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四启蒙——从《美国的妇人》看萧红觉醒

偶然一开窗子，

看到了檐头的圆月。

——萧红《沙粒》

这个世界，只有睿智而杰出的男子，才可能成就美好而优秀的女子。1898年的戊戌变法，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知识分子，首倡禁缠足、开女禁、兴女学，成为中国女性解放思想的先声，免除了许多女性“裹小脚”的痛苦。当近代史在风起云涌的1919年定格，我们还会看见那些闪光的激进派民主知识分子的名字：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李大钊、陈东原、王光祈……回望历史的星空，他们以启明星的执着，熠熠悬挂在遥远的天际。以这些男性精英知识分子为主导的五四运动，开启了近代妇女解放的序幕。

这是一个“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时代。来自西方民主世界的滚滚惊雷，震醒了中国数千年来蛰伏的“人”。沐浴欧风美雨、肩负启蒙重任的知识分子，以人格独立、思想自由为暗夜中的明灯，开始了新的探索历程。在“民主”和“科学”的两面大旗下，他们以“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和愚昧保守，以“民主”反抗封建专制和伦理纲常，唤醒人的自觉意识。从儒家建造的以三纲五常为构架的殿堂中，他们力图将镶嵌于板壁间的一段段木材还原前身，感受一棵棵树木在自然天地中顺应天性成长的自在和舒展。

女性的解放，意味着对传统旧文化的批判和颠覆，是五四反封建运动的最主要标志。众多开眼看世界的文化精英，写下一篇篇打破封建枷锁的战斗檄文，用一份份报纸和杂志开启民智，用实际行动兴办女学，打开了幽闭女性几千年的闺门，成就了一个个现代史上的传奇女性。秋瑾、吕碧城、陈衡哲、陈学昭、石评梅、林徽因、张爱玲、苏青、庐隐、丁玲、萧红，这些现代女性先行者，无一不是在戊戌变法维新和五四启蒙思想的影响下，开创自己布满荆棘或芳草的新人生道路的。

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他曾经留学美国，细心考察过欧美国家女性迥异于本国的生存状态，并做了详细的数据调查研究。1918年9月，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大礼堂，胡适以《美国的妇人》作为演讲主题，介绍美国妇女普遍具有的“超于贤妻良母的人生观”，提倡女性追求个体独立的生命价值。他致力于普及民主世界的价值观：

美国妇女不认男外女内的区别。男女同有着社会上谋自由独立的生活的天职。

关于女性独立精神的培养，胡适认为“全靠教育”，即国家必须实行从小学至大学的“男女共同教育”制度。在《敬告中国的女子》一文中，他大声疾呼：

中国的女子，若不情愿做废物，第一样便不要缠脚，第二样便要读书。……

在《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中，胡适又提到：

……今始知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在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胡适以周游世界的广阔心胸，以悲悯大众的远见卓识，提出改变女性命运的见解和主张，播下了女性独立思想的种子。以陈独秀为主导的《新青年》，在五四前就成为舆论的前沿阵地，对旧伦理道德作出猛烈的抨击。在《一九一六年》中，陈独秀提出：

妻子不是丈夫的附庸品，号召女青年通过奋斗来脱离附庸品的位置，恢复独立自主的人格。

五四运动是一次跃进式的社会变革，关于妇女问题的讨论尤为激烈。新文化学者如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等，就女子的贞操、人格、教育权利等基本人权问题，为女性鸣不平、争权利。1918年5月，《新青年》刊登了周作人所翻译的日本谢野晶子的文章《贞操论》，提倡女权，为生活在底层的妇女争取应有的权利。在以“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贞孝节烈”为女性规范的中国传统社会中，无异于一石激起千层浪。陈东原曾说过：

中国妇女能有独立人格的生活，其成就归功于《新青年》的介绍，五四运动提供了这项成就的钥匙。

胡适进一步认为，男女应该享有平等的人权，贞操问题是双方共同遵守的道德，不应单独要求女性遵守。在《贞操问题》一文中，他提出：

……贞操是男女相待的一种态度，乃是双方交互的道德，不是偏于女子一方面的。……男子做不贞操的行为，如嫖妓娶妾之类，社会上应该用对待不贞妇女的态度来对待他；妇女对于无贞操的丈夫，没有守贞操的责任……

几千年约定俗成的男性特权，竟然由男性亲自来推翻，并同样以贞操来要求男子，这一观点可谓惊世骇俗！它犹如高山上敲响的黄钟大吕，惊动了当时的思想界，也给追求进步、渴望自由的女性带来了福音。

1918年8月，鲁迅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之节烈观》，针对北洋军阀政府所鼓吹的“只要女子节烈，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可得救”的荒谬言论，进行了一针见血的尖锐抨击：

