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孩子的性格在母体中便已定型。我出生前那段时间母亲精神不佳，处境艰难。除了冰牡蛎和冰香槟，她几乎难以进食。如果有人问我何时开始跳舞，我会告诉他：“在母腹中的时候，很可能是牡蛎和香槟的作用使然——因为这都是女神阿佛洛狄忒的食物。”

那时我母亲经历着如此的痛苦，所以她经常说：“这个即将出世的孩子肯定不正常。”“她估计是个畸胎。”事实上，好像从我降生的那一刻起，我就开始手舞足蹈，情绪激动，我母亲喊道：“看我说的没错吧，这孩子是个小疯子！”但是没多久，我就成了整个家庭和朋友的开心果，大人把还穿着婴儿服的我放在桌子中间，我就会随着播放的任何音乐起舞。

我最初的记忆中有一场大火。还记得我从楼上的窗子里被扔了下来，一个警察伸出臂膀把我接住，那时我大概两三岁吧，但是已经深刻地记住了那种舒适感。当时尖叫声和火焰连成一片，就在这种混乱中，我记住了警察给我的安全感，小胳膊缠住他的脖子。他应该是个爱尔兰人吧。我听到母亲发疯地呼喊：“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们！”她以为我的两个哥哥还在楼里，我看到她想冲进楼里，却被人群挡着进不去。再后来，我就记得这俩男孩在酒吧里被发现，他们正坐在地板上穿鞋袜，然后被带进了车厢，之后就坐在吧台前喝热咖啡了。

我出生在海边，我发现所有我生命中的大事也发生在海边。自然而然地，我对乐章、对舞蹈的最初想法源于海浪的韵律。我是在阿佛洛狄忒之星的照耀下出生的，阿佛洛狄忒也是生于海上，她的星辰上升，我便诸事顺利；这一时期，我生活平静，创作力提高。我也发现阿佛洛狄忒之星的消失会给我带来厄运。或许而今的星相学已经不像古埃及或迦勒底时代那样重要了，但是我们的精神生活肯定还会受到行星运转的影响，如果父母明白这一点，研究星相，就能培养出更加完美的孩子。

我也相信，一个人生在海边和生在山间，生活会迥然不同。大海总是吸引着我，而身在山间，我会有种莫名的不安，总是渴望飞翔。大山总会给我一种牢笼的束缚感，望向山顶，我不像大多数游客那样心生仰慕，只有一种想跨越它们赶快逃离的欲望。我的生命和艺术都源自大海。

我们小的时候母亲很贫穷，但我对此还是应该心存感激。那时，母亲没钱为我们请仆人或家庭教师，也正因为如此，我才得以自由自在地成长，有机会享受童年的乐趣并受益终生。我母亲是个音乐家，以教授音乐为生，她去学生家教课一去就是一整天，晚上还要教几个小时。从学校的牢笼里逃出来我就自由了，我就能独自去海边漫步，自我陶醉。看到那些身边总是跟着保姆或家庭教师、一直受到保护、被精心照顾着的着装整齐的孩子，我是多么同情他们啊！他们还有什么选择？我母亲太忙了而想不到可能降临到孩子身上的危险，因此我的两个哥哥和我才得以恣意率性地生活，有时候也会碰上点儿危险，这要是让母亲知道了肯定吓得不轻，所幸她并未察觉，这时候的无知是一种幸福。要说的是，我也很幸运，因为正是这无拘无束的童年生活，使我有了舞蹈创作的灵感，有了对自由的表达。我从未遭受过那些无休止的“不要怎样怎样”的禁令，在我看来那样的童年简直是痛苦不堪。

才刚满5岁的我就上了公立学校。我认为母亲谎报了我的年龄，她觉得有必要给我找个地方把我看管起来。所谓“三岁看老”，我相信在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能看出我成为舞蹈家和革命者的苗头。我母亲受洗并成长于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家庭，在发现我父亲不再是那个她一直想象中的完美丈夫之前，她还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之后她便和我父亲离婚了，独自带着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面对这个世界。从那时起，她关于天主教的信念就完全颠覆了，成了一个地道的无神论者，还成了鲍勃·应格沙尔(美国著名无神论者)的追随者，经常给我们读他的作品。

