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书的世界是一个气象万千的世界，可以涵养人们气象万千的性灵。人性而有灵，端赖书籍点点滴滴的滋润和涵养，由书籍来疏通郁积和创伤，由书籍来增强智慧和兴趣。不妨这样说，读书有如饮清泉，甘洌可喜；读书有如品浓茶，苦涩提神。总之，读书能够使人知道世间凡百滋味，拓展人们海阔天空的心胸。也可欣慰者，是我一辈子都在读书，没有怠慢书，逐日披卷，兴味日深，真所谓漫漫长途，以苦为乐，倍增其乐，收获了一个丰富、充实而博洽的心灵。记得欧阳修说过：“读苏轼之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从别人书的高明处感到自己的不足而称快，是何等胸襟，唯此才能懂得何为“以书为友”，何以感受到“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了。读书不能囫囵吞枣，应该仔细咀嚼滋味，乐中嚼出苦，苦中嚼出乐，甘中嚼出涩，涩中嚼出甘，深度咀嚼，细嚼慢咽，才能使书与心连结起来，成为棒打不散的鸳鸯。也就是说，读书之乐，应是二分兴趣，三分无奈，五分执着，以苦为乐，才是真乐，乐在心灵深处，才能领略到其中的滋味绵绵兮久长。

谁人不知，囫囵吞枣，是读书的大病。有一则笑话说：有人评议“梨益齿而损脾，枣益脾而损齿”，一个呆子想了很久，才说：“那么，我吃梨就嚼而不咽，不能伤我的脾胃；我吃枣就吞而不嚼，不能伤我的牙齿。”大家哄堂大笑：“你真是囫囵吞却一个枣也！”我似乎还能克服囫囵吞枣的毛病，能够含英咀华，但又有朋友半夸半嘲地说：你读书读成了精。其实，岂敢！孙猴子是精，但我已有言在先：书把人与猴子分了类。我和孙猴子非其族类，不敢高攀，假如妄意求之，取辱而已矣。我无论怎么学，就像拼命三郎石秀那样挥舞杆棒，汗流浃背，也变不出孙猴子的金箍棒，不会精灵到七十二变，大闹天宫与二郎神交战，滚下山崖，变了一座土地庙，张口为庙门，牙齿变做门扇，舌头变做菩萨，眼睛变做窗棂。只有尾巴不好收拾，竖在后面，变做一根旗杆。鲁迅小时候读《西游记》，读到这个细节，是笑出声来的，他到了知天命之年，还对这个细节津津乐道。假如不信，请看鲁迅的《花边文学·化名新法》，就还保留着这份天真，记录了孙猴子的这种花招。我辈自然不能如孙猴子作此神通变化，只配苦学精思，潜心孤往，苦乐兼杂。

如果说能够坐得稳冷板凳，却也并非虚言。这一点“坐功”，对于一个读书人非常要紧，我是不会忘记、不敢懈怠的。这也就是历史学家范文澜说的“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了。那可是真功夫，靠坐冷板凳，换取真才实学。话又说回来，今日读一本，明日读一本，读得多了，慢慢地也摸到了一些窍门。套用佛学的话头：居世间与书为生死不得离，那就只能以苦为乐，非常为常，是为思想颠倒、为意颠倒、为见颠倒。在读书中，把自己的思想和书中的思想颠来倒去的比量，是可以收获“非常为常”的精神超越和思想彻悟的。读书须有把冷板凳坐热的恒心，才能积累学识，开通智慧的灵窍。

对于“成精”这个话头，也可能有人指着本书里收录的文章题目说，“开窍可以使读书成精”，这不是“成精”又是什么？于是我无言以对。仔细想将起来，此“成精”非彼“成精”，其中并无丝毫神秘，无非指坚持不懈地读书为文，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如《后汉书》记述张衡模仿班固的《两都赋》，作《二京赋》，“精思傅会，十年乃成”。这就是人们经常挂在口头上的“十年磨一剑”了。当然也可以指开卷认真，精益求精，密益求密，或如前人所云“古文须从王荆公（王安石）刮磨一过，古诗须从黄山谷（黄庭坚）刮磨一过，此即韩公（韩愈）‘陈言务去’之义，足医下笔率易之病”，追求的是“致广大而尽精微”，是从读书中听到智慧的笑声。假如废书不观，不去请韩愈、王安石、黄庭坚等一流高手来打磨一番，那么所谓智慧也就等同马勃牛溲了。

