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俭有方

写下面这些篇章，或者说写这里头大部分篇章时，我正形单影只地住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的瓦尔登湖畔树林中我亲手搭建的一间小木屋里，离左邻右舍一英里，仅凭一双手养活自己。我在那里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如今，我又是文明生活中的匆匆过客了。

要不是我的乡友们细致入微地探听我的生活方式，我本来不作兴向读者念叨私事，有渎清神，尽管有人会认为我的生活方式不可理喻，可在我看来并不尽然；而且，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我反而觉得非常合理。有人问我有些什么可吃的，我是不是感到孤独，我害怕不害怕，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另一些人则好奇地想知道我的收入中有多少捐给慈善事业了。还有一些拖家带口的人问我抚养了多少个贫困儿童。因此，我在本书中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要请那些对我并不特别感兴趣的人多多包涵。大多数书里，都不使用第一人称“我”。在这本书里，我将保留第一人称。“我”字用得特别多，就成了本书的一大特色。其实，不管哪本书，说到底，都是第一人称在说这说那，不过我们往往把它给忘了。要是我既有自知之明又有知人之智，那我断断乎不会大谈特谈我自己的。不幸的是，我阅历很浅，只能局限于这一个主题。再说，我还要求每一个作家，迟早都能朴实无华、真心实意地写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仅仅写他听说过的别人的生活，写一些就像他寄给远方亲人那样的书简，因为他只要真心实意地融入生活，一定是在离我十分遥远的地方。本书中这些篇章，也许对清贫学子特别适合。至于我的其他读者，他们会接受他们认为适合的那些部分。我相信，没有人会把撑破线缝的衣服穿上身，因为衣服只有合身，穿着才舒服。

我想要说的事儿涉及更多的，倒不是中国人和桑威奇群岛人，而是阅读以下这些篇章的，据说都是住在新英格兰的读者诸君——就是说，有关你们的生存状况，特别是你们在当今世界上的外部状况或者现实环境：你们这个镇究竟是什么样儿，是不是非得坏成目前这个样儿，还能不能改善得好一些。我在康科德去过许多地方，所到之处，不管是商店、公事房还是田野，依我看，居民们都在苦修补赎，干着形形色色非同寻常的活儿。我听说过婆罗门的信徒在烈火中打坐，两眼直瞅太阳；或者，身子倒悬于烈焰之上；或者，侧转脑袋仰望苍穹，直到他们身体无法恢复天生的姿态，这时脖子是扭曲的，除了流质啥都进入不到胃囊中去；或者栖身在一棵树底下，今生今世把自己跟链子拴在一起；或者就像毛毛虫，用自己的身子丈量各大帝国的疆土；或者一条腿站在立柱顶端——即便是这些有意识的赎罪苦行，也不见得比我每天见到的情景更难以置信，更令人触目惊心。赫拉克勒斯的十二件苦差事与我的邻居们所经受的困苦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因为赫拉克勒斯毕竟只有十二件苦差事，好歹做完了就告结束，可是我从来没见过我的邻居捕杀过任何妖魔鬼怪，或者服完过任何苦役。他们没有得到过像伊俄拉斯那样的好友相助，用通红的烙铁把九头蛇的蛇头烧掉，不过九头蛇嘛，一个蛇头刚除掉，两个蛇头马上又长了出来。

我看到年轻人，亦即我的乡友们，他们继承了农场、房子、谷仓、牲畜以及各种农具，这些家产来得容易，但要舍弃却很难，此乃他们的不幸。他们还不如出生在空旷的牧场上，让狼喂养成人为好，那样他们就可以两眼更亮地看到他们应召去干活的田地是个什么样儿。谁让他们成为了土地的奴隶？为什么有人只好含垢忍辱，有人却可以坐吃他们的六十英亩收成？为什么他们一生下来就得开始给自己挖坟墓？他们本该像常人那样过日子，把他们眼前的所有东西甩掉，尽可能过上好一点的日子。我碰到过好多可怜虫，他们几乎被沉重的负荷压垮了，连气都透不过来，在生活的道路上爬行，推动一座七十五英尺长、四十英尺宽的谷仓，从来不打扫的奥吉厄斯的牛棚，祖传一百英亩土地还得耕种、除草、放牧、护林！没有祖产继承的人，固然不被继承祖产而来的拖累所折磨，但他们却要拼命地干活，方能养育自己几许英尺的血肉之躯。

可是人们常在误导下辛勤劳作。人的音容才智很快被犁入泥土中，化成肥料。正如古书里所说的，受一种似是而非、通称必然的命运支配，人们积累的财宝会遭到虫咬、锈坏，而且诱贼入室偷盗。这是一个笨伯的一生经历，他们要是生前也许还不明白，那么在临终前准会明白。据说，丢卡利翁和庇娜是从头顶向身后扔石头才创造了人类——

Inde genus durum sumus,experiensque laborum,

Et documenta damus qua simus origine nati.

或者有如罗利铿然吟咏过的诗句——

从此人心坚硬，任劳任怨，

证明我们的躯体源自岩石。

如此盲从荒谬的神谕，将石头从头顶往身后扔去，不看一看它们都掉落在了什么地方。

大多数人，即便在这个相对自由的国家，仅仅因为无知和误导，要应对的是虚假的忧虑、没完没了的粗活，却采撷不到更美好的生命果实。他们的手指，由于操劳过度，极其粗笨，而且一个劲儿地颤抖，实在没法摘果子了。说真的，劳动的人没得闲暇休息，使身体得以日渐复原。他无法保持最洒脱的人际关系，他的劳动到了市场上就不免贬值。他除了做一台机器之外，哪有空去干别的什么。他怎么会记得自己是无知的呢——他正是靠着无知才成长起来的——尽管他时不时让自己的知识派上用场。有时我们应该无偿地让他得到温饱，并用我们的补品去使他恢复健康，然后才好对他评头论足。我们天性中最优秀的品质，好似水果外皮的粉霜，只有精心加以呵护才保得住。可是，我们不管对待自己，还是对待别人，都缺乏如此的温情柔意。

我们全都知道，你们里头有些人挺穷，觉得生活很不易，有时甚至连气都喘不过来。我毫不怀疑，你们里头读过这本书的一些人，进餐后并不是都付得出钱来，或者说衣鞋快要穿烂，甚至早已穿烂了也没钱添新的，即便如此，你们还忙里偷闲，阅读这几页文字，而这一点儿时间却是从你们的债主那儿借来或偷来的。你们里头好多人，一望可知，过的是多么卑微、鬼鬼祟祟的日子，反正我阅历丰富，看得一清二楚。你们老是身陷困厄，很想做一点儿事来还债，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泥坑，拉丁文叫作aes-alienum，亦即指别人的铜钱，因为他们的铜币是用铜铸成的；你们生前，乃至于最后入土掩埋，使的都是别人的铜钱。你们老是说好还债，满口答应还，明天就还，直到今天死了，债并没有偿还；你们竭力讨好求宠，获得惠顾，并且还使尽浑身解数，只图自己不吃官司坐大牢；你们撒谎，溜须拍马，选举投票，自愿被那套繁文缛礼框住，要不然，你们自己大吹大擂，营造一种慷慨大方的氛围，以便说服你们的邻居，让你们给他们做鞋子、制帽子、缝衣服、造马车，或者给他们代买食品杂货，反正为了防备日后生病而攒下点儿什么，没承望，倒把自己累得病倒了。你们把一点儿钱塞到一只旧箱子里，或者在泥灰墙后头的一只袜筒里藏点什么，或者更加保险地塞进砖柜里，根本不管藏在哪里，也不管积攒多少。

有时候，我暗自纳闷，我们怎能如此轻率地——我几乎要说致力于推行那种万恶不赦，但多少有点儿陌生的所谓“黑奴制”，有那么多精明而诡秘的奴隶主在奴役南方和北方的奴隶。南方监工良心固然坏，北方监工良心更坏，但是话又说回来，良心最最坏的还是你成为你自己的奴隶监工。胡扯什么人身上的神性！看一看大路上的车把式夜以继日地往市场赶，难道他心里还有什么神性在激动吗？他的最高职责是给驮马喂料添水！跟他的运货收益相比，他的命运算得了什么？他还不是在给一个炙手可热的乡绅赶车吗？他要什么神性？他要什么永世不朽？瞧他那副畏畏缩缩、鬼鬼祟祟的德行，整天价闹不清楚自己干吗胆战心惊，哪来什么不朽和神性！不过话又说回来，他仅仅是以奴隶和囚犯自居，给自己干的活儿挣个好口碑罢了。与我们的个人见解相比，公众舆论只是一个软弱无力的暴君。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这就决定了，或者换句话说，指明了他的命运。甚至在西印度群岛各省谈论空想的自我解放——难道就是威尔伯福斯那种理念造成的结果吗？不妨再想一想，这块国土上的女士们，她们编织梳妆用的垫子，为世界末日做准备，对她们自己的命运却漠不关心！仿佛尽管消磨大量时光，于永生却纤毫无损似的。

人们在绝望中默默地过日子。所谓听天由命，就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绝望。你从绝望之城走向绝望之乡，还得拿水貂和麝鼠的勇气来安慰自己。甚至在人类所谓的游戏和娱乐下头，都隐藏着一种陈旧的却是下意识的绝望。两者里头根本没有玩儿的，因为只有工作之后才能玩儿。不过话又说回来，不做绝望的事才是智慧的一种特征。

我们使用教理问答式的语言思考什么是人生的宗旨、什么是真正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资料时，仿佛人们已经深思熟虑地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因为他们就是喜欢这种方式，而别的则一概不喜欢。其实，他们心里也明白，舍此以外，别无选择。不过，神志清醒的人都知道，日出山河清。捐弃我们的偏见，从来不算为时太晚。任何一种思考方式或者行为方式，不管它有多么古老，如无确证都是不可信的。今天人人附和或者予以默认的真理，明天却有可能成为谬论，这种谬论只不过是缥缈的烟雾，有人却坚信那是雨云，会把甘霖洒向他们的农田。老人说你不能做的事，你不妨试一试，也许会发现你自己是能做的。老人有老办法，新人有新招数。古人也许不知道添上燃料火苗儿就灭不了；新人会在火车锅炉底下放上一点儿干柴，就像鸟儿似的绕着地球飞转，正如老话所说：“气死老头子。”其实，老年人未必比年轻人更够格充当导师，因为老年人一生中获益的也不见得比失去的更多。人们几乎可以质疑，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从生活中又能感悟出多少具有绝对价值的东西呢？说实话，老年人没有什么至关紧要的忠告可以给年轻人的，他们自己的经验如此不够完美，他们一生中又遭到如此多的惨败，他们必须承认那都赖自己；也许他们还有一些有悖于那种经验的信心，可惜他们已经不再年轻了。我在这个星球上已生活了三十多年，还没有听到我的长辈们说过一句可谓是有价值的，乃至于热忱的忠告。他们什么都没有告诉过我，也许他们对我说不出什么深中肯綮的话。这就是生活，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我还没有尝试过的实验；他们倒是尝试过了，但对我丝毫无益。如果说我有什么自以为有价值的经验，我一定会想，这可是我的贤师们都还没有说过的呢。

有一个农夫对我说：“你不能光靠吃蔬菜过活，因为蔬菜对骨头毫无营养可言。”于是，他虔诚地奉献出一部分时间，给自己的骨骼系统提供滋养。他一边说，一边跟在耕牛后头，而他的那头耕牛就靠着蔬菜长成的骨头，正不顾一切障碍，使劲儿拖着他和他的耕犁往前赶。有些东西在某些人的圈子里（比方说，那些最孤苦无助的重病人），确实是生命的必需品，但换了一个圈子，就仅仅成了奢侈品，要是再换一个圈子，则完全成了未知之物。

整个人类生活领域，不论山巅还是峡谷，在有些人看来，已全被前人涉足过，所有的问题也都被关注过。按照伊夫林的说法：“聪明的所罗门曾经下令，规定树与树之间应有的距离；罗马地方官也曾规定过，你可以多少次到邻居的地头上，去捡拾落下来的橡实而不算非法侵入，多少份橡实应归邻居所有。”希波克拉底甚至给我们留下了如何剪指甲的方法，就是说，我们的指甲应剪得不可过长，也不可过短，要与手指头平齐。有人认为，如此枯燥与无聊会将生活的多样化和欢乐消耗殆尽，这种看法毫无疑问如同亚当一样古老。然而，人的各种能量从来还没有被估量过；我们也不应该根据任何先例来判断人的能量，毕竟人尝试过的事委实太少了。不管你迄今经受过多大失败，“别难过，我的孩子，有谁会指派你去做你未竟之事呢”。

我们可以通过成千种简单的测试，来考验我们的生命。比方说，这是同一个太阳，它使我种的豆子成熟，同时也照亮了就像我们地球一样的整个太阳系。这点我只要记住了，就可以少犯一些错误。但我在锄豆子地时却没有这样的想法。星星是好多神奇的三角形的尖顶！宇宙间形形色色的宿或宫中，有无数相距很远的不同物种，却会在同一个时刻思考着同一个事物！如同我们的各种体制一样，大自然和人生也是形形色色的。有谁能说清楚别人的一生会有什么样的前景吗？我们在一瞬间彼此两眼相望，难道说还有什么比这更伟大的奇迹吗？我们应该在一个钟头里经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时代；是的，经历所有时代中所有的世界。历史、诗歌、神话！我可不知道还会有什么能像阅读历史、诗歌、神话那样令人惊讶而又增长见闻呢。

