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间乐园——从《爱的艺术》看萧红的童年

我爱钟楼上的铜铃，

我也爱屋檐上的麻雀，

因为从孩童时代，

它们就是我的小歌手啊！

——萧红《沙粒》

美国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认为，无条件的母爱，象征着孩子的“自然世界”；有条件的父爱，则构建着孩子的“思想世界”。无条件的母爱，代表着无拘无束的自然世界，是栖息心灵的精神故乡；有条件的父爱，则代表着严肃规范的思想世界，以秩序、法律的形式，指引孩子的发展方向。弗洛姆也在《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中表述道：

母亲的作用是给予孩子一种生活上的安全感，而父亲的任务是指导孩子正视他将来会遇到的种种困难。

萧红的身世，并不像她笔下的农村底层人物那样凄凉。她本姓张，学名秀环（乳名荣华），1911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城的一个富裕地主家庭。因名字与二姨姜玉环相近，外祖父后来给她改为乃莹。

萧红的父亲张廷举，是祖父张维祯的继子，曾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毕业于齐齐哈尔黑龙江省立优级师范学堂，担任过小学校长、教育局长、黑龙江省教育厅秘书等职务，是呼兰颇有声望的乡绅。对于萧红而言，她心中的“父亲”形象，是如同“严凉的石块”般的封建家长，对年幼丧母的萧红姐弟缺乏父爱的温情：

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后来就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他的身边经过，我就像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他斜视看你，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后往下流着。

冷酷的父亲，对于金钱比对子女看得更重，也常常为了房租而无情地鞭打那些贫苦的农民。萧红上完小学后，为了争取去哈尔滨上中学的机会，曾经绝食卧病抗争，父亲也无动于衷。后来，萧红声称不上学就出家，父亲怕有辱门庭，才不得已答应了女儿的要求。萧红在《呼兰河传》中伤心地回忆：

过去的十年我是和父亲打斗着生活。在这期间我觉得人是残酷的东西。父亲对我是没有好面孔的，对于仆人也是没有好面孔的，他对于祖父也是没有好面孔的。因为仆人是穷人，祖父是老人，我是个小孩子，所以我们这些完全没有保障的人就落到他的手里。

在萧红短促的一生中，祖父是她情感世界里最为重要的男人，也是最温暖厚重的底色。年迈的祖父，是个温和善良的老人，萧红出生时就已经六十多岁了。童心未泯的祖父，离世俗的规范很远，离活泼的童心很近，自然受到孩子们的喜爱：

祖父的眼睛是笑盈盈的，常常笑得和孩子似的。

祖父是个长得很高的人，身体很健康，手里喜欢拿着个手杖。嘴上则不住地抽着旱烟管，遇到了小孩子，每每喜欢开个玩笑。

祖父喜欢和孩子们开毫无机心的玩笑，喊一声“你看天空飞个家雀”，然后趁机把孩子们的帽子取下来，藏到长衫下或袖口里。孩子们无一例外地轻易就找到藏帽子的地方，而他们的游戏，却总是回回玩得开心。

和祖父在一起，萧红有着恣肆任性的快乐。有一回，年幼的萧红趁着祖父休息，把后花园的玫瑰花折了几十朵下来，插在祖父的草帽上，祖父还以为是这春天的雨水足，玫瑰花才香出二里地。等他进得屋来，刘姥姥一般的满头红艳艳花儿，惹得祖母也开怀大笑起来，而这个调皮的小女孩儿，则笑得滚倒在炕上。

这样毫无城府的相处方式，培养了萧红简单纯澈的心态，让她终身保留着天真无邪的个性。在冷漠的亲子关系之外，慈爱的祖父用他宽厚的胸怀，为童年的的萧红构筑了一个诗意的避风港：

父亲打了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面向着窗子，从黄昏到深夜——窗外的白雪，好像白棉一样的飘着；而暖炉上水壶的盖子，则好像伴奏似的振动着。

在下着大雪的黄昏，萧红围着暖炉听祖父读诗，看着他读着诗篇时微红的嘴唇。这样温暖静好的时光，成为萧红一生不能忘怀的记忆。

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在萧红那魂牵梦萦的呼兰故乡，祖父是唯一欣赏和包容她的长者。即使她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候，心里也闪烁着童年那爱的微光，从未放弃对光明的永恒憧憬，正是祖父根植在萧红生命底层的温暖和希望，成为支持着她不断往前走的力量。

在《呼兰河传》中，后花园是童年的萧红自然成长和嬉戏的乐园。在这个自由的天地里，万物都那样快乐而自在地成长着。萧红天生就是自然的女儿，在这个只属于她与祖父的世界中，有着天使般的纯真和快乐。后花园，就是她童年的伊甸园，洒满了爱和自由的光明，是她毕生眷恋和执着追求的理想净土。那些洋溢着无限热情的描述，令人对她生命的“后花园”心驰神往：

