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岁月，似水流年。

卷着淡淡的馨香，游走在嘈杂的人世。书，是滚滚红尘里最动人的一抹馨香，它明丽而清新、美好而纯净，让人忍不住为之动容。遨游在书的世界，所有的繁杂便被简约取代；成长在一个书香缭绕的幸福之家，所有的烦恼也都有了归属。从婴儿到少女，从豆蔻到白发，杨绛终其一生，都深受开明、民主、和谐的家庭氛围的影响。

“我自己就是受父母影响，从淘气转向好学的。”对于父亲杨荫杭，杨绛有着发自内心深处的敬重与崇拜。

“爸爸说话入情入理、出口成章，《申报》评论一篇接一篇，豪气冲天、掷地有声。我既佩服又好奇，请教秘诀，爸爸说：“哪有什么秘诀？多读书，读好书罢了。”在父亲的影响下，杨绛爱上了读书。父亲的刚正不阿，也让杨绛深受影响。

杨绛的母亲唐须嫈操持一家大小衣食住用，但她也是知书达理的奇女子，不仅做得了家务，也念得了书本。闲来无事的时候，还会翻阅古典文学、现代小说，自己一个人读得津津有味，并时常提出新见解，堪称新时代女性的代表。

父母的无话不谈、伉俪情深，对杨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终其一生，她都在书香世家特有的开明、民主、教养中成长，她的刚烈与果断来自父亲，她的温婉与淡然来自母亲，她的独立与信仰来自家庭。她深受严父慈母爱的感染和熏陶，因此才能在风雨飘摇中随遇而安。

望俨然，即之也温

1878年，美国小说家厄普顿·辛克莱、病理学家乔治·惠普尔以及舞蹈家邓肯等人相继诞生，祖鲁在伊山得瓦纳战役中击败英国军队，中国则接连发生了一系列诸如开平矿务局成立、国内第一套邮票发行、《中美续增条约》签订等大事件。当时的中国已是清政府统治的末期—光绪四年，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早已暴露无遗。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就已经逐渐走向了衰落，而民众的生活也由此变得水深火热。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位于江苏省无锡市的一户普通人家中，隐约传来了几声新生儿的啼哭。这户人家的主人曾经在浙江做过很小的官，虽承蒙上一代人的恩泽，现下有房屋可以居住，但却因为没有田产，只能勉强糊口度日，可谓是真正的“寒素人家”。

新生儿在家中排行老三，父亲为其取名“荫杭”，字补塘。杨荫杭家中兄弟姐妹共6人，其中，大姐、大哥以及最小的弟弟都先后不幸早逝，余下的两个妹妹也都在出嫁后各自同夫家断了联系。

小时候的杨荫杭备受父亲和祖父的宠爱，但同时也接受了来自他们的严厉教导。对他而言，最深刻的记忆莫过于祖父一边给他剥瓜子吃，一边逐字逐句地教他背诵“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等名家诗词。

1895年，凭借着优异的考试成绩，17岁的杨荫杭成功入读天津中西学堂。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官办大学，天津中西学堂在随后的发展中曾经几易其名，最终发展为今天的天津大学。对于当时的杨荫杭而言，他选择这所由盛宣怀刚刚创立的崭新学堂的原因主要在于：免学费、教学模式以及配套设施等均采用美国模式。

但开学不久，由于学生们对由外国人把控的伙食心生不满，在学堂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潮运动。并未参与其中的杨荫杭，看到之前勇敢激昂的同学们在学校的“镇压”和追责过程中一个个做起了缩头乌龟，生怕被学校当作典型“杀鸡儆猴看”。这时，杨荫杭主动站出来担起了这份“罪名”，遂被开除学籍。

接下来，他重新考入了同样由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并于1898年被学校保送至日本早稻田大学进行深造，直至1902年由于母校急需翻译人才而肄业回国。这期间，中国国内则先后爆发了“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

虽然远在日本，但杨荫杭也没有只顾埋头书海、不理世事。他参加日本留学生们发起的“励志会”，与雷奋、杨廷栋等人创办《译书汇编》以及利用暑假回国探亲的机会宣传并鼓励无锡的进步青年加入“励志会”，进行反清革命。