男子决不能将自己不守的事，向女子特别要求……只有自己不顾别人的民情，又是女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造出如此畸形道德，而且日见精密苛酷，本也毫不足怪。但主张的是男子，上当的是女子。

五四新文学以平民主义的取向，关怀着社会的弱势群体——被侮辱、被损害者。中国男权对人对己的两套标准，被鲁迅揭露得一览无余，他深以男性的推卸责任为耻：

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出息的男人。

鲁迅先生对女性解放的贡献，在于他匕首一样尖锐的杂文，也在于他投枪一般有力的小说。他在小说《祝福》《明天》和《离婚》中，塑造了祥林嫂、单四嫂子、爱姑等下层劳动妇女的形象。《祝福》里的祥林嫂，第一次逃到鲁镇做工，是为了逃避婆婆的虐待，第二次被婆家卖给贺老六，她也为自由拼命反抗过；《明天》里的单四嫂，谨遵“从一而终”的古训，忍受一切打击和不幸，把希望寄托于梦幻般的“明天”；爱姑为了不被丈夫休掉，多次上公堂吵闹后，还是被休回了娘家。

这些女性，深受封建宗法制度的压迫，背负着沉重的传统礼教规范，长期在逆来顺受中生活。由于她们社会地位低下，连抗争也无济于事，最终养成了愚昧麻木的奴隶性格，在痛苦中消磨尽自己的一生。鲁迅以悲天悯人的视角、人道主义的情怀，对她们表现出莫大的关切和同情，同时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神权、父权、夫权”。

在批判封建伦理纲常的声浪中，五四运动倡导者吹响了“个性解放”的号角。他们认为妇女不应消极被动地等待社会的拯救，等待男性的解救，而应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和精神自主。1918年6月，《新青年》杂志刊行的《易卜生专号》上发表了胡适与罗家伦翻译的著名话剧《娜拉》，胡适通过娜拉这一全新的现代女性形象，全面阐释了“个性解放”的新思想，从而掀起了一场知识分子女性主动逃出封建家门的运动。

在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等支持下，音乐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王光祈于1918年底创建“工读互助团”，并组织了女子互助社，以期发展社会事业，共谋人类幸福：

凡是受不了家庭压迫的，均可到这个社来服务，一方面可以顾全生计问题，一方面可以在万恶社会中自为风气，既不受家庭压迫，亦不受社会欺诈。

作为女性解放思想的倡导者和实践者，王光祈此举产生的社会影响相当广泛。他主张男女平等，共同读书学习，致力于发展女子教育：

必先使妇女的生活能够独立，要是妇女生活独立；必使妇女拥有职业技能；非受过教育不可。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进一步加速了女性解放的步伐。当时中国的现代大学创办仅有20余年，男尊女卑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女授受不亲”，仍是社会与家庭的金科玉律，大学里根本没有女生立足的余地。然而五四运动后仅数月，蔡元培就在北京青年会作了《贫民院与贫儿教育关系》的讲演，主张仿效欧美国家，实施男女同校共读：

外国的小学与大学，没有不是男女同校的，美国的中学也是大多数男女同校。我们现在国民小学外，还没有这种组织……我们还能严守从前男女的界限，逆这世界大潮流么？

1920年2月，蔡元培率先在北大开放女禁，允许王兰、奚浈、查晓园3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听，当年秋季正式招收8名女生，开我国公立大学招收女生之先例。上海、南京、广州、天津等地竞相仿效，女生进入大学读书蔚然成风。

1920年后的大学校园里，男女社交、恋爱自由，已俨然成为青年男女的风尚。此时流行的西方女性主义学者爱伦凯理论，将爱情视为两性结合合法性的唯一前提，认为即使没有法律手续的爱情也是道德的；反之，没有爱情的两性结合，即使具备完备的法律手续也是不道德的。这个观点不但颠覆了婚姻制度，也破除了爱情的道德规范。

“恋爱自由”“离婚自由”，成为最普遍关注的公共话题，这种无视传统婚姻的“爱情教”思潮，也成为当时青年的婚恋风尚。比如鲁迅与许广平、庐隐与郭梦良、郁达夫与王映霞，都是以爱情的名义自主成为夫妻，而无视原有婚姻的存在。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一复杂的背景下，塑造了五四新女性。孟悦、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中写道：

五四新女性是从神话中产生出来的一代，也是没有神话庇护的一代。

神话的光环是绚丽的，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当娜拉成为“五四”新女性的偶像，而“出走”成为女性愈来愈大胆的行动——争取上学、自由恋爱的权利后，生活的难题摆在了她们的眼前。崭新的价值观与人生态度，却加剧了她们与家庭和社会的疏离感。当她们成为叛逆与独立的个人时，“苦闷”也成了她们获得自由后难以排遣的情绪。庐隐在《海滨故人》里写道：

