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乔叟时代

乔叟的文学成就早在乔叟时代就已经得到高度肯定。著名学者卡洛琳·F. E. 斯珀吉翁（Caroline F. E. Spurgeon，1869—1942）对20世纪之前的乔叟学术史资料的收集无人能及。她认为，乔叟得到的同时代人的赞赏“毫无疑问远超莎士比亚”在伊丽莎白时代得到的荣耀。“人们对他作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地位的承认毫无保留，而且全都心服口服，无一例外。”^[11]尽管如此，乔叟生前留下的记载，或者说乔叟时代留下的关于乔叟的记载，却很值得深思，而且对于我们了解中世纪诗人的地位也很有意义。乔叟时代留下的关于乔叟的记载分为两类：档案材料和文学作品中的记载。

乔叟是幸运的，因为除了王室主要成员、上层贵族、重要政府官员和宗教领袖，中世纪英格兰几乎没有人像他那样在生前留下如此多的档案记载。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通过各种途径保存至今的所有关于乔叟生平的档案材料一共492条。它们现在全部收入由马丁·M. 克洛（Martin M. Crow）和克莱尔·C. 奥尔森（Clair C. Olson）编纂的《乔叟生平记载》（Chaucer Life-Records，1966）。^[12]在文学界，一个作家留下这么多确凿的文字记载，不仅在中世纪英国诗人里绝无仅有，即使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家中，除非出身显贵，也不多见。比如，关于莎士比亚的生平材料就远不及乔叟的丰富。

然而那并不等于说，他作为诗人，在14世纪的英格兰享有崇高的地位，更不等于说，他那时已经被尊为英语文学之父，享受着后世赋予他的殊荣。其实，在那492条关于他的记载中，没有一条涉及他是一个诗人，更没有一条提到他的文学作品。那些记载大多是关于他的账目、公务、年金、职务、诉讼、所受赏赐和出使外国等情况；从这些记载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王府的童仆、随主出征的扈从、多次出使外国的外交官，以及海关官员、国会议员、郡治安官、王室工程总管和森林管理人，我们无论如何也猜想不到，他竟然是一位诗人。

就这些档案材料而言，我们的确没有任何实在的证据可以确凿无疑地表明，这个留下近500条记载的乔叟就是那个在后世备受尊崇的英语文学之父。但学者们认为，在当时人口仅约5万、识字的人更是少得可怜的伦敦，同时生活着两个同名同姓并都在宫廷中活动^[13]的人，记载中竟然没有做出任何区分，似乎不大可能，而且也不符合当时的惯例。另外，正如彼得·G. 贝德勒（Peter G. Beidler）所指出的，这些记载同乔叟的创作之间也没有任何矛盾或无法兼容之处。^[14]看来唯一比较令人信服的解释是，诗人在中世纪似乎并不是值得记下一笔的人物。

但除了这些档案记载外，乔叟时代还流传下来另外一类关于乔叟的材料，这些材料保存在那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它们全都是乔叟同时代诗人以及15世纪乔叟诗歌艺术的追随者们的评价和赞颂。这些诗人现在被统称为英语文学史上的“乔叟派诗人”（Chaucerians）。由于这两类材料完全没有交叉，因此似乎也不能确凿无误地证明这两类材料中所涉及的乔叟是同一人。但乔叟本人在其诗作中提供的重要信息，为这两类材料建立起连接点，将两个乔叟结合在一起。前面提到，诗人乔叟在《声誉之宫》里借雄鹰之口，谈及自己在海关工作的情况。乔叟创作《声誉之宫》时正在海关工作。在当时知识分子极少的伦敦，他们中竟然有两位同名同姓的人同时在伦敦海关工作，而相关档案中却只有一人，这种情况绝无可能。另外一个将诗人乔叟同王国官员乔叟联系在一起的证据是，《声誉之宫》因受但丁的深刻影响而被称作《英语之但丁》，而这部诗作的创作时间正好在外交官乔叟出使意大利回来之后不久。乔叟在意大利近半年，主要就待在但丁的故乡佛罗伦萨，而且几年后乔叟再一次出使意大利。在乔叟时代的英格兰，以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为代表的意大利新文学的影响主要就表现在乔叟作品中。在《声誉之宫》之前，以及在乔叟去世后相当一段时期，或者说在乔叟作品之外，那时期的英语文学中几乎没有意大利文学的明显影响。所有这些都证明，那个出使意大利回来后不久就出任伦敦海关税收官的乔叟正是那位创作《声誉之宫》的诗人乔叟，自然也就是那位此后所有主要著作全都深受意大利文学影响的英诗之父。^[15]

