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行反修防修

●毛泽东说：“这一法宝是从意大利取来的。我们现在得到一种机会，可以公开地批评意大利共产党的‘结构改革论’。”

●毛泽东说：“现代修正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段和平环境中滋长起来的。”

●刘少奇强调说：“要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在军队的组织上，防止出修正主义。”

毛泽东写诗概述国际局势

1962年10月17日，毛泽东主持召集会议，决定进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在当天，中央军委下达《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

10月20日晨，中国边防军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开始进行自卫还击。从10月20日到29日，东段收复了克节朗河以南、达旺河以北、不丹以东的全部领土；西段清除了加勒万河谷和新疆阿克赛钦地区部分入侵印军。这是自卫反击战的第一阶段。

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建议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以前，双方尊重实际控制线，并将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建议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

在当天，印度政府发表声明，拒绝了中方的建议。

11月4日，周恩来再次写信给印度尼赫鲁总理，呼吁重开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11月14日至16日，印度又一次向中国军队发起猛烈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边防军发起了第二阶段自卫反击战，从11月16日起到21日结束，在东段推进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传统习惯线附近，西段清除了入侵阿克赛钦地区的全部印军据点。

11月1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两次召集周恩来等开会。随后，周恩来和陈毅约见印度驻华临时代办班纳吉，向他表示：

中印两国应该友好下去。我们应该向远处看。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将不丧失一线希望。

周恩来还表示，可以去新德里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同一天下午，毛泽东从当天的《参考资料》上看到，印度总理和总统在18日的讲话中都说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

毛泽东当即批示：

突然大谈和平解决。送总理阅，请外交部研究一下，印度领导人过去几天，是否有过18日这种论调。

毛泽东抓住这一契机，做出了一项没有先例的大胆决策：中国边防部队在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主动实行全线停火，并主动后撤。

接着，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研究决定，先走一步，主动采取积极的步骤，扭转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

11月21日0时，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布：

一、从本声明发表之次日，即1962年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

二、从1962年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

三、为了保证中印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护边境的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

中国政府还宣布：

如果印军继续进攻，重新推进到实际控制线或越过实际控制线，中国保留进行自卫还击的权利，由此产生的后果由印度政府承担责任。

中印边境战争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背景。

中印边界全长约1700公里，习惯上分为东、中、西三段：东段长约650公里，从中国、印度、缅甸三国交界处至中国、印度、不丹三国交界之处的底宛格里；中段，长约400公里，从西藏普兰县的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交界处至札达县的6795高地；西段长约650公里，从札达县的6795高地至新疆的喀喇昆仑山口。

整个边界从来没有正式划定过，但根据双方历史行政管辖所及，形成了一条传统习惯边界线，东段是沿喜马拉雅山脉南麓，中段是沿喜马拉雅山脉，西段是沿喀喇昆仑山脉。

从1961年到1962年9月，印军先后在西段边境的我国领土上建立了43个入侵据点，侵占我国领土4000平方公里。

这些据点，有的距我军哨所仅几米远，有的甚至建在我军哨所的后侧，切断了我哨所的后路。西段形成了印军入侵据点和我军边防哨所犬牙交错的对峙状态。

在东段，1962年6月印军又越过“麦线”，侵入西藏山南地区错那县的克节朗河谷，在扯冬地方建立了入侵据点，企图改变“麦线”方向，以线北约11公里的拉则山嵴作为边界。

1962年发生的中印边界冲突，是非曲直十分清楚。赫鲁晓夫却在12月2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对中国进行不公正的指责。

1962年12月22日，毛泽东把中央政治研究室整理的《列宁在第二国际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的材料印发给参加华东局会议的各同志，他要求“大家读一、二遍，并讨论两天”。

毛泽东还在最后一页上写下了清代诗人严遂成的诗作《三垂冈》，并指出这是“咏后唐李克用和其儿子后唐庄宗李存勖的诗”。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飒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这首诗是毛泽东默写的，只错了3个字：第四句中的“且”写为“犹”；第七句中的“瑟”写为“飒”，“畔”字写为“下”。

