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东山再起

一　接掌台省

1948年秋冬，陈诚在台北静养之时，正是大陆国共两军在东北、平津和淮海三地进行战略决战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如坐针毡。东北的辽沈大战已经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大获全胜，47万国民党军队被歼灭；平津战场上已经丢了新保安、张家口，从12月20日起，天津外围的争夺战开始打响；淮海大战的败局已定，第7兵团司令黄百韬自戕，第12兵团司令黄维被俘，杜聿明集团的两个兵团被合围待歼。南京政府的政局险象环生，翁文灏内阁倒台，孙科匆匆组阁，蒋介石的心腹文臣陈布雷服安眠药自杀。经济上，发行不久的金圆券已呈崩溃之势，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这种种迹象表明，南京政府的垮台，已在劫难逃。蒋介石不得不把维持国民党政权的最后一线希望寄托于与大陆隔海相望的台湾岛。既然如此，就得派一个信得过的人物去镇守该岛。于是，在政界沉默了半年多的陈诚又得到了重新活跃的机会。

12月29日，根据蒋介石的提名，由孙科主持的行政院决定，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这一天，正在检阅台湾警备旅军事演习的台湾省主席魏道明，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接到蒋介石关于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的电令。魏不敢怠慢，立即转送陈诚，促其尽快接任。事后，陈诚对于接任台省主席的经过作了如下叙述：

三十七年秋，本人即来台养病，是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前台湾省主席魏道明先生忽转来总统电令，命即接任台湾省主席职务。我看到这个电报，非常诧异，亦非常惶恐，当时魏主席就说：“如此重大人事调动，总统事前未征询我们二人的意见，显因政局已有重大变化，所以总统才有这种非常处理，你我都是总统干部，希望你赶快准备接事。”时本人胃疾未愈，难胜艰巨，深恐有负总裁付托，故不能不加考虑。翌日，总统又电令克日接事。势危事急，不容考虑，本人于三十八年一月五日接任台湾省主席职务。^［1］

1月5日，新旧任主席的移接仪式在省府二楼隆重举行。魏道明简单致词曰：“今日举行移接典礼，本人对诸君在过去廿个月中之协助深表感谢，依常例交接仪式乃介绍新任主席与诸位见面。今日之新任主席乃众所皆知之陈主席，故余应将诸君介绍与陈主席见面。台湾今日处在大后方地位，相信在陈主席领导下，必可加强安全。”^［2］魏氏致词完毕后，即亲将用红绸包裹的省府大印移交给陈诚。陈诚亦作简短致词，称颂他的前任魏道明领导有方，成效卓著；谦称自己经验不足，体力尚弱，深恐有负重托。他特别强调将按既定方针办，并标榜要为人民谋利益。陈诚说：“今后一切措施，当本已定方针，继续迈进……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应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一切自皆以人民为主。”^［3］

接着，陈诚为就任新职举行记者招待会，作了很有鼓动性的就职演说。他说：

我们须共同了解台湾是中华民族生命的第一环，整个的台湾以及所有的物资产业，并非日本人遗留下来的东西，更不可视同战利品，而是我们台省六百万同胞五十年来胼手胝足的血汗累积，更是我全国千百万军民牺牲奋斗，以头颅热血所换来。我们宜如何善予利用，俾有助于国家民族，并有利于全省同胞，这是我们对于台湾应有的认识与努力。

本省今后一切措施，当以“人民至上，民生第一”为依归……古语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今日社会的普遍现象，则是既患寡，又患不均。我们今后不独要力求生产的增加，更要力求分配的合理，此为三民主义的初步工作，亦是后期革命的首要任务。我们今后对台湾应即以此为努力的方针，并期其成功。

……

总之，今日台湾所最需要的，就是政府与人民共患难同生死的精神，使台湾成为一个复兴中华民族的堡垒来担负复兴中华民族的使命。^［4］

1949年1月陈诚（右）就任台省主席后与前主席魏道明（左）合影

此次陈诚之接任台省主席，确是又一次“受命于危难之际”。台湾虽因远离大陆各方面得以相对平稳与平静，但在国民党政权从整体上看仍处于全面崩溃之势的情况下，同属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岛，当亦不致有太大的例外。当时的台湾，亦处于危机四伏、内外交困的境地，经济衰退，物资匮乏，物价飞涨。据统计：台湾1947年物价上涨率为77％，1948年为1144％，1949年6月又猛增到1189％。工农业生产的状况也岌岌可危。至1948年年底，粮食产量为99万吨，占战前最高量的70.7％；蔗糖为50万吨，占35.4％；鱼类5.4万吨，占69.2％；煤炭165万吨，占57.9％；发电131.8万千瓦，占86.7％。政治上，台湾当地人民与政府的对立十分尖锐，人心浮动，外交形势也很孤立。对于台湾当时的危险状况，陈诚曾有一段透彻的说明：

政治方面，政府的信用并没有建立，少数野心分子勾结国外不肖之徒，正从事“台独”、“托管”活动。军事方面，当时台湾的兵力有限，由大陆撤退来台的若干部队，战志消沉，纪律败坏，不仅不能增强台湾的防御能力，甚至反足以加深内部的危机。财政经济方面，金融动荡，通货膨胀，物资缺乏，物价高涨。社会方面，到处充满了消极悲观和动摇失望的心理。^［5］

总之，大陆局势愈恶化，台湾隐忧愈加深。

有鉴于此，陈诚自叹：“以养病之身，骤膺重寄，自度极不适宜。惟国家安危所系，又不能不悉力以赴。”

