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梁启超与民国政治”是萧公权先生给我的题目，迟至今日始勉力完成，虽是愧疚得很，但已如释重负。十三年来，承知友关怀，盼望此书早日问世，其所以姗姗来迟者，实因题目太难和所遭遇困难很多的缘故。题目难，至为明显，所遭遇的困难，已无庸叙述，只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梁任公是一位声名洋溢的知识分子，当其热情奔放的青年时代，他有种种理想，一度有志革命，然不旋踵间，转趋温和，认为渐进的改革才是正途。如是者几番改变己见，每一改变，皆能发而为文，洋洋洒洒，“言人口中之所不能言，心中之所欲言”，不知风靡了多少同时代的人物。但坐而言与起而行之间，是有着极大距离的。人皆喜于批评握有权力者当如何，而不当如何，然一旦身历其境，或因困于环境，或因理想主观过强，疏忽了客观形势；或因发生逆来的事故阻挠，不但不能遵循理想而行，甚至陷于进退失据的状态，被迫置理想于不顾。政治学者洪庭洞尝谓：革命家喜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改革家则不轻易同时推动多种政策；由于后者难以满足前者的要求，因此被批评无能或保守。然而前者当轴之后，却又发现快刀斩乱麻的办法是有其限制的，并非事事皆能以激烈手段解决，因此，昔之革命家一变而为保守者，甚至一筹莫展，无所作为。梁任公在清末由革命家一变而为君主立宪主义者，辛亥革命民国建立后，再变而拥护共和。民国元年结束其十四寒暑的流亡生涯归来，组织政党，担任阁员，“非国务大臣不做”的愿望终于实现，其于民国初年之财政、司法、外交，乃至于整个国家大计，直接间接，皆尝担任决策角色。然其理想实践程度如何？何以其正面政治生活又若是之短暂？何以在护国之役、讨伐复辟，以及新文化运动中，其表现又与革命家无异？任公对民国之贡献如何？盖难估计。谨就上述范围，试为探讨梁氏进退之道，激进与缓进，何者为是，作一答案，这答案是否允当，朋园不敢自是，仍请方家赐予指正。

本书初稿于七年前草成，承蒙吾师郭廷以先生在体衰中过目指正。萧公权夫子命题在前，复加审阅指教，并承作序谬奖，前辈之爱，谊高云天，除拜感万分之外，并愿我辈后学，应以此师道作为培育人才的范律。廷以师逝世已两年余，人天永隔，报答无由，仰望穹苍，恸怅曷极！萧公权夫子健康如恒，福寿绵绵，更祝他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本书从撰写之日起，至问世之日止，承黎安友（Andrew J．Nathan）、李又宁、金承艺、陶晋生诸老友初审指正，秦贤次、康葆延、黄宽重诸先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同仁，或提供史料，或补充观念；郑亦芳、刘纪曜、张瑞德、雷慧儿诸同学校读；张宛慧小姐编定索引；美国福特基金会、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支助；食货主人陶希圣不但过目指教，并以其出版社印行，谨在此一一致谢。

岳父母汪宗鲁、聂炳霞大人，视我如子，妻雁秋视我如兄，都鼓励我只管读书，不问家事，我无后顾之忧，而能专心研究教学，这种幸福，诚如佛家所言，真不知几生修来！我不敢言谢，只有继续努力，希望能够为学术界多贡献一份绵力，不辜负他们的愿望。

张朋园 于台湾南港

1978年2月5日

1. Samuel P．Huntington，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Chap.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