12月26日，是毛泽东69岁生日。他在这一天写下了《七律·冬云》：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泄，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这首诗在后来发表时，毛泽东把“高天滚滚寒流泄”改成了“高天滚滚寒流急”。

毛泽东以其深远的眼光，用诗歌概括出了当时的国际局势。

中央开始起草反修文件

1962年11月起，一批“秀才”集中在钓鱼台8号楼开始工作，他们主要的工作是起草“反修”文件。

这个被毛泽东称为“秀才”小组的工作组，正担负起当时一个十分重要的工作。

早在1958年7月31日，赫鲁晓夫秘密来到北京。当天下午，毛泽东同赫鲁晓夫举行了第一次会谈，专谈“共同舰队”问题。

毛泽东说：“你们大使同我们谈话，谈了五次讲的都是共同舰队的问题，尤金还说你们建议搞共同舰队还可吸收越南参加，这个对不对？”

赫鲁晓夫说：“那是讲战争打起来的时候。”

毛泽东说：“战争时期那是另外一回事，尤金说的不是战争时期，而是说要搞共同舰队，就是要搞斯大林过去搞的那种‘合作社’。”

赫鲁晓夫辩解说：“尤金是个好同志，但是他听错了我的话，误解了我的意见，我也有责任，因为我谈的时候，可能没有交待清楚。”

赫鲁晓夫接着说：“中国同志说我们要把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搞到中国来，我听了很伤心，觉得中国同志不相信我们，对我们的政策了解不对，这触犯了我们的自尊心。”

毛泽东很生气地说：“是谁触犯了谁的自尊心？你们提出搞共同舰队，正是触犯了我们的自尊心。”

赫鲁晓夫激动地说：“我没有料想到你们会这样粗暴地理解我们。”

毛泽东说：“谁粗暴？是你派的代表尤金在北京向我们五次提出要搞共同舰队，否则就不给援助。”

赫鲁晓夫说：“苏联没有提过这个问题，并且永远不会提这个问题。”

毛泽东说：“永远不提了，那好，把你的话记下来，双方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到此为止。”

8月1日至3日，毛泽东同赫鲁晓夫又举行了3次会谈，主要是就国际形势问题交换意见。

7月15日，美国出兵黎巴嫩，到这时已半个多月，登陆的美军有1.5万人。

在当时，毛泽东认为，美国的力量有限，困难甚多，登陆黎巴嫩引起全世界反对，这场斗争美国肯定要输。

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在力量对比上占有优势。

赫鲁晓夫没有表示异议，但他说：“现在西方主要是用原子武器进行威胁。”他详细地谈了核武器在战争中的威力作用。

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认为赫鲁晓夫对他的看法作了很好的补充，他本人谈的主要是西方的弱点。

赫鲁晓夫谈到苏共决定不用参加战争的办法来支援中东人民的反美斗争，但采取举行军事演习的办法来警告美国，准备在伊朗、土耳其边境上演习，还和保加利亚搞联合演习。

毛泽东赞成不采取军事干预办法支持中东人民的反美斗争。毛泽东还谈到：“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相距20年的时间来计算，我们应当争取推迟第三次世界大战，从现在起，至少推迟七八年，有可能的话，要争取推迟10年、20年或者更长时间。我们一定要推迟它，努力推迟它，但同时要准备万一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怎么办。因为我们不是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他们怎样打算，我们说了不算。他们有没有战争狂人呢？肯定是有的，万一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怎么办？我们得有准备。”

实际上，在这次中苏会谈中，贯穿着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在这4天里，暴露了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会议以后，看到中国威信在上升，认为对他是一个“威胁”，于是采取步骤，试图控制中国。

赫鲁晓夫在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两个问题上遭到挫折后，仍然窥探机会，试图把中国纳入苏联的防御体系。

1958年8月，台海局势紧张，赫鲁晓夫于9月间特意邀请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赴黑海海岸与他共度假期。

赫鲁晓夫对刘晓说：“苏联考虑采取具体步骤帮助中国制止美、台侵犯大陆的阴谋。”

