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上海时期木心的“情”与“缘”

一

木心在上海的许多朋友，是他在人生低谷的阶段所结识的，颇为丰富。即使在纽约时期相识相交的朋友，包括文学班的同学们，也多为上海人，可谓木心同上海情缘的衍生。

我这里所说的朋友，并非泛泛之交，也非庸碌之辈，同他都有过不同深度的交往，彼此欣赏和钦慕。尤其在他监督劳动期间，寒冷中相濡以沫、抱团取暖。

木心曾将朋友圈比作一个大花盆，因志趣相同、才情投合而结聚，大家把自己像花一样种到这个花盆里，相互辉映，互勉互爱，构成了这个大花盆的风景。

与众不同的是，木心有其性格，并没有将自己完全种在这个花盆里。如木心自己的评述：“舐犊情深或相濡以沫，是一时之德权宜之计，怎么就执着描写个没完没了：永远舐下去，长不大？永远濡下去，不思江宽湖浚？”花盆再大，也容不了木心的江宽湖浚。

2011年的冬至前夕，木心于故乡乌镇逝世。在“木心先生治丧委员会”名单中，有以陈向宏为首的国内外各界人士。然而，其中除了木心的亲外甥王韦先生，没有一位在木心上海时期见过木心，也没在谁在那段时期听到过木心的名字，更不用说孙牧心。葬礼时为木心送行的其余几百人，和他此生并无交集，更多的是年轻稚嫩的脸，因为木心的文集才认识到这个曾被遗忘和忽视了的人。

与此同时，木心上海时期认识的亲密朋友，当时没有一位得知木心的过世，更没有一位赶到乌镇出席木心的葬礼，都是事后从报刊上得知木心在乌镇的家乡故世。

2015年木心美术馆开馆，年底12月，我去乌镇看了一下。到了美术馆，在图片上见到久别的木心和他的画，一番往事，涌上心头。美术馆听说我早年认识木心，予以热忱接待。直到离别美术馆时，我没留下自己的姓名电话。

后经朋友的转达，丹青方才得知，木心在上海还有包括我在内的多位朋友，于是立即同我联系上了，开始通信交流。次年丹青来上海，在大宁剧院恰有一次讲座，于是邀我开幕前见面，一起吃饭。虽然很想同他当面聊一些木心在上海的往事，但若真是见面吃饭，我还是犹豫不决了一个上午。当时我心理上确有一个障碍，怕见名人，怕他们在我面前有什么架子，而我同名人交往又实在不习惯仰视。这也是为什么此前那么多年来，我一直没寻找丹青的原因。为此我甚至同儿子商量究竟是否要去。毕竟是年轻人，建议我应该去见见。

打车将要到达那里，忽接一个电话，是陈丹青，开口上海话，打招呼说路上堵车，会迟到一些。待到俩人一见面，隔膜全无。一坐下来吃饭，就急切地交谈起来，彼此毫无保留地聊起了木心。

上海时期的木心和纽约时期的木心，对于丹青和我来说，互为空白，好比两张图片，突然之间拼接了起来。

剧场满座，他在台上开讲木心美术馆建立的前后过程，中间插上了一句：今天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木心在上海的朋友。接着，就将躲在观众席里的我请上了台，让我随意地同听众们讲一会上海时期的木心。当我刚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陈丹青，就没有今天大家熟悉的木心”，吓得他立即捂住我的话筒：“千万不能这么说！”台下一片笑声，接着是掌声。平心而论，我这话没有丝毫夸张。

因为木心，从此同陈丹青有所往来，一旦聊起木心，俩人不可收拾。也因为如此，才有今天我所写的《木心上海往事》。

二

大约1985年，一位在美国定居的朋友回国探亲时告诉我，从上海来了一位名叫“牧心”的作家，在华人圈里有些名气，发表好多文章，还出了一本书，文笔优美，封面雅致。当时的华人文化界里，几乎没有什么大陆来人在报章杂志上发表文章，何况“牧心”是从上海来的，俨然天外来客。作为上海人，我的朋友多少为此有些骄傲。我听后说：“牧心？我认识，也是他的朋友。”她十分惊讶：“过去怎么没听你说起过？”我当时没怎么回答，因为说来话长。