凡是我的邻居说是好的，大部分在我心目中却是坏的，如果说我有什么要反思，也许要反思的恰恰是我的正派作风。是哪个恶魔缠住了我，使我的所作所为如此这般正派来着？老人啊，那些最睿智的话儿你尽管念叨好了——你毕竟活了七十岁，活得还算体面，可我却听到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声音：要跟这一切离得远远的。一代人抛弃上一代的劳绩，就像抛弃搁浅了的船。

我想，我们可以笃笃定定地相信比我们实际上相信的还要多得多的事物。我们对自己的关怀不妨多放弃一些，这样就可以在别处诚心实意地给予别人。大自然既能适应我们的长处，也能适应我们的弱点。有些人无穷无尽地紧张焦虑，成了一种几近不治的痼疾。我们生来就爱夸大我们所做的工作的重要性，可是又有多少工作我们还没有去做？或者换句话说，我们万一病倒了，又该怎么办？我们该有多么谨小慎微！我们决心不靠信教过活，只要能不信教的话；白日里老是提心吊胆，晚上我们又违心地做祷告，把自己托付给未定之天。我们如此彻底真诚地被逼着过活，既要崇敬自己的生命，又要否认变革的可能性。我们说：这就是唯一的生活方式。既然从一个中心可以画出好多好多半径来，生活方式一样也有好多好多。一切变革都是奇迹，值得思考，而奇迹是分分秒秒都在发生的。中国的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既然有一个人将想象的事实归纳为自己所理解的事实，我敢预言说，所有的人最终都会在那个基础上打造他们的生活。

让我们略费片刻，思考一下我在前文提及的麻烦和焦虑十之八九是些什么，有多少需要我们烦心，或者至少还得小心应对。我们尽管置身于一种徒有其表的文明之中，但若能过上一种原生态的，或者开拓疆土的生活，还是颇有裨益的，即使仅仅为了闹明白大量生活必需品是些什么，要用什么方法方可获得这些必需品；或者，甚至只消翻一翻商人的旧账本，看看人们在商店里买得最多的是什么，商店里的存货有哪些，也就是说，存量最大的杂货是什么。因为，时代固然在进步，但它对人类生存的基本法则并没有多大影响，就像我们的骨骼同我们祖先的骨骼相比，大抵也没有多大差别。

依我看，生活必需品，是指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所获得的一切，或者换句话说，它从一开始（或者经过长期使用）就是人类生活中须臾不可离的东西，因此，没有哪个人，不管是出于野蛮、贫困还是哲学上的缘故，试图不靠它，独个儿地过活。即使有这样的人，只怕也是寥寥无几。许多人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的生活必需品只有一种，那就是食物。对大草原上的美洲野牛来说，它是几英寸长、可咀嚼的青草，可饮用的水，此外还有在森林里或者山阴处寻摸到的栖身之地。野兽需要的，不外乎是食物和栖息之地。在这个气候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可以极其精确地分为几大类：食物、住所、衣服和燃料；因为只有获得以上这些东西，我们方可自由自在地去考虑真正的人生问题，并且有望取得成功。人类的发明不仅有房子，还有衣服、熟食；也许是偶然发现烤火可以取暖，后来使用了火，起先被看成是一种奢侈品，到目前围火取暖也成为一种必需品了。我们已看到，猫狗也都获得了这种第二天性。人们只要住处合宜，穿着适当，就能合理地保持体内的热量；可是，如果说我们的住处过暖，穿着过厚，或者燃料消耗过多，也就是说，外部的热量大大地超过我们体内的热量，那岂不是在烘烤人体了吗？博物学家达尔文谈到火地岛的原住民时说，他自己的随行人员穿得很厚实，围坐在火堆边却一点儿也不觉得热，那时一丝不挂的化外之民在离火堆老远的地方待着，却竟然被“烘烤得汗流浃背”。同样，据说新荷兰人赤身裸体走来走去，却若无其事，而欧洲人穿了衣服还冷得瑟瑟发抖。这些野蛮人的体质铁硬，和文明人的机智聪明，难道说不可以相互结合吗？根据李比希的说法，人体是一座火炉，食物即是维持体内消耗的燃料。我们冷天吃得多些，热天就吃得少些。动物体内的热量是内部消耗缓慢的结果，内耗太快，就会出现疾病和死亡；换句话说，由于缺乏燃料，通风装置出了毛病，火就会熄灭。当然，生命的体温与火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但作为比喻也就只好到此为止。因此，从前文所述来看，动物生命这个词和动物体温这个词几乎可做同义词用，因为食物可以被看成是维持我们体内之火不熄的燃料——而燃料只不过用来煮熟食物，或者说从体外来增加我们的体温——此外，住处和衣服也只是保持由此产生和吸取的热量。

因此，就人体来说，最大的必需品就是保暖，延续生命的热量。我们为此就得含辛茹苦，不仅是为了获取食物、衣服和住所，而且还要寻摸床铺，从鸟巢和飞鸟的胸脯上掠夺羽毛来打造这个住所里头的栖身之地，就像鼹鼠在地洞尽头拿杂草和树叶子做了一个窝儿。穷人动不动就发牢骚说，这是一个寒冷的世界；我们的大部分疾病，不论是生理上的也好，社会上的也好，干脆都归罪于饱受风寒。在一些气候区，夏天会给予人们一种天上乐园似的生活。那时节，燃料除了煮熟食物以外，也就不再是生活必需品了；依他们看，太阳就像是一团火，许多果实都给太阳的光线煮熟了。一般来说，食物的品种繁多，而且又是唾手可得的，衣服和住所已是完全用不着了，或者说部分用不着。时下在这个国家，根据我的亲身经历，我觉得只要有几件工具：一把刀，一柄斧头，一把铁锹，一辆手推车等，就可以过日子了。对于饱学之士，另添一盏灯，一些文具，再加上几本书，但这些均属次要的东西，稍微花上几个铜子儿就能获得。然而，有些人不太聪明，跑到地球的另一边，到了蛮荒和肮脏的地区，一门心思地做了一二十年生意，为了谋生——就是说，为了追求舒适温暖——可到头来还是魂归新英格兰。奢侈的富人不只是得到令人舒适的暖和，甚至暖和得太过反常；正如我前文所说的，他们的肉体是在被烘烤着，不消说，是以很切合时尚的方式在烘烤。

绝大多数奢侈品，以及许多所谓的使生活舒适的物品，不仅不是必不可缺的，而且还极大地有碍于人类的进步。就奢侈和舒适来说，最聪明的人的生活，甚至比穷人过得还要简单、朴素。古代的哲学家，不论是在中国、印度、波斯，还是希腊，都是同一种类型的人：从外表看，他们比谁都穷；从内心看，他们却比谁都富。我们对他们了解得还很不够，但我们对他们毕竟还是素常有所知晓呢。近代改革家和他们的民族救星，也都是如此。一个人唯有站在我们称之为甘于清贫的有利地位上，方能成为人类生活的公正、睿智的观察家。在农业、商业、文学或艺术中，奢侈生活结出的果实也都是奢侈。时下哲学教授比比皆是，但哲学家却一个也没有。然而，教授是令人艳羡不已的，因为教授的生活曾经令人艳羨不已。做一个哲学家，不仅要有奥博的思想，乃至于建立一个学派，而且还要热爱智慧，按照智慧的要求，过一种简朴、独立、豁达大度与富有信心的生活。不仅要从理论上，而且还要在实践中，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大学问家和大思想家的成功，不是帝王式的，也不是壮汉式的，通常都是侍臣式的成功。他们一味随流徇俗，以应对生活的变化，他们的所作所为，实际上跟其父辈们如出一辙，压根儿成不了什么顶天立地的人类始祖。那么，为什么人类一直在退化呢？是什么使得许多家族没落？奢侈导致国家衰亡，那它的实质又是什么？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我们敢不敢说一点儿都没有奢侈味儿？即使是在生活的外部形式上，哲学家也是处于时代前列的。他不像他的同时代人那样饮食、居住、穿着和取暖。一个人既然做了哲学家，岂能没有比别人更好的方法来维持自己生命的热量呢？

一个人从我所描述的多种模式中得到了温暖，接下来他还想要些什么呢？当然不会是更多的同样的温暖，更多更丰盛的食物，更大更华丽的房子，更多更持久更旺盛的炉火，等等。他获得了这些生活必需品之后，就不会再要那些剩余品，而要选择另外的东西了；那就是说，要摆脱卑微的劳动，开始度假，亲历生活中的奇遇。这里的泥土看来对种子是很有益的，因为泥土已使胚根向下延伸，随后又信心十足地使嫩茎不断朝上茁壮成长。人既然那么牢牢地在大地上扎了根，为什么就不能同样恰如其分地升到天空中去呢？——因为这是名贵植物的价值，是由远离地面、最终在空气和阳光下结出的果实来评定的，跟比较低等的菜蔬不可相提并论。那些菜蔬，哪怕是两年生的品种，也仅仅被栽培到根须长好为止，而上头的枝叶通常都给剪去了，因此，到了开花的季节，人们多半认不得它们。

我可不打算给那些坚强勇敢的人厘定什么规章，不论在天堂还是在地狱，他们都会专心于自己的事情。或许他们的住宅造得比富豪们的更豪华，挥霍得也更惊人，却并没有因此而一贫如洗，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如何生活的——如果说就像人们所梦想的那样确实有这样的人的话。再说，我也不打算给下面那些人厘定什么规章，他们从各种事物的现状中得到鼓励和灵感，以恋人般的狂热珍爱现状——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想，我自己就属于这类人。还有一些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安居乐业，我并不想对这样的人说些什么，反正他们都知道自己是不是安居乐业——我主要是向那些心怀不满的人说话，他们原本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但他们老是徒然地诉苦说自己命运不济、时世艰难。有些人对任何事情都叫苦不迭，使人没法给予安慰，因为据他们自己所说，他们这是在尽他们的职责。在我心目中还有一种人，他们看上去很富，实际上却是各类人当中最穷的人，他们尽管攒下了一点儿破铜烂铁什么的，却不知道如何使用它，也不知道如何摆脱它，就这么拿金银给他们自己打造了一副镣铐。

我要是试图说一说，在过去几年里我是如何希望将自己的生活给打发过去的，也许会让对实际情况多少有所了解的读者感到惊喜，当然也会让全然不了解的人吃惊，我只是稍微谈一谈我心爱的事儿就得了。

不管天色阴晴，也不管白昼黑夜，我任何时候都渴望及时改善自己眼下的境况，并在自己的手杖上刻下记号；站在过去与未来这两个永恒的真理的交汇点上，恰好就是在此时此刻，亦即脚尖抵着起跑线。请原谅我说话有些晦涩，因为我的行当秘密要比大多数人的行当多得多，不是我存心要保密，而是我这个行当离不开这个特点。我很乐意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断断乎不在我门上写上“不准入内”的字样。

很久以前，我丟失了一条猎犬、一匹栗色马和一只斑鸠，我至今还在追寻它们。我跟许多观光客念叨过它们，描述过它们的模样，以及它们对怎样的呼唤声会做出应答。我碰到过一两个人，他们听到过那条猎犬的吠声，也听到过马啼声，甚至还看到过斑鸠消失在浮云后面，而且，他们看上去也急巴巴地想把它们找回来，好像是他们自个儿丢失了它们似的。

殷切期望着，不仅观看日出和黎明，如有可能，还可一睹大自然的本色！无论寒冬酷暑多少个清晨，在左邻右舍还没有起来张罗这张罗那之前，我早就开始忙自己的事儿了。我有很多的乡友，有天蒙蒙亮就往波士顿赶的农夫，也有出门干活去的樵夫，毫无疑问，他们都碰到过我一大早干完活儿回来。说真的，太阳冉冉升起，我可从来没有具体地出过力，但是切莫怀疑，只要赶在日出之前到达现场，其意义就非同小可。

有多少个秋天，是的，还有多少个冬天，我是在镇外度过的，试图谛听风中有什么好听的，听后将它精准地播散出去！我为此几乎投入了我所有的资金，为了这笔生意，我顶着风儿东奔西跑，累得连气都喘不过来。要是风中有涉及两党政治的信息，那它肯定成为最新要闻刊登在各大报刊上了。别的时候，我会守望在悬崖或者大树旁的观测台上，用电报发布新来的人的信息；或者傍晚时分在山巅上等待暮色徐徐降临，也许我会捕捉到一点儿什么的——尽管我捕捉到的从来就不多——何况这不多的东西如同“天粮”似的会在阳光下消融殆尽。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一家发行量不是很大的杂志的记者，编辑也从来不觉得我写的大量稿子可以刊用，反正作家们对此都有同感，我煞费苦心地写作，换来的只是痛苦。不过，就这件事来说，痛苦乃是它自身的回报吧。

好多年来，我自我指派为暴风雪和暴风雨的督察员，而且忠于职守；我还兼任测量员，测量公路以外的森林小道和所有交叉通道，确保它们畅通无阻；此外，我还测量过四季通行的峡谷桥梁，反正公众接踵而至，足以证实它们具有很高的利用率。

