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东洋到西洋

一 东京神田区的中国留学生

丁文江跟随胡子靖到达日本东京后，住在东京神田区的一个旅馆（下宿屋）里，同屋的是一位比他大五岁的江苏同乡——江苏武进人汤中。神田区是东京的中心地区，距离日本天皇的皇宫很近，日本皇族子弟通常接受教育的“学习院大学”就位于神田区。除了学习院大学，明治维新后，神田区还出现了东京大学等高等学校的前身，此外还有很多为进入高等学府作准备的“预备学校”，形成了学生云集、书店众多的“学习街”。

神田区也是晚清中国留日学生最早、最为集中的居住区。19世纪70年代初，清政府刚开始向国外派遣留学生时，去向都是欧美发达国家，当时日本刚刚开始明治维新，在清廷要员的心目中，仍是僻处海隅的番邦小国。不料，二十余年后，堂堂“天朝”竟在甲午之战中大败于此番邦小国之手，震惊之余，清廷很快向日本派出留学生。1896年3月，中国驻日公使馆官员吕贤笙带领第一批13名留学生来到日本，热心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在东京神田区为这13名中国留学生专门办了一所学校，教授日文等课程，这就是后来胡子靖上的弘文学院。既有此先例，以后赴日留学的中国学生也大多居住、学习在神田区。

20世纪初，在中国官方的鼓励下，中国留日学生人数增加迅猛，神田区出现了专门为中国学生开设的印刷所、食品店和当铺，生活十分方便。1902年，在神田区骏河台铃木町十八番地，建起了一座中国留学生会馆（又名清国留学生会馆），会馆常有集会、演讲，次年，孙中山在此发表过多次演说，很多中国留学生就是在这里受到孙中山的感召，从此追随他革命的。

与当时大多数留日中国学生一样，丁文江一到日本就在神田区住下，并开始学习日语。虽然日本与中国是“同文之国”，当时很多日本书籍通篇都是汉字，中国学生能够直接阅读文字，但听、说仍然是很多留学生跨不过的语言关。丁文江出国前没有学过日语，甚至连一句日语都不会说，因此到日本后，一开始也是以学习语言为主。

除了日语，丁文江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读惯四书五经，曾经以为历史知识就是“实学”的丁文江，发现了一个陌生的、全新的世界。多年后他在《现在中国的中年与青年》一文中说：“我第一次在日本学习几何的时候，只觉得教员讲的一个点，一根线，是一种毫无意识的举动。”他在国内也看过中国古代的一些“算学”书，但那与西方近现代的算术、几何有着很大的不同。受龙璋先生的影响，他读过“新学”，对于物理、化学等也有所耳闻，但那与系统的自然科学课程相去甚远，甚至他到了日本才第一次看到中国地图。

在日本，丁文江不仅开始真正学习近代知识，还开始锻炼体魄，比如练习骑马。在故乡黄桥，这是不可想象的，“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何况骑马这么危险的事？更重要的是，在日本可以看到国内被禁的书籍、报刊，意气风发的青年们常常聚会畅谈，经常有革命党人在会所演讲，激动人心的新世界就这样在少年丁文江面前豁然敞开。

已过而立之年的胡子靖先生，留学日本有明确的目的，在弘文书院学习不到一年的师范课程后就回国办教育去了。与丁文江在神田同住一屋的汤中（字爱理），当时在读法政专业，这位青年的志向也很明确，他于1908年26岁时毕业回国，此后做过山西法政学堂教授、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教育部次长（副部长）等，民国时期的很多教育法规就出自汤中之手。而丁文江此时虽有一腔学成报国的热忱，却还不能确定自己将要学什么专业。他此前所受的是中国传统的所谓“通才”教育，对于西方的专业教育知之甚少，很难将自己局限于某一个狭窄的学科门类之中。

丁文江在日本留学两年，所学究竟是何专业，目前尚缺乏确切资料可考。不过，20世纪初去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所习专业大多为师范、法政、军事三种，像鲁迅那样学医的尚属少数。据《字林西报》后来在悼念丁文江的文章《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中说，丁文江去日本留学时“研究法律”，但丁文江及亲友的回忆文章中都没有提到他留日时学习过法律专业。丁文江对军事极感兴趣，但当时清政府有规定，自费出国留学的学生不得入军校，因此，他也不可能像蒋百里等人那样学习军事专业。