有幸认识木心，一是因当年他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中，有一位同他相识甚密的画家唐焘，又名唐友涛，是我小时的邻居，我们同住一栋独立的带有天井花园的小楼，地处虹口区的海南路。他一家住右厢楼上，我家在左厢楼下，由此认识了。唐焘比木心小十二岁左右，比我大八九岁。当时楼上另有一位邻居，我尊称为白家伯伯。对我与唐焘来说，他家犹如磁铁，晚上一有空我们就会情不自禁地去到他那里。数年后见到木心，我常会想起白家，不仅因他俩相似的儒雅和俊美，及风格几乎相同的钢笔字，还有待我如长者般的亲切。同唐焘、白家他们一起，耳濡目染，无形之中有所熏陶，也更狂热地读起他们所藏所购的世界文学名著，开始同他们聊了起来。日常时久，我也大了许多，彼此如朋友般交往，长幼不分。

有趣的是，那时我的记忆力特强。有一次唐焘送白家伯伯一幅浙江吴兴风景的山水画，挂在墙上，画中有一首诗，我只是顺眼看了一遍，竟能当着他们的面一字不漏地背了出来。因此获得小小的赞赏，真有点受宠若惊。

还在六十年代时，唐焘家中就常常高朋满座，济济一堂。相对来说，他的住处比其他朋友家宽舒许多，聚会的容积也就大一些，一旦会聚，他家就像个小小的舞台，众人各显神通，饮酒赋诗，挥笔作画，或高谈阔论，或高歌吟唱，从肖邦、莫扎特、帕瓦罗蒂的协奏曲或咏叹调，到舒伯特或俄罗斯民歌，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莫泊桑到唐诗宋词，从京剧的《空城计》《四郎探母》到苏州评弹，兴致一起，各种乐器都会来上一曲，不一而足。说不上谈笑皆鸿儒，至少也往来无白丁，个个自觉兰亭雅集。因为如此，凡唐焘的朋友，包括其中的木心，也很自然地都认识了，日后也都成为好友。

木心进到这一朋友圈后，每次聚会，总是穿着出众，不是西式夹克，就是高领风衣，风度翩翩，相比之下，其他朋友们在穿着上都很质朴，绝大多数都循规蹈矩，而木心始终在形象上显得格外引人注目，确有天外来客的风度，为众友倾服。木心比大多朋友年长十岁左右，在这圈里，他无疑学识最为渊博，见解超群出众，深受每一位的敬重，谁有什么写作，或绘画作品，都会请他做权威评价，并引以为荣。当时朋友之间都直呼其名，称木心为孙牧心，至今老朋友交谈时提起他来，依然这么称呼，否则反显别扭。

当年不仅是我，几位朋友也都欣赏“孙牧心”这个名，一个“牧”字，其雅，在于众人之上，同他的形象与风度很为符合。直至如今，感觉依然。

“孙牧心”是木心使用时间最长的名，将近大半生。自四十年代中期到杭州、上海求学后开始，在整个上海时期，包括刚到美国的初期，都使用这个正式名。

至于木心，据《文学回忆录》中，1989年8月27日给学生做《诗经续谈》讲座时提道：“古说‘木铎有心’，我的名字就是这里来。”

《联合文学》编者曾问：“为何取名‘木心’？（是不是‘木人石心’之意？）是否方便公布‘本名’？”

木心的回答很木心：“孙，东吴人氏，名璞，字玉山。后用‘牧心’，‘牧’字太雅也太俗，况且意马心猿，牧不了。做过教师，学生都很好，就是不能使之再好上去：牧己牧人两无成，如能‘木’了，倒也罢了。”

此话在我听来，并非木心不喜欢这个“牧”字，乃是来到纽约不久颇有失落之感，“牧己牧人两无成，如能‘木’了，倒也罢了。”

如今“牧”心已“木”，不可更改，我也就入乡随俗，前前后后，跟着称“牧心”为“木心”了。好在读音没变。

木心在圈内交友甚为谨慎，而且十分挑剔。进入他视野认可为朋友，首先他得认为其人品可靠，对己不会有什么伤害，同时确信“相由心生”，认为人是可以貌相的。木心曾学过看相，因此也常以貌取人。其次，在艺术上，如音乐、绘画、演奏、学识等方面是否有一技之长，毫无功利气味。

