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精神(一篇在北京东方协会上宣读的论文)

承你们准许，首先让我来说明今天下午我打算论述的东西。我的论文的主题叫做“中国人的精神”，这里并不仅仅意味着只论及中国人的性格或特性。中国人的特性之前就已经有很多描述，但是我想你们会同意我的看法，这些描述或者关于中国人的特性的列举，至今还没有为我们给出一幅中国人的内在本质的图画。此外，当我们说到中国人的性格或特性时，它不可能是抽象概括的。如你们知道的那样，中国北方人的性格非常不同于中国南方人的性格，就像德国人的性格不同于意大利人的性格一样。

但我用中国人的精神所意味的是中国人生活所凭借的精神，一种在心灵、性情和情绪上具有本质独特性的东西，它使得中国人区别于所有其他人，尤其是区别于现代欧洲人和美国人。也许我通过我们论述的主题最好地表达我的旨意的是中国的人性类型，或者用更为清晰简短的话来说，就是真正的中国人。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呢？我敢肯定，你们会一致同意，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现在尤其如此，当我们从今天中国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切来看，中国的人性类型，真正的中国人，正在消失，取代其位置的，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新的人性类型，进步的或现代的中国人。事实上，我建议真正的中国人、古老的中国人性类型从这个世界完全消失之前，我们应该最后来考察他一番，看看我们是否能够从他身上找到某种有机的、与众不同的东西，正是它使得中国人如此地不同于所有其他人，使得中国的人性类型如此地不同于我们在今天中国看到的正在兴起的新的人性类型。

我认为，现在，在古老的中国人性类型中打动你们的第一件事情是，那里没有任何野蛮的、残忍的或残暴的东西。用一个适用于动物的术语来说，我们可以说真正的中国人是驯化了的生命。以中国最底层的一个人为例，我想你们会同意我的说法，他比欧洲社会同一个阶层的人少一些动物性，更少些野蛮动物的特性，即少有德国人所谓的“动物野性”。事实上，在我看来，概括了中国人性类型给你的印象的那一个词，用你们英语来说就是文雅。我所说的文雅不是天性柔弱或者软弱顺从。“中国人的顺从，”已故的麦高文博士说“不是绝望的、阉割了的人的那种顺从”。我所说的“文雅”是说没有生硬、粗糙、粗野或者暴虐，实际上也就是没有任何让你震惊的东西。可以说，在真正的中国人性类型中有这样一种气质：从容、镇定、历经磨炼后的成熟，如同一块千锤百炼的金属。甚至，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他身体上或者道德上的缺憾，即便无法补救，也会被他身上的文雅品质所淡化。真正的中国人也许粗糙，但粗糙中没有粗劣。真正的中国人也许丑陋，但丑陋中没有丑恶。真正的中国人也许粗俗，但粗俗中并无好斗和嚣张。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愚蠢，但愚蠢中并无荒谬。真正的中国人也许狡猾，但狡猾中并无阴险。事实上我想说，即便在真正的中国人的身体、心灵和性格的毛病和缺点里面，也不会有什么让你厌恶的地方。即便是在老派的、甚至最低等的真正的中国人那里，你也很难找到一个让你非常厌恶的中国人。

我说，中国的人性类型给你的整个印象是他的文雅，那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文雅。当你分析真正的中国人身上的这种难以言表的文雅品质时，你会发现这是善解人意和通情达理两种东西结合的产物。我曾把中国的人性类型与驯化动物作比较。那么是什么使得驯化动物如此不同于野生动物呢？在驯化动物的身上我们可以找到一种人类特有的东西。这种有别于动物的人类特性是什么呢？是通情达理。驯化动物的通情达理不是思想才智。它也不是通过推理得到的理智。它也不是天生的才智，比如狐狸的聪明，狐狸的狡猾，知道去那里可以找到小鸡吃。狐狸天生的聪明是所有的野生动物都拥有的那种聪明。但驯化动物身上的这种可称为人类才智的东西，非常不同于狐狸的狡猾或动物的聪明。驯化动物的通情达理不是来自推理，也不是天生的，而是来自同情，来自一种爱和依恋的感觉。纯种的阿拉伯马能理解它的英国主人，不是因为他学过英语语法或者它天生懂英语，而是因为它爱和依恋它的主人。这就是我所谓的人类智慧，这显然区别于狐狸纯粹的狡猾或者动物的聪明。是否拥有这种人类品质是驯化动物和野生动物的区别。同样，我要说，正是善解人意和通情达理，赋予中国的人性类型、真正的中国人难以言表的文雅。