就职之初，陈诚举行茶会，招待台省及时住台省的大陆中委、立监委和国大代表，计138人。与会者询问陈诚如何治台？他表示：到台湾一共才3个月，对台湾的情形还了解得不十分清楚，“须彻底了解后，始能言如何治台”。又有人问：“会不会用当年治理湖北的方法，来治理今日的台湾？”陈诚回答：“我担任湖北省主席与台湾省主席，时间差了10年，地点相差2500里，当然不能简单地搬用同样的方法来治理。这就和在甲地可以吃的药，在乙地未必适合吃一样。”^［6］

在陈诚就台省主席一周的时候，蒋介石于1月月11日致电陈诚，告以治台方策。电云：

台湾陈主席：今后治台方针：一、多方引用台籍学识较优、资望素孚人士参加政府。二、特别培植台湾有为之青年与组训。三、收揽人心，安定地方。四、处理稳重，对下和蔼，切不可操急，亦不可操切，毋求速功速效，亦不可多订计划，总以脚踏实地，实心实力实地做事，而不多发议论。五、每日特别注意各种制度之建立，注意治事方法与检点用人标准，不可专凭热情与个人主观。六、勤求己过，用人自辅。此为补救吾人过去躁急骄矜，以至今日失败之大过，望共勉之。中正手启。子真府机。^［7］

此电不仅包含了治台的政治方针，且有关于个人修养方面的告诫多项，婉转地提醒陈诚注意以往执事中的毛病。

陈诚于接任台省主席约两月之后，在1949年3月1日至7日，假台北介寿馆介寿堂召开了主持省政后的第一次全省行政会议，出席者有省府各厅、处、局长及主管人员，各县市长，各县市参议会正副议长，各县市省立中等以上学校校长等，另中央驻台各机关负责人，省级各银行、各公营公司负责人均列席，与会人员共210人。会议讨论议案计240案。会议围绕确立“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的施政原则、抓住施政重点，以及力争完成1949年度施政计划这三项中心议题，进行讨论。陈诚特别强调在施政中，要采取“重点主义”。他说：“今天固然是百废待举，但如果百废俱举，必因之分散人财物力，而至一事无成，反致成为浪费。如果我们能够集中力量，选择最重要最迫切的工作去做，则必然可以收到一点成就，而不致于想兼筹并顾，反而弄成顾此失彼的情形。”^［8］

这次行政会议，着重从政治、经济、文化、财政四个方面，提出了要求，明确了努力的目标。政治方面，要推行地方自治、健全组织、提高行政效率、确立人事制度、推行土地改革政策。陈诚对于台省多级行政组织中的流弊，深有感触。他指出：“在我国一般通病，在因人设事，结果，组织流于庞大复杂，大部分经费耗费于养冗员，真正生产事业反而无法举办。因此，由省县市到乡镇的各级机构，都应该力求紧凑，并且从适应实际的需要为限。”^［9］经济方面，重要的是增加工农业生产，满足民生的需要。会议特别重视粮食的增产，因为台湾正面临着人口的急速增长，但粮食产量仅相当于日本统治时期之70％。陈诚于会议期间提出：“粮食的增产，除发展水利、增加肥料、改良种子、防止病虫害，以及集中一切人力物力，配合推行外，尤须着重三七五减租与土地政策的推行。”^［10］陈诚设想，使粮食、蔗粮、渔获量、煤炭、铁路货运、港口进出船舶等项，在本年度内均增长10％—15％。文化方面，会议要求奠立实施“计划教育”的基础和建设“三民主义的新文化”。陈诚解释：“所谓计划教育，就是由政府统筹教育经费，并按照青年智能与兴趣，分别指导升学或就业的教育制度。”他还进一步在会上提出，统筹教育的经费，小学由乡镇统筹，高初中由县市统筹，师范与专科以上学校则由省负担。^［11］财政方面，则要求财政金融与国民经济、生产事业相配合，财政支出量入为出，同时奖励出口，争取外汇。

在3月7日上午的闭幕式上，陈诚就发展生产、加强合作和地方自治三个问题，作为总结性发言。关于发展生产，陈诚特别属意于化肥生产。他认为化肥生产直接关系到粮食的增产，应首先集中力量充实生产设备，使化肥的年产量，在2年后达到15万吨的水平。关于加强合作，陈诚指出，须从纵的方面和横的方面同时着手，使得从中央到省、县、市，以及在经济、财政、金融等方面都能密切合作。他说：“惟有大家互相合作，消除阻力，才能使不易解决的获得彻底之解决。”^［12］关于地方自治，陈诚告诫，在选举中，切不可利用金钱与势力等非法手段来获致当选。他在闭幕词的最后，向全体与会者强调：“本省人材甚多，希望能尽量参加政府工作，以便共同为建设地方而努力，尤望在座各位本服务为人生第一要义之原则，切实执行大会各项决议案，达到预定的目的，以期解决人民实际困难。”^［13］

陈诚在稳定生产、发展经济方面的一条重要举措，是于1949年6月成立“台湾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自兼主任委员。当时台湾的公营事业有国营、国省合营和省营三大类，大部分为接收日人的企业。陈诚规定在整顿期间所有公营企业的董、监事人员停止行使职权，各企业重新核定资本，办理登记。与此同时，大力促进民营事业的发展。他亲自决定了工业生产的4项原则：（1）配合粮食增产计划，扩建肥料工业与水利建设；（2）扩充电力建设，以为发展工业之基础；（3）增加外销产品的生产，以争取外汇；（4）增加省内必需品的生产，以节省外汇。

陈诚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是：先求其“有”，然后再求其“平”。到1949年末，他总结主政将近一年来的情况时认为：这一年来，求平已经注意到了，但求有却未尽理想；而如果根本没有，求平也无用处。他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