回顾起来，这一朋友圈实是特定时期年轻一代海派文化的潜流，也是那个年代冷寒中的避难所。用现代语来说，好似抱团取暖。凡这圈里的朋友，无不烙有相同的印痕。木心也不例外。所谓相同的印痕，回顾起来，大致上都崇尚独善其身，个性张扬，努力进取，说不上出世的达观，却多有入世的乐观。当时西方哲人的著作，如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尼采的超人思想、叔本华的唯意志论等等中译本，常在朋友中传阅、交流、激活，木心因读得最早最多，为朋友们所倾慕。无神论也是几乎所有朋友的共同特征，无一例外。木心之所以会时而对宗教发出他尼采式的狂言，同样也是对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贤士无名的现实发出的感慨与愤懑。神之不神，人神颠倒，何来有神信仰？当年的木心视尼采为知己，那种睿智深刻的、散发性的、非逻辑非理性的表达方式，似乎最适宜木心的文采与性格。

朋友中热衷绘画的居多。各位所画作品，大多传统水墨山水花鸟，或竹林七贤达摩禅宗等，水彩油画雕塑亦无一不足，彼此相互交融，推心置腹，也提高了每位的艺术涵养。

一般来说，木心出外，或到朋友家中做客，聚餐喝茶，总是衣冠整洁，正襟危坐，不苟言笑，但酒意颇浓的时分，却也放松了起来。有时聚会，常会轮流说一笑话，增添乐趣。若某人的笑话精彩，木心也会前仰后合，笑得合不上嘴，并及时地习惯地将嘴掩住。当时的笑话与如今全然不同，大多从明清文人编撰的如《笑林广记》等故事中得来，略微添油加醋一番。那个躲在床底大喊男子汉说不出来就不出来的笑话，记得最牢。

因为个个有才，人人好胜，个性也极强，有时难免唯我独尊，都相信能凭着自己的才华来改变个人的命运。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有好几位都谋求出国，成功者有之，落魄者也有之，大浪淘沙，在时代洪流中顺应命运沉浮起落。

当时除了钢琴家金石与木心年龄相近，其余的朋友同木心也就相差十岁左右，我年龄虽则最小，但彼此之间没有太大的差距，只是各有所长，深浅不同而已，大家聚在一起，良好的气氛，同纽约文学班同学们相聚的情景有点相似。那时一群大陆的，尤其上海，以及台湾地区的艺术家、作家们来到纽约，把他乡做故乡，聚在一起，也有抱团取暖的温馨感。但其中还是有较大的差别。一是木心同他们之间年龄上相差更大，彼时木心已经六十多岁，与同学们相比，少说也差三十左右。那些去美国留学的青年，日后大多为一代文化精英。但由于时代的断层，文化上不免有许多空白，更有艺术与智识上如饥似渴的求知欲，嗷嗷待哺。陈丹青曾回忆道，木心刚刚教他们的时候，惊讶地说：“原来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此外，木心醉心音乐，六十年代就同当时著名的钢琴演奏家金石交友密切。金石与傅聪、李名强曾同在钢琴家俞便民那里学琴，他的父亲金武周先生，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赴美留学的哲学博士，在燕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师从司徒雷登。其时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正在编撰希汉字典，金武周先生就在他的办公室里放一课桌，常是司徒雷登办他的公，他学他的课。晚年的金武周先生曾回忆司徒雷登及当年燕京大学几位学者教授的往事，即嘱我笔录或整理。

由朋友介绍，我有幸拜金先生为师，学习英文，金先生单独教我多年。我是小辈，称金先生为伯伯，很长时期往来极密，视同家人，直至他老人家过世。因此关系，也就自然认识了金石，于是同木心多了一层忘年之交的关系。木心同金石的密切交往，在本书《破译木心的文言密码》一节里有所详述。

上海时期的木心并非生活在真空之中，朋友的交往不仅同他的精神生活交织在一起，也隐约地反映在他的字里行间，进入他的诗词格律之中。勾勒出这一幅有血有肉的轨迹图，木心也就显得不再那么遥远空泛。

我写木心，之所以先从当时的唐焘说起，不仅因为他是我当年的邻居，因他而自然地进入了这一小圈子，还因他同木心的另一朋友陈巨源一样，是这一朋友圈里的主要人物，都同木心深交。平心而论，唐焘当时对朋友们有很大的吸引力，甚至女性朋友，也多难抵挡他的魅力。那时没有粉丝一说，但有几位年轻貌美的女性朋友，常以拜他为师习画为名，取得接近的机会。唐焘虽引以为荣，却是君子一般。

大家已从公开发表的图片上一睹木心的风采，不必再述。但我这里还得举个例子：从风度到气概，当年的木心颇有魅力。一天他去唐焘家，我也在。同朋友间平时一样，事先也没招呼，刚拉开移门，木心见到座上有位陌生的年轻女子同唐焘聊天。按当时朋友的习惯，在这种场合下，一般来说都会彼此介绍一下新的朋友，随席而坐，不管在座的有没有女性，并不见外。