我曾在某个地方读到一位在两个国家都住过的外国朋友的评论，这个评论说，作为外国人，在日本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讨厌日本人；而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喜欢中国人。我不知道对日本人的这种评价是否真实。但我认为但凡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会像我一样赞同对中国人的评价。众所周知，外国人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你可以称之为中国味的倾向就越多。尽管他们不讲究卫生与精致，尽管他们的心灵和性格有许多缺点，中国人身上有种难以形容的东西，仍然获得了其他任何人所无法得到外国人的喜爱。这种难以言表的东西，我称之为文雅，它即使没有补救，也淡化和减轻了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人的身体和道德的缺陷。如我试图向你们表明的那样，这种文雅就是我称之为善解人意或真正的人类智慧的产物，这种人类智慧既不是来自推理也不是天生的，而是来自善解人意、善解人意的力量。那么中国人善解人意的力量的秘密是什么呢？

在这里，我斗胆给出一个关于中国人的善解人意的力量的秘密的解答，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称它为一个假设，以下是我的解释：中国人之所以具有这种力量——这种善解人意的强大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者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生活。中国人的生活完全是一种感觉生活，它不是来自身体器官的感觉意义上的感觉，也不是你所认为的来自神经系统的激情意义上的感觉，而是来自我们天性最深处——心灵或者灵魂的情感或者人类情爱意义上的感觉。事实上我想说，真正的中国人过着一种情感或者人类情爱的生活，一种灵魂生活，这样可能让他显得更超脱，甚至超脱了在这个物质和灵魂构成的世界上一个人生活的必需条件。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中国人对不洁环境和缺乏精致，诸如此类的物质上的不便的不关心了。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我说，中国人具有善解人意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过着一种心灵生活、一种情感或者人类情爱的生活。这里，让我首先给你们举两个例子来解释我所谓的过一种心灵生活的含义。我的第一个例子是这样的：你们有人可能认识我在武昌的一个老朋友和老同事梁敦彦先生，他曾在北京做外务部长，梁先生告诉我，当他第一次接到汉口海关道台的任命时，他渴望和追求清朝大员的职位和顶戴花翎，让他很乐意接受这个任命的，不是因为他在乎顶戴花翎，不是因为他会因此荣华富贵。在武昌的时候我们都很穷，而是他的提拔和晋升可以让他广东的老母亲满心高兴。这就是我所谓的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生活——一种情感或者人类情爱的生活的含义。

我的另外一个例子如下：我的一个在海关的苏格兰朋友告诉我说，他曾有一个中国仆人，是一个地道的流氓，撒谎、压榨、赌博，可当我的朋友在一个荒凉的渡口伤寒发作病倒时，身边没有外国朋友的照顾，正是这个中国仆人、糟糕的流氓照顾他，比能想到的最亲近的密友和近亲的照顾还要周到。事实上，我认为《圣经》里描述一个女人的话也可以用来描述这个中国仆人，以及一般的中国人：“宽恕他们多一些，因为他们更多一些爱心。”在中国的外国人看到和了解中国人习性和性格中的缺点和瑕疵，但他的心被他们所打动，因为中国人有爱心，或者如我所言，过着一种心灵生活、一种情感和人类情爱的生活。

