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性：富兰克林与书

从事印刷业对富兰克林来说几乎是天性使然。他在自传中回忆道：“我从小就喜欢看书，几乎把所有的零花钱都用到了买书上。”实际上，书籍改变了富兰克林的一生。幸运的是，富兰克林在波士顿长大。当第一批移民来到波士顿的时候，他们只带来了50卷书。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波士顿的藏书已经很丰富了。在富兰克林出生时，科顿·马瑟就已经建立了一家私人图书馆，藏书达数千卷之多，不仅包括神学典籍，还有经典名著和科学类书籍。对书籍的热爱既是马瑟所主张的清教徒的品质之一，也是洛克所代表的启蒙运动的特征。恰好这二者在富兰克林身上兼而有之，因此富兰克林对读书也十分喜爱。

约瑟夫·富兰克林的家距离马瑟的图书馆只有一里之遥。虽然约瑟夫藏书数量无法与马瑟相比，但对于一个没受过教育的小商人来说，数量已经十分惊人了。50年之后，富兰克林仍然记得那些书的名字：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我读得很仔细”，丹尼尔·笛福的《论计划》，科顿·马瑟的《论行善》，还有很多关于神学辩论的书。

富兰克林在哥哥的印刷店工作之后，他结识了很多书店老板的学徒，因此可以从他们那儿借书，只要保持书面整洁即可，“如果书是晚上借到的，第二天一早就要归还，我经常大半个夜晚都在房间里读书，怕人家发现丢了书或是有人要买。”

富兰克林最喜欢旅游方面的书，无论是关于思想探索还是亲身游历，他都很感兴趣。他最喜欢的一本就是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描写的是一个名叫“基督徒”的人历经艰险终于找到了天国的故事。该书出版于1678年，很快就在清教徒和其他非国教徒中流行开来。对富兰克林来说，这本书吸引他的不仅是其中表达的宗教意义，还有它清新、散文式的写作手法。当时文坛的写作趋势是充满华丽辞藻和比喻的浮夸之风。富兰克林回忆道：“约翰是我所知的第一个将叙述与对话两种写作手法结合起来的作家，这十分吸引读者。”

班扬的中心思想就是“历程”，这也是清教主义、启蒙运动乃至富兰克林本人一生的重点所在。每个人，乃至整个人类，都在实践中获取知识和智慧，不断前行，自我完善。《天路历程》的开头就写道：“当我走在茫茫的旷野中……”也就奠定了文章的基调。甚至对于最虔诚的基督徒来说，这一历程并不仅是上帝的旨意，实际上也是人类通过自我奋斗或团结协作战胜困难的过程。

富兰克林另外一本最喜欢的书是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要知道他只是一个12岁的小孩，有这样的品位实在让人吃惊。该书的主要观点是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推动历史进步。与班扬笔下的“基督徒”一样，普鲁塔克笔下的英雄们也很值得尊敬。他们都认为个人的努力可以带来人性的进步。富兰克林开始认识到，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并非是不可改变的。

这一观点与加尔文教派中的某些观点有所冲突，如人的原罪和不可救赎。当富兰克林接触到很多启蒙运动观点的时候，他逐渐放弃了对加尔文教派的信仰，转信自然神论。然而清教派中很多观点仍然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特别是实用主义、善于交际和集体主义等。

这些在富兰克林经常引用的一本书中论述得淋漓尽致，那就是《论行善》。《论行善》是马瑟所著的一本400页左右的小册子。多年以后，富兰克林曾在给马瑟之子的信中写道：“如果说我是一个有用的公民的话，大部分要归功于这本书。”富兰克林的第一个笔名“塞伦斯·杜古德”(意为“寂寞的行善者”)，就是取自此书和马瑟一次著名的布道《缄默：寂寞的受难者》。

马瑟号召社会上所有人团结起来，合力造福社会。他还创建了一个社区进步团体，名为“家庭联合会”，富兰克林的父亲也加入其中。他还组建了青年人俱乐部和改革协会，推动当地法律的完善，为穷人提供援助，鼓励大家信仰宗教。

马瑟的观点其实是受笛福所著的《论计划》一书的影响。这也是富兰克林最喜爱的书之一。《论计划》出版于1697年，笛福在书中提出了很多关于建立社会公益组织的设想，而这些在不久之后也都被富兰克林在费城一一实现了：消防队、提供养老金的海员互助会、为老人和孀居之人提供资助的慈善项目以及教育中产阶级子女的学校。笛福在书中还以其一贯幽默的口吻提出要建立一个收容智力低下者的机构，而费用则来自作家的纳税，因为他们的智慧生来就多过那些可怜人。

笛福最进步的观点之一就是认为否定妇女平等和受教育权利的行为是“无知的”和“非人道的”。他在书中讽刺了男权主义的观点。当时，富兰克林正在和“另一个爱读书”的小伙子约翰·克林逊进行辩论，将其作为提高智力的手段之一。他们选择的第一个题目就是关于妇女的教育问题。克林逊认为女性不适宜接受教育，而富兰克林“坚决表示反对”，这种反对并非完全是出于理性的考虑，“而是为了争辩而争辩”。

与克林逊进行争辩的结果就是，富兰克林逐渐认识到了争辩的坏处，开始刻意地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谦和、容易相处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富兰克林逐渐从中受益，他显得越来越有魅力，很少树敌，善于掌控局势，话语也很令人信服。他在自传中总结道：“争辩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让人心生厌恶，甚至树敌。”从此以后，富兰克林对争辩很是不屑：“我发现，除了律师、大学里面的人，以及在爱丁堡市长大的各色人等之外，智者很少争辩。”

相反，在阅读了很多关于苏格拉底通过温和的质疑说服他人的辩论书之后，富兰克林“不再粗鲁地对抗”，而是采用了一种“表面上更温和”的苏格拉底式的辩论法。通过提出一些温和的问题，富兰克林逐步引导他人赞同自己的观点。“我发现我所使用的方法让自己最为安全，对他人来说冒犯最少，因此我乐在其中”，尽管他随后对苏格拉底的方法做了一些改进，放弃了一些令人恼怒的策略，但是他仍然采用这种温和的、间接的方式，而不是在辩论中针锋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