唐焘见到木心前来，甚喜，起立招呼相迎，木心却礼貌地表示歉意，随即告辞而去。

那位女子是唐焘的中学老同学，出身大家闺秀。木心一走，立即震惊地问道：“刚才那位朋友是谁？一看就相貌不凡，过去怎么没听你说过？”听了唐焘对木心的介绍，她无法掩饰自己“惊鸿一瞥”的表情，滔滔不绝地赞美起木心留下的瞬间印象。

近看木心，给人最深印象的，是他的一双眼睛。不是说那眼睛怎么漂亮，而是一种时刻的警惕，敏感，难以捉摸，让人觉得里面藏着说不尽的故事。

往年木心的好友陈巨源曾经用文字回忆过当年交往的朋友，包括木心在内，每人的描述虽然篇幅极短，但较为生动地再现了当年朋友们交往的活跃情景，给了我的记忆不可多得的补充。下面他对唐焘的描绘之所以值得一提，是因为从中可见木心当年所在的朋友圈这个花盆，有着怎样的文化土壤，怎样的交往氛围，这也是从前的木心曾经沉浸着的生活。

陈巨源在自己的回忆文《斑驳人生》中，说道：

“在梅文涛家中，我们又结识了一位仪表不凡的人物。也是永年的朋友，叫唐焘。此人谈吐文雅，潇洒倜傥。不久他就邀请我们到他海南路的家中去玩，那是一幢西班牙式带雕花铁栏杆阳台的老房子，他家住二楼，父母房间和大哥一家两个房间都各带一个阳台。他住后间，条件不错。”

“他是学国画的，不知是师从唐云还是张大壮，几笔挥毫，嗖嗖生风，像是那么回事。朋友到他家里，一来比较宽敞，二来他是夜游神，多晚都没有关系，最主要的是他那里朋友多，再说他那里的气氛非常有味道，容易让人回味，所以常常就想到他那里去。”

“喝酒要有知己，所谓酒逢知己。我这一生酒知己除了元鼎（朋友中最早结识木心的王元鼎，后有详述）就是友焘，从二十几岁那时起，直到今天，三人喝起来还是最开心，尽管大家都已垂垂老矣。”

自从陈巨源在六十年代初认识唐焘以来，唐家就成为他经常的去处，同他的弟弟陈巨洪时时出现在他的酒桌上。巨源去唐家最多，酒也喝得最多，每当兴起，趁着醉意，就会高亢他最为拿手的《我的太阳》或《冰凉的小手》，有时不顾夜深人静，竟在阳台上唱了起来，惹得隔壁邻居抗议。

当年的朋友们难得聚在一起合个影，在一张好不容易发现的六十年代旧照片中，都是当年同木心交往很深的朋友，都有许多值得一提的木心故事和回忆。右一就是唐焘，右二为梅文涛，右三即陈巨源，左一为徐永年。其中除了徐永年已经故世，其余三位都已进入耄耋之年。

唐焘、梅文涛、陈巨源、徐永年合影（从右至左）

木心无论怎样孤傲，毕竟也渴望被朋友肯定，被朋友友爱，同时也毫不掩饰地表达对朋友的友爱与肯定。这是真实的木心。有一次木心热诚邀请巨源等几位朋友看他的五十幅画，唐焘恰恰没有在场，当时众人不置可否，一时哑然，令木心黯然神伤，此后很久也不来往。但木心第二天就到唐焘家去，从纸盒里小心拿出画来，请唐焘鉴赏。不料唐焘细看之后，大加赞美，当即写了一首七律赠给木心，木心阅后甚为欣慰，不日即写就一首七言，持以回赠。

木心抵美后，曾在纽约华人报刊上发表一文，特地提到那次同唐焘互赠诗文一事，且把报上的文章剪下来寄到上海，由小翁送到唐焘家中。前几年同唐焘忆起木心往事，得知俩人不止一次互赠诗词，但保存的木心墨迹也就这首七言了。我请他设法将此诗找出来，以便我写《木心上海剪影》使用。他说原件已经被外孙女即木心的粉丝索要去了，只留下一份复印件。我让他找出来，折腾了好多天，好不容易从故纸堆里寻了出来：