我想，现在我们了解了中国人善解人意——正是善解人意的力量赋予真正的中国人同情理解或真正的人类智慧，让他具有如此难以言表的文雅的秘密的线索。让我们来验证这一线索或者假设。让我们看看用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生活这条线索是否可以解释我上文给出的两个例子那种事实，同时还能解释我们在中国人的真实生活中看到的普遍特征。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中国语言。由于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生活，因此我说，中国语言也是一种心灵语言。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在中国的外国人中，孩子和未受教育的人学习汉语非常容易，比成人和受过教育的人要容易得多。原因是什么？我认为，原因就是孩子和未受教育的人是用心灵语言来思考和说话，而受过教育的人，特别是受过欧洲现代知识教育的人，是用头脑或者知识的语言来思考和说话。事实上，受过教育的外国人发现学习汉语很困难，原因就是他们受教育太多，受知性的和科学的教育太多。正如对天国的描述，我们也可以用来描述中国语言：“除非你变成小孩，否则你不可能了解。”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中国人生活中另外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众所周知，中国人有惊人的记忆力。秘密是什么？秘密在于：中国人是用心灵而不是用头脑记事情。心灵有善解人意的力量，像胶水一样，它比又硬又干的头脑或者知性能更好地保留事情。例如，同样的原因，我们所有人，当我们是孩子的时候在学习中记住事情的能力要远胜于当我们成年后记住事情的能力。像中国人一样，作为孩子，我们是用心灵而不是用头脑来记事情的。

再接下来，让我们考察中国人生活中另外一个被广泛承认的事实——他们的礼貌。人们经常评论说，中国人是特别讲礼貌的人。那么真正的礼貌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考虑别人的感受。中国人有礼貌，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生活，他们知道自己的感受，因而也容易考虑别人的感受。中国人的礼貌，虽然没有日本人的礼貌那样周全，却让人舒服，因为它是——正如法国人完美表达的那样，是“心灵的礼貌”。相反，日本人的礼貌虽然周全，却不那么让人舒服，我已经听到一些外国朋友说讨厌它，因为它可以说是一种排练过的礼貌——类似于戏剧作品中尽力学习的礼貌。这与直接来自心灵的、自发的礼貌不同。事实上，日本的礼貌好像没有芳香的花朵，而真正礼貌的中国人的礼貌有一种芳香，来自心灵的名贵油膏的香味。

最后，让我们考察中国人的另外一个特征——缺乏精确，约瑟·史密斯因向世人揭示了它而闻名。那么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缺乏精确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还要说，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生活。心灵是精细和敏感的微妙平衡。它不像是坚硬、僵化、严格的仪器的头脑或者理智。你不可能像用头脑或者理性一样，用心灵也作如此稳定、如此严格的思考。至少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事实上，中国毛笔，这种柔软的刷子，可以作为中国心灵的符号。它非常难于书写和作画，而一旦你掌握它的用法，你可以用它以一种硬钢笔无法做到的优美和雅致来书写和作画。

上面是和中国人的生活相关的一些简单事实，任何人，即便不了解中国人，也能通过调查这些事实观察和了解到，我认为，我所说的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生活的假设是正确的。

正是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生活，孩童的生活，因此在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很多方面都非常原始。事实上，作为一个历史如此悠久的大国，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至今在很多方面还很原始，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事实。这个事实让很多在中国的浅薄外国留学生认为中国文明没有进步，中国文明是停滞的。然而，应该承认，就纯粹的知识生活而言，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人属于发育不良的人。你们知道，中国人不但在自然科学，而且在纯粹抽象科学比如数学、逻辑和形而上学方面也进步甚微甚至于无。事实上，欧洲语言中“科学”和“逻辑”这两个词，在汉语中没有完全精确的对应词。如同过着心灵生活的孩子，中国人对抽象科学没有兴趣，因为心灵和感受不参与这些领域。事实上，任何与心灵和感受无关的事情，比如统计报表，很多中国人都感到厌恶。但是，如果说统计报表和纯粹抽象的科学让中国人满心厌恶，那么欧洲正在研究的自然科学，要求你把活的动物身体切碎毁伤来验证科学理论，则让中国人产生排斥和恐惧。

我要说，就纯粹的智识生活而言，中国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发育不良的。至今，中国人还过着孩童的生活，一种心灵生活。在这方面，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虽然古老，但直到今天还是孩童似的民族。但重要的是，你应该记住这个过着一种心灵生活、孩童似的民族，虽然在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很多方面非常原始，但却有原始人那里找不到的心灵和理性的力量，这种心灵和理性的力量使他们能成功地处理复杂困难的社会生活、政府和文明的问题，这里我斗胆说，古代和现代的欧洲国家没能如此显然地达到这样一种成功——这种成功在是如此突出，以至在实践上和现实中使亚洲大陆的绝大部分人口在一个庞大的帝国中维持了和平与秩序。

