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译介的历史回顾

在译介外国文学、促进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交流方面，我国的法国文学研究界和翻译界人士始终起着积极的作用。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和翻译工作者与别的语种的同行一起，实际上担负着对整个外国文学在中国的研究、选择、翻译与传播的工作。法国文学源远流长，流派纷呈，在世界文学之林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与翻译工作者一方面对从中世纪到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学进行了有选择的译介，无论是中世纪的英雄史诗、宗教文学与骑士文学、市民文学，十六世纪的人文主义文学、七星诗社，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文学，还是十八世纪的启蒙文学，或是十九世纪的象征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自然主义文学，无一不纳入他们的视野。另一方面，他们关注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的发展，特别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随着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慢慢打开，中外文化的交流日渐频繁，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与翻译工作者有机会与法国文学界、出版界进行直接的交流甚至对话，得以不断加深对法国文学的认识与理解，把更多的精力投向对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译介工作，取得了令中国外国文学界瞩目的成绩。北京大学中法文化关系研究中心和北京图书馆参考研究部中国学室曾合作编了一部《汉译法国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图书目录》^[1]，据编者的话，该图书目录收录了从十九世纪末到1993年3月出版的汉译法国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图书的书目资料。全书共333页，其中文学书目占209页，包括复译在内，约有1800种。尽管如编者所言，因“我国目前图书呈缴制度不够完善”，所收书目不全，但我们通过该书目，至少可以看到法国文学在中国译介的一个概貌。

从时间上看，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被译介的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作品较少，且多为零星的译介，比较成规模成系统的译介工作是在八十年代之后进行的。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中国对法国当代文学也有持续的译介。从体裁来看，译介最多的是小说，但具影响的传记、诗歌、戏剧和文学理论作品也有部分译介。中国翻译界曾有人撰写文章，认为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太少，当代作品的译介更是少之又少。但从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情况看，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据不完全统计，被译成汉语的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作品超过六百种，这是法国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译介所远不能相比的。在中国，与其他语种的文学的译介相比，法国文学翻译的成绩也是十分突出的。下面，我们分别对二十世纪法国诗歌、戏剧、传记、文学理论和小说的汉译做一简要的回顾与梳理。

一、诗歌翻译

在二十世纪初，法国诗歌在“主旋律开始发生变化，一致主义、立体主义等新思潮破土而出、异军突起的同时，人道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神秘主义等诗歌潮流此起彼伏，各领风骚。概而言之，它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幅五光十色的拼盘式图像，其中先锋派或曰现代派诗歌的萌发在这一时期尤为炫目，它与文学、艺术中的现代主义躁动异曲同工，交相辉映，汇成了20世纪初叶现代主义宏伟交响乐的序曲”^[2]。在这一序曲之外，象征主义继续在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在后来的发展中赢得了自己独特的地位。

后期象征主义的杰出代表保尔·瓦莱里可以说是法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抒情诗人。瓦莱里与中国学者、诗人梁宗岱有过一段不解之缘，梁宗岱是他认识的第一个中国人，通过梁宗岱，他感到“中国民族是或曾经是最富于文学天性的民族”^[3]。他曾给梁宗岱讲解过他的名作《水仙辞》，梁宗岱先生得其真谛，于1928年将《水仙辞》译成了汉语^[4]，介绍到了中国。后来，瓦莱里的《友爱的森林》《失去的美酒》《海滨墓园》《风灵》《石榴》《蜜蜂》等诗篇被卞之琳先生陆续介绍给了中国读者^[5]。直到1996年，中国文学出版社推出了葛雷与梁栋合译的《瓦雷里诗歌全集》，瓦莱里成了二十世纪法国诗人在中国拥有汉译诗歌全集的第一人。与保尔·瓦莱里齐名，被誉为后期象征主义“双峰之一”的保尔·克洛岱尔与中国读者结识的时间相比之下则要晚得多，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他的一些诗作才开始被译介到中国。最早是《法国研究》，该刊在1986年第2期上发表了葛雷的《克洛岱尔与法国文坛的中国热》。南京大学主办的《当代外国文学》在1991年第3期上，发表了一组评介克洛岱尔的文章，有徐知免先生的《克洛岱尔与〈认识东方〉》和秦海鹰的《中西“气”辨——从克洛岱尔的诗谈起》；在评介的同时，他们向中国读者介绍了克洛岱尔的一些诗作和散文。

九十年代，除了保尔·克洛岱尔，与中国文化有着特别关系的谢阁兰、圣—琼·佩斯、亨利·米修也受到了特别的关注。1997年，在法国驻华大使馆的支持下，在北京举办了圣—琼·佩斯专题研讨会；1999年10月，又在南京大学举办了“二十世纪法国作家与中国”国际研讨会，会上对这几个作家有过较为深入的讨论。对这几位诗人的作品的译介，比较系统的有秦海鹰与车槿山夫妇合译的谢阁兰的《碑》（三联书店，1993年）、管筱明翻译的《圣—琼·佩斯诗选》（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以及杜青钢翻译的《米修诗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此外，还有叶汝琏、徐知免、江伙生等翻译家译的一些较有影响的代表诗作。2006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邹琰翻译的《谢阁兰中国书简》；2010年，该社出版“谢阁兰文集”，包括李金佳翻译的《出征》、黄蓓翻译的《画&异域情调论》以及邵南和孙敏翻译的《诗画随笔》；2014年7月23日，历史人文纪录片《灵感之源：维克多·谢阁兰与西安》在西安试映。