戊午清明正 少璞顿首

唐公足下 赢得春风识异人 雪里芭蕉自青青 不羡高山流水意 二横一语破痴心 恭取大乐雪斋 不具

少璞顿首 顿首

诗中“二横”为唐焘雅谑的称号，“大乐雪斋”为木心笔误，为唐焘画室“大雪乐斋”的雅称。寥寥数言，视唐焘为高山流水的知音，能一语道破木心的所思所画。短短一信，三处顿首，足见他孤寂潸然之中，在唐焘那里获得的欣慰。

有一次木心来看唐焘，俩人居然为了一个字，即唐焘赠给木心的诗里的第一个字，争议和讨论了几乎整整一个下午。这个字过于生僻，我总是记不得，唐焘虽对我说过几次，还是没法记住。

但是木心有句妙言，我却记得很牢。木心用讽刺性的口吻若有所指地说：“人家老是讲‘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其实志不在大小，大家都是燕雀，对自以为鸿鹄的人，我倒是要讲：‘鸿鹄安知燕雀之志哉？’”

唐焘也好，巨源也好，当他们拿出木心昔日赞赏他们的书信墨迹，我会调侃地说：反正你们是惺惺惜惺惺，相互吹捧罢了。彼此大笑不已，其乐无穷。那时的木心，也就是从前的木心，同朋友相处时，十分谦和，亦庄亦谐。

唐焘多才多艺，不仅懂书画，他也拉《二泉映月》，当年音乐学院的教授卫仲乐先生，最著名的琵琶专家，曾私授唐焘琵琶弹奏，他听后，不无赞赏地说唐焘比瞎子阿炳还拉得好。至于小提琴，最早我听到的莫扎特“第五小提琴协奏曲”，就是听他在家里拉的。

与众不同的是，唐焘对美术理论颇有深研，1981年即在《美术》第三期上发表《绘画性与绘画史》长篇论文，这在当时的美术理论界可谓凤毛麟角。他在文章中的观点，早就具备，而且同木心一直在交流，俩人观点十分吻合。这篇论文他曾花费很多心血，多年酝酿，费时颇长，其间也常请益木心。

一天，唐焘特地约我一起去见木心，请教木心，与他探讨艺术本体之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并带上了自己的初稿。寒暄之后，进入话题。当年国内美术界正刚开始探讨绘画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木心对此也深感兴趣，同唐焘仔细地讨论了绘画本体的意义，“绘画性”的功能和它的观念性，中国古代美术史中的书法同抽象画的关系，西方绘画的写实同传统中国画的写意之异同等等，内容极为丰富。

木心很注重书法在美术史上的重要性。他认为书法艺术基本上是抽象的造型艺术，而且已经先于绘画而积累了系统的造型理论。俩人关于这一问题讨论了很长时间。木心还认为，不应把书法仅仅看作点与线的交响，因为书法中的点与线，早已越出点与线的一般概念，对抽象绘画的造型也有大影响。也正因此，唐焘能对木心的画有特别的理解，不是出于朋友间的客套。

木心与唐焘的同感，就是形式在绘画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长期的传统思维束缚了个人的创造性，应当予以突破。

记得木心当时还直率地对唐说：“你先不要去研究这种理论问题，多画多实践，在形式上多下功夫。总是先有实践才有理论，我自己就是这样。没有什么画家是研究了理论之后再去创作的。西方古典的画家大师们都不是学了某种理论之后再作自己的创新，出了自己的作品，往往就是他们，摆脱了现有理论的束缚才成功的。”

由于话题过多，次日木心又来到唐焘家，继续谈论。唐焘听取了木心的许多独到观点，对初稿继续修改，完稿后再亲至木心家里，反复探讨，直到定稿为止，然后寄送北京《美术》杂志编辑部。此篇长文很受重视，几经审核和争议，终于在1981年的《美术》期刊上发表，这在当时专业的美术理论界里可谓屈指可数。同期《美术》上，刊登了吴冠中的《内容决定形式？》，还有一篇陈丹青关于绘画的民族性口号的文章。当时美术界的这场讨论，对冲破历来苏联模式的绘画藩篱，回归绘画性本身，起到一定的突破作用。

三

在我们这些上海朋友中，木心最早结识的，是画家王元鼎。远在六十年代之初，最早将木心带进上海朋友圈的，也是王元鼎。七十年代末，最后同木心断交的，也是王元鼎。

古人云“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这两句恰恰都落在他们两位之间。换句话来说就是：曾经酒逢知己千杯少，后来话不投机半句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