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步登宦海巅峰
一 首任“阁揆”
1950年3月,陈诚随着蒋介石“复职总统”,而出任“行政院长”,步登宦海巅峰。
蒋介石之复出,乃发生于台湾复杂的军事、政治背景之下。1949年11月20日,“代总统”李宗仁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不久,因不堪蒋介石的独裁,并对国民党的残局失去信心,以“胃病复发,十二指肠有流血征象,精神至感疲惫”为由,离邕飞港;继于12月5日,携妻、子“赴美就医”。旋于部分在台“国大代表”、“立委”、“监委”,以及民社党、青年党成员中,开始出现拥蒋复出的舆论。1950年2月21日,非常委员会向李宗仁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李必须于电到3日内返回台北,否则即以放弃“代总统”职守论,并要求蒋介石复任。非常委员会12名委员中的9名,在这项“最后通牒”上签了名,没有签名的3人是:蒋介石、李宗仁和孙科。接着,国民党中常会与“立法院”分别决议和致电,要求蒋介石“复行视事”。蒋介石面对即将复出的现实,在正式宣布复职前夕,对中央委员谈称:
我出来继续视事,究竟是救国还是误国,尚未可知。我这次重负国家政治的责任,是否能够救国,这个问题不是我个人所能解答的。倘若去年年初我不下野,无论如何想象不到大陆各省会在一年之内断送干净。我下野的后果,终竟如此,殊为痛心。现在国家情势危急非常,如果我再不负起政治、军事的责任,在三个月之内,台湾一定完结。我出来之后,台湾可望确保。[1]
经过一番密锣紧鼓的准备之后,蒋介石于3月1日正式“复行视事”,重新以“总统”的身份出现于政治舞台。他宣告视事后的4项方针“政策”为:第一,在军事上,先要巩固台湾基地,进图“光复”大陆;第二,在国际上,必须先要尽其在我,自力更生,一面要联合世界上民主国家,共同反共,一致奋斗;第三,在经济上,必须以劳动为第一要义,提倡节约,奖励生产;第四,在政治上,必须尊重民意,厉行“法治”。
在蒋介石“复行视事”的当天,阎锡山“内阁”即依循惯例,联名提出总辞职。阎等致蒋介石的辞呈称:“兹者欣逢钧座继续视事,国政得所主持,锡山等奉职无状,惟有恳请辞去本兼各职,另选贤人接替,国家幸甚。”[2]
阎氏“内阁”,本为在蒋介石“引退”期间之过渡“内阁”。蒋介石一经复出,阎氏当只有急流勇退一途。由谁继组“新阁”?台湾当局的上层官员都十分清楚:只有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在蒋引退期间担任了近一年台湾省政府主席、现任东南军政长官要职的陈诚,最具“地利人和”的条件。
3月6日下午4时,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于中山堂举行茶会,招待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共260余人,并邀国民党中常委于右任、居正、吴忠信、吴铁城、张群、何应钦等参加。蒋介石在会上故作姿态,征询对于“行政院长”继任者人选的意见。与会者对于蒋氏的心理,当然清楚。于是,会上出现了提议由陈诚“组阁”的一边倒意见。“立法委员”白大成说:“由于陈诚同志过去一年治台政绩所表现,陈氏出组新阁实为适当人选。”“立法委员”黄健中列举了陈诚具有“行政院长”所必须具备的4项条件,即“有能、有为、有守、有容”。这次茶会的结果,令蒋介石非常高兴。同日,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临时会议通过,准“行政院长”阎锡山辞职,并提名陈诚为“行政院长”。
蒋介石复于3月7日,以“总统”名义,将提名陈诚继任“行政院长”的咨文,送交“立法院”。咨文中对陈诚的能力和“政绩”,作了极高的评价。咨文为:
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呈请辞职,情词恳挚,已予照准。兹拟以陈诚继任行政院院长。陈君籍隶浙江青田、毕业保定军官学校,忠贞干练,公正勤廉,历任师军长、总指挥、总司令、司令长官、政治部长、军政部长、参谋总长、行辕主任、省政府主席等职,部署周详,绩效彰著。去岁受任东南军政长官兼台湾省政府主席,对于整军御敌,政治经济诸项设施,尤多建树,深为台省人民爱戴。现值巩固台湾,策划反攻大陆之际,以陈君扬历中外,文武兼资,对于剿匪戡乱,夙具坚定信心,任为行政院长,必能胜任愉快。爰依宪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恳请贵院同意,以便任命。此咨