在象征主义和现代西方哲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主义，在二十世纪法国诗坛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法国现代派诗歌由以阿波利奈尔为代表的未来主义和以布勒东为领袖的超现实主义为主流。阿波利奈尔于1913年发表了未来派宣言，成为法国先锋派诗歌的开拓者，并影响了超现实主义。戴望舒是中国最早译介阿波利奈尔诗歌的翻译家之一，他译的《莱茵河秋日谣曲》在中国文学界有广泛的影响。徐知免、罗洛、闻家驷、飞白等翻译家都译过阿波利奈尔的诗作，李玉民译过《烧酒与爱情》。布勒东以及查拉、阿拉贡、苏波等一批重要诗人的代表诗作也被陆续介绍到了中国。在法国诗坛有“启明星”之称的雷尼埃，“兼有魏尔伦的音律感和超现实主义的幻觉”的图莱，在1912年当选为“诗歌王子”的保尔·福尔，曾创作长达八千余行的惊世之作《夏娃》的夏尔·佩吉，深受浪漫主义影响、诗风热烈的安娜·德·诺阿伊，富有幽默感的马克斯·雅各布，有“女才子”之称的卡特琳娜·波兹和以风格简洁著称、对人类处境极为关注的于勒·苏佩维埃尔等著名诗人的作品，也有译介^[6]。在罗洛译的《法国现代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钱春绮译的《法国名诗人抒情诗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徐知免译的《现代法国诗抄》（外国文学出版社，1989年）、李玉民与罗国林合译的《爱的梦呓：法国当代爱情朦胧诗选》（花城出版社，1989年）、江伙生译的《法国当代五人诗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9年）、郑克鲁译的《法国爱情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叶汝琏译的《法国现代诗与古典诗》（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郑克鲁译的《法国抒情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江伙生编译的《法国当代诗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等诗选中，以及在《世界文学》《外国文学》《当代外国文学》《国外文学》《文艺报》《诗刊》等刊物上，除上文所列举的二十世纪法国诗人外，有作品被译介过的还有如弗、勒韦尔迪、蓬热、科克托、艾吕雅、普雷韦尔、德斯诺斯、格诺、塔迪厄、吉耶维克、弗雷诺、夏尔、德·拉图尔迪潘、埃马纽埃尔、博斯凯等诗人。应该说，二十世纪法国诗歌几个大的流派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诗人的作品，或多或少都有中文的译介，我们的诗歌翻译家为此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二、戏剧翻译

在二十世纪的法国文学中，戏剧的成就令世人瞩目。从某种意义上说，二十世纪的法国戏剧并不逊色于法国诗歌创作。在法国大众中，戏剧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诗歌。有评论说，法国有多少文学流派，就有多少戏剧流派，这一评论并不夸张。但对中国而言，真正产生影响的恐怕只有存在主义戏剧和荒诞派戏剧了。对法国二十世纪戏剧的译介，比较系统的，恐怕也只有这两个流派的戏剧。《汉译法国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图书目录》在“戏剧”部分，只收了两条，一条是王维克辑译的《法国名剧四种》（商务印书馆，1935年），均为法国古典戏剧，另一条是施康强等译的《荒诞派戏剧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戏剧翻译远不止这两个条目，因为有的条目被编者编排在了有关作家的名下，如巴尼奥尔的《巴尼奥尔喜剧选》（王振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戏剧的价值是在“看”与“听”中，而不是在“读”中体现的，没有观众，就没有戏剧的繁荣。法国二十世纪戏剧在中国的译介受到了观众与市场等因素的限制。就我们手中所掌握的材料看，二十世纪戏剧的翻译兼有研究与实验的目的。存在主义戏剧是与萨特的名字紧密地连在一起的。萨特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其戏剧创作占有重要的地位。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作品就开始被介绍到中国。他的剧作《恭顺的妓女》（一译《毕恭毕敬的妓女》）于1955年由罗大冈介绍给中国读者；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萨特戏剧集》，萨特的主要译作均有了中译本。另一位存在主义代表加缪一共写过四个剧本，除《戒严》之外，《误会》《卡利古拉》《正义者》均已译为中文。

荒诞派戏剧的汉译对中国的戏剧发展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在荒诞派戏剧的影响下，在中国戏剧舞台上，曾出现过一批具有先锋性的戏剧作品。据钱林森的《法国作家与中国》介绍，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法国荒诞派戏剧的是程宜思，他于1962年10月21日在《人民日报》上刊发了《法国先锋派戏剧剖视》。“同年11月，尤奈斯库的名剧《椅子》由黄雨石译出，第一次向中国展示了法国荒诞派戏剧真品”^[7]。六十年代初，围绕着荒诞派戏剧，曾有过一场“以政治为第一标准”的讨论。1965年，施咸荣译出了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文化大革命”后，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中国兴起了“荒诞派戏剧热”，《外国文艺》《外国戏剧》《当代外国文学》相继译介了尤奈斯库的《阿麦迪或脱身术》（1979）、《犀牛》（1980）和《秃头歌女》（1981），贝克特的《啊，美好的日子！》（1981）和《剧终》（1981）。上海译文出版社于1980年推出了《荒诞派戏剧集》；1983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又推出了第二本《荒诞派戏剧选》。除了上文已经提及的剧作之外，两部戏剧集中还收有美国的阿尔比的《动物园的故事》、英国的品特的《送菜升降机》，以及法国的让·热内的《女仆》。