赫鲁晓夫说，美、台的优势是在海上和空中，苏共中央经过研究，认为应加强台湾海峡地区的空军力量，使之对美、台海军起威慑作用，希望刘晓将这个建议转告中国政府。赫鲁晓夫这个建议，后被中国政府婉言谢绝。

10月4日，赫鲁晓夫离京回国。10月6日，他到海参崴发表演说，影射中国，说什么“中国像好斗公鸡那样热衷于战争，这是不明智的”。

10月31日，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又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不指名地攻击中国搞“冒险主义”，是“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他别有用心地说起在签订不列斯特和约时，托洛茨基发表左倾的反对意见，提出他臭名昭著的“既不战也不和”的口号。大家知道，德国帝国主义者就是利用托洛茨基的冒险政策来反对苏维埃国家的。

就这样，苏联在赫鲁晓夫的带领下，在修正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中央于1963年2月召开工作会议，总结前一时期的“反修斗争”，并提出下一阶段工作的方针和步骤。

就在这时，中央正式决定成立一个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

小组成员包括廖承志、伍修权、刘宁一、章汉夫、孔原、乔冠华、熊复、胡绳、许立群、姚溱、王力、范若愚等。胡乔木因为生病，没有参加这个写作小组。

起草小组从1962年11月起，住进钓鱼台8号楼实际负责起草工作的有熊复、赵毅敏、姚溱、王力和范若愚，乔冠华工作重点在外交部，同时参加8号楼写作班子的工作。其他小组成员，有的来参加一些会议，有的没有来过8号楼。除了小组成员，还先后调来几个年轻的助理工作人员，有贾一血、朱庭光、崔奇、刘克林、万光、陈思明。

1963年夏，来了两位大校范戈和钱抵千，后期还有孙轶青、薛真、王岳西、黄宗汉。大家习惯地把这个工作集体称为钓鱼台写作班子，8号楼则成为这个写作班子的代号。

钓鱼台写作班子，实际上是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一般情况是，每篇文章或文件，先由写作小组的几位成员负责考虑大纲，由助手们起草初稿，然后开会集体讨论、修改，往往在8号楼这个范围内就要返工几次，修改几次，达到大家认可时，再送邓小平看。

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进行讨论修改，有时当场改好通过，由邓小平送给毛泽东和其他常委审阅，更多的时候是听取邓小平和参加书记处会议同志的意见后，再返回8号楼来改写或加工，再重新送审。

邓小平还常常亲自到8号楼来参加讨论，提出他对文章的意见。

邓小平指导起草小组工作

1962年12月29日，邓小平把起草好的《人民日报》社论稿《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送毛泽东审定。

毛泽东收到社论稿，连夜看完，30日2时写批语给邓小平，说：

文章已看过，写得很好，题目也是适当的。可以于今日下午广播，明日见报。

1962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作为第二篇答辩文章。

《红旗》杂志也在1963年第一期刊登长篇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作为第三篇答辩文章。后一篇文章，毛泽东也看过，没有修改，说文章写得很好。

这两篇社论，各有侧重：前一篇着重批驳陶里亚蒂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包括战争与和平、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态度、“纸老虎”论断、和平共处和陶里亚蒂主张的“结构改革论”等等；后一篇着重从正面论述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区别。其中包括关于时代的看法，关于两大阵营和平共处的问题，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否过时等。

这两篇合在一起，保留了一个最大的余地，就是没有点苏共及其领导人的名。

提到陶里亚蒂，他究竟是谁呢？这还要从1962年12月初讲起。

在当时，意大利共产党举行第十次代表大会，在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所作的总报告及其他领导人的讲话中，提出他们的“和平共处论”和“结构改革论”等一系列观点和主张，同时对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兄弟党进行了攻击。

他们提出的“和平共处论”，主张实现“生产结构国际一体化”和“统一的世界市场”，在全世界“建设一个能够满足人和各国人民对于自由、福利、独立、个人的全面发展、尊重人格、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共处等愿望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创造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

