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古代戏曲目录概述

姚名达（1905-1942）《中国目录学史》云：“遍辨其名之谓目；详定其次之谓录；有多数之名目且有一定之次序之谓目录。曰目曰录，皆非单独，义本相通，故成一体。万事万物，莫不有名，即莫不有目录；然多随意编次，不成学术。独图书之目录，发生甚早，发展甚速，其为学者所研究且成为一切学术之纲领也，尤迥异于其他项目，故独成为专门之学术焉。一般简称图书目录为目录，固非无由。”（《叙论篇·目录》）我国图书目录之学起源甚早，至刘向、刘歆父子，已臻于成熟，其后，公私目录层出不穷，究其首要目的，莫不欲令浩瀚典籍秩序井然，各有归属，便于查检；而成熟的目录学著作更重要的价值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究其本质，即要为学术研究服务。“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一说源于清人章学诚（1738-1801）：

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校雠通义·叙》）

由刘氏（刘歆）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载籍，则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纪数之需，亦已明矣。（《校雠通义·原道第一》）

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如徒为甲乙部次计，则一掌故令史足矣，何用父子世业，阅年二纪，仅乃卒业乎？盖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校雠通义·互著第三》）

章氏虽然揭示了传统目录学的重要功能，却将目录之学囿于传统校讎学之中，不承认所谓“目录学”的存在，他在《章氏遗书外编·信摭》中说：“校雠之学，自刘氏父子，渊源流别，最为推见古人大体。而校订字句，则其小焉者也。绝学不传，千载而后，郑樵始有窥见，而未尽其异，人亦无由知之。世之论校讎者，惟争辩于行墨字句之间，不复知有渊源流别矣。近人不得其说，而于古书有篇卷参差，叙例同异，当考辨者，乃谓古人别有目录之学，真属诧闻。且摇曳作态以出之。言或人不解，问伊‘书止求其义理足矣，目录无关文义，何必讲求？’彼则笑而不言。真是贫儿卖弄家私，不值一笑矣。”姚名达对章氏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并在其著作《目录学》中提出了目录学的意义：“目录学者，将群书部次甲乙，条别异同，推阐大义，疏通伦类，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之专门学术也。”他认为：“盖学术渊深，研究非易，舍师生口耳传授及亲身实地经验之外，实惟书籍是赖。学术如千门万户，书籍更已不只汗牛充栋。将欲因书究学，非有目录学为之向导，则事倍而功半。故分言之，各种学术皆有其目录学；合言之，则目录学实负有指导各种学术之责任。浅言之，将繁富杂乱之书籍编次为部别州居之目录，使学者自求之，目录学家之职务也。深言之，不特使书籍有一定之位置，且能介绍其内容于学者，使学者了然依南针以前趋，尤目录学家之功勋也。”

目录学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一斑。而进行中国古代戏曲研究，中国古代戏曲目录不但是入门的重要指南，其本身也是戏曲史研究的重要对象，本文便以“中国古代戏曲目录”为对象，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笔者以为，所谓“中国古代戏曲目录”，要具备如下特征：其一，产生于我国古代，即公元1911年之前；其二，以各戏曲体裁（含院本、杂剧、南戏、传奇）之名目为主要著录对象，兼及作品之作者、版本、内容等信息，仅著录散曲作品者不在其列；其三，著录对象较为集中，且形成一定数量规模，分散分布于各类典籍者不在其列；其四，目录编撰者及剧目著录者的主观动机不作为划分依据，即无论剧目著录属有意或无意，均造成了保留戏曲剧目的客观事实，这些目录均为本文要研究考察的对象。笔者以为，由于中国古代戏曲目录形态本身具有的复杂性，本文对古代戏曲目录的标准仅需作大致约定，而不宜过于严苛，相对宽泛的限定有利于包容不同层次的古代戏曲目录著作，得出更为科学全面的研究结论，因此本文写作过程中会根据论题需要灵活掌握，并作出说明。

在我国古代大量的目录及目录学研究著作中，涉及戏曲著录者屈指可数，戏曲专科目录更寥若晨星。首先，这与我国古代戏曲的晚熟有重要的关联。我国古代成熟的戏曲体裁均产生于公元十一世纪之后，迄今不过千年的发展历程。宋元之际，杂剧才成为一种较为完备的艺术样式，并得以风行于元代，迎来古代戏曲的第一个辉煌时代；而传奇则萌芽于宋元南戏，经过明初的发展完善，才成为流行于明清两朝的重要戏曲样式。而这些成熟的中国古典戏曲剧目要进入目录著作，甚而成为一种专门的目录则需要等待更长的时间。其次，在中国古代学术传统中，经、史著作的位置要远远高于子部和集部著作，中国古代目录著作多以经、史、子、集为序，其尊卑高下，自可窥见。与历来受到贬抑、不得进入“集部”的“稗官小说”（此处主要指通俗白话小说）相较而言，戏曲的地位颇为尴尬，虽可入于集部，但是被排在诗歌、散文之后，厕身“词曲”一类，且必须位居“词”后，具有故事情节的“戏曲”更要排在抒情的“散曲”之后。更有众多的目录著作，著录至“词曲类”往往有意将“戏曲”摒而不录，或仅存散曲、曲论著作。这些现象都充分说明我国古代戏曲目录发展长期处于文化和学术传统的压抑之中，难以迅速完善成熟，因而现存的戏曲目录大多停留在较低的编撰水平和学术层次上。多数戏曲目录著录为藏书家所为，仅著录剧名及作者，过于简单；部分戏曲专科目录虽出于熟知戏曲的文人之手，然多出于编制者的个人爱好，客观上具备了一定的学术价值，但真正出于学术研究目的、或明确标榜为学术研究编制戏曲目录者则少之又少，直到清代乾嘉之后，朴学之风大盛，焦循（1763-1820）、梁廷枏（1796-1861）、姚燮（1805-1864）等一批学者型文人以考据之法研治戏曲才为古代戏曲研究沾染了些许学术色彩。而从严格意义上讲，一直到清末王国维（1877-1927）编撰《曲录》时才明确将古代戏曲纳入学术研究的范畴，在中国古代戏曲学术研究领域，王国维和刘世珩（1875-1926）、董康（1867-1947）等一批学人实开风气之先，厥功至伟。郭英德在论及中国古籍目录时说：“任何一部古籍目录，都能通过其独特的分类方式，在外部形式上展示每一部古籍在群书目录中的位置及其价值，在内在含蕴上展示每一部古籍在文化体系中的独特性质与功能。因此，古籍目录实际上是以文献著录的面貌所展现出来的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化体系，而古籍目录分类的变迁则是一部活生生的文化史。”对硕果仅存的中国古代戏曲目录而言，其参差不齐的学术水平、姿态各异的著录特征、坎坷前行但依稀可寻的发展轨迹、迂回停滞与奇峰突起的发展形态，使之成为中国古代戏曲发展史和文献学发展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蕴含的丰富文化含义，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1.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页1。

2. ［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945。

3. 同上注，页952。

4. 同上注，页966。

5. ［清］章学诚著：《章氏遗书》，民国十一年（1922）刘氏嘉业堂刊本。

6.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页6。

7. 同上注，页6-7。

8. 少数戏曲目录虽然产生于1911年之后，但其与古代戏曲目录渊源颇深，论述中难以排除，根据论述需要进行调整，如《曲海总目提要》虽产生于二十世纪20年代，但其主要来源于古代之《乐府考略》、《传奇汇考》，需要加以考察。

9. 郭英德、于雪棠：《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页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