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太阳的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钻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什么黑暗的地方飞出来。是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连大树都会发响的，叫一叫就是站在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

（《呼兰河传》）

童年的经验是潜意识的影响，孩子往往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那么，萧红穷尽一生所要寻找的，就是这样一个自由、光明的后花园，还有和祖父一样宽厚良善的男性世界。

然而祖父的爱，代表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父权”。在萧红的家中，掌管家政的是祖母，而祖父是个一天到晚闲着的人，常常为祖母擦地榇上的一套锡器，祖母还常常骂他懒，骂他擦得不干净。这时候萧红就冒着挨祖母骂的风险，把祖父拉到后园去：

一到了后园里，立刻就另是一个世界了。决不是那房子里的狭窄的世界，而是宽广的，人和天地在一起，天地是多么大，多么远，用手摸不到天空。

祖父这个封建秩序中的边缘人，令萧红完成了对生命意义的重新定义。她从此厌恶那个“房子里的狭窄的世界”，因为在祖父与父亲鲜明的对比中，她感受到了冷漠森严的伦理秩序对于亲情的戕害，也感受到了与祖父建立于自然中的亲情，是多么美好的体验。

萧红对于父亲与继母的夫妻伦理关系的反省，使她惧怕传统的婚姻陷阱：

后来我看到新娶来的母亲也落到他的手里，他喜欢她的时候，便同他说笑，他恼怒时便骂她，母亲渐渐也怕起父亲来。

聪明而敏感的萧红，观察和思考着自己周围的一切：

母亲也不是穷人，也不是老人，也不是孩子，怎么也怕起父亲来呢？我到邻家去看看，邻家的女人也是怕男人，我到舅家去，舅母也是怕舅父。

萧红对于严冷父亲的憎恨，使她在祖父死后，对家庭已经完全失去了眷恋。在她生命的初期体验中，男性世界是由截然不同的两个类型构成的：祖父的爱，是一个自然的世界，犹如蓝悠悠的天空下，她可以如野花野草一样自由生长；父亲的严，是一所森冷的房子，阴暗狭窄，处处是令人窒息的伦理规范。而从心理学意义上观照，毋宁说，祖父取代的是“母亲”的位置，给了萧红大自然的怀抱，是大地般包容、天空般广阔的无条件的母爱。

萧红的童年印象里，男性的角色是复杂多元的，可笑而可怜的有二伯、可悯而可敬的冯歪嘴子，他们留给萧红的记忆也是深刻的。这些肯与萧红这个调皮孩子玩耍的人，都与祖父一样，有着温厚而懦弱的气息。

有二伯是跟随祖父三十余年的老仆人，那时已经六十多岁了，常常头戴一个没有边沿的草帽，“他的脸焦黑，他的头顶雪白”。他穿的那些衣服，都是“我家压在祖父箱底的前清旧货”。有二伯的鞋子，不是前边掉了底，就是后边缺了跟，而且喜欢卷着裤脚，“耍猴不像耍猴的，讨饭不像讨饭的”。正如老厨子说的，“和尚看了像和尚，道人看了像道人”。性情温和的有二伯，不在乎与孩子的嬉闹。而七八岁的萧红却顽皮无比：

我和许多孩子们一道去抽开了他的腰带，或是用杆子从后面掀掉了他的没有边沿的草帽。我们嘲笑他和嘲笑院心的大白狗一样。

她和街上的小孩子在他背后一边扔石子，一边嘴里喊着“有二子”“大有子”“小有子”，“把他气得像老母鸡似的，把眼睛都气红了”。有二伯此时是一定要追打的，直到他们改口叫“有二爷，有二东家，有二掌柜的”才作罢。

有二伯从不说出自己的籍贯姓名，也从不回忆前三十年的情状，不吃羊肉，也不结婚成家。他最忌讳别人叫他的乳名，家里的老厨子要是这么叫他，他不单是生气，而且要骂的，或者要打的。萧红的父母亲，也要尊称他一声“二哥”。只有祖父喊他“有子”“有二”的时候，他是恭恭敬敬的：

向皇上说话，还称自己是奴才呢！宰相大不大，可是他见了皇上也得跪下，在万人之上，在一人之下。

有二伯对祖父深怀感恩之心，毕竟在性命难保的战乱年代里，是宽厚仁爱的主人收留了他。然而在这个家里，不过是有饭吃、有地儿睡，几十年寄人篱下的生活，养成了他许多古怪之处：

有东西，你若不给他吃，他就骂。若给他送上去，他就说：“你二伯不吃这个，你们拿去吃吧！”