他们认为，核武器出现以后，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和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原理已经失效。核武器将不分青红皂白地毁灭一切，战争的性质已不同于以前所有的战争，不管是为了反击侵略的自卫战争或者是为了防卫帝国主义的挑衅政策，一旦发生世界冲突，就是全人类的“集体自杀”，因此“人们害怕得发抖是有道理的”。

为了起草这篇“驳陶里亚蒂”的文稿，8号楼工作人员阅读和研究了陶里亚蒂的有关言论和意共中央决议以及意大利和西欧工人运动的大量资料，于1962年12月12日拟了一个初稿。

12月16日晨，8号楼进行讨论修改，12月17日，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对12月16日送审稿进行讨论修改。

12月27日，写作小组把排好的新稿送邓小平，邓小平看到新排出的稿子中在回答陶里亚蒂对“纸老虎”观点的歪曲和攻击的地方多加了一句“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他特意打电话来，说这句话讲得好，询问是哪位秀才写的？

接电话的同志回答：是在集体修改时王力加上的。

12月29日上午，邓小平再次主持书记处会议，在这篇社论稿送毛泽东和中央常委之前，又逐字逐句地做了仔细推敲和修改。

毛泽东再论修正主义本质

1963年1月6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会见中央政治局人员。毛泽东说：“有些党依靠压力过日子，还搞收买、颠覆，强加于人，不让各国党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让各国党制定自己党的路线。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阶级斗争的学说。但是现在修正主义者不讲这些，讲阶级调和、和平过渡、全民党，没有阶级性的自由、平等、博爱，超阶级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全民政府等。”

在谈到当时的论战时，毛泽东说：

这一法宝是从意大利取来的。我们现在得到一种机会，可以公开地批评意大利共产党的“结构改革论”。意共把结构改革说成是共产主义的一般方向。我们并非干涉内政，但由于意共说是一般方向，同时又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如果他不公开攻击，我们就不好公开回答。现在就非公开回答不可。

1月8日，毛泽东在离开杭州之前，作了一首大气磅礴的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欲学鲲鹏无大翼，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千万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革命精神翻四海，工农踊跃抽长戟。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毛泽东对自己的诗词要求非常严格。他几乎没有一首是不经过修改就公开发表的。这首词也不例外。发表时，将“欲学鲲鹏无大翼”改为“蚂蚁缘槐夸大国”；“千万事”改为“多少事”；“革命精神翻四海”改为“四海翻腾云水怒”；“工农踊跃抽长戟”改为“五洲震荡风雷激”。

毛泽东用诗词的形式表达了对国际大势的基本看法和斗争意志。

1月15日至21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党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邀请了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代表参加，并积极为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翻案，说宣言与声明对现代修正主义的谴责是“死板的公式”，这样做是使用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野兽的法律”。

当应邀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伍修权在致词中引证宣言与声明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时，大会主席一再阻止伍修权的发言，会场上发出一片叫喊声、口哨声和跺脚声。同时，苏联的《消息报》攻击中共代表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批判是“完全不能容忍的”。

这是苏共领导蓄意利用德共代表大会导演的一场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闹剧。在德共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首次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同时他又提出要大家都停止公开论战，实际上是企图阻止中国代表继续答辩。

针对新情况，中央决定先由中共代表团在大会上致词，强调中国反对假团结、真分裂图谋，同时布置写一篇社论为《在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1月21日，8号楼工作人员写出了一个初稿。由于这篇文章主题比较集中，逻辑结构比较简单，初稿形成的大框架基本可以成立，经过8号楼内开会讨论，补充了一些内容。初稿最后部分写了这样一些话：

我们一贯认为，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只能在兄弟党国际会议上进行同志式的讨论，而不允许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对其他兄弟党进行攻击。为了加强团结，共同对敌，首先要停止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对其他兄弟党进行攻击的错误做法，回到内部平等协商的轨道上来，回到莫斯科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准则的轨道上来。

关于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问题，初稿提出四点建议，其中包括“在等待这种会议召开的时候，各党应停止在广播电台和报刊上进行互相攻击”。

