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梳理整个事件的经过，问题已明了。

概言之，经过两年多的现实工作，舒芜为党所信任，自己也珍视这种信任。老干部天下为公的一言一行影响着他，使他不断抛弃旧我，加上胡风的肯定，更坚定了“这是自己的国家，不可再闹个人主义”的想法。

在这种蓬勃的革命环境中，反观自己的《论主观》，的确与国家百姓民族之利不符，是妨碍革命的，于是，舒芜决定向错误告别。这种检讨没有功利性，完全出于“个人事小、国家事大”的心态；出于“既受上级器重，更应严格要求自己”的心态。

可以说，舒芜从信仰个人主义转变到信仰集体主义，有清晰的、出以公心的思想轨迹可查，而非怀有不可告人的卑劣动机。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后事发展哪怕再恶劣，也可能和舒芜关系不大。问题是，这时，头脑高度革命化的舒芜认为，自己改正错误还不够，还希望朋友们也改，一同轻装前进。

他说：“我自以为还要帮助别人，特别是帮助几个朋友进行思想改造。”

这就惹了大祸，最为当年的朋友们不能原谅，也为世人所攻击：“你检讨就检讨吧，为什么拉上别人？”

可是，这又为舒芜不解：都拥护革命，不符合革命利益的，为什么不能改呢？不是要言行一致吗？何况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了革命，什么个人利益不能放弃呢？

另一个为世人诟病的是，中国自古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传统，造就了多少民间佳话，世人指责他“叛卖”，即从此而来。

然而，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又是另一种道德，更基于理性判断，遵循这种道德，中国现代史上，诞生了两篇著名的《谢本师》，多少左翼青年深受影响。新中国成立初的革命环境，使“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理念更强大，舒芜的思想转变里，一定深埋这一因素。

另外，个人是时代与民族的产物，中国文化里，家、国相连，齐家、治国、平天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知识分子更有忧国忧民的传统；“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深入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基因，大多离不开这一民族特点。这些儒家文化，也会深深影响舒芜，事事以“是否合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来规范行为，就是舒芜对这种传统的认同。

关心越切，卷入越深，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

事情就这样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