事实上，我这里想说的是，中国人的非凡特性不是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生活，所有的原始人都是过着心灵生活。就我们所知，中世纪的基督教徒也过着心灵的生活。马太·阿诺德说：“中世纪基督教诗人靠心灵和想象生活。”而我在这里想要说，中国人的非凡特性，虽然是过着心灵生活、孩童似的生活，但同时还具有心灵和理性的力量，这是在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徒或者别的原始人身上找不到的。换句话说，中国人的非凡特性，就作为一个成熟的民族、作为一个拥有成人理性而生活了如此久的民族而言，在于他们依然过着一种孩童似的生活、一种心灵生活。

因此，与其说中国人发育不良，还不如说中国人永不衰老。简言之，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的非凡特性，在于他们拥有永远年轻的秘密。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开始问的那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现在我们看到，真正的中国人是这样一个人，他过着具有成年人的理性却具有孩童的心灵这样一种生活。简言之，真正的中国人具有成人的头脑和孩子的心灵。因此，中国精神是永葆青春的精神，是民族不朽的精神。那么中国人民族不朽的秘密是什么？你应该记得在论述开始时，我说过是我称之为善解人意或真正的人类智慧赋予中国的人性类型——真正的中国人——难以言表的文雅。我说，这种真正的人类智慧是两种东西——善解人意和通情达理结合的产物。这是心灵和头脑的和谐工作。简言之，就是灵魂和理智的绝妙组合。如果说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民族不朽的精神，那么不朽的秘密就是这种灵魂和理智的绝妙组合。

现在，你们会问我，中国人从哪里以及如何获得这种民族不朽的秘密——灵魂和心智的绝妙组合，正是它让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和种族过着一种永葆青春的生活。答案当然是来自他们的文明。不过，你们不能指望我在这安排的时间里为你们就中国文明作一个演讲。但我想告诉你们一些和我们论述的主题有关的中国文明的事情。

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在我看来，中国文明和现代欧洲文明有一个根本的不同。这里请让我引用著名艺术批评家伯纳德·贝伦森先生的一个绝妙的说法：“我们欧洲的艺术有一种成为科学的致命倾向，我们很少有名著是在没有利益分割的战场留下的痕迹。”现在，我要说的是，欧洲文明，正如贝伦森先生所言的欧洲艺术，是利益分割的战场；一方面是科学和艺术的分割利益的不息战争，另一方面是信仰和哲学的战争；事实上这是头脑和心灵、灵魂和心智不断冲突的战场。在中国文明中，至少在最近的2500年，没有过这种冲突。我说，这就是中国文明和欧洲文明的一个非常根本不同的地方。

换句话说，我想说的是，在现代欧洲，人们有一种满足他们心灵而不是头脑的宗教，有一种满足他们头脑而不是心灵的哲学。现在让我们看看中国。有人说中国没有宗教。确实，在中国即使一般民众也没有认真地看待宗教。我这里指的是欧洲意义上的宗教。中国道教和佛教的庙宇，典礼和仪式与其说是教化不如说是娱乐；可以说，他们触动的是中国人的美感而不是他们的道德和宗教感；事实上他们更多的是诉诸想象力而不是他们的心灵或灵魂。但是，与其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也许更为正确地应该说中国人不需要宗教——没有感到需要宗教。

那么，中国人、甚至中国的一般民众没有感到需要宗教，这个特殊事实如何解释呢？于是有一个英国人这样解释。他是罗伯特·K·道格拉斯先生，伦敦大学的汉语教授，在他的儒教研究中说：“四十多代中国人都绝对地服从一个人的权威。作为中国人中的一员，孔子的教义与他的门徒的天性很契合。蒙古人种的心灵非常平和感性，本能地反对某种研究他们经验以外的事物的观念。正如孔子所阐述的，一种未来不可知的观念、朴素的讲求事实的道德体系，就已经足以满足中国人的所有需要。”