事实上，在日本的近两年留学生涯，丁文江极有可能一直在读“预备学校”，补习日语和其他一些基础课程，为考高等学校做准备，却没有正式进过高等学堂。这在当时的留日学生中是很常见的，同样于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的鲁迅说，当时的留学生们“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丁文江也不例外，除了这些常规项目，他还将大量的时间花在“谈政治，写文章”上。据汤中说，那时的丁文江“很有革命的情调”，“他谈话的时候，喜欢把两手插在裤袋里，一口宽阔的泰州口音，滔滔不绝。”汤中还说，少年时代的丁文江“神气和晚年差不多”，只是看人时没有后来那种著名的“奇怪的眼光”（胡适后来曾在文章里调侃丁文江“眼里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样子怪可嫌的”），也没有留起后来他那标志性的“虬起的德国威廉皇式的胡子”。

二 江苏同乡会与《江苏》杂志

20世纪初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圈中，革命气氛浓厚，本来就抱着“图国事”志向东渡的丁文江，一到日本就受到这种风气的感染。日本是清末中国革命的重要海外基地，出于种种目的，日本朝野对中国革命者普遍持同情与支持态度，很多革命者被通缉后选择流亡日本：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康有为等人相继逃往日本；从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大部分的海外流亡生涯是在日本渡过的；丁文江在日本结识的好友史久光，也是在“罪辫文案”发生后避居日本的。这些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和倾向革命的青年学生来到日本，亲眼看到、亲身体验到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取得的成就，更加痛感清朝之腐朽、中国之落后，也更感到改造中国之迫切，他们积极地集社、办报、讲演，宣传革命主张，很多人都在这一时期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身处这样热闹的东京留学生圈中，关心国事又生性热情、爱交际的丁文江，自然很难静下心来学习。他结交了很多朋友，其中大部分是江苏同乡，除了同屋的武进人汤中，还有黄桥的朱履先，溧阳的史久光，常熟的翁之麟、翁之谷兄弟（两人都是光绪“帝师”翁同龢的侄曾孙），武进的李祖虞、李祖鸿、李祖植三兄弟及庄文亚，无锡的张肇桐等，此外，还有后来鼎鼎大名的军事奇才浙江人蒋百里、湖南人蔡锷等。当时，留日中国学生受梁启超等维新派影响，大多主张中国采取君主立宪制，但丁文江、史久光、蒋百里、蔡锷四人却主张共和制，被在日华人称为“日本留学生四大怪。”

丁文江在日本新交的这些朋友，大多是学习军事的，好几个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如年长丁文江三岁、同样来自泰兴黄桥镇的朱履先，少年时就立下“从军学武，强国雪耻”的志向，1902年考取江苏省官费留学资格，在东京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五期，学习炮兵专业。朱履先回国后不久即参加辛亥革命，二十多岁就当上了陆军中将。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举行了阅兵式，阅兵式的总指挥就是这位朱履先将军。

而后来成为丁文江内兄的史久光，也是丁文江在日本时结交的好友。史久光少年时遍读诸子百家、二十四史，15岁进入浙江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成为蔡元培的学生，与蒋百里、许寿裳、李斐然等人是同窗好友。1901年，求是书院发生了一起对清政府大不敬、甚至有煽动造反之嫌的“罪辫文案”，此案虽然被惧怕受牵连的浙江地方官压了下来，但主角史久光等人在国内是待不下去了。很快，史久光被求是书院送到日本避祸。他一开始在东京弘文书院学习教育专业，后来转入振武学堂，再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学习。回国后，史久光曾短暂担任清朝陆军第九镇参谋长，1911年参与组织武昌起义，并任江浙联军总司令部参谋长。1931年，史久光奉命在南京组建了中国第一所炮兵学校——汤山炮校，并任校长，后来他还曾著有《中国国防史》等军事著述，成为我国近现代著名军事理论家。其余如翁之麟、翁之谷兄弟也在军校学习军事。蔡锷后来成为一代名将，蒋百里更是成为中国近现代军事史上的传奇人物。丁文江本来就对军事很感兴趣，身处这样的朋友圈中，耳濡目染，论起军事来也头头是道。

