半数的。比如玻璃市种植，他仅占有9.68%的股份；彩虹企业是他一手创立的，他也只拥有百分之十几；马来西亚国际船务，仅仅拥有4%的股份；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集团，他也只拥有24%的股权。他这么做的目的显然在于规避风险，事实证明这种方法是有效的。

合作共享，广结亚洲商界精英。郭鹤年能在国际商场叱咤风云，除了过人的商业智慧、胆识及眼光外，出色的交际手腕、广结政商界精英、适时引入策略性商业伙伴也是他成功的要素。郭鹤年被国外报界评为“伙伴制经营商业艺术的大师”。东南亚许多著名企业家，比如，印尼首富林绍良、泰国曼谷银行的东家陈弼臣家族、香港传媒大亨邵逸夫、香港首富李嘉诚等，都曾经是郭鹤年的合作伙伴。如他携手东南亚航运家曹文锦进军航运业，携手印尼商业巨人林绍良进军印尼制糖和面粉市场。他与香港太古集团合作，在中国销售可口可乐；他与香港李嘉诚和日本八佰伴合作，在日本札幌兴建大型共管公寓及购物中心；他还与法国最大的食糖贸易公司合作；他结盟ADM、中粮，进军中国市场等。

他在所有众多合作伙伴中，与林绍良的关系最为密切。他们从20世纪60年代起便成为知交和合伙人。林绍良下属的布洛公司专营大米和白糖的进口，几乎垄断了印尼整个米、糖进口生意。郭鹤年直接与布洛公司挂钩，通过布洛公司把米、糖源源不断地运到印尼市场。据当时的商品期货贸易商估计，郭兄弟公司通过三林集团供应的白糖，约占印尼进口蔗糖量的30%。此外，郭鹤年在林绍良旗下的糖厂和公司拥有股权，林绍良也是香港香格里拉酒店的一位大股东。在东南亚传统华人伙伴制基础上，他通过合股、协作等手段，逐步凝聚自己与伙伴的力量，建立起涵盖东南亚、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贸易与融资网络，也缔造了他庞大的企业王国。

1984年9月，郭鹤年和中银集团、华润集团以及李嘉诚、包玉刚、安子介、连赢洲和马万祺等20多位港、澳、新实业家集资5亿元成立港澳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远东经济评论》指出：“郭鹤年成功的关键之一，在于有能力维持其与广泛的亚洲商人及银行家无懈可击的联络结合，他的伙伴皆为亚洲最有势力者之中的名流，例如泰国曼谷银行的东家陈弼臣家族。”郭鹤年与陈弼臣家族密切的合作关系，以香港香格里拉酒店为代表。陈氏家族在酒店中拥有不少股份，而曼谷银行则是郭鹤年融资的主要助力之一。香港香格里拉酒店还分别有激成集团主席何瑶琨和香港影视业巨子邵逸夫的股份。20世纪80年代末，郭鹤年曾与邵逸夫共同收购香港无线电视，邵逸夫任董事局主席，郭任副主席。后来，邵逸夫决定全力发展香港无线电视，他在马来西亚的主业则被郭兄弟有限公司收购。

生活朴素，不计名利。郭鹤年虽然拥有巨额财富，但生活朴素，从来不讲排场，不追求虚名和炫耀财富。作为香格里拉酒店集团的大老板，他每次因事住店时，总是住在普通的客房。他的长子郭孔丞举行婚礼时，他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分别宴请亲朋好友，每次不过20桌席。

郭鹤年不计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在“马华控股”事件中得到了体现。1985年，马华控股有限公司向新加坡20家银行借款2000万美元，按照契约规定应在1987年1月偿还。由于公司经营不善，出现严重亏损，到期无法偿还，意味着马华控股公司面临被接管的厄运。这家公司是马华公会于1975年组建的，主要经营种植业、金融业、制造业、保险业、船运以及贸易等。马华合作社握有马华控股公司的22000多万股股票，占缴足资本的30%。如果马华控股有限公司被接管，马华合作社便有灭顶之灾。同时，这也直接影响到马华公会的前途。值此生死存亡之际，郭鹤年为了广大华侨股东的切身利益，出任马华控股董事会主席。他走马上任后，筹资偿还了全部债务，并使马华控股很快出现生机，渡过难关。郭鹤年等人这种不计私利、力挽狂澜的举动博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与支持。

晚年的郭鹤年是公益事业的积极倡导者。郭鹤年通过其控股的嘉里粮油公司，向主持“希望工程”的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捐赠5000万元，并连继5年为经济困难的农民工子女每人每学年提供600元至900元的助学金，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在汶川地震时，嘉里集团及郭鹤年家族捐出1.3亿元支助四川灾区的重建。郭鹤年的捐款不仅涉足教育、灾区，而且对自然生态也作出极大贡献。他常嘱咐子侄：“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如果不能服务于社会，那么他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会挣钱的商人。”郭鹤年对自己子女要求很严，从不娇惯他们。他说：“物质的东西，人死不能带去，多留给子孙是害他们，而不是对他们好。”因对社会的卓越贡献，1989年2月，郭鹤年被马来西亚公司董事学院推举为马来西亚最杰出企业家，并获院士奖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