留日归来后，杨荫杭在母校南洋公学译书院任职，主要编译了《名学教科书》一书。1903年，由于经费方面严重不足，译书院停办，杨荫杭也由此离开上海重回无锡，协同留日学生蔡文森、顾树屏等人创办了提倡研究理化并学习英语的“理化研究会”，聘请一名日本教师为学员们教授自然科学，带领并影响了一部分人的思想观念，其中就包括杨荫杭的妹妹杨荫榆。

不久之后，杨荫杭再次回到上海，成为《时事报》的一名编辑。同时，也在《大陆月刊》《苏报》等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宣扬自己的革命思想以及在澄衷学堂、务本女校等校教课。

澄衷学堂是由宁波籍企业家叶澄衷于1900年创办的，著名文学家胡适曾经就读于这所学校，杨荫杭正是教授他的先生之一。关于这一点，杨绛在文中回忆道：抗战胜利后，我在上海，陈衡哲先生请我喝茶，曾见过胡适，他用半上海话对我说：“我认识你的姑母，认识你的叔叔，你老娘家（苏沪土语‘尊大人’的意思）是我的先生。”据说他那时在中国公学读书。钱锺书对我说，胡适决不肯乱认老师，他也不会记错。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国内各种势力均蠢蠢欲动。碍于之前参与并组织的革命团体和活动的影响，为了避免被缉捕入狱，杨荫杭再度远离家乡，进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读法律专业，并对西方的民主法治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毕业论文《日本商法》更是备受导师的赞赏而被收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法学丛书。

在学习西方民主法治期间，杨荫杭先前激昂的反清情绪逐渐冷静下来。他一方面仍旧愤怒于清政府的迂腐落败，另一方面又寄希望于西方民主法治来“改良腐朽透顶的专制制度，挽救贫穷落后的中国”。

怀抱着这种以法治国的美好幻想，杨荫杭回到国内，经由张謇（曾聘请杨荫杭同学雷奋作为自己的高级顾问）引荐进入北京法政学堂任教。听闻杨荫杭对东西方法律颇为精通，皇室成员善耆特意邀请他利用晚上时间为自己进行授课。

1911年，辛亥革命取得成功。在张謇的再次推荐下，杨荫杭就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兼司法筹备处处长一职。任职期间，他秉公执法，刚正不阿，不畏权贵，不惧流言。比如，江苏士绅们联名登报欢迎打败军阀顺利进城的张勋，认为“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的杨荫杭却并不怎么认同这位“辫帅”，故而在发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上的欢迎者名单后，专门重新登报申明自己不欢迎的立场。

时隔不久，碍于北洋政府“本省人不能担任本省官职”的决定，杨荫杭被调往相邻的浙江省，仍然担任高等审判厅厅长职位。当时的政府效仿西方实行“三权分立”的法治制度，意即各省的督军、民政长和高等审判厅厅长三者之间互相监督，互不干涉。

刚上任，杨荫杭便接到一起恶霸行凶杀人事件。该恶霸在过去的几年里，仰仗自己同督军朱瑞有裙带关系而肆无忌惮，作恶多端。面对被害人家属的上诉请愿，杨荫杭以司法独立和“杀人偿命，不能宽宥”为由，果断拒绝了民政长屈映光的多次出面说情，坚持判处恶霸死刑。

他不留情面的拒绝让屈映光恼羞成怒，随即向当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告状，表示“此人顽固不灵，难与共事”。幸得杨荫杭同窗好友张一簏（时任袁世凯机要秘书）从中周旋调解，最终以袁世凯手批恶霸“此是好人”并将杨荫杭调至北京了事。

袁世凯称帝失败，黎元洪执政后，杨荫杭被任命为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只是彼时的杨荫杭对在国内实行西方民主法治的幻想已经所剩无几，他已经看透了军阀政府的专制、腐朽与残暴。尽管如此，他仍然尽己所能，为促进和维护民主法治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1917年，时任交通总长的许世英被报纸披露曾滥用职权安插亲信、贩卖官位以及贪污受贿等。得知这一消息并派人查明情况后，杨荫杭迅速下令传讯许世英并将其扣押，在京城内外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主要是因为作为近代中国政坛的著名人物、司法界的元老，许世英不仅曾因护驾有功而得到清政府重用；民国成立后，更是先后在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等政府担任奉天高等审判厅厅长、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交通总长和国务总理等职。