我还看守过镇上未驯化的牲畜，因为它们常常蹿过围栅逃逸，让一个恪守职责的牧人吃足苦头。我对农场里人迹罕至的角角落落也很注意，虽然我并不知道约那斯或者所罗门今天有没有在哪一个特定的地块干活儿，反正那是跟我毫不相干的。我给红色的越橘、沙地樱桃树、荨麻、红松、黑梣、白葡萄藤和黄色紫罗兰都浇过水，要不然它们在天气干燥的季节里就会枯萎。

总而言之，我就这么着干过很长时间，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忠心耿耿地一门心思扑在我的工作上，直到后来事态越来越明显，我的乡友们压根儿不把我归入本镇公职人员之列，也不让我挂个闲职，拿一点儿微薄的津贴。我做的账目，我可以起誓说，非常准确可靠，但从来没有人来核查过，更不用说获得同意，付了款，把账给结清了。好在我也没有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

此后没有多久，一个四处流浪的印第安人到我住处附近一个知名律师家里兜售篮子。“你们想买篮子吗？”他问。回答是：“不，我们不要。”“天哪！”印第安人出门时大声嚷道，“你们存心让我们饿死，可不是？”看到他的勤奋的白人邻居日子过得如此红火——当律师只消把论据编好，就像变魔术似的，财富和地位就跟着来了——这个印第安人自言自语道：“我要做点生意，我要编篮子，干这玩意儿我准行。”他满以为，篮子编好了，自己也就大功告成了，随后该是白人向他买篮子来着。他可没有觉察到，他必须把篮子编得让别人买后觉得很值得；或者换句话说，至少让别人打心眼儿里认为买后很值得，要不然他还不如去编别的什么让人感到值得购买的玩意儿。我自己也编过一只质地精美的篮子，但我没法做到让人一看就认为值得买。可我一点儿不觉得自己犯不着去编篮子，我心里琢磨的，不是如何让人感到值得来买篮子，恰恰相反，我心里琢磨的是如何避免篮子编好后非得卖掉不可。人们赞赏并认为成功的生活，也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种罢了。我们干吗要夸大一种生活，而贬低另一种生活呢？

我发觉我的乡友们不大可能会在县府大楼里给我一个职位，也不会给我一个助理牧师职位，或者别的什么生计，于是，我只好另谋出路，我比往日里更加专注地把脸儿转向了树林子，反正那儿的一草一木我全都熟悉。我决定立即开始，不必再像通常那样等到资金筹措到位，不妨先动用我手边已有的那么一点儿微薄的积蓄。我到瓦尔登湖去的目的，不是因为那里生活成本的高低，而是去经营一些私人业务，在那儿麻烦可以锐减至最低；要不然，由于缺乏业务常识，又没有做生意的才干而一事无成，难免做出惨不忍睹的傻事来。

我一直竭尽全力，务必使自己养成严格的经商习惯，这些习惯对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说你的生意是跟天朝帝国打交道，那么，在塞勒姆港海滨某处设置一间小小的账房，好歹有这么一个固定机构也就够了。你可以把国内生产的各种产品出口，比方说，纯正的土产品，还有许多冰凌啦、松木啦、一点儿花岗岩啦，常用本国货船运走。这些都是赚钱的买卖，事无巨细，你都得亲自过问；你又是一身数役，兼任领航员和船长，货主和保险商；你要买进、卖出，兼管记账，收到的信函要一一过目，发出的信件要自己拟写或者审阅；夜以继日地监督进口物品卸货；几乎与此同时，你要到沿海各地露露面——因为装货最多的大船往往都是在泽西海岸卸货的——自己做电报员，不知疲倦地将电报发送到天涯海角，同时还要跟驶往海岸的所有船只通话；要源源不断地给一个遥远而需求不断增长的海外市场发送货物；你自己要熟悉市场行情，看到何处战争与和平的前景，预测贸易和文明的趋向——利用所有探险活动的成果，使用新辟的航道和所有一切先进的航海技术——要研究海图，认准各处暗礁、新灯塔和浮标的位置，对数图表要不断地校正，因为万一计算出了差错，本应抵达友好码头的船只往往会被礁石撞得粉碎——再有就是拉·贝鲁斯的未知命运——要紧紧跟上宇宙科学的发展，要研究从汉诺和腓尼基人直到我们当代所有伟大的发现者和航海家、伟大的冒险家和商人的一生；最后，舱里的货物要时不时记清楚，你方才知道自己如何给货船取特定航向。反正以上所述的种种问题，都会让你累得精疲力竭，端的是苦不堪言——比方说，什么利润啦、亏损啦、利息啦，还有什么净重计算啦，诸如此类的问题，全都要有精确数字来测定，那就非得具备广博的知识不可。

我已想过，瓦尔登湖将会成为做买卖的好地方，不单单因为有铁路和采冰业，它还有诸多有利条件，把它们泄露出来，恐怕也不是上策吧。它是一个良好的港口，具备良好的基础。没有涅瓦河那样的沼泽地需要填埋，尽管你还得到处打桩加固。据说涅瓦河只要发了大水，再加上西风和冰块助虐，就会把圣彼得堡从地球的表面给冲走。

通常，必备的资金还没有到位，我倒是先做起生意来了，因此，我打从哪儿可以获得像每一个这样的企业至今仍然不可或缺的资金，这个难题也许很不容易加以揣测吧。先说衣服，一下子就触及了问题的实质。也许我们置备衣服时常常被爱好新奇、别人对它的看法所误导，就不太考虑衣服是不是实用。让那些有工作做的人记住穿衣服的目的，首先，是保证维持生命的体温，其次是把一丝不挂的身子遮盖起来，然后他就可以做出判断，不用再给衣柜里增添什么衣服，有多少必需的或重要的工作就可以完成。国王和王后有御用男女裁缝给他们制衣，但每一套衣服统共只穿一次，所以体会不到穿上合身衣服的乐趣。他们比披上了干净衣服的特洛伊木马好不到哪儿去罢了。我们穿的衣服天长日久，已与我们融为一体，而且由此凸现出穿衣人的性格，直到我们舍不得把它们丢弃，而且如此一本正经，就像舍不得丢弃我们自己的躯体一样，所以老是一再延宕，仿佛想给它疗救一下似的。有人穿了带补丁的衣服，在我的心目中，并不是低人一等；但我也相信，一般人心急如焚，总想自己要穿着入时，或者至少要干干净净，没有补丁，至于他们有没有健全的良心，就全然不放在心上。其实，即使衣服破了没给缝补，从而暴露出最大的缺点，也不过是显得此人大大咧咧罢了。有时候，我就用以下这种方法来测试我的朋友们：有谁肯穿一条膝盖上有补丁的，或者只是多了两条线缝的裤子？大多数人似乎都相信，他们要是穿了有补丁的衣服，就会把自己的前程全给毁了。他们宁可跛着一条腿进城，也不肯穿破裤子出门。一位绅士要是在一场事故中腿受伤了，通常总有办法给予疗救。但是，如果他的裤腿在同样的事故中给扯破了，却是无法补救的；因为他考虑的，不是真正令人尊敬的东西，而是他以为受到人们尊敬的东西。我们认识的人屈指可数，认识的衣服和裤子却是不计其数。你给稻草人穿上你最时髦的一套内衣，然后懒洋洋地站在一边，有谁不马上向稻草人致敬吗？那天，我路过一块玉米地，走近那根穿衣戴帽的桩杆，一眼就认出了农场的主人。同我上次见到他时相比，他由于饱经风霜，显得更加憔悴。我听说有一条狗，只要见到衣冠齐整的陌生人走近主人家门口，就会冲着他大声吠叫，但它却很容易被一个赤身裸体的小偷糊弄得一声不吭。人们要是被剥去了衣服，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保住各自相对的身份地位，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如果说人人身上被剥去了衣服，你能在任何一群文明人中间肯定地说，有谁属于最尊贵的阶层吗？菲菲夫人在她周游世界、从东向西的探险之旅中，差不多快要抵达亚洲境内的俄罗斯，即将谒见当地长官时，她说，她觉得自己非得脱去旅行服另换穿着不可，因为她“现下是在一个文明的国度，在那里，人们是根据衣着打扮来评定人的”。甚至在我们这个民主的新英格兰各城镇，谁只要不经意间发了大财，衣着奢华，宝马香车，照样会赢得几乎所有人的尊敬。不过，那些如此这般尊敬的人，尽管人数极多，但都是不信上帝的人，说真的，应该送一名传教士给他们才对。再说，衣服是一针一针地缝起来的，你会说，那是没完没了的活儿，反正一个女人的衣服，少说也是一辈子都做不完的。

一个终于找到了工作的人，上班时用不着穿什么新衣服；对他来说，有一身旧衣服就行了，即便是那套旧衣服在阁楼里已放了不知有多久，积满了尘土。英雄穿旧鞋子的时间，要比英雄的仆从穿旧鞋子的时间长得多了——如果说英雄也有过仆从的话——光着脚丫的历史要比穿鞋子的历史更久远，反正英雄光着脚丫走路也行。唯有那些赴晚宴和进入议会大厅的人非穿新衣服不可，而且他们还得一套又一套地不断变换衣服，如同那些官场上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不过，如果说我的外衣、裤子、帽子和鞋子，一一穿戴起来，才适合给上帝做礼拜的话，那么，有这些也就够了。可不是吗？有谁见过自己的旧衣服——他的旧外衣，其实早已穿烂了，变成一块块坯布，就算送给某个穷孩子都称不上什么行善，说不定那个穷孩子还会拿去转送给某个比自己更穷的人，当然也有可能是比这穷孩子还要富的人，因为他不要什么劳什子照样过日子。我说，要小心提防的，不单单是穿新衣服的人，而是所有需要穿新衣服的事业。要是没有新人，怎能给他裁制合身的新衣服呢？如果说你有什么事要做，不妨还是穿上旧衣服去试试看。人们孜孜以求的，并不是穿着新旧，而且做事要帅，做人要帅。不论旧衣服有多破、多脏，也许我们压根儿不该置备什么新衣服，我们还是如此这般我行我素，或者惨淡经营，或者扬帆远航，直到那时我们才觉得自己好像新人穿旧衣，依然故我，无异于新酒装在旧瓶子里。人的换衣季节，犹如飞禽更换羽毛，必定是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潜水鸟隐没在人迹罕至的湖边换羽毛，蛇蜕皮，蛹出茧，也是如此这般，全靠体内奋力苦斗，往外扩展；因为在我们看来，衣服至多是外层薄膜和尘世烦恼罢了。要不然我们就不会意识到自己正扯着虚假的船旗在航行，到头来不可避免地将被全人类以及自己的看法所唾弃。

我们穿上一件又一件衣服，好像我们是外长植物，靠外部添加而成长。穿在我们外面的，通常很薄的奇装异服，是我们的表皮，或者说，假的肌肤，并不是我们生命的组成部分，即便在这里那里给剥下来，都不会造成致命伤；我们经常穿着厚一些的衣服，是我们的细胞外膜，或者说皮层；不过，我们穿的衬衫，却是我们的韧皮，或者说真正的树皮，一剥下来，肯定连皮带肉，以致人身俱亡。我相信，所有的物种到了某些季节，都会穿上某种类似衬衫的东西。可取的办法有如下：一个人穿着力求简单，就算在黑暗中两手也准能摸到自己，而且，他的生活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如此紧凑扎实，有备无患，哪怕是敌人攻占了城市，他也能像古代的哲学家一样，从容不迫，空手徒步出城。一件厚衣服等于三件薄的衣服，一样派用场，顾客可按照自己能接受的价格去购买。厚外衣好几年都穿不破，五块钱可买到一件，两块钱可买一条厚实的长裤，一块半买一双牛皮靴，两角五分买一顶夏天的遮阳帽，六角二分半买一顶冬天的帽子，或者换句话说，只花很少的钱在家就可以制作一顶质地更好的帽子。一个人虽然穷，但一穿上用自己的辛苦钱置备的行头，难道还会没有聪明人去向他表示敬意吗？

我要定做一件款式特别的衣服。女裁缝听了以后一本正经地告诉我：“现下人家不时兴这个啦。”话音里压根儿没有强调“人家”两个字，仿佛她引用的是有如命运三女神那样毫无人情味的权威似的。我发现很难得到我要的款式，仅仅因为女裁缝不相信我说的话是真的，好像我只不过是随便说说罢了。我听了这神谕一般的话儿，一时间陷入沉思，稍后才使这句话儿逐字地显得特别清晰，好让我悟出个中含意，以便发现人家和我有多大血缘关系，在一件跟我如此密切相关的事情上，人家究竟拥有多大的权威。最后，我决定同样神秘兮兮地回答她，对“人家”二字同样压根儿没有加以强调：“不错，前一阵子人家是不时兴这个，可是眼下人家又时兴啦。”她单单量了一下我的肩宽，仿佛我是一颗挂衣服的钉子，这样的量法又有什么用处呢？我们崇拜的不是美惠三女神，也不是珀尔茜三女神，而是时髦这位女神。她纺线、织布、剪裁，具有百分之百的权威。巴黎的猴王戴上了一顶旅行帽，全美国的猴子便群起仿效。有时候，我感到绝望，在这人世间，原本一些非常简单朴实的事情都要靠人帮助才能完成。人们不得不首先经过一台强有力的压榨机，把他们的旧观念从里头挤压出来，他们的两腿再也不能马上直立起来，那时候，人群中就会有人想入非非，他的这些怪念头，真不知道是何时打从卵子里头孵化出来的，即便烈火也都烧不尽。而你的一切辛苦全都打了水漂。不管怎么说，我们可别忘了，埃及有一种麦子是从一具木乃伊那儿一直传到了我们手里。