当这位博学的英国教授说中国人没有感到需要宗教，因为他们有孔子的教导时，他是正确的，但当他断言中国人不需要宗教是因为蒙古人种的心灵非常平和感性时，他则完全错了。首先，宗教与沉思无关。宗教是感觉和感情的事情，它是与人类灵魂有关的事情。即便是野蛮原始的非洲人，当他从纯粹的动物生活中脱离出来后，他的灵魂——需要宗教的感觉——就苏醒了。因此虽然蒙古人种的心灵平和感性，但是蒙古人种的中国人，应该承认比非洲的野人要高等，也有灵魂，既然有灵魂，就有宗教需要感，除非他有别的能代替宗教的东西。

事实上，中国人没有宗教需要感的原因是他们在儒教中有一个哲学和道德体系，一个可以替代宗教的人类社会和文明的综合。人们说儒教不是一种信仰。确实，在这个词的一般的欧洲意义上，儒教当然不是一种宗教。但我要说儒教的伟大就在于它不是宗教。事实上，它虽然不是宗教，但是它能代替宗教；它能够使人不需要宗教，这就是儒教的伟大之处。

现在，为了理解儒教如何能够取代宗教，我们必须尝试找到为什么人类有宗教需要感。在我看来，人类需要宗教的感觉和需要科学、艺术以及哲学的感觉一样。原因是人类是有灵魂的存在。现在让我们以科学为例，我是说自然科学。让人们从事科学研究的原因是什么？现在很多人认为人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想要铁路和飞机。但激励真正的科学人去从事科学研究的动机不是因为他们想要铁路和飞机。那一类当前持进步论的中国人，他们从事科学是因为他们想要铁路和飞机，永远得不到科学。过去欧洲真正的科学人，为了科学的进步而工作，把修建铁路和飞机的可能性变为现实，他们根本没有考虑铁路和飞机。推动那些欧洲的真正科学人，让他们为了科学进步而作的工作获得成功的，是因为他们从灵魂上有了解我们生活的这个奇妙宇宙的无穷奥秘的需要。因此我说，人类有宗教需要的感觉和有科学、艺术以及哲学需要的感觉是出自同样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人是有灵魂的存在，因为他有灵魂，他才不仅探索现在而且探索过去、未来——不像动物那样只是生活在现在——有理解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宇宙的奥秘的需要感。除非人类理解自然的某些规律，从宇宙中看到事物的意图和目的，否则他们就像黑屋子里的孩子，只感到一切都是危险的、不安全和不确定的。事实上，正如一个英国诗人所说，神秘宇宙是人们身上的重担。因此人类需要科学、艺术和哲学，出于同样的原因也需要宗教，为了减轻他们：

“神秘的负担，

整个难以了解的世界

加给的沉重的、恼人的重负。”

艺术和诗歌让艺术家和诗人看到宇宙的美和秩序，这样就减轻了这一神秘加给他们的负担。因此诗人，比如歌德说“谁拥有艺术，谁就拥有宗教”，就没有宗教需要感。哲学同样让哲学家看到宇宙的条理和秩序，如此同样减轻了神秘加给他们的负担。因此哲学家，比如斯宾诺莎，他说过，“对他们而言，智识生活的圆满就是解脱，对于圣人而言，宗教生活的圆满才是解脱，”因而没有宗教需要感。最后，科学也让科学家看到宇宙的规律和秩序，这样就减轻了神秘加给他们的负担。因此，像达尔文和海克尔教授这样的科学家就没有宗教需要感。

可对于不是诗人、艺术家、哲学家或者科学家的人类大众来说，对于生活艰辛、无时无刻不暴露在自然的威胁力量和他们的同类的残酷无情的狂热的意外之下的人类大众，能减轻他们“整个难以了解的世界给予的神秘负担”是什么？是宗教。但是，信仰是如何减轻这一神秘给予人类大众的负担呢？我要说，信仰是通过给人类大众安全感和永恒感而减轻这种负担。面对自然的威胁力量和同类的残酷无情的狂热以及由此产生的神秘和恐怖，宗教给了人类大众一个庇护——在它的庇护下他们能够找到一种安全感；这种庇护是对某些超自然存在信念，或者是有绝对力量并能控制威胁人类的力量存在的信念。