除此之外，母亲认为多愁善感毫无意义，在我很小的时候，她就告诉了我们关于圣诞老人的真相，结果，那次在学校过圣诞节，老师在发糖果和蛋糕的时候说：“孩子们看，圣诞老人给你们带来了什么礼物！”我站起来严肃地说：“我不相信你，根本就没有圣诞老人。”老师非常生气：“糖果是给相信圣诞老人的小女孩儿准备的！”我回敬道：“那么我就不要你的糖果。”老师很不理智地生气了，她拿我做反例，命令我上前坐在地板上。我就上前去，转身面对同学们，做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著名的演讲，“我不相信谎言，”我喊道，“我母亲告诉我，她因为没有钱扮演不了圣诞老人，只有那些有钱的母亲才能假扮圣诞老人送礼物。”

这时，老师过来抓住我，使劲把我往地板上摁，但是我猛烈地踢腿并紧抓她不放，她只是成功地把我的脚踝按在了地板上。见没有如她愿，她又命令我站到墙角，尽管站在那里，我还是转过头大叫，“没有圣诞老人，没有圣诞老人！”最后她不得不让我回家。回家的路上我一路高呼：“没有圣诞老人！”但是一想到被剥夺了糖果的不公正待遇和说真话而受罚的情景，我还是隐隐作痛。在给母亲讲述这件事的时候我还在问：“难道不是吗，没有圣诞老人，不对吗？”她回答道：“没有圣诞老人，也不存在上帝，只有自己的信念能帮自己。”那个晚上，我就坐在母亲脚边的垫子上，听她给我们读鲍勃·应格沙尔的演讲。

在我看来，一个孩子在学校接受的普通教育是毫无用处的。记得在班里我有时名列前茅被认为出奇的聪明，有时又排名倒数被认为笨得无可救药。这完全取决于记忆的技巧，取决于我有没有不厌其烦地去背诵我们刚学到的内容。班级排名如何对我来说真的不重要，上课是再枯燥不过的事情了，我就老是看钟表，时针指向3的时候我们就解放了。我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得自于母亲对我们的晚间教学，她弹奏贝多芬、舒曼、舒伯特、莫扎特、肖邦等人的作品给我们听，或者大声朗诵莎士比亚、雪莱、济慈或彭斯的作品节选。那几个小时我们像着了魔似的。大多数诗歌母亲都用心朗诵，我6岁那年，有一天在学校的庆祝日，我模仿母亲朗诵了威廉·利托的作品《安东尼致克利奥帕特拉》，震惊全场：

“我就要离去，埃及，我就要离去！

暗红色的生命之潮即将消逝。”

还有一次，老师要我们每个人写下自己的生活经历，我这样写道：

“5岁的时候我们在第二十三街区有一间房屋，因为没钱付房租，我们搬离那里去了第十七街区，没过多久，由于钱少被房东赶出来，我们搬到了第二十二街区，还是没法安住，我们又搬到了第十街区。”

这段经历我就是这么写的，全是关于无止境地搬迁。当我站起来朗读时，老师很生气，认为我在开玩笑，我被带到了校长面前，他找人叫来了我母亲。当我可怜的母亲读我的作文时，她突然放声大哭，并且郑重地说我写的都是真的，这就是我们的流浪生活。

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希望学校能有所改变。在我印象中，公立学校的教学，是对小孩子的残酷束缚及不理解。我还记得饿着肚子或者冷脚踩着又湿又冰的鞋子努力坐在硬板凳上的那种痛苦。对我来说，老师就是个残忍的怪物，专门来这儿折磨我们，而我们经受的这些苦难还不敢讲出来。

年幼的邓肯将头发束到头顶，开始“扮演”舞蹈老师的角色

家庭的贫困未曾给我带来任何苦痛记忆，我们把贫穷看得稀松平常。我唯一记得的便是在学校的遭遇。对于一个骄傲而又敏感的孩子而言，我认为公立学校的教育制度就如同坐监狱般使人蒙羞，一直以来我都在抗争。

我6岁的那年，有一天母亲回到家发现我召集了6个邻家小孩子，都还没怎么会走路的那种，我让她们坐在我面前的地板上，教她们舞动臂膀。母亲问我怎么回事，我告诉她我办了自己的舞蹈学校。她被我逗乐了，坐到钢琴前面为我伴奏。我的舞蹈学校就这样开办下来，还变得越来越受欢迎。没过多久，邻近的小女孩都被送来学舞蹈，她们的家长还给我一点钱做学费。这是后来被证实为一条有效的谋生之路的开始。

我10岁的时候，舞蹈班扩大了，我就跟母亲说再去上学也没什么用，只是浪费时间，不如用这时间来做我认为更重要的事情——赚钱。我把头发束到头顶，声称自己16岁了，因为我比同龄人长得要高，所以大家都相信。跟着祖母长大的姐姐伊丽莎白，之后也过来加入我们，跟我一起教授舞蹈班。我们的生源扩大，并去旧金山的许多有钱人家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