本国或者别国的服装在艺术上已达到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地位，上述这种说法，从整体上看，我认为不能成立。眼下，人们还是能寻摸到什么就穿什么。如同搁浅船上的水手，他们在沙滩上能找到什么就穿什么，越过时空间距之后，不免彼此嘲笑对方身上化装舞会似的服饰。每一代人都在嘲笑旧的时尚，同时又在虔诚地紧追新的时尚。我们见到亨利八世或者伊丽莎白一世的衣服，不免觉得好笑，仿佛这些都是食人岛上岛王和岛后的衣服。反正衣服一离开特定身份的人，就会显得可怜兮兮，或者挺稀奇古怪。唯有以严肃的眼光凝视穿衣人的真实生活，方能抑制住嘲笑并对人们所穿的衣服肃然起敬。喜剧丑角在表演一阵阵急腹痛时，他的行头穿扮也不得不表达出这种痛苦的神态。士兵被炮弹打中，他那身上炸烂了的军服会顿时变成高贵的帝王紫袍。

如今，男男女女都喜爱新款式，这种既稚气又原始的趣味，使多少人摇着万花筒，眯起眼睛，不断窥看能不能从里头发现今天这一代人所需求的那种独特的图样。那些制造商早就知道人们这种趣味是反复无常的。两种款式，不同之处仅仅是有几根线条在色彩上多少有点儿不一样，可是一款立时卖掉了，而另一款却在货架上无人问津，殊不知过了一个季节，无人问津的衣服反而成了最时髦的热门货，反正这类事屡见不鲜。相比之下，文身还算不上是人们所说的那么可怕的陋习。其实，文身也说不上野蛮，仅仅是因为它是刺花在表皮，不可改变。

我不相信我们的工厂制度是人们有衣可穿的最佳模式。技工们的状况日复一日地更像英国的状况；这不足为奇，因为据我所见所闻，原来他们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让人们穿得既好而又体面，而是，毫无疑问，为了让公司多多地赚钱。从长远看，人们只好迎合他们所制订的目标。因此，尽管暂时不会得逞，他们还是觉得把目标定得高一些为好。

至于住处，我并不否认，现在它已成为一种生活必需品，尽管有例子说明，在比我们这儿更寒冷的地区，人们长期以来居无定所，也照样能生活下去。塞缪尔·莱恩说：“拉普兰人身穿皮衣，头和肩套在皮袋里，就这样一夜又一夜地睡在雪地上——寒冷的程度会使身历其境的穿毛衣的人都给冻死。”他看见过他们就这么睡在雪地里。但莱恩还补充说：“其实，他们并不比别人更壮实。”不过，也许人类在地球上生活了没有多久，就发现住在房子里有诸多便利，以及家庭生活的舒适，这句话的原意可能表明对房子感到满足，而不是对家庭生活觉得满意。然而，在某些气候区，一提到房子，就会使我们联想到冬天和雨季，一年里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用不着房子，只要一把遮阳伞就够了。因此，上述说法非常片面，只是偶尔适用罢了。在我们的气候区，从前到了夏季，差不多只盖一点儿被单之类就可过夜。在印第安人的纪事里，一座棚屋象征着一整天的行程，树皮上刻画的一排棚屋，说明他们露宿已有过很多次了。人生下来并不是肢体粗壮、身体魁梧的，所以，他得设法让自己的活动天地缩小，用墙板围造一个与自己相宜的空间。人类早先赤身裸体，都在户外过活，大白天，赶上宁静而又暖和的天气，的确非常令人愉快；可是遇到雨季和冬天，姑且不说那毒日头，要不是人类赶快用房子把自己遮蔽起来的话，也许在萌芽状态就已被消灭了。根据传说，亚当和夏娃穿衣服以前就是用树叶子遮蔽身体的。每个人都想有个家，一个温暖的或者舒适的地方，先是生理上的温暖，然后才是感情上的温暖。

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人类还处在婴儿期，有些颇有魄力的人爬进岩洞里去寻求庇护。从某种程度上说，每个孩子都是在重演这个创世记的历程，喜欢待在户外，哪怕是雨天和冷天。孩子玩造房子、骑木马游戏，都是出于本能吧。有谁至今还会记得小时候窥探一座叠岩，或者走近一个岩洞时引起的极大兴趣呢？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渴望，我们的原始祖先把它的一部分遗留在我们体内。从岩洞开始，我们逐渐进步，依次使用棕榈叶屋顶、树皮和树枝屋顶，编织可撑开的亚麻屋顶、杂草和稻草屋顶，还有木板和木瓦屋顶，一直到石块和砖瓦屋顶。最后，我们反而不知道什么叫露天生活，我们的生活却比我们所想到的有更多的家庭情调。从围炉走到田野，毕竟相距太远了。如果说我们在未来的日日夜夜里没有任何遮挡地把我们和天体隔开，如果说诗人不是在屋顶底下那么高谈阔论，或者说圣人没有在屋子里住得那么长久，也许这样就会更好些。鸟儿在岩洞里不会歌唱，鸽子在鸽棚里不会觉得自己天真可爱。

但是话又说回来，要是有人设计建造一所住宅，他就得像我们新英格兰人那样精明一点儿，免得日后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家感化院中、一座走不出去的迷宫中、一座博物馆中、一所济贫院中、一座监狱中，或者一座壮丽的陵墓中。先要想一想，如此这般的栖息处是不是非造不可。我看见过来自佩诺勃斯科特河的印第安人，就在这个镇上，住在薄棉布做的帐篷里头，而周围的积雪差不离有一英尺厚了。于是我揣想，也许他们真的巴不得大雪下得更厚些，好给他们挡挡风。我如何获得体面的生活，让我自由地从事正当的探索研究，这个问题在过去一直使我烦恼不已，可现在呢，我对它变得有点儿麻木不仁了；过去，我常看见铁路旁边有一只大箱子，六英尺长、三英尺宽，夜里工人们就把自己的工具锁在里头。这使我想到，每一个生活艰难的人，不妨花一块钱，买这么一个箱子，上面凿开几个窟窿眼儿通通气，到了下雨和过夜的时候钻进去，随手把箱子盖合上，这么一来，他就有了至少可以爱他所爱的自由，心灵也获得了自由。看来这不见得是个坏点子，断断乎不会遭人白眼的。你可以随心所欲，彻夜不寐，而且，不管什么时候你起身外出，也不会有哪个房东或者旅店老板盯住你要房租。为了给一个更大、更豪华的箱子付房租，许多人一直被困扰得快死了，而在这么一个小箱子里头，他们万万不会冻死的。我这话可不是在开玩笑。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尽管一直被人轻视，但是绝不能就这么着被去掉。一个长年累月在露天过活的、体质壮实的民族，从前在这里造过一所舒适的房子，几乎全部采用大自然提供的现成材料。马萨诸塞殖民地主管印第安人事务的负责人古金，曾在一六七四年写道：“他们最好的房子，房顶都用树皮覆盖得非常齐整、紧密而又暖和；那些树皮是在树汁充沛的季节从树干上剥下来的，趁树皮还发绿时，在沉重的原木压力下，把它们压成很大的薄片……稍微差一些的房子，房顶上覆盖的是用一种灯芯草编成的草席，同样也很紧密、暖和，只是不像前一种好看……我还见到过有一些房子，六十或者一百英尺长，三十英尺宽……我常住在他们的棚屋里歇夜，觉得就像在最棒的英国式住宅里一样暖和。”他还指出，那些房子里头常把镶花的草席子铺在地上和墙上，各色器皿一应俱全。印第安人已经相当先进，在屋顶上开了洞眼儿，挂上一张草席子，用一根绳子牵拉，调节通风状态。这样的棚屋最多一两天就能造好，几个钟头内管保可以拆掉；每家都有这样一座棚屋，或者在这样的棚屋里头拥有一个单间。

在原始的状态中，每家都拥有一个说得上最好的住处，满足他们比较粗陋而又简单的需求。不过，我认为，我说下面这些话还是很有分寸的：虽然空中的鸟儿有窝，狐狸有洞，野蛮人有棚屋，然而，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居有其所的家庭却不到一半。在文明特别发达的大城市里，拥有住房的人只占全体居民的极小部分。绝大多数人为这件遮蔽身体的外套每年都得支付房租，不管寒来暑往，那是不可或缺的，而这笔钱原来管保可以买一个村子里头的印第安人棚屋，如今却让他们一辈子挨穷受苦。在这里，我无意比较租房和买房之间孰优孰劣，但很明显，野蛮人拥有房子，是因为它的造价很低，而文明人通常租房子住，是因为他们买不起房子；从长远看，即便租房住，也未必一直租得起。但是有人回答说，贫穷的文明人只要付了这么一份租金，就有了房子住，这种房子同原始人的棚屋相比，不啻是皇宫。一年的房租是二十五块钱到一百块钱，这是乡下的价格，却让他得到了历经好几个世纪改进后的成果，其中有宽敞的房间、洁净的涂料和墙纸，拉姆福德式壁炉，立柱抹上灰泥，软百叶窗帘，铜质水泵，弹簧锁，偌大的地下室，以及许多别的东西。可是，据说享受这些玩意儿的人，通常是贫穷的文明人，而享受不到这些玩意儿的野蛮人，却像文明人那样地富有，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说这是指文明使人类生活条件获得真正的改善——我认为这话是很对的，虽然只是聪明的人使他们的有利条件得到改善——那么，它必须说明：文明不会使房价太贵就可以造出质量较好的住房。所谓物价，其实就是我称之为生命的那部分，必须在交换时支付，要么立即支付，要么以后支付。附近这一带，一所普通房子的造价，大约要八百块钱，要积攒这笔钱，需要一个劳动者付出十年到十五年的生命代价，而且此人还得没有家室的拖累——按每个劳动者一天一块钱的价格来计算，反正有人收入多了，别人就会收入少了——因此，他通常必须花掉大半辈子的生命，才挣得到他的一座印第安人棚屋。如果我们假定说他不买房而租房，那也只不过是在两件坏事当中做出了一种令人可疑的选择。野蛮人懂不懂得，在这些条件下，拿他的棚屋去换取一座皇宫呢？

拥有这多余的财产，最大的好处就是储存资金，以备未来不时之需，我认为，就个人而言，主要足够他支付自己的丧葬费罢了。也许人们觉得，我把储存的最大好处几乎说得一无是处。不过话又说回来，其实一个人也许用不着自己来掩埋自己。不管怎么说，这可指出了文明人和原始人之间一个重大区别；他们为了保存文明种族，使文明种族臻于完善，就给文明人的生活设计了一套制度，这无疑是为我们的利益着想，无奈个人的生活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损害。不过，我倒是想指出，我们为了得到眼前这种好处，却已然做出了多么大的牺牲；我由此还想到，我们原本不必遭受任何损失，照样也可以得到所有的好处。你们说穷人总是和你在一起，或者说父辈们吃过酸葡萄，孩子们牙齿还在发酸，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

“看啊，世人都是属于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

我一想到我的邻居，康科德的农夫们，他们的境况至少跟别的阶级的人一样好，我却发现他们里头十之八九已经辛苦了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于四十年，不外乎为了他们也许会成为他们农场的真正主人，这些农场通常他们都附带抵押权而继承下来，要不然就是靠借贷买下来的——我们不妨把他们劳动的三分之一当作他们的置房费——但是这笔钱通常他们还没有偿还哩。不错，那些抵押权有时超过了农场的价值，结果农场本身成了一大累赘，反正到头来总会有一个人来接受它，因为正如这个人所说，他对农场太熟悉了。我向评估官咨询时，吃惊地发现，他们不能一下子说出来那镇上十多个拥有农场的业主中何人是无任何负担的。如果你要了解这些农场的底细，不妨去银行问一问有关抵押的情况就得了。依靠在农场干活、真的能支付农场债务的人，是如此之少，就算有的话，任何一个邻居都可以把这个人指名道姓说出来。康科德能否找得出两三个这样的人，我可表示怀疑。人们谈论商人时说过，绝大多数，甚至百分之九十七的商人，肯定是要破产的，农场主也同样如此。不过，说到商人，他们里头有一个人倒是说到了点子上，他说，他们的破产八成儿并不是真正的亏本，而仅仅是由于诸多麻烦事，没有履行承诺之故；这也就是说，信誉道德垮掉了。可是，这么一来，问题简直糟透了，而且还会使人联想到，即便是剩下的百分之三的人说不定也拯救不了自己的灵魂，他们的破产，很可能比那些老老实实破产的人更糟糕。破产和拒付债务都是一块块跳板，我们的文明有好大一部分从这些跳板上一个劲儿腾跃，又不断在翻跟斗往上蹿，而原始人却依然站在饥荒这块没有弹性的木板上。不过，一年一度在这儿举行的米德尔塞克斯牛展评，照例是兴高采烈，仿佛农业这台机器的所有环节都运转自如。