请注意，我这里说的是“开卷认真”，而不是习惯说法“开卷有益”。这是由于现时代各类书籍铺天盖地，有的提精神，有的伤精神。阅读起来，有的是“正阅读”，有的是“○阅读”，有的是“负阅读”，对人的损益甚是悬殊。因此开卷是有益、还是无益，还要“认真”考量和选择，即所谓“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是也。书海航行，需要认真选择航道，以便“直挂云帆济沧海”，不至于触礁沉没，葬身鱼腹。读书须选择，以“读好书”求“读书好”，这才是明智之举，是对自己负责任的行为，切记切记。

本书辑一是“读书的窍门”，讲的是读书之道和读书之技。读书不可卖弄窍门，却又不可不寻找窍门。读出智慧的笑声，就是把智慧作为读书的一根弦，投入智慧，撷取智慧。不投入智慧，书是死书；不撷取智慧，人是呆人。既投入又撷取，就把读书当成精神的艺术体操，翻身跳跃，活泼刚健，精神一爽，拍案惊奇。读书也须注意读书的战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的“三种之境界”，其实就蕴含着读书、治学的战略：“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讲的是读书治学要“独上高楼”，立足点要高，然后纵观博览而弄清其来龙去脉，就是“望尽天涯路”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博览之后要精思细察，为破解其中奥妙，而殚思竭虑，哪怕劳神费力、颜容憔悴，也在所不辞。所求的乃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千寻百觅，上下求索，终至豁然开朗，体悟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学理通则而获得精神的自由。为学也就成了精神的艺术体操，读书时兼顾上下古今、前后左右，涉及古今中外，注入人情物理，在空间中读时间，在时间中读空间，融古今于一瞬，悟真谛于寸心。于此期间，人文地理学、历史编年学的思想方法应该经常运用，它是将知识精确化，化入人的精神肌理的两把钥匙。有了这两把钥匙，你就可以大喝一声：“芝麻开门！”打开治学的门径。

至于本书的辑二“治学的途径”。端是学海苍茫，敢问路在何方？其实，路就在脚下。读书是走向治学之路的一级级台阶。书读得多了，见识得多了，“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通晓文献，比较参证，有所识见，再加上必要的学科训练，治学之举也就水到渠成了。治学并无神秘，关键是知道怎样入门，而不是在门外徘徊。入门之处，确实存在着如陆游所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扑朔迷离的情境。但是只要明白治学重在创新，要善于在芜杂的材料中发现前人没有解决、甚至没有提出的新问题，然后以大量的证据，从前后左右的各个层面和角度，进行逻辑严密的推衍论证，就可以得出自己的创新见解。在这里，敏锐的“问题意识”是关键。找出了有价值的问题，就找出了通向治学的路，如鲁迅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在无路中拓路，乃是治学的本质所在。

最有效的治学方法和路径，也是与读书相关，就是直接面对经典作品本身。以大眼光看问题，中国拥有这么丰富深刻的文化经典和文化经验，完全应该创造出世界上第一流的文学理论体系。最要紧的是发现中国经典的原创权，把“发现原创”这四个字作为基本的思维方式。就个人而言，当然只能在“发现原创”上做一枝一节的事情，但是要使这一枝一节有方向、有意义，必须要有全局性的大眼光。比如要真正读懂文化中国，必须从它的源头《论语》、诸子，《诗经》《楚辞》开始。这就有必要追问：《论语》为何叫《论语》，而不是按照其他子书起名为《老子》《庄子》《孟子》《荀子》的通例，称为《孔子》？《论语》是何时经过几手编纂成的，为何在二十篇中有六个弟子的名字上了篇题？《论语》对孔子之言，有“子曰”、“孔子曰”、“夫子曰”三种称谓法，缘由何在？那些“子曰”多是语录体，是否可以从考订编年入手，恢复说话的时间、地点背景，重现当时的历史现场？这些都是两千多年来没有认真解决，甚至没有加以关注的问题。能如此提出问题，就是“问题意识”的效应了。尽管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很深的学术造诣。然而对于这些基本问题，如果任凭模糊了事，或随意为说，是会成为我们的文化软肋的。软肋久存，直接影响了对经典的认知，更无从在经典的字里行间发现古人的生命痕迹、文化基因和智慧的脉络。这就要求我们能够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眼光如炬，心细如发。