前面提及，乔叟在生前就已经受到同时代文学家的广泛重视和高度颂扬。然而在现存文献中，最早将乔叟作为诗人提及并给予高度颂扬的却不是英国人，而是当时很著名的法国诗人厄斯塔什·德尚（EustacheDeschamps，1340—1406）。而且除了囚禁在英格兰达33年的奥尔良的让（Jean of Orleans）外，德尚是现存文献中在16世纪末之前唯一直接提到乔叟的法国人。^[16]他大约在1385或1386年写了一首诗作为对乔叟给他的一封信的回复，请一位叫刘易斯·克里福德（Lewis Clifford）的嘉德骑士捎给乔叟。^[17]很遗憾的是，乔叟给德尚的信没能保留下来。由于当时法国和英国正处于百年战争期间，法国多次受到英格兰大规模入侵，因此德尚对英国人没有好感，但在诗里他对乔叟却充满崇敬：

啊！您是充满智慧的苏格拉底，

研究道德的塞涅卡，关注实际的格留斯^[18]，

诗坛上令人景仰的奥维德；

您惜言如金，诗艺高超，

乃最高之天才，您以渊博学识

照亮了埃涅阿斯的领域。

在布鲁图的巨人之岛，^[19]

为不懂法语的人们

您播种鲜花和玫瑰花丛，^[20]

伟大翻译家，高尚的乔叟。

您是阿尔比恩^[21]的爱神，

天使国度的玫瑰之神，

…………

在中世纪，将一位诗人比作伟大的古典哲学家或古典诗人可以说是最高礼赞。德尚接着进一步赞美乔叟将《玫瑰传奇》“翻译成美妙英语”的成就和贡献。很明显，他实际上也为法国诗人创作了享誉欧洲的《玫瑰传奇》“感到骄傲”。有意思的是，他随即说乔叟“长期以来一直在耕耘花园”，并向“权威的”诗人们“征求花种树苗”。这其实是暗示，乔叟在给德尚的信中向他这位“权威”诗人索要诗作。德尚最后说：

因此向您，赫利孔山

之泉，^[22]我请求您让我

畅饮那来自您天才之灵泉，

只有它能消除我难忍之焦渴；

在您赐予甘美泉水之前，

我瘫在高卢^[23]不能动弹。

我乃厄斯塔什，您将收到我

一些树苗，请笑纳小学生的习作，

克里福德将前来亲手交与您，

伟大翻译家，高尚的杰弗里·乔叟。^[24]

他说他像等待“甘美泉水”一样渴望得到乔叟的大作，并说自己的诗作是“小学生的习作”，都是客套话。但德尚关于他畅饮来自乔叟的甘美灵泉的意象后来被从文艺复兴时期著名诗人埃德蒙·斯宾塞到当代著名学者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等许多人广为接受，他们认为包括斯宾塞和莎士比亚在内的后代伟大英语诗人都在畅饮来自乔叟的“清纯英语之泉”。

有学者认为，德尚虽然在开篇把乔叟比作伟大的古代诗人，但他通篇主要赞扬乔叟翻译《玫瑰传奇》，一再称乔叟为“伟大翻译家”，在他看来乔叟的主要成就是翻译了《玫瑰传奇》，他很可能对乔叟的许多诗作不大知晓，甚至可能不懂英语。^[25]的确有这种可能。他特别强调乔叟翻译《玫瑰传奇》，显然有法国人的骄傲心理的因素。不过也需要指出，在中世纪翻译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翻译，它更为随意，包含相当多的创作成分，因此翻译家也享有远比在今天高的地位。另外，德尚也许不能阅读英语作品，但由于当时英法诗坛之间的密切关系，乔叟作为英格兰最著名的宫廷爱情诗人的名声，他应该还是知道的，所以他才在诗中说乔叟“是阿尔比恩的爱神，/天使国度的玫瑰之神”，这显然是称颂乔叟为杰出的爱情诗人，而不仅仅是“翻译家”。

其实在相当长时期内，乔叟主要是以宫廷爱情诗人闻名于世。人们在现存文献中发现，自14世纪80年代起，其作品就在文人圈里被提及并得到很高评价，而在他的作品中，最早被同时代文人提及而且在此后相当长时期内最受诗人们赞颂的是他的宫廷爱情诗作，特别是《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这部英语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中世纪宫廷爱情浪漫传奇；在很长时期内，很多人，包括作者本人，都认为那是他最好的作品。在乔叟时代，中古英语浪漫传奇正值创作高潮，因此该诗作在1386年完成之前后，就已经在宫廷和文人圈内迅速流行。

现在学者们能确定，最早提及乔叟的英格兰文学家是托马斯·厄斯克（Thomas Usk，1354?—1388）。他是乔叟的朋友，曾为伦敦市政府官员，也是当时的著名文人。他后来在理查德二世（Richard II，1377—1399年在位）时期，在格拉斯哥公爵发动的一次政变性质的动乱中，因为支持少年国王而被处死。他大约于1384至1387年之间写的散文寓意作品《爱情之约》（The Testament of Love）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乔叟翻译波伊提乌（Boethius，480—524）的《哲学的慰藉》（The Consolations of Philosophy）的模仿；因此从1532年威廉·希恩（William Thynne，?—1546）编辑出版的乔叟文集开始，在很长时期内，这部著作被误认作乔叟作品而被收进各时期的乔叟作品集。在《爱情之约》里，作者以爱神之口高度赞扬乔叟及其名著《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爱神说，“我那位忠实的仆人，高尚的英语哲学诗人”乔叟，“他竭尽全力，传播我的名声。因此我所有的信徒都必须对他顶礼崇拜，满心敬仰。老实说，在遵循我的教义上，他没有对手，比他高明［的诗人］，我还从未发现”。当叙述者问及神的自由意志与人的命运这个一直使中世纪人无限困惑的问题时，爱神说，乔叟