接着，书记处会议召开讨论会，根据中央领导意见，最后写成以下文字：

中国共产党曾多次主张、现在仍然主张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大家心平气和地坐下来，经过充分的同志式的讨论，协调彼此的观点，消除分歧，在新的基础上加强团结。我们愿意同所有兄弟党一起，采取一切有利于和缓关系、加强团结的步骤，以便改善气氛，为召开兄弟党会议准备必要的条件。

这篇文章的发表，阐述了中共中央的一贯立场。

1月20日下午，毛泽东在南昌会见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等外宾。在这次谈话中，谈到了现代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问题。毛泽东说：

现代修正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段和平环境中滋长起来的。他和老修正主义在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不要革命。他们的社会基础是高薪阶层，是那些生活优裕的人。

这些谈话，反映了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国际共运中一些问题的思考。

刘少奇作反修防修报告

1963年2月11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主持这次大会。主要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1963年的经济计划等问题，同时也讨论国际反修斗争问题。

2月25日，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的长篇报告。详细介绍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发展过程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当前情况，争论的性质和主要问题，以及这场斗争的前途和我们的方针。

刘少奇指出：要坚持团结的方针，但是公开分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再发表三篇文章给予反驳，随后争论可能要停止一个时期；当前的工作，是准备两党会谈，准备兄弟党国际会议。

在讨论国际反修斗争问题时，刘少奇与毛泽东都谈了各自的看法。

刘少奇强调说：“要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在军队的组织上，防止出现修正主义。”

毛泽东说：“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是可能，一种是不可能。从十中全会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然后团结上中农，这就可以挖修正主义的根子。”

从国际上的反修联系到国内的反修防修，不仅毛泽东、刘少奇这样想、这样做，中央其他领导人基本上也是这样一个思路。不过，最早提出这个问题，并感到最紧迫的是毛泽东。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2月27日，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第五篇答辩文章，题目是《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这篇文章第一次公开指明中苏两党的分歧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

如果说，前面的4篇文章，还只是澄清或正面回答一些争论问题。那么，这篇文章的发表，则把争论的深度向前推进了一步，指出了这场争论是由谁引起的，谁应对此负主要责任。

2月28日下午，毛泽东在最后一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

这次会从5日算起，开了24天。平行作业，小平同志还有其他一些同志，搞国际问题去了，我也卷到这里头去了。国内问题，这一次我就没有管。少奇同志是两面都管。《分歧从何而来？》反响可大了。在北京的波兰记者、奥地利记者、英国记者，开头可紧张了。看了以后，松了一口气，讲他们国家的只有那么一点。

毛泽东还说：赫鲁晓夫昨天晚上的讲话，一个字也没有骂我们。我们是23日和苏联大使谈的。我看，他是看了我们跟苏联大使的那个谈话了。

谈到国内的反映时，毛泽东说：

我们的4篇文章，苏联又是4篇，即赫鲁晓夫两篇，《真理报》社论两篇，以及法国的、意大利的，在知识分子中可以试验一下。据我看，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能接受我们的观点的。有百分之几，他们是反对我们的观点而欢迎赫鲁晓夫的。究竟百分之几，可以去研究。我看，不超过百分之一、二、三、四、五。这证明我们这几十年的教育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

毛泽东接着说：

现在形势的确是好。我们还没有回答，只是把赫鲁晓夫他们的东西登出来，“游行示众”，一连登了3天，他是23日派人来的，摸不到底，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搞。我们现在有个10万字的东西，要从明天起开始登。还有答复美国共产党的一篇。

最后毛泽东提出，还要把问题转到国内的反修防修来。

中央答辩文章重申立场

1963年3月1日至4日在《人民日报》上连载的《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是中央关于“修正主义”讨论的第六篇答辩文章。

毛泽东对这篇文章极为重视，改了几遍。文章分4天连载，这是毛泽东提议的，他认为这样可以让大家有时间仔细阅读。这篇文章是这一时期连续发表的几篇文章中，最有分量一篇，也是毛泽东下功夫修改最多一篇。

文章共8个部分，11万字。2月3日最先送给毛泽东看的是前三部分，文章题目是“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问题———评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论点”。