譬如只有一碗饭，要两个人吃，每人半碗，一定不饱，如果这碗饭还给有钱有力的人拿去，另一个人更一点没吃。因此越发没有越发不平，越发不平，也越发没有。^［14］

陈诚但任台湾省主席将近一年，到1949年12月，台湾的工农业生产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这一年，粮食产量达120万吨，较上年增加24％；肥料、糖、水泥的生产，增长100％以上；电力、纺锭增加20％至50％以上。工农业生产的初步发展，为国民党政权撤离大陆，栖息台岛，奠定了基础。

为总结1949年度台省政府工作，制定1950年度全省工作计划，陈诚于1949年12月5日至12日，在台北市中山堂主持了第二次全省行政会议。各级政府机关负责人、各县市长及民意机关代表、各省立中等以上学校校长、各公营事业机关负责人以及各界人士代表共232人出席，另有139人列席会议。陈诚在会议开幕时，作工作报告指出：

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在检讨过去，策励将来。现在“卅八年”（按即1949年）度快要终了，在这一年中，各项施政的利弊得失，在这里都需要我们虚心地来检讨，然后再根据检讨出来的缺点，力求改进。“卅九年”（按即1950年）度的施政方针，已经拟就草案，今后如何权衡轻重，规划施行，也需要我们在这里作充分的研讨。^［15］

陈诚认为，一年来，台湾省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进步与成绩，它们的主要表现为：一是人民生活的改善。其中获益最大的是农民，由于粮食的增产和“三七五减租”的进行，使占全省人口60％以上的农民，平均增加了30％以上的收入；不过，渔民、盐民、公教人员及东南区的部队官兵生活，改善不大或仍比较清苦。二是物价的稳定。由于币制改革的成功，金融与物价都比较稳定，特别是粮价“一直非常平稳”，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在这方面，陈诚希望注意抓好行政经费的收支平衡、保持新币充足的发行基金、做到外汇的收支平衡这样三件事。三是生产的发展。在粮食增产的同时，省政府对与农业有关的化肥、水利、水电、交通等方面，也加大举措，取得了成绩。四是教育文化的发展。这一年中，省教育经费的投入已超过预算6％，县教育经费也超过预算4％，全省教育的普及程度达到80％以上，比日本统治时期提高了1倍。五是地方治安的加强。自6月以来，全省共取缔散兵游民2万人以上，分别送往部队、培训就业，或依法处理，乞丐已经很少见到。

在新中国已经成立、台湾岛处于风雨飘摇的危急情况下，陈诚主持制订的1950年工作计划之要旨为：“以保卫台湾为重心，无论人民和官吏皆须加强认识，提高警觉，各方面配合军事。”^［16］陈诚在省府工作报告中，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三个方面分别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政治方面，要抓好推行地方自治、实行三七五减租和组训民众。经济方面，要在今年粮食增产20％的基础上，明年再增产20％，达到140万吨以上；同时，对民营工业加以扶植。教育文化方面，要做到教育机会均等，凡是优秀的学生都要给以升学的机会，使大专毕业生充分就业。

12月12日，台省第二次行政会议闭幕。陈诚在闭幕词中，再次强调，明年施政的总目标是，配合军事，确保台湾，并进一步积极准备，向大陆发展。他号召全体与会者：“在中央领导之下，团结一致，集中力量，共同努力，来负起我们应负的责任，执行此次大会所决定的议案，使能一一见之于实际行动。”^［17］

二　忠蒋不二

1949年1月21日，陈诚奉召飞南京，晋见蒋介石。不料，当陈诚座机飞临定海上空时，在机上突接南京来电，嘱改飞杭州。他并不知道，这时蒋介石已正式宣布引退，并决定于当日抵杭州，然后再去奉化溪口“隐居”。

在陈诚接任台省主席后的半个月中，摇摇欲坠的南京政府，内外交困，中枢内乱作一团，吵闹得不可开交。矛盾的焦点是在蒋介石的去留。

早在1948年10月下旬，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就已预测，在南京政府政局日益恶化的情况下，蒋介石只有引退一途。他在向华盛顿的报告中，提出了新的对华方针：“可以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的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以便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18］当时，由于美国政府还没有把握预见将来事态的发展变化，因此，暂时未采纳司徒雷登的意见。到孙科就任行政院长后，司徒雷登的中国顾问傅泾波往访行政院时，便明确告诉孙科：蒋之下野，为进行和议所必需。

正当蒋介石一筹莫展之时，坐镇在汉口的桂系实力人物白崇禧，突于12月24日向蒋介石发出通电，表示民心军心都不能再战，要求“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解决”。白崇禧当时是国民党华中“剿匪”总司令，手中握有30万能战之兵，驻守长江中游南北两岸。他抢先打出“和谈”旗号，实为借机向蒋介石施加压力，逼蒋下野，好由桂系取而代之。李宗仁随即宣布和平主张，要求蒋介石下野。25日，中共权威人士列举了43名“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的“举国闻名的头等战争罪犯”名单，其位居前三名者即为蒋介石、李宗仁、陈诚。蒋介石被定为头号战争罪犯，这是中共方面对蒋所施加的政治压力。紧接着，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和湖南、湖北、河南、广西4省参议会议长亦发出请蒋下野的通电。

蒋介石于万般无奈之下，被迫作出了下野的决定。他亲笔写下“冬天饮寒水，雪夜渡断桥”两句话，表明了此时痛苦、复杂的处境与心态。29日，遂授意孙科内阁通过以陈诚接任台湾主席的决定，以为国民党政权日后退往台岛，预作安排。