而且，面对他们自己生活的事物的不断改变、兴衰和变迁——出生、孩童期、青春期、年老和死亡以及由此产生的神秘和不确定时，宗教也给了人类大众一个庇护——在它的庇护下他们能够找到一种永恒感；这个庇护是对未来生活的信念。因此，我要说，信仰通过在他们的生活中给他们一种安全感和一种永恒感，以这样一种方式减轻了不是诗人、艺术家、哲学家或科学人的人类大众整个难以了解的世界给予的神秘负担。基督救世主说：“我给你们和平，这和平是世界不能给予的，也是世界不能夺取的。”这就是我所谓的信仰给了人类大众安全感和永恒感的含义。因此，除非你找到一种东西可以给人类以和平感，一种宗教能够给予他们的那样一种和平感，那么人类将永远有宗教需要感。

但我要说儒教，它虽然不是信仰却能替代信仰。因此，在儒教里一定有一种东西能给予人类大众一种宗教所能给予的同样的安全感和永恒感。现在让我们来找出儒教里能给予宗教所能给予的同样的安全感和永恒感的东西。

我经常被问及孔子为中华民族做了什么。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认为孔子为中国人做了许多事情。但是今天我没有时间，我这里只打算告诉你们孔子为中华民族做的一个主要的和非常重要的事情——他生前唯一做过的事情，孔子自己说，后世的人通过它能够理解他，理解他为他们做的事情。当我为你们解释清了这个主要的事情，你就会理解是儒教里的什么东西给了人类大众宗教所能给予的一样的安全感和永恒感。为了解释这一点，我请求你们让我稍微详细地介绍一下孔子其人其事。

你们有人可能知道，孔子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所谓的扩张时期——当时的封建时代已经走到尽头，那时，封建的、半家族的社会秩序和政体方式需要扩展和重构。这个重大变化必然不仅带来了世事的混乱，而且也带来了人们心灵的混乱。我曾说过在最近的2500年中，中国文明没有心灵和头脑的冲突。但我必须告诉你们，在孔子生活的扩张时期，中国如同当今的欧洲一样，心灵和头脑之间产生了可怕的冲突。孔子时代的中国人发现自己身处于系统庞大的制度、成规、教条、习俗和法律。事实上，是从他们尊敬的祖先继承来的庞大的社会和文明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他们的生活还要继续；但他们开始感到，这个系统不是他们创造，所以决不会符合他们实际生活的需要；也就是说，这些对他们来说是习俗，而不是理性。两千年前中国人这种理性的觉醒就是今日欧洲所谓的现代精神的觉醒——自由主义精神、探索精神、寻找事物的原因和理由的精神。中国的这种现代精神，它看到了社会和文明的旧秩序的需要与他们实际生活的需要的一致性，不但重建一种新的社会和文明秩序，而且去寻找社会和文明新秩序的基础。可是，在当时的中国，所有寻找社会和文明新基础的尝试都失败了。有一些尽管他们满足了头脑——中国人的理性，却没有满足他们的心灵；另外一些，虽然满足了他们的心灵，却没有满足他们的头脑。如我说过的那样，由此在2500年前的中国引起了头脑和心灵的冲突，正如在今日欧洲你们看到的那样。人们尝试重建的社会和文明新秩序中的心灵和头脑的冲突，使得中国人对所有的文明失望，在这种失望中产生了苦恼和绝望，以致中国人想摧毁和毁灭所有的文明。有的人，比如老子，一个类似今日欧洲托尔斯泰之类的中国人，从心灵和头脑的冲突导致的苦难和不幸结果中认为，他们看到了社会和文明的真正本性和构造上的某些根本性错误。老子和他最有才气的门徒庄子，他们劝中国人抛弃所有的文明。老子对中国人说：“放下一切跟我走；跟我到群山中，到群山中隐者的小屋，过真正的生活——一种心灵生活、一种不朽的生活。”

