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抗战的歌
——回忆居京几年生活

一

五十七年前的九一八事变，忽然变成有争议的事件。过去说抗日战争从七七事变开始，现在有人提出应从“九一八”算起。

这该是历史学家的事。但是，东北三省从来不属于帝国主义，而三千万民众也不是生下来就戴着一顶亡国奴的帽子。敌人铁蹄踏进国土，在“不抵抗”的同时就响起了御侮枪声。这应是战争的最好注脚。

这由当年的东北流亡学生做出回答。

二

我作为流亡学生由沈阳来到北京，那是1931年的秋天。

不过，我先说说我那一段不同一般的经历。

当年我是沈阳冯庸大学中学部的学生。冯庸这个名字常常是和张学良连在一起的，正像他们的父辈冯麟阁和张作霖在东北同样出名一样。东北大学系张学良所创，属东北所有。冯庸气魄更大，以自己名字命名学校不说，又独家经营。他本人也住在校内，亲自主持校政。依我说他是我见到的事必躬亲的最合格的一位校长。他标榜工业救国，城内有实习工厂。校舍建筑在南郊揽军屯，紧靠浑河，又有南满铁路从门前经过。这是一片开阔的河滩平地，校舍格局新颖，又有一个合乎奥林匹克规格的运动场，此外还有一个私人用的飞机场。校长冯庸有自己的汽车、坐骑，还有自己驾驶的飞机。飞机二人座，大概是德国生产的。每年8月8日是校庆。我入学第一年校庆那天，冯庸驾机低空飞行，在运动场上空撒下一片片彩纸。彩纸上写着各种奖品，学生可凭此到小卖部领取各种食品和饮料。记忆尤深的是鱼皮豆，其味甘美，小城市没有，我在沈阳才第一次吃到。这种活动是娱乐，也是竞技和运动。它要奔跑，要追逐，又伴着青春的欢乐。

天天要锻炼和运动，这是冯庸办学“工业救国”的应有之义。要“工业救国”，首先排除“东亚病夫”的羸弱，所以学校有一整套特殊的管理和要求。每天早晨起床号一响或未响之时，冯庸本人已穿戴整齐（他的服装与学生一致），站在宿舍大门中间（宿舍之大实为少见，十几排铁床，可住三四百人），宿舍大门是他打开的，用他那一根狗头银饰手杖连连敲着地板，号声和手杖的威力，使学生们纷纷从床上跳起，像一股股浪头似的冲出大门，先到洗澡间淋浴，然后在礼堂前边集合早操。早操多半是跑步，早操之前先唱校歌。学生们个个站得笔直，我总觉得严寒冬天比夏天时间来得长些，因为不到两分钟两手血管的温度仿佛降到零下十几摄氏度，冷不可耐了。还有不论冬夏，每到下午的运动时间，宿舍和图书馆的门一律上锁，学生都得到操场上去。此外，还进行军事训练，教官都是由军校请来的，我敢说，一些动作的要求不次于任何正规部队。

正因为校内有飞机，有枪支，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日本侵略军就乘汽车来了。除了北大营，我们学校被当成了第二个目标。先把我们围在锅炉房外面墙角里，支上两挺机关枪，然后一队队日本兵在校舍内进行全面搜查。我们这些学生竟成了最大的捕捉目标，直到傍晚，这群强盗才呼啸而去。

校方做出安排，立即集体撤离，我们连夜空手徒步，越过南满车站，直奔北宁线皇姑屯车站。

就这样，我们别离了故土沈阳，经山海关来到北京。

三

故都北京曾是敲响天鼓，后来又为抗战歌曲所湮没的城市。它是从来不屈服于任何暴力而举行过无数次游行示威的城市。它又是全国最高学府的圣地，无数游子的故乡。它对任何人都袒露出宽大博爱的胸怀。