12月31日下午，蒋介石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约40人，在黄埔路官邸聚餐，由张群代为宣读次日他将要发表的新年文告，以征求意见。当争论到是否要公开表示下野时，蒋介石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喊道：“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19］随后，便拂袖而去！显然蒋所指的某一派系，即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

1949年元旦，正当海峡彼岸的陈诚奉蒋介石之命，紧锣密鼓地准备执掌台省时，蒋介石在南京发表了包含个人准备引退内容的新年文告。内称：

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

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和平不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决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20］

中国共产党于1月14日发表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明确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将“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项，列入先决条件之首，与蒋介石《元旦文告》中引退之先决条件针锋相对。19日，蒋介石与其高级幕僚商讨说：“我是决定下野的了，现在有个案子请大家研究：一个是请李德邻出来和谈，谈妥了我再下野；一个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主持。”大家面面相觑，没有答话。蒋介石愤愤地说：“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被国民党打倒的！”^［21］

1月21日下午2时，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召集在南京的党政军高级官员，举行紧急会议，宣布正式“引退”。此时，陈诚正遵照蒋的旨意，由台赶飞南京。他对蒋的去留，尚不知底。蒋介石在紧急会议上，黯然宣告：

……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濒于绝境，人民所受痛苦亦已达顶点。我有意息兵言和，无奈中共一意孤行到底。在目前情况下，我个人非引退不可，让德邻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我于五年之内决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协助。希望各同志以后同心合力支持德邻兄，挽救党国危机。^［22］

蒋介石说罢，即取出已拟好的《引退谋和书告》，《书告》略称：“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故决身先引退，以冀弭战销兵……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23］

蒋介石于当天下午4时许，乘美龄号专机离开南京，直飞杭州。陈诚的座机先蒋机于杭州笕桥机场降落。5时20分，蒋介石的美龄号专机亦降落于此。蒋、陈在机场进行了简单的谈话。陈诚后来在追叙这一天见蒋情况时说：

当飞至定海上空时，南京来电嘱改飞杭州，我当时判断，大局定已发生重大变化，内心万分忧惶。到笕桥下机不久，总裁座机降落，总裁第一句话就说：“我已将总统职务交李副总统代理了。”我听了这句话，内心更有说不出的沉痛与忧虑，当向总裁报告：“总统此次引退，在个人是很好的，但国家怎么办？”当时总裁说：“只要大家努力，革命是不会失败的，纵然一时失败，亦可从头做起，最后一定成功。”^［24］

蒋介石由陈诚、蒋经国、俞济时、汤恩伯等陪同，参加了浙省主席陈仪为迎蒋而设的晚宴。但是蒋介石心绪极差，滴酒不沾，大家也不欢而散。

次日，蒋介石乘机续飞奉化溪口。陈诚则遵蒋嘱飞赴南京，谒见代总统李宗仁。李当时正忙于政府改组，不得详谈，而陈之见李，亦仅为例行公事。陈诚告别李宗仁后，又去行政院、财政部交涉台湾财政、食盐等项问题。其中最为严重者，为由大陆撤至台湾的军队、政府官员及其家属，已达百万人口，这是仅由台湾一岛的财政绝对供养不起的。经与行政院长孙科协商，行政院答应：中央在台的生产事业可由台省政府管理；台湾军费开支，可在中央存台物资及其盈余中折算；另拨1000万美元作为对台贸易基金。有了这几条，陈诚心中方稍觉踏实。

二三月间，大陆虽无重大战事，但南京政府面临的政治危机更为加深。3月8日，行政院长孙科因反对李宗仁与中共和谈，以及对军事上的失败自感无法交代，提出内阁总辞职；12日，由何应钦出面，组建新内阁。在和谈方面，2月13日，李宗仁派出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以及以私人资格访问的邵力子先生，去北平试探中共和平之意向。代表团受到中共方面的热情接待，并由毛泽东主席接见。代表团于27日返回南京，向李宗仁转达了中共的原则立场。中共希望他割断与美国的联系，划清和蒋介石顽固势力的界限。可是，中共的这一原则立场，未能为李宗仁所接受。李宗仁与中共和平谈判的指导思想是，强调“对等”和“体面”，只同意在两政府共存的条件下讨论中共的“八条”。

这一段时间，陈诚在台湾正忙于整顿社会秩序，筹备开展“三七五减租”。他对蒋介石的忠诚，应当说是没有疑问的。台湾出版的《孙立人冤案平反》一书中，曾披露了一段内幕消息：

就在蒋先生下野之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内，美国国务院即训令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事莫成德（Litington T. Menhsnt），命他由南京潜来台湾对陈诚进行“游说”，劝陈“自立”……莫成德是二月十二日抵台，在台与陈诚进行多日密谈，那时的蒋先生是把全副精神用在李宗仁与中共进行和谈的要事上，似乎对台湾的动静无暇兼顾。至于陈诚有没有因莫成德的游说而“动心”？现已不可究诘。但结果是：莫成德与陈诚没有达成“共识”，则为事实。^［25］

另据美NSC密档第53号第7项称：

国务卿艾奇逊主张：以孙立人替代陈诚为台省主席。我们（指美国政府）所需要者，乃一干练笃实之人，不必听蒋介石之指挥，亦不必从李宗仁联合政府之命令，耐心为台湾谋福利。^［26］

上述资料都说明，陈诚不为美国方面的“游说”所动，坚持忠蒋的立场不变。

3月16日，陈诚奉李宗仁电邀，去南京商谈关于与中共和平谈判事宜。李宗仁主张“隔长江而分治”，“希望能够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如东北、华北各地由中共领导一样。必要时让步到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省和汉口、南京、上海三市联合管理”。陈诚对李宗仁说：看不出中共方面有妥和的理由，中共方面的和谈，“其作用不外动摇军心民心，加速我们内部的瓦解崩溃，并争取渡江的准备时间而已”。^［27］