毛泽东看过，把题目改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并批示，要提一下1962年12月31日发表的《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那篇文章，说明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

毛泽东先修改是引言部分。在“他们这次既然直接地向我们挑起了公开争论”一句之后，他加写了一段话：

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缄默不言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回答。他们迫得我们没有别的路走。

2月14日，毛泽东修改后的引言打出清样后，毛泽东又加写了一大段话，其中写到：

我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只能采取摆事实说道理的态度，而万万不能采取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全世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定要团结起来，但是只能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只能在摆事实说道理的基础上，只能在平等商量有来有往的基础上，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团结起来。

15日下午，毛泽东把清样第二部分的标题改为“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大争论的性质是什么？”

17日，毛泽东又在第八部分，即最后一部分的初稿加写了一大段话，着重剖析了一种现象，就是给别人扣上“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帽子的人，却惧怕别人的答辩文章，严密封锁。

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你们既然肯定我们的文章是错误的，何不将这些错误文章通通发表出来，然后，逐条予以批驳，以便在你们自己国内的人民中间能够引起痛恨，痛恨那些被你们称之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邪魔歪道呢？你们为什么不敢这样做呢？为什么要封锁得铁桶一般呢？你们怕鬼。一个“教条主义”亦即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幽灵在全世界徘徊着，这个幽灵威胁着你们。你们不信任人民，人民不信任你们，你们脱离群众，所以你们害怕真理，害怕的情况达到那样可笑的程度。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好样的，站出来，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面前公开辩论，双方互登对方一切批评自己的文章。我们希望你们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敢于全部全文地登载你们的东西。在登载你们一切痛骂我们的“伟大”作品以后，然后逐条地或者扼要地驳斥你们，当作我们的回答。有时我们只登载你们的错误文章，我们一个字也不作回答，让读者们自己去思考。

毛泽东对这场论战充满自信，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真理在手、以理服人的雄浑气势和魄力，这种气势和魄力加上犀利的笔锋、雄辩的逻辑，使得中国共产党在这场论战中屡占上风。

过了一天，毛泽东对第八部分又进行了一次修改。他改用《共产党宣言》结尾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为这部分小标题。并以3句口号作为全文结束：“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这样就更增强了这篇文章在当时的震撼力和号召力。

2月20日上午，毛泽东最后审阅了引文和第八部分。他在批语中，写了少满意评价：“改得很好，很完整，再也没有遗憾了。”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这一长篇文章，是自1960年4月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3篇文章以来，最为系统也最有分量的文章，全面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期对时代主题和国际局势的基本看法，以及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些重大问题的基本看法。名义上是批驳陶里亚蒂，实际上是针对赫鲁晓夫等人。

文章一共讨论了7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大争论的性质是什么”？文章认为：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在理论问题、根本路线问题和政策问题上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论战。论战中的思潮，归根到底，一种是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一种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当前这场争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国际规模的论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当代世界的矛盾。文章重申了毛泽东在1946年同美国记者斯特朗谈话中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列举了16年来世界形势的重要变化。他指出：“美帝国主义者的奴役政策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矛盾，美帝国主义者向全世界的扩张政策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矛盾的焦点。这种矛盾，特别表现为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新老殖民主义者之间争夺这些地区的矛盾。”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战争与和平。文章重申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和“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论断。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张依靠社会主义国家力量的团结和发展，依靠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依靠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依靠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斗争，来保卫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国家与革命。文章重申马克思、恩格斯根据1848年到1851年经验，和1871年巴黎公社经验总结出来的，关于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用什么代替被摧毁的国家机器的有关论述，重申列宁提出并为俄国十月革命证实了的无产阶级战略原则，着重批驳了“结构改革论”，实际上是批驳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理论。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文章重申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强调要“敢于藐视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反对“畏惧敌人，不敢斗争，不敢胜利”的改良主义或投降主义思想。

第六个问题是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文章阐明如何正确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何正确地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等问题，认为“现代修正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并试图划清同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