当晚，各界人士纷纷向杨荫杭说情要求特许保释许世英，杨家电话一夜未停。说情的声音中自然也包括北洋政府，但均被杨荫杭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理应坚持司法平等为由严词拒绝。眼见劝说无效，第二天，杨荫杭就被北洋政府宣布停职审查，许世英则被宣告无罪并辞去了交通总长的职务。

“因为停职就停薪”，不仅对依靠薪水过日子的杨家造成了严重打击，更是直接触发了杨荫杭内心深处对时局世事的忧虑和愤慨情绪，最终于1919年辞职携家离京南下，重回无锡。

郁积不散的忧愤情绪加上伤寒的侵染，回到无锡后的杨荫杭病倒了，最严重时甚至到了准备后事的阶段。尽管如此，1920年大病初愈后，杨荫杭再次来到上海，出任上海《申报》副主编。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创办最早、时间最长，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申报》凭借着以文人论政、主张民主自由、抨击社会时弊等特点，一跃成为新闻自由的典范。

在《申报》，杨荫杭似乎重新找到了自己内心的激情所在。相关记载表明，仅1920年到1925年间，他刊登在《申报》上的文章就有600多篇，大多以短小精悍的“时评”和“常评”为主，涉及体裁和范围极为广泛。此外，写作之余他还重操律师旧业，专为他人“鸣不平，申诉冤情”。

1923年，杨荫杭再次离开上海，“迁居苏州，专营律师事务，兼为报刊撰文”。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身体原因，他不再做律师，而是重新回到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诗经》，并致力于音韵学的相关研究，著有《诗骚体韵》一书，但未经出版且手稿失散。

抗战期间，杨荫杭不断辗转奔波于上海和无锡之间，最终在抗战胜利前夕与世长辞，享年67岁。回顾杨荫杭的一生，自少年离家求学起，因着各式各样的缘由，他总是在路上，少有停留。

他求新进取、坚守自我、睿智理性、刚正不阿；他是胡适之师，是杨绛之父，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进步学者、法学家。但如果抛掉这些外在的身份和成就，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的杨荫杭，则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他没有和妻子吵过一次架，总是像朋友一样无话不谈；他看上去凝重有威，却从不打骂子女们，哪怕他们犯了什么错误，也只是着急地找来妻子训斥他们。所有孩子里，他最钟爱个子矮小的杨绛，并用猫作形容，调侃杨绛“以矮脚短身者为良”。翻阅杨绛《回忆我的父亲》一文，可以看到他偏执地有些愚昧地认为“女孩子身体较弱，不能用功过度”，喜欢饭后被孩子们围着要点甜食儿，反对置办家产、遵从孔子的“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的教育理论等诸多不同于外界形象的翔实描写。

总而言之，作为杨绛的父亲，他的言传身教对杨绛的性格养成、学业婚姻以及个人发展等方方面面都有着潜移默化的重大影响。杨绛曾说：“在我的一生中，我也一直努力做一个不媚上、不欺下，谨守忠恕之道的正直诚恳的人。”

如春雨，润物无声

小桥古道流水，杏花春雨江南。

诗意温婉，风物万千。宛如水墨画的江南总呈现出一种“花影摇曳、流水缱绻”的惆怅和静然，置身其中，给人以无限的温情和娴静。

无锡，作为正统的江南小城，其江南气质更为明显，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和母亲唐须嫈都是在这样温婉的环境中长大的，自然免不了受到熏陶和感染。

杨家是无锡有名的书香门第，杨荫杭两次出国留学，先后获得早稻田大学法学学士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硕士，对法学尤为精通。除此之外，杨荫杭还是一位对音韵学颇有研究的诗人，平日喜欢一一推敲各个时代的韵书，因此遭到杨绛的取笑：“爸爸读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书。”

但尽管如此，杨荫杭平日说话入情入理、出口成章，就连在《申报》上的评论也都是豪气冲天、掷地有声，这让杨绛钦佩不已。于是，她便向父亲请教秘诀，没想到杨荫杭说：“哪有什么秘诀？多读书，读好书罢了。”于是，杨绛就到家里藏书的地方去翻看，在书里她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从此视读书为“最爱”。