除了存在主义戏剧和荒诞派戏剧，二十世纪法国戏剧界的一些大家的剧作在中国基本没有译介。二十世纪被称为“法国的易卜生”的弗朗索瓦·德·居雷尔、法兰西学院院士莫里斯·多奈、浪漫主义戏剧大家爱德蒙·罗斯当、无声派戏剧代表让—雅克·贝尔内、超现实主义戏剧代表让·阿努伊等剧作家，对中国读者和观众而言，几乎是完全陌生的。在六十年代法国风行一时的太阳剧社的一些创作，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见到过中文的翻译。进入二十一世纪，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了王文融翻译的爱德蒙·罗斯当的《西哈诺·德·贝热拉克》；2007年底到2008年初，太阳剧社在台湾举行了《浮生若梦》的绝美演出。倒是诗人兼剧作家的保尔·克洛岱尔，凭借他与中国文化的特殊姻缘，他的《正午的分界》和《缎子鞋》在九十年代分别由蔡若明和余中先介绍给了中国读者。于勒·罗曼的《克诺克或医学的胜利》是在中国译介较早的一部剧作，译者是黎烈文，由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于1933年出版。1998年，中国戏剧界将于勒·罗曼的《克洛克医生》搬上舞台，由姜文出演主角，一时轰动。在中国产生了影响并拥有相当多读者的，是善于将小说、电影和戏剧艺术熔于一炉的玛格丽特·杜拉斯，她的一批剧作和电影剧本，如《广岛之恋》《印度之歌》《塞纳—瓦兹的高架桥》《阿邦、萨芭娜和大卫》《音乐之二》《纳塔丽·格朗热》《恒河女子》^[8]《伊甸园影院》^[9]等在世纪之交相继在中国问世。

三、传记翻译

传记是中国读者非常喜爱的一种文学体裁。传记的翻译受制于一个主要因素，那就是传主的地位。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和各类明星都可以入传，传主的名声越高，越有可能被读者所关注。在中国读者的视野里，自然少不了法国政治家、军事家拿破仑、戴高乐，科学家玛丽·居里夫人，文学家巴尔扎克、雨果，电影明星阿兰·德龙，足球明星普拉蒂尼，天才足球教练雅凯，还有香水女王香奈尔等。有关这些人物的传记，在中国都有译本，有的还不止一种，如拿破仑，据不完全统计，从法文译过来的，有十余种译本，有的注重拿破仑的军事、政治生涯，有的则注重拿破仑的私生活，如朱莉埃特·班佐尼的《拿破仑与女明星》和法兰西学院院士奥克塔夫·奥布里的《拿破仑的私生活》（一译《拿破仑外史》）等。传记的翻译还受时代风尚因素的影响，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风尚，读者心目中的“英雄”或“明星”也有不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随着国内出现一股“杜拉斯热”，杜拉斯成了读者关注的对象，国内出版社一部接着一部地推出杜拉斯传记，在1999年中至2000年初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就出了五种有关杜拉斯的传记，如布洛—拉巴雷尔的《杜拉斯传》（徐和瑾译，漓江出版社，1999年7月）、米歇尔·芒索的《闺中女友》（胡小跃译，漓江出版社，1999年7月）、弗莱德里克·勒贝莱的《杜拉斯生前的岁月》（方仁杰译，海天出版社，1999年9月）、雅恩·安德烈亚的《我的情人杜拉斯》（彭伟川译，海天出版社，1999年9月）和劳拉·阿德莱尔的《杜拉斯传》（袁筱一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另外，中国学者也推出了有关杜拉斯的研究性传记，如户思社著的《痛苦欢快的文字人生——玛格丽特·杜拉斯传》（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在翻译成中文的许多法国传记中，有的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也有的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学价值，但不可否认的是，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而编撰的“时髦作品”。这样一些作品的汉译，不是这里所关注的对象。

二十世纪的法国传记作家，首推安德烈·莫洛亚。安德烈·莫洛亚对传记这一文学体裁的贡献，不仅在于他的多产，还在于他对传记文学的更新。莫洛亚所写的传记为中国读者所熟悉。早在1931年，中华书局就推出了李惟建翻译的《爱俪尔》（一译《雪莱传》）。1936年，傅雷又翻译出版了他的《服尔德传》（一译《伏尔泰传》，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国内多家出版社出版了莫洛亚的传记作品，如郎维忠等译的《乔治·桑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程曾厚与程干泽合译的《雨果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艾珉与俞芷倩合译的《巴尔扎克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浙江文艺出版社于1998年推出了“莫洛亚传记丛书”，共五种，除收入中国已有译本的《乔治·桑传》《雨果传》《巴尔扎克传》之外，还有罗国林翻译的《夏多布里昂传》与徐和瑾翻译的《普鲁斯特传》。上海东方出版中心曾与笔者联系，准备翻译出版一套“莫洛亚传记”，因为版权问题与对方商研未果而搁浅。进入新世纪，浙江大学出版社于2013年推出谭立德、郑其行翻译的安德烈·莫洛亚的《雪莱传》，2015年推出郭安定翻译的《三仲马传》和谭立德、郑其行翻译的《屠格涅夫传》；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推出裘小龙、王人力翻译的《唐璜：拜伦传》。亨利·特洛亚也是一位出色的传记作家，他的一些传记写得很有特色，已被介绍给中国的有：《神秘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迎晖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风流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冯志军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一代暴君——伊凡雷帝》（张志、刘广新合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彼得大帝》（齐宗华、裘荣庆合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普希金传》（张继双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契诃夫传》（侯贵信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胡尧布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巴尔扎克传》（胡尧布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以及《永远的叛逆者：茨维塔耶娃的一生》（李广平译，花城出版社，2014年）等。在向中国读者介绍优秀的法国传记文学作品的翻译家中，傅雷最受中国读者推崇。在1933年，傅雷以“自己出版社”的名义自费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译著《夏洛外传》。在《译者序》中，傅雷交待了《夏洛外传》的作者为菲列伯·苏卜（Phillipe Souppaut），这部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记作品，而是“以小说的体裁，童话的情趣”写的一部“外传”。《服尔德传》是傅雷译的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传记，该书出版后曾多次再版。之后，傅雷又翻译出版了罗曼·罗兰的《巨人三传》，包括《贝多芬传》、《弥盖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这部作品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