陈诚离开南京后，于返台途中，过奉化，再次晋谒蒋介石，向蒋报告了在南京的见闻、生活和感想。蒋介石对他说：“在台湾要做最坏的打算与万一的准备，使台湾成为复兴民族的基地。”陈诚对于蒋介石如此看重台湾的地位，以及交给的“神圣”使命，受宠若惊，时刻牢记。他把在台湾取得的一切成绩，都归结为执行蒋之指示的结果。陈诚后来在向国民党七全大会的报告中说：“我们在台湾一切重大措施，都是秉承总裁指示来做的，所以总裁的贤明领导，乃是扭转危局最基本的因素。”^［28］

三　绿岛冤狱

经过两次晋见蒋介石，当面聆听其对台工作的指示，陈诚领悟到一个重要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必须首先稳住台湾，在台湾站稳脚跟。他说：

面对台湾所面临的重重危机，我们怎样才能完成总裁交付我们的使命，使台湾成为复兴民族的基地呢？经过深长的考虑，我们认为现在只有一个机会——一个最后的机会。事急时危，与其拘泥故常，等待失败后再讲理由，毋宁采取必要措施，在站稳后再受责罚；与其怕对历史负责，致使中华民国的历史从此中绝，毋宁受少数人的责难，保持中华民国的历史于不坠。^［29］

陈诚执掌台湾省政不久，就碰到了以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为主的四六学潮。

1949年三四月间，大陆争生存、争自由、争取真正和平的学生运动进一步高涨。4月1日，南京中央大学、国立政治大学等10所专科以上学校师生员工5000余人，举行示威游行，到总统府向代总统李宗仁请愿，要求提高师生员工待遇，实行“七项诺言”，停止征兵、征粮、扩编军队等，遭到国民党军警的围殴，被打死2人，打伤200多人。四一血案在国统区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学生的正义行动得到了广泛的声援和支持。

受大陆学生运动的波及，4月6日，台北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的学生张贴进步标语，提出各种要求，遭到军警凶殴。数百名学生复上街示威游行，沿着罗斯福路，径往台北警察局抗议。学生们沿途呼喊反迫害、反饥饿、反专制口号，高唱《你这个坏东西》的歌曲，群情激愤。陈诚对此次学潮，初不动手，静观事态发展，直到学生与警察发生互殴，有几名警察被打伤时，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立即采取严厉措施，进行镇压。台湾警备总部于7日半夜调动队伍，将台大与师院包围，根据早已掌握的名单，将“有问题”的教职员和学生集中起来，分别逮捕、审讯。陈诚认为，这一事件，是受了“共党职业学生”的煽动，是“中共潜伏台湾的匪谍分子一种有计划的行动”。他以省主席的身份，下令省立台湾师范学院即行停课整顿，并宣布成立直接隶属省政府的师范学院学风整顿委员会，任刘真为主任委员。接着陈诚又召集教育厅长陈雪屏、省参议会议长黄朝琴、副议长李万居、台大校长傅斯年、台湾警备副总司令彭孟缉、师范学院学风整顿委员会主任委员刘真等研究对策。他指示：“真正的匪谍分子往往只躲在幕后操纵，很少自己出面闹事的”；要“在‘不流血’的原则下，清除匪谍，安全学校”。^［30］在陈诚的一手主持下，逮捕了一批学生，对一些未逮捕者也进行了甄审，以软硬兼施的办法，平息了这次学潮。4月8日，陈诚以台湾省政府的名义，向行政院发去一份处理学潮的电报，内称：

近查本省师范学院及国立台大少数不法学生张贴破坏社会秩序之标语，散发煽惑人心之传单，甚至捣毁官署，私擅拘禁公务人员，扰乱秩序，妨害治安，殊堪痛惜，为整顿学风，保障大多数纯洁青年学生学业起见，不得已将为首学生拘送法办；并饬令师范学院虞日（7日）起暂行停课，听候整顿，所有该院学生，一律重新登记，再行定期复课。除分电台大并通饬中等以上各校，告诫并约束学生外，谨电察核，详情容续报。^［31］

陈诚对学生动动的镇压，深得台湾上层人士的赞扬。他们称赞他：“不动声色和傅斯年等合作，把大专学校里的共产分子清除”；“这个努力，不只是对教育的贡献”；“它的意义，对以后台湾社会治安、经济建设，都有很大关系”。陈诚自己也很得意地说：

处理这次学潮，三天三夜，没有好好休息，比打一次仗还辛苦……学潮好像手上长了一个疮疤，必须等它发脓成熟，疤头呈现白色，动一下手术，将脓挤出，那就好了。假如开始发现疮疤，马上开刀，不但青年叫痛，老师、家长都不同情，甚至还要责备政府压迫青年。等到大家一致要求非清除少数害群之马不可的时候，才可获得民间的谅解与支持。^［32］

在处理四六学潮前后，陈诚还制定各种法令，严格控制出入台湾人员的社会舆论，以加强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的统治。1949年2月18日，正式颁布了由他主持制订、并经省府会议和省参议会讨论通过的《军公人员及旅客入境暂行办法》。该办法于3月1日起施行，旨在以行政措施，强行限制入境人员。5月9日，陈诚发布“戒严令”，在台湾全境自20日零点实施戒严，规定除基隆、高雄、马公3个港口在警备总司令部监护下开放外，其余各项一律封锁，严禁出入。戒严令规定：