“立法院代院长”刘文岛在接到蒋介石咨文后,遂于3月8日下午在台北中山堂大礼堂主持“立法院”临时会议,行使对“行政院长”提名的同意权。临时会议行礼如仪。委员们与“总统”间,心有灵犀一点通。在国民党内深具资望的张道藩表示:“如能对立法院确实负责,并公开以政策选用贤能,一洗过去作风,立院同仁,既无反对理由,当可同意。”委员武哲彭以陈诚的军事根基作为理由,称道说:“在确保台湾准备反攻之今日,军事自属首要,是以总统提名陈诚先生为新任行政院院长,当为一极为贤明选择。”[3]在委员们进行了一番例行公事的讨论之后,便进行了表决。经投票,在388票中有306票赞成陈诚出任“行政院长”,获得通过。
陈诚在得悉“立法院”对其出任“任政院长”一案已予同意的消息后,对于蒋介石的信任和提拔深表感激,并决遵照蒋介石意旨,效忠蒋氏。他在其官邸向记者发表谈话说:
诚此次蒙总统提名,立法院同意,受命出任行政院院长,当此国家艰危之际,不胜临深履薄之惧。台湾为国家存亡世界安危所系,其地位之重要,无待赘述。今后一切措施,当恪遵国父遗教,以台湾为三民主义实验区。遵照总统训示,巩固台湾及其他反共基地,以确保全体民众生命财产之安全,并积极作反攻大陆之准备。同时,根据民众需要,贯彻“人民至上,民生第一”之主张。[4]
陈诚在匆匆结束了向记者发表的讲话以后,于5时半,驱车赶赴蒋介石官邸,向这位授予他“行政院长”大权的领导者致敬。
3月9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批准阎锡山“内阁”集体辞职,并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院长”。
1950年3月陈诚(中)就任“行政院长”与全体“阁员”合影
经过5天的紧张筹划,陈诚“新阁”的班底,于3月12日得到蒋介石“总统”的批准。陈诚“内阁”的“阁员”如下:
“行政院副院长” 张厉生
“政务委员” 吴国桢、王师曾、杨毓滋、田炯锦、黄季陆、董文琦
“内政部长” 余井塘
“外交部长” 叶公超
“国防部长” 俞大维
“财政部长” 严家淦
“教育部长” 程天放
“司法行政部长” 林彬
“经济部长” 郑道儒
“交通部长” 贺衷寒
“行政院秘书长” 黄少谷
陈诚组成的“内阁”,其成员年纪轻、学历高,平均年龄51岁,具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者占90%,是一个融合了不同党派、不同专长人物的强势“内阁”。这一“内阁”的组成和人员结构,保证了陈诚将比前几任“行政院长”有更大的作为。
蒋介石按照惯例,于14日晚,在草山官邸设宴招待即将卸任的“行政院长”阎锡山,以示安慰。出席宴会的还有“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秘书长”贾景德,“副秘书长”倪炯声。
在蒋介石一手导演下,新旧“内阁”于15日交接。阎锡山双手将黄色锦缎包扎的“院篆”,亲交陈诚。阎氏表示:“锡山出任行政院长,九月于兹,回忆在此期间未能扭转时局,惭愧实深!”“相信新阁为极健全有力的内阁,不只是能益国,而且能补锡山任中不逮之过。”陈诚继之起立致词,称:“本人此次奉命出掌行政院,幸赖总统指示及各方面之鼓励,乃决心担起这个任务。”“阎院长九个月来所遭遇的艰苦,众所周知,其反共剿匪之决心,更足使吾人钦佩。本人学问能力,俱感不足,尚望诸位多多指教和协助,并盼本院同仁一致努力。”[5]
从此,陈诚专心致力于“行政院长”之供职。他根据蒋介石所定“恢复中华民国,解救大陆同胞”的“复职使命”,循其精神,确定“政府”的施政总目标为:“竭尽一切力量,确保以台湾为中心的基地,徐图反攻大陆。”其具体施政方针为:(1)在“外交”方面,一面努力自助,以争取国际之同情与合作,一面加强联系,以扩大国际“反侵略反极权”的力量。(2)在军事方面,决心厉行精兵政策,核实员额,简化机构,严格训练,加强政治教育,逐渐改善,整饬军纪,明辨功过,信赏必罚,以提高士气。(3)在政治方面,维护“宪法”尊严,实施“地方自治”,确立民主政治的基础;提高司法效率,保障人民的权利与自由。(4)在财政经济方面,财政上必须厉行开源节流,以收支平衡为目标;经济上,应侧重军用与民生日用品的生产与流通,本“民生第一”之原则,增加生产,节约消费,贯彻减租政策,渐求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6]
陈诚“内阁”,以忠诚和顺从于蒋介石而闻名。他曾大力吹捧蒋介石的地位和作用,强调竭诚服从蒋介石的领导,决不动摇。他说:
