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古代戏曲目录的编撰与功用初探
在本书考察的五十余部古代戏曲目录中，绝大部分目录编撰者的姓名都很明确，但他们身份各不相同，编撰目录的动机也大相径庭，因此他们所编撰的目录功能也各有侧重。还原古代戏曲目录编撰者、使用者身份有利于“知人论世”；在此基础上探究他们的编撰动机和目的，有利于更全面的把握古代戏曲目录在当时使用的真实情况，进而揭示各类戏曲目录的特点及其这些特点的成因。
一、中国古代戏曲目录编撰者的身份
古代戏曲目录编撰者的身份构成较为复杂，现将笔者目前所掌握目录名称及编撰者姓名、籍贯、身份列表如后（见本节后所附《中国古代戏曲目录编撰者身份简表》）。通过对此表的详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古代戏曲目录编撰者的一些明显特征：
其一，综合目录所收戏曲目录明显多于戏曲专科目录，前者30种，约占56%；后者共计25种，约占总数的44%。与此对应，综合目录编撰者人数也多于戏曲专科目录的编撰者。在综合目录中，官修书目数量尤其稀少，大多数属于私人藏书目录。据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一书的统计，“有明确文献著录或记及之明代私家藏书目录、藏书题跋，共计有一百六十七种，其中又确知有刻印本或抄本流传存世者为四十八种。”“清代私家藏书目录，共计有六百七十种，流传存世者约三百五十种左右。”
从笔者纳入考察视野的明清两代综合目录的数量来看，明清两代私人藏书目录将戏曲作品纳入著录范围的非常稀少，这说明，在大多数综合目录编撰者的观念中，戏曲作品地位仍十分低下，不足以登文学的大雅之堂。由此可以想见，在这种观念广泛为文人阶层接纳，并占据上风的情况下，敢于将戏曲堂而皇之的纳入著录范围不仅需要在学术观念上的创见，更需要一种冲破藩篱、敢为天下之先的勇气。以此衡之，主动进行戏曲专科目录编撰，敢于公开“开曲场，张曲榜”的文人，其勇气则更为可嘉。
其二，综合目录的编撰者大多身份明确，生平资料较为丰富。而戏曲专科目录的作者往往不详，或生平资料知之甚少。附表所列戏曲目录55部，戏曲目录编撰者52人（钱曾2部综合目录；祁彪佳2部专科目录；姚燮1部专科目录、1部综合目录）。其中，作者姓名及身份待详考或待确认者8人（均标有★），身份确切可考者44人，综合目录编撰者身份可以确考者28人，专科目录身份确切可考者19人。姓名及生平难以确考的8人中，戏曲专科目录的编撰者达6人，这固然有文献流传中的偶然因素，但戏曲专科目录编撰者身份大多不显，因而缺乏文献资料记载是其主要原因。钱泳在《曲目新编小序》中谈及戏曲创作者时说：“顾作之者每自隐其姓氏，或假托于名流，其时代先后，尤难考核，余甚病之。”现存戏曲专科目录中，《录鬼簿续编》、《古人传奇总目》以及《乐府考略》、《传奇汇考》的作者，均属疑案。而这些目录在中国古代戏曲专科目录中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比如《乐府考略》不仅著录戏曲作品的名目及作者，甚至还保留了部分版本信息，对于剧作情节的考证更是十分翔实，在中国古代戏曲专科目录中首屈一指。而高奕、支丰宜等重要的专科目录编撰者生平资料则有待充实。以支丰宜为例，他的《曲目表》以独特的形态在中国古代戏曲专科目录中独树一帜，但是他的生平以及编撰此目的具体过程乃至他的戏曲活动我们却难以了解，各类方志对他的记载也极为有限，需要今后继续加以补充。
其三，附表所列戏曲目录编撰者52人中，具备秀才及以上功名者34人，约占可考者总数的73%，且其中并不乏高官、进士、举人等具有较高功名等级的文人，这不仅说明从事戏曲目录编撰的古代知识分子文化层次较高，同时也侧面证明中国古代戏曲在文人群体中具有广泛而深入的吸引力。当然，这也说明进士、举人等身份的知识分子也是中国古代戏曲文本重要的阅读群体和创作群体。
在综合目录编撰者身份可以确考的28人中，具有秀才以上功名者19人，没有功名而出身世家大族或官僚家庭者3人，还有部分作者虽无功名，亦非官僚子弟，但家饶资财者（如毛晋、陈世溶等）2人，共计24人。上述统计数字表明，综合目录编撰（尤其是私人藏书目录编撰）者一般都具有较好的家族文化传统，占据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上的优势，同时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这些都是他们进行藏书活动和目录编撰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