农场主一直在想方设法解决生活问题，无奈采用的方式却比问题本身更为复杂。为了得到一点儿蝇头微利，他居然投资做起了牲畜生意。他凭借娴熟的技巧，用细如发丝的套索设置一个陷阱，捕捉舒适和独立的生活，不料他一转身，自己的一条腿反而掉进了陷阱。他的穷根就在这里；而且，基于相同的原因，尽管我们被各种奢侈品包围，但是如果跟野蛮人的千种舒适相比，我们都是一贫如洗的。正如查普曼有诗写道：

这虚伪的人类社会——

——为了尘世的宏伟

天上种种安乐像空气般稀薄。

农夫得到了他的房子，但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富，倒是反而更穷了，惹他发火的恰好是他的房子。按照我所理解的来看，莫摩斯反对密涅瓦所造房子的理由是令人信服的；他说密涅瓦“没有把它造成一座可以移动的房子，如果可以移动，就好躲开坏邻居”。这种反对意见依然成立，因为我们的房子端的是一点儿也不实用，与其说我们住在里头，还不如说被关押在里头；要躲开的坏邻居，恰恰是我们自己可鄙的“自我”。我知道，在这个镇上，至少有一两户人家，他们差不多盼了一代人的时间想把郊区的房子卖掉，迁到村子里去住，无奈一直未能如愿以偿，唯有一瞑不视，才能使他们彻底解脱。

就算大多数人最终能够拥有或者说租用具备各种改进设施后的现代化房子吧。文明虽然一直使我们的房子得到改善，但它并没有使住在房子里头的人同样得到改善。文明打造了一座座皇宫，但要打造贵族和国王，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文明人的追求并不比野蛮人的追求更有价值，如果文明人所花去的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只是去获得那些粗劣的必需品和舒适的生活享受，那么，他干吗非得拥有比野蛮人更好的住所呢？

但是，那些贫穷的少数人又如何过日子呢？也许，人们会发现，有一些人的外部境遇比野蛮人好，还有一些人的外部境遇则呈正比地比野蛮人差。一个阶级的奢侈和另一个阶级的穷苦是互为消长的。一边是宫殿耸立，另一边则是济贫院和“沉默的穷人”。修建金字塔亦即诸法老陵墓的百万劳工，只能靠大蒜过活，死后也不见得会像模像样地得到殓葬。石匠给宫殿修飞檐添彩，夜晚也许就回到远不如印第安人棚屋的窝里。有人以为，一个常常显示文明的存在的国家里，绝大多数居民的生活状况，可能不至于降低到如同野蛮人的生活状况那样，这就大错特错了。我说的是那些落魄的穷人，此刻还没有谈到那些落魄的富人。要了解这一点，用不着往远处看，只消看看我们铁路边上到处都有的简陋小木屋，这些恐怕正是毫无文明改进的角落了。我每天散步时都看到，人们都挤在小窝棚里，整个冬天门都敞着，为了透进一点儿阳光，看不到有什么取暖火堆，那只能存在于他们的想象之中。无论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他们的躯体由于长期挨冻受苦养成了蜷缩的习惯，所以永远地变了形，他们的四肢和官能也得不到正常发展。当然应该公正地看待这个阶级，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许多使这一代人享有盛名的工程才得以完成。在英国这一世界特大济贫院里，名目繁多的技工们的状况，多少也是如此这般。要不然，我就给你说一说爱尔兰的情况吧，爱尔兰这个地方，在地图上标示为白人居住的开明地区。不妨把爱尔兰人的身体状况和北美洲印第安人，或者南太平洋的岛民，或者任何别的因为没有跟文明人接触而未退化的野蛮民族的身体状况比较一下吧。但是话又说回来，我毫不怀疑，野蛮人的统治者和文明人的统治者是同样聪明的。他们的状况只能说明，何等肮脏的东西是可以和文明并存的。现在我几乎不必提到我们南方各州的劳工，这个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都是他们生产的，而他们自己却成了南方的一种主要产品。不过，别扯远了，我还是只谈谈那些中不溜儿的人吧。

大多数人好像从来没有思考过，一所房子究竟是个什么样儿，他们原本不应该穷，实际上却穷了一辈子，仅仅是因为他们心里老想得到一所跟邻居的住所一样的房子。好像一个人只能穿裁缝给他量体制作的衣服，或者，由于逐步地甩掉了棕榈叶帽子或土拨鼠皮帽子，他就抱怨时世艰难，因为他实在没钱买一顶皇冠！要造一幢比我们住的房子更方便、更豪华的房子是有可能的，但是大家得承认，那样的房子反正谁都买不起。难道说我们应该老是琢磨如何寻摸到更多的这类东西，而不是有时候应该满足于少寻摸一些东西吗？那些可敬的公民，竟然如此正经八百地言传身教，开导年轻人要在老死之前多多置备些富余的乌亮的皮鞋啦、晴雨伞啦，还有空荡荡的客房，来招待子虚乌有的客人，这行不行？我们的家具干吗不可以简单一些，就像阿拉伯人或者印度人的家具那样呢？我们将民族的救星尊称为来自天国的使者，给人类带来神圣的礼物，我们想到他们时脑海里却怎么也想不出他们身后还紧跟着什么随从，或者什么满载时髦家具的车辆。或者，有人说，既然我们在道德上和智力上比阿拉伯人高出一筹，那么，我们的家具就应该比他们的更为复杂。我要是同意了以上说法——这种同意岂不是怪得出奇吗？——那又会怎么样呢？目前，我们的房子里头堆满了家具，简直脏乱不堪，一个好主妇宁可让大量家具堆成垃圾堆，早上的活儿万万不可撂在一边不做。早上的活儿啊！在奥罗拉的灿烂霞光里，在门农像的美妙琴声里，世人早上的活儿该做些什么呢？我们的案头上有三块石灰石，每天尚且还需要给它们掸去尘埃，简直把我吓坏了，而我脑海里的家具至今还没有掸去尘埃，于是我在一气之下把它们扔到窗外去了。那么，我怎样才能拥有一所带家具的房子呢？我宁可坐在露天，反正草地上不会尘土成堆，除非人们已在那儿破了土。

贪图奢侈，挥霍成性，正是骄奢淫逸之徒开创的新时尚，众百姓趋之若鹜，唯恐落人之后。在一所人们所说的最佳旅店下榻的一个观光客，很快发现果然名不虚传，因为店主们把他当作萨达那珀勒斯，他要是接受了他们的盛情款待，没多久他的阳刚之气管保消失殆尽。我认为，我们在火车车厢里，总是喜欢把钱更多地花在奢侈的设施上，而不是花在安全和方便上，结果安全和方便付之阙如，车厢反而成了现代化客厅，里头有长沙发、土耳其式睡榻、遮阳窗帘，还有上百种别的富有东方情调的玩意儿，一股脑儿照搬到我们西方来了。其实，原先都是为天朝帝国的后宫嫔妃和六宫粉黛发明的，约拿单要是听到这些个名字，管保羞惭得无地自容。我宁愿坐在一只南瓜上，为我一人所独占，也不乐意跟大伙儿一起挤坐在一个有天鹅绒坐垫的椅子上。我宁愿坐在一辆牛车上游天下，来去自由，也不愿意搭乘什么花里胡哨的观光游览列车飞向天空，一路上呼吸着污浊的空气。

在蛮荒时代，人们的生活极其简单，而且，赤身裸体，那至少有一个好处——他依然是大自然中的匆匆过客。他吃饱睡足，振作精神之后，心里就琢磨自己重新上路。可以说，他住在这个尘寰的帐篷里，不是穿过峡谷，就是越过平原，或者攀登山巅。可是，瞧吧！人们已然成为他们的工具的工具了。从前肚子饿了独自摘果子的人，如今成了一个农夫，而原先站在树底下寻求庇荫的人，如今却成了一个管家。现在我们不再支起帐篷过夜，无非是安居在大地上，把天堂给忘了。我们信奉基督教，无非是把它当作改良农业的一种方法罢了。我们已经为尘世修建宅第，并为阴曹冥府修造坟墓。最美好的艺术作品里表达的，都是人类为自己摆脱上述这种精神状态而进行的搏斗，可是我们的艺术效果只是使这种低迷的精神状态变得安逸，而把较为高昂的精神状态忘得一干二净。在这个村子里，美术作品实际上没有立足之地，就算有什么作品已经传下来了，我们的生活、房子和市街，也没法给它配置合适的底座。我们这儿连挂一张画的钉子都没有，也没有装英雄或圣人的胸像的台架。我一想到我们的房子是如何修造的，钱款已付清或者还没有付清，它们内部经济又是如何管理和支撑的，就暗自纳闷，客人在赞赏壁炉上那些华而不实的摆设时，亏得地板倒是没有塌下去，让他打从地下室，一直落到某块铁硬的宅基地上。我不能不看到，这种所谓富有和优雅的生活，好像让人越级攀升的阶梯，我压根儿也欣赏不了那些点缀生活的艺术品，我已全神贯注在人们跳跃的高度上了。因为我记得，仅仅由于人的肌肉能达到的最高跳高纪录，还是某些流浪的阿拉伯人保持的，据说他们从平地跳过了二十五英尺高，如果没有人给予支持的话，即使跳到这样的高度，一定还会回落的。我首先要问问举止如此不合适的业主，是谁在支持你？你是百分之九十七的失败者里头的一个，还是百分之三的成功者里头的一个？请回答我以上这些问题，随后，也许我会看一看你那些华而不实的玩意儿，发现它们原来是一些装饰品罢了。车子套在马前头，既不美观，也没有用处。我们用漂亮的饰物装潢房子前，务必把房子的墙壁剥掉一层皮，也给我们的生命剥掉一层皮，此外还得有出色的家政和美好的生活作为基础；如今，审美观大抵都是在户外培育，那儿既没有房子，也没有管家。

老约翰逊在他的《神奇的造化》一书中，谈到了这个城镇的最早移民，原来他与他们都是同时代人，他告诉我们：“他们在某个小山坡上挖土修窑洞，作为自己最早的栖身之处，把泥土堆在原木上面，再在那上面生起烟火来烘烤泥土。”他还说，那时候他们还没有给自己造房子，直到托上帝的福，让大地给他们带来面包，来养活他们。不料，第一年收成不大好，“有好长一段岁月，他们不得不减少自己的口粮”。一六五〇年，新尼德兰州秘书，用荷兰文所写的、给希望移民到那儿的人提供的信息中，特别详细地介绍说：“在新尼德兰的那些人，尤其是在新英格兰的那些人，最初没法按照他们的心愿修造农舍，他们只好在地上挖一个方形的坑，像地窖一样，六七英尺深，长和宽只要合他们意就行，坑内四壁围上木板，又给衬上树皮或者别的什么材料，以防泥土从缝隙渗进来；就在这种地窖里，地面铺了木板，顶上用护壁板做天花板，架起一个圆杆子屋顶，再给圆杆子高头覆盖树皮或者绿草皮，这样他们就好一家子住在里头，既干爽而又暖和地过上两三个年头或者四个年头，而且，地窖里头还按照家庭人口多少，分隔成一些小小的单间，这也是不难理解的。新英格兰有钱有势的人物，在殖民地初创时期，开头也都住在这种样式的房子里，有以下两个原因：首先，不要因为修造房子浪费了时间，导致下一个季节粮食短缺；其次，不要让他们从本国带来的大批贫穷劳工感到灰心丧气。过了三四年，这儿四乡已适宜于耕种了，他们才花上好几千块钱，给自己修造漂亮的房子。”

我们祖先采取这种做法，说明他们至少是谨小慎微的，好像他们的原则就是首先满足当前最紧迫的需求。可是现在，最紧迫的需求得到满足了吗？我一想到给我自己寻摸一所豪宅就给吓住了，因为，可以这么说吧，这个国家与人类文化还是不相适应的，我们至今还不得不把我们的精神面包削得更薄，甚至削得比我们祖先削过的全麦面包还要薄得多。这倒不是说，在初创时期，所有的建筑装饰可以置之不顾，而是说让我们把跟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房子先装潢得美一些，有如贝类动物的内壁，可又不要有过之无不及。可是，老天哪！我去过一两处房子，才知道他们室内装潢究竟是什么样儿。

今天，我们固然还没有退化到再去住窑洞，或者住棚屋，或者去穿兽皮，但是接受人类的发明和工业提供的、来之不易的种种好处，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在我们这一带，现在木板、木瓦、石灰和砖块，比适宜居住的窑洞要便宜得多，也更容易寻摸到；整根原木、大批量树皮，甚至高质量的黏土或平坦的石板也都不难得到。我谈这个问题还算通情达理吧，因为我对它很熟悉，既有理论，也有实践。只要动一点儿脑筋，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材料利用得更好，比时下那些豪富更加富有，使我们的文明成为一种福祉。文明人无非是一种更有经验、更加聪明的野蛮人罢了。不过，还是让我赶紧做我自己的试验吧。

