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动的火焰

多年来，我总会在那个叫“岭头”的街上停留一下。有时是身体，有时是心——但无论怎样，我都知道有一种声音已在那条街上消失了很多年，且再也没有重新出现的迹象。有时候，当我的身体在那条街上出现，我会用双脚走进一个地方，同时还用眼睛注视一个地方。我双脚走进的地方，如今是一家菜摊与肉铺，我注视的地方却成了一块长满野草的荒丘。而这两个地方从前都是我家的铁匠铺……现在，这两个地方的喧闹或者寂静都与我无关。但我分明总看见一团火焰，一团跳动的火焰，随着时光的寂灭在扑闪、奔跑，虚无缥缈。

一团火焰在一些地方的出现不是随意而为。那种火焰的跳动起码当时就使乡亲们按捺不住、浑身燥热——我指的是打铁。那时一般过完年，父亲就开始在铁匠铺里闹出一点动静，敲打起农具——镰刀、柴刀、斧头、扒锄、条锄……等到春天来临，父亲铁匠铺里传出的叮当叮当的打铁声，就有些热火朝天的意味了。仿佛是一种催促，在这种声音里，各种铁器纷纷出现。乡亲们谁也不愿意在那样的春天，由于自己的一时疏忽而耽搁了耕种。父亲更是甩开膀子，抡起了小铁锤。为了把声音落到实处，他把小铁锤点到哪里，徒弟就把大铁锤砸向哪里，两人配合默契，俨然一对父子。后来，父亲把小铁锤点到哪里，也企图让我用心深深记住那里，免得以后锤错地方。我却没有记住，一不小心，还是粗暴地离开了他，粗暴地逃离了铁匠铺。

实际上，那一年父亲把所有种类的农具都敲打完一遍，田里的庄稼便全部收仓了。田野一片落寞。父亲却还在打铁……铁炉、风箱、铁砧与铁锤，父亲叮当叮当的打铁声，其实就这样一年到头地在响。我说父亲痴迷这种声音，父亲肯定会觉得我大逆不道。但这种声音确实是父亲最亲最近最靠得住的声音：暗红的火炉、跃动的火焰、四溅的火花、纷扬的煤烟……伴随着这种声音出现的，有一句乡间著名的歇后语：“铁匠的围裙——一身火眼。”父亲的围裙的确百孔千疮，但父亲不在乎这些。他熟悉和听惯了这种声音，这种声音也温暖地浇灌了他的少年、青年和老年。而同时，煤灰从他的头发、毛孔、鼻孔、唇间、耳朵、手指缝……渗透到了他的肌肤，并且慢慢地渗透到心肺和大脑，使他由外到内逐步完成了从庄稼人到手艺人的蜕变。

在那些年月里，父亲在许多村庄里辗转逗留。一个人盘不活一座炉，他就招了俩人。他掌着铁钳，敲着小锤，另一个打大锤，称作“二把手”；再一个拉风箱，称作“打下手”。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打铁用的家伙就像迎娶嫁妆一样，早早地被那村庄的人或挑或扛地搬过去了。师徒们只需赤手空拳——这仿佛是父亲一生最为辉煌的时期……走村串户，上门打铁，落脚点一般都在一个大屋或一个生产队的堂轩里。他们到时，村庄里的人已架起了铁炉。没有煤炭就用木炭。尽管木炭永远都比煤炭的火劲小，但父亲总有办法让炉中的火烧得呼啦子直叫。人们从供销社买来形状切得整齐的叫作“豆腐铁”的毛铁。顺序凭阄转，要打铁的人家，生产队里早早就排好了顺序。这样，在一个村庄父亲总要住上十天半月。一块毛铁打起来是要费很大力气的，有的人家铁器置得齐全，要打上几天几夜；有的人家经济拮据，只要几件急用的生活与生产用具，就只用半天或半宿的时间。铁砧前，父亲的面前总有三个大小不同的铁锤，左手拿铁钳，紧紧钳住一块红铁，右手抄锤，三只铁锤有各自不同的用法，父亲都用得极为娴熟。比如，响锤一点，扛大铁锤的徒弟就会使劲着实一下；比如，父亲的小锤在铁砧上敲一下，徒弟就知道这是要补锤。等到父亲把手上锻造成型的铁器插进面前的水桶里，随着嗞嗞的声音，一件铁器经过淬火就完美地诞生了。