1902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有600多人，次年即猛增至1300多人，其中江苏留学生人数最多，仅东京一地就有一百多人。随着中国留学生人数的增多，各省“同乡会”开始陆续成立。留日学生强烈的地域意识，首先与国内时局有关。中国人自古重宗族、重乡土，虽然明清以来，中国一直强化中央集权，省界观念不强，然而，清末连年战乱，各地督抚在战争中不断壮大实力，朝廷对地方的约束力严重削弱，形成了地方政权专政、省界分割鲜明的局面。到20世纪初，在军事上，新兵分省编练，费用大多由各地自筹；在经济上，以商办铁路为代表，“以本省之财，办本省之路”。当白银紧缺，出现“钱荒”时，清政府允许各省“自铸铜元”，不同省份之间的铜元往往不能通用。因此，20世纪初，各省尤其是实力较强的省份已出现独立自治的趋势，“省界观念”由是得以兴起。

国内的省界观念直接影响了留日学生，而远离祖国、思乡心切、“抱团”需求强烈的留日学生又进一步强化了省界观念。从客观来看，公费留学生是以“省”为单位派遣出国的，留学费用也由各省财政自出，并且由各省在日设立的“留日学监”进行管理。当时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学校或中国留学生较多的学校，如弘文学院，在中国留学生人数暴增后，开始按照中国的省域编排班级，有湖北普通班、北京警务班、四川速成师范班等。语言、风俗乃至饮食习惯等因素，更加深了留日学生同乡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那些留学生较多的省份，同乡组织更为强大。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一书中指出，从1902年底开始，“随着中国的地方组织把更多的学生输送到日本，各省同乡会纷纷在东京成立，以便在留学生到达时接纳他们并加以指导。虽然留学生来自中国各地，但未来的革命中心广东、湖南、江苏和浙江诸省最具代表性”。

这种“具有近代社团色彩”的同乡会，大多以“同乡互助”为宗旨，同时也有互相勉励、奋发图强的约定，“各省竞以爱其本省者爱中国”。其后出现的留日学生报刊《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豫报》等，也以同乡会为依托，其编辑、作者大多为本省人，将关注本省利益与关切国家命运密切结合起来。如《豫报》第1期登载的《豫报之原因及其宗旨》一文中说：“愚等一切用度，虽资官发，其实何莫非吾父老兄弟所供给？吾父老兄弟不自恤艰辛，岁出巨资供愚等游学万里外，愚等顾能忘家乡之事而置诸不议不论之列乎？”《湖北学生界》第1期刊登《湖北同乡会缘起》指出：“同人游学海外，目击世局，知非合群策群力结一大团体，断不能立于生争竞存之恶风潮中，但大团体由小团体相结而成，故爱国必自爱乡始。”当时还有“时论”分析“本省人议本省事”的原因：“以平时全不相熟习之外省外府外县人，纵具热心亦不能为他省府州县谋独立自营之事业者，自然之势。”然而，同乡会并不局限于关心本省人、本省利益，“爱家乡”是“爱国”的落脚点，同乡会是启发民智、救亡图存的中坚力量，当时的一些革命组织，无论招募新成员，还是平日演讲做报告，大多通过东京的各省同乡会进行。

留日学生江苏同乡会成立于1903年1月，《江苏同乡会公约》规定：如同乡人遇到困难，会员要及时救助。由于江苏留日学生人数特别多，公约还要求“应各就其府州县乡人建立支会，以图分体势力之扩张”，还“应与本国同志创立之各会互相连络，以图全体势力之扩张”。江苏同乡会设立出版、教育、调查、实业四部，定期召开会员经常会、职员经常会、评议员经常会等，此外还有“临时会”，保证会员之间的联络。1903年4月，江苏同乡会出版部正式创办《江苏》杂志，刊登教育、调查、实业部的研究成果。

丁文江与这些同在日本留学的江苏同乡们志趣相投，相约“携手同心，澄清世道”，他不仅积极参加江苏同乡会活动，还参与办报刊，写文章。据史久光回忆，他就是在创办《江苏》杂志时认识丁文江并与其成为挚友的。他还说，他和丁文江曾受教于梁启超，1902年初，梁启超在东京创办《新民丛报》时，曾邀丁文江担任“助编兼校对”。但丁文江的弟弟丁文渊则认为，丁文江在日本与梁启超并无来往，直到1918年梁启超与丁文江同赴欧洲，两人才结识。虽然此段公案已无可考，但丁文江在日本经常读《新民丛报》、崇拜梁启超，这是毫无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