在父亲的感染下，杨绛对书的痴迷程度几乎达到了“疯狂”的地步，无论中文还是英文，杨绛都信手拈来，读得津津有味。一次，杨荫杭问杨绛：“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杨绛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杨绛答：“一星期都白活了。”说完父女会心一笑。

饱读诗书、才情四溢的杨荫杭不仅言传身教地引导孩子们读书学习，对子女的教育也极为开明民主。他非常认真细致地考虑孩子的上学问题，努力做到既尊重孩子、爱护孩子、帮助孩子，又让他们在生活的磨砺中学会勇敢正直、自立自强。

“父亲从不训示我们如何做，而是通过他的行动，让我们体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训的真正意义。”

尤其对最疼爱的四女儿杨绛，他更是倾注了许多心血。发现杨绛喜欢诗词之类的文学书籍，杨荫杭就时常抽空为女儿去买，往往是杨绛喜欢读什么书，不久之后她的桌子上就会有什么书。但是如果买来的书长时间没有得到杨绛的“青睐”，那么这本书就会悄无声息地被杨荫杭拿走。这对杨绛而言，无疑是“无声胜有声”的严厉谴责。

杨绛考入东吴大学后，选学科成了重要的问题。在她自己作了严肃认真的思考后，想选一门有益于人的，但还是犹豫下不了决心，于是便向父亲求助。杨荫杭听女儿说完后，轻描淡写地说，没什么应该不应该，自己喜欢什么就学什么。杨绛心里很忐忑：难道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喜欢小说，就学小说，这些会有益于人吗？

父亲回答说：“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在父亲的引导和支持下，杨绛彻底抛开了老师的惋惜和劝说，选择了自己喜欢的文科。事实证明，杨绛的选择是正确的，正是基于这个选择，杨绛才不自觉地深受父传，将毕生精力投入到创作和翻译中，且坚持“与其写空洞无物的文章，不如翻译些外国有价值的作品”的观点，这才成就了后来的剧作家、翻译家和作家杨绛。

“我的子女没有遗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受过西方先进思想教育的杨荫杭对购置家产也极力反对，他还义正辞严地列举了购置家产的危害：对购置家产的人而言，经营家产需要耗费精力，极有可能把自己变为家产的奴隶；对子女来说，现成的家产让少年们失去了奋斗的动力，从大有可为的人变成了不图上进的废物，实在是得不偿失。

此外，杨荫杭还言传身教，让孩子们自食其力，不能不劳而获，这些都对孩子的心灵塑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为了让孩子们从小养成自力更生的习惯，杨荫杭鼓励子女进行劳作，并将美国的“劳动教育”搬进家中：捉一条鼻涕虫奖励铜板一个，捉一只小蜘蛛奖励铜板三个，捉一只大蜘蛛也奖励铜板三个。对此，妻子唐须嫈还有些担忧：“不好了，你把‘老小’（孩子）教育得唯利是图了。”事实上也不尽然，这种多劳多得的方式极大地激发了孩子们的积极性，没过多久，鼻涕虫和蜘蛛就被孩子们“一网打尽”了。

杨荫杭一身正气，侠义心肠，颇像小说里的英气侠客，尤其是对身外之物，全然不在乎。如果看到、感受到孩子们对拥有某件物品的人充满羡慕或想要占为己有，杨荫杭就这样引导他们：“世上的好东西多着呢。”杨绛知道，父亲是想告诉他们，世上的好东西琳琅满目、千种万种，不会也不可能样样都有。当杨绛的大姐随杨荫杭一起去别人家里做客时，大姐对别人家的地毯、沙发投以称赞和羡慕时，杨荫杭如此感慨：“生活程度不能太高的。”可以说，杨绛对物质生活的淡泊，正是受了父亲的无声教化。

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杨绛将父亲的许多事迹一一道来。作为女儿的第一位偶像，杨荫杭对杨绛潜移默化的影响非常重要也非常巨大。面对压力和诱惑，父亲始终以铮铮傲骨身正其行，对杨绛的影响尤为深刻，她性格中金刚怒目的一面，与杨荫杭惊人地相似。

书香门第的深厚文化涵养以及父亲的开明教育，如同春风化雨，给杨绛带来了一生受用的好习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杨家丰厚文化积淀的感染下，杨绛对中国文化精神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认同。这种认同，奠定了她一生为人为文的基础，也成为后人解读杨绛的根源和线索。