戏曲专科目录编撰者中生平可确考的19人中，确知具有秀才以上功名者14人，这表明戏曲专科目录编撰者需要具备与综合目录编撰者同样的文化与经济条件，而其中文化与经济条件尤其突出者也不乏其人，如明代祁彪佳乃出身山阴大族，家资丰饶，其父祁承
乃明代著名藏书家，且父子二人均属进士出身；清代的支丰宜出身江淮盐商世家，其父支景山为鹾商淮南总办，而他本人也子承父业，具有十分雄厚的经济实力。
据统计，综合目录编撰者具有秀才及以上功名的19人中，12人为进士出身，17人具有官职，且不乏藩王、大学士等位居高官者，进士所占比例高达63%，官员所占比例更高达89%。而戏曲专科目录具有秀才及以上功名的14名编撰者中，董康、祁彪佳2人为进士出身，姚燮、黄丕烈2人为举人出身，二者约占29%，远不及综合目录中进士所占的比例；具有官职者6人，约占43%。亦远低于综合目录中官员所占比例；身居高官者仅祁彪佳、董康2人，其余4人（吴震生、姚燮、黄丕烈、梁廷枏等）均属中下层官吏，可见，多数戏曲专科目录的编撰者均为没有官职的下层文人。综合目录编撰者和戏曲专科目录编撰者身份存在一定差异。这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说明，中国古代戏曲作品尽管在高级知识分子群体中有所流传，也不乏作者，但痴迷于戏曲创作和研究乃至搜集的人凤毛麟角；相反，在藏书活动中，这一群体可能会广取博收，将戏曲作品作为收藏的一个部分，或者作为偶尔消遣的作品置于书架，但戏曲文本远不能成为与经史典籍和名人诗文集平起平坐的种类进入古代藏书家的收藏范围，更难以成为他们收藏的主流品种。
二、中国古代戏曲目录功用与编撰者编撰动机之关系
中国古代戏曲目录编撰者在自己的目录中著录戏曲作品的动机有很大的不同，因而他们所编目录的主要功用也各不相同。综合目录的编撰者一般着眼于书籍收藏和翻阅，因此具有较为明确的辨体意识和分类观念；戏曲专科目录的编撰者大多对戏曲作品具有浓厚的兴趣和个人爱好，他们编著戏曲目录的活动则具有多层次的目的，或出于品评戏曲作品的目的；或为考证戏剧本事，便于全面了解剧作情况；或便于戏曲爱好者检索、欣赏；或为戏曲学术研究的展开奠定基础。
综合目录的作者一般着眼于对书籍的整理归类，以方便检索与使用，戏曲作品并非其着意著录的对象，而是其整理对象中的一个部分。《百川书志》的作者高儒锐意访求图书，“数年之间，连床插架，经籍充藏，难于检阅”，武人出身的他认为“书无目，犹兵无统驭，政无教令，聚散无稽矣，”因而“六年考索，三易成编，损益古志，大分四部，细列九十三门，裁订二十卷，”成《百川书志》。《永乐大典》作为一部大型官修类书，在重视收书范围广泛性的同时，也考虑到了检索的方便，永乐皇帝于永乐元年（1403）为《永乐大典》之编纂，谕解缙等人云：“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尔。”而综合目录中丛书目录的编撰亦往往着眼于此，顾修《汇刻书目序》认为：“簿录家往往仅举全书而不暇胪列子目，中既各自成卷，即有阙佚，何从而知之？此犹观水者但知江河之大，而众流之入江与河以成其大者，固不知凡几也。”因此专创丛书目录一例，于保存丛书原貌、检索丛书颇有益处。而毛晋之《汲古阁校刻书目》则是毛氏对其刻书事业所付出的一生心血的详细记录。
因此，在中国古代综合目录中，戏曲作品往往作为一个小的类别被目录编撰者置于特定的位置，比如乐类或集部词曲类，这与藏书家的学术眼光以及对戏曲文体的特殊认知有密切关系。但总体而言，戏曲作品在综合目录中处于集部之末，作为“词余”存在，其文体地位十分低下，且数量也比较有限。仅有极少数对戏曲抱有浓厚兴趣的藏书家才会专门为自己戏曲收藏在目录中开辟一席之地，如《今乐考证》的作者姚燮在自己的《大梅山馆藏书目》中便专门辟出一卷，用来著录自己收藏的数百种戏曲作品。
