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最初的酝酿

在康复期间，团里副官特意来找我谈话，给我打气。他走的时候，除了放下一堆水果，还借给我一本英国陆军元帅威廉·J史莱姆子爵（Sir William JSlim）的著作《反败为胜》（Defeat into Victory）。我边吃香蕉边翻看这本书，无意中翻到了史莱姆子爵就特种作战做的一些反思。我越看越入迷。他和盘托出了自己对特种作战的感受和想法。虽然他最后写道，多数特种部队都是白费力气，弊大于利，但是他认为，有一种特种部队与此不同，它应当成为现代陆军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个特殊的单位要深入对方的阵线背后，它的目的是瓦解对手，收集情报，与当地人并肩战斗，破坏对方的军事基地，暗杀其指挥官。构成这个单位的军队要具备多种素质和能力，对其人员的期待要高于普通士兵，他们必须能够急中生智，灵活多变。史莱姆认为，这样的特种部队如果能够打破常规，坚决果断地处理问题，将能够帮助军队实现战略目的。

这些内容深深地把我吸引住了。我怎么看待SAS、他们的技能、训练和遴选过程呢？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并把它与美国的特种部队做了全面深入的比较。

我刚能自由活动，马上就被送到了位于气候凉爽的金马伦高原（Cameron Highlands）的一座康复医院。正是在那里我开始整理自己的思路。我觉得美国陆军需要一支部队，它必须能够执行SAS所承担的事务。它必须能够进行小范围的巡逻，能够炸毁桥梁、大坝和铁路，能够俘获敌军的指挥官（比如像隆美尔），能够收集情报用于空中打击或者由常规部队发起进攻。美国陆军不仅需要特种部队的战斗力，而且需要SAS的战斗力；不仅需要一支由教官组成的部队，还需要一支由具体的行动人员组成的部队。我被派到英国来与英国人交流，向他们学习并传授自己的经验。但是我明白，这不是双向交流。我没能向他们展示我们的特种部队是干什么的，我一直只是忙着学习他们，赶上他们。

当然，我也看到SAS在有些地方做得不如我们好。在某些方面，我们能够制订比他们更为周密的计划；我们做事更加一丝不苟。我觉得英国人采取行动有时过于仓促，有时候做事情不必那么仓促。我明白，如果我把英国人的做法拿过来，把它与我们的周密计划相结合，就可以两全其美。

明晰部队能做什么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要明晰部队不能或者不应该做什么。在SAS，因为害怕特种部队被滥用，我得知他们对特种部队不能做什么非常敏感。不用说，步枪连也可能被滥用。特种作战在这方面没什么不同，不过导致的后果可能更糟。如果一支耗费了多年工夫才培养起来的部队被滥用，那么，所有的时间、心血和才华就都白费了。SAS不希望它的中队被安插到步兵营，好像它是一支普普通通的预备役部队似的。那是毋庸置疑的滥用。另一种对特种部队的滥用，是把一块阵地交给他们去坚守，要他们击退对手。特种部队的装备简单而破旧，大量的投资花在人员的训练上，必须把它用作战略进攻的用途。使用特种部队的地方应该是，它能够出其不意地给对手以沉重的打击。

SAS对其行动范围有相当宽泛的限定，且灵活多变。在这一点上，美国陆军则恰恰相反。我们一丝不苟地编写了战场手册（Field Manual，缩写为FM）。其中的31-21是专门针对特种部队编写的。我们不辞辛苦，不惜巨资，详尽清晰地列出了特种部队的使命是什么。如果某项任务没有在手册中列出，不管它的主意多么高明，也不能执行；我们把炸药的成分一一记录；我们清楚地写明每一道通信程序。英国人绝不这么做，他们把一切都装在脑子里。如果你不够聪明，事到关头反应不过来，那么，他们认为，你就卷起铺盖，到别的地方谋职去吧。

我在英国的暂驻结束了，告别了第22特别空勤团。一年前我来的时候，是个鲁莽自负、受到严格管制的绿色贝雷帽上尉；一年以后，我脱胎换骨，仿佛重生。我觉得我对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我觉得我进入了一片全新的天地。我知道，如果能把在英国偶然习得的一种理念与美国的制度熔铸在一起，它将会极大改进我们的特种部队许多方面的现状。我对自己学到的东西满怀信心，得意非凡，我迫不及待地想要与大家分享。

我期待自己回到美国后，人们会热烈地欢迎我，张开双臂拥抱我。人们会坐下来，虚心地向我取经。人们会要求我写报告，起草文件。我的汇报工作会持续两个星期，也许三个星期。把我派到英国是花了钱的，我知道，人们想知道我究竟学到了什么。

我请求乘船返回美国。这样在海上航行的5天时间里可以用来写论文，这将成为我想要成就的一切业绩的基础文件。我脑子里有那么多想法，我需要时间理清思路。我废寝忘食地撰写着报告，对其中的构想满怀信心，我相信，人们会迫不及待地阅读它。我的理想主义没有止境。在大西洋上航行到一半的路程时，我向凯瑟琳提议：“你何不带着孩子们去看望一下你的父母？我预计前几个星期肯定会忙得不可开交。”我知道，我将会忙得脚不沾地，忙着安排诸多事务，忙着现身各种场合，忙着与等候多时的人们畅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