杨绛的母亲唐须嫈，生于江南一个富商家庭，少时曾在上海著名的学务本女中读书，与杨绛的三姑妈杨荫榆、章太炎的太太汤国梨都是同学。作为当时正宗的女性知识分子之一，颇有才华的唐须嫈没有跻身文坛或政界，而是选择建立家庭、相夫教子，做一个贤良淑德的家庭主妇。1898年，杨荫杭和唐须嫈结婚，彼时，他们恰好都是20岁。

关于母亲名字中的这个“嫈”字，杨绛一直认为是颇爱研究古音韵学且爱用古字的父亲“强加”给母亲的。在杨绛先生的文章里，有这样一句话：“我们姐妹几个对丈夫都很好，可是都比不上我母亲对我父亲的好。”由此可知，唐须嫈对待杨荫杭的细致、体贴和周到，这也在无形中给杨绛和几个姐妹树立了榜样。

杨荫杭素来爱穿布鞋，却一直不愿去鞋店试穿，于是，唐须嫈便带着鞋样去鞋店，由店伙计把相同尺寸不同样式的鞋子集中在一起送至杨家，再由杨荫杭亲自挑选中意的。此外，杨荫杭也不喜欢上理发店，于是唐须嫈便付了高报酬把理发师请进家中；等到杨荫杭年老脱发时，唐须嫈已在家中准备好理发的工具，随时“待命”、亲自“上阵”。

的确，唐须嫈是个极其贤德的女性，无论对杨荫杭还是对八个孩子，唐须嫈始终都充满了耐心和关爱。此外，由于杨绛的三姑妈和二姑妈结婚后都同夫家断了联系，就一直和杨荫杭一大家住在一起，尽管如此，在处理家庭琐事上，唐须嫈也从未表现出过厌烦和无奈，反而总是为她们的冷言冷语和存心刁难辩护。

杨绛这样评价自己的母亲：母亲向来不尖锐，她对人事的反应总是慢悠悠的。如有谁当面损她，她好像不知不觉，事后才笑说：“她算是骂我的。”她不会及时反击，事后也不计较。

我母亲最怜悯三姑母早年嫁傻子的遭遇，也最佩服她“个人奋斗”的能力。我有时听到父母亲议论两个姑母，父亲说：“扮官（二姑母的小名）‘莫知莫觉’（指对人淡漠无感情），申官‘细腻恶心’（指多心眼儿）。”在杨绛的印象里，母亲远没有父亲说得这样直接，不留情面。“母亲只说二姑母‘独幅心思’，却为三姑母辩护，说她其实是贤妻良母，只为一辈子不得意，变成了那样儿。”关于这个问题，杨绛甚至作了大胆的猜想：三姑母从夫家回娘家的时候，应该和母亲比较亲密，他们毕竟在务本女中也算是同学。

一家八个孩子，还有寡居的小姑子，仅是家庭琐事，就使唐须嫈的日子忙如陀螺，难得清闲。但是只要稍稍得空，唐须嫈就会赶做针线活儿，做完针线活儿，又拿出床头的《石头记》《聊斋》等细细读起来，以作消遣。

除了经典书籍，唐须嫈还读新式文学作品，比如苏梅的《棘心》《绿天》。某天读完她还问杨绛：“她怎么学着苏雪林的《绿天》的调儿呀？”杨绛答：“苏梅就是苏雪林啊！”偶尔唐须嫈也看冰心的作品，给了中肯的评价：“她是名牌女作家，但不如谁谁谁。”等。杨绛觉得，母亲的评论确实恰当。

擅长女工、温婉贤惠、通晓诗书，在杨绛的心里，母亲几乎无所不能。即使身在外地求学，她仍然能强烈地感知到父母的气息，回家之后就如狗皮膏药般地跟着他们。

唐须嫈曾经设计出用以吃饭的方桌和圆桌，桌子中间有个可开可合的圆洞，下面可以放煤油炉，汤锅炖在炉上和桌上的碗碟一般高低，用起来既不会碍手又能使饭菜保温，与现在的火锅有异曲同工之妙，不知是不是火锅的鼻祖。