在他那部关于我的仆人特洛伊罗斯的著作里，已经涉及此事，并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当然完全同意他高尚的见解。他引人入胜的雄辩恰如其分，丝毫没有虚构想象的矫揉造作，不论是其机智诙谐还是高尚的教育意义，他都超越了所有诗人。在《特洛伊罗斯之书》里，你能找到你所提问题的答案。^[26]

厄斯克的评价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他专门强调乔叟是英语诗人；因为在英国，甚至在西欧大多数地区，当时的学者们一般都是用拉丁语撰写宗教和学术著作或者他们认为更为高雅的诗歌，甚至连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这样杰出的民族语言诗人在意大利语已经高度发展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将拉丁语用于他们认为更高雅的学术领域，有时也用拉丁语创作诗歌。在当时西欧所有主要文人中，唯有乔叟一生坚持把民族语言用于从诗歌创作到学术论文撰写的一切领域。在当时英语作为文学语言和学术语言都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这一点特别难能可贵。正因为如此，从厄斯克一直到现当代的评论家和学者都高度称颂乔叟在英语语言发展上无人能及的贡献。

第二，厄斯克敏锐地认识到乔叟诗歌的思想深度，称赞他为“哲学诗人”。乔叟能取得那样杰出的文学成就，奠定英语文学数百年发展的主要传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是一个广泛学习、勤于思考、思想深邃的诗人。乔叟对哲学的兴趣从青年时期就表现出来。他青年时代第一个大的文学活动就是将波伊提乌的哲学著作《哲学的慰藉》译成英文，有学者认为那是便于年轻的王子、未来的国王理查德二世学习。这部著作可以说是波伊提乌在狱中用生命写就。著名学者C. S. 刘易斯（C. S. Lewis，1898—1963）认为，其影响力在中世纪位列第二，仅次于《圣经》。^[27]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最杰出的国王阿尔弗雷德大王（Alfred the Great，871—899年在位）和后来的伊丽莎白女王（Elizabeth I，1558—1603年在位）都曾亲自将其翻译成英文。乔叟在哲学方面的修养不仅使他能在诗作中就社会、人性、道德、政治、声誉和文学表达充满智慧的观点，而且还对人生与命运深入思考，成为广受尊敬的哲学诗人。前面提到，乔叟是中世纪欧洲第一个正确理解和复活悲剧精神的诗人，而他关于悲剧的观点主要就源自《哲学的慰藉》和他自己对中世纪历史与现实的思考。

所以，厄斯克的评价抓住了乔叟文学成就的本质。他在《爱情之约》里向爱神提出的问题正是关于神的全知全能与人的自由意志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如何在上帝决定一切的天命里理解人的命运。爱神叫他到《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里寻找答案，因为乔叟在该诗里运用《哲学的慰藉》中的哲学思想，结合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的命运，深刻探讨了这个一直困惑着生活在动荡不安的社会里难以自主决定命运的中世纪人的问题。厄斯克显然对乔叟对这个问题的深刻见解极为佩服。

厄斯克之后不久，另外一位诗人约翰·高尔在1390年也在诗作中以几乎同样的方式高度赞扬乔叟。同乔叟一样，高尔也是伦敦派诗人的领袖人物，直到16世纪，他都与乔叟齐名。他的代表作《情人的自白》（Confessio Amantis）是他用英语创作的主要作品。同《坎特伯雷故事》一样，这部诗作也是具有叙事框架的故事集。在该作品第一稿里，他借爱神维纳斯之口赞扬乔叟。维纳斯吩咐诗人带信给乔叟：

他是我的信徒和歌手，

你前去见他，好好致意：

因为他曾在花样年华，

尽其所能，千方百计，

为我歌唱创作诗章，

使欢快的故事与歌谣

在宽广的大地回荡！

我对他深怀感激之情，

远超其他任何诗人。^[28]

如同厄斯克一样，高尔也借爱神之口高度赞美乔叟，其称颂之情，溢于言表。他们的赞美表明，乔叟当时主要是作为宫廷爱情诗人而享誉文坛。高尔和厄斯克都是以宫廷爱情为主要创作主题的作家，而在乔叟时代，最重要的文学体裁正是以宫廷爱情为主题的浪漫传奇，乔叟此前的作品大多也是这类诗作。不过，后来高尔同乔叟的关系恶化，所以他从手稿中删去了这些赞美乔叟的诗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