第七个问题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团结。文章重申1月27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基本论点，强调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基础上的团结。

这篇文章在中苏论战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中许多观点，是多年逐步形成的，可以说是对中苏两党分歧和争论的一个初步总结。这些观点，后来都被吸收到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而且进一步地理论化和系统化。

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第七篇答辩文章，即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

从1962年12月15日到1963年3月8日，作为第一轮论战，中国共产党先后共发表7篇答辩文章。这些文章都没有对苏共领导人进行指名批评，以留有余地。

7篇答辩文章发表以后，中苏两党之间的论战暂时平息了下来。这是双方准备下一轮两党会谈的共同需要。实际上，这种暂时的宁静，又在酝酿和准备着更加激烈的新一轮争论。

毛泽东密切关注中苏会谈

1963年7月6日至21日，中苏两党会谈在莫斯科举行。7月8日，邓小平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发言。

这次发言，连同翻译时间5个小时。10日和12日，苏斯洛夫和邓小平分别作长篇发言。以后，又经过4轮发言，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7月19日提出暂时休会建议。

在7月20日的会谈中，苏联代表苏斯洛夫表示同意中方的建议。接着便起草了两党会谈的公报。宣布：“代表团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继续会谈的地点和时间将由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另行商定。”

毛泽东自始至终密切关注两党会谈情况，直接指导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工作。会谈期间，几乎天天召集周恩来等人开会，研究代表团来电及其他有关问题，及时提出对策。

1963年7月13日，两党会谈期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这个题目，是毛泽东拟定的。抓住团结的旗帜，以防苏共推卸破裂的责任。

中苏两党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这是预料之中的。然而，出人意料的是，7月14日，苏共中央在《真理报》上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中央6月14日复信作了全面的批驳。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再发表一个声明，同时发表7月14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并再一次以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6月14日中共中央的复信。

7月15日，中苏会谈举行第六次会议。彭真发言，首先提出苏共中央在两党会谈还在进行时发表《公开信》攻击中国共产党，严重损害两党会谈，使人有理由怀疑苏方对会谈究竟是否有诚意。

彭真质问对方：你们这样急急忙忙采取这一严重步骤，究竟想干什么？他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郑重声明，保留评论《公开信》的权利。接着他着重谈了维护和平与支持革命的关系问题，批判苏共领导提出的“三和”路线，并驳斥波诺马廖夫为“三和”路线所进行的辩解。

7月17日下午，举行第七次会谈。苏方由苏共中央书记、苏共中央联络部长安德罗波夫发言，他主要为赫鲁晓夫辩护，指责中国在6月14日信中不指名地攻击了赫鲁晓夫，这次会谈中又多次指名批评赫鲁晓夫。他说中国想挑拨赫鲁晓夫同他们党中央的关系，他大讲赫鲁晓夫同苏共中央是一致的，赫鲁晓夫代表苏共，批评赫鲁晓夫就是批评苏共。接着安德罗波夫也重弹国际共运首要任务是实现“三无世界”的论调。

7月18日下午，代表团接到中央发来的电报，中央同意代表团对当前中苏关系的分析以及对苏美英三国关于部分停止核试验谈判的看法。中央指出，从当前情况看，苏共中央已下定决心不想在这次中苏会谈中解决问题，特别是他们在《公开信》中直接点名攻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说明他们没有想解决问题的诚意。因此代表团在会谈的后半段应放手批判苏共领导的错误，主要点名批判赫鲁晓夫，至少把代表团原来准备的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发言稿讲了。中央指示代表团准备再开一两次会议就结束这次会谈，可以提出以后再继续谈，但不要答应停止公开论战。

7月19日，举行第八次会谈。中方代表原先在北京准备的几篇发言稿，其中有一篇讲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还有一篇讲斯大林问题，当时把两篇加以修改合成一篇，作为中方代表的发言稿。中方代表在发言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批判了苏共的“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观点，然后就集中讲斯大林问题。