转眼之间，一把镰刀在开镰声中锋利无比，一把菜刀锃亮得照得见人影，一把铁锄也会让土地感觉到深深的疼痛，而一个拴牛鼻子的“牛鼻转”、一把不锈钢的锅铲，就像一件件小工艺品一样诞生了——一条不长的牵牛的“牛链子”，尽管是一个小玩意儿，制作起来却异常烦琐，但父亲用废弃的钢筋烧打几个回合就成功了。那接头处，父亲用特殊的泥巴粘接烧打，锉削一番，光滑哧溜的，竟看不出一点衔接的痕迹，牛背在身上舒适得活蹦乱跳……父亲有了这样的手艺，主人更是尊重有加，再寒酸的人家也会千方百计地称肉打酒，盛情款待，除了一天三餐正餐招待，半上午还会用鸡蛋挂面或糯米汤圆或荷包蛋真诚地犒劳师徒三人，叫作“打尖”。在父亲打铁所走过的众多村庄里，一个叫“小河口”的地名令我充满无限的迷恋，据说父亲因为手艺出众，在那里双脚竟一直挪不出窝。

关于父亲是如何成为铁匠的，我至今也没有彻底地弄清楚。在我们乡下，乡亲们祖祖辈辈在土里刨食，面朝黄土背朝天，谁也无法弄清自己与土地的关系。很多时候，他们自己或与他们的子孙都与土地紧密相连，紧紧地纠缠，根本忘记了人还有好多其他的事情可做。热土难离，很多人走了很多年也走不太远，不是被脚下的土地绊住了，就是被面前一些不起眼的事物绊住了，而且一绊就是一辈子，一绊就是千年。铁匠、瓦匠、篾匠、裁缝、木匠……这些手艺人的出现是否就是离开土地的端倪，我说不清楚，但我知道，父亲的手艺在那个年代的四乡八村，方圆几十里都非常出名——遗憾的是，父亲与那些手艺人一样，在乡间夜晚评定工分时，好像都被视为不干正事的人。比如，他们一天交生产队里一块钱，到年底“分红”时，却只变成五毛钱，甚至只有三毛钱，只顶人家劳力的半年工分，家家都落了个“欠钱户”的帽子。比如，过年分鱼，有年我抓阄抓到了一条大青混，竟有人说：“一个欠钱户，还吃鱼！”还比如，在那个时候，乡亲们聚集在一起谈论谁的手艺好，一般只说谁会播种育秧、谁会犁田打耙、谁会拔秧脱粒的庄稼把式——乡亲们一边离不开这些手艺人，一边又向他们的劳动投去异样的眼光。乡村就是这样有着巨大的荒谬，充斥着乡村的悖论——我结婚不久，妻子的表叔，一位新四军老战士来到了我家。据说在战争年代，他在死尸堆里度过了一个夜晚，屁股还挨过敌人的刺刀。退役后，他成了邻县的一位领导。送走他后，父亲望着他的背影，说：“早知道这样，就该和他一起出去当兵的！”原来，父亲那时差点就和他一起出去了。听了父亲的一声叹息，我深深地感觉到父亲心里深藏的一种无奈和沧桑。当然，这关乎他人生的选择。

“一阄猪，二打铁，三捉黄鳝，四叉鳖。”这是我们丘陵地区流传的俗语，人们在我的面前说这话时神色奇怪，目光异样。从父亲上门打铁所受到的礼遇看，手艺人在乡村所处的地位的确属于上层。父亲离开人世后，乡亲们回忆父亲时也说经常看见父亲手里拎着一小块肉回家。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我也知道父母每年过年都能为我置一件新衣。还有，父亲也确实在他年轻时就为他的父母早早地置办好寿材，并与小叔一起率先在村里盖起了一幢土砖瓦房……言之凿凿，事实铮铮。但很快，牛贩子到牛市当起了老板，瓦匠、篾匠、裁缝、木匠都被招进了公社的综合场，父亲所锻打的一切都成了公社的商品，他拿起了工资，俨然就是人民公社的人了。但他开始捉襟见肘，囊中羞涩。记得有回我找父亲要钱买作业本，他哆哆嗦嗦地就是抠不出一分钱。少不更事的我竟把他的铁锤拖出了铁匠铺，惹得人们哄堂大笑地看热闹……父亲实在干不下去时，有人劝他：“你摆他几天，让他涨涨工资！”他就摆了他几天。其结果是没过几天，他的徒弟就继承了他的铁炉，他却闲置在家——我对此并非耿耿于怀。师徒如父子，他的徒弟后来也没有逃脱像他一样的命运。但父亲没有了铁打，那浑身散了架的样子，让我至今想起来还十分难受——就像搁置在铁炉里的一块铁，暗红的铁块，父亲无时无刻不在受到炉火的煎熬。没有火焰的铁炉，自然无法保持自身的正直和方向，缺乏灵性和向上的力量……仿佛火焰里燃起的灰烬，带走了他的灵魂。暗红的铁块，有时更像一块巨大的伤疤，父亲自己也不忍心揭开。