读书与治学，都应当作一种生命的投入，使之成为你的另一种带有智慧的生命形式，带着你的生命和智慧的体温。这样，读书时就要重视自己的第一感觉，因为感觉联系着人的活生生的生命。感觉也许还是朦朦胧胧不成体系的，但它包含着你的思想的萌芽，是非常宝贵的，要抓住它、重视它，而不要让很多概念蒙蔽了自己的眼睛。有感觉，才有悟性。我之研究文学，非常推重悟性。文学之为物，本身就是充满异常灵性，研究文学而没有悟性那是不可理喻的。正如钱锺书所言：“学道学诗，非悟不入。”当然，悟不是凭空而悟，而是在丰富的材料基础上的即物而悟。冯友兰在谈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时，提出了搜集史料要“全”，审查史料要“真”，了解史料要“透”，选择史料要“精”。这全、真、透、精四个字，就是感悟之源。治学要做实实在在的学问，要用多重证据来做学问。证据充分，才能洞悉源流，返回根本。我主张治学要回到中国文化原点，对中国文化进行一种还原性的研究。所谓还原，就是对中国文化基本事件的总体脉络，中国文化重要现象的生命特征，进行实证性的回溯和呈现，在根本上就是为了考察和发现中国文化的原创性存在。湖北荆门市郭店楚墓竹简《成之闻之》说：“是君子之于言也，非从末流者之贵，穷源反本者之贵。苟不从其由，不反其本，未有可得也者。”这种“穷源反本”思想，就是我们所说的“返本还原”，它是蕴含着非常深刻的文化智慧的。或者可以概括成生命的还原，思想过程的还原，文化基因的还原，民族思想文化发生的丰富复杂脉络的还原，这“还原四义”。

应该看到，除了读书之外，治学的途径呈现为丰富的形态。我曾经提出“治学五路径说”。1924年章太炎批评当时的大学教育只重“耳学”，就是指用耳朵去听讲的这路学问，而不重“眼学”，不读原始著作。他提出学问首先要用眼学，读原始经典。他是把眼学作为进入学术的第一法门。由此进一步推衍，治学的路径，除了眼学、耳学之外，起码还有“手学”，要动手去搜集材料；有“脚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用脚去作田野调查；此外还应该有“心学”，用心去体验、辨析和思考。既然天生吾身，赋予多种感应器官，我们就应该把它们充分调动和运用起来，以心灵头脑来统筹调动手、脚、眼、耳之学，综合为用，力争把学问做深、做透、做大。这就是治学的五路径：眼学、耳学、手学、脚学、心学。

其中对于脚学，即“文学的田野调查”，可以多说几句。以田野调查拓展文学研究的知识视野，可以在寻访文化遗迹、遗址中，身临历史现场，睹物怀古，思绪穿行于古今，不断地思考古往今来的文学浮沉盛衰。可以搜集文化名人的族谱和其他地方文献、遗迹照片、古贤画谱，可以同对古贤掌故、地方文物了如指掌的当地专家进行深入的对话。面对前人曾经登临作怀古诗词的地方，思考着历史是否可以和如何能够复原，情景现场产生了“文化回音壁”的效应。脚踏在这方土地，心连着文学的脉络，遗址撞击着心灵，访谈纠缠着思绪，文献修补着残缺。田野调查可以激发你对历史的深层思考、对文学的透彻感悟。这就把治学做成一种面对苍茫大地的开放性学问了。脚踏大地的开放性，是治学成功的心理状态。在这个知识系统里面放进另一个知识系统，可以在知识碰撞中产生创新思想的火花。比如在文学研究中放进考古学，或在文学研究中放进地理学，或者汉语文学研究中放进少数民族文学，新的维度进来之后就触动对话，智慧是在交叉中获得升华。学科的进展往往是在一种学科视野中增加另一种学科视野，产生了对话关系，生成了新的学思空间。

读书与治学，二者构成同一个生命共同体，是一个铜板的两面。读书是治学的初阶，治学是读书的登堂入室。二者都会遭遇种种迷津，都以破惑解疑，渡过迷津为乐事。记得唐人为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作序，称赞玄奘法师：廓群疑于性海，启妙觉于迷津。虽然所渡迷津有异，但廓疑觉迷，都是读书治学之人要做的功夫。渡过迷津，那就可以从从容容、神清气爽地探索精神的泉源了。中国文学和历史还存在着诸多千古迷津，需要我们博览精思，锐意探求，造宝筏而渡迷津，使文化家底了然于心，以便灌注充沛的元气于现代文化创新之中。

2015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