与综合目录编撰者痴迷于藏书一样，戏曲专科目录的编撰者大多对于戏曲创作和欣赏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爱好。这种爱好激发和推动他们广泛搜罗剧本、观看演出、议论品评，乐此不疲，戏曲专科目录便是此类活动的产物之一。吕天成自云：“予舞象时即嗜曲，弱冠好填词。每入市，见新传奇，必挟之归，笥渐满。”甚至欲建一曲藏，“上自先辈才人之结撰，下逮腐儒老优之攒簇，悉搜共贮，作江海大观。”其后，吕氏忽然深悔颇为戏曲之道所误，因此信誓旦旦“谢绝词曲，技不复痒，”然而在与曲论家王骥德一番“剧谈词学”之后，立即“兴复不浅”，转而“开曲场，张曲榜，”大快其意，足见吕氏“嗜曲”之癖，未尝少衰。与吕天成相比，祁彪佳嗜曲之癖有过之而无不及，仅从其《祁忠敏公日记》所载频繁的观剧记录便可窥见一斑。而其作《远山堂曲品》和《远山堂剧品》却与吕天成有相似的动机，吕氏认为“传奇侈盛，作者争衡，从无操柄而进退之者……予且作糊涂试官，冬烘头脑，开曲场，张曲榜，以快予意，……予归检旧稿犹在，遂更定之，仿钟嵘《诗品》、庾肩吾《书品》、谢赫《画品》例，各著论评，析为上下二卷……”。可见，吕氏对当时传奇创作中良莠并存的状况十分不满，试图通过品评的方式“操柄进退”，划分优劣；而祁氏“素有顾误之僻，见吕郁蓝《曲品》而会心”，他认为“词至今日而极盛，至今日而亦极衰。学究、屠沽，尽传子墨；黄锺、瓦缶杂陈，而莫知其是非”，这与吕氏所见毫无二致，因此他也采取了与吕氏相同的做法，“操三寸不律，为词场董狐，予则予，夺则夺”，品评戏曲作品，与吕氏不同的是，祁彪佳主动采取了比吕氏宽容的评价标准，注意“奖诩同好”，保护文人群体进行戏曲创作的积极性，对戏曲创作繁荣有所裨益。
清代中后期产生的《今乐考证》堪称清代编撰的一部集大成式的戏曲目录著作，它的作者姚燮也是戏曲的忠实爱好者，姚氏自年轻时起便喜欢访妓、听曲、度曲、观剧，继而收藏戏曲作品，编选大型戏曲选集，从事戏曲研究，甚至结交伶人，无论是科举落第之后，还是漂泊异乡之时，这些戏曲活动很少间断。在中国古代戏曲专科目录中，姚氏的戏曲目录独树一帜，是特殊的学术风气、文化环境和姚氏本人研究兴趣共同作用的产物，正如魏明扬在《姚燮研究》中所说：
姚燮生活的年代，乾嘉考据之学流风余韵犹在，作为一个仕途功名上未取得成功的一代才俊，姚燮顺从惯性地把生命的重大意义转移寄托到学术研究著述上。当时经学研究仍处于显学地位，姚燮在这个方面也不示弱……但是姚燮毕竟是以辞章闻名海内的文人，其兴趣更在于诗文和词曲，对于戏剧的热爱更是伴随了他各个阶段的生活。当他把经学研究的热情和方法带进戏剧研究的时候，就出现了形式上别具一格的成果，这就是《今乐考证》这种著录形式。
《古今入谱词曲传剧总目》的作者沈自晋、《谱选古今传奇散曲集总目》的作者张大复、《曲话》的作者梁廷枏、《笠阁批评旧戏目》的作者吴震生等多数戏曲专科目录的编撰者，不仅是戏曲作品的“好之者”，而且是戏曲艺术的“知之者”，因此，他们不仅编撰戏曲目录的动机与《曲品》等大致相似，而且编撰戏曲目录的行为本身也具备了一定的学术色彩。
相比之下，支丰宜之《曲目新编》、黄丕烈的《也是园藏古今杂剧目录》则明确了服务于戏曲爱好者研究欣赏戏曲作品的编撰目的。黄氏于嘉庆九年甲子（1804）冬为其所编目录作跋语云：“余不善词曲……曲本略有一二种，未可云富，今年始从试饮堂购得元刊明刻旧钞名校等种，列目如前……拟裒所藏词曲等种，汇而储诸一室，以为学山海之后，庶几以为讲词曲者卷勺之助乎？”钱泳（1759-1844）道光二十三年（1843）所作《曲目新编小序》云：“支君午亭，余旧友也，博雅好古，称于词曲，尝取艾塘（李斗）收录之书，复参以近代之作者，汇为一卷，以便繙阅，俾知某曲出某本，某曲出某剧。长歌之下，开卷瞭然，亦未始非顾曲者之一助也。”这从侧面反映出清代自嘉庆、道光之后，戏曲的传播与影响不断扩展，戏曲欣赏和研究早已为广大文人群体所接受。
与对戏曲的单纯爱好不同，还有一些戏曲专科目录是编撰者特殊寄托的产物。钟嗣成的《录鬼簿》是此类目录的代表。朱士凯《录鬼簿后序》云：“大梁钟君，名嗣成，字继先，号丑斋……累试于有司，命不克遇，从吏则有司不能辟，亦不屑就，故其胸中耿耿者，借此为喻，实为己而发也。”此语绝非空穴来风，钟嗣成自为《录鬼簿序》一文纵横奇崛，傲鹜不平之气充溢其间：
独不知天地开辟，亘古及今，自有不死之鬼在……余因暇日，缅怀故人，门第卑微，职位不振，高才博识，俱有可录，岁月弥久，湮没无闻，遂传其本末，吊以乐章……冀乎初学之士，刻意词章，使冰寒于水，青胜于蓝，则亦幸矣。名之曰《录鬼簿》。嗟乎！余亦鬼也，使已死、未死之鬼作不死之鬼，得以传远，余又何幸焉？
钟氏痛心于故人的高才博识，因门第卑微，职位不振于弥久岁月之后凐没无闻，其悲凉愤懑无处寄托，仅能以一己未死之鬼吊已死之鬼，以期同传后世，不亦悲乎？然而，恰是这种寄托赋予了《录鬼簿》这一戏曲专科目录更为丰厚的文化涵义，使古代戏曲目录闪耀出几分人性的光辉。