（一）自同日起基隆、高雄两港市，每日上午1时起至5时止，为宵禁时间，其他各市除必要时，暂不宵禁；（二）基隆、高雄两市，各商店及公共娱乐场所，统限于下午2时前停止营业；（三）全省各地商店或流动摊贩，不得有抬高物价，闭门停业，囤积日用必需品，扰乱市场之情事；（四）出入境旅客，均需按规定办理登记手续，接受出入境检查；（五）严禁聚众集会，罢工罢课，游行请愿等行动；（六）严禁以文字标语或其他方法，散布谣言；（七）严禁人民携带武器或危险物品；（八）居民无论家居外出皆须随身携带身份证，以备检查，否则一律拘捕。

“戒严令”严厉宣布：

有下列行为者处死刑：（一）造谣惑众者；（二）聚众暴动者；（三）扰乱金融者；（四）抢掠财物者；（五）罢工、罢市扰乱秩序者；（六）鼓动学潮，公然煽动他人犯罪者；（七）破坏交通通讯器材者；（八）妨害公众之用水及电器煤气事业者；（九）放火决水发生公共危险者；（十）未受允许，持有枪弹及爆炸物者。

为控制舆论，又抛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理办法》，将“为共匪宣传者”、“诋毁国家元首者”、“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或危害社会治安者”、“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者”等8种情况，列为须查禁的出版物之列；并规定，“凡在本地区印刷或出版发行之出版物，应于印就发行时，检具样本一份，送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备查”。

在所谓打击“匪谍”的名义下，许多无辜的台湾人民惨遭迫害。陈宣布：在1950年1月至7月间，共办理“匪谍”案件300余件，逮捕1000余人；被破获者有所谓中共“中央局”、“华东局”、“华南局”等秘密特派组织。不久，又因破获所谓“重整后的中共台湾省委”，在苗栗山区复逮捕400余人。一时间，台湾岛上一片恐怖气氛。作家江南在《蒋经国传》中写道：

位于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取代过去南京雨花台的地位。据执教东京立教大学的戴国辉说：“我当时在南海路的建国中学念书，有天我看到一辆卡车，载着七八位犯人，双手背绑，口用白衣扎着，大概怕他们声张，一忽儿，传来枪声。我心里想，他们做了革命的烈士了。”翻开一九五○年前半年的《中央日报》，《匪谍××等数犯，昨日枪决伏法》的标题，一周出现好几次。

以“匪谍”名义，送往青岛东路军人监狱、台东绿岛，或用麻袋捆扎，未经司法程序，丢到海里喂鱼的不计其数。^［33］

江南在书中还举出许多在“匪谍”罪名下的受害者实例。例如：台北的一位化学工程师陈天民，江苏靖江人，因出言不慎，告诉投奔他的乡亲说：“台湾都快解放了，你们还来这里干什么？”经人检举，判刑15年。诺贝尔奖金得主李政道的母亲张明璋女士和儿子李崇道，在淡水家中留宿一位广西大学时候的同窗，被以“掩护匪谍”罪，琅珰入狱。1949年11月8日深夜，情治人员猛敲童轩荪住宅大门，闯进搜查，仅搜去一本翻译小说《汤姆历险记》作为罪证，便被押走。

陈诚的一位老部属冯世欣，曾撰文颂扬陈清除“匪谍”的决心与“功绩”。他在叙述陈诚镇压学生运动之后继续写道：

学生闹事从此消失了。但共谍还是到处渗入，影响治安。他毫不留情地把台糖公司总经理沈镇南枪毙（沈与投共之孙越崎时有联络）。又把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刘晋钰枪毙（刘子系共党）。另一立法委员夏某也枪毙，前热河省主席刘多荃之子亦因共谍嫌疑被处决。最妙的是他的东南长官公署，一位高级将领钱卓伦之子钱克显是上海新闻报的记者，在京沪一带是一个活跃的人物，他夫妇来台后，经治安当局发现也有共谍的嫌疑，向陈诚报告后，他说：“只要是间谍，任何人均不例外。”钱克显夫妇均遭枪决。^［34］

从上述这段目的在于颂扬陈诚的文字中，除可见陈诚与“匪谍”势不两立，必欲尽除而后快的决心外，也足可看出，其牵连之广与定案之不确。刘多荃之子及钱克显夫妇遭处极刑，其“罪名”均只是“共谍嫌疑”；沈镇南被枪毙只因与前南京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孙越崎有联系；刘晋钰被处决，乃因其子为“共党”。陈诚宣称：“吾人今后为维护本省同胞生命财产的安全，必须统一意志，集中力量，彻底铲除企图扰乱本省治安，危害本省同胞的赤色细菌，要知道纵容敌人，就是毁灭自己。”^［35］

经过陈诚大刀阔斧的整顿和采用严厉的手段惩治，在强化社会治安方面，当然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1949年底，陈诚不无自信地表示：

治安上值得我们安慰的是台湾的比较安全，而且所谓安全，不仅对国内大陆各省而言，即使与整个东南太平洋区各邻国相较，也是如此……在维持地方治安，力求社会安定上，严格限制入境和户口大检查的不断执行，确是助成的主要因素。