必须认识总统是国家的中心,是时代的指南针,是革命的领导者,有了总统的领导,我们必可克服任何困难,渡过任何危机,得到最后胜利。因此,当前我们奋斗努力的唯一途径,就是竭诚服从总统的革命领导,在任何情况之下,绝对不动摇,不疑惑。大家要知道信仰就是力量,所以我们对于总统的信仰越坚定,国家便越有办法,胜利便越有把握。[7]
陈诚此次出任“行政院长”,历时4年,至1954年3月当选“副总统”后,辞去“行政院长”职,交俞鸿钧接任。他在任期内,推行了“三七五减租”和土地改革;出台了新台币,实行了币制改革;制订了进行经济建设的四年计划;以及在稳定物价、平衡财政收支方面采取了有力的措施。
财政问题,历来是国民党最感头痛的问题,尤其是在政治、经济、军事全面崩溃的时期。国民党政权1949年财政差额平均每月达85%以上,而弥补的办法,唯靠动用库存黄金。陈诚执政后认为:“库存黄金为数有限,以有限的库存黄金弥补无限的财政差额,其崩溃的时间是可以计算得到的。面对这一财政危机,我们不能坐吃山空,等待毁灭;唯有探行一切必要的步骤与一切可能的方法,努力克服这一危机。”[8]于是,陈诚一面厉行节约,裁并多余机构,停办一切不急需的事业,停付一切不急要的开支;一面努力开源,整顿税收,加强稽征,严缉走私,整顿公营事业,清查物资外汇。因此,1950年中,财政赤字逐月递减,黄金支付由每月16万两递减到1.5万两;从1951年开始,财政已经渐趋平衡。陈诚在1952年10月向国民党七全大会作报告时指出,近两三年来,财政方面取得的进步计有:(1)“政府”的收支预算,1952年已达到平衡;(2)确立了“政府”的预决算制度;(3)应付逐年增长的庞大支出,没有依赖通货膨胀,而是靠了开源节流;(4)财政尽力支持生产建设的需要;(5)提高县市乡政的财政预算,健全其财政基础;(6)确立以直接税为中心的租税制度,使人民负担渐趋公平。
为了争取财政状况的根本好转,陈诚特别强调要量入为出,充分发挥每一分钱的作用。他说:
当前台湾情形不比当年大陆,大陆好比一个大家庭虽然家道中落,但因基础深厚,毕竟较易张罗;台湾好比一个小家庭,家当有限,计算紧凑,挹注困难。因此,我们在台湾,一切必须量入为出,决不能放松一步;否则,年来我们从辛勤中得来的成果以及由此成果所产生的信心与希望,均将全部摧毁无疑。
……今后我们要以现有的财力完成更多的工作和更大的任务,必须实践总裁的动员号召,将每一个人的能力,每一件物的效用,每一文钱的价值都发挥至最大最高的程度。[9]
为了提高行政机构的办事效率,紧缩行政开支,陈诚主持了“行政院”各院、会机构的调整工作。调整原则为:(1)不切需要、徒资糜费的机构,予以裁撤;(2)骈枝重复牵制机构,予以裁撤归并;(3)业务性质相同、缺乏监督联系的机构,予以改隶;(4)各机关员额以工作上必要的人员为限,超过必要的人员予以裁撤。陈诚在“组阁”后的6个月内,共裁撤了“行政院”直属及各部、会所属机构84个,共裁撤员额4940名;“行政院”各部、会工作人员核减为874人,仅及原有“组织法”规定人数的1/9。经此调整,“行政院”机构基本上适应了仅施政于台湾一省的状况。
陈诚为国民党当局撤台后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外交”活动,也可谓费尽心机。陈诚宣称,在主持“行政院”期间,奉行三要“外交原则”:一是“坚决实行反共外交”;二是“加强自由世界的团结”;三是“维护国际间的正义与公道”。[10]陈诚津津乐道,在其“行政院长”任期内,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并得以继续以“中国”的名义,留在联合国内。他形容说:“中美两国间的合作,曾随大陆沦陷而一度几濒于中断。”后来,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重新认识到台湾所具有的特殊战略地位,遂改变了对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态度。陈诚于1954年回顾说,1950年以来,台美合作“又随着我们自身的努力和美方朝野对我反共政策认识之增进,而恢复加强。最近4年来,美方对于我方的军经援助,对于安定我们的财政经济和充实我们的军事力量,都有很大的裨助”。陈诚还声称,台湾当局为继续以“中国”的名义留在联合国内,进行了“非常剧烈而艰苦的”斗争,截止1954年3月作报告时止,共发生185次驱逐台湾当局代表出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机构中的动议。[11]只是由于美国的操纵和庇护,才暂时保住了台湾当局非法窃取的联合国席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