九十年代末，在二十世纪法国传记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大学的杜小真、孟华、罗芃。他们以明确的目的、系统的翻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由他们联合主编的一套“二十世纪法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该译丛共十二种，向中国读者分别展示了阿尔贝·加缪、让—保尔·萨特、雷蒙·阿隆、米歇尔·福柯、保尔·利科、雅克·拉康、梅洛—庞蒂、乔治·杜梅泽尔、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加斯东·巴什拉尔、罗兰·巴特和西蒙娜·韦伊等十二位思想家的生活和思想历程^[10]。

四、文学理论著作翻译

法国的文学理论界向来是最为活跃的，二十世纪的法国文学理论更显多元、开放的特点。对二十世纪法国文艺理论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艺理论家伊波利特·泰纳是中国文学理论界十分熟悉的，他的决定文学的“种族”、“环境”和“时代”三要素论广为流传。1949年，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了由沈起予翻译的《艺术哲学》，后来，又有了傅雷的译本。对二十世纪初文学批评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还有柏格森，他的经典著作之一《笑》，“集中阐述了艺术的性质和功能”^[11]；1923年，张闻天据英译本转译了这部著作，由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法国文学史研究领域自成一派的居斯塔夫·朗松的作品也有一部分被介绍到了中国。另外，像法朗士、阿拉贡、加缪等一些文学大家的文论也有译介，如盛澄华等译的《阿拉贡文艺论文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法国的文艺理论思潮与哲学社会思潮往往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极为活跃的加斯东·巴什拉尔，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批评家；又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新批评”浪潮中出现的文学社会学批评大师吕西安·戈德曼，就是将社会和结构主义引入了文学批评之中。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一场新旧批评之争，更是一场超越了纯文艺理论范畴的思想之争。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界和翻译界，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的法国文艺理论和思潮比较关注，在八十和九十年代，对法国的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分析、结构分析、存在主义或现象学等一系列文艺批评理论思潮，都有或多或少的译介，一批代表性论著相继被译成汉语。新文学批评理论是译介的一个重点，如热奈特的《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罗兰·巴特的《写作的零度》、《符号学原理》、《符号的王国》、《S/Z》、《批评与真实》和《恋人絮语》等。上面谈到的社会学批评代表人物戈德曼的理论著作，也有多部被介绍给中国读者。他于1956年出版并激起了强烈反响和热烈争议的《隐蔽的上帝》，有蔡鸿滨的译本（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另被译介的还有《论小说的社会学》（吴岳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此外，布鲁奈尔的《什么是比较文学》（葛雷、张连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和罗贝尔·埃斯卡尔皮的《文学社会学》（符锦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也有了汉译本。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也不断有新、老文论思想家的作品被翻译或修订再版。以译家史忠义为例，翻译面世的作品就有：热拉尔·热奈特的《热奈特论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热奈特论文选》（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让—伊夫·塔迪埃的《20世纪的文学批评（修订版）》（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还有让·贝西埃的《文学理论的原理》（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当代小说或世界的问题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文学与其修辞学：20世纪文学性中的庸常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以及让·贝西埃等主编的《诗学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诗学史（修订版）》（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此外，还有罗兰·巴特的《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敖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和《神话修辞术》（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等。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辑过一套“20世纪欧美文论丛书”。有关法国的，除了上文提到的戈德曼、热奈特的著作外，还有朗松的《方法、批评及文学史》、瓦莱里的《文艺杂谈》、萨特的《萨特文论选》和普鲁斯特的《驳圣伯夫》。1998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施康强等人所译的《萨特文学论文集》，集中有不少文章译自萨特的《处境种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施康强翻译的《什么是文学？》。萨特的这部论著产生过广泛的影响。有关普鲁斯特，我们可以读到让—伊夫·塔迪埃的《普鲁斯特和小说》（桂裕芳、王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和安德烈·纪德、让—弗·雷维尔的有关评论^[12]。北京大学中法文化关系研究中心主编的“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包括了列维—施特劳斯的《看、听、读》、勒内·基拉尔的《浪漫的诺言与小说的真实》、乔治·杜梅齐尔的《从神话到小说——哈丁古斯的萨迦》等二十余部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著作。为了帮助中国读者，尤其是法国文学爱好者和学生了解法国文学的发展概貌，九十年代，有一批具有特色的法国文学史、小说史或批评史著作译成了汉语。比较有影响的有布鲁奈尔（一译布吕奈尔）等的《19世纪法国文学史》（郑克鲁、黄慧珍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和《20世纪法国文学史》（郑克鲁等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贝尔沙尼的《法国现代文学史》（孙恒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罗杰·法约尔的《法国文学评论史》（怀宇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和让—伊夫·塔迪埃的《20世纪的文学批评》（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等。另外还有徐知免、杨剑翻译的米歇尔·莱蒙的《法国现代小说史》（一译《大革命以来的法国小说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和冯汉津等编译的《当代法国文学辞典》（以安德烈·布兰和让·鲁斯洛合著的《当代法国文学辞典》为蓝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此外，还有郑克鲁翻译的《爱情小说史》，该书作者为皮埃尔·勒帕普（商务印书馆，2015年）。