……此外，本省乞丐已经绝少见到了，因为乞丐的来源，不外残废与懒惰两种，而政府也已经以救济残废和安置工作的方法，解决了这一问题。^［36］

在陈诚的苦心治理下，台湾作为国民党当局的最后一块立足之地，在海峡的彼岸，逐步趋于稳定。

四　出任东南军政长官

1949年春夏之交，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于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之后，自4月21日起，兵分三路，横渡长江，并势如破竹，席卷江南。4月23日解放南京，存在了22年的南京政府，一朝倾覆；5月3日，攻占浙江省会杭州；27日，全国最大的金融中心和商业都市上海宣告解放；6月2日，随着崇明岛与青岛的解放，苏、鲁二省全境获得解放；7月上旬，浙江除舟山群岛外，全境解放。华中地区，解放大军于5月先后解放武汉、南昌，席卷鄂赣，挺进湖南。与此同时，华北地区，解放军于4月24日解放太原，全歼蒋、阎军8.4万人；至5月1日，将山西全境解放。西北地区，5月20日解放西安，国民党军被歼27万人；至7月上、中旬，解放宝鸡、凤翔，歼灭胡宗南部4.3万人。

国民党军在南北两线的大规模溃败，迫使国民党政权加紧在台湾的军事部署和对台湾的控制。

6月21日，由蒋介石亲自决定，在台北召开东南区军事会议，藉以检讨前一段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失败的经验教训，策划下一步有效的攻守方略及充实军事力量。出席会议者包括了东南地区陆海空三军将领与各党政要员，以及总裁办公室的各高级成员。会议由陈诚任主席，林蔚为大会秘书长，联勤副总司令张秉钧为副秘书长。议程历时7天，共提出检讨军事失败与各种腐败现象之总因，今后对共军战术与战略以及防卫台湾之研究，政治经济工作与联勤制度之革新，国军编制装备、军费预算、军需生产之改进等10余类计55件提案。会议作出了成立非常委员会东南分会、改变财经政策、设立革命实践研究院、实施各兵种联合教育、成立东南区补给部、确立防卫台湾计划之原则、完成各项攻防准备，以及设立军队各级政治部门等多项重要决议，而在其诸项决议中，居于首要地位的决策，则为设立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以统一指挥辖区内之军事政治。

该设置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案于7月18日，经由广州政府行政院政务会议通过，后又经非常委员会追认，任命陈诚为东南军政长官，长官公署设台北，辖苏、浙、闽、台四省。8月15日，陈诚正式就职东南军政长官，先后被任命为副长官者为林蔚、汤恩伯、郭寄峤、罗卓英、郭忏、孙立人6人。其中林蔚主管行政、人事，郭寄峤主管作战，罗卓英主管后勤，郭忏、孙立人、汤恩伯则分别主管舟山指挥部、台湾省防卫司令部及福州绥靖公署。张秉钧任参谋长；副参谋长陆军为杨业礼，海军为杨元忠，空军为赵国标。

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下设政务委员会与陆海空军联席公议，分负政治与军事方面的决策与执行，同由陈诚分别兼任委员会主任与联席会议主席。政务委员会职责为：监督、指挥辖区内政治经济之措施，考核、奖惩辖区内之行政官吏，监督、指导“行政院”各部会驻辖区内之附属机关，筹划制订辖区内政治、经济、文化、土地之改革方案等。委员会下设政务、经济、文教、土地四处，分由徐鼐、尹仲容、刘业明、连震东任处长。陆海空军联席会议主要任务为：审议陆海空军之联合作战及其重要军事措施，任免陆海空军之重要人事，以及对三军共同有关的生产、补充、通信、补给、人事、经理、训练等项问题提出建议与进行检讨。联席会议每周三举行例会，另于每周三、六、日召开记者会，分析战局，解答询问。长官公署的直属机关有办公室，第一（人事）、二（情报）、三（作战）、四（后勤）、五（训练）处，军法处，总务处，预算财务处，陆海空军联合作战指挥办公室，政治部，情报通信指挥部，东南海航务委员会，敌后军政指导委员会，东南区点编委员会等。

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名义辖苏、浙、闽、台4省，实际至当年10月厦门解放后，其所辖地域仅为台湾一省及苏、浙、闽、粤沿海部分岛屿。该公署下辖由汤恩伯任主任的厦门分署、由石觉为司令的舟山防守司令部，及各直属兵团。由陈诚直接指挥的部队，先后计有：

第22兵团李良荣部，下辖第5军、25军及独立第50师；

第8兵团刘汝明部，下辖第96军、68军、55军；

第12兵团胡琏部，下辖第18军、19军、13军；

舟山防守司令部石觉所部，下辖第87军、52军、暂编第1军，以及由金门调来之第19军。

这时，与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同时存在的军政长官公署尚有：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长官马步芳；

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长官白崇禧；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长官张群；

华南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长官余汉谋（1949年8月31日始由广州“绥靖”公署改建）。

与陈诚于8月15日就任东南军政长官的同时，由他兼任总司令的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宣告结束。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系于1月28日，由台湾警备司令部扩大改建，原警备司令彭孟缉任副总司令；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于2月1日正式成立，迄于8月15日，历时半年有余。陈诚在宣告结束省警备总司令部时，列举了半年来该部所做的主要工作。他说：

半年来之重要工作，如加强防卫设施，颁布戒严令，充实兵力，加强工事，关闭若干港口，以防敌偷袭。其与人民有关者，则尽量予以可能之便利，办理规定入境，以防止匪谍之潜入，与解除民食及房屋之纠纷，防谍肃奸；取缔散兵游勇，以确保社会安宁；整肃学风，使青年学生均安心向学；整饬军纪，促进军民情感。他如遣送日侨，收容失业官兵，以保社会之秩序；管制电台、无线电发射器材，以妨奸保密；考察民间疾苦，以沟通军民情感，亦均为半年来努力之项目。^［37］

陈诚新任东南军政长官不久，即遇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隆重召开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划时代的历史事件。陈诚对于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恼怒异常。他在9月3日，借庆祝抗战胜利4周年之机，指责共产党“不要国家民族”，“不要民主自由”，“不要人性伦理”；断言共产党“逆大势，背人心，决不能成功”。他叫嚷：