孔子，虽然也看到当时社会和文明的状态所造成的不幸和苦难，但认为他认识到的罪恶不在于社会和文明的天性和构造，而在于社会和文明所采用的错误途径，在于人们为社会和文明建立的错误基础。孔子对中国人说不要抛弃文明——在一个真正的社会和真正的文明里，在具有真正基础的社会和文明中，人也可以过真正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事实上，孔子终生努力尝试把社会和文明引入正途，给它一个真正的基础，以此防止文明的毁灭。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当孔子看到他不能阻止中国文明的毁灭——他做了什么呢？你看，好像一个看到自己房屋着火、燃烧着要掉在头顶上的建筑师，确信他不可能挽救房屋，知道他所能做的事情是挽救这建筑的图纸和设计，这样以后就可以有机会重建；于是孔子，当看到中国文明的建筑不可避免的毁灭而自己却不能阻止，认为他应该挽救图纸和设计，由此他挽救了中国文明的图纸和设计，保存在中国圣经的旧约里面——五本圣经即五经，五本正典。这就是我说的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的伟大功绩——他为他们挽救了文明的图纸和设计。

我要说，孔子，当他为中国文明挽救了图纸和设计时，为中华民族做了伟大的工作。但这并不是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的主要的和最伟大的工作。他所做的最伟大的工作是，通过挽救他们文明的图纸和设计，他对文明的设计作了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解释，在这个新的综合里，他给了中国人真正的国家观念——国家的一个真正的、理性的、永恒的、绝对基础。

不过，古代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现代的卢梭和赫伯特·斯宾塞也给出了文明的综合，并试图提出真正的国家观念。那么我提到的欧洲伟人们所作出的哲学这种文明的综合，与作为儒教的哲学和道德体系文明的综合有什么不同？在我看来，有如下不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及赫伯特·斯宾塞的哲学没有成为宗教或者宗教的等价物，没有成为一个民族或国家大众可接受的信仰，而儒教则成为中国如此众多的大众的一种宗教或者宗教的等价物。我这里提到的宗教，我所谓的宗教，不是在这个词的欧洲狭窄意义上使用的，而是在更为宽泛的普遍意义上使用的。歌德说：“惟有民众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生活；惟有民众过着真正的人的生活。”现在，当我们在宗教这个词的宽泛的普遍意义上使用它时，我们意指的是一种有行为规范的教导体系，正如歌德所说，是被人类大众或者最少被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民众，作为真理和约束接受的东西。在这个词的宽泛的和普遍的意义上来讲，基督教和佛教都是宗教。在这种宽泛和普遍的意义上，如你们所知，儒教成了一种宗教，因为它的教导被认为是真理，它的行为规范已经被整个中国种族和民族当作约束，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赫伯特·斯宾塞的哲学即便在这种宽泛和普遍的意义上也没有成为宗教。我说，这就是儒教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赫伯特·斯宾塞的哲学的不同——一种依然是学者的哲学，另外一种却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大众、包括中国学者的宗教或者宗教的等价物。

在这个词的宽泛和普遍的意义上，我说儒教和基督教或者佛教一样都是宗教。你们应该记得我说过儒教不是欧洲意义上的宗教。那么，儒教与这个词的欧洲意义上的宗教的区别是什么呢？区别当然是一个里面有一种超自然的起源和因素，而另外一个则没有。但除了这个超自然和非超自然的区别之外，儒教与这个词的欧洲意义上的宗教，比如基督教和佛教，还有另外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就是：欧洲词义上的宗教教导人成为一个好人。而儒教做得更多：儒教教导一个人成为一个好公民。对一个人，不是单独的人，而是处在他和同胞以及国家的关系里的人，基督徒的问答集里这样发问：“人的主要目标是什么？”而孔子的问答集即《论语》中是这么问的：“公民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基督徒在问答集里回答说：“人的主要目标是赞美上帝。”

孔子在他的问答集里回答说：“人的主要目标是做孝子和好公民。”子游，孔子的一个门徒，孔子言论和话语中引用过他，他曾说：“明智的人集中于生活的基础——人的主要目标。基础打好了，就有了智慧、宗教。在生活中做孝子和好公民，不正是这基础——作为道德生命的人的主要目标么？”简言之，欧洲意义上的宗教的目标是让人自己成为一个完美的理想的人，成为一个圣徒、一个佛、一个天使，而儒教限于让人成为一个好公民——像孝子和好公民那样生活。换句话说，欧洲词义上的宗教说“如果你想要拥有信仰，你就必须是一个圣徒、一个佛、一个天使”；而儒教说：“如果你是一个孝子和好公民，你就有信仰。”