五、小说翻译

在世界小说之林，法国小说占有非凡的地位。郑克鲁在《现代法国小说史》绪论中这样评价道：“法国小说在世界小说史上占有数一数二的地位，19世纪如此，20世纪自然如此。19世纪的法国小说与俄国小说共执世界小说的牛耳，20世纪的法国小说则与美国小说共执世界小说的牛耳。”^[13]在中国，法国的小说一直被广大读者所喜爱，法国小说的翻译是二十世纪法国文学汉译中的重头戏。在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被译成汉语的法国小说具有相当的数量，要想以较短的篇幅对二十世纪法国小说的汉译进行一番全面的清点，看来是不可能的。何况二十世纪法国小说流派纷呈，名家辈出，即使对一些佳作进行重点梳理，也难免有所疏漏。笔者查阅了中国法国文学界的几位同行研究法国文学，特别是法国小说的著作，如江伙生与肖厚德的《法国小说论》^[14]、张泽乾等的《20世纪法国文学史》、吴岳添的《法国文学流派的变迁》、郑克鲁的《现代法国小说史》、柳鸣九的《法国廿世纪文学散论》^[15]以及柳鸣九与吴岳添主编的“法国当代文学广角文丛”中的几部著作，对二十世纪法国小说的演变与发展脉络有了个基本的了解。为方便起见，我们不妨参考上述几位专家的评论视角，以流派为主线，兼及翻译的时间顺序，对二十世纪法国小说在中国的译介做一有重点的概要回顾。

郑克鲁的《现代法国小说史》分上下两编，上编共七章，着重介绍了“跨世纪小说家”、“意识流小说家马塞尔·普鲁斯特”、“长河小说”、“心理小说”、“社会小说”、“乡土小说”和“超现实主义小说”；下编共六章，分别为“存在主义小说”、“新小说”、“社会小说”、“女小说家”、“侦探小说、科幻小说和通俗小说”和“新一代小说家”。另有附录，附录一为“作家及其重要作品译名对照表”。根据手头所掌握的资料，我们进行了对照，发现郑克鲁在附录中所列举的近一百七十位二十世纪法国小说家，大部分已被介绍到中国，有的作家的作品不止一部被译成汉语，还有几位名家已拥有汉译作品集或文集。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法国文学创作中，阿纳托尔·法朗士以其辛辣的讽刺和鲜明的人道主义色彩而独树一帜。他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立场，尤其是他在1905年担任“俄国人民之友社”主席之后，为正义呐喊，为正义斗争，使他比别的作家更有机会进入中国翻译家的视野。法朗士是一个跨世纪的作家，在二十世纪前所创作的主要作品，有《波纳尔的罪行》、《苔依丝》和《鹅掌女王烤肉店》，跨世纪的创作是他的四卷本长篇小说《现代史话》，后期的代表作有幻想小说《企鹅岛》、《天使的叛变》和《诸神渴了》。另外，他的中篇小说及短篇小说创作也很有特色。上述作品中，除了《现代史话》外，其余各种均被译为汉语。有的作品如《苔依丝》，有多个复译本。据钱林森的《法国作家与中国》，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小说月报》和《东方杂志》就开始发表有关法朗士的评介文章和法朗士的部分作品。在二十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曾两次形成了不可忽视的法朗士热。关于法朗士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情况，吴岳添曾有过专门的介绍^[16]。