……为了拯救祖国，拯救同胞，本省人民要诉诸祖国与同胞的爱，拿出我们的力量，贡献于反共战争。我们必须明了，大陆上的反共战争有办法，本省的安全的保障更大，因为共匪那一把野火是要烧遍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本省与大陆，一体相连，唇齿相依，所以我们要提高警觉，一致奋起，为反共救国战争而努力。^［38］

10月1日，新中国的诞生，使蒋介石、陈诚激怒不已。蒋介石针对苏联第一个宣布承认新中国之举，哀叹：“俄帝之承认共党伪政权，实乃既定之事，且为必有之事；而其所以如此急速，盖以我在联大控俄案通过，彼乃不能不出此一着，以作报复之行动耳。今后俄帝必与共党订立军事同盟，助共党建立空军与海军，则我为势更劣，处境更艰，此为最大之顾虑。”陈诚则跟着指责中共“召开伪政协会议，变更国体，废弃年号，伪造国旗”，叫嚷台湾人民和世界各“民主”国家，都应积极参与反共战争。他说：

……今天的反共战争，乃是神圣的民族战争，在神圣的民族战争之前，全国上下，都应该激发天良，表现精神团结一致，勇猛向前，绝对不可负气自私，短视近利，更不可计较个人的得失与派系的利害，应知覆巢之下，必无完卵，大厦若倾，都难幸存……我们更要提高警觉，互信互助，共济艰难，万不可离心离德，致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今天的事，如果我们内部能够团结一致，一切还有办法，所谓亡羊补牢还来得及，胜败存亡之机就在我们一念之转。^［39］

陈诚之就任东南军政长官，并不能阻止国民党军在大陆及大陆沿海的溃败。在陈诚所管辖的苏、浙、闽、台四省中，江苏大陆部分，早已于6月初全境解放，只剩下了时属江苏省南汇县的嵊泗列岛尚为国民党军所控制。浙江省境，在解放大陆部分的基础上，解放军又于8、9、10三月，连续解放大榭、梅山、六横、桃花等岛，至11月6日，已共占舟山外围岛屿30多个。福建地区，福州于陈诚就任军政长官2天后即告解放；接着，解放军又于八九月间，胜利解放了罗源、莆田、泉州等沿海城市，以及大、小练岛，平潭、南日、湄州等岛；至10月25日，漳州、厦门等重地及大、小嶝岛均告解放。至此，号称辖有四省地域的东南军政长官，实际上只控制着以台湾、舟山为中心的一些岛屿。

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运作期间，由于体制与国民党军队中派系等多方面原因，身为军政长官的陈诚，与陆军中如日中天的重要将领孙立人之间，产生了诸多的矛盾与冲突。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当为包含台湾岛在内国民党军在东南沿海所控制地区的最高军事决策与指挥机关，而身为台湾省防卫司令的孙立人，肩负台省军事防卫之责，不能没有自己的主见与方策。在这两个同样以防卫台湾为目的的军事首脑机关之间，便免不了要发生意见的分歧与碰撞。陈诚每感孙在军中有独断之嫌，而孙则认为陈对自己不够尊重。早在孙始获台防司令任职之际，即于9月1日觐见陈诚，指出要巩固台湾防卫，必须事权集中，要求统一指挥台湾地区陆海空军及一切人力物力，并扬言：“你要我做事，就要授权，不然有名无权，无济于事？”^［40］孙甚至不愿就台防司令职。9月20日，他于台防司令就职典礼前夕，忽对副司令董嘉瑞说：“明晨就职典礼决定不去参加，不就台防司令官职。”还是董向其申述两点理由，方将其勉强说服。董云：“第一，蒋总裁现为失势在野之人，此时违抗不从，恐遭物议，负不忠无义之恶名。第二，中共扬言血洗台湾，不就防卫司令官职，国人必以为怕死图逃，扬不勇丑声。”说到这种程度，孙方表示“采纳建议，明日与礼就职”，但仍“面呈不悦之色，感苦恼之象”。^［41］由此可见，孙立人与陈诚之间成见之深，孙之不满与不悦，溢于言表。1个多月后，在11月2日的陆海空军联席会议周三例会上，孙复直言长官公署不尊重台省防卫司令部，已将防卫部视为传达机关，声称似此防卫部已无存在之必要。孙立人在会上力争台省战斗序列部队的人事与补给权，并直接提出撤换陈系将领第6军军长戴朴。戴朴问题的出现，更于体制之争外，显现了派系之争的阴影。孙之吁求，部分得到与会者的支持，致陈诚颇感被动。由于陈孙二人所处位置的不同，对某些军事部署亦显有异见。孙立人从台湾本岛的防卫出发，深感整编后本岛兵力仍不敷应用，不愿将岛上兵力外调；而陈诚则从大台湾的防卫出发，不断调动台岛部队，增强舟山等外岛的兵力。可以说，在陈诚任职东南军政长官的半年多时间里，始终面临着这种人事方面的明争暗斗。

陈诚于1949年12月21日，将台省主席职，移交吴国桢接任。1950年3月，随着国民党残余政权的迁台，在陈诚出任“行政院长”后，便结束了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工作。刚刚“复职”的“总统”蒋介石，于3月15日，即陈诚接任“行政院长”的同一天下令：（一）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着即撤销，其政务部门归行政院接管，军事部门归国防部接管。（二）该署军事人员，着编并于国防部，并限3月底以前编并完毕。（三）该署所辖军事机关、部队、学校，着按国防机构组织系统表分别改隶调整。至此，陈诚担任了7个月的东南军政长官一职，即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