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王瑜瑜《中国古代戏曲目录研究》序

郭英德

在中国古代的图书分类中，目录类图书一直隶属于史部，是史部图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南朝梁阮孝绪（479-536）编纂的《七录》，虽然已经佚失，但从他的《七录序》（见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三）中可以得知，《七录》在古代目录著作中第一次设立“簿录部”，收录各种官修与私修的目录类图书，而该部即列于史部的前身“纪传录”之中。唐代初年魏徵（580-643）等编纂《隋书·经籍志》，明确地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并沿袭阮孝绪的图书著录体例，在“史部”下设立“簿录”一类。唐开元间毋煚（？-722）编纂《古今书录》，也在“录史部”下立“略录”一类，收录各种目录类图书。到宋初编纂《崇文总目》，第一次将在史部下收录的目录图书定名为“目录类”，欧阳修（1007-1072）主持编纂《新唐书·艺文志》也用此体例，从此成为定例，为后世图书目录所遵循。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清史稿·艺文志》等，均将目录类图书纳于史部之内。

目录类图书之所以跻身史部，这一方面是因为历代的目录著作原本就是各个时代文化史、学术史的具体表徵，也是各个时代文化史、学术史的形象载体；另一方面，更因为历代的目录著作往往发扬“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校雠通义序》）的优良传统，本身即具有极为鲜明的史学品格。因此，历代优秀的目录著作大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史学价值，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的戏曲目录著作同样具有独特的史学价值。宋末元初，周密（1232-1298）撰著《武林旧事》，以遗老的身份追忆昔日南宋王朝的“声名文物之盛”，“殆如梦寐，而感慨系之”（周密《武林旧事序》）。该书卷十“官本杂剧段数”，著录280种宋官本杂剧名目，成为南宋王朝昔日歌舞升平的繁华影迹。元末明初，陶宗仪（1316？-1403后）撰著《南村辍耕录》，“上兼六经百氏之旨，下及稗官小史之谈，昔之所未考，今之所未闻，其采摭之博，侈于白《帖》，研覈之精，拟于洪《笔》”（孙大雅《南村辍耕录序》）。该书卷二十五“院本名目”，著录700多种金院本剧目，成为金代戏曲史重要的文献资料。而元代钟嗣成（1279-1360）编撰的《录鬼簿》，更堪称元代戏曲史的活标本，它不仅提供了元代杂剧作家作品的大量宝贵史料，而且在中国戏曲史上第一次为北曲杂剧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独到的历史分期，显示出独特的史家眼光。其后，明代徐渭（1521-1593）的《南词叙录》，吕天成（1580-1618）的《曲品》，祁彪佳（1602-1645）的《远山堂曲品》和《远山堂剧品》，清代黄文旸（1736-1795前）的 《曲海总目》（亦称《曲海目》），焦循（1763-1820）的《曲考》，姚燮（1805-1864）的《今乐考证》等，也都各自体现出独具风貌的史学品格，形成中国古典戏曲目录学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

因此，梳理中国古代戏曲目录的演进轨迹，考述每一部戏曲目录独具的史学价值和文化功能，这不仅有助于我们考察中国古代戏曲的发展历程，考察戏曲作家与戏曲作品的丰富状貌，也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方面审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构成及其特征。

王瑜瑜的《中国古代戏曲目录研究》一书，以前贤研究为基础，坚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治学原则，在这方面做了极为深入细致的研究。该书第一章《中国古代戏曲目录概述》，概要式地论述了中国古代戏曲目录的类别与特点、编撰与功用。以此作为切入点，该书的主体部分第二章和第三章，细致入微地一一考述中国古代戏曲专科目录，并归纳出中国古代戏曲专科目录的主要类型与基本特色；第四章，相当全面地考察了明清时期公、私各家综合目录中的戏曲作品著录；第五章、第六章拓而广之，分别考察中国古代戏曲目录与中国古代戏曲观念、古代戏曲的收藏及传播之间的关系。全书纵横交织，点面结合，构成一部颇有份量的中国古代戏曲目录研究论著。

近30年来，对中国古代戏曲目录学的研究呈现出长足的进展。例如，1986年谢灼华在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中国文学目录学》，书中专设《戏曲目录》一章，描述中国戏曲目录的发展历程；1998年以来，杜海军发表了有关中国古代戏曲目录的系列研究论文，结集为《古典戏曲目录研究》一书；2007年孙崇涛在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戏曲文献学》，其中第一编是《戏曲目录学》；2010年倪莉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古代戏曲目录研究综论》由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等等。同以上这些研究成果相比较，王瑜瑜博士这部45万字的《中国古代戏曲目录研究》，不仅内容更为充实而厚重，而且体现出更为鲜明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特点。