在跨世纪小说家中，保尔·布尔热、安德烈·纪德以及沙尔—路易·菲利普与皮埃尔·洛蒂等重要作家的主要作品在中国均有译介。如布尔热，著名诗人戴望舒在1936年翻译出版了他在十九世纪最后一年发表的《弟子》，四十年代又有杨寿康译的《死亡的意义》及狄宇仁译的短篇小说。纪德是中国文学界特别关注的一个作家，1931年，王了一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他从英语转译的《少女的梦》，拉开了译介纪德的序幕；至四十年代，纪德的主要作品如《地粮》《背德者》《窄门》《梵蒂冈的地窖》《田园交响乐》《伪币制造者》等，在中国陆续翻译出版，著名翻译家卞之琳、盛澄华、闻家驷、陈占元、黎烈文和金满成都译过他的作品，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盛澄华对纪德的较为深入的研究和译介。2001年是安德烈·纪德逝世五十周年。国内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几家著名出版社相继推出《纪德文集》，其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联合出版《纪德文集》。前者出版了收入纪德大部分叙事作品的《纪德文集》，包括卞之琳译的《浪子回家》，盛澄华译的《伪币犯》，桂裕芳译的《窄门》和《梵蒂冈地窖》，李玉民译的《帕吕德》、《背德者》、《田园交响曲》和《忒修斯》，赵克非译的《太太学堂》、《罗贝尔》和《热纳维埃芙》，罗国林译的《大地食粮》，张冠尧译的《大地食粮（续篇）》，以及施康强译的《乌连之旅》；后者则推出了五卷本的《纪德文集》，分为日记卷、散文卷、传记卷、文论卷和游记卷，其中有罗国林译的《如果种子不死》、朱静译的《访苏联归来》、黄蓓译的《刚果之行》、由权译的《乍得归来》等中国读者熟悉的名篇。译林出版社也以《纪德文集》的名义，于2001年9月推出了徐和瑾译的《伪币制造者》、马振骋译的《田园交响曲》和由权译的《苏联归来》等作品。

二十世纪的法国长河小说备受中国读者的青睐。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由充满激情的翻译家傅雷首次介绍给中国读者，于193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不久便在中国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有关该书翻译与接受的情况，在本书的下篇，我们将做进一步分析。除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的另一部长河小说《欣悦的灵魂》在七十年代末也被全文介绍到了中国，汉译本叫《母与子》，由罗大冈翻译。另外，在罗曼·罗兰小说创作中占有一定地位的长篇小说《哥拉·布勒尼翁》由许渊冲翻译，于1958年出版。在罗曼·罗兰之后，于193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罗歇·马丁·杜伽尔的《蒂博一家》，经历了半个世纪之后，才在中国落户。由郑克鲁翻译的这部多卷长河小说于1986年在漓江出版社出齐；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王晓峰、赵九歌合译的《蒂博一家》也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杜阿梅尔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的两部长河小说都很成功。五卷本的《萨拉万的生平和遭遇》和十卷本的《帕斯吉埃家族史》在法国文学史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但在中国，读者更喜爱的似乎是傅雷翻译的《文明》和罗国林翻译的《子夜的忏悔》。花城出版社曾经想把杜阿梅尔的《帕斯吉埃家族史》完整地介绍给中国读者，但很遗憾的是，我们至今只见到该小说的前两卷，由罗国林与李玉民合译，于1986年出版。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就其结构而言，自然也可被归入长河小说之列，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翻译的难度很大，它姗姗来迟，直到九十年代初才由十五位翻译家合作翻译成汉语，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与中国读者见面。亨利·特洛亚是中国读者比较喜爱的一位作家，他的长篇历史小说有多种被介绍到中国，比较重要的有《正义者之光》（分别有李玉民和顾微微、李宝源和陈祚敏的合译本，译名为《巴黎之恋》和《异国之恋》），还有《莫斯科人》（钱林森、许钧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在二十世纪，创长河小说长度之最的是于勒·罗曼，他从1932年至1947年，创作了长达二十七卷的《善意的人们》，但至今，这部小说尚未译成汉语。

法国二十世纪的心理小说在中国译介的并不多，且大多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被介绍到中国的。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是译介比较多的一位，他的《爱的荒漠》《蝮蛇结》《黛莱丝·德克罗》有多个译本，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在柳鸣九主编的“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中，被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心理小说有贝尔纳诺斯的《在撒旦的阳光下》和拉迪盖的《魔鬼附身》《德·奥热尔伯爵的舞会》等。新世纪以来面世的贝尔纳诺斯的作品有：《在撒旦的阳光下》（李玉民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少女穆谢特》（王吉英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如果从精湛的心理分析出发，在此可以提及纪德的作品的翻译，如《伪币制造者》（盛澄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梵蒂冈的地窖》（陈筱卿、李玉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背德者·窄门》（李玉民、老高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纪德的《地粮》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有盛澄华的译本（新生图书文具公司，1943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与心理小说相比，法国二十世纪的社会小说在中国拥有更多的读者。郑克鲁在他的《现代法国小说史》第五章“社会小说”中所介绍的一些作家，或多或少都有作品被译成中文，有的在中国已经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如在上面已作为重点介绍的安德烈·莫洛亚，他的短篇小说经罗新璋的妙笔传译^[17]，尤受中国读者欣赏。比较重要的还有塞利纳的《茫茫黑夜漫游》^[18]，蒙泰朗的《少女们》，圣埃克絮佩里的《空军飞行员》、《夜航》、《人的大地》和《小王子》，马尔罗的《征服者》、《王家大道》、《人的状况》和《希望》，埃梅的《变貌记》、《捉猫故事集》^[19]、《侏儒》和《陈尸台》，巴比塞的《光明》、《地狱》、《火线》以及他的短篇小说，勒内·吉约的《丛林虎啸》，凯塞尔的《骑士》，莫朗的短篇小说集^[20]，尼赞的《阴谋》，皮埃尔·伯努瓦的《大西洋岛》，巴尼奥尔的《法妮》、《父亲的光荣》、《爱情的时代》和《泉水的玛侬》，埃里亚的《宠儿们》，阿拉贡的《巴塞尔的钟声》、《共产党人》和《圣周风雨录》等，瓦扬的《律令》、《荒唐的游戏》、《325000法郎》和《弗斯特上校服罪了》，巴赞的《绿色教会》，加里的《天根》和《绿林情仇》，多泰尔的《谁也到不了的地方》，维尔科的《病榻前的故事》和《海的沉默》，梅尔勒的《有理性的动物》、《杀人是我的职业》、《倾国倾城》和《瑞德库特的周末》，凯菲莱克的《野蛮的婚礼》，克朗西埃的《黑面包》（四卷），罗布莱斯的《这就叫黎明》、《蒙塞拉》和《威尼斯的冬天》，居尔蒂斯的《夜森林》和《一对年轻的夫妇》（一译《离异》），德吕翁的《大家族》^[21]和《宫廷恩仇记》，萨巴蒂埃的《大街》和《瑞典火柴》，尼米埃的《堕入情网的火枪手》，以及博达尔的《安娜·玛丽》等。与这些社会小说有关的，在二十世纪，法国还有以描写大自然和乡村生活见长的优秀作家，他们的作品也有一些被介绍到了中国。最有影响的，要算让·季奥诺和柯莱特。前者的《人世之歌》和《再生草》在八十年代初由罗国林翻译出版。后者的《紫恋》早在三十年代就被戴望舒介绍给了中国读者，另外被译成中文的还有《姬姬》、《流浪女伶》和《茜朵》等。除了季奥诺和柯莱特，我们还可以读到阿兰—傅尼埃的《大个子莫纳》和路易·埃蒙的《玛丽亚·沙德莱纳》等作品。

