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我们全家都在纽约了。我们有了一个带浴室的工作室，为了有足够的空间练舞，我们清理了所有的家具，并买了五个弹簧床垫，在室内的各个墙壁上都挂上帘子，白天将床垫靠墙支起。没有床，我们晚上就睡床垫，只有一条被子盖。在工作室里，伊丽莎白又像在旧金山时一样办起了学校；奥古斯丁进了一家戏剧公司，很少回家，多数时间他都在外巡演；雷蒙德则闯进了新闻业。为了节省开销，白天我们按小时把工作室出租给一些朗诵班、音乐班或歌唱班的老师。但是由于只有一间房子，出租之后我们全家人就只能出去散步。我还记得一个下雪天，为了取暖，我们沿着中央公园不停走动，后来我们就回去了，隔着门在外面听课。有个朗诵班的老师一直在教孩子们念同一首诗，“梅布尔，小梅布尔，脸靠着玻璃窗”，老师用夸张的悲情语调一遍又一遍地朗诵，孩子们则毫无感情地跟着念，老师就大吼：

“难道你们感受不到其中的悲痛吗？用心感受一下好不好？”

这时候奥古斯丁·戴利带来了《歌妓》，他请我在其中的四重唱里担任一角。要知道我一生从没唱准过一个调啊！排演时，另外三个人说我总是把她们带跑调，所以我常常安静地站在那儿干张嘴不出声。母亲常说别人唱歌的时候都是一张庄严可怕的脸，她很奇怪我唱的时候总能保持那副甜美表情。

戴利剧院内部

演出《歌妓》这件蠢事终于让我跟奥古斯丁·戴利的关系决裂了。还记得有一天他经过黑乎乎的剧院时，发现我躺在一个包厢的地板上哭泣，他停下来问我怎么了，我告诉他我再也忍受不了在他剧院里发生的蠢事了。他告诉我他也不喜欢《歌妓》，比我更甚，但是他得考虑财政方面的事情。然后，为了安慰我，戴利把手滑向我的背部，但这个动作反而激怒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