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来去去的人

俗语，有钱没钱，回家过年——都回家了，不但我回家，在北京搞装修的芒种、在山西跑煤矿电器生意的清明、在江苏常熟做服装生意的立春都回家了……还有好多好多，年龄比我大或小的，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似乎都被过年浓浓的氛围感召着回家了。回家的目的就是过年，但过完年都得出去。只是不同的是，他们去的地方有可能是北京、天津，也有可能是广州、深圳，哪里容易赚钱，他们就奔哪里……只有我出去还只是一个地方——那地方有我的单位，我的家，我的多年不变而又确切的地址。

眼前老家的一条泥路依稀可辨，长满各种各样的野草，埋没和荒凉了人们的来路和去路。路随人走，乡亲们关心的显然不再是这个。他们只感觉一阵风在面前刮过，而这阵风在外面转悠了一年，终于折了回来，他们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和期待。有人就早早地站在村头，细心地看着这条路上走回来的人，猜着那背着一大包行李与赤手空拳的人有什么不同；回家立马推出摩托车的人与骑自行车的人，哪一个骑得更欢；谁返家时腰包里鼓鼓囊囊的，谁正踌躇不前地在村前或村后瞎转悠，谁灰头灰脑地一躲进家里就不见出来……“棉花、稻子都亏了，指望着他赚钱，他却一分钱也没有。”这是敢于揭自己短的。更多的就不敢了。比如说：“我家那个芒种，在外面闯荡了几年，还是见人生分！”邻居家的秋分娘见人便这样数落着。乡亲们听了，想想芒种真的从小就很腼腆，就再也不好驳秋分娘的面子了。

乡亲们把眼光都投向了我，好像说你在城里折腾了个家，城里到底有什么地方让人如此着迷，让他们的孩子、父亲和母亲痴迷到了愿意背井离乡？但我说不出来。我虽然容易和他们亲近，但不该问的事我从来不问；不该知道的事，我也从不打听。这些回来的人，有的人身上披了一件厚厚的大棉袄，就是不想让人看出他贴着大棉袄的内袋里装的是什么；还有的行李箱本来就很结实而严密，但他偏偏又加上一把锁，就是为了不让别人知道他真正的行踪和秘密……他们在外面都说是在为生计而奔波，也可能还顺带感受了五花八门的诱惑。男人忙的事情，女人不懂；女人忙的事情，男人也只能糊涂。即便夫妻俩一起外出，也可能不知道彼此忙的是什么，何况父母，何况村里的左邻右舍、七大姑八大姨。一个村子，六七十户人家，几百号人，天天聚在一起，要想弄清楚每件事可真不容易，更何况现在大家散落在天南海北，五湖四海。反正我是弄不清楚，我也不想问。

但这巴掌大的村庄能藏住多少秘密？谁家猪圈里的猪由于饥饿而嗷嗷大叫，是因为没有了猪食，看来他家粮食是真的断了；谁家的老母鸡悠闲地踱出门外，几只鸭子大摇大摆地从门里出来，就因为他是村干部。人家的秘密就随着这些鸡呀鸭呀猪的，一只只、一件件地从大门里进出自如。天长日久，人家的秘密就所剩无几。但偏偏他们喜欢把秘密写在自家房子上，所以房子是最大的泄密者。村里，小寒家的土砖瓦房经过一场场风雨的侵蚀，摇摇欲坠，看来他真的无力建造一幢楼房。冬至叔由于劳累过度，长年卧床不起。无奈之下，他的两个漂亮女儿大雪和小雪都学起了理发，先是在小镇上开起了理发店，然后在县城里开起了美容院，再后来干脆就跑到外面的大都市——在哪一座城市，人们不清楚。但只见冬至叔欢天喜地地从床上爬了起来，隔三岔五地就跑到邮局取钱，不到一年，就盖起了一幢楼房。村里人明白，那两个女儿一定是赚了钱，至于赚的是什么钱，乡亲们都在背后嘀咕，有的说是傍了大款，有的说两人干了那事……如今两人一身妖娆地回家过年，乡亲们见到她俩都夸她们有孝心、有出息，背后的嚼舌根便咽到各自的肚里……

还有，说儿子见人就生分的秋分娘，说要盖一幢楼房，在村庄里吆喝了一年，就是不见楼房在村庄里出现。这回儿子回到家中没几天，她又满村子放出话来，说儿子看准了一件事，说“千好万好在家好，千难万难出门难”，再也不让儿子在外打工，而是要在家里办一个养猪场……但和他一起在北京搞装修活的立秋，却在背后偷偷对人说，他在外面搞装修，总是骗西家的钱补东家的钱，房东们都在找他，说是要打断他的腿，弄得他再也不敢出去……为这事，还真有人来向我打听，但我不清楚。我是真的不清楚。

我的小学同学大寒，原来在家闷头闷脑的，走路时眼睛老盯着地上，别人总笑话他像是要寻找一件什么宝贝。如今他却把头昂得高高的，一脸扬扬得意的神情。过年买鞭炮，他家的炮仗放得最响。原来，他在北京瞅准了一笔生意，赚了一大把的钱，不仅买了房，还买了一辆车。他就是开着这辆新车回家过年的……他正月与我一起出去时，他的婶婶大娘们把家里的新鲜瓜果装了一车，从她们热情的程度上看，她们都已经把他当作城里人了。他父亲也乐滋滋的，好像田里从此缺少一棵像他那样的庄稼，一阵风刮走那棵庄稼正是他的梦想。谁也没有勇气说出自己城里的所居，大寒却能理直气壮地告诉人家我在城里的电话是010……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邻居家的小满突然出现在我家，要我领她到我所在的城市找一份工作，说：“哪怕是给人家当上几年保姆……”紧随着这一阵风，我差一点就领走了她。最终没有领走她的原因，是她前脚走，她的父亲后脚就跟上来了。她父亲抽了一支烟，阴沉着脸，对我说：“你看芒种在外成了一个骗子，大雪和小雪虽然在外面赚了钱，却被人说得一塌糊涂。只有大寒，但像大寒这样的靠的也是运气啊！我不想田荒了，地瘦了……”小满的父亲是一个一辈子也离不开土地的人。说是有新四军那阵子，和他同穿开裆裤的同伴去参军，他没有去；说是他台湾的大哥要他去台湾，他也没有去；说是人民公社时，有人要他去公社综合场，他也没有去……结果参加了新四军的伙计当了大官，在台湾的大哥成了大富豪，去了公社综合场的人做了领导，但他仍然守在家里，总舍不得家里的一亩三分地……村庄里，也只有他家的田地里长的庄稼还有个庄稼样。

但像他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过罢年，人们还是像一阵风一样要走。村口还是那条被荒草埋没的小路，村庄还是一副旧时的模样，但人都像风一样被刮走了。我知道在这一阵风里，村庄的人，来来去去的都已经无法停住脚步，他们已经熟悉了城市的钢筋水泥、高楼大厦、灯红酒绿……或许，他们比我更知道城市里的“秧歌舞”是怎么演变而来的；比我更知道城里每一个人的举手投足，与他们田间劳动的动作有什么关联；比我更知道那些当红的歌唱家与村里早年出现的经常号着嗓子的卖货郎有什么两样——怎样才能叫他们留恋故土，留守在自己的村庄呢？我只有不急不躁地看着，两只手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一双脚该去哪里就去哪里，也像一阵风。

一阵风对一阵风，我总不能说什么。

2009年1月2日，北京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