综观二十世纪的法国小说创作，上面所介绍的这些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属于传统作家，与巴尔扎克、福楼拜等作家所开创的法国现实主义小说传统有着继承与延续的关系。吴岳添在《法国文学流派的变迁》一书中指出，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能够用‘现代主义’来概括。这种概括并非否认现实主义文学或传统文学的存在，而只是表明现代主义是二十世纪特有的并且占优势的文学”^[22]。根据这一视角，我们不妨把目光投向在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和新小说，来看一看这些流派的小说创作在中国的译介情况。

超现实主义主要以诗歌创作为主，但其小说创作也不可忽视。不过，与其他流派相比，超现实主义小说在中国译介较少。阿拉贡和布勒东是超现实主义小说的开创者，但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他们的超现实主义小说很少被介绍到中国，目前仅见布勒东的《娜嘉》（董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在他们之后，参加过超现实主义运动的朱利安·格拉克、皮埃尔·德·芒迪亚格、雷蒙·格诺，以及明显具有超现实主义创作倾向的鲍里斯·维昂的作品，中国读者了解得也很少。就我们所知，目前，维昂的《岁月的泡沫》（一译《流年的飞沫》）、格拉克的《林中阳台》与《沙岸》（一译《沙岸风云》）、格诺的《扎齐在地铁》、芒迪亚格的《摩托车》与《闲暇》等有中译本。2014年，海天出版社出版了《维昂小说精选（上）》（徐晓雁、蒙田译）和《维昂小说精选（下）》（蒙田、徐晓雁译）。另外，写作颇具超现实主义特色的让·科克托的《可怕的孩子》也有了中译本（王恬译），于201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译介较为系统并成规模的，是存在主义的作品和新小说。有关这一现象，我们将在本书上篇中细做分析。关于存在主义小说，可以说该流派的主要作品均已有汉译本，并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萨特的《厌恶》、《墙》和《自由之路》三部曲，加缪的《局外人》、《鼠疫》、《堕落》、《流亡与王国》和《第一个人》，波伏瓦的《人总是要死的》、《女宾》、《他人的血》、《名士风流》^[23]和《美丽的形象》等。新小说在中国的评介最早可追溯到六十年代初。据钱林森的《法国作家与中国》，《世界文学》在1961年第11期上发表了有关新小说的评介文章，后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也发表了有关介绍文章。据柳鸣九先生的《巴黎名士印象记》，“我们开始注意‘新小说’派是在六十年代前期，那时，正是‘新小说’发表的高潮时期”^[24]。由于政治和社会的不同，新小说直到七十年代末才真正与中国读者见面。1979年8月，上海译文出版社率先出版了罗伯—格里耶的《窥视者》（郑永慧译）。在这之后二十余年里，新小说派的主要小说相继被介绍到中国，主要有罗伯—格里耶的《橡皮》《嫉妒》《重现的镜子》《去年在马里安巴》《吉娜》，娜塔丽·萨洛特的《童年》《天象馆》《这里》《金果》，克洛德·西蒙的《弗兰德公路》《农事诗》《植物园》，米歇尔·布托尔的《变》（一译《变化》）^[25]和《曾几何时》等。另外，据说排列组合的可能几近无限的马克·萨波塔的《第一号创作》也译成了中文^[26]。