事实上，儒教和欧洲意义上的宗教，比如基督教或者佛教，它们的真正区别在于一个是个人的信仰，或者可称为教会信仰，而另一个是社会信仰，或者可称为国家信仰。我说，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的最伟大的工作，是他给了他们一个真正的国家观念。通过给出真正的国家观念，孔子使这个观念成了一个宗教。在欧洲，政治是一门科学，但在中国，从孔子时代开始，政治就是一种宗教。简言之，我说，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的最伟大的工作，是他给了他们一个社会或者国家信仰。孔子在一本他生命快要结束时写的书里，讲述了这种国家信仰，这本书他命名为《春秋》。孔子把这本书命名为《春秋》，是因为书的目标是给出支配兴衰——国家的春天和秋天——的真正的道德原因。这本书也可以称为近代编年史，类似于卡莱尔的近代小册子。在这本书里孔子给出了社会和文明的错乱颓败状态的历史概要，回溯了整个社会和文明的错乱颓败状态下的困苦和不幸，指出其真正原因在于事实上人们没有真正的国家观念；没有他们对国家、对国家元首、对他们的统治者和君主的责任的真正性质的正确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孔子在这本书里讲授了君权神授。现在我知道你们大家，或者至少你们大多数，如今不会相信君权神授。这里我不想和你们争论。我只请求你们不要立即下判断，先听我往下说。同时请允许我在这里引用卡莱尔的一句话。卡莱尔说：“国王统治我们的权力要么是君权神授，要么是魔鬼似的错误”。现在我请求你们，在君权神授这个主题上，回忆和思考一下卡莱尔说的这句话。

在这本书里，孔子教导说，如同在人类社会中人的所有普通关系和行为，除了利益和恐惧的基础动机之外，还有一种影响他们行为的更高尚、更高贵的动机，一种高于所有利益和恐惧顾虑的更高尚、更高贵的动机，这种动机就是责任。因此在所有人类社会的这一重要关系中，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民与国家或民族的首领之间的关系中，也有责任这种更高尚、更高贵的动机来影响和鼓舞他们的行为。那么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人民忠于国家或者民族的首领，这一责任的理性基础是什么呢？在孔子时代之前的封建时代，由于半家族的社会秩序和政府形式，国家或多或少是一个家庭，人们并不特别感到他们对于国家首领的责任需要一个非常清楚和坚实的基础，因为他们都是一个宗族或者家庭的成员，血缘纽带或者天生感情已经通过某种方式把他们和国家首领，也是他们宗族或家庭的高级成员，绑在一起。如我说过的那样，但在孔子时代，封建时代已经走到尽头。那时国家已经远非家庭可以比拟，那时国家的公民不再是组成一个宗族或家庭的成员。因此，这就需要为国家或者民族的人民忠于国家元首——他们的统治者或君主的责任找一个新的、清楚的、理性的、坚实的基础。孔子为这个责任找到的新基础是什么呢？孔子在荣誉这个词里为这个责任找到了新基础。

去年我在日本的时候，教育外相菊池男爵问我，我提到过的孔子讲述他的国家信仰的这本书里的四个中国字怎么翻译。这四个字是“名分大义”。我把他们翻译为荣誉和责任的重大原则。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人把儒教和别的所有宗教作了一个特别的区分，他们没有把孔子教导的这个体系称为教——汉语里命名别的宗教，比如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通用术语——而是把这种荣誉的信仰称为名教。在孔子的教导中，君子之道这个术语，理雅各博士翻译为“高人之道”，在欧洲语言里最接近的等价词是道德律法——字面上来看，道的含义是君子的律法。事实上，孔子教导的哲学和道德的整个体系可以用一个词总结：君子的律法。孔子把君子的律法写作成文并发展成为宗教——国家宗教。这种国家宗教的信仰第一条款就是名分大义——荣誉和责任的原则——它也可以称为：荣誉的法典。