进了学校，人生观完全变了。不容于亲戚，不容于父母，一天一天觉得自己孤独……

在胡适名噪一时的话剧《终身大事》中，结局是田亚梅在男友的鼓励下，毅然离开父母、与男友结合。这种对家庭的反抗，无非再次验证了“娜拉”出走的合理性，然而，“娜拉走后怎样”，成为鲁迅最早反省的女性社会问题。

鲁迅唯一的恋爱题材小说《伤逝》，就以“启蒙者”身份的涓生为叙述者，为出走的新女性子君预设了甜蜜的恋爱、乏味的同居和残酷结局——没有经济独立，子君注定只能匍匐在传统的父权和新的夫权之下，最后仍然是被涓生视为累赘而遗弃，受尽冷落和白眼后郁郁而亡。

鲁迅先生准确地把握社会脉搏，用犀利的笔触，在以女性为题材的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悲剧的女性形象，真实地再现了社会转型期不同阶层女性的生存状态。鲁迅深刻地剖析了女性失去自我的病根，并将利刃指向造成女性痛苦的直接原因——男性高高在上的特权。他和她，没有平等，只有差距，深不见底的距离，简直就不是活在同一个世界。

五四新文化的启蒙话语，以西方个人化的理性精神，否定了传统的伦理道德，推崇个人权利至上的原则，批判“吃人”的封建礼教，企图摆脱对等级制度的依附心理，重构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观，实现“自主、进取”的独立人格。鲁迅的《我之节烈观》，提出了崭新的具有现代意识的道德原则：“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表达了在男女平等基础上重建两性道德的迫切性。

在长期的封建思想禁锢下，“五四”时期的个性主义思想，解放了无数向往自由的女性。“娜拉”纷纷出走的现状，赋予了萧红强大的战斗能量。萧红生逢中国20世纪初期的思想激进变革时代，由于接受了女性解放思想的启蒙，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走向了一条迥异于前人的道路。她在理想主义的感召下，逃出了养育她二十载的封建家庭，去寻求独立的人生和自由的爱情。

萧红不甘于沉默，因缘际会地发挥了自己的天赋，在苦难的煎熬中，提起手中饱蘸悲悯的笔，展现了弱者匍匐在强权脚下的艰难，也揭开了女性隐藏在家门后的面纱。这既是对女性旧式卑微命运的顽强反抗，也是在不屈不挠的创作中实现自己一往无前的艰难跋涉。她在缺乏尊严与爱的境况下，选择了一次次主动离开男子主宰着的“家”，也注定了在摸索中会遇到更多的坎坷。她在无依无靠的流浪中，又不得不回过头来寻求男性的庇护，品味着那些悲欣交集的爱情。

萧红的流离生涯，有动荡时局的影响，也有传统思想对个体生命的摧残。她的创作，选择了五四运动以来由鲁迅所开辟的现实主义的道路；她的作品，也积淀了心理学、社会学与地方民俗学等各个层面上的厚重价值：

首先，在心理学的意义上，萧红源自天然的诗意写作，呈现了她爱的匮乏，和始终如一的对温暖、光明的憧憬。她的叛逆道路，显现着儿童时期父爱缺位导致的迷茫与冲突；她的追求历程，交织着女孩的脆弱与母性的坚韧。萧红的情爱苦闷，有传统男权高高在上的弊端，具有女性主义研究的典型意义。

其次，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萧红作为一个既背负着传统因袭、又勇于冲破世俗苑囿的时代女性，拒绝了形式主义的抗战口号，自觉地接过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大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思想变革背景下，她以大地般博大的悲悯情怀，展现生命所遭受的痛苦，呼唤人性的尊严、人间的温暖。

再次，在地方民俗学的意义上，萧红所展示的东北城乡图景，烙下了传统与时代的深刻印痕。她在创作上的独立与自由姿态，使她主动疏离时代主流的声音，而以女性作者的细致观察和越轨笔致，抒写了广大东北乡村中女性的悲剧生活和悲惨命运，赋予了作品复杂而深刻的思想内涵。

走近五四时期的大师，你会发现：对传统教条的大胆质疑，对弱势生命的悲悯关怀，对社会正义的勇于担当，正是男女两性和谐相处的思想基础。胡适的自由倡议，鲁迅的睿智追问，北大与《新青年》的锐意革新，成为萧红这样的进步女性成长的必要环境。

杰出的男性，是支撑社会的栋梁之才，也是栉风沐雨的参天大树。他们将弱势的女性当作真正的人看待，肯定女性的独立生存愿望和争取幸福的权利，力图实现两性更高层次的地位与人格平等，这是对人类多么广大而普遍的同情心！

最后，重温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的愿望吧：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

还要发愿，

要自己和别人，

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

要除去虚伪的脸谱；

要除去世人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

还要发愿，

要除去对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

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还要发愿，

要人类都得到正当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