在上面，我们谈到，二十世纪法国小说流派纷呈，色彩斑斓，除了新小说、存在主义文学这些具有相同创作倾向的创作群之外，还有一些相对独立的作家，勒克莱齐奥就是其中一位。据法国《读书》杂志介绍，勒克莱齐奥在1994年曾被读者选为最受欢迎的当代作家。勒克莱齐奥是一位不愿在文坛凑热闹的“孤独”作家，但他实际上并不孤独。他的作品不仅在法国拥有广泛的知音，在中国也受到读者钟爱。自他的《沙漠的女儿》在1983年被介绍给中国读者之后，他的成名作《诉讼笔录》，短篇小说集《少年心事》，长篇小说《战争》《流浪的星星》《金鱼》等受到了中国读者的普遍欢迎。2008年，勒克莱齐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的作品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且持续的译介，在本书下篇的第十章，我们有详细的介绍。在法国当代作家中，图尼埃和莫迪亚诺也是两位比较引人瞩目的人物，图尼埃在《世界文学》上曾专门做过介绍，柳鸣九先生曾译介过他的短篇小说，给中国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他的《礼拜五或野蛮生活》《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薄狱》《桤木王》都有了汉译本。对莫迪亚诺的译介，也比较多，如《一度青春》《往事如烟》《凄凉别墅》《暗店街》《寻我记》《魔圈》等。2014年，莫迪亚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得以重版；有关该作家的作品翻译与文学贡献，柳鸣九在《诺贝尔文学奖选莫迪亚诺很有道理》^[27]一文中有较为全面的论述。

在二十世纪的法国文学之林，女作家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吸引了众多的中国读者。除了在上文我们已经提及的柯莱特、萨洛特、波伏瓦和杜拉斯之外，已被介绍给中国读者的重要女作家还有特丽奥莱、尤瑟纳尔和萨冈。艾尔莎·特丽奥莱原籍俄国，是阿拉贡的妻子，马雅可夫斯基的小姨子。她的作品在五十年代就被介绍到中国，主要有《阿维侬情侣》《人类的愿望》《第一个回合花费了二百法郎》，另外还有《月神园》等。尤瑟纳尔是个“不朽者”，对她的译介，主要是她于1980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之后。据我们了解，国内有多家出版社有意出版她的文集，著名翻译家李恒基生前一直努力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东方出版社2002年出版了史忠义主编的七卷“尤瑟纳尔文集”，包括《哈德良回忆录》（陈筱卿译）、《火/一弹解千愁》（李玉民等译）、《苦炼》（赵克非译）、《何谓永恒》（苏启运译）、《虔诚的回忆》（王晓峰译）、《时间，这永恒的雕刻家/遗存篇》（陈筱卿、张亘译）、《北方档案》（陈筱卿译）。除了上面东方出版社的文集中的几本外，还有《三岛由纪夫或空的幻景》（姜丹丹、索从鑫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和童书《画家王福历险记》（曹杨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萨冈是中国读者比较喜欢的一位女作家，她的成名作《你好，忧愁》令不少中国女作家为之着迷，有多种译本。除了《你好，忧愁》之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还于1987年推出了她的《心灵守护者》（段慧敏译）、《失落的爱》（蕾蒙译）和《您喜欢勃拉姆斯吗？》（方荃译）。1999年，海天出版社又出版了柳鸣九主编的“萨冈情爱小说”，收了几个修订的旧译本，另外还新译了《某种微笑》（谭立德译）和《一个月后，一年之后》（金龙格译）。此外，还有《战时之恋》（张蓉译，花城出版社，1992年）、《狂乱》（吕志祥译，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等。进入二十一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推出过《某种凝视》（段慧敏译）、《枷锁》（宋旸译）和《逃亡之路》（黄小彦译），2013年又推出《奇妙的云》（戴巧译）、《灵魂之伤》（朱广赢译）以及《豺狼的盛宴》（毕笑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推出过《平静的风暴》（李焰明译）、《舞台音乐》（孔潜译）、《冷水中的一点阳光》（黄荭译）和《凌乱的床》（顾微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过《毒》（王加译，2010年）和《孤独的池塘》（陈剑译，201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在2007至2008年间推出过《我最美好的回忆》（刘云虹译）、《无心应战》（段慧敏译）、《淡彩之血》（黄小彦译）和《我心犹同》（张健译）。此外还有一些单行本如《肩后》（吴康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和《蚂蚁和知了》（黄荭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二十世纪的法国女作家中，在中国最走红的是玛格丽特·杜拉斯。上文我们已经谈到有关杜拉斯的传记的翻译情况，这里需要交待的是，在世纪之交，杜拉斯的出版在国内形成了一股热潮，读者热情不减。除了已有七个译本之多的《情人》之外，在1999年底和2000年初，漓江出版社推出了“杜拉斯小丛书”，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杜拉斯选集”（陈侗、王东亮编），春风文艺出版社则从法国伽利玛出版社购买了版权，组织翻译了伽利玛出版社半个世纪以来出版的二十二种作品，结为“杜拉斯文集”，收录了“杜拉斯从步入文坛到离开这个世界各个阶段的代表作，包括小说、电影、戏剧、随笔等各种形式的作品”^[28]。2005年以来，上海译文出版社又推出了杜拉斯三十余部作品，其中有多种为新译。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对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译介中，通俗文学和侦探小说也占有一席之地。有关通俗小说的译介，我们不拟在这里细做介绍，但侦探小说的翻译，有必要介绍一下莫里斯·勒布朗和乔治·西默农这两位作家。早在三十年代，勒布朗就被介绍到了中国，如张碧梧翻译的《空心石柱》于1933年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在这之后，勒布朗的作品被译介成中文的有几十种之多，“亚森·罗宾探案系列”，至少有十四家出版社先后出过选集或单行本，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西默农也是中国读者喜爱的一个作家，他的“梅格雷探长系列”，有十余种被译成了中文，其中的《黄狗》已成为侦探小说的经典之作，在读者中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