早期的两部戏曲专科目录《官本杂剧段数》和《院本名目》分别被收于笔记《武林旧事》和《南村辍耕录》之中，而笔记的作者或许并非这两部目录的直接编撰者，而仅是戏曲名目的记录者或转录者。《武林旧事》的作者周密在宋元易代之后，以遗老的身份追忆昔日南宋王朝的“声名文物之盛”，并且“于故家遗老得其梗概，及客休门间，闻退珰老监谈先朝旧事，辄耳谛听，如小儿观优，终日夕不少倦”。在王朝易代之后，不禁感慨万千：
及时移物换，忧患飘零，追想昔游，殆如梦寐，而感慨系之矣。……青灯永夜，时一展卷，恍然类昨日事，而一时朋游沦落，如晨星霜叶，而余亦老矣。噫！盛衰无常，年运既往，后之览者，能不兴忾我寤叹之悲乎？
近300个官本杂剧的名目，可以令我们窥见南宋王朝昔日歌舞昇平的繁华，但同时也承载了易代文人的一声叹息。与周密相比，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转录院本名目目的则相对单纯，其在“院本名目”条下自云“偶得院本名目，用载于此，以资博识者之一览”，孙大雅《南村辍耕录序》所云：“上兼六经百氏之旨，下及稗官小史之谈，昔之所未考，今之所未闻，其采摭之博，侈于白《帖》，研覈之精，儗于洪《笔》。”恰为的评。
戏曲专科目录的编撰大多是编撰者的私人行为，但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其中，官方因素的主导尤其值得注意。其最具代表性者是黄文旸的《曲海目》，此目乃清廷授意下查禁修改词曲活动的副产品。扬州设局大规模删改戏曲剧本的行动，在乾隆皇帝的严令之下进行，《清实录·高宗实录》载，乾隆四十五年（1780）乙酉乾隆帝：
谕军机大臣等……因思演戏曲本内亦未必无违碍之处，如明季国初之事，有关涉本朝字句，自当一体饬查。至南宋与金朝，关涉词曲，外间剧本往往有扮演过当以致失实者，流传久远，无识之徒或至转以剧本为真，殊有关系亦当一体饬查。此等剧本，大约聚于苏扬等处，著传谕伊龄阿、全德、留心查察。有应删改及抽掣者，务为斟酌妥办，并将查出原本暨删改抽掣之篇一并黏签，解京呈览。但须不动声色，不可稍涉张皇。
黄文旸的《曲海》自序详细记录了此目产生的过程：
乾隆辛丑（1781）间，奉旨修改古今词曲，予受盐使者聘，得与修改之列。兼总校苏州织造进呈词曲，因得尽阅古今杂剧传奇，阅一年事竣。追忆其盛，拟将古今作者各撮其关目大概，勒成一书。既成，为总目一卷，以记其人之姓氏。然作是事者多自隐其名，而妄作者又多伪托名流以欺世，且其时代先后，尤难考核，即此总目之成，已非易事矣。
此次删改词曲数目按《扬州画舫录》所云当有1013种，而经黄文旸寓目者或远不止此数。丁淑梅认为：
这些曲家、文人的参与，无论是被迫的，还是主动的，他们的工作无论是校勘，还是删改，对于戏剧发展史来说，影响和作用都是不良的。因为此举使许多戏剧剧目受到禁毁，于当时戏剧创作形成了禁戒和威慑，此后戏剧创作不但题材重复，主题陈旧，不复有敢于面对现实、反映时事的剧作，而且创作风格上也趋雅离俗，偏重案头，陈陈相因，缺乏应有的生气。
这个评价极为深刻地揭示了清代统治者删改、禁毁戏曲作品的恶果，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此次禁毁戏曲的活动由于动用了封建朝廷强大的官方力量，客观上提供了一个大规模聚集戏曲作品的契机，而历史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赋予了黄文旸，这位“有心人”为中国古代戏曲史保留了如此珍贵的戏曲目录文献，其间功过是非，实难一概而论。
在中国古代戏曲专科目录中，王国维的《曲录》是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因为这是是王氏戏曲研究文献准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传统治学方法与近代西方学术思想的共同结晶。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乐曲学》一节中说：“最近则王静安国维治曲学最有条贯，著有《戏曲考原》、《曲录》、《宋元戏曲史》等书。曲学将来能成为专门之学，静安当为不祧祖矣。”1907年，在日本求学数年的王国维回顾为学经历，云：“但余所以有志于戏曲者，又自有故。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独有志乎是也。”王氏对于戏曲展开研究一方面是学者特有的学术使命感和个人学术积累、学术兴趣使然，另一方面又是西方近代学术思想洗礼以及日本戏曲学术研究启发和影响的结果。《曲录》是第一部有意识地从学术研究层面梳理中国古代戏曲目录编撰史的戏曲专科目录学著作，这也是《曲录》在学术意义上能够超越前代所有戏曲专科目录的根本原因所在。