在北京时，8号楼工作人员和中央有关机关的研究人员曾尽力搜集了赫鲁晓夫有关斯大林的大量言论，把他过去讲的话同后来讲的话加以对照。在这次发言中，揭露了赫鲁晓夫过去如何肉麻地吹捧斯大林，从苏共二十大起又如何恶狠狠地咒骂斯大林的真实情况，指出了赫鲁晓夫出尔反尔、自打嘴巴的形象。

讲到这里时，苏斯洛夫神情异常，当即声明：“你们这样攻击赫鲁晓夫同志，我提出抗议！”

波诺马廖夫也几次想打断中方代表的发言，但邓小平没有理睬，让中方代表继续把稿子念完。苏斯洛夫再次表示抗议，说他们断然拒绝这个发言。这是过去7次会谈中没有的现象。

邓小平在莫斯科两党会谈行将结束时说：“我看会谈像这样再开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7月19日第八次会谈一结束，邓小平即来到使馆那间保密室，主持代表团全体工作人员开会，提出向北京发电，向中央报告当天会谈的情况，说他们已完成把斯大林问题端出来的任务，准备下次会谈时即提出中苏两党会谈暂停的建议，请苏共派代表团到北京继续会谈，特别提出请赫鲁晓夫来。

7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苏共中央公开信时，加了一个编者按。编者按列举苏共中央公开信中采取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制造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事例。例如，关于核战争问题，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惜通过世界核战争，牺牲亿万人，来取得社会主义；关于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问题，说中国领导人对他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关于把思想意识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问题，本来是由苏联造成的中苏经济贸易缩减，却反而责怪到中国方面。

在列举了这些事例后，编者按说：

类似这样的情况，通篇皆是，总共有七八十处的样子，举不胜举，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提供材料，加以澄清。

这是毛泽东审定编者按时加写的。这就是后来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9篇文章的由来。

7月21日下午，邓小平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返回北京。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一同前往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首都各界5000多人也到机场欢迎，场面格外隆重热烈，是前所未有的。

就在中苏两党在莫斯科进行会谈的时候，从7月15日起，美、英、苏三国代表也在莫斯科会谈，讨论部分禁止核试验的问题。

7月25日，三方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在当时，中国正在抓紧进行核装置研制工作。这是美苏勾结企图进行核垄断，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的骗局。

毛泽东很重视这件事。7月28日、29日、30日，连续3天召开会议，研究对策。

7月31日，针对三国条约，中国政府发表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修改、毛泽东审定的声明。在这个声明中，中国政府建议，全世界所有国家庄严宣布，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

保持中立态度的《柬埔寨电讯报》也发表评论说：人们本来希望中苏之间取得妥协，但赫鲁晓夫同西方接近的既成事实，使这种希望完全化为乌有。

周恩来率团访苏修补关系

1964年10月16日，苏共中央全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发表公报，宣布解除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任命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消息传来，似乎为陷入僵局的中苏两党关系带来了一线转机。

也就在这一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这两件事巧合地遇在一起，整个北京、整个中国处在一片欢腾之中。

在当时，毛泽东对这两件事用两句话来描述：“无可奈何花落去，无可奈何花已开。”

前一句是指赫鲁晓夫下台，后一句是指中国成功爆炸原子弹。这是毛泽东在10月19日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大家议论美国总统约翰逊最近的一篇讲话时说的。

在当时，还议论到是否能争取10年和平时间的问题，毛泽东说：

有可能。再有10年，原子弹、氢弹、导弹都搞出来了，世界大战就打不成了。将来我们要把原子弹试验转入地下，不然污染空气！

10月16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向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发出贺电。

毛泽东在住处连续召开会议，研究局势，商量对策，决定借苏联十月革命节的机会，派周恩来率领高规格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苏联访问。

1964年11月5日，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在同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党政代表团的会谈中，周恩来透露了本意：赫鲁晓夫下台是好事，会使苏联党和政府的政策有一些变化。我们想做一点推动工作，推动他们向好的方面变化。

在周恩来等同苏联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等的会谈中，苏方表示：过去苏共是集体领导的，在同中共中央分歧的问题上，苏共中央内部甚至在细节上也是没有分歧的。

11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为中苏大论战划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