首先，在该书中，王瑜瑜不仅细致地梳理了宋元以降每一部戏曲目录著作的编撰过程、编撰原则、著录体例，而且在与其他戏曲目录的比较研究中，揭示了每一部戏曲目录著作独特的文献价值、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关于这一特点，笔者毋须辞费，读者诸君只要阅读书中论述祁彪佳的《远山堂剧品》和《远山堂曲品》、黄文旸的《曲海目》等章节，就可以了然于心了。笔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对于每一部戏曲目录的价值评判，并非主观随意的泛泛点评，而是在细读每一部戏曲目录，认真地考察和比较不同戏曲目录的著录内容之后，所做出的独特的思考和深入的论析，因此大都言之有理，论之有据。

其次，对历来众说纷纭的一些学术难题，王瑜瑜敢于知难而进，仔细考察相关的研究状况，详细列举丰富的文献资料，并对这些研究状况和文献资料进行清晰的质疑或细致的考辨。例如，在众多的中国古代戏曲专科目录中，清人编撰的《传奇汇考》作为一部叙录体戏曲目录，以其极为庞大的著录规模、相当丰富的著录内容和较为完备的著录体例，堪称“扛鼎之作”。因此在20世纪以来，尤其是近20年来，这部戏曲目录引起众多研究者的关注，包括前辈学者如王国维、吴梅、董康、孟森、陈乃乾、杜颖陶、傅惜华等，当代学者如邓长风、李庆、江巨荣、蒋寅、黄仕忠、苗怀明等。但是，《传奇汇考》的版本状况极其复杂，现存版本流散于海内外公私藏家，这就给研究的深入造成极大的难度。为此，王瑜瑜广泛搜罗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研究成果，并一一加以细致的辨析，大致理清了《传奇汇考》现存版本的状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传奇汇考》与《乐府考略》、《曲海目》之间的复杂关系，获得一些独到的发现。例如，王瑜瑜经过文字比勘，发现《千钟禄》、《虎符记》、《合璧记》、《西川图》等剧目提要，不见于《传奇汇考》，应该是出自于《乐府考略》；而这些剧目提要大量引用《明史》传记资料，其文字与清康熙年间万斯同（1638-1702）编撰的《明史稿》几乎完全相同。他认为：“由于《明史稿》流传范围较为有限，因此，《乐府考略》的作者应当拥有相当深厚的史学背景，或与清初之史家有密切交往，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阅读这部史籍。”而且，从这些剧目征引《明史》的情况来看，《乐府考略》的编撰应当在清乾隆四年（1739）官方定稿《明史》问世之前，而《传奇汇考》的编撰更在此前。这些初步的论断，对进一步考察《传奇汇考》、《乐府考略》的编撰者、编撰年代、编撰过程等，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在这一基础上，如果能够汇校细勘海内外现存的各种版本《传奇汇考》、《乐府考略》，我相信，应该有可能厘清《传奇汇考》的编撰与修订状况，并考察这部独特的叙录体戏曲目录与清廷戏曲政策及文人戏曲活动之间的密切关联。王瑜瑜正在着手开展这一课题的研究，我们期待着他的成果问世。

再次，王瑜瑜的《中国古代戏曲目录研究》一书还对戏曲目录的理论价值和文化价值进行了富于创新性的探讨。该书第五章第二节《“出经入史”——对戏曲文体特征的多角度认知》，将戏曲目录置于中国古代四部分类的目录学体系之中，分别探究目录学家将戏曲目录著录于不同图书类别时所体现的对戏曲文体特征的认知。他认为，戏曲目录著录于经部“乐类”或“乐府”类时，强调了戏曲音乐性的展现；著录于集部“词曲类”或“词类”、“曲类”时，显示对戏曲文学性的确认；著录于“外史类”、“传奇类”、“戏曲小说类”时，则体现出戏曲叙事性的凸显。而音乐性、文学性、叙事性的综合融通，正是戏曲文体的重要特征。这一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不仅为戏曲目录学研究别辟蹊径，也为戏曲理论研究提供了新颖别致的视角和行之有效的方法。该书第六章，将中国古代戏曲目录的编撰置于中国古代藏书史和文化传播史的长河中加以考察，揭示中国古代戏曲作品创作、收藏、传播与地域文化、藏书文化乃至文人生活的密切关系，力图发掘其背后潜藏的经济生活、社会思潮、审美风尚等文化动因，也别具心得，多有发明。

王瑜瑜大学本科毕业于山东大学文学院。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后，在我的指导下，硕士生阶段修读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生阶段修读中国古典文献学，对中国传统文献、中国传统文学、中国传统文化都有相当专精的学习和思考，这就为他展开中国古代戏曲目录的研究奠定了坚实而深厚的学术基础。我相信，这部即将问世的《中国古代戏曲目录研究》，既是他的学术代表作，凝聚着他十多年学术研究的心血和智慧，也是他的学术奠基作，将托起他一砖一石垒起的学术大厦。是为序。

2013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