会发明会创造，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母亲的温婉贤淑、细致周到，使杨绛几姐妹深受影响，她们和唐须嫈一样，通情达理、进退有度，活得坦然而自在、淡泊而知足。杨绛曾公开表示“从父母说话、看他们做事中，学到许多东西，父亲的刚正不屈，母亲的温柔敦厚，对我性格的形成和日后的为人处世都有很大影响。”

父亲的正直、淡泊名利，母亲的敦厚、温婉贤惠，塑造了杨绛性格中的豪情傲骨和与世无争；父母的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以及充满爱的家庭环境，则让杨绛懂得了情感的珍贵、悟到了生命的真谛。

“父亲对母亲尊重爱护，母亲对父亲的特立独行也全都理解、全都支持，这种平等相待的夫妻关系，在夫权为主的旧社会是少有的，也是旧时夫妇间不多见的。”在杨绛的记忆里，父亲和母亲总是亲密无间、互相爱护，他们把彼此的心事说给对方，也把彼此的心交给对方，无论什么时候，他们都能不厌其烦地听对方说任何事，谈论任何人。“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起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人性与世态》”。

“妈妈每晚记账，有时记不起这笔钱怎么花的，爸爸就夺过笔来，写‘糊涂账’，不许她多费心思了。但据爸爸说，妈妈每月寄给无锡大家庭的家用，一辈子没错过一天，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她是个忙人，每天当家过日子就够忙的。我家因爸爸的工作没固定的地方，常常调动，从上海调苏州，苏州调杭州，杭州调回北京，北京又调回上海。”在杨绛的《忆孩时》里，唐须嫈贤惠、顾家的形象更为突出。

1937年，日本人轰炸苏州，杨家举家逃亡，途中唐须嫈患恶性疟疾去世，就地埋葬。一代佳人香消玉殒，成为杨荫杭内心的剧痛。他在荒郊野外失声痛哭，又在棺木、瓦片、周围树木等所有能写字的地方写上妻子的名字，以求日后能顺利找到妻子。

1938年，杨绛和钱锺书回国，杨荫杭亲自前往将妻子墓地迁回灵岩山，至此，杨荫杭的心中才稍稍得到安慰。

相濡以沫、伉俪情深。父母的恩爱，让杨家整个家庭氛围格外和谐、温馨；他们开明、民主的教育观念也犹如春雨，润物无声地滋养着八个孩子，使他们在乱世中觅得一处心灵花园，健康幸福地成长。

随遇安，寒素人家

“用随和淡然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大抵是许多内心喜欢寂静的人所向往的。其实，随遇而安，不仅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心境。在随遇而安的淡然和静谧中，所有的喧嚣浮躁都会渐渐远去，最终在内心深处酝酿出一片温暖的净土，里面盛满温馨的真情，在风雨兼程的人生之路上绽放出绚丽多彩的芬芳繁花。

杨荫杭和唐须嫈都是拥有“随遇而安”心态的人。他们一生平淡相守，在颠沛流离、风雨飘摇的生活旅途中彼此温暖、相互扶持。在数次辗转搬迁、难熬的日子里，他们用心用爱，诠释了“既来之则安之”的真正含义。

杨绛的曾祖父、祖父都是书生、穷官，但都秉性正直，酷爱读书。生于这样的知识分子家庭的杨绛，谦虚地称自己出身于“寒素人家”。

杨绛出生那年，正值辛亥革命爆发，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长达五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制度正式宣告瓦解，处处呈现出一派动荡、混乱的景象。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好坏已经全然不顾，极力求得生存成为当下首要的选择。于是，在杨绛出生后不到三个月，父亲便以照看祖母为由辞官回乡，举家迁往上海避难。在迁往上海的第二年，杨荫杭顺利在一家律师事务所谋到职位，同年，杨绛的弟弟出生，取名杨宝昌。

1913年，在张謇的推荐下，杨荫杭出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于是，杨荫杭又带着全家迁往苏州大石头巷。本以为生活能就此安定，不料仅过了一年，国家便出台法令，本省人不宜在本省任职。杨荫杭被调至浙江，任高等审判厅厅长，驻杭州。于是，杨家举家搬迁至杭州保俶塔附近。同年，杨绛的第二个弟弟杨宝俶出生。