我们住在广安门师大二院校舍内。当时从菜市口到广安门是一条尘土飞扬的大街，不少出名的会馆，都在宣武门外，几家大报馆也在宣外大街上，菜市口的西鹤年堂（中药店）也因是斩首示众的地方而远近知名。不过我们最留恋的是师大二院的大操场。它同沈阳操场比起来，只是沙砾少些，尘土多些。军事教官在我们生活中一直占主导地位，现在目标更加集中，再没有比军事生活更能鼓舞斗志的了。我们每天早晨从跑步开始，做着各项军事活动，仿佛为了一个切近可靠的目标。北京古城处处显得端庄持重，又落落大方；但它自身又有着不可克服的畸重和倾斜度。王府官邸多在东城，当年被攻击的段政府也在东城。可是绝大多数廉价的学生公寓，都在西城。因此所有的游行队伍，也都是由西向东行进的。西直门是游行队伍集中点，又是大进军的出发点。这是因为具有抗战意识的各大学校都在西城，那么，进关的东北流亡学生及其学校，也都在西城就不足为怪了。这时出现了专收东北学生的东北中学、志成中学，也成立了专门供应东北学生的简易食堂。

东北名流，政界的、学术界的，也都齐集北京。他们从事各种活动。他们是后来东北义勇军和东北救亡总会多种活动的先驱。

一·二八淞沪抗战开始了。“冯大”同学组成了抗日义勇军，立即开赴前线。

我们全副戎装，每人戴一顶白兔毛缝成的双耳下垂的皮帽，不仅别致，也颇为壮观。由广安门步行到前门车站无疑是一次示威，也是我们这些东北学生得以如愿以偿的首次行动。

我们乘坐的闷罐车是用卧轨的壮举争来的。现在前门车站的铁轨已拆除了，但那一次及“一二·九”前后的卧轨的记忆，是永不会在这些流亡学生头脑中抹掉的。

“冯大”抗日义勇军开赴前线是一条不大不小的爆炸性新闻。义勇军中有女兵，女兵龙文彬的头像登在画报上面，这消息立刻传遍了全国。我们先到上海郊区，又到了浏河口，在大堤上不停地挖战壕，我们为将开来的抗日部队准备着。挖了几天之后，为了避免日机白天干扰，改为白天休息夜间工作。我们住在老乡的茅屋的地铺上；也记得那是月亮正圆的日子，夜晚江堤上由于江水的反射，犹如白昼。大概是白天休息的第三天正午，在日机的侦察之后，敌舰偷偷开进长江口，并用大炮开始了轰击。敌舰停在浏河口江面上，距离村庄不过二三里。大炮是那样震天的响，就像一个个炸雷。每颗炮弹都从我们头上飞过，敌机群也在头上盘旋。我们立即撤退。我们飞跑的速度当然没有炮弹的速度快，因此，炮弹永远落在我们前面。当我们停下来时，炮击也停止了。这种炮击是为敌军开路的，据说，敌军由此登陆才使上海失守的。总之，抗日部队始终没有来，我们在无任何兵种掩护下平安地撤下来了。我们的撤退也是按平时训练的规范进行的：起床，打背包，集合，跑步……又是从容不迫的。以我为例，跑出五百米后，突然发现我的钢笔失落在茅屋内，那是在中午休息时，我记了日记之后顺手将钢笔放在枕头下面的。我终于一个人回去在稻草中找到钢笔，又追上了队伍。

四

我们从浏河口撤到苏州，又从苏州回到大后方——北京。

不久，又是古北口抗战。这时马占山将军在东北抗日的消息传遍全国，上海各地纷纷组织“援马团”到北京来。因此，北京不只是大后方，它有时又是抗战前线。东北的各种抗日活动，抗日的每个信息都像一面战鼓，响彻全国。

这时，我们学校由师大二院搬到西直门内陆军大学旧址。它原叫崇元观，可殿堂早已不见了，只有一排排灰瓦平房，便于设置教室和宿舍，最后面又是一个大操场。有灰砖墙围起来，墙内一排柳树。我们满腔爱国的热血，又是青春年华，每逢皓月当空，常常是遥望关外的家乡，还带着“月上柳梢头”的惆怅。

时局逐渐平静下来，愤怒的火焰也一时平息下来。“冯大”准备复课。复课之前，校长冯庸带领学生在大礼堂里掘地三尺，为的是将它改建成一座室内篮球场。在关外学校里什么都有，缺少的就是一座室内篮球场。这是一段浑浑噩噩的快乐日子，在冯庸的脑子里又泛起了工业救国和注重体育锻炼的梦想。

