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刘　晏

理财能手

刘　晏

Liu Yan（715～780）

理财以爱民为先。

——《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二》

刘晏，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东北）人。七岁参加童子科考试，举神童。八岁时，唐玄宗封泰山，他献上一篇《颂》，被授太子正字。成年后，曾任夏县（今属山西）、温县（今属河南）县令、侍御史。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之乱爆发，刘晏改任度支郎中兼侍御史，以后的二十余年（唐肃宗上元元年至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60～779），他长期担任掌管国家财政的度支使、盐铁使、转运使等官职。宝应二年（763），曾短期间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宰相的位置。代宗时，先后与第五琦、韩滉分掌全国的财税。大历十四年（779）韩滉改任太常卿，由刘晏总管全国财政。此前，刘晏曾奉诏治宰相元载之罪，杨炎受牵连而贬官。这一年杨炎复出并担任宰相，欲报一箭之仇，借故贬刘晏为忠州刺史。后又指使人诬告刘晏谋反，唐德宗李适听信他的话，于建中元年（780）下诏将刘晏赐死。

从少年天才到理财能手

刘晏七岁举“神童”，这是朝廷为少年天才举办的科举考试。八岁时被授为太子正字，已经是一个小小的官员了。因此，宋代的王应麟在他的《三字经》里写道：“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己仕。尔幼学，勉而致，有为者，亦若是。”鼓励青少年要早立志早成材。

“安史之乱”以后，由于藩镇割据和均田制崩溃，国家能够征收上来的赋税寥寥无几。与此同时，国家财政支出却与日俱增，军队增加到七十余万，官僚队伍膨胀到一万余人，再加上连年不断的战争开支、统治阶级的奢侈花销和其他各种费用等，国家财政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物资缺乏，物价飞涨；再加上沟通南北的漕运被破坏，关中地区发生了粮荒。经济凋敝，人民流亡，社会经济面临着崩溃的局面。在此之前，唐朝有居民九百万户，人口五千二百万，此时，居民仅二百万户，人口一千七百万。刘晏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崭露头角的。到唐肃宗时期，他已经在朝中勤勤恳恳地服务了几十年，也掌握了一套扎实的理财本领。他的能力使得皇帝将挽救国家财政的重担交给了他，从肃宗朝开始，历经代宗、德宗朝，刘晏长期担任财务要职，成为中国历史上与管仲、桑弘羊等人齐名的理财家。

不拘一格　因商生利

刘晏理财的最著名的特点是注意不加重农民的负担，把增加财政收入的重点放在盐法等非农业租税方面，从而做到“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此外他还注意运用商业增加财政收入，与传统社会的一般政治家不同，他不主张“抑商”，而是重视商人的商业活动对促进社会经济繁荣的作用，因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减轻商人的负担，使他们能够更加自由地运营。

“安史之乱”后，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国家实行了榷盐法（国家专卖），把税加在盐价中，于是每斗盐价由十钱提高到了一百一十钱。但是官卖法效率低下，贪污严重，食盐销售大大减少，财政收入也不见增加。刘晏对这一制度进行了改革。包括大力裁减榷盐机构、盐官和盐吏；以商人的自由运销代替官运官销；取缔各地官府和军队对边境盐收税；在边远地区实行常平盐制，即由官府运盐到边远地区平抑价格。这些改革不仅有利于百姓，而且增加了财政收入，来自盐的财政收入由原来的每年六十万缗（一缗即一千钱）增加到六百万缗，占到国库岁入的一半。

自西汉之后设立的常平仓，目的在于应对灾害带来的粮食奇缺和粮价格暴涨。“安史之乱”后，唐代的常平仓制也遭到破坏。刘晏大力恢复常平仓，但是他不赞成单纯地发放救济粮，而是主张鼓励百姓生产自救。他说：“王者爱人，不在赐与，当使之耕耘纺织，常岁平敛之，荒年蠲救之。”也就是用财政政策引导百姓恢复和发展生产，如减免赋税、发放贷款、平价卖粮等。同时，他继续发挥商人的作用，鼓励商人下乡购贷粜粮。刘晏还把常平制用于粮食以外的其他一些主要商品，以调节供求关系，保持物价稳定。这种做法既促进了经济繁荣，又保证了财政收入。

“安史之乱”后，运河因受到战争破坏未能畅通，造成关中粮食困难，饥荒严重。刘晏非常焦虑：“见一水不通，愿荷锸先往；见一粒不运，愿负米而先趋。”也就是说，他恨不得自己亲自拿起工具修整运河，尽快把粮食运到长安，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为了把这个关键问题解决好，他组织人力疏浚河道，打造了2000艘坚固的漕船，训练军士运粮，每十船为一队，军官负责押运。为了减轻百姓负担，他不再征发沿河壮丁服役，而是用官府的盐利雇用船夫。他沿用发展了以往的分段运输法，把河段分得更细，从而降低了运费，提高了效率。江淮的粮食因此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长安，每年运量达四十万石至一十万石。

总之，刘晏既重视官府控制的作用，又重视商业流通的作用，鼓励商人经营，以商代官，官府仅仅负责管理与征税。而那些商人不愿去的边远地区，则由官府承担起来。他的理财思路对于恢复“安史之乱”后的经济起到了重大作用。

用人有道　克勤克谨

刘晏在为国理财的过程中非常重视用人问题，他果断地用“后进有才能者”来换掉原先那些因循守旧甚至贪赃枉法的官吏。刘晏认为，长期在衙门中任职的官吏习惯于追名逐利、营私舞弊，办事拖拉推诿、敷衍塞责，因此不能倚靠他们。应该任用“士人”（知识分子），因为士人既有一定的学识，又爱惜自己的名节。同时他也指出，并非所有的士人都堪当大任，他所使用的士人都是有所作为和廉洁奉公之人。在自己主管的各级管理机构中，刘晏把涉及钱、财、物的实职性职务都委托给这些人去做，又将官员的选用和奖惩、监督、考核结合起来。由于实施了一套高效率的用人办法，他的部下虽然远在数千里之外，奉行他的命令也有如在他眼前，即便是睡觉吃饭这样的小事也毫无欺枉。可以说，刘晏的用人办法对于其理财政策得以正确迅速地落实起到了关键作用。

由于刘晏所管理的各级机构都是令人垂涎的“肥缺”，因此有权有势的人纷纷向他荐举私人亲友。当时的官场风气整体上比较腐败，对于这些请托刘晏也不敢完全拒绝，但是他也绝不就此妥协。他很聪明得体地应承上司们推举来的亲朋好友，答应安排他们，甚至给予较高的俸禄，实际上他只是把他们养起来，并不给予实际职务，因此也就杜绝了他们营私舞弊的可能性。事实上，这些人所要求也只不过是高官厚禄，并不在于干实事，所以彼此倒也相安无事。

刘晏并不是一个理论家，也没有什么著作流传下来。他是一个实干家，许多政策都是来自调查研究。他一生勤于政事，上朝时骑在马上还用马鞭埋头筹算，退朝后则在官署批阅文卷，经常是彻夜不眠。然而，身处不稳定的政治局势之中，刘晏未能逃脱成为牺牲品的命运。代宗朝时，他曾经受命将宰相元载治罪，代宗去世后，德宗即位，听信元载所器重的杨炎的进言，先将刘晏免职，后又将他赐死。刘晏死后，人们发现他家中别无财产，“惟有杂书两乘，米麦数斛”，不禁为他痛哭叫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