不屈不挠的性格和铁面无私的作风，让杨荫杭得罪了不少人，其中包括为行凶恶霸说情的省长屈映光。幸好杨荫杭“好人自有天佑”，得到同窗好友张一簏（时任袁世凯机要秘书）的倾囊相助，最终以袁世凯手批恶霸“此是好人”并将杨荫杭调至北京了事。于是，四岁的杨绛跟随父母再次回到了北京。

1917年5月，“铁面包公”杨荫杭不顾众人劝说坚持拘押贪污巨款的交通总长许世英，使杨家平静的日子再起波澜。停职审查、没收车马，这让完全依靠杨荫杭的薪水维持生计的杨家一夜之间陷入了困境。

但杨荫杭借此闲暇，在烈日炎炎的盛夏和另一位爱写诗的同乡去百花山采集标本。经过一周的暴晒，杨荫杭原本白净的脸变成了古铜色，他却乐此不疲地为他采摘回来的“宝贝”奔忙：每一株花草的茎蔓，都被杨荫杭用极小极整齐的白纸条加固在又白又厚的橡皮纸上，并用中文和拉丁文双语详细注明植物的名称和科目，而且上面的字迹极其工整、隽秀，令人由衷地赞叹。

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在杨荫杭和唐须嫈的观念里，起起落落再平常不过。他们心怀恬淡，坦然地面对一切、接受一切，如行云流水般地享受美好，将复杂的都留给时间去化解，将纯粹的、温暖的因子用心镶嵌起来。

然而，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六月，张勋复辟，北京城乱作一团。为了保障家人的安全，杨荫杭迫不得已带家人去外国友人家中避难。而此时，恰逢在上海读书的杨绛的大姐和二姐放暑假。为了避免二人受到伤害，杨荫杭让她们回无锡老家几天，之后便匆匆返校。没想到，回校没几天，杨绛的二姐就因感染风寒住进了医院，当杨绛的母亲赶至病房时，杨绛的二姐已病势严重、无力回天。

丧女之痛让唐须嫈心中悲苦万千，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她总是情不自禁地默默流泪，因而哭坏了眼睛。但无论身在何处，她总是将自己的伤心落寞掩盖得很好，从容坦然让人丝毫感觉不到她根植于内心深处的苦痛。父亲杨荫杭也因受到停职和丧女的双重打击而悲愤不已，心灰意冷。1919年秋，杨荫杭决定弃官南下，这一次，他们不再选择颠沛流离的生活，而是决意回到虽破败但温暖的无锡老家。

离京的火车缓缓启动，载着杨家的一家老小踏上新的旅途，但火车的终点并不是家，而是繁华喧闹的天津城。下车后，他们找到一家客栈待了两天，直到所能乘坐的“新铭”号轮船到来载他们抵达上海，然后再倒由小火车拖带的小船，才到达无锡。

异常颠簸的归家路让人劳顿不堪，但路上时时变幻的风景却让孩子们新奇、欣喜不已。他们欢快地大笑、嬉闹，与杨荫杭极为和谐融洽地打成了一片，千里奔波因此变成了一次愉快的旅行。唐须嫈虽被不断地呕吐折磨得难受，但看着眼前其乐融融的一家人，心中也深感安慰和喜悦。

几经辗转，终于看到了曾经特别熟悉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杨荫杭先在庙堂巷租下了一所老旧的宅子，院中有小河穿过，站在厨房外的小桥上便能看到河上来来往往的船只，甚是美丽。偶尔闲暇之时，还能在河中捉些小虾，配以简单的蘸料食用，味道异常鲜美。只是杨荫杭并不喜欢这所宅子，便又四下寻找新的住所，历经波折，最终在沙巷裘氏宅安定下来。

无锡的山水花草、砖瓦墙缝里，到处散溢着温暖柔情的气息。家在这里，心便有了与世隔绝、独一无二的平和与宁静。但这美妙的时光没过多久，杨荫杭便一病不起，唐须嫈一边细心地照顾杨荫杭，一边四下联络无锡当地最好的医生。