父亲事实上就被一阵风刮回了土地。父亲回到自己扎根的土地，后来的日子里，他也试图把自己的双脚一寸一寸地往泥土里扎，但结果是怎么也扎不进去，仿佛他一辈子的力气和心思都留在他的铁炉里了。结果，他虽然离开了铁匠铺，但他的眼里怎么也驱赶不走一团团跳动的火焰，双手怎么也无法离开一把小小的铁锤。无论在街上还是在田里，他也总甩不掉沾在他身上的煤灰。举手间，我就看见他的双手磨出的厚厚的老茧，指甲里沾了不少细小的煤灰。久而久之，他的手指总也不能并拢在一起，张口说话，更是难免会吐出一团黑黑的煤味，让所有人轻而易举地就知道他的身份。

这样苦苦挣扎的结果是，父亲终于还是在离家不远的岭头街上讨了一块地，运来砖头和檩木，一次又一次地开起了铁匠铺。铁匠铺门脸不大，在街上当然更不是独自一家。况且由于人民公社的体制，他遇到了更大的难题——煤还是紧俏物资，县煤炭公司只供应公社综合场，给他铺上的煤票是异常地少。即便这样父亲也心满意足——他会用自己打造的精良的菜刀、锅铲之类的铁器，从煤炭管理者手里换回几张煤票，还会把别人烧过的煤渣重新捣碎，混合着放进煤里面，用水拌着铲进铁炉……然后，一脚插在铁匠铺，一脚插在田里，在田间与岭头街的路上来回走动。铁匠铺里的活计做不完，他就带回家里，夜里牵着一盏电灯，在屋前的空地上忙碌着。正是乡村的收割季节，在炎热而蚊蝇叮咬的夏夜，他锉镰刀的声音传得很远很远……伴随着枫树球的燃烧，熏驱蚊虫的气味一直弥漫在我的胸腔，使我总感觉一团灼热的火焰在心里燃烧，燃烧……随着火焰的升跌腾挪，乡村人家所有的铁器物件，在父亲的手中一应俱全，我因此目睹了父亲的手艺与体温在乡亲们的手中得以延续和得到尊重。

“一阄猪，二打铁，三扭扭（唱戏），四捏捏（医生）。”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竟也是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后来，我在我们县城的另一头听到这句俗语的这一种民间版本，我竟是非常吃惊——我发觉我对这种俗语已经变得敏感。我清楚这个版本一直流传的南乡那里有平原，有良田，有古老的集镇和茶馆，有牙科诊所，有治疗跌打损伤的江湖郎中，还有京腔或黄梅戏的戏剧舞台……不像我们北边的丘陵，大山绵延而来的是无边的丘陵、山冈，难得有一马平川的田畈，全然没有南边平原那般深厚的文化底蕴。有一回，我把这个俗语说与母亲听，有些不怀好意地说：“听听，怎么说，打铁还是排在第二位，看来父亲也是赚过钱的。”母亲沉吟了半晌，死死地盯了我一眼，突然说：“有一句古话，叫‘世上有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你不知道？”

我愣住了——我是不知道。但我知道，晚年的父亲在没有人陪伴他打铁的时候，很长时间里都陷入了与土地的恩恩怨怨。无论怎么努力，他都无法摆脱一束火焰的追逐；无论怎样劳作，他从土地里都得不到足够丰盈的回馈；无论怎样虔诚，他的双脚都扎不进土地……他一生与土地纠葛，最终以泥土的形式回到了土地的怀抱。这是手艺人的宿命，也是所有人的宿命。在父亲入土的那一刻，我看见一团曾深深恩养了他的火焰，硕大的火焰。终于停止跳动，复归一片寂静。

2009年1月1日，北京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