有二伯虽是一位干苦力的长工，但他仍然希望保持一点人格尊严。然而他被萧红的父亲打了的时候，也并不反抗：

他站起来就被父亲打倒下去，他再站起来，又被父亲打倒下去，最后他起不来了。

就在当天夜里，有二伯要上吊，“等我们那灯笼一照，才看见他在房墙的根边，好好的坐着”。后来，他又叫嚷着要跳井，等到大家跑到井边一看，“有二伯并没有在井边，而是坐在井外边，而是离开井口五十步之外的安安稳稳的柴堆上”。后来，有二伯的“上吊”“跳井”，都成了笑话，被街上的孩子编成了歌：

有二伯跳井，没那么会事。

有二伯上吊，白吓唬人。

有二伯反复自杀的行为，虽然有一点作秀的可笑因素，但也是消极地抗议主人的残暴和冷漠。因为贫穷，有二伯也偷东西，这便与童年的萧红成了难友。在密室里碰见时，“他的肚子前压着铜酒壶，我的肚子前抱着一罐黑枣”，因为彼此害怕被揭穿，所以成为共同的秘密。

年老而有偷窃毛病的有二伯，自然被主人嫌弃，只要家里丢了东西，就说有二伯偷去了。萧红上小学后，有一天他就突然失踪了。离家出走的有二伯已是残年衰病，可在这冷漠的世上，他没有了劳动价值，是死是活，谁还会关注呢？

与后花园相邻的磨房里，还住着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冯歪嘴子。他是一位勤劳的人，总是一夜一夜地打着挷子；他是有趣的人，当厨子和他讲话溜掉时，他浑然不觉，仍在对着空无一人的院子发表长篇大论；他是宽容的人，生活的压力、掌柜的谩骂以及众人的诽谤，他都承受了下来；他是勇敢的人，与心上人王大姐终成眷属，并始终温柔地呵护着她和孩子；他更是坚强的人，后来他深爱的媳妇死去，也没有使他绝望上吊，他为了两个儿子坚强地活下去，每天推着粘糕叫卖，照顾着他的儿子，在外人的谩骂和漠视中过着自己愁苦但平静的生活。他从来不会因为残酷现实而绝望，思想永远停留在幸福的瞬间。

他觉得在这世界上，他一定要生根的。要长得牢牢的。他不管他自己有这份能力没有，他看看别人也都是这样做的，他觉得他也应该这样做。

于是他照常地活在世界上，他照常地负着他那份责任。

于是他自己动手喂他那刚出生的孩子，他用筷子喂他，他不吃，他用调匙喂他。

喂着小的，带着大的，他该担水，担水，该拉磨，拉磨。

他在这世界上他不知道人们都用绝望的眼光来看他，他不知道他已经处在了怎样的一种艰难的境地。他不知道他自己已经完了。他没有想过。

他虽然也有悲哀，他虽然也常常满满含着眼泪，但是他一看见他的大儿子会拉着小驴饮水了，他就立刻把那含着眼泪的眼睛笑了起来。

（《呼兰河传》）

萧红《呼兰河传》中的男性形象，极富文化批判意味。他们不是英雄也不是无赖，她既用刀锋解剖出他们的愚昧和麻木，又敬畏地审视着他们的坚毅与挣扎。冯歪嘴子完全遵循自己的意愿生活，他勇敢地对自己和家人负起责任，孤独而坚强地承受着艰难的生活。他的身上，融合了人性的一切卑微与伟大。

如果说，是对祖父的诗篇和后花园的眷恋，造就了萧红的才情和创造力；那么，也是对父亲的严酷与冷漠的恨意，造就了萧红的抗争和悲剧性。祖父般温良的人，总是与懦弱无能相伴；父亲般强悍的人，却总是与残暴严苛同行。灵魂的萎靡与人性的凉薄，是萧红赋予她笔下男性的最基本的负面性格特征。这两个在萧红生命初期打下烙印的男性，带给她的是冰火两重天的体验。

1930年，八十多岁高龄的祖父病逝。自幼缺乏父母关爱的萧红，从此失去了最温暖的庇护所。在九岁那年失去母亲的时候，萧红还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忙着在后花园捉蝴蝶，然而现在她饮醉了卧倒在玫瑰树下哭泣：

我若死掉祖父，就死掉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人，好像他死了就把人间一切“爱”和“温暖”带得空空虚虚。

我懂得的尽是些偏僻的人生，我想世间死了祖父，就没有再同情我的人了，世间死了祖父，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

以后我必须不要家，到广大的人群中去，但我在玫瑰树下颤怵了，人群中没有我的祖父。所以我哭着，整个祖父死的时候我哭着。

（《祖父死了的时候》）

这一年的春天，二十岁的萧红，站在她人生最彷徨的三岔路口。她终于选择了逃离家庭，开始了她一程又一程的寻觅。在萧红的一生中，对男性的爱与恨、尊敬与怜悯，不断被放大，也不断被超越。祖父留在她生命里的，是永久的憧憬和追求。爱，是不会忘记的，而那个理想的男性世界，又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