当然，在古代戏曲目录编撰者中，戏曲专科目录编撰者的身份和戏曲综合目录编撰者的身份并非泾渭分明，二者存在重合的现象，而且这种重合现象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明代的祁承、祁彪佳、祁理孙祖孙三代既有私家藏书目录传世，亦编撰有戏曲专科目录；而《今乐考证》的作者姚燮在私家藏书目录《大梅山馆藏书目录》中也著录了大量的戏曲作品。考察同一目录编撰者对两种不同类型目录的编撰过程，对于认识古代戏曲专科目录的剧目来源及综合目录与戏曲专科目录的相互关系，进而探讨中国古代藏书文化与戏曲文化的互动关系都十分有利，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三、中国古代戏曲目录编撰者简表
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页263。
［明］吕天成：《曲品自叙》，［明］吕天成撰、吴书荫校注：《曲品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页1。
［清］支丰宜：《曲目新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册九，页127。为节省篇幅，后文凡引用《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者，均简称作《集成》，标明册数及页码。
［清］何绍章修，［清］吕耀斗等纂：《丹徒县志》，清光绪五年（1879）刻本，卷三十六《尚义》“支景山”条。
同上注，卷三十四《书画》“支清佐”条。
［明］高儒：《百川书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页2-3。
转引自郭伯恭《永乐大典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页11。
［明］吕天成：《曲品自叙》，［明］吕天成撰、吴书荫校注：《曲品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页1。
同上注。
［明］祁彪佳著，黄裳校录：《远山堂明曲品剧品校录》（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55），页299-304。
［明］吕天成：《曲品自叙》，［明］吕天成撰、吴书荫校注：《曲品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页1-2。
魏明扬：《姚燮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页129。
［清］支丰宜编撰：《曲目新编》，《集成》册九，页129-130。
［清］黄丕烈编撰：《也是园藏古今杂剧目录》，《集成》册七，页398。
［元］钟嗣成：《录鬼簿》，《集成》册二，页138。
同上注，页101。
［宋］周密：《武林旧事》，［宋］孟元老等著：《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页329。
［元］陶宗仪撰：《南村辍耕录》（北京：中华书局，1959），页306。
同上注，页1。
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页48-49。
［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北京：中华书局，1960），页111。
丁淑梅：《中国古代禁毁戏剧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页29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页440。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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