因对中医排斥，万不得已的唐须嫈将无锡仅有的一位西医请至家中，请他为杨荫杭作了尽可能的全面检查，并抽了一管血送去医院化验病因。但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血液要送到上海才能化验，从送去到结果出来，需要一周的时间。忧心如焚的唐须嫈此时表现出了极大的淡定和乐观，她努力地保持着镇静和从容，默默地陪伴在丈夫身边，给予其细致周到的呵护。尤其是在杨荫杭的病情一天天加重、甚至无法离开床榻半步的关键时刻，唐须嫈更是极尽所能，破釜沉舟地去尝试民间的“叫魂”，想为看似病入膏肓的爱人寻到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平日过得飞快的一周此时竟变得格外漫长，在焦急的等待和烦乱的不安中，一家人终于等到了来自上海的诊断结果。简单的“伤寒”两个字，瞬间让唐须嫈坠入冰窖，也让杨荫杭万念俱灰—因为在当时，这种病极难治愈。可唐须嫈没有放弃，她不顾丈夫的阻拦找来当地有名的中医，得到的反馈却是：放弃。

唐须嫈的心在那一刻几乎四分五裂，哀伤与绝望一度让她悲伤到不能自拔，但不久之后，她平静地擦干眼泪，找来了杨荫杭的好友华实甫。一句“死马当活马医”，让华实甫打消了最后一丝顾虑，慎重地开出了方子，没想到，正是唐须嫈这最后的奋力一搏，居然成了挽救杨荫杭的奇迹之举。

为了让只信西医的丈夫尽快吃掉这些中药，唐须嫈特地买来了胶囊状的西药，并将里面的药粉倒空，然后把中药装进去，再将胶囊还原成原来的样子，让杨荫杭服下。唐须嫈对丈夫的用心照顾可想而知。

一夜夜寸步不离的守护，数天来的尽心付出终于感动了上苍，当杨荫杭睁开眼睛时，唐须嫈和其他所有人都激动得流出了眼泪。这个缠绵病榻几乎再无可能醒来的人，终于在命运之神的眷顾下奇迹般地“复活”了。

然而，弃官加上久病，让杨家的生活更加艰难。为了谋生，1920年秋，杨荫杭再次举家搬迁至上海静安寺路爱文义路迁善里，并在这里找到了工作，任职上海申报馆副主编，同时还重操旧业做起了律师。对于每一张递送而来的状子，杨荫杭都自己动手、精心策划，力争为每个人求得公道，化解纠葛。但尽管如此，他心里仍清楚得很：伸张正义本就困难，更何况是在鱼龙混杂的上海伸张正义，简直难上加难。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杨荫杭骨子里的傲气和决绝，注定他的仕途不会一帆风顺，这在其任职申报副主编之前已经得到了证明。秉承着家族特有的澎湃血性和浩然正气，杨荫杭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处理各类案件：对超出原则范围的无论报酬多高都拒不受理；对需要他伸张正义的即使没有报酬也甘愿辩护。虽然世道艰难，生活艰苦，但杨荫杭不改初衷，仍旧我行我素，因而受到诸多人的爱戴和尊重。

混乱复杂的社会环境，难以平衡的各方势力，让杨荫杭对上海的认识日益清晰。为了避免这样的环境给子女带来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等不良影响，定居温润静美的苏州，开办律师事务所的想法逐渐在杨荫杭的心中萌发、成熟。1923年，杨荫杭举家迁往苏州，租下了虽破旧但尚且能住的潘氏旧宅，至此算是在苏州匆匆安家。

苦爱君家好苍坊，无多岁月已沧桑。

绿槐恰在朱栏外，想发浓荫覆旧房。

这首来自钱锺书的诗，便是对杨家苏州故居“安徐堂”景致的准确描绘。当然，安徐堂不是杨家租下的潘氏旧宅，而是后来机缘巧合买下的明末宰相徐季鸣的故居，只因由张謇手书“安徐堂”三个大字制成牌匾悬于大门上，故而得名。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锺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杨荫杭酷爱读诗，尤其是杜甫的诗。搬进安徐堂之后，每晚睡前临床读诗成了他的必修课。想来，在杜甫的诗里，必有浩然之气和无畏力量，不然，旁听的杨绛无论是在性格与文字上，都不会呈现出与父亲迥然相异又一脉相承的特点。

“因为心无所恃，所以随遇而安”，这句话用来形容杨荫杭和唐须嫈再合适不过。无论春暖花开还是风霜满地，他们的世界都平静祥和、一尘不染，杨绛在这样温暖的“寒素人家”长大，她的身上才能处处散发着从容和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