一八四五年快到三月底的时候，我借了一柄斧子，来到瓦尔登湖畔的树林子里，就在离我打算修造房子的最近处，开始砍了一些虽然高大但尚属幼龄的箭矢形白松，作为造房木材。开了工就很难不向人家借这借那，不过，这么一来，让你的同胞们在你的惨淡经营中沾一点儿光，这也不失为最慷慨大方的善举吧。斧子的主人把斧子递给我的时候说，那是他的宝贝疙瘩哩，殊不知我归还他时，那斧子比我刚借到时还要锋利呢。我是在景色宜人的山坡上干活的，那儿满山坡全是松树林，透过松树林我望得见瓦尔登湖，还有一小块林中空地，在那里，松树和山核桃树像雨后春笋似的冒了出来。湖里的冰凌还没有融化，虽然有好几处化开了的窟窿，全是黑黝黝的颜色，湿漉漉的样子。我在那里干活的日子里，还稀稀拉拉地飘过好几回雪花；不过，在我出了树林子、打从铁路边走回家的路上，只见大部分地方还是绵延不绝的黄沙堆，在灰蒙蒙的云气暮霭里微微闪光，铁路轨道则在春天的艳阳之下闪闪发亮，我听到云雀、小鹟和别的鸟儿在歌唱，跟我们在一起迎接新的一年。在春回大地的日子里，令人不快的冬天正在跟冻土一块儿消融，而蛰伏的生命则开始自我舒展。有一天，我的斧头从柄上脱落下来，我砍了一段碧绿的山核桃树枝做楔子，用石块把楔子嵌入斧头眼儿，稍后连柄带斧一块儿浸泡在湖水里，以便木头发胀，这时，我看见一条花蛇蹿入水中，显然毫无不适之感，潜伏在湖底，竟然跟我待在那儿的时间一样长，大约有一刻钟；也许它还没有从蛰伏状态中完全苏醒过来吧。依我看，人们之所以滞留在目前低级和原始的状态，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吧。不过，如果说他们感受到万木之春的影响，使自己奋发起来，那么，他们必然会崛起，到达飘飘欲仙的人生最高境界。前一阵子，我在霜冻的清晨看见过小径上有好几条蛇，蛇体有些部分依然麻木，欠灵活，正等待太阳出来融化它们。四月一日下了雨，冰凌融化了，在浓雾弥漫的前半天，我听到一只失群的孤雁在湖上四处摸索哀鸣，好像是迷了路，又好像是浓雾中的精灵。

就这么着，我连续干了好几天，砍伐树木，切削立柱和椽子，全靠我这柄小不点儿的斧子，既没有多少可以告知诸君，也没有什么学者式的思想，只是独个儿哼唱——

人们都说自己见多识广；

瞧啊，他们长出了翅膀——

艺术呀，科学呀，

还有上千种技艺呀，

其实，只有一阵吹过的风，

才是他们见识的全部。

我把主要木材砍成六英寸见方，大多数立柱只砍两边，椽子和地板木料只砍一面，其他几面保留树皮，这么一来，它们跟锯过的木料一样平直，而且还要结实。这时，我还借到了一些别的工具，所以，每一根木料都精心地开了榫眼，削好榫头。我在树林子里度过的白昼时间不是很长；我常常带着面包黄油当午餐，正午时分，坐在我砍下来的碧绿的松树枝丫上，读读用来包装面包黄油的报纸上的旧新闻，连面包上也散发着松香味，因为我的双手给涂上了一层厚厚的松脂。完工以前，我就成了松树的朋友，而不是仇敌，尽管我在松树林里砍了一些树木，却跟松树越发熟悉了。有时候，林中闲游的人被我的伐木声给吸引了过来，就会在我砍下的碎木屑堆上跟我愉快地闲聊。

我干活儿不是急吼吼的，而是全力以赴，到了四月中旬，我的房子框架已做好，终于立起来了。我已经买下了在菲奇伯格铁路工作的爱尔兰人詹姆斯·科林斯的小木屋，里头的木板还可以利用。詹姆斯·科林斯的小木屋，人们都说是一所不同凡响的好房子。我去看房子时，他并不在家。我在屋子外头转了一圈，起初并没有被屋里头的人发现，因为窗子很深而又很高。这所小木屋不算大，屋顶有一个尖，别的也没有什么好看的，四周堆着五英尺高的垃圾，好像是一堆堆积肥。屋顶不少地方已被太阳晒得翘裂而且发脆，但它还是屋子里头最完好的材料。门槛没有了，不过，门板下头有一条常年可供母鸡们进出的通道。科林斯太太来到大门口，请我到小木屋里头去看看。我一走近小木屋，倒把母鸡们赶进屋子里去了。屋子里头光线很暗，地板八成儿都很脏，冷冰冰，潮腻腻，阴湿发黏，令人不由得浑身打战，里边木板东一块、西一块的，惜乎已是经不起挪动了。她点燃了一盏灯，给我看看屋顶里边和四壁内墙，还有一直延伸到床底下的地板，她提醒我可别踩到地窨子里头去，其实，那是一个有两英尺深的垃圾洞。拿她自己的话来说，小木屋的“顶上木板是好的，四壁木板是好的，还有窗子也是好的”——原来是两个方框框，近来只有猫咪打从这儿出出进进。屋子里有一只火炉，一张床，一个可以坐坐的地方，一个在这屋子里头出生的婴儿，一把丝绸遮阳伞，一块镀金边框的镜子，一只钉在橡木上的新颖的咖啡磨，这些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了。这笔买卖很快就成交了，因为詹姆斯这时也回来了。当天晚上，我应付给他四块两毛五分钱，他呢，应该在转天清晨撤离，不得再把房子卖给别人：六点钟，小木屋产权归我所有。他关照我说最好还是赶早搬过来，以免有人在地租和燃料上提出数目不清而又蛮不讲理的要求。他还向我保证说，唯一的麻烦就是这个了。六点钟，我在路上碰到他们一家人，那一大堆东西——床、咖啡豆研磨器、镜子和母鸡——他们的全部家当都在，唯独猫咪没见到，原来它直奔树林子成了野猫。后来我听说，那猫咪踩进了诱捕土拨鼠的陷阱，最终成了一只死猫了。

当天早上，我就动手拆卸这个小木屋，把木料上的钉子拔下来，随后一小车一小车地运到了湖边，把木板铺在草地上，以便在阳光下晒白、复原。我驾车经过林间小道时，一只早起的画眉冲我鸣叫了一两声。一个名叫帕特立克的年轻人不无阴损地告诉我，说我的邻居爱尔兰人西莱在装车的间隙趁机把仍然好用、笔直的、可以再派上用场的钉子、U形钉和墙头钉通通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等我回去接班时，心里不免春思涌动，既有感慨而又满不在乎地望着那一片废墟似的场景。这时，他就站在一旁，说：“没得什么活儿可干啦。”此时此刻，他正代表大伙儿作壁上观，使这种区区小事，看上去倒很像是特洛伊城众神在大撤离。

我在南边的山坡上给自己挖了一个地窨子，以前土拨鼠曾在这儿挖过洞穴；我刨去漆树和黑莓的根，一直挖到几乎见不到植物痕迹的地方，亦即六英尺见方、七英尺深的一块优质沙土上，赶明儿不管冬天有多冷，土豆断断乎不会给冻坏。地窨子四壁装了隔板，所以没有砌上石块；反正阳光照不到地窨子里边，沙土始终保持不变。这个活儿只不过花了两个钟头。我对这种破土挖洞的活儿感到特别开心，因为差不多在所有的纬度上，人们只要动工挖洞，都会得到同样的温度。在大城市豪宅里至今仍有地窨子，他们在里面储存一些块根植物，有如古人那样，即便在上层建筑消失之后，后人还会在黄土里发现它遗留的凹痕。所谓房子，只不过是通往地洞的一道门廊罢了。

最后，到了五月初，我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下——其实并没有什么必要，不外乎借此改善一下邻里关系罢了——就这么着把房子的框架竖起来了。当时有这些朋友前来相助，就拿他们的声名来说，我当然感到无上荣幸。我相信，有那么一天，他们注定会出力相助修建许多高楼大厦。七月四日，我开始住进我的房子了，当时木板安装才不久，屋顶也刚刚竣工，反正木板上下嵌边，都是精心制作的，紧密地扣在一起，防风是万无一失的。镶嵌木板前，我已经在屋子的一端砌好烟囱的底座，所用的石块有两小车左右，全凭我的两条胳臂从湖边往山上搬过来。入秋后锄过庄稼，赶在非生火取暖不可之前，我才把烟囱造好，因为前一阵子，我一大早起来，就在露天做饭：这种方式，我至今依然认为，从某些方面来说，比通常的方式要更加方便，更加合意。要是在我的面包还没有烤好前碰上刮风下雨，我就会拿几块木板架在火堆上遮挡一下，自己则坐在木板下头看我的面包，就这么着，我度过了多么开心的时光。在那些日子里，我手上的活儿挺多，书读得很少，不过，只要在地上有零星碎片什么的，甚至我的布衬垫或者台布，都会带给实际上不逊于阅读《伊利亚特》时一样多的乐趣。

我造房子固然很细心，不过要是更加细心一些，也许还要合算，比方说，一道门、一扇窗、一个地窨子、一间阁楼，从人的生理需要方面来看，要考虑到有什么样的基础，而且，我们在找到除了满足暂时需要以外更好的理由之前，也许永远不会修建什么上层建筑物了。人给自己造房和鸟儿筑巢都是同样合情合理。有谁知道，要是人们都用自己的双手给自己造住房，简单而又朴实地养活了他们一家人，那么，富有诗情画意的才能就会得到普遍发展，这和鸟儿响彻云霄的引吭高歌一模一样。可是，天哪！我们倒是很像牛鹂和杜鹃，它们总是到别的鸟儿筑好的窝里去产卵，那叽叽喳喳的刺耳噪声，让路过的游客听了大为扫兴。难道说我们就这么着把营造的乐趣永远让给了木匠师傅吗？在人类经验中，建筑算得了什么呢？我做过的好多个行业里头，从来还没有碰到过某某人在从事像给自己造房子这么简单而又自然的工作呢。我们全都归属于社会。缝缝补补不是只有裁缝可做，传教士、商人和农夫，同样也可以做嘛。这种分工究竟要分到哪儿才算到头呢？到了最后又会有什么结果呢？毫无疑问，别人也可以代我来思考吧；但是，如果说他思考是为了不让我自己思考，那就不可取了。

不错，这个国家有所谓的建筑师，至少我听说过有一个建筑师，此人有一种想法，建筑装饰要具有一个真理的核心，一种必要性，因此才有一种美，仿佛这是神灵给予他的启示。也许从他的观点看来，全都美得很，其实，他比半瓶子醋还晃荡的业余爱好者只不过稍微高明一点罢了。作为建筑学领域里一个多愁善感的改革者，他不是从基础上，而是从飞檐上入手。照他的设想，只不过是琢磨如何以真理为核心装进各种装饰里头，好比每块糖里头实际上都有一颗杏仁或者一颗葛缕子——反正我觉得，没有糖衣的杏仁更加有利于健康——可他并没有想到居民，亦即住在里头的人，如何把房子真正地造得里里外外都很好，而让各种装饰顺其自然就得了。凡是有理性的人，向来认为装饰只是表面的东西，纯属皮毛罢了——好比乌龟有了斑纹外壳，壳类动物有了珠母的光泽，百老汇的居民有他们的三一教堂一样，都要什么立约规定吗？不过，一个人跟他的房子的建筑风格无关，如同乌龟跟它的硬壳无关一样；一个士兵也犯不着那么无聊，把他骁勇无敌的确切色彩涂在军旗上。敌人准会一望可知，考验一到，他立时脸色煞白了。依我看，这个建筑师仿佛从飞檐上俯下身来，对住在里头的老粗们怯生生地嘀咕着半真半假的话儿，其实后者却比他知道得还多哩。我现在见到的所谓建筑学上的美，我知道，乃是从内部逐渐向外部形成的，是迎合了居住者的各种需要和性格，因为只有居住者才是独一无二的建筑师——它来自不知不觉的真实与高贵，对于外表从来不予考虑；如果说此外还有什么类似这种美注定产生的话，那么此前必定有过一种同样不知不觉的生命之美。这个国家最耐人寻味的住宅，正如画家都知道的，通常是穷人那些毫无虚饰的简陋木屋和农舍；这些木屋和农舍之所以别具风姿，不是在外表上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色，而是因为住在外表好似贝壳的房子里头的居民生活；同样有趣的，还有市民建在郊外的那些箱子形状的木屋，他们的生活有如想象一样简单而又随和，他们并没有竭力追求什么住房的风格效果。绝大多数的建筑装饰都是形同虚设。九月间的一场大风就会如同借来的羽毛一样通通给剥光了，对住房实体却丝毫无损。地窨子里既没有橄榄，又没有美酒的人，就算不懂建筑艺术也无所谓。如果说在文学作品里也同样竭力追求什么装饰风格，那结果会是怎样的？如果说我们的《圣经》设计师，就像我们教学的建筑师那样，把大量时间花在飞檐上，那结果又会是怎么样呢？纯文学和艺术学以及它们的教授，都是这么着打造出来的。不消说，谁都很关心的是，这几根木条子究竟斜放在他上头还是底下，他那箱子形状的房子应该涂上什么色彩。说真的，要是他把那些木条子斜放，给房子涂色，那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如果精神离开了居民的躯体，那它也就无异于给自己打造棺材的材料，亦即造墓工程；而“木匠”不外乎是“做棺材的人”的另一种叫法罢了。有人说，你要是感到绝望或者对生活非常冷漠时，不妨从你脚下抓起一把泥土，把你的房子涂成黄土色。他就想到了他那最终的狭窄的房子，可不是吗？不妨扔下一枚铜币，碰碰运气吧。想必他有的是闲暇时间！为什么你只抓起来一把泥土？最好还是用你的肤色粉刷自己的房子吧，让它颜色苍白或者为你感到羞愧。改进村舍建筑风格的一大创举！等你为我的住房装饰准备停当了，我一定会采用它们的。