复课没能实现，倒是冯庸大学与东北大学合并了。它新设置的“边政系”，体现了新时代的需要。

学生情绪的寒暑表在下降，读书的空气浓厚起来。在两校合并的同时，有的同学投考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去了。其中大多学理工科，绝少文科。还有不少人报考了杭州笕桥的航空学校，这些人在七七事变后的空战中光荣地实现了自己为国献身的理想。

还有一种人既不报考学校，也不对时局抱完全消极态度，而是一头扎在北京图书馆，为将来的战斗积蓄力量。

这些人不是少数。他们散居在西城区各个公寓里，每天早晨按时来到北海边的北京图书馆，像是走进自己的教室，每天有固定的位置，他们有自己的引路人，引路人就是一张大致相同的社会科学阅读书目。他们表面上是那样甘于寂寞，生活又是那样平淡无奇。中午只在附近的小摊上果腹，傍晚才走回自己的公寓。

有多少人难以忘怀这种公寓生活。是不是当时只有在北京才有这种既低廉又服务周到而且便于学习的公寓呢？它哺育过那么多穷学生，这些穷学生中又出现了那么多学者和志士。公寓生活的存在，我以为它是精神文明和学术研究的殿堂。这些公寓遍布西城二龙路、辟才胡同，还有北大红楼附近的中老胡同、东老胡同，还有后门的慈慧殿……

当时我就是住公寓去图书馆的东北流亡学生中的一个。

五

其间我在日本住了两年，到1937年3月我又回到北京来了。

这是“一二·九”之后的北京，又是七七事变前夕的北京。我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一二·九”的斗争，但“一二·九”斗争所激起的热血已周流全身。我一回来就参加了群众性的游行示威，又参加了“民族先锋队”组织的各种活动。

我又住进了东北大学的宿舍（仍是过去陆军大学旧址），当时东北大学是领导学生运动的骨干学校之一，凡有游行，燕京、清华的学生必在西直门集合，东北大学必然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我忘不了在游行中间认识的毛祯同志，她当时十分年轻，身材不高。她总是走在红旗下面，她在举拳高呼口号时，陈词激昂，又总是流出感人的热泪。《五月的鲜花》这支抗战歌曲，是那么感人。“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又是那么充满了真诚的愿望和无穷的力量。

北京从西直门到西单街道上有些天几乎已无闲人，走来走去的都是游行队伍。整个城区成了抗战歌曲的海洋。

东北大学操场上有各种集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秘密去过延安又回来的人。他们仿佛都是隐身人，但又身影高大，还戴着一顶由西北带回的显得那么神秘的圆顶毡帽。他们给暗中传递和阅读的斯诺所著的《西行漫记》增添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一次在西山举行的夏令营活动，几乎吸引了所有学生。由崔嵬和张瑞芳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使夏令营活动达到最高潮。

东北救亡团体创办了《东北知识》杂志和《东方快报》，它们是舆论阵地，又是战斗实体。东北青年文学工作者也在积极活动。我认识了诗人林火和郭小川。我还参加了在东京就有通信关系的马加组织的文学青年写作会。我们举行过一次集会，为的是欢迎由上海来京的舒群同志。舒群当时创作了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描写的是沦亡多年的朝鲜的一个孩子的不幸，这对我们这些东北青年来说，震动极大。

我当时处于高度激动中，因为由人介绍我与北平地下文委的同志在鼓楼秘密接头，又连着开过两次小组会。可是，不久就发生了七七事变。

我当时在一家通讯社任职，七七事变之后我以记者身份视察了宛平城。当时的印象后来写在一篇题为《宛平·弹孔·红指甲》的短文中。

由北京出走，这又是一次流亡。能走的走了，属于变相的民族大迁徙。但也有一些人留下来，就像当年九一八事变由沈阳出走也有一些人留下来一样。当然，火种总是埋入地下。这次出走的人，由塘沽上船先到山东半岛。在渤海湾的那些天的月明之夜中，一支“流亡三部曲”的歌声不知引出多少眼泪，汇入千涛百浪之中。

我们的历程，又构成了一部革命三部曲：第一部到南京，第二部到武汉，第三部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延安是流亡学生最后的归宿，又是新长征的起点。

至今五十七年过去了。当年的北京仍深深地留在记忆中。

1988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