赶在入冬之前，我已造好烟囱，房子两侧原先挡不住雨水，这时已钉上从原木上砍下来的薄片，这些薄片很不齐整，树枝又多，我不得不用刨子把它们的两边刨平。

就这么着，我有了一所严丝密缝、涂抹灰泥的木板房子，七英尺宽，十五英尺长，立柱有八英尺高，一个小阁楼，一间盥洗室，每一边有个大窗子，两个活动天窗，房子一头有一个大门，大门对过儿有一只砖砌的壁炉。我造房的确切费用支出，只是按我采用的这些材料的通常价格，人工不算在内，因为造房的活儿是由我自己干的，现将清单开列如下；我之所以毛举细故，是因为很少有人说得出自己造房究竟花了多少钱，即使有，能把造房的各种各样材料费用单独列出来，一一加以说明，这样的人也是极少的——

造房的所有用料如上所述，不过，原木、石料和沙子不包括在内，因为这几项材料我是按照政府公地上造房定居者应享受的权利取得的。我还搭了一小间披屋，主要利用造房剩余材料盖成的。

我打算给自己造一幢房子，论宏伟豪华，要盖过康科德的那条大街上任何一幢房子，只要它能像现下这个木屋那样使我喜欢，而造价却比前者更便宜的话。

由此，我发现，要想得到一个住处，只要支付还不到现下每年所付房租的费用，就可获得一所他终身受用的房子。如果说我这话好像言过其实，那么我的理由是：我是为人类，而不是为自己夸耀，而且我的缺点和前后一致并不会影响我的论述的真实性。尽管我有不少虚假和伪善之处——那就像糠秕很难跟麦子分离一样，我和别人一样为此感到遗憾——可是就这件事来说，我还是要自由地呼吸，挺直自己的腰板，这对身心来说都是一种莫大欣慰。我已决定赶明儿断断乎不低声下气地变成魔鬼的代理人。我将竭尽全力为真理说一句好话。在剑桥学院，学生住宿的房间只比我自己那个木屋稍微大一点，每年租金却高达三十块钱，但是那家公司却占尽便宜，在一个屋顶底下并排地修建了三十二个房间，由于周围邻居众多而又嘈杂，居住者都觉得有诸多不便而叫苦不迭，也许还不得不去住四层楼。我不禁想到，如果说我们在这些方面有更多的真知灼见，不仅教育的需求可以减少，因为，说真的，人们已经获得了更多的教育，而且受教育要缴费这种现象多半也会消失。在剑桥或者别的什么学校，学生为了得到这些便利，就要学生或者别的什么人付出很大的生命代价，不过双方要是处理得当，那只要付出十分之一也就够了。最花钱的东西，断断乎不是学生最需要的东西。比方说，学费是在这一学期收费账单上重要的一项，可是，与同时代人中最有教养的人交游，从而得到更有价值的教育，那压根儿不需要付钱。建立一所学院的方式，通常是靠募捐，收进美元和分币，然而极端盲目地遵循分工的原则——其实，这种原则非得谨慎从事不可；于是，招来了一个承包商，不料这个承包商把它当作投机生意来做，雇了一个爱尔兰人或者别的什么技工，果真奠基开工了，而到校上学的学生据说就不得不凑合着住了进去；由于这些失误，一代又一代的人不得不掏钱缴学费。我认为，如果学生，或者说那些渴望从上学中受益的人，他们自己动手奠基动工，会比上面这种做法好得多。学生得到了他们所垂涎不已的闲暇和休息，就经常逃避人人必不可缺的任何劳动，得到一种可耻而无益的空闲，而唯有让这种空闲结出硕果的经历，偏偏没有学到。“可是，”有人说，“你这不是说学生不该用脑子，而是应该用双手去干活儿吗？”我的本意确实不是这样。我是说学生不妨多多思考一下；我的本意是说他们不应该拿生活当游戏，或者仅仅拿生活来研究一番，而同时在这场昂贵的游戏中还要这个社会大家庭供养他们。他们应该自始至终认真地取得生活的体验。青年人要是不赶快投入生活实践，怎么能更好地学会生活呢？我想，这是像学习数学一样训练他们的心智。比方说，我要是希望一个孩子学一点艺术和科学，我就不愿走老路，那不外乎把他送到邻近的某某教授那儿去，在那儿什么都教，什么都练，唯独生活艺术不教不练——教他从望远镜和显微镜下观察世界，但从来不教他用肉眼来看世上万物；学了化学，却不懂得面包是如何做成的；学了力学，却不懂得这是如何得来的。发现了海王星周围好几颗新卫星，却没有发现自己眼睛里的微尘，或者说没有发现自己成了一颗什么漂泊无定的卫星，或者说他在一滴醋酸里观察各种怪物，却反而被他周围的怪物吞噬了。一个孩子一边从书本里尽量找到他所需要的知识，一边自己挖掘铁矿石，加以熔炼，终于给自己打造了一把折刀；而另一个孩子在大学里听有关冶金学的讲座，同时又收到了父亲给他的一把罗杰斯牌折刀，一个月之后，这两个孩子里头，究竟是哪一个进步得更快呢？哪一个孩子的手指最有可能给折刀划破呢？……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我离开大学时就被告知说我已经学过航海学了！——得了，我只要到港口去兜个圈儿，管保学到更多的航海知识。政治经济学，就算可怜巴巴的大学生都学过了，但只是被教过罢了，而生活经济学，那是哲学的同义语，甚至从来没有在我们学院里教授过，结果是学生一面在学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萨伊的政治经济学，一面却使他父亲陷入无法摆脱的债务之中。

我们的大学是这样，一百项“现代化改进设施”也是这样。对它们抱有幻想，但并不是总有积极进展。魔鬼因为他很早就向那些设施投了资，后来又不断增资，所以不断地在索取复利，一直到最后。我们的发明常常是一些漂亮的玩具，使我们分心，不能专注于严肃的事物。它们不外乎是对毫无改进的目标提供一些改进的手段，其实，这个早已达到而且很容易达到，正如通往波士顿或者纽约的铁路那样。我们急吼吼地兴建了一条从缅因州直达得克萨斯州的磁性电报线路，可是缅因州和得克萨斯州之间，说不定压根儿没有什么重要信息需要沟通。这就好比一个男人，急急巴巴地想见一个聋子贵妇人，可是一等到他被引见给这位贵妇人，她的助听器一端也放在他手里了，他却发现无话可说，你倒说说，大家尴尬不尴尬，仿佛主要目的是要赶快把话儿说出来，而不是要说得合情合理。我们急于在大西洋底下修建隧道，让旧世界缩短几个星期时间到达新世界，殊不知传入美国人的偌大耳朵里的第一条消息，也许就是阿黛莱德公主得了百日咳。反正骑着马儿一分钟跑一英里的人，不会带来最最重要的消息；他可不是一个福音传道者，他跑来跑去也用不着吃蝗虫和野蜜。我怀疑，飞童有没有带过一粒谷子到磨坊去。

有人跟我说：“我纳闷你怎么不积攒一些钱；你喜欢旅游，你不妨搭乘汽车，今儿个就去菲奇伯格，见见世面呗。”可我想的却比这更聪明。我知道，最快的旅游者是安步当车的人。我跟我的朋友说，我们不妨试一试，看看谁先到达那儿。这段路程是三十英里，车费是九角钱。这差不多是很多人一天的工资。我记得，工人在这条路上干活儿，一天只挣六角钱。得了，现在我开始步行，天黑之前到达那儿；一个星期以来，我一直是保持这个速度行走的。这个时候，你是在挣车资，明天某个时间才能到达，或者说今儿个晚上也会到达，要是你运气好及时找到工作的话。其实，你并没有去菲奇伯格，而是你这一天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这儿干活。所以说，就算这条铁路绕着全世界一周，我想，我总得赶在你前头；至于见见世面，多一点这方面的阅历，那我也只好跟你完全断绝往来了。

这是普遍的法则，没有哪个人能胜过它，至于铁路嘛，我们甚至可以说，反正它有多广就有多长。要想给人类修建一条环球铁路，无异于把这个星球表面全给铲平了。人们模模糊糊地觉得，仿佛只要坚持这种合股经营的方式，用铁锹不停地挖下去，要不了多长时间，最后大家可以分文不花地乘火车，到达任何一个地方；不料，人们一窝蜂拥向火车站，乘务员高声喊道“大家上车吧”，这时火车黑烟四起，蒸汽密集喷发，才看到只有少数人登上了火车，其余的人却通通被火车碾过去了——这就被称为而且确实也是“一次令人为之动怜的意外事故”。毫无疑问，挣到了车资的人，最后还是赶得上火车的，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还能活到那时候的话；不过话又说回来，他们到时候也许早就心情不佳，游兴阑珊。耗费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去挣钱，为了享受最不宝贵的时间里那一点儿可疑的自由，这使我想起了那个英国人，他最先跑到印度去发财，为了日后可以回英国，过上一种诗人般的生活。得了吧，他应该马上住小阁楼去。“什么呀！”一百多万爱尔兰人从四面八方的窝棚里大声惊呼道，“我们修造的这条铁路，难道不是一个好东西吗？”是的，我回答说，是比较好，要不然你们干得会更差劲呢；不过，既然你们是我的哥们儿，我希望赶明儿你们过的日子能比这挖土活儿来得更美好。

在我的房子落成之前，我希望通过诚实而又愉快的方式，挣到十块或者十二块钱，来应对我的额外开支，于是，我在房子附近大约两英亩半沙土地上种了点东西，主要是豆子，也种了一点土豆，还有玉米、豌豆和萝卜。整个地块总共十一英亩，大抵种植了松树和山核桃树，上一个季度，一英亩卖到八块零八分钱。一个农场主说，这块地皮“没有啥用处，只好养几只叽叽叫的松鼠”。我没有给这块地施过肥，因为我不是这块地的主人，仅仅是个合法定居者，我也不指望再耕种这么多的地，就没有一下子把这块地都锄完。我在犁地时挖出了好几堆树桩头，可供我燃用好长时间，于是留下了小小几圈待开垦的肥沃土地。入夏，一望可知，那儿的豆子长得分外茂盛。我房子后头那些枯死、多半卖不掉的树木，以及从湖上漂过来的木材，提供了我尚待补足的燃料。我还租了一套马匹犁地，雇了一个短工帮我耕地，虽然仍由我亲自扶犁。在头一个季度，我的农场开支，比方说，农具、种子和用工等，是十四块七角二分钱。玉米种子是人家送给我的，这实在也值不了多少钱，除非你种得太多。我收获了十二蒲式耳豆子，十八蒲式耳土豆，此外还有一些豌豆和甜玉米。黄玉米和萝卜种得太晚了，一无所得。我农场的全部收入是——

除了我消费掉的和手头还存有的农产品以外，当时估算约值四块半钱——我手头的这笔钱，已超过了我没有种植的那一点儿菜蔬。经过全面考虑，那就是说，我考虑到人的灵魂和今天的重要性，尽管我的试验只占用了很短时间，不，也许正是由于时间很短，我相信，我当年的收成要比康科德任何一个农场主的都好。

第二年，我干得更欢了，因为我把所需要的土地全给铲平了，约莫有三分之一英亩。我压根儿没有被好多有关耕作的名著吓倒，其中包括亚瑟·杨的著作，我从两年来的经验中认识到，一个人要是简朴地过日子，只吃自己种的粮食，而且吃多少种多少，不拿粮食贪得无厌地去交换更奢侈、更昂贵的物品，那么，他只消种一两平方杆的地就够了。这么一点儿地，用铁锹翻地要比用牛耕地更便宜，每次可更换一块新地，省得给旧地不断追肥，所有必要的农活，他只要在夏天抽空干一点儿就得了。这么一来，他就不会像今日里那样和一头公牛、一匹马、一头母牛或者一头猪拴在一起了。我希望就这个问题说话力求不带偏见，因为不管成功也好，失败也好，我对目前的经济和社会措施都不感兴趣。我比康科德任何一个农人更要特立独行，因为我好歹没有给锁定在哪一所房子里头或者哪一个农场上，反正我能随着自己的悟性行事，而悟性却是瞬息万变的呢。再说，我的日子已经比他们好多了，万一我的房子着火了，或者说我的农作物歉收了，我的日子还可以像往常一样过得很不赖。

我常常这样想，不是人在放牛，而是牛在牧人，反正前者有更多的自由。人与牛是在交换劳动。如果说我们考虑的只是必不可缺的劳动，那么，牛就具有很大的优势，它们的农场也要大得多。人做的一部分交换劳动，就是在六个星期里割草晒干，这可不是儿戏呢。当然，没有一个生活全面简单的民族，亦即没有一个贤哲民族，会犯下如此大错，竟让牲畜去劳动。说真的，过去从来没有过，将来也未必很快会有那么一个贤哲民族，就算有了，是不是令人满意，我可说不准。不管怎么说，我断断乎不会驯养一匹马或者一头牛，让它替我干任何它可以干的活儿，唯恐自个儿会成为一名马夫或者牛倌；如果这样做了，社会好像成了赢家，难道我们能肯定说，一个人是赢家就意味着另一个人是输家吗？小马倌会跟他的主人一样有理由感到满意吗？就算有些公共设施没有牛马的帮助便完不成，还让人们与牛马一起沾沾自喜，难道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人们就不可能做出更加令人称道的事情来吗？人们在牛马的帮助下开始从事不仅毫无必要或者毫无艺术感，而且又奢侈、无聊的工作，那就有少数人不可避免地去跟牛马交换劳动，或者换句话说，少数人便成了最强者的奴隶。就这么着，人不仅为他内心的兽性工作，而且作为这方面的一种象征，还要为他身外的兽性工作。虽说我们已经有了许多砖块或石块砌成的房子，但是一个农人的殷富与否，仍然要看他的谷仓在多大程度上盖过了他住的房子。据说这一带最大的房子都辟为耕牛、奶牛和马匹的厩舍，而且相比城镇里头的公共建筑也毫不逊色；可是，这个县里可供信仰自由或言论自由的厅堂却绝无仅有。国家缘何偏偏不是用抽象的思维能力，而是要靠大兴土木来给自己竖立纪念碑呢？一部《福者之歌》比东方各国的所有废墟还要令人赞叹不已！楼塔和庙宇是王孙公子们的奢侈品。一颗单纯的独立的心灵不会听从任何王孙公子的旨意去干苦活。天才不是给予任何皇帝的定金，连那有形的金子、银子或者大理石也不是，即使是的话，也是微乎其微。请问，开凿这么多的石头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在奥卡狄亚就没有看到有任何人在开凿岩石。好多国家都像疯了似的，痴心妄想留下大量石雕，试图让自己永垂不朽。要是他们付出同样的心血来打磨自己的风度，那又会是什么样呢？理智要比一座高得可攀月亮的纪念碑更值得留传下去。我偏偏喜欢岩石就留在原地不动。底比斯的宏伟是一种庸俗的宏伟。一座有一百个城门的底比斯城，早就远离了人生的真正目标，远不如围绕老实人的田地的一杆长石头墙那么合情合理。野蛮的异教徒的宗教和文明修建了许多华丽的寺院；而被你们称之为基督教的却没修建些什么。一个国家所开凿的岩石，十之八九只供它的坟墓使用。它把自己给活埋了。说到金字塔，它们原本说不上是什么奇迹不奇迹，不过令人吃惊的倒是在于：有那么多人竟然如此忍辱负重，不惜耗尽自己的性命，为某个野心勃勃的傻瓜蛋修造坟墓，其实，这个傻瓜蛋还不如淹死在尼罗河里，随后把他的尸体喂狗，反而显得更聪明些、更有几分须眉汉子气派。也许我还可以给他们和他寻摸一些借口，可惜我没有这闲工夫。至于那些建筑师的宗教信仰和艺术爱好，倒是全世界都一样的，不管他们修造的是埃及的神庙，还是美国的银行。成本总是超过实用价值。主要动力是虚荣，对大蒜、面包、黄油的热爱则出力相助。年轻有为的建筑师巴尔科姆先生悉心追随维特鲁威，用硬铅笔和直尺设计了一张图纸，随后把它交给多布森父子采石公司。当三十个世纪开始俯视它时，人类则开始仰视着它。说到你们那些高楼和纪念碑，这个镇上有过一个疯疯癫癫的家伙，要开挖一条通往中国的隧道，他已挖得很深很深，据他所说，他已经听到了中国的水锅和茶壶里煮沸的响声；不过我想，我可不会一反常态地去赞赏他挖的那个窟窿眼儿。许多人都关注着东方和西方的那些纪念碑——想要知道是谁造的。而我呢，倒是很想知道当时是谁不肯造的——是谁不屑于如此这般区区小事。不过，得了，还是回到我的各项统计上来吧。

当时，我在村子里又搞测量，又做过木工和各种各样打杂的活儿，反正我干过的行当跟我的手指头一样多，就这么着，我拢共挣到了十三块三角四分钱。八个月的伙食费，就是说，从七月四日到翌年三月一日，根据这八个月的时间估算，尽管我在那儿住了两个多年头——至于我自己种的土豆、一点嫩玉米和豌豆都不算在内——结账当天留在手上的存货的价值也不算在内，合计：

是的，我总共吃掉八块七角四分钱。不过，我不应该这样没羞没臊地公布我的罪过，如果说我不知道我的读者里头有大多数人是跟我自己也有同样的罪过，他们的行为公之于众，恐怕还不见得会比我的好吧。第二年，我有时就逮几条鱼来充当正餐，有一回我甚至还宰了一只糟蹋过我豆子地的土拨鼠哩——就像鞑靼人所说的，它的灵魂正在转世来着——我却把它吃掉了，部分是为了加以验证；尽管有一股麝香味道，它还是让我瞬间一饱口福；不过，我知道，长期享受这种野味是不可取的，哪怕你请村子里的卖肉师傅事先将土拨鼠净毛去血加工过也不行。

同一时期内，衣服和其他零星费用，尽管数目不大，却有：

除了洗衣和缝补费用，因为这些活儿多半到外头去请人代劳，账单还没有收到——这些费用都是世界上这块地方必需开支的（即便稍微有些超支）——全部钱财支出是：

现在，我是跟那些要谋生的读者说几句话。为了支付以上开销，我把农场上的产品出售了，收入计有：

从支出中减去此数，还差二十五块两角一分又四分之三——这跟我启动时的那点钱相差无几，原来准备开支的金额，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我从中获得闲睱、独立和健康，此外还拥有一座舒适的房子，我乐意住多久就住多久。

这些统计资料，看上去尽管琐碎，好像没有多大意思，但是因为相当完整，也就有了一定价值。但凡我开支过的，我全都入了账。从上述账目中可以看出，单是食物一项，每星期就要花掉我大约两角七分钱。在此之后近两年里头，我的食物不外乎是黑麦和不发酵的印第安粗玉米粉、土豆、大米、少量的咸肉、糖蜜、盐和饮用水。像我这种对印度哲学精神情有独钟的人，以大米为主食，自然非常合适。为了应对一些净爱吹毛求疵的人的反对，我也不妨在此声明，要是我偶尔在外头用餐——正如过去我常在外头用餐那样，相信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外出用餐——那往往有损于我的家用开支安排。不过我已经说过了，在外头用餐是常有的事，对这么一个比较声明，丝毫不发生影响。

我从两年的经历中知道，即使在这个纬度上，获得一个人所必需的食物，一点儿也不费事，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一个人饮食可以像动物一样简单，但仍然保持健康，孔武有力。我只是从玉米地里摘来一些马齿苋（拉丁文学名Portulaca Oleracea），煮熟加盐，权当一顿正餐，方方面面都让我感到满意。我之所以附上它的拉丁文学名，是因为它名字虽俗，但味道可不错。请问，在和平的岁月里，日常的中午时分，除了品尝相当丰盛的煮熟加盐的嫩甜玉米，一个通情达理的人还会要求什么来着？就算我稍微变换一些花样，也不外乎迁就一下口味，并不是为了健康的缘故。但是，人们免不了经常挨饿，不是因为缺乏必需品，而是因为缺乏奢侈品；我还认识一个心地善良的妇人，她认为自己儿子之所以一命呜呼乃是他只喝白水的缘故。

读者也许会看出来，我是从经济的视角，而不是从美食的视角来考虑这个问题。读者也不会贸然拿我这种节食方法来做试验，除非他是一个肥佬。

最初我用纯印第安粗玉米粉加盐做面包，地地道道的锄头玉米饼，我把它们置放在一块墙面板上，或者一根我造房时锯下来的木棍上，然后移到户外的火堆上去烘烤，但是时常给烤煳了，还带着一股松树味儿。我也使用过面粉，到头来我却发现黑麦掺上印第安粗玉米粉一起烘烤，最方便，口味也最好。天冷的时候，连续烘烤好几个如此这般的小面包，就像埃及人小心翼翼地一边侍候，一边翻转正在孵化中的鸡蛋一样，倒是不失为一件趣事。它们是我烘烤成熟的真正谷物果实，在我的五种官能中，它们如同别的高贵的果实似的具有一种芳香，我用一块布把它们包起来，尽可能长时间地保存着这种芳香。我研究了不可或缺的古代面包的制作工艺，向有关权威人士求教，一直追溯到原始时代首次发明未经发酵的食品，那时人类刚从啖食坚果生肉的野蛮状态过渡到面包这种食物的味淡和优雅境界。随后，我从循序渐进的研究中了解到，据说就是那个偶然间发酵的面团教会了人们发酵的过程，自此以后经过各种发酵作用，我终于读到了“优质、味甜和有益于健康的面包”这一生命的支柱。有人认为酵母是面包的灵魂，填充面包细胞组织的精神，像女灶神维斯太的圣火一样被虔诚地保存下来——我揣想，好几瓶珍贵的酵母最初还是“五月花”号带来的，为美国立下了大功，它的影响至今仍然在上升、膨胀，波及四方，就像这片国土上麦浪在起伏荡漾——这酵母引子，我是从村子里定期而又准备可靠地取得的。有一天早上，我不知怎的把惯例给忘了，用开水烫坏了我的酵母，从这个意外事故中，我发现，其实酵母有没有也无所谓——因为我的发现是分析的经过，而不是综合的过程——自此以后，我就干脆把酵母给省掉了，尽管大多数主妇满怀热忱地劝说过我，不经过发酵，恐怕面包不太安全，而且还可能不利于健康；而老人们则预言说，长此以往体力很快会衰退的。可我发现，酵母并不是必不可缺的成分，不用酵母，我就这么着过了一年，如今还不是好端端地活在这块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我很高兴，总算用不着口袋里老装着一只瓶子，有时，它砰的一声爆裂了，瓶子里头的东西全给抖搂出来，让我好不尴尬啊。省掉了酵母，这样就更简便，反而更好。人这种动物，与别的动物相比，更能适应各种各样的气候和环境。我也没有给面包里放过什么盐、苏打，或者别的酸性和碱性的东西。看来我是根据马库斯·波修斯·卡托的配方做的面包。“Panem depsticium sic facito. Manus mortariumque bene lavato. Farinam in mortarium indito, aquae paulatim addito, subigi-toque pulchre. Ubi bene subegeris, defingito, coquitoque sub testu. ”这段拉丁文，我的理解是：“揉面制作面包是这样的。洗净你的手和揉面长槽。把粗面粉投入长槽。逐渐加水，揉得要透彻。揉好后捏成面包的形状，最后盖上盖子烘烤。”也就是说，在小烘锅里烘烤。全文没有一个字提到发酵的。不过，我也不是老使用这生命的支柱。有过一阵子，由于囊中羞涩，我有个把多月没有见到过面包。

在这块适宜种植黑麦和印第安粗玉米的土地上，每一个新英格兰人都可以毫不费劲地生产出自己所需要的面包原料，而不是从价格波动的远方市场来获取。无奈我们如今生活既不简朴，又缺乏独立性，在康科德，新鲜香甜的玉米粉在商店里几乎很少出售。玉米片和更粗一点的玉米，差不多没有人食用了。农场主把自己生产的谷物大部分都用来喂牲畜，自己却出了高昂的代价，到商店里购买未必有益于健康的面粉。我想，我可以毫不费劲地种上一两蒲式耳黑麦和印第安玉米，因为前者在最贫瘠的地里都能生长，后者也用不着呱呱叫的土地。只要用手磨把它们碾碎了，没有大米，没有猪肉，也照样过日子。如果说我一定要用一些浓缩的甜味素，我通过试验发现从南瓜或甜菜里头就可以熬出一种非常好的糖蜜来。我还知道，我只要栽几棵槭树，也就更容易得到这种糖蜜。哪怕这几种菜蔬还在生长期间，我也可以利用各种替代品，取代我上面提到的那些东西。因为，有如祖先们歌唱的——

我们可以用南瓜、防风和核桃树叶，

酿成美酒，滋润我们的双唇。

末了，说到盐，杂货里头的大路货呗。要想寻摸到盐，不妨借此机会到海边去走走，或者换句话说，完全不用盐，也许我还好少喝点水哩。反正，我可没有听说过印第安人会煞费苦心地寻摸盐。

就这么着，我避免一切买卖与物物交换，至少食物这一项是这样。好在我已有了一个安身之处，剩下来的就是穿着和燃料这两项了。我现在穿的这条裤子，是在一个农人家里织成的——谢天谢地，人身上依然还有那么多的美德呢；因为我觉得，农人一下子降为技工，就像人降为农人，二者同样伟大，令人难忘。初到乡间，燃料是一件够你伤脑筋的事。至于栖息之地，如果不让我继续住在依法可以占用的公地，那我不妨按我耕种过的那块土地出让价格——八块八角钱，另外购置一英亩地。事实上，我倒